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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唐太宗自小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從伐隋到登上帝位再到開辟盛世，他身上的“文化人格”在不斷發展完善，也就有了文政下的貞觀。他把自小學到的文化知識內化為自己的道德素養，經過學習、轉化、傳授這三個階段，他的文化人格基本就形成了。
關鍵詞：唐太宗；貞觀；文化人格
“文化”這個詞在現代來說是一個名詞，但在古代不只是名詞也是動詞。要想探究“文化”一詞的本義，就得追根溯源，回到人類的最初時代來研究?！墩f文解字》和《周易》記載“文”最初的意思有：一、“文”和“人”是一個字，也就是說“文”就是“人”；二、“文”是古代為了祭祀先人刻在“尸”身上的符號；三、“文”是指古人身上的配飾、紋飾。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文”也就有了文字、文學、文化的概念。古代圣人、帝王就是通過“文學”來教化臣民。“文”與“化”并聯使用，較早見之于戰國末年儒生編輯的《周易·賁卦·彖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通過觀察天象，了解時序的變化；通過觀察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用教育感化的手段來治理天下。即在早期，“文化”可能是一個動詞，即文之、化之或者以文“化”之來達到治理天下的目的。“文化人格”在現代的意思是以樹立自己的人格來培育他人的人格為本質與核心的文化形態?，F用唐太宗李世民為例來分析唐太宗的文化人格。
一.文化人格的形成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隴西狄道人。1高祖李淵的姨母是隋文帝的皇后，因此李氏家族算是高門顯赫。關于太宗的名諱“世民”，有“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2于是采用“濟世安民”之意為名。太宗家境優渥，年少從軍，在伐隋過程中，跟著父親和兄弟們立下汗馬功勞，他的威信也在一次一次大捷中樹立起來，為他以后登上皇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在伐隋過程中，李氏兄弟配合還是十分默契的。李淵登基后封皇長子李建成為太子，但太宗的地位和聲望遠高于建成。接下來的幾年，太宗屢立戰功，又廣納賢才、仁人愛士，不論是在軍中還是在老百姓心里，聲望更是超過皇太子李建成。據《資治通鑒》和《舊唐書》記載：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緩惰慢，喜歡飲酒，貪戀女色，愛打獵。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八月，高祖李淵退位太上皇，李世民登基為帝，歷史上的“貞觀之治”緩緩拉開了序幕。
二.文化人格的形成過程
《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太宗幼聰睿，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也。在討伐宋老生的戰役中，李世民更是表現出了驚人的軍事智謀。據兩《唐書》記載，當時接連數天陰雨，后方援軍也沒有趕到，后有突厥虎視眈眈，前有李密洛口強兵，李淵為形勢所迫不得不打算退兵太原而后圖。對于此太宗是極力反對的，《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會久雨糧盡，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太原，以圖后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從不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納，促令引發。太宗遂號泣于外，聲聞帳中。高祖詔問其故，對曰：“今并以義動，進戰則必克，退還則必散。眾散于前，敵乘于后，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3《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四《隋紀》八中也有記載：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4這場戰爭的勝利，李世民的功勞無疑是最大的。那么在登上帝位之前這段時間里，也就是在伐隋的過程中，李世民的文化人格所體現出的是“文”的方面大于“化”的方面。在這個過程中的文化人格為他登上帝位以后的文化人格做鋪墊，也可以說登上帝位以后的文化人格是戰爭中文化人格的進步和完善。《資治通鑒·唐記八》記載，唐太宗曾對侍臣們說：“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所以他甚至請求臣子們多跟他提一些諫議，用來“正身”。《舊唐書》帝王本紀中有很多記載，如果當年有天災，帝王們就會聽取大臣們的意見做一些決策，情況立刻會有好轉。比如《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三年“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減膳罷役，分使賑恤，申理冤屈，乃雨。”5又比如《舊唐書·高宗本紀》中記載唐高宗曾下詔說：“去歲關輔之地，頗弊蝗螟，天下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間，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6當發生天災時，太宗會首先考慮是不是自己失德引起的。太宗推崇的是儒家的治國觀念，也就是周朝的一套禮制。他廣招人才，虛心納諫，甚至有時候還要向一些諫臣認錯。雖然有時他也很生氣，氣那些大臣公然與他在朝堂上唱反調，他曾說：“總有一天我要殺了那個鄉巴佬！”這個“鄉巴佬”指的就是魏徵，大約是意見相反，兩相對峙互不相讓導致如此。但太宗可貴之處就在于他能及時控制自己的情緒并能冷靜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每次冷靜下來他都要獎賞那些向他諫議的大臣。7在治國的過程中，太宗逐漸成為了一個“文人”，這里的“文人”并不是寫文章、讀書的文人，而是被“文化”了的人，是被儒家文化“化”了的人，就連四方蠻夷最終也臣服在了大唐腳下，《舊唐書·太宗本紀》中記載，貞觀四年四月“自是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為‘天可汗’”。8當我們提到魏徵、房玄齡這些賢臣時，我們應該知道，之所以有這些賢臣是因為首先有一位明君，歷史上并不缺少賢臣，只是明君很少。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分析太宗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家庭方面，李世民是皇親國戚，家門顯赫，所以他自小受的教育也是非常好的；其次是歷史原因，時勢造英雄，李氏父子順應民意，討伐隋朝；第三就是個人因素，在戰斗中表現出了驚人的軍事戰斗力和聰敏才智，登上帝位以后，選官任賢，大度納諫，節儉自律，厲行法制。并且太宗有不少詩文傳世，有描寫帝京繁華壯麗的“秦川雄地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雉馀。”9也有描寫邊塞風光和戰爭勝利的“絕漠干戈戢，車圖振原隰。都尉反龍堆，將軍旋馬邑。”10在唐太宗與魏徵的論政過程中，“民本”思想逐漸形成，他們從隋朝滅亡中總結經驗和教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輕徭薄賦、戒奢從簡等這些都屬于“民本”思想，11這些既是他的“文化人格”又是他的文政措施。貞觀二十三年五月，這注定是一個不平凡的五月，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崩于含風殿，群臣上謚號曰：文皇帝。“文”一直是一個很高級的謚號，屬于“上謚”，在《逸周書·謚法解》中有“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12太宗在位二十三年，開創了大唐盛世，創造了大唐繁榮。從伐隋戰爭到治國理政，都是他獨特的人格在發揮作用。
三.文化人格的影響
“貞觀”一詞出自《易經·系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所以宋朝朱熹解釋這句話時說：貞，正也；觀，示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其實質含義就是指示人們按照社會自然發展規律去做。明憲宗有“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間，莫若貞觀之盛。”為什么我們對“貞觀之治”的評價如此高？貞觀時期是初唐，而唐朝最繁華的時期是開元天寶時期，分析來有以下幾點：第一，貞觀時期國家穩定，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化都得到了很好地發展，為后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打好了基礎；第二，貞觀時期國家兵力強盛，外來民族不敢輕易來犯，加上政治清明，四方來降，疆域達到了空前廣大；第三，太宗采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再次我們應該看到唐太宗用文政治理的“貞觀”與其他時期和其他朝代的區別，首先最重要的一點是帝王重用人才，虛懷納諫；其次貞觀時期君臣關系是非常和諧的，幾乎沒有發生威脅到君王的事件，這都是太宗用人格“化”他們的結果；并且太宗本身就是一個愛好文學的人，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文學、音樂等文化藝術等到了迅速發展。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化人格運用到實際就是胸懷天下、虛懷納諫、任人唯賢的貞觀之治。他的文治武功自古以來就得到人們的稱贊，現代學者也對他的功績做出積極的評價，他不僅是一位帝王，更是一名優秀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國家統一、民族和平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作者:馬凱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