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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時間跨度、互動關系及行動選擇的角度對我國留守兒童的成長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在社會生態系統承載范圍內，遵循整體平衡的生態規律，通過以家庭為本的成長路徑、以學校為主的教育支持、以社區為點的監控體系、以社會為面的關系管理，構建留守兒童成長的實踐育人共同體。
關鍵詞：留守兒童；實踐育人共同體；家庭；學校；社區；社會
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況和健康成長是我國當前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留守兒童問題根源于家庭結構不完整，隨著我國城鎮化的不斷發展，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致使留守兒童家庭親情嚴重缺失，產生了留守兒童自我認知與社會標準相背離的現象，這種社會現象逐漸形成為公共意識。眾多專家和學者關注留守兒童現象并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但此類研究大多是對留守兒童問題的碎片化描述，缺乏系統梳理和歸納整合，給政府制定對策增加了難度。本研究從系統、整體的視角來審視留守兒童問題，并運用社會生態學理論來闡述如何對留守兒童進行有效的社會支持，構建留守兒童成長的實踐育人共同體。
一、問題的提出與理論視角
（一）從留守兒童到問題兒童
2017年年初，國家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摸底排查顯示，我國農村有留守兒童902萬人［1］，遠非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的6102萬人［2］。懸殊的數據差異，主要是因為對留守兒童定義的變化。2016年2月，《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對農村留守兒童進行了再定義，縮小了留守兒童的規?！，F在所指的留守兒童是小于16周歲的未成年人，其父母雙雙外出務工，或者有一方在家但缺乏監護能力。留守兒童經某些媒體的片面報道，其問題有被夸大的傾向，表現為定義被曲解和歧義化，形象被標簽化和妖魔化，留守兒童成為了生活貧困、自卑孤僻、敏感沖動、偏激叛離的問題兒童。事實果真如此嗎？經過對貴州省從江縣洛香鎮、浙江省長興縣下屬徽州莊等地200余名留守兒童的走訪發現，絕大部分留守兒童家境貧困、父母經濟社會地位低下，其存在的問題與周邊環境有一定關聯，但留守兒童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留守兒童問題更多與父母缺位，關愛缺失有關。同時，社會上的一些消極看法會帶給留守兒童身心不同程度的傷害，也不利于社會介入和救助。調查發現，不少留守兒童因“污名化”的歧視知覺而產生自卑，甚至受到周邊同學的排斥和疏遠［3］。積極心理學的優勢視角理論認為，人們在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挑戰時，能夠利用資源去接受和應對，個人在遭遇重大挫折和面對巨大壓力時會反彈，產生抗逆力，從而消除負性事件的影響。中國也早有名言“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面對困境和不幸，許多留守兒童會克服困難、積極面對，形成了吃苦耐勞、堅韌頑強等優秀品質。在一項針對全國31個省（區），1000余名兒童的調查發現，留守兒童與其他兒童在同伴交往、情緒癥狀、行為問題等方面心理健康差異不大［3］。
（二）從具體個體到公共意識
社會生態理論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一般系統理論，它關注人與環境的互動，認為人的發展需要持續與環境的各個層面進行交換，并逐步適應，人與環境是和諧共生、互惠互利的關系。社會生態圈的各個層面和個人互相影響，既存在良性循環和互動，也存在生態失衡和危機；既有系統的選擇和變遷，也有重組與更替；既需要外部的養分和動力，也存在內部的沖突與融合。因此，為實現個人的成長和處境的改變，必須增強個體的主觀能動性，遵循生態規律，提高適應能力。與此同時，要創設溫馨、接納和支持性的環境［4］。隨著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發展，其代表人物布朗芬布倫納對生態系統各部分進行了細分，把社會生態系統分為4種類型：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外部系統和宏觀系統。4種類型的劃分，使我們對留守兒童系統有了更明晰的認識。留守兒童的內涵經過多年的演繹和建構，可以從4個層面進行理解：一是日常生活中的留守兒童，生動且具體；二是作為一種群體形象出現的留守兒童，具有社會普遍性；三是作為一種公共意識出現的留守兒童，由社會各界建構和賦予；四是在社會支持行動體系下的留守兒童，是一種社會資源和對公共意識的應對［5］。這4個層面與社會生態系統的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宏觀系統和外部系統一一對應。作為生動具體的兒童，他的日?；顒涌臻g局限于家庭、朋友、鄰里這一微觀系統中，并與周邊環境碰撞、沖突、互動、融合，通過不斷適應來尋找其同一性。因父母缺位，留守兒童與周圍環境的互動并不順利，并呈現出迥異常人的特征。隨著基數不斷增大，這種特性成為留守兒童的普遍性，從而形成留守兒童的群體現象，并被社區、學校等中觀系統察知。在外觀系統的媒體輿論引導下，留守兒童現象成為一種公共意識，政府的重視和積極應對，使留守兒童問題上升為政府意志，并形成社會支持行動體系。留守兒童問題層級如圖1所示。留守兒童生態系統具有相關性、層次性和復雜性特點，既有時間上的遞進，也在空間邏輯方面構成完整鏈條。從生態系統視角看，留守兒童問題更多的是一種關系調節，即如何更好地處理與家庭、鄰里、社區、學校乃至政府機構的關系，使社會支持能更好地應對公共意識，使公共意識準確地反映留守兒童的現狀，使留守兒童盡快恢復其正常性，從而使整個系統步入正常軌道、實現良性循環，形成一種互補共生與合作創生的關系。
二、留守兒童成長的合理化表征
社會生態系統在21世紀初期有了進一步發展，2009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在她獲獎當年發表了《社會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總體分析框架》，該框架包括資源系統、管理系統、資源單位、用戶4個核心子系統。這4個核心子系統圍繞行動情景展開互動，形成互動結果，也受互動結果的反作用［6］。在留守兒童生態系統中，資源系統包括家庭經濟狀況、家人文化水平、社區周邊環境、學校教學質量、娛樂設施等；管理系統包括家庭教育情況、學校規章制度、社區街道對留守兒童的管理機制、國家制度等；資源單位包括家庭、同輩、鄰里、學校、社區、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等。社會生態系統分析框架如圖2所示。由于留守兒童生態系統在互動中呈現出一種復雜性的狀態，因此，我們從3個維度來進行詳細描述。
（一）時間跨度
留守兒童成長可以看作是留守兒童的社會化過程。愛利克•埃里克森認為，在人的心理發展過程中，要經歷8個階段，其中有4個階段處于兒童時期。這4個階段分別為嬰兒期（0～1.5歲）、兒童期（1.6～3歲）、學齡初期（3.1～6歲）、學齡期（6.1～12歲），它們分別對應4種沖突，即信任與懷疑的沖突、自主與害羞的沖突、主動與內疚的沖突及勤奮與自卑的沖突。愛利克•埃里克森認為，每一個階段在時空上緊密連接，只有順利經歷過每一個階段，才能獲得較為完整的同一性，否則，就會出現同一性殘缺，從而產生各種問題［7］。這是一個較大的時間跨度，但兒童時期的重要性可見一斑，留守兒童要健康順利地成長，完成每個階段的優先任務尤其重要。生態系統是循環往復、螺旋式向上的，它的動態平衡性也決定了生態系統有自身內部的時間跨度即周期性。在兒童時期的4個階段中，每一個階段都經歷孵化、成熟和自我更新3個環節。在正常情境中，通過微觀和中觀系統，兒童足以順利實現社會化。但是，留守兒童的社會化進展并不順利，以至出現留守兒童現象，在微觀和中觀系統都無法調節的情形下，留守兒童現象上升形成為一種公共意識，并通過宏觀調節，以社會支持的形式補位。從具體、個性的兒童到形成公共意識和國家決策，也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使系統調節存在一定的遲滯性。
（二）互動關系
如果從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資源系統、管理系統和資源單位等方面進行對比，人們發現留守兒童和正常兒童最大的不同在于父母的缺位，也即家庭生活和家庭結構的不完整。政府機構、學校、社區、公益組織的出現，更多體現為一種社會支持的方式，是通過社會網絡來對留守兒童提供一種干預和保護，促使其順利社會化。因此，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重要的是從其與父母的互動關系入手。兒童與父母之間的關系有2種表現形式：一是依戀。約翰•鮑比在他的依戀理論中指出，親子依戀是孩童最早與父母建立的人際關系，這種依戀將內化為孩童的身體機能，成為孩童情緒和反應的基礎，對未來的情緒調節和社會適應帶來影響［8］?？臻g距離的拉開，父母無法對兒童的依戀情感給予及時的呼應，無法開展正常的情感交流，父母的關愛也無法及時表達。二是模仿。在阿爾伯特•班杜拉的學習理論中，觀察和模仿是社會習得的重要方式。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通過觀察父母的言行舉止，模仿父母的為人處世，順利融入社會。但是，由于父母長期在外，因此，兒童就無法耳濡目染了。從總體上看，與父母過早分離，會對兒童的個體成長帶來一些不利影響，產生諸如內心敏感、自卑感強等較為明顯的特征，這在很多實證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證明。從留守兒童生態系統看，父母缺位是引發系統干預和調節的根源，也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而社區、學校、政府機構、公益組織等社會支持的出現和互動則更多體現為一種補位，這種基于公共意識、正義或道德的外在的支持性力量能否填補以血緣情感為紐帶的內生性親子關愛缺位，這對留守兒童的生態系統來說是一個挑戰。
（三）行動選擇
如何給兒童提供更好的成長條件，提供更多的關愛服務和福利供給，東西方在社會介入方面不約而同地形成了3種方式：一是國家干預模式或稱為國家家長主義，其核心理念是國家應該在家庭發生問題或無力承擔時，發揮主導作用；二是家庭主導路徑，即家庭在兒童健康成長中起主要作用，兒童的問題主要在于家庭結構或教育環節不完整，要提升兒童的成長質量，必須重視家庭的生態系統，從物質、精神、心理等方面為兒童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務；三是兒童權利中心模式，該模式強調兒童擁有自我修復能力，應該以兒童自身為中心，相信兒童自身的能力，通過賦權、建立自信等方式方法，讓兒童參與自身問題的決策［9］。從社會生態學的系統性和整體性視角看，這3種方式分別從社會生態系統的不同層面做出了努力和進行了嘗試。社會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及我們自身認知和理解的局限性，也決定了任何一種單一的選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們依據信息和反饋結果，去不斷進行調整，進行適應性的管理和變革。具體到留守兒童系統，如上文所說，家庭缺位是根源，如果能讓父母復歸，留守兒童問題就能得到很好解決。但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及其他體制、機制等原因，短期內讓外出務工人員回歸正常的家庭生活不太現實，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要進行社會協同，通過個體矯正、微觀增能、中觀補位、外觀調節、宏觀導向，多管齊下，群策群力，實現留守兒童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轉。
三、實踐育人共同體的構建
基于對留守兒童社會生態系統的分析，要使留守兒童問題得到有效解決，需要考慮在社會生態系統承載范圍內，從開放性、整體性和預防性視角，以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為目標，深化生態認知，適應生態規律，把握社會生態周期，了解物質和能量的分布、輸出、獲取、存儲等互動關系，在適應中調整社會生態，使之達到動態平衡和良性運行，為留守兒童創造一個協調健康的生態環境。
（一）以家庭為本的成長路徑
根據生態系統孵化、成熟和自我更新的周期規律及兒童社會化的成長路徑，做好長期規劃和短期規劃的結合，確保在留守兒童成長的重要節點，“重要他人”能夠在身邊陪伴，創造良好的身心發展環境，及時矯正留守兒童的錯誤言行，確保其順利融入社會。具體來說，第一，優化家庭環境。在當前經濟社會環境下，父母外出務工導致家庭結構不完整的情況，雖然短期內無法改變，但卻可以在溝通頻率、教養方式、教育補償等方面下功夫。要強化父母的法定監護人責任，建議父母每周通過電話、視頻與子女進行定時溝通，增加次數，寒暑假可將子女帶在身邊陪伴；社區和學校要加強對家長及家長的培訓，在關心生活之外，結合兒童的發展規律，關注其心理、品德和行為等方面的變化，增強親密感，培養自信心。第二，優先制度安排。從留守到隨遷是家庭團聚的方式之一，要讓隨遷子女這一負擔型人口成為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優先享受人群。遷入地的相關單位要堅持兒童權益優先保護原則，做好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加快公共服務均等化，特別是教育均等化，使留守兒童充分享有城市福利和兒童權利。第三，加大社會公益組織對留守兒童的關注和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大學生社會實踐，持續性長期性地開展“大手拉小手”“小候鳥計劃”“快樂假日學校”等活動，彌補留守兒童父母的缺位，縮小和城鎮兒童在知識文化水平、藝術素養等方面的差距，給留守兒童更多的社會溫暖和關懷。
（二）以學校為主的教育支持
學校是留守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環境，通過學校的教育支持，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補父母及家庭教育的缺位，改變留守兒童不合理認知，促使其順利社會化。作為校方，要加強家校聯系，做外出務工人員與其子女溝通交流的橋梁。學校要以班級為單位，定期走訪留守兒童家庭，了解其家庭情況，協助祖輩做好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工作；要建立留守兒童的在校檔案，通過電話、微信等現代通訊工具和其父母建立定期聯系，有針對性地反饋留守兒童的在校情況，協同父母及家人，預防留守兒童的不良情緒和行為，關心留守兒童的學習和生活。學校要做留守兒童健康成長的精神孵化器，通過完善課程體系建設，增設安全課、心理輔導課及道德修養課，增強留守兒童的安全意識，提高其抗挫折能力，緩解其抑郁、焦慮等不良情緒，規范其行為習慣。要做好從幼兒園、小學到中學的銜接工作，通過檔案移交、經驗交流等形式，建立環環相扣的教育鏈條，避免留守兒童教育脫節。
（三）以社區為點的監控體系
在社區層面，要做好風險監控，即在現有留守兒童風險監管基礎上，不斷根據情境變化，做好風險預判，對監控體系進行完善和更新。做好風險監控，既是對留守兒童的保護和關愛，也有利于對留守兒童信息的收集和研判，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詳實的數據?，F如今，遠離父母的留守兒童不僅面臨一些心理問題，也面臨諸如拐賣、溺水、自殺、被侵犯甚至主動犯罪等風險。據《2017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顯示，在缺母的留守狀態下，留守兒童受欺負比例高達58%?！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和動態監測機制。”具體來說，要建立分類—預警—干預的系列流程，在“互聯網+”的情況下，可通過留守兒童數據庫對留守兒童風險進行分類和分級，根據不同分類和級別，做好風險識別、風險評價及響應。通過社區設立相應級別的干預機制，在數據共建、共享、及時更新的情況下，構建自適應的全面風險監控體系。
（四）以社會為面的關系管理
所謂關系管理，就是有針對性地疏通社會生態系統的能量流通渠道，改變不合理的互動模式，整合更多社會資源，做好對留守兒童的幫扶工作。第一，從留守兒童向正常兒童轉變，增強留守兒童的心理彈性。心理彈性理論認為，處境不利并不必然導致發展不利［10］。留守兒童是弱勢群體，但不是問題群體，在心理、情感、學習和生活等方面存在偏差的只是部分留守兒童，而非全部。對問題留守兒童，可通過心理和社會矯正的方式，使之正常化。對絕大部分留守兒童要珍視其擁有的堅強、希望和愛的品質，正常看待他們，鼓勵他們健康成長。第二，從抽象兒童向具體兒童轉變，強化社會支持補償功能。如前所述，從活生生的具體兒童到公共意識，兒童在一步步虛化和抽象化，宏觀系統和中觀系統更多體現為一種數據。因此，要走進留守兒童的生活，拉近與他們的距離，通過面對面的幫扶，讓留守兒童感受到切實的關愛。重視公益組織、大學生志愿服務和社會實踐的作用，民政部門、公益組織、志愿者服務等機構或組織要采取聯合行動，協調活動時間，以“值班制”方式進行持續性看望，使關愛行動能夠細水長流。此外，落實《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完善留守兒童服務機制，鼓勵社會力量建設“兒童之家”，關注留守兒童在教育、衛生、游戲、心理等方面的情況，強化補償功能。
作者:陳繼旭 單位:杭州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