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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歷史人物評價的臉譜化
“人物是歷史的鏈條”，講歷史離不開人；講人離不開功過善惡。我們的歷史教學通過對杰出歷史人物的點評，特別是通過對歷史人物立言、立德、立功的分析和研究，培養學生理性的思維能力、獨立的精神及高尚的人文情懷。這是歷史這門學科的意義所在，也是“以史為鑒”的需要。從本質上講，我們所學的都是歷史的陳跡，而這種間接認識，必然導致對很多歷史人物的評價，“蓋棺”卻亦難“論定”。這是歷史發展的常態，正因為如此，才要求用發展的觀點去看待歷史。但是在現行的歷史教材中，對歷史人物功過是非的評價，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沒能對歷史人物進行深刻、全面、客觀的評價，導致學生對歷史人物的認識產生偏差，無法更為接近歷史的真相，甚至對于學生以后的發展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在現行的歷史教材中，仍習慣給歷史人物“戴帽子”、“貼標簽”，并且將他們劃分派別，裝入不同階級屬性的“筐子”。這樣歷史教師在講述過程中的確省去了很多對歷史概念闡釋的麻煩，然而，這種用派別、階級屬性將人物分門別類的方法，不僅使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趨于臉譜化，使教學陷入僵化，還遠離了歷史教育教學的本意。必修1“國共合作與北伐戰爭”部分的結尾講道：“在革命的緊要關頭，陳獨秀堅持右傾錯誤，限制工農運動，放棄革命領導權，企圖以退讓拉住。決定與共產黨決裂，7月15日，大肆捕殺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失敗，革命暫時轉入低潮。”在歷史教材的敘述中，陳獨秀被貼上了拘泥保守、停步不前、悲觀軟弱的“右傾”標簽，學生會認為國民革命的失敗是由于陳獨秀堅持右傾錯誤，主要責任在于陳獨秀放棄革命領導權。其實，陳獨秀曾說：“我與不共戴天，他殺了我們的許多同志，還有我的兩個兒子，我們和他們是有仇的?，F在大敵當前，只是共赴國難而已。”陳獨秀一生所守定不變者，是進化、民主、科學、愛國和社會主義五大根本問題，始終如一，至死不渝。直至晚年，貧病交加，四面受敵，靠接濟度日之時，仍不遺余力地探索變革之道，期望再造中華。陳獨秀作為一個革命者仍值得我們景仰，并且在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實際受制于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中央政治局，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實際權力和工作范圍是很小的，并且“國共合作”對于共產黨來說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當時的共產黨不過是幾百人的小黨，與國民黨比起來勢單力薄，而且蘇聯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國蘇合作”。所以陳獨秀放棄革命領導權是在這雙重壓力之下的迫不得已的行為，不僅僅是個人的錯誤。復旦大學的金重遠教授在《兩個拿破侖在歷史上的不同作用———兼論如何評價歷史人物》一文中指出了影響歷史人物評價的因素：政治氣候的影響；時代背景的作用；歷史資料的制約；文藝作品的誤導。這些社會因素或多或少會對教材內容的選擇產生一定的影響，并且由于教材版面設計及對于教材整體效果、編訂周期的考慮，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也難免偏頗，但是這種偏差很容易誤導學生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趙亞夫老師認為歷史課程應當追求公民教育，“有助于學生學習的歷史一定是智慧型的歷史，而非斷章取義的歷史。有助于公民自我認識的歷史一定是反思型的歷史，而非顧盼自雄的歷史”。這種公民教育所體現的文化特質，對即將進入大學，走入社會的學生來說不僅是一種文化底蘊，而且賦予他們國際競爭的優勢。所以，教材中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要慎重，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原則下，盡量全面地、辯證地、理性地對歷史人物給出評價。
二、對歷史事件界定的片面性
歷史的長河不斷向前推進，而眾多的歷史事件就是它源源不斷的動力，也正是各個歷史事件的相互連接組成了歷史。所以，對于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結束及怎樣評價，便成為教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我們的教材中對于歷史事件的呈現，并不完善，甚至有些事比較片面的。對于很多中學生來說，其認知水平還不太成熟，教材中這些并不完善的內容，會影響其全面地、理性地對歷史事件做出評價。對于中國近代史開端的鴉片戰爭，教材中是這樣評價的：“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屈辱和深重的災難。從此，中國的大門被迫打開，外患接踵而至，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不斷遭到破壞。中國由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國人對于這種國仇家恨的憤慨之情，這種憤慨多數來自于民間對于歷史真實的想象，因而想象出外國人的極端兇殘和別有用心，進而產生一種對外來文明過分的敵視心理”。的確，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在列強鐵騎蹂躪之下的屈辱的歷史。但是，我們在一味承認屈辱的同時，是否應該對戰爭做出其他反思？鴉片戰爭最為屈辱的表現便是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第一部分：割香港島給英國（第三條）。割讓香港島對于我們現在來講，對中國無論是從國防、經濟還是國家主權的完整性方面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后果。1840年的香港，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漁村，人口只有200來人，經濟狀況非常差，幾乎食不飽腹，與現在的“東方之珠”、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簡直有天壤之別。當時的清政府和民眾或許并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般惋惜憤慨，而且戰爭對于古代中國來說是常有之事，“開疆拓土”也是戰爭的常態，況且是對香港這種當時認為沒有太大價值、偏居一隅的地方。第二部分戰爭賠款（第四、五、六、七條）。鴉片雖是天下第一大流毒，應當予以禁止。林則徐將鴉片直接收繳銷毀的行為，其實已經把英國至于不平等的地位，對于天朝上國來說，英國只是蠻夷之族，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專制獨裁的一種彰顯，此后才引來英國以此為借口的對中國鴉片的大肆傾銷。第三部分五口通商和關稅協定（第二條、第十條）。茅海建先生認為：“這些關于經濟貿易的條款，很難簡單地以平等不平等來界定。且從長遠來看，五口通商等做法的負面作用在不斷隱退，正面效應在逐漸生長。直至本世紀（20世紀），正面效應超過了負面作用。”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五口通商也包含著自由貿易的精神，英國人所帶來的先進的工業文明極大地沖擊了當時閉目塞聽的中國，使中國也走進了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中。當時的清政府腐朽不堪、賣官鬻爵成風，而關稅協定，可避免清政府官員的惡意訛詐，對維護市場秩序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三、結語
由此可見，鴉片戰爭并不僅僅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屈辱和深重的災難，很多學者也都在反思，近代以來的中西交融，不宜被過分妖魔化。作為身在全球一體化中的學生，更多地應該用全球史觀、文明史觀去看待歷史，教材也應更為客觀、全面地呈現歷史事件，而不應直接下一定論。趙亞夫在歷史課程教學目標中提出教學內容的現代化，即加強教學的實證性研究，以使我們徹底擺脫經驗型教學研究的套路。所有教材內容的呈現，應更多地具有探究性，引導學生對歷史史實進行科學的分析并嚴謹的思考。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的課堂更具有說服力，多角度、多層次地呈現歷史史實，更好地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動機，也更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歷史人文情懷和批判性的精神。
作者：劉繼雅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