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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技術論文范文1
關鍵詞：傳統節日；前現代；萬物有靈；現代轉型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3-0176-02
一、傳統節日的前現代屬性
傳統節日本質上是一種前現代的文化實踐樣式和人生存在方式。對于前現代屬性，可理解為基于現代工業文明產生之前的農耕社會技術形態，以及自給自足生產方式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觀念形態的物化形式。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在農耕文明中誕生的社會，關于天地日月星辰的自然崇拜、關于農業生產諸方面的原始信仰以及古人特有的祖先崇拜觀念，和慎終追遠意識等，都是節日產生的思想文化基礎，而這些思想觀念都是“萬物有靈論”的具體表現，顯然萬物有靈的觀念是和現代社會的科學精神背道而馳的，而巫術思維和宗教思維與現性思維之間更是■格難入[1]。
前現代屬性的表現為“萬物有靈”的原始信仰及由此派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傳統節俗活動大都是自然崇拜、原始信仰和宗教觀念的反映或者遺留。古人認為萬物都有神靈主宰，神靈又有善惡之分，善神造福于人，所以敬祀之，而惡神降災于人，故驅禳之，因此驅邪避惡節俗活動廣泛地存在于上巳、端午、重陽、冬至、臘八和春節等主要傳統節日之中。敬善神和驅惡神的觀念各自儀式化為祭祀類和巫術類節日，組成中古以前的傳統節日的主體。
二、敬善神驅惡神觀念探源及其在儒教主導的農耕社會中的實際效用
（一）敬天源于畏天。古人眼中的“天”統馭著諸多神靈，可以說古人對于“天”不得不敬，源于農耕社會原始落后的生產力狀況，對自然規律的無知決定了人在無限大的意義上受制于天，當生產實踐的物質技術手段不足以作用于自然獲取生存資料，并消除災難時，只能在“意念”中實現讓圖騰庇護自己的目的[2]。
畏天的心理儀式化為巫術。作為傳統節日主體的祭祀禳除類的節日，究其濫觴所在，大多擺脫不了同巫術的糾葛。春節中許多避邪求吉的習俗，如早期的掛桃符、貼門神、燃爆竹、除塵、送窮以及春節前夕進行的儺舞等，都具有巫術的性質，它們最初都是為了驅鬼和避邪。古人以為通過自己的種種行為和儀式表演，就可以禳邪除惡、得祥納吉，尤其是在這個新舊交替的特殊時間段里，更應該采取實際的行動來幫助“正”戰勝“邪”。巫術是對不可知力量進行積極的預知與控制。巫術活動中的人是作為主體發揮主導作用，通過一定的儀式和器物，迫使未知力量或事物按照人的主觀愿望運動，以達到人的目的。在這里，人的貌似主動的祭祀求祈、禳災驅邪活動，卻是基于對自然的技術無力這樣一個前提。隨著人類自身能力的增強，人們的信仰也開始由圖騰崇拜向祖先崇拜轉化。這種轉化使偶像與凡人之間因親緣紐帶的連接而平添了些人情俗世味道，但祖先沒有取天而代之，而是成為其下層分支，是天的意志的中介者，因此神靈高高在上、人屈尊膜拜的主宰—被主宰格局是得到強化而不是消解。這種文化信仰格局在“家國同構”的封建社會中的鑲嵌，則是以倫理文化認同強化封建等級制度的政治認同，成就了其自我固化系統。當然，由于傳統節日在傳承過程中的變異性，中古以后傳統節日的“娛神”作用有所淡化，同時“娛人”的世俗色彩漸趨濃郁。
（二）對于神靈的膜拜成就了其至上地位，甚至對于惡神的忌憚足以封殺人的憐惜生命的善之本性。下文以傳統節日中一度影響重大的寒食、社日和端午的某些習俗作為例證。
其一，“神”大過“官”。以起源于遠古的火崇拜以及由此而來的“改火”習俗的寒食節為例。寒食習俗流行地區的民眾相信，神靈介子推是被火燒死（“焚骸”）的，他當然“不樂舉火”，那么如果熱食（意味著舉火），就是違禁，就會受到神性懲罰，而這個神性懲罰就是造成普遍災害、危害群體安全的“雹雪之災”。對于雹災的恐懼，對于違犯寒食禁制必將帶來雹災的信仰，就成為迫使人們自覺遵循和維護禁制的強大力量，即使“老小不堪，歲多死者”，也在所不惜。史料記載自東漢到北朝這一時期，寒食節曾被官方不時禁斷，魏武帝曹操《明罰令》云:“令書到，民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傣一月?！盵3]但由于對寒食習俗自覺維護的民間力量在官民雙方的博弈中居主導地位，以至于官方也不得不作出讓步，對這一節俗活動進行有限的承認。某種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強的規范性，在不斷的重復中，俗民會形成自覺維護習俗慣制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我們所說的民間力量[4]。政治上弱勢的民間力量在寒食節俗存廢的官民博弈中勝出，實質是由于畏神勝過畏官，神靈左右民之生殺興亡的信仰所致。
其二，“神”大過“禮”。在農耕社會，春社是起源于上古社會土地神祭祀的大節。社日宴飲狂歡以后，青年男女大多轉向社屋附近的樹林等地進行幽會野合，先秦古籍所謂的“桑間濮上”就是社日野合之地?！爸俅褐?，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边@一習俗具有遠古巫術的背景：根據模擬巫術原理，某一自然過程可以通過人的模擬行為加速其進程，春季種子入土、云行雨施、植物生長的過程也可為通過男女媾和的方式來加速它的進程，所以此種背景下的男女交合沒有絲毫宣的成分，而是出于祈求農業豐產、子孫昌盛的目的[1]。野合私奔這些常日看來離經叛道的行為，由于披上“模擬自然”的合法外衣，竟也能成為傳統節日的一道另類景觀，足見神靈信仰的超乎常規。
其三，“神”大過“生命”。南宋以前有“五月五日生子不舉”的風俗。舊時民間認為陰歷五月是惡月，五月五日又稱“五毒日”，是不吉祥的。這一天生下的孩子，或有“五毒”轉生、投胎之嫌，故而民間這一天中常有棄嬰、溺嬰之舉。據《史記·孟嘗君列傳》所云，五月五日生子不舉的原因是，“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這一習俗的影響一度達于上層社會，如《世說新語》、《孝子列傳》、《宋書》、《唐書》等典籍中都有五月五日生子不舉的記載”。
（三）對天地萬物神靈的崇拜帶來行為上效法。人法天地自然，形成人的節律化生存方式。農耕社會的生產實踐模式與自然運行是耦合的。天地時氣的交會和季節物候的轉變直接影響農事活動耕收忙閑，在以農為本的古代社會，農事活動與自然界的節律化運行的天然耦合，實際上賦予人法自然、天人感應、順天而動的哲學理念客觀基礎：正是自然運行的周期性和節律化決定了人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社會的政教活動乃至個體人的生命體驗的節律性。
根據大略的統計，中國較重要的傳統節日大約有20個，其中來自日月時令交會的，或與之有關系的有16個。如端午節的起源是與夏至前后的時令背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七夕節則起源于立秋時節季節轉換的自然事實，春節的自然基礎是立春之時冬去春來的自然現實?！抖Y記·月令》就是一套依照自然宇宙的時間規律來經緯人事活動，安排農業經濟、文化生活的典章制度。它所展現的是一個天、人、社會的模擬結構，又是相感應的萬有秩序系統，而以天人合一為其運作的基礎[5]。自然存在的節律決定了生活存在的節律，生活存在的節律顯現為節日，進而成為節日感的重要來源。
三、前現代傳統節日的現代轉型
近代，隨著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農耕社會“天人合一”的存在節律被快節奏的單向度的存在代替，理性祛魅了神性，鬼神信仰解體。今天的人們早已失去了對天地的敬畏，科技的進步更證明了鬼神和靈魂的子虛烏有，當祭祀的指向性消失時，中國傳統節日的對象也消失了，承載著傳統節日內容的形式與風俗，也就失去了魅力。
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西學東漸，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緊迫的政治救亡使命，使先進分子急于割斷與傳統的臍帶，出現了文化傳承的斷層。馮驥才指出，目前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傳統文化的文脈已斷，這才是最可怕的。改革開放以來新一輪現代化，商品化市場化，尤其在城市生活中消費主義盛行，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發生了改變，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不再強烈，曾歷經千年而不衰的文化積淀逐步流失，儀式感日漸淡化，節日正演變為簡單的假日，或是商家吸金的噱頭。
盡管在中韓端午申遺之爭和節假制度變革內在經濟社會需求的刺激下，2007年末我國節假制度改革顯示出鮮明的人文價值取向，將傳統節日四季各摘取春清明、夏端午、秋仲秋、冬除夕作為國家法定假日，解決了傳統節日“有節無假”的窘境，但“洋盛土衰”難以快速改變。天津市社科院教授郝麥收指出，洋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土衰。全球化催化了人類價值趨同，而節日是保持人們的文化認同感的最后一塊陣地。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洋節的流行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與交流的體現，必須尊重其代表的文化，但同時也要讓我國的傳統文化在繼承中創新，只有不斷挖掘傳統文化的新內涵，尋找新載體，讓更多的人了解節日的文化淵源，才能把傳統節日的文化精髓傳承下去。
參考文獻：
[1]楊江濤:中國傳統節日的美學研究[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8.
[2]苑莉，顧軍.傳統節日遺產保護的價值和原則[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
[3]杜臺卿.燭寶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5.
農耕技術論文范文2
關鍵詞：人居環境；農耕；游牧；生態環境
Abstract: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Yinchuan plain evolution,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the Yinchuan plain living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farming and nomadic way of evolution in the Yinchuan plain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the special development of the Yinchuan plain to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living environment; nomadic farm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3）
引言
人居環境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 涵蓋了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技術工程環境三大系統。人類住區與人居環境的含義不同, 人類住區是指從鄉村聚落至城市連綿帶等不同層次、不同范圍的人類生活和工作、聚集和分散的眾多場所, 是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技術工程環境的復合, 是直接的具體的人居環境, 是人居環境的核心。對人居環境的研究, 應從其所涵蓋的自然環境系統、社會環境系統、技術工程環境系統及眾多的子系統進行多維的、全方位的研究,研究的焦點是人類住區。[[1] 段漢明. 人居環境發展的動態特征——以新疆為例[J]. 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0（10）：428-432][1]
圖1：人居環境學的研究模型
2. 銀川平原人居環境演化的歷史過程
銀川平原地區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北部，自古以來已黃河水系為根本，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綠洲城鎮群帶。本論文中所論述的銀川城鎮群包括著5 市(銀川、石嘴山、靈武、吳忠、青銅峽) ，4 縣(惠農、平羅、賀蘭、永寧) ,其中靈武市座落在銀川平原邊緣。面積19765.7km2，人口3006648人，城鎮化率為53.06%。[[2] 2007年寧夏統計年鑒
[3] 寧夏國土資源[M].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2]
從地貌上來講，銀川平原東西兩邊較高，分別為靈鹽臺地和賀蘭山山脈，內夾平原，及為銀川平原地區。從銀川平原人口分布上來看，銀川平原地區的大部分人口也相對集中于廣大的平原地區，從一定程度說明，銀川平原地區的人居環境以中部地區最為優越。
2.1 先秦時期-----原始的平原特色
先秦時期，銀川平原尚處于荒蠻狀態，這一時期，銀川平原活躍著一些草原游牧民族。這一時期，銀川平原仍然保持著較為原始的風貌特色。
2.2秦漢時期-----農墾文明的進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北擊匈奴，攻取河套地區，對銀川平原進行了大量的移民。這一時期，銀川平原得到初步開發，這一時期居民散狀分布于黃河及惠農河地區。[[4] 史念海.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M],黃河水利出版社，2001][4]
兩漢時期，由于國力的強盛，加之北擊匈奴的節節勝利，政府加大對銀川平原的開發力度，使得昔日的人少地繞的銀川平原呈現出“邊城晏閉”、“人民熾盛”、“牛馬布野”的繁榮景象。 [[5] 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第六十四][5] 這一時期的居民較集中的分布于銀川平原南部，黃河水系較發達的適合農墾的地區。[[6] 譚其驥.中國歷史地圖集[M].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 ][6][[7] 魯人勇、吳忠禮、徐莊等，寧夏歷史地理考[M].寧夏人民出版社][7]
2.3 魏晉南北朝時期-----游牧與農耕的交替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近四百年，銀川平原再次成為北方游牧民族頻繁交替和相互融合的基地，這一時期，鮮卑、匈奴、羌等民族紛紛進入銀川平原地區。當時一部分游牧部落，也從單純游牧演變而為兼營田牧。如前秦時期的匈奴鐵弗部曾向前秦帝苻堅“求田內地，春來秋去?！盵[8] 魏書·鐵弗劉虎傳][8]
公元5世紀初，匈奴后裔赫連勃勃建立大夏國，在寧夏境內設置飲漢城（后改建為懷遠郡，今銀川東郊）、薄骨律城。 “薄骨律鎮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州上?！盵[9] 水經注][9]
魏晉南北朝前期，可以說是一個游牧文化對農耕文化一個沖擊的過程，這一時期，生態環境得到進一步的恢復，人居環境相對得到改善。
而北魏以后，長期生存于銀川平原地區的游牧民族開始進一步農耕化，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進一步加劇，北部的靈州地區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這一時期，居民仍然集中分布于銀川平原南部，北部分布有所減少。[6][7]
2. 4 隋唐時期-----北耕南牧
銀川平原發展到隋唐時代，已經成為重要的農業區。政府在銀川平原興修水利，發展農田灌溉。靈州地區，在唐代的屯田已經初具規模。[[10] 舊唐書.卷39.婁師德傳][10]
這一時期，除銀川平原南部因唐代政府對內遷少數民族實行安撫政策所設立的羈縻州仍保留著游牧形態以外，廣大中部與北部地區幾乎被農耕文明所覆蓋，形成了“北農南牧”的人居環境的格局。[[11] 薛正昌：黃河文明的綠洲-------寧夏歷史文化地理[M].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 ][11]
2.5 西夏時期------北牧南耕
西夏時期，銀川平原成為西夏統治的核心地區，隨著唐代羈縻州的逐漸消失，廣大的南部與中部地區成為西夏農墾的腹地。這個主要原因是，原先這個片區主要為宋王朝統治，其本身就是農耕地區，西夏攻取這塊片區之后，適應當地生產習慣，同時也令士兵進駐開墾。[[12] 脫脫：宋史[M].卷357，（北京）中華書局校本，1977年版][12]
而廣大的北部地區，則變成西夏的內部游牧腹地做為畜牧業的主要產業區。[[13] (俄)克恰諾夫：圣立義海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3]
由此銀川平原地區的人居環境格局形成了有趣變化，形成了“北牧南耕”的人居環境格局。
2.6 元時期------農耕逐漸取代游牧
公元1205年到1227年的23年間，蒙夏之間接連爆發了6次戰爭。23年的戰爭使得銀川平原的城鎮群遭到極大破壞。中興府等城一下成了空城。史載“蒙古盡克夏誠意，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盵[14] 嘉靖寧夏新志][14]
元代的統治者忽必烈受中原漢文化思想的影響，保護農業產業，禁止占農田為牧地。實習招募無業農民開墾的政策。銀川平原的北部地區至此完全成為農耕區。農耕逐漸取代了游牧的生產方式。[11]
2.7 明清時期------人居環境惡化與穩定。
明清時期，銀川平原的人居環境狀況到了絕境。
明代人看來，銀川平原屬于邊地。明朝政府在銀川平原地區設立寧夏鎮駐重兵防守，憑借賀蘭山的自然屏障作為防守。同時當地官吏由于后期的自我腐化，大量修建改建府邸，賀蘭山的森林資源受到掠奪性的開發。根據《嘉靖寧夏新志·鐵柱泉碑》記載，黃河以東靈武，明代中期生態尚好，是一片廣袤的草原，“日飲數萬騎弗之涸”，水量較大而到明代后期由于不合理的開發，已經成為一片荒漠之地。人居環境進一步惡化。
清代，西北多有戰事，銀川平原的河東地區的人居環境得到恢復，相對良好。形成了現在的銀川平原人居環境的格局。
3. 銀川平原人居環境的特點
銀川平原人居環境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 1 生態環境具有很強的脆弱性
銀川平原周邊自然條件嚴酷、生態系統結構簡單、資源和環境容量有限,
自我調節能力差、對外界干擾的承受力差,具有較強的不穩定性。加上人類不合理活動的影響,銀川平原生態環境是比較脆弱的,一經破壞,修復難度非常大。
人居環境具有較強的依賴性
銀川平原處于干旱區包圍之中，屬于干旱區地域分異的產物,其形成所必須的水源、土狀物質都與相鄰山地的供給有密切依存關系,河流則是山地物質向綠洲輸送的主要渠道[[15] 申元村,汪久文,伍光和. 中國綠洲及其可持續發展建設[J ] .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2 , (1) :1 - 7.][15]?？梢?銀川人居環境是綠洲—山地—荒漠系統共同作用的產物,它對山地系統和平原荒漠系統有著較強的依賴性。
3.3人居環境承載力非常有限
銀川平原承載力包括資源與環境的供容能力(生態承載力) 、經濟活動能力(生產承載力) 和社會發展能力(生活承載力)[[16] 張傳國. 干旱區綠洲系統生態—生產—生活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思路[J ] . 干旱區研究,2001 ,18 (3) :7 - 12.][16],其中生態承載力直接約束限制著生產和生活承載力。由于資源與環境的特殊性,銀川平原生態承載力十分有限,若要擴展其生產和生活承載力(特別是容納更多的人口) ,首先要擴大生態承載力的彈性范圍。從這里可以看出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對于銀川平原人居環境的重要性。
人居環境是動態發展的有機體
銀川平原有向綠洲化和荒漠化兩個方向演變的可能性。銀川平原是在荒漠包圍下的綠洲，而綠洲先天具有易變性特點,有向荒漠發展的天然趨勢[[17] 賈寶全,慈龍駿,高志海,等. 綠洲荒漠化及其評價指標體系的初步探討[J ] . 干旱區研究,2001 ,18 (2) :19 - 24.][17],人類的不合理行為加速了這種趨勢。但是,綠洲在形成與擴張過程中,隨著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穩定性的增強,生態系統生產量增大,有向良性化方向發展的趨勢[[18] 何彤慧,米文寶,李隴堂. 論綠洲區域開發與生態建設[J ] . 水土保持研究,2002 ,9 (3) :161 - 163.][18],科學合理的人工化過程是這種變化趨勢的主要動因。
3.5 綠洲生態環境問題具有特殊性
銀川平原生態環境問題具有不可根除性、不斷發展性和整體性、全面性、復雜性的特征。它與干旱區的開發同時產生、同時發展,呈現孿生關系;存在的范圍較廣,涉及各個領域;對人類行為具有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生產、生活和思維方式。[[19] 劉普幸,趙雪雁. 綠洲生態環境建設與可持續發展[M] .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7 - 47.][19]因此,綠洲生態環境問題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比較特殊。
3.6 人居環境的社會經濟結構具有向內積聚、向外開放的雙向態勢特征
這一方面是受了銀川平原在空間地域上完整性、封閉性、相對獨立性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由于社會經濟體制開放協作,特別是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影響。
3.7 人居環境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銀川平原是多民族聚居區域,民族構成多,少數民族人口比重大,這里多民族文化特色突出、文化的宗教特色突出、文化交匯特色突出,[15]人居環境的各個方面都滲透著濃郁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
4. 銀川平原人居環境的反思與教訓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由于千百年來農業與游牧兩種經營方式頻繁更迭，人為的過度開發，銀川平原的人居環境不斷惡化，但已經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人居環境。1944年，李長博在他的《淮域形式與中國歷史》中曾經談到：“離地坎，離人無史，人類活動于地面之上，演出了可歌可泣的歷史。我們固然不是機械唯物主義者，說一切歷史都受地理環境的支配，但是要徹底明了人類歷史的因果，不能不對人類與其活動的空間在歷史的關系上有深切的認識。”[[20] 李長博：淮域形勢與中國歷史[J].求是月刊（創刊號），1944.][20]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追溯銀川平原人居環境的變遷，旨在人們了解、認識和研究銀川平原。目前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要改善和恢復歷史以來的生態面貌，這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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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何彤慧,米文寶,李隴堂. 論綠洲區域開發與生態建設[J ] . 水土保持研究,2002 ,9 (3) :161 - 163.
農耕技術論文范文3
【關鍵詞】客番互動 族群性格 族群心理
在清代移墾時期，臺灣的族群關系大部分時間內極不和諧。對客家族群而言，不僅存在因械斗導致的閩客關系緊張，而且也存在客番沖突。客家人每每受到勢力強大的福佬人排擠以后，被迫進一步靠近番人的地域，在客番雜居的混合聚落本來就有沖突，帶著冒險精神進入后山地區開墾的客家人更是與番人沖突不斷。因此，客番之間的互動必然經過一個較長的從沖突到融合的過程。
“番害”與侵墾――客家人與高山番的關系
漢人與番人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產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漢人不斷地侵蝕番人的土地。詹素娟在其碩士論文《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關系之研究》中指出①：“番業漢佃”原為清廷理想中的番、漢土地關系，但來臺漢移民抓住番民憨厚樸質的性格，百般用技，巧取豪奪。如以少數廉價品，騙取偌大的土地；或利用番人不識字，擅改契約，巧奪土地，致使土地糾紛不斷發生。另外官府與通事、社商的勾結對番人的壓迫與愚弄也是重要的原因。在漢人逐漸在經濟、文化、人力、技術上取得絕對優勢下，臺灣的原住民立即成為欲振乏力的“弱勢族群”。為了抗拒漢人侵墾與官府壓迫，番人奮起自衛。
客家人大規模入臺是比漳、泉人要遲的，所以他們開墾的地方多為近山之地，而這些地方又多為尚未開發的生番所盤踞。生番為了保護他們賴以生存的狩獵之地，加上有獵取人頭以祭祀的習俗，所以時常出草殺人。而對于近山的客家來說，就經常成為被襲擊的對象。乾隆曾在上諭中指出：“內山系生番巢穴，向聞遇有內地民人到彼，即行殺害”。②閩浙總督英桂在奏折里說：“由枋寮經桐腳南行，可至風港，沿途山深菁密，僅闕一線，以通行人，兼有兇番潛伏?！雹劭图胰酥挥幸揽孔约旱牧α?，籌資募丁，編組鄉勇，修建木柵，設立隘寮，嚴加防范。
由于客家人與生番之間長期處于對立的關系，總體而言，生番的漢化程度不高。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清政府實行“開山撫番”以后，生番才真正開始漢化，漢人與生番的關系才逐步走向和諧。因此客家與生番的關系大體經過了：沖突――涵化――同化的過程。
融合與漢化――客家人與平埔番的關系
早期的客家人與平埔族人的關系，從土地的契約來說，一般是佃戶與業主的關系，雙方合作較多。但隨著移墾的擴展，這種租佃關系有所改變。一些經濟狀況較好的客家人在累積一些資金后開始投入墾拓活動，并向原平埔族業主購買耕地。這些原本是平埔族業主的佃戶的客家人，也不乏有因參與墾拓而致富者。如嘉慶六年（1801）十月承買竹塹社白“番”魯于改耕田，而后捐給義民廟為香燈祭業的林先坤，因聚集族人從事墾辟活動，家境、族勢漸盛。④在移墾后期，竹塹地區的客家移民越來越多，人口的優勢和文化的優勢以及逐漸取得的經濟優勢，使得處于相對弱勢的平埔族人不得不漸漸為客家人所涵化。平埔族人不僅在農耕方面放棄了舊有的耕作方式，而且在文化、生活、習俗等諸多方面也日趨“客家化”。竹塹社七姓祭祀祖先，除仿照漢人祭祀公業之方法辦理外，亦祭拜神明土地公、清明祭祖、中元普渡，以及撥谷獎助族內子弟入義塾，參加科舉考試，為族親育才。⑤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平埔族人愈來愈普遍使用客家語，而原來的母語則“多成為死語了”。⑥施添福也指出：“客籍移民之所以能夠立足于保留區和隘墾區，并進而將這兩個地區塑造成純客的移墾社會，實得力于跟熟番保持良好的族群關系，而能獲得他們的接納和協助?！雹咭虼?，可以說客家人與平埔番的關系大體經過了合作――涵化――同化的過程。
客番互動對臺灣客番族群心理層面的影響
整個移墾時期，在客家人與熟番雜處的地方，客家與熟番之間存在著合作與競爭的關系，而與生番之間則基本上是“侵墾”與“報復”的敵對關系，在這場生存競爭中，兩者的矛盾一直處于尖銳對峙的狀態。
客家人生存環境的險惡，使得其族群不得不加強團結和自衛的能力，甚至連他們的聚落也進一步加強防御功能。劉興盛曾指出：“由于客籍墾民是恃著鄉團武力的保護下，憑借優勢的生產技術入墾原住民的地域，族群的矛盾沖突是相當尖銳的。彌濃莊民依著彌濃河環種植多重刺竹林圍繞整個村落，再東西南北四向開設柵門，辟巡更到‘大更路’聯絡周圍，出入均由柵門，夜晚閉柵巡更監視。乾隆二十年，為抵擋來自東邊的原住民下山奪回原生活領域，在東柵門興建城門樓，累石迭磚樓高三丈五，占地十五方丈，城樓上有垛墻屋閣?！雹噙@些客莊以高大堅實的城門樓抵擋激烈的攻擊，儼然成了一個個封建堡壘，確?？图胰嗽趶妱莸母＠腥撕拓夂返脑∶竦膴A縫里能夠頑強的生存下來。所以我們說臺灣客家人“團結、強悍、械斗”的民風不僅與其族群習俗的承繼有關、與福佬人長期械斗有關，也自然與其靠近內山，頻頻遭受“番害”有一定的關系。
不過客家人與熟番雜處卻有助于增強客家族群的包容性。由于客家大多居住在丘陵、山地，所以也容易出現客番雜處的現象，《恒春縣志》就有記載：“民居曰莊，番居曰社。有所謂客莊；客人者，皆粵人也。莊如西門外之保力、統埔、四重溪、內埔等及城內之客人街是。又有客番雜居者，如東門外之射麻里、文率、響林、八瑤、太古公、萬里得、八姑角、牡丹灣、羅佛山等，南門外之大板埒、潭仔、墾丁等莊是。其閩籍者，則不系以客，亦不與番同處云?！雹徇@說明南部地區的客家人與番人（熟番）雜處的現象比較普遍。
移墾初期，官方記載往往對于客家人持較負面的看法?！案髑f傭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室家；漳、泉人稱之曰‘客仔’，客稱莊主，曰頭家。頭家始藉其力以墾草地，招而來之；漸乃引類呼朋，連千累百，饑來飽去，行兇竊盜，頭家不得過而問矣?！雹庥捎谶@些客家游民無家世，往往無牽無掛，缺乏社會責任感，造成這一狀況的重要原因乃是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調。
盡管清政府不許漢番結婚，但這執行起來還是很難。單身漢人自然不顧禁令將婚配對象轉移到番女身上來，如嘉慶末年，粵人黃祈安孤身來臺，到竹塹的近山番界斗換坪，“與番貿易，頗獲利，遂從番俗，改名斗乃，娶番女為婦，生二子?！币蚍缤翉V且腴，不久，“邀其鄉人張大滿、張細滿等人入山，約為兄弟；亦各娶番女，與番往來，遂墾南莊之地?！眥11}像這樣娶番妻的客家人并不在少數。另外還有霸占番人妻女的，《臺海使槎錄》記載：“或納番女為妻妾，以至番民老而無妻，各社戶口日就衰微?！眥12}漢番之間的通婚加速了土著居民特別是平埔族漢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介入熟番與生番之間的“化番”也在與漢人和熟番的不斷交流往來中，一步一步地向熟番轉化，他們開始改變原先以“捕魚獵獸而食”及“不知耕作”的游牧生活逐漸轉向農耕生活。從光緒元年（1875年）起，清政府推行“開山撫番”政策，漢人與生番之間的種族藩籬被進一步打破，原有的部落結構解體，社會習俗、價值取向、文化內涵等等都在急劇變遷中，開始進入向漢化轉變的階段。而與番人長期交往的過程中，客家人也多多少少會受到“番化”。如上面史料所說的，他們“娶番女”、“從番俗”，有的甚至還改番名等等，這也是“番化”的具體體現。而且客番通婚也多多少少有助于家庭穩定、社會穩定，減少社會流動性和不安定因素，從而也能減少一些對客家“剽悍、好斗”的負面觀感。（作者為貴州財經學院學院副教授；本文系2008年度貴州財經學院引進人才科研項目研究成果）
注釋
①詹素娟：《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關系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②《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73，乾隆五十二年正月。
③見《月折檔》，同治八年七月初二日，閩浙總督英桂奏折。轉引莊吉發：《篳路藍縷：從檔案資料看清代臺灣粵籍客民的拓墾過程與小區發展》，第8頁，該文是2002年10月臺灣中央大學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的發言稿。
④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臺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與科學研究所，1984年。
⑤王世慶，李季樺：《竹塹七社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1994年4月，第15頁。
⑥詹素娟：《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關系研究》，臺灣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86年，第6頁。
⑦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第105頁。
⑧劉興盛：《客家建筑欣賞》，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第331頁。
⑨《恒春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第9頁。
⑩周鐘：《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第148頁。
農耕技術論文范文4
由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聯合舉辦，廣西博物館、廣西民族博物館、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民族研究所等單位聯合承辦的“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第十三屆年會暨百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廣西南寧舉行。本次年會是繼1981年在桂林舉辦的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第二屆年會后16年，在廣西的考古學、民族學調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獲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甌、駱越故地廣西。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海南、湖北等十多個省(市、區)和香港、臺灣等地，以及美國、越南等國家的92名專家、學者與會，除了會前收到論文中精選50篇編輯成67萬余字的論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輯)，由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會議期間還有十多位境內外的學者向大會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調查研究新發現。老、中、青三代學者共聚一堂，緬懷百越先民，重溫東南歷史，大興學術爭鳴。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總體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討，還有百越民族與其他系統民族文化關系、百越與當代華南民族文化關系的探討等專題，將百越民族史的學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總體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論文是從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對華南、東南百越文化的總體研究，不乏創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銅鼓社會功用再考察》中，認為古代銅鼓上的太陽紋和青蛙裝飾，并不代表對太陽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陽紋的作用是分散銅鼓受敲擊的力度和傳播的聲音的，青蛙是人們對農業豐收的向往，是人們對自身居住環境的觀察思考，而且不同時空的銅鼓涵義、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濤《論地域文化視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張百越雖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個相對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統，即江浙地區句吳、于越所在的“北系”，閩臺地區東甌、閩越所在的“東系”，兩廣地區楊越、西甌、駱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貴地區夜郎、滇所在的“西系”，體現了對百越文化譜系結構的深入思考。鐘《吳越水鄉地域古城形態之“夾城作河”構造初探――東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葉》，從淹城、蘇州、紹興、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內塹兩重河道的“夾城作河”構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規劃傳統，是百越水鄉原生態的筑城形式。黃啟臣《先秦嶺南古越族土邦小國的社會性質》一文，全面鉤沉歷史文獻記載中存在于嶺南地區的驤頭國、縛婁國、陽禹國、儋耳國、雕題國、西嘔國、駱越國、伯慮國、蒼梧國等九個土邦小國社會，主張它們多是生產力水平低下、國多無君的部落社會。Barry Rolett在《中國東南與南島語族航海術的出現》一文中，認為東南史前航海術的出現、史前人類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農耕地的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遺存考辨》、吳春明《東南漢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礎》、陳山漫《吳越竹文化述論》、盤立《百越文化區域中的“道緣”文化》等文也都有類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調查與探索
西甌、駱越、夜郎、滇、南越、閩越、東甌、于越、句吳、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與考古發現、研究，占本次年會提交論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甌、駱越及相關的廣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頭戲，有不少新的觀點。
在西甌、駱越的關系與性質上，覃圣敏《西甌駱越新考》系統回顧西甌駱越研究中“同支說”、“異支說”之學術史的基礎上，主張兩說沒有矛盾，先秦時期兩族各自獨立，秦漢時期結成聯盟，他還把武鳴馬頭作為駱越古都、甌駱聯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內的“古螺城”作為敗退南遷的新都。藍日勇的《駱越無國論》則從歷史文獻記載、元龍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會狀況、城防設施的缺乏等角度，論證駱越族還沒有建立起國家組織。
在西甌、駱越的文化方面，蔣廷瑜《西甌駱越青銅文化比較研究》首次以青銅器資料為據，系統論述“西甌文化”、“駱越文化”的內涵特征、兩支青銅文化的異同，反映了廣西青銅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貝丘、大石鏟、巖洞葬――南寧及其附近地區先秦駱越文化的變遷》研究中，主張8000～5500年前的貝丘遺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鏟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巖洞葬-文化，是一個文化系統的不同階段，是駱越人文化的三個階段。陳遠璋、熊昭明《廣西賀縣河東高寨四號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則運用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東高寨四號墓所出的陶器、銅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組合。梁旭達《廣西甌駱文化淺析》系統描述了駱越的大石鏟、稻作、干欄建筑、銅鼓文化、圖騰崇拜等文化內涵。此外，謝日萬、何安益《桂南大石鏟應是駱越先民的文化遺存》、韋江、楊清平《廣西武鳴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強《廣西都安北大嶺遺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屬的初步探討》也就考古資料中駱越的大石鏟、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別展開論述。
在西甌、駱越的社會習俗與經濟上，覃芳《廣西新石器時代葬制與古越族食人埋骨的關系》則根據廣西新石器時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資料，結合文獻與民族復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習俗。彭書琳《廣西古代撥牙風俗》則收集研究了廣西巖洞葬的人骨標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時期、盛于宋元明清時期的廣西古代拔牙習俗的源流、分布與性質。陳桂芬《秦漢時期甌駱社會經濟發展述論》一文，闡述了文獻記載的秦始皇統一嶺南后，甌駱道路建設、郡縣設置、軍人與移民實邊、城市與商貿發展等。楊清平《略論東周時期嶺南越人的農業經濟》則更多從考古出土實物來說明類似的課題。
此外，也有一批論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長林《滇文化族屬再探》運用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構成，是迄今研究云貴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鄭超雄《夜郎國的文化淵源及社會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發，分析夜郎國的文化淵源，主張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權政治與社會文明。邱立誠《香港早期歷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緣與文化關系》，分析了上起萬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時代，下迄秦漢南越與南?？r期，香港考古文化與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體關系。蔣炳釗在《閩越的都城與“冶”》中，論證了史、漢所記閩越“二王二都”分別在崇安漢城和福州北郊漢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漢城就是無諸王城“冶”。是閩越都城研究中的一個新看法。王煒在《試析虎林山遺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據虎林山墓地出現的高等級墓葬、牙璋禮器、戈、矛武器、刻劃符號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閩南早期文明進程。陸建芳在《江蘇無錫鴻山越國大墓發現的玉器》中，介紹了吳國地域范圍發現的越國大墓玉器內涵。
陳元甫《漢代東甌國的發現與研究》則介紹了浙南溫嶺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發現，主張大溪古城就是東甌國都。徐長青在《江西靖安縣李洲坳東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發現。張崇根《臺灣大坌坑文化來源初探》則提出了臺灣大坌坑文化來源于黃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連照美在《從考古學論古代百越時空分布上的臺灣》，在總結臺灣史前文化與大陸關系之研究史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臺灣新石器文化譜系中東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內涵及其與大陸史前文化的異同關系。
三、百越民族與周邊民族的文化關系
楚越關系歷來是百越民族周鄰文化關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對江南百越文化的影響和融合》一文，運用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方法，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楚文化對湘資流域楊越、長江下游吳越、贛鄱流域干越、閩江流域閩越、嶺南的南越與甌駱等百越文化的影響。丁蘭《紀南城周邊楚墓地出土青銅越式鼎現象初探》則談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為楚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考古證據。此外，石奕龍《兩周時期句吳與鄰族的經濟、文化聯系》，則從傳世文獻、銅器銘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吳與鄰族的產品交換、技術交流與文化互動關系。熊傳善《論中原民族與南方民族的戰爭與融合》依據文獻記載，比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漢時期中原王朝與南方民族間的和戰關系。漆招進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洞庭湖農業文化的南傳》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區稻作農業文化通過越城嶺山區及湘桂谷地傳播到廣西地區的考古證據。
也有學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國)關系，如蔣遠金在《史前日本列島與百越先民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考古學觀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島的舊石器、細石器、新石器時代的陶器與農耕源于華南百越地區的看法，從而證明兩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從民族史的觀點來理解越南北部的銅鼓》比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銅鼓的類型、年代與使用民族，并分析這些現象背后的民族間戰爭、饋贈、交易等民族關系史問題。鄧聰在《嶺南與北越弓形格銅劍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銅劍的時空分布所反映的嶺南地區與越南北部的先秦漢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現代南方族群的文化變遷
現代南方壯侗語族、苗瑤語族、南方漢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與百越源流關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對象。馮孟欽在《廣東俚人遺存的考古學觀察》中，以洛湛鐵路沿線、高州、信宜、電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資料為據，討論東漢至唐代廣東、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鐵器、銅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內涵。王獻軍在《黎族早期的物質文化》中，通過考古與文獻資料，論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態與飲食器具，服飾、耳飾與文身文化，船形腳屋等居室文化的內涵與特點。李勃《黎族來源新探》、王逍《畬族傳統文化稟賦述論――兼論畬族經濟轉型》，董建輝、林宏杰《族群認同與民族身份的確認――以金竹畬族鄉的成立為例》，也屬于類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與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動有關。黃向春在《福建閩江口“蛋民”研究――兼論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中，闡述了閩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態與生計、習俗與社會組織、神靈廟宇、口傳記憶等，并提出閩越物質文化的民族考古學研究與蛋民認同“閩越”的符號意義之認知考古學研究同等重要。蘭達居在《百越海洋人文與福建區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論述百越海洋文化內涵的基礎上，綜合了兩廣、福建、浙江、海南、臺灣等沿海作為百越海洋人文傳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當代傳承的三種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東模式。
此外，還有學者重視百越與南方漢人文化的傳承研究。吳春明《東南漢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礎》著力鉤沉當代東南漢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積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與慣習、越式聚落與喪葬、原始制陶與無紡樹皮布、漢語方言的越語底層等，并從文獻與考古資料中所見的越人漢化、漢人越化中尋找民族考古學的解釋。彭維斌《閩南民間信仰的文化分層與漢越文化融合》一文，將歷史層位分析法引入閩南民間社會文化研究中，探討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龜、蛇、狗、虎等自然崇拜為代表的百越先民“萬物有靈”崇拜的底層特征，以吳本、媽祖、臨水夫人、清水祖師、三平祖師、王爺等救生神靈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漢式佛道為代表的表層特征，并從民間信仰層位的形成過程研究漢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則在《也談閩方言的形成與發展變化》中，提出閩方言源于江浙的吳方言、吳方言與古楚語是閩方言的底層、唐宋以后隨著中原漢人的南遷又重疊著上古中古漢語，這是現代漢語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觀點。
五、多學科協作、多層面探討與國際性視野的學術盛會
在這次學術會議上，與會學者圍繞百越史研究的不同專題，從多學科、多層面和國際性的角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展開了熱烈的學術研討，表現出如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1 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的參與、協作?？脊艑W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識源泉，考古學者的大量參與、考古資料和方法的全面運用是本次會議的重要特點。多數與會考古學者不再是簡單列舉考古文物資料，對歷史問題作出粗淺的說明和解釋，而能通過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討百越族群文化的譜系、關系、性質，甚至還將考古類型學方法運用到當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體現了考古學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甌與駱越青銅文化的區分、滇族的三種文化因素構成等研究都是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離不開歷史學，傳統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漢的若干篇章，這次會議上純粹歷史學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對先秦嶺南古越族九個“土邦小國”的歷史鉤沉，就是代表。民族學的研究成果是本次會議的薄弱環節，尤其是壯侗語族的民族文化的調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將南方漢人的社會文化納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疇，就是一個新的嘗試和亮點。在歷史地理學方面，從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變遷中，找尋吳越城市的“外濠內塹”的底層特征，很有新意。語言學方面，關于南方漢語的越語底層、閩方言的吳語特征等，都是對傳統語言學理論的挑戰。
2 多方面、多層面的探討。本次會議除了民族與文化性質、族群源流、文化譜系、文化因素分析與區域文化關系等基礎性時空關系研究外，還有百越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多層面的探討。在物質文化層面上，吳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銅鼓、大石鏟、竹器與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專題論述。在精神文化層面，百越的海洋精神、萬物有靈與巫鬼神靈等、圖騰崇拜、南方漢語方言與語言、婚姻習俗、拔牙習俗、食人埋骨習俗等內容，都有學者涉及。在社會與經濟層面，駱越的建國、南越的土邦小國、商代閩中的文明因素等國家文明問題，百越同秦漢王朝、荊楚文化的戰爭與融合問題，以及農業生產與經濟生活等問題，也都有爭論或討論。
農耕技術論文范文5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边@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盾髯印ね踔啤罚骸氨焙t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笨梢娫诖呵飸饑鴷r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泵褡鍏^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保ㄗⅲ骸稘h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边@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奔疵總€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蔽覀冋J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倍沁@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傊酝P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梢娒褡寤顒訉洕鷧^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保ㄗⅲ骸逗鬂h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尔}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苯沂玖烁鞯貐^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尔}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薄尔}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保ㄗⅲ撼堂裆骸端未赜蚪洕罚幽洗髮W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保ㄗⅲ骸肚宕鷧^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保ā吨袊鴼v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農耕技術論文范文6
改革開放近30年來，廣東得開放風氣之先，借改革政策之力，其經濟與社會發展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近年來，憑借著雄厚的經濟實力，廣東省又大力建設“文化大省”，在眾多“文化工程”中，推出《嶺南博士文庫》，郎國華《從蠻裔到神州――宋代廣東經濟發展研究》即是其中的一種。若從碩士生算起，我治宋代經濟史也已近30年，其間寫過幾本書和一些文章，因而這本專門研究宋代廣東區域經濟的專著勾起我的閱讀欲望。
全書20余萬字，除“緒論”、“結語”外，共分6章：即政區與人口、自然和農作、手工業、交通和商業、宋代中央政府對粵政策及其對經濟的影響以及入粵流人對經濟的影響。該書的研究重點，一是宋朝中央政府治理嶺南的政策；二是今廣東境內分區域經濟重心的移動；三是海外貿易對廣東經濟特點的影響；四是中原移民，特別是宋代流放、謫居嶺南的眾多官員對廣東經濟的影響等問題。（該書第18-19頁）應該說，這幾個問題確是影響宋代廣東經濟發展狀況的關鍵問題，作者研究重點的選擇是有學術眼光的。
就兩宋區域經濟的研究狀況而言，兩浙、福建、江南東西等路或因其位列先進、或因其上升迅速而備受關注，而嶺南地區則“門庭冷落車馬稀”，研究成果不多。原因顯而易見，即其經濟和社會發展落后所致。然而先進與落后是相對的，廣東經濟發展的位次雖靠后，但仍有亮點，如廣東的海外貿易顯然處在全國領先地位；在外貿拉動下，陶瓷、制糖等手工業亦有不小成績。特別是近30年來廣東經濟發展取得驕人的成就，人們愈是希望了解廣東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來龍去脈。鑒于上述種種考慮，該書的確值得一讀。
正因為相對而言，學界對于宋代廣東經濟的研究成果不算太多，因此必須花相當的苦功去搜集基礎性史料，方能勾勒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大致框架來。該書作者引用古籍250多種，涵蓋時段從秦漢到明清，力求擴大史料范圍。作者除參考大部頭的《宋會要輯稿》、《文獻通考》、《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上百種宋人文集外，還將搜羅范圍擴大到元、明、清時期，特別是從明清方志中搜出不少能夠反映宋代廣東經濟發展狀況的材料。此外，近年來廣東各地新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發現，作者亦盡可能一一親歷探訪。這種艱苦、細致、扎實的史料搜集功夫，使得該書的種種立論有了實證基礎。作者對學界成果的梳理，除史學著作和論文外，亦擴展到歷史地理學、人類學、歷史語言學等多個學科，甚至連未刊論文如曾雄生、楊文新、金強等人的論文亦囊括在內。（見該書參考文獻“論文部分”）可見作者搜集史料和學術成果時的確下了一番苦功，殊為不易，值得肯定。
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宋代廣東地區的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即從宋以前的“化外之地”轉而“融入全國經濟體系”。這個觀點清初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即有表述，即宋代以前的嶺南是“蠻荒”，宋代以后的嶺南才是“神州”，此即該書書名《從蠻裔到神州》的由來。該書作者的貢獻在于，通過對宋代廣東政區、人口、農業、手工業、商業、交通和外貿等方面的詳盡考察，將宋代廣東從“蠻裔到神州”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轉折點用史料（含前人研究成果）給落實了：即宋代廣東“迎來了發展史上一個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階段。告別南漢政權造成的與中原相對分割的狀況后，廣東重新融入了中國的整體發展格局。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加上自身特點的發揮，廣東的經濟在此期間獲得了極大的進步，從整體上擺脫了‘蠻荒’、‘瘴癘’之地的落后面貌，開始成為神州大地?！保ǖ?22頁）然而，與其他各路比較，廣東經濟雖呈“全面開發的趨勢”，（第325頁）但仍處在一個初步發展的階段，對其發展程度不能估計過高。
這樣一個歷史轉折不是一朝達成的。作者依據所掌握的材料，將宋代廣東經濟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第259－264頁）第一階段從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平南漢始，歷太祖、太宗至真宗朝，共計27年（971-997年），這是廣東經濟的恢復階段，亦是其融入全國經濟體系之始。第二階段為真、仁、英三朝（998-1067年），約70年時間，這是廣東經濟的平穩發展期。第三階段從北宋神宗朝一直到南宋中期（1068-1224年），約157年，這是宋代廣東的鼎盛時期，廣東“化外”色彩逐步消除。第四階段是南宋后期（1225-1279年），約55年，隨著福建泉州“刺桐港”的崛起和宋末的戰亂，廣東經濟受到打擊和破壞，可以名之為“衰退”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