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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貿易論文范文1
淺議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研究
一、引言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爆發，國際貿易和金融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明顯，并且這種相互之間的關系共同作用于開放式經濟的發展。本文首先詳述了金融和國際貿易發展的之間的關系，進而分別國際貿易與金融的相互影響機制，從中探索關于國際貿易與金融發展的對策和建議，這些為未來我國在開放式經濟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意義。
二、金融、國際貿易、經濟發展三者的關系
金融、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金融的發展可以調節社會的資金配置，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實現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其次，國際貿易則通過比較優勢在世界范圍內調整稀缺資源，從而產生更多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對本國經濟乃至福利狀況產生影響。此外，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也是息息相關的，甚至共同作用與一國經濟的發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別從企業和行業方面對外源融資與出口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金融的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則從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出發進行了相關研究。近年來，關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斷深化。蘇建平(2013)以福建省為例，研究金融發展對地區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影響，得出結論：金融發展與進出口貿易之間有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貿易的發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對進口貿易的推動效應更明顯。沈能(2006)認為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在長期中存在均衡關系，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上看，我國金融規模與國際貿易正相關，且兩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通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正向因果關系，共同作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的機制
1.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機制
金融主要通過比較優勢、投資組合、匯率和金融生態的等各種傳播途徑來影響國際貿易的方向、規模、結構乃至貿易程度(見圖1)。
首先，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大量資金會流向國際上要素豐裕的國家，這些外源融資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其產品的生產，進而此國就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具有這種規模經濟的行業在國際市場就因為物美價廉而獲得了比較優勢，進而隨著本國出口量的增加，國際貿易順差就產生。隨著貿易伙伴國不斷的增加，其貿易規模、貿易方向乃至貿易結構都會隨著這種比較優勢發生改變。
其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經濟體之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日趨明顯，即一國價格、利率或匯率的變動會波及其貿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國。這使得各國貿易部門獲得的收入呈現不斷波動的趨勢，分散風險成為各國貿易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而金融通過對這些貿易部門所獲得收入進行投資組合，使得其非系統性風險降到最低，實現貿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國際貿易正常運行。所以一國金融結構的水平對國際貿易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即如果一國金融結構相對完善，風險規避機制相對成熟，就會使得本國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結構日趨合理，從而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態作為影響金融機構運行的外部環境，其對社會資金的配置狀況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對資金的配置會影響我國銀行界的存貸款利率，進而影響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資金的運行狀況直接影響到金融發展水平和企業的經營效益，所以對于產品進出口會起到間接的影響作用。此外，政府相關的金融政策，比如對利率的調整或者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及準備金調整等宏觀貨幣政策來影響資金流向，站在國家的角度上對貿易結構和貿易規模實施宏觀調控，使得國際貿易順利發展。
2.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
國際貿易對金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規模、貿易自由度和貿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貿易結構的變化上。
首先，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量資本會涌入國內或外逃到國外，這些資本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利率的波動。利率的不穩定會影響銀行、證券和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穩定乃至是股市的動蕩，涉及到全國人民的整體福利。這時國家會通過財政貨幣等宏觀調控政策來調整我國金融的發展。所以貿易規模會對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穩定與否形成傳導機制。
其次，近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波及全球其他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自由貿易受到限制。貿易的自由度嚴重影響貿易規模，而貿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現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上，經常項目上的變動又會影響我國居民的消費儲蓄以及投資結構。此外，貿易保護主義還會引起各國匯率變動，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主動貶值以減少我國出口企業對其出口，從而保護本國產業。這些都會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
此外，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增加，國外對我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也隨之增加。杜凱、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別通過實證研究指出貿易壁壘對國外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因果關系。這些貿易摩擦刺激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利用己廠效應、水平效應和前后向關聯效應等作用機制，將信貸資金投入到企業生產中，解決企業的投融資問題，提高儲蓄的資金利用率和轉化率;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對金融產生負面影響，即這種輸入性通貨膨脹進一步也會引起信貸約束，影響金融效率。
最后，貿易保護主義還會使得全球資源配置發生扭曲，而且這些貿易壁壘阻礙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就會促使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并促進產業升級，這時就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剩余產業或傳統產業轉移到國外，而對外直接投資又會對對我國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產生進一步的影響。
四、結論和政策
國際金融貿易論文范文2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離岸市場；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條件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定義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的運動越出國界，在世界范圍內的不同層次上自由兌換、流通，進而在國際貿易、金融投資、儲備以及國際市場干預中發揮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儲藏手段的職能，并最終成為國際貨幣的經濟過程。貨幣的國際化需要一定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
（二）人民幣國際化所具備的內、外部條件[1]
1.經濟實力：《2015亞洲》報告稱，2015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達到11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的比例將達到近五分之一。
2.貿易規模：2015年3月數據，中國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額持續增長。而最新數據顯示我國今年7月出口進口總值同比雙雙下降，低于預期。但是中國的貿易規模在全球貿易中仍然影響巨大，經常賬戶交易的近四分之一以人民幣進行結算。
3.貨幣幣值的穩定性：2015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總理表示，人民幣匯率已基本保持穩定，不希望通過人民幣貶值來刺激出口。
4.金融市場規模：來自Bloomberg①統計數據，2014年中國股市規模約為3.4萬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五。Credit Suisse②預計到2030年，中國公司債發行量將激增10倍，且中國股票市場的規模將超過英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
5.穩定的政局和較強的政治地位：中國堅定不移的走和平發展道路；國家實力的增強使自身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也給中心區國家、邊緣區國家等帶來了重要的影響。
二、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
原本各國的金融機構只能從事本國貨幣存貸款業務，但是二戰之后，各國金融機構從事本國貨幣之外的其他外幣的存貸款業務逐漸興起，有些國家的金融機構因此成為世界各國外幣存貸款中心，這種專門從事外幣存貸款業務的金融活動稱為離岸金融。
（一）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在跨境人民幣投融資[2]中的歸類
1.境外機構離岸市場融資，到境內投資；
2.境內機構在岸市場融資，到境外投資；
3.境內機構離岸市場融資，到境外投資；
4.境內銀行在岸市場籌資，向境外提供信貸融資：（1）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2）跨境人民幣項目貸款；（3）跨境人民幣賬戶融資和同業拆借。
（二）跨境人民幣貿易的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是資金所有權與資金使用權分離的產物，融資成本的實質是資金使用者支付給資金所有者的報酬。由于企業融資是一種市場交易行為，有交易就會有交易費用，資金使用者為了能夠獲得資金使用權，就必須支付相關的費用。而跨境人民幣貿易的融資成本實際上包括兩部分：資金使用費和融資費用。資金使用費通常是融資所支付的利息；而融資費用指融資過程引發的一切費用，企業在貿易融資中兌換外匯的費用和匯率損失，也屬于融資費用。
此外，一般企業融資的成本還包括：抵押物登記評估費用，擔保費用，風險保證金利息等。
（三）人民幣匯率浮動引發的附加融資費用
當人民幣升值時[3]，意味著兌換外幣數額的能力增強，以人民幣支付國際貿易款項時能避免匯兌損失。當人民幣匯率呈現強烈的貶值預期時，持有外幣可以對沖匯率風險。如果企業可以自由選擇人民幣或是外幣的支付方式，能有效的降低企業的跨境貿易融資成本。
三、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
在中國大陸資本賬戶沒有完全開放的狀態下，持有相關業務牌照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為國際投融資者提供境外人民幣投融資平臺。
（一）離岸金融市場的類型[4]
1.內外一體型.主要是資金的出入境不受限制，高度開放。這類市場要求所在地區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完善的金融市場、較高的服務水平，以及成熟的宏觀調控機制、豐富的市場調控經驗、貨幣完全自由兌換。
2.內外分離型。通過政策導向，在利率、匯率管制、稅收政策等方面幾乎沒有限制，但與國內在岸市場隔離。離岸市場的金融機構必須通過離岸業務專用賬戶進行交易。
3.避稅型。沒有實際資金交易，不需要納稅，只起到賬戶簿記的作用。這類市場管制更加寬松、稅收更加優惠。
（二）當前人民幣離岸市場情況
中國通過雙邊互換協議支持人民幣國際化，與32個國家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定，總規模超過3.1萬億元人民幣。建立了香港、臺灣、新加坡、倫敦、盧森堡、德國、法國、多倫多等多個離岸人民幣市場。
1.香港。香港是全世界最發達的金融市場之一，早在2003年，中國人民銀行就與香港金管局簽署了《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關于香港個人人民幣業務發展的合作備忘錄》，香港可以進行人民幣清算業務，中銀香港成為清算行。2004年，香港可以開展人民幣存款、兌換、匯款等個人業務，為人民幣留存海外開放了窗口。2009-2010年上半年，隨著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漸漸消散，香港成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業務的受益地區。2014年，香港作為第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整體人民幣支付量的市場占有率為72.4%。
2.新加坡。2014年，新加坡取代倫敦，成為第二大人民幣離岸中心，更多中國企業利用新加坡與東盟國家進行貿易往來。新加坡占整體人民幣支付量市場的6.8%。
3.上海。自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差不多兩年了，上海將成為中國境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上海自貿區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建設意味著人民幣資金進出更加便利，鼓勵區內企業在自貿區進行跨境貿易時用人民幣結算；未來開放力度如果進一步加大，境外企業也可以通過區內金融機構進行融資，用于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
四、自貿區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如何改變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模式
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如果國內的進口企業與國外的出口企業進行商務買賣時，需要申請融資（如跨境延期付匯），那么國內的金融機構不能跟國外公司直接開展付匯業務，而需要通過離岸或海外金融機構開展融資業務。如圖1所示。
離岸或海外金融機構跟國內的進口企業A與國外的出口企業B簽署跨境貿易融資合同，受讓B享有的對A的應收賬款，而后A執行貿易融資的付匯模式有兩種。如圖2所示。
如果在自貿區建立新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注冊在自貿區內的金融機構可以跟A和B簽署跨境貿易融資合同，根據B為A核定的信用額度，由該自貿區金融機構為A或B提供融資。這樣的新模式的形成，不但為國內企業解決了跨境貿易中的融資需求和信用風險擔保問題，而且還大大提高了效率、節省了成本。
圖1
圖2
圖3
五、結論
促進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業務的發展，首先需要讓持有人民幣的企業可以融出人民幣，獲得相應收益，尤其解決中小企業跨境融資難的問題；其次需要解決的是，讓流出境外的人民幣可以流通和交易[5]。因此，在人民幣尚未完成國際化之前，要努力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使流到境外的人民幣可以在離岸人民幣市場上進行交易，這樣才能保證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順利進行。
在自貿區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對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具有重要的意義；反過來對人民幣發展成為具備國際結算、計價、國際投資及國際借貸職能的國際化貨幣也非常重要。從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發展路徑來看，上海自貿區具有獨特的區位優勢，將成為下一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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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宮宇燕.均衡匯率與人民幣均衡匯率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4]屠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研究[J].金融論壇，2011年第12期.
[5]李豫.人民幣國際化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J].上海金融，2011年第1期.
作者簡介
高晶（1985.4.16-），女，籍貫天津；三井住友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信審經理助理；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課程在讀，金融學方向。
注釋
①Bloomberg：全球商業、金融信息和財經資訊的領先提供商。
②Credit Suisse：全球第五大財團、瑞士第二大銀行。
國際金融貿易論文范文3
課程設計是金融學教學發展的基礎，無論是理論教學還是實踐教學，都應該制定科學合理的課程設計。
(一)增加金融學微觀方面的內容在金融學教學中，注重對宏觀金融學的研究，在微觀金融學方面比較不受重視。這與我國金融體系管制有很大的關系，因此，金融運行的績效在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制度、政策等宏觀因素，在金融學課程設置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傾向于宏觀理論方面忽視對微觀層面的教學。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領域的不斷擴展和延伸，微觀層面的金融學理論在金融市場上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要求我們要轉變教學理念，及時把金融學的微觀內容加入到教學之中。在金融學課程設計時，加大微觀理論的內容的同時，還要注意微觀理論與宏觀理論的相結合，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宏觀理論的地位。把微觀理論與宏觀理論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合理調節兩者之間的比例關系。
(二)強調課程內容國際化經濟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在金融領域更是如此。金融人才的培養不僅要適合國內的經濟發展需要，更需要參與到全球經濟發展中。只有這樣才能經濟發展中真正培養出人才。所以金融學課程設計要增加國際金融學的內容，比如基本的國際金融理論和業務知識，包括已有的國際金融、外匯業務、對外結算等課程。此外，在國際規則方面的知識，如國際經濟法、國際慣例、主要國家的金融法律、國際性金融貿易組織及其運作等；國際交流方面，如主要國家金融業傳統、文化傳統、經濟外交軍事政策、國際交往禮儀、國際談判學等等，這些都應該成為金融學的教學內容，擴大金融學教學的國際視野。
(三)實現金融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金融活動通常以數理模型為基礎，這就需要金融學專業的學生掌握數理知識，否則在今后的工作中很難進行新型金融工具的設計和開發。除與數學關系較為緊密外，金融業務的信息化也是金融發展的趨勢，這要求金融專業的學生要掌握信息管理和計算機技術。因此，課程設計時就要注意金融學與其他學科的融合，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促進金融理論的轉化成為市場所需的技術，促進金融的發展。
二、教學手段的現代
教學現代化，尤其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應用，已經成為學校教學的常規手段。在金融教學中要更好的利用多媒體等方式創新教學手段，探索新的教學模式。教學手段的現代化不僅是脫離原始的“黑板粉筆”教學，利用計算機制作課件，而是充分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發掘金融學教學的潛力。比如，建立金融實驗室。利用計算機、多媒體設備及相關的軟件配套設施，比如銀行軟件、證券軟件等進行實踐教學。金融實驗室可以真實地模擬現實市場環境，給學生提供真實的股票、期貨交易環境。金融實驗室學生還可以通過互動式操作逐步熟悉現實保險公司的實際工作流程。這些都可以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提高學生的金融業務技能。在現代化教學中要充分利用網絡的便捷性和資源的豐富性，為學生提供學習資源，滿足學生對信息的需求，鼓勵學生在利用網絡資源，擴大自己的知識范圍，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此外，金融教學還應該強化實踐教學環節，多形式的開展實踐教學提高金融學微觀理論的教學效果。實踐性教學可以通過建立校外實訓基地、與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期貨公司等開展合作等實現。也可以開展金融模擬投資競賽和金融熱點問題辯論賽、組織專家講座、創辦自己的金融學術報刊。
三、教材建設
教材建設是教學戰略規劃的重要一環。現行的金融學教材偏重與理論，對實踐的部分重視不夠。這不僅不利于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而且還會降低實踐教學的實施效果。所以在教材建設中要注重理論內容與實踐內容之間的平衡關系。此外，在教材建設上要注意吸收國內外的先進理論成果，將其及時地補充進教材中去。此外，在教材建設中要注意以下問題：
(一)教材建設應與打造高水平師資隊伍相結合教材建設要與師資建設同步，這樣才能保證教材建設能夠確實起到作用，發揮出提高教學質量的效果。在師資力量建設中，要對教師進行評估，尤其是對教師的知識結構進行評價。通過評價，對教師的業務水平給予全面了解，從而制定有針對性對方案來提高教師水平。除此之外，學校還應針對教材就教師的不足之處及時發現，對教師進行培訓、業務交流等來提高教師的素質，以便能夠與教材同步。在教師隊伍建設上，要根據學校的規劃，也要根據教材的適應性，有針對性地發展。此外，教師隊伍建設緊跟時展，金融學理論的更新換代的速度快，要求教師具備較新的理論知識，同時具備合理的理論結構，具有較強的自學能力。在教師培養上，要切實制定教師培養計劃，通過進修、培訓、參與課題等方式提高教師的業務能力，通過科學的考核獎懲辦法優化教師隊伍。對教師的培養不僅是要從制度上安排，促進他們自身的提高，學校也要為他們提供良好的教學環境為他們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促進教師隊伍的良性發展。
(二)教材建設需與提升網絡教學環境相適應教材建設立體化才能有助于提高多媒體等網絡技術的使用。所謂教材立體化就是在一整套教材建設中，包括核心教材、課程說明、課程大綱、學習指導、學習要點、重要概念、問題解答、活動建議、教學案例、教學圖片、實驗實訓指導、在線課堂、復習題庫、課程試卷、政策法規、參考文獻、專業期刊、相關網站等在內的一體化設計、多種媒體有機結合的課程立體化教材。通過教材的立體化建設有效利用網絡教學的先進條件。
(三)教材要注重實踐內容與實踐課的一致性金融學人才培養的重點是應用型人才，需要他們能夠對金融市場做出敏銳判斷，對市場業務能夠熟練操作。所以在金融學
教材的建設中，需要注重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教材的實踐內容是理論結合實際的最佳手段，是純粹的實踐教學的基礎。只有打好基礎，才能更好的進行實踐課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在教材實踐課程的設計上要注重與純粹的實踐課的銜接，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同時，在教材實踐課的設計上要教材結構“模塊化”，重點突出，層次分明。使用時可以將銀行、證券、理財等內容進行模塊式的剪裁，拼接成不同類型的知識模塊，便于選擇性組織教與學，使教材更加實用、適用，職業特點更加突出。
此外，在金融學考核方式方面要多元化，根據金融專業實踐教學的特點，進行多元化實踐教學的考核與評估，改變過去以筆試考試為主的考核方式。例如，對于課內實踐，可以按照考查方式進行考核；對實踐環節，比如商業銀行業務實踐、認識實習、專業實習之類，采取撰寫實驗報告、研究報告、論文寫作、答辯等方式來考核。
四、結束語
國際金融貿易論文范文4
論文關鍵詞：國際合作原則；國際環境合作；途徑；主權
一、國際合作原則的依據及有關規定
國際合作原則的依據是《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和《里約宣言》。
《聯合國》的序言宣布各成員國為促成社會進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寬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第一條死三款規定聯合國的宗旨為“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于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
《人類環境宣言》第7條規定：“種類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因為它們在范圍上是地區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為它們影響共同的國際領域，將要求國與國之間廣泛合作和國際組織采取行動以謀求共同的利益?！贝藯l款尤其強調為實現環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為籌措資金以支援發展中國家完成它們這方面的責任所需要進行的國際合作”。第22、24、25條都有關于這一原則的規定。
《里約宣言》中，有9項原則規定了加強磋商、合作的內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類環境宣言》的有關內容，是它的具體化。如原則24，關于戰爭破壞問題，規定各國“應遵守國際法關于在武裝沖突期間保護環境的規定，并按必要情況合作”最后一項原則明確規定：“各國和人民應誠意地本著伙伴精神合作”，將這一基本原則概括升華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國際合作原則的必然性
首先，國際環境問題的特點決定了各國必須合作，國際環境問題的特點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體問題與局部問題交叉和互相促進，既有當前癥狀又有滯后效應等。環境問題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的解決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所能單獨勝任的。
其次，國際社會由于在政治、經濟、科學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不同國家所組成這一基本事實決定了各國必須合作。這些差異導致了各國之間存在很多利益沖突，尤其是經濟和正式利益的沖突，這就反感了各國在國際環境保護領域中的協調行動。各國唯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克服這些利益上的沖突，共同致力于國際環境的保護。
最后，國際環境立法和國際環境法的實施要求各國進行合作。國際合作是國際環境立法和國際環境法的實施的必要條件。唯有通過國際合作，各國才能克服利益沖突，制定表現為各國之間的協調意志的國際環境法規則。所有國際環境法律文件的形成過程都是國際合作或經過斗爭達到合作的過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國才能克服利益沖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有效的實施國際環境法。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小。在這一背景下，國際關系呈現兩種趨勢。一方面，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增強，加之危機意識的增強、安全概念的擴展，使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權利分配問題敏感而又復雜，體現出一種無法形成“合力”的“離心”傾向，各國均有意強化政府職能，捍衛主權獨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導致國家間的聯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發的公共問題——無論是金融危機、跨國犯罪、瘟疫流行、環境問題，都使國界形同虛設。這些問題單憑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努力是不能解決的，無論他們有多么強的實力。為了生存，國家之間需要聯合起來，共同應對這些問題，他們由此產生一種“合力”。
三、國際合作原則的實施現狀
（一）在環境問題上采取自掃門前雪的態度
許多國家和地區不關心其他區域或其他國家的環境整治只關心自己領域范圍內的環境保護。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和地區有可能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環境治理上來，這樣就導致了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環境問題日益緩和的同時，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環境問題日益尖銳。這樣全球和地區性的環境問題與矛盾也就往往通過發達和不發達區域顯示出來。
（二）南北雙方在承擔環境保護責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
發達國家在幾百年的發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終釀成了當今世界的重大環境問題，如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酸雨等全球環境問題，都是長期積累形成的，發達國家利用地球資源的人均數量高出發展中國家幾十倍。而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雙重挑戰，發達國家理應為發展中國家解決環境問題提供資金和技術。然而，多數發達國家非但沒有積極履行自己的義務，反而回避和推卸責任，甚至利用環境保護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這就形成了南北之間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雙方環境權益的斗爭異常尖銳
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一直是控制與被控制、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是一種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關系。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分工、國際金融貿易等方面的斗爭，特別是關于環境權益的斗爭非常激烈。發達國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片面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將環境與發展割裂開來；利用環境保護干涉別國內政，要求各自放棄一些主權，尤其是在國家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主權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國際環境合作上缺乏誠意。發達國家在上述問題上采取的立場觀點是與發展中國家對立的，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對此，發展中國家從促進發展、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以及有效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出發，在一系列原則性問題上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
四、推進國際合作原則實施的途徑
（一）推動全球環境法制化
環境問題對國際關系和國際安全的影響正在逐步加深，環境問題將會引起越來越多的國際沖突。面對環境安全對國際政治的深刻影響，國際社會已認識到環境問題不能停留在各種論壇上的一般性討論，必須尋求制定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確保各國加強合作，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國際立法是一種強制性手段，無論哪一國家加入國際環境保護公約，他就在法律上承擔了相關的義務與責任；否則，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國際社會的壓力，或在國際貿易上處于不利地位。近年來，新的全球性、區域性和雙邊環境保護條約不斷出臺，領域不斷擴大。國際環境法的迅速發展增強了國際環境保護措施的有效性和強制性，同時也對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產生深刻影響。
（二）開展環境問題上的南北對話和東西協商
我們共享同一個地球，任何一個局部地區的環境惡化都會對全球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因而，不發達國家在改善環境時遭遇到資金、技術、設備、人才等方面的障礙時，發達國家基于歷史和未來的考慮，應給予大力幫助。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于環境治理基點的不同，在發展中國家環境投資的邊際成本明顯高于發達國家?？梢?，從全球來看，環境保護和投資的重點應放在生態環境脆弱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應支持發展中國家改善環境的各種努力。盡管在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始終存在爭議，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環境保護領域特有原則的最終確立，使國際環境合作具有了更加靈活的實現方式。這一原則號召各國積極應對環境危機，克服環境合作中的分歧與困難以達成共識。
（三）建立可持續發展指導下的國際環境保護合作關系
國際金融貿易論文范文5
通過對DEA指數方法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分解后，發現技術效率最高的前三個省市分別為天津、上海、廣東省;而技術效率最低的四個省份分別為廣西、、內蒙古、吉林。從區域層次來看，2003-2012年之間曼奎斯特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順序從高到低依次是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技術效率指數的以仍然是東部地區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地區最低。本文建議加大R&D投入、加快區域產業轉型升級是提升中西部區域技術效率縮小與東部差距的重要手段和途徑之一。
關鍵詞：TFP;技術效率;索羅殘差法;DEA-Malmquist
基金項目：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研究”（13&ZD046）（子課題：中國國際直接投資發展水平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產業國際化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與邊際效應實證研究”（11YJA790185）的資助
21世紀以來，隨著世界經一體化進程發展以及市場化開放程度，國家之間的經濟交流也越來越大，各國經濟也存在著高速增長。在世界經濟飛速發展的大背景下，近10年以來，我國的經濟也呈現著每年GDP增長率高速發展。這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由于中國投入的高增長導致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包括資本和勞動的積累。第二，30年來我國經濟的改革提升了要素的配置效率，優化了產業結構，尤其是在國企改革以及金融貿易之間的改革極大地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第三，由于R&D的投入以及技術進步、FDI技術外溢效應直接或間接地提升了技術效率，科研活動的加強也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國內有許多學者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測算以及相關領域做了大量研究，運用不同的計量方法（參數法和非參數法）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量比較比較少，更多的是對2000年左右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量分析。還有一些學者對企業層面的生產效率和TFP變化了進行了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非參數方法（數據包絡分析DEA， 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對所選取的生產數據也添加了許多變量進行分析。
本文在以下幾個方面有別于以往的研究：首先，通過運用參數法和非參數的方法，選取2003-2012年省級層面數據，經過大量測算整理工作，處理各個省份數據進行面板回歸測量比較，并根據經濟區域把各省份劃分為東中西三部分結構歸類。其次通過對測算方法的比較分析兩種測算方法的優劣，選取較合適的DEA指數分析法的結果。并對其全要素增長率進行分解為效率進步和效率提升這兩部分。最后通過比較分解的結果，找出各地區全要生產率差異形成的原因，并為縮短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提出政策性建議。
我們得到的初步結論是：2003-2012年間，全國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率為-0.2%，主要原因是由于技術效率的增長率為-2.3%，技術進步的增長量為2.1%。表明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來自于科研、R&D研究這一塊領域，而技術效率的年平均-2.3%的下跌造成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技術效率是指產業結構能否符合總體要求（綜合效益）并使之發揮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根據我們對技術效率數據的觀察，技術效率最高的前三個省市分別為天津、上海、廣東省;而技術效率最低的四個省份分別為廣西、、內蒙古、吉林。從區域層次來看，2003-2012之間曼奎斯特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順序從高到低依次是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技術效率指數的以仍然是東部地區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地區最低。
一、全要素生產率研究的相關理論
國內外已有文獻主要從參數法和非參數法研究兩個方面研究各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生產要素效率情況。參數法經典理論索洛殘差法由SLOW（1957）提出，也稱作生產函數法，舒元（1993）通過索洛殘差法估算了1952-1990年之間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的變化情況，研究得到其有0.02%的增長率，且0.3%的貢獻率對于產出的增長。郭慶旺、賈俊雪（2005）通過運用四種估算方法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算，認為四種結果較為一致，主要趨勢都是在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全要素生產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此得出結論國家的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有密切的關系。楊勇（2008）基于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并且利用歷年統計數據得出中國1952-2006年的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隨后通過計算生產要素對產出的貢獻率做了時序分析且與國外經驗做了橫向的對比，實證結果表明，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對服務業產出增長率的影響在1980年前波動較大，而之后漸趨平穩，然而總體水平仍舊較低。
非參數法研究全要素生產率主流的是以DEA-Malmquist指數方法。該算法為代表的是郭慶旺（2005）在分析測算中國省份經濟時，利用非參數DEA-Malmquist指數方法，結果表明各省份經濟雖然增長，但是存在較大的差異，而且仍然有逐步增大的趨勢，發現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省份之間的技術進步率差異所造成的;吳延兵（2008）利用中國工業面板數據研究從國內外技術引進和自主研發對生產率的影響， 結果顯示兩者進對生產率促進存在著正向的作用， 然而我國在對自主研發吸收能力表現不強，對引進技術的學習和消化產生不利影響， 進而影響了生產率增長。劉建國、李國平、張軍濤、孫鐵山（2012）運用Malmquist指數模型在省際層面測算了1990-2009年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做了進一步分解，實證得出從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上看，經濟集聚、人力資本、信息化、基礎設施、經濟開放度及制度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有促進作用;產業結構、政府干預和土地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為負相關;但是在統計學上看基礎設施水平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并不是很明顯;
國外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也有相關實證研究。早在20世紀60年代Griliches（1964）就已經證實R&D是促進生產率增長的關鍵條件之一;Basant和Fikkert（1996）基于印度1974-1982年的廠商間數據，估計了R&D開支、技術購買、國內外R&D溢出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的，分析得出三者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均有正向作用;Jimmy Ran、Guangzhong Li、Jan P. Voon（2007）利用來自19個行業層面以及來自中國30個省級層面的最新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外國直接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凈影響依舊是正面的，但是區域差距一直在擴大。
二、全要素生產率方法的選擇及測定
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目前主要有兩種：索洛殘差法（參數法）和DEA-Malmquist指數方法（非參數方法）。本文將同時運用這兩種方法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量，選取精確度較高的一種用于“FDI雙向流動”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1.參數和非參數法模型比較
“索洛殘差法”（參數法）主要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運用隱性變量法柯布―道格拉斯隨機前沿生產函數，即：[Yit=AitKαitLβiteμit] （3.1）
i = 1，2，…，n;t為時間式
其中Yit是各地區生產總值（ GDP） ;Kit為各時期各地區的資本投入量;Lit為各時期各地區勞動力投入量;Ait為各時期各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αiβi]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μit]則作為隨機誤差項。
為了估算TFP，對式3.1兩端同時取對數可得：
[InYit=InAit+αInKit+βInLit+μit] （3.2）
DEA方法（非參數法）主要基于產出的生產效率。假設有k=1，…，K個省份使用n=1，…，N種投入要素xtk，n，得到m=1，…，M種產出ytk，m。在不變的規模報酬和投入要素可自由處置的條件下，參考技術集為：
[T=y，x：yk，mk=1kzkyk，m m=1，...，M;xk，mk=1kzkxk，n n=1，...，N;zk0，k=1，...K] （3.3）
在計算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時我們依照DEA方法下構造的Malmquist模型的基本思想，依據，Fare和Roos（1989）的研究成果，得到線性規劃問題，根據相對有效性函數將Malmquist指數定義為為兩個時期的Malmquist指數的幾何平均：
[Mt+1t=Dt+10（xt+1，yt+1，bt+1）Dt0（xt+1，yt+1，bt+1）Dt+10（xt，yt1，bt） Dt0（xt，yt1，bt）1/2] （3.4）
當TFPCH>1，表示全要素生產率呈增長趨勢，TFPCH<1則表示全要素生產率呈下降趨勢，根據Fare、Grosskopf、Norris、Zhang（1994）的研究發現，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又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技術效率變化（EFFCH）和技術變化（TECH），全要素生產率為兩部分效率變化的乘積。
[Mt+1t=EFFCHt+1t*TECHT+1T] （3.5）
[EFFCHT+1T=Dt+10（xt+1，yt+1，bt+1）Dt0（xt，yt1，bt）] （3.6）
[TECH=Dt0（xt+1，yt+1，bt+1）Dt0（xt，yt，bt）Dt+10（xt+1，yt+1，bt+1）Dt+10（xt，yt，bt）1/2] （3.7）
當EFFCH>1時，表示從t到t+1時期出現了效率提高;反之，如果EFFCH< 1，表示從t到t+1時期出現了效率下降。如果MLTECH>1，表示t到t+1時期忽略壞產出的情況下的生產前沿朝更多的產出，更少的投入的方向移動，出現技術進步;反之，如果MLTECH<1，則表示生產前沿面朝著更少的產出，更多的投入的方向移動，出現技術退步。
對2003-2012年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數據進行估算，索羅殘差法估算平均增長率為0.05%，根據DEA-Malmquist指數方法得到年平均增長率-0.024%。鑒于索羅殘差法本身比較粗糙，且對于東中西部省份的估計也不精確以及對于政策和經濟沖擊波動比較大，我們采用相對比較可信的DEA-Malmquist指數方法測得的全要素生產率數據。
2.模型測算結果比較和分析
利用統計軟件Eviews7.2對In（Yit/Lit）=In（A）+[α]In（Kit/Lit）+[εit]進行回歸，得到[α=0.723]，[β=0.277]，檢驗結果顯示在1%水平上顯著。然后將[α=0.723]，[β=0.277]代入[A/A=Y/Y-α*K/K-β*L/L]，計算得到2003-2012年中國各省份的TFP增長率，如表3.1，。為進一步觀察我國各地區的TFP變化率，我們對地區進行劃分，得到中國東中西三部分的TFP增長趨勢圖。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投入產出變量作為參照物，勞動指標我們用歷年各省份的就業人口作為代替勞動投入量，我們選用固定資本存量作為資本指標，產出指標一般有兩種選擇，GDP和人均GDP都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本文我們選取的GDP作為產出指標來替代。并利用DEAP2.1軟件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全要素生產率、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變化有表3.1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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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2 2003-2012東中西部TFP增長率（索洛殘差法和DEA-Malmquist指數方法）
由圖3.1和圖3.2可以看出，2003年以來，TFP總體呈上升趨勢，TFP增速在2001-2007年間快速上升，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投資嚴重受挫，TFP也迅速下滑，隨著經濟局勢的好轉，2009和2010年連續兩年TFP增速有所回升，但仍未達到前期高點，2011年歐債危機的爆發使得TFP增速又有所下降。綜合來看，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穩步增長，生產率水平顯著提高，TFP指數呈現穩步上升態勢，預計未來仍將保持上升趨勢不變。但受國內外經濟環境影響，我國的TFP增速波動較大。
索羅殘殘差法和DEA-Malmquist指數方法對東中西部進行整體趨勢分析，與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國際經濟大環境和區域經濟結構還是比較吻合的。我們發現，2003-2012年之間，2003年初東部和中部地區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總體上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率都是大于1，存在逐年進步的，而西部地區全要素生產率較為落后，在2005年時三個區域開始呈現發散，之后東部地區開始穩步增長，中部地區則出現短暫的下滑，全要素生產率有呈現不規律波動。2007年，國家根據《西部大開發“十一五”規劃》，投入總規模為1516億元進行在西部地區開工10項重點工程。政策的導向是的西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瞬間被拉高，由于沒有后續的企業資本投入，到西部的產業轉移也沒有跟進，使得其后的幾年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產率一直有下降的趨勢。東部地區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07-2009年發生持續性的下降，到2010年經濟復蘇全要素生產率開始回升，略高于中部地區。
表5.3 DEA-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2003-2012）
[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技術效率指數＼&技術進步指數＼&東部平均＼&1.021＼&0.979＼&1.024＼&中部平均＼&0.988＼&0.977＼&1.019＼&西部平均＼&0.982＼&0.976＼&1.016＼&全國平均＼&0.998＼&0.977＼&1.021＼&]
技術效率是指產業結構能否符合總體要求（綜合效益）并使之發揮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根據我們對技術效率數據的觀察，從表5.3可以看到，技術效率最高的前三個省市分別為天津、上海、廣東省;而技術效率最低的四個省份分別為廣西、、內蒙古、吉林。從區域層次來看，2003-012之間曼奎斯特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順序從高到低依次是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技術效率指數的以仍然是東部地區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地區最低。
對2003-2012年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數據進行估算，索羅殘差法估算平均增長率為0.05%，根據DEA-Malmquist指數方法得到年平均增長率-0.024%。鑒于索羅殘差法本身比較粗糙，且對于東中西部省份的估計也不精確以及對于政策和經濟沖擊波動比較大，我們采用相對比較可信的DEA-Malmquist指數方法測得的全要素生產率數據。
結論
兩種模型方法估算全要素生產率總體的大小和趨勢是一致的，在經濟繁榮的階段，TFP增長率都出現了逐步上漲的特點，在經濟不景氣或者受經濟危機影響的階段，都出現了急劇下滑降至階段低點。但是對于波動幅度和大小存在較大的差異。索洛殘差法對全要素生產了的估算比較平緩，但在經濟沖擊比較大的背景下波動又顯得較為劇烈。用索羅殘差法估算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基本都在TFP變化率1上下震蕩，且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差距描述不是很明顯。而DEA-Malmquist指數方法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梯度差估算更為顯著，經濟危機和國家政策對地區投入的沖擊波動也更為平穩和順暢。2003-2012年間，全國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率為-0.2%，主要原因是由于技術效率的增長率為-2.3%，技術進步的增長量為2.1%。表明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來自于科研、R&D研究這一塊領域，而技術效率的年平均-2.3%的下跌成為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這些結論為我們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的指導意義在于： 在全國宏觀經濟經濟方面，政府應該加大對R&D投入，增強企業自主研發的主觀能動性，通過有效的管理增強資源配置的效率，實現企業對技術層面的追趕。此外，我們還要積極引入高質量的資本以及外資企業，通過對要素配置效率的滲透，突破技術前沿面。同時在平衡東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應該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人才和高質量企業的引進，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實現對資源的利用和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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