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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1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國際上該領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據他在1996年與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對溢出效應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是指，由于國際企業的進入或參與，東道國本地企業所獲得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實際上，國際上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起步，正是由于這一問題本質地涉及到在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幾十年來該領域的研究越來越熱烈，并且也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機制，即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以后，是通過怎樣的微觀機制和過程對東道國本地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產生促進作用的。對這一問題的透徹理解無疑將有助于東道國的政府和企業采取相應的措施，以達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成溢出效應產生的目的。
認識演進：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和作用
回顧歷史，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經歷了從最初的抵觸到審慎開放，進而主動吸引的過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有限，學者們也只是把它當作國家間的資本流動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加以討論；到了60年代后期，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學者們開始著力研究它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沖擊和影響。主流的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由發起國本國市場的寡頭壟斷特征引起的，研究者們擔心外商直接投資會將這種本國市場的不完善性擴散到其他國家。與此同時，對國際企業轉移價格問題的研究以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不均衡發展的研究都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抵觸情緒，因而60年代各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都持有拒絕或嚴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國際借貸資本強有力地支持了亞洲新興國家外向型經濟以及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型經濟的蓬勃發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貸為核心融資方式的亞洲新興國家的發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為代表的一些拉美國家又陷入了債務危機；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對以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引進國際資本不得不進行重新的思考。與此同時，學者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積極的結果。多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應，特別在國際技術轉讓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別的關注。由此，東道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無論是被動地吸引國際資本還是主動地創造國際技術轉移的機會，多數國家開始傾向于部分開放和有目的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進入90年代以來，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了更進一步的積極認識。相對于其他國際技術轉移的方式，人們發現，越是最新的技術和最具獲利性的技術，國際企業越傾向于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東道國使用。原因在于，從國際企業的角度考慮，采用這種形式會把這類技術法律上的控制權留在國際企業內部。從希望獲取先進技術的東道國的角度考慮，由于上述原因，東道國的企業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并不一定總能從市場上購買到。在這種狀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本地企業的特殊意義在于，當國際企業在本地投資并采用先進技術進行生產活動的時候，本地企業可以就近通過觀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經被國際企業雇用的人員等渠道取得相應的的技術與管理的有益信息，從而也可以造成其技術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資可能造成的技術外溢效應，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還發現，如果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壟斷性市場，會打破市場中原有的壟斷平衡，本地企業則會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提高效率。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一種體現。事實上，90年代各國的外資政策相對80年代來說更加開放，相鄰的各國之間吸引甚至爭取外資的意圖都更加明顯?？梢哉J為，開放和吸引外資已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認識顯然是這種政策實施的重要依據。
機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產生
盡管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著上述比較普遍的積極認識，并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確實采取了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但根據不同國家制造業數據所進行的經驗研究的結果卻并不樂觀。由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紐約大學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別主導的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業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在東道國產生了溢出效應；但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Haddad&Harrison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Aitken&.Harri-son分別對摩洛哥和委內瑞拉制造業的研究卻顯示溢出效應并沒有產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員Mariotti主持的研究發現，在專業型行業（Specialist sectors）和規模型行業（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產生了溢出效應；而在科學型行業（Sci-ence-based sectors）和傳統行業（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卻沒有產生溢出效應?；谏鲜霾煌难芯拷Y果，國際上的學者們得出了一個共識：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并不是自動產生的。也就是說，各國的開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夠保證進入本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在本國產生溢出效應，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應產生的條件和機制，成為了各國在現實中能否有效引導溢出效應產生的關鍵。
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國際上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發生機制歸納為“行業內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以及“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三種形式。
1.行業內溢出效應。
行業內的溢出效應也被稱為“示范與競爭效應（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這種溢出效應的機制體現為，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特定的行業后，一方面，由于外資企業采用的現代的商業模式和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為外資企業創造了高額利潤的機會，從而為在同一行業中的本地企業產生了示范效應；而本地企業對外資企業的觀摩與模仿行為最終使本地企業達到了提高自身勞動效率的結果，獲得了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和對本地市場的爭奪，對在同一行業中運作的本地企業造成了競爭的壓力；為了保持原有市場并且爭取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本地企業會竭盡全力地采取各種可能的措施提高經營效率。這種在競爭環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應的表現形式。針對這種機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經分別對歐洲半導體業進行了兩項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結果表明，美國跨國公司的進入確實為歐洲該行業帶去了新的技術，這種示范效應對歐洲整個行業的崛起作用顯著；Langdon在對肯尼亞肥皂業進行的案例研究中發現，由于進入肯尼亞的國際肥皂制造企業將機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場，本地企業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銷路，本地肥皂制造廠商也不得不去引進相應的肥皂制造技術，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礎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將這種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模型將外資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的決策與本地企業對學習過程進行投資的決策相互聯系，探討了兩類企業在相互競爭中的決策機制。他們認為，對于本地企業而言，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投資于學習過程，而學習過程的投資越大，本地企業的技術能力越強，越能夠獲取高額的利潤，從而表現為本地企業因為外資的進入而獲得了溢出效應；與此同時，由此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的縮小，又進而會促使外資企業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東道國子公司轉移技術，以提高相應的競爭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潤空間；這就體現為由于內資企業競爭能力的增強導致了對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而可喜的是，外資企業的提高又反過來為本地企業進一步獲取溢出效應拓展了新的空間。于是，我們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闡述為了一種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機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項針對墨西哥制造業的經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結論。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清醒的意識到，以“示范和競爭效應”為機理的溢出效應并不是唯一的結果。無論研究中還是現實中都存在著與模仿和競爭相關的反例。例如，巴西紡織業的案例研究發現，一個跨國公司在當地建立了分支機構并帶來了新產品―――“人造纖維”，使得本地企業生產的棉織物無人問津，最終導致了大批的本地企業破產。因而到目前為止，一個比較普遍的共識是：“示范和競爭效應”確實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有效機制；而“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促使積極的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的產生”仍然是困擾東道國政府和企業的一個現實問題。
2.行業間溢出效應。
行業間的溢出效應又被稱為“上下游關聯效應”。這種溢出效應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與當地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聯系產生的。勞爾1980年選取了兩家印度的大型卡車制造商AL(外資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資企業)，考察了兩家企業以及他們的36家供應商在建立、信息技術、財務、原材料采購以及管理和分銷渠道等方面的情況。根據這份案例研究，Lall總結了可能導致“上游”溢出外溢效應的互補行為，他認為跨國公司可能通過下述方式提高當地供應商的生產效率：第一，幫助有潛力的供應商建立生產設施；第二，為提高供應商的產品質量和創新能力提供技術協助或相關信息；第三，提供或幫助供應商購買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第四，為供應商的管理和組織提供培訓和幫助；第五，幫助供應商尋找更多的客戶。繼勞爾之后，Linda&Pang選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導向型電子企業又進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選取的3家電子企業都是世界領先的電子企業（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經經營了8-13年，他們的產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過對3家公司的管理層的訪問，Lim&Pang發現，這3家企業都很愿意與當地的供應商建立聯系，并且從財務、技術、管理等方面為供應商提供幫助。在此基礎上Lim&Pang認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銷售產品，市場力量使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尋求長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業（供應商）的有利條件在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資企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他們提出，東道國政府通過嚴格的政策限制來增加對于本地產品的購買是沒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強本地企業和那些出口導向型跨國公司的關聯，跨過企業就可以通過后向聯系對本地企業產生溢出效應。
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相類似，在外資企業與東道國本地企業發生關聯的研究中也有不樂觀的情況存在。一份針對墨西哥的研究發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國企業將其產業鏈中需要利用廉價勞動力的部分轉移到了墨西哥的邊界。這一產業的轉移確實使美國企業從中獲得了降低成本的好處，但并沒有起到幫助墨西哥的相關產業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來，要切實有效地獲取行業間的溢出效應，也還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針對性的研究。
3.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
由于人員流動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有時也被稱為勞動力溢出效應，它主要表現為，跨國公司對其當地雇員一般都會給予多方面、多層次的培訓，一旦這些員工離開跨國企業去其他公司就職或開設自己的公司，他們在跨國公司學習的技術就會受益于本地企業。對這種溢出效應機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過對肯尼亞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選取了肯尼亞41家制造業企業的72名中、高層管理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對比研究了跨國公司和非跨國公司對于管理人員培訓的方式、時間以及各種不同類型企業管理人員的流動情況。最后他得出的結論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管理技術的提高是有貢獻的。這種貢獻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十分擅長培養和發展管理人員的管理技能，經過一段時間后，部分經過培訓的管理人員加入其他類型的企業工作從而將使這種技能得以擴散，體現為對本地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此外，Irving Gershenberg還發現，合資企業對于技術溢出的貢獻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為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學者們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考察現實：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產生溢出效應的潛力
近5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問題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但由于受行業和企業數據的限制，多數對溢出效應的研究停留在宏觀層面。因此，對于在行業及企業層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1.獲取溢出效應已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重要目標。
縱觀我國吸引外資幾十年的歷史，我們也走過了從嚴格限制到有限度開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開放的過程。由于相對于國際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國民經濟在這十幾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穩健的增長，從而使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國際地位一路顯著攀升，目前已無可爭議地成為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外資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與日俱增。在這樣的環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資”的問題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質”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則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資帶動我國企業的成長，即如何促使外資在行業和企業層面產生溢出效應成為了目前被各界矚目的核心問題之一。
2.我國的國際化商務環境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條件。
借鑒國際上關于溢出效應的研究，我們認為，我國目前的國際化商務環境已經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已經吸引了豐富的外商直接投資。這種豐富程度不僅僅是從總量上來衡量的，它還顯著地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廣泛的行業范圍和地域范圍；與此同時，從外資來源的角度看，外資不僅僅來源于周邊文化與語言相近的國家和地區，而且我們還吸引了眾多的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著名跨國企業。于是，這就為我國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不同層次和水平的企業都創造了吸收外商投資溢出效應的機會。
其次，從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在我國國內市場上，外資企業與本地企業的競爭是廣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國內需市場的蓬勃發展，進入中國市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資的進入必然地沖擊國內企業原有的市場份額，使本地企業切實地感受到面對面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外資企業的進入，也將先進的科學與管理技術帶進了市場，從而為本地企業的就近觀摩和模仿提供了條件。
再次，從行業間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由于我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顯著的全球性競爭優勢，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價值鏈為目標的外資的進入。這就為我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形成前后向的供應鏈合作關系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最后，由于外資在中國擴大經營的需要，近些年來外資企業培訓本土地員工的規模不斷擴大，將本地員工送到國外培訓的機會也不斷增加；而受到外資企業內部的上升空間的限制，從外資企業到內資企業的人才流動將是不可避免的。為此，爭取由于人才流動而產生的溢出效應也具有很廣闊的前景。
3.對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深入研究將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應的產生。
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2
一、國外文獻
（一）針對某幾個區位因素進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與中國政府簽訂了雙邊投資協議（BITs）的東道國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東道國、投資國的友善關系可以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成為企業區位選擇時的重要考慮因素。
（二）針對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場和交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保護知識產權、執行合同、為提供物質和組織基礎設施建設的集體活動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決定了從事經濟活動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夠為一個國家融入世界經濟帶來積極的促進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過研究發現：國內制度功效的質量對資金流動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質量使得國家的資本結構更加公平和遠離負債；一個國家的組合投資對國家制度功能質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認為東道國制度質量好壞會直接影響其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驗證了制度質量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針對中國做了研究，他們將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FDI進行了對比，研究發現，投資母國相對國內投資而言，在中國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對較少，制度上的影響對他們的投資影響相對薄弱。他認為制度質量相對較低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國外投資，跟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是分不開的。
二、國內文獻
（一）整體上討論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楊大楷等（2003）將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實特點相結合，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指出現階段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以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為重；不同類型企業根據其側重點不同而選擇不同的區位；在國外進行研發的企業應注重尋求產業集群，利用集中的資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創新優勢。
（二）針對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影響的研究
江心英（2004）認為東道國的經濟環境（environment）、體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統和跨國公司的行為特征是決定FDI區位選擇的兩個內生變量，然后重點闡述了基于這兩個內生變量的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綜合動因理論。范小軍、楊舟（2006）則運用經濟學和博弈論的相關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模型，并且討論了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其結論為，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市場容量較小，優惠稅率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可以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產生正影響；如果市場足夠大，即使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是很完善、稅率也沒有十分優惠，這個國家或地區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資。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路徑
國內學者提出對于中國OFDI的區位選擇“先易后難”或者“先難后易”的決策，大多數是從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角度區分難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較研究了海爾集團的“先難后易”與IRB集團的“先易后難”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戰略，分析了實施兩種戰略的企業其國際化戰略的共同點，兩種戰略的優勢、劣勢和采用兩種戰略的一般原則。而邵祥林（2005）則主要探討了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目的、路徑和模式。他依據對外投資目的將海外投資進行分類，借助兩階段寡頭博弈模型，對不同類型的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經營活動進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資源、提高企業競爭力為目的的海外投資企業更可能是以承擔較大風險為代價來換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擴展市場為目標的投資企業應看重市場規模和同行業企業的發展水平、競爭能力。另外，他還指出，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應該選擇產權安排方式（例如獨立經營和合資經營）。同時，他強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經營活動不具備絕對優勢，因此，比較優勢原則在中國企業“走出去”，決定自身的經營戰略和方式中顯得尤為重要。最后，王鳳彬、楊陽（2010）將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包括自然資源、市場和效率尋求型三種）和戰略資產尋求型直接投資，后者也稱為“探索型OFDI”。他們以聯想收購IBM、吉利收購澳大利亞DSI公司等案例為例，從順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對比分析中歸納出、“差異化的同時并進”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國正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中游”位置，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來說，相比單一模式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企業更應該“兩條腿走路”“齊頭并進”，在投資過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與“利用型OFDI”的優勢。
【參考文獻】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3
在2006年中國私募股權投資業績簿上，截至2006年12月，房地產行業共有世貿地產、上海復地、綠城中國、首創置業、中遠地產等近十幾家私募股權投資案例，其中渣打一舉攻占了三個制高點，從項目投資總數上來看，地產界的大腕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淡馬錫無不排在了渣打投資的后面。
如今，地產行業進入了嚴冬季節，渣打雪中送碳，在上海、浙江、北京跑馬占地。三戰三勝，傳為中國地產私募投資佳話。同樣，在投資者對中國汽車市場都不看好時，渣打獨具慧眼，大盤投入。待到價值回歸時，勝利者滿載而歸。這種獨特的投資風格深深地打上了渣打直接投資大中國區總裁陳凡個人的烙印――平和與激情，保守與果斷，速度與力量的統一，最重要的一點：做人與做事。
“強龍斗不過地頭蛇， 但強龍加上地頭蛇則是強強結合?！?在北京土生土長的、又在國際投行和基金里歷練了十個春秋的渣打直接投資大中國區總裁陳凡對中國國情和國際資本市場了如指掌。因此當許多人還沒看明白時，陳凡已將處于低谷中的項目收入囊中了。領先者一定要承擔相當的風險，一旦成功就一定會比別人多一塊利潤。
武林高手有三類：一類高手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二類高手就像太極高手，平淡之中見功夫；第三類高手，是不見一刀一劍，只見一道光穿過，一切都灰飛煙滅了。在投資界，也有各類的高手，其中一類是有著以弱勝強的功力。在投資世茂地產時，左有摩根士丹利，右有摩根大通，兩個巨人，氣勢咄咄逼人，紛紛聲稱要獨霸天下，你死我活，小小渣打，不在話下。結果是，摩根大通殘敗烏江，渣打和摩根士丹利入主東宮。 渣打的陳凡又一次創造了以弱勝強，以小搏大的中國投資基金史上的經典案例。
“在投資界，真正的高手是與人合作， 正所謂和為貴?！?陳凡還有著另一類投資高手的特有的境界?；偁帪楹献?，與強勢基金品牌合作，與強勢企業品牌合作，進行品牌嫁接，價值轉移，很快，使得渣打投資品牌不僅在地產投資界，同時在私募投資界以及投資銀行界得以迅速崛起。與高手同臺競技，需要高屋見瓴的戰略，適應環境變化的策略和戰術，功底深厚的內功，最重要的是要有著一支意志剛強、吃苦耐勞、功夫過硬、戰斗力極強的團隊。陳凡的核武器之一就是讓他引以為榮的專業團隊。
2006年對于渣打直接投資來說，播種與收獲兩不誤：投資世茂地產5000萬美元，綠城中國4700萬美元，中遠地產3500萬美元；投資5000萬美元的東風汽車成功退出，“由于商業機秘，這個數字保密，但可以說的是‘勞有所得’?！标惙矔牡匾恍?。股市里有句名言：“會買的不如會賣的。”渣打不僅會買而且更會賣。在大家都認為汽車行業產量過剩時，整個市場行情顯示低迷，當時H股市場汽車類公司最高股價表現的市盈率只有9倍，而渣打以6.5倍冷靜進入，在2007年退出時其市盈率達到了17倍有余。由于在投行與基金分別浸泡多年，對投資與變現， 陳凡就像一位老中醫，問、聞、望、切，手到病除。
“這僅僅是萬里的第一步。”一如既往，陳凡平和而謙虛的說著，而在外人眼里卻仿佛看到了一位九段高手在自如地轉動手中的棋子，圈點著渣打投資2007年的江山。
[點評渣打]
2006 年是中國和香港資本市場發高燒的一年，誰能做到諸葛亮彈琴――柳下惠坐懷不亂。屏蔽誘惑，處之泰然，誰就贏了。渣打投資做到了。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趁著全球私募基金一窩蜂似地大舉進攻中國傳統企業之際，頂著中國地產行業的驟然刮起的暴風雪，渣打直接投資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中國北京、上海和杭州，一舉拿下了中國地產界的三座價值不菲的名城：世茂地產、綠城中國和中遠地產。這是中國投資史上不可多見的神來之筆。當國際資本市場對中國汽車行業前景一片看淡之時，又是渣打，靜悄悄地做上了東風汽車的第二大股東。6.5倍市盈率進入， 17倍市盈率退出。投資最簡單也是最高的境界是，“物美價廉”的投資。而能使渣打直接投資達到如此投資境界的掌門人就是渣打直接投資大中國區總裁陳凡。
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4
關鍵詞：國際化人才管理實現路徑；民營企業；聯想集團
引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開始“走出去”，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面臨許多問題，民營企業要想更有質量的發展，不僅需要業務國際化，更需要管理思維的國際化。研究我國民營企業國際化人才管理模式的核心價值在于：①根據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發展適合當地條件的管理技術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之一；②國際化人才管理等企業內部的有效管理有助于穩定跨國公司的運營。③目前學術界達成的一些國際化人才管理的模式主要基于發達國家的實踐，而國內的研究則大都立足于國有企業。對于民營企業來說，在國際化人才管理的模式創建上應有自身的獨特性。
一、理論背景
（一）國際化人才。“國際化人才”的概念產生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海在構建“國際人才資源高地”時曾將“具有高學歷、懂得國際通行規則、熟悉現代管理理念，同時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較強的創新能力及跨文化溝通能力的人才”定義為“國際化人才”的內涵。之后，不同的學者也對“國際化人才”進行了不同角度的定義，主要特征如下：①具有全球意識、國際視野，熟悉國際規則；②能較快適應國際化競爭環境，并為組織和社會創造價值；③具有較強的管理或專業技能以及跨文化溝通和管理能力。
（二）國際化人才管理。對于國際化人才的管理，中國石化集團在2014年以勝任力為核心搭建了國際化人才管理體系，并根據國際化人才類型的不同給出了領導勝任力模型、專業序列勝任力模型、全員核心勝任力模型，整個國際化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具有一體化、系統性、深入化的特點。
二、研究方法
（一）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是對理論的一種演繹，具有檢驗和補充雙重作用，是為了完善理論而進行的定性研究。
（二）案例選擇。在考慮案例的代表性與可參考性、資料的可得性和充分性的基礎上，選擇聯想公司作為案例研究目標。
三、案例描述及剖析
2004年，聯想集團并購IBM PC部門，開啟全球整合，從直接投資到整合全球組織、完善架構以及人事調整，可以看出聯想集團對于人才管理的重視。具體來講，有如下幾點：
（一）國際化人才內部培養機制。（1）梯隊建設。通過人才的梯隊培養建立起強大的人才后備力量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首要任務。聯想集團有多重針對各梯隊的人才培養計劃。其中崗位序列體系，繼任者計劃較為知名。1）崗位序列體系。聯想集團在中國的平臺上建立了30多個專業序列，根據不同崗位序列要求，提供具有針對性的培訓支持。每年對員工進行序列評定后責、權、利也會發生變化。2）繼任者計劃。 “繼任者計劃”將培訓發展的資源重點向高潛質人員傾斜，目標是培養具備國際化跨文化管理能力和潛質的中高層管理者。 “崗位序列體系”和“繼任者計劃”兩項培養計劃實現了由下到上的自我努力以及由上到下的領導幫扶的結合，使得聯想集團的內部人才得到更充分的培養。（2）人才外派。聯想集團在對外直接投資初期就有計劃地將大量人才外派來增強業務與溝通能力，此后還將自身擅長的交易式模式2和做法推廣到全球實現國際化。（3）內部培養機制建立。多梯隊計劃的培養提高員工的業務素養，外派人才推進國際化，兩者的結合形成了內部培養機制。
（二）國際化人才外部吸納機制。在面對陌生復雜的國際交易市場時，聯想集團也意識到從外部引入人才勢在必行。
（1）國際化招聘思維。新聯想公司注重海外或是大型跨國公司的工作背景。為了引進高端的國際化人才，聯想集團不僅會與全球一流的獵頭公司合作，還會定期到海外去招聘。（2）國際化薪資結構。聯想集團自1998年開始貫徹以3P3為基礎的薪酬理念，后期融合了IBM-PC在薪酬制定方面的優點后在全球推出了 “P3”體系，即Priority（KPI的優先性）、Performance（績效溝通和反饋）、Pay（報酬），根據KPI優先指標的達成，對員工的績效進行反饋，然后據此支付薪酬。（3）外部吸納機制建立。把國際化的招聘思維與適應的薪資結構相結合，以先進思維吸引人，以優厚待遇留住人，形成了聯想集團國際化人才外部吸納機制。
（三）聯想集團文化建設。（1）“入模子”4培訓?！叭肽Ｗ印迸嘤柺切聠T工進想的第一步，培訓表現是決定其能否如期轉正的重要依據。這不僅能讓員工在短時間內了解聯想，還能夠傳遞聯想文化，點燃共創未來的激情。（2）人才融合。人才管理需要融合在國際化過程中顯現出來的文化沖突問題。聯想集團的融合方式主要有強調尊重差異的“坦誠、尊重、妥協”六字方針、促進思維方式理解的“雞尾酒行動”以及凝聚整體的新聯想核心價值觀等。（3）文化建設機制建立。通過“入模子”培訓團結思想，再通過一系列措施推動人才融合，形成了聯想集團文化建設機制。
（四）國際化人才管理實現路徑。在中國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經營實踐中，很多企業喜歡用高報酬從其他企業將高級管理人才“挖”過來，但常常因為文化差異“水土不服”。而聯想集團采用了“搭班子”的方法，尋找當地的接班人，形成傳承機制。
見效快的外部吸納與持續有效的內部培養相結合是聯想國際化人才培養實現路徑中的兩條大道，并以“搭班子”建設為契機進行匯通。文化建設則是“班子”能夠順利運轉的原動力，通過“入模子”培訓以及進一步提升的人才融合來推動并實現聯想的國際化進展。根據聯想集團相關管理者實踐，本文建立了聯想集團國際化人才管理的實現路徑模型。
四、結語
如同人體的基因密碼一樣，企業內部也具有其獨特的“DNA”，即企業的“成功基因”。對優秀的企業進行分析，找到這些獨特的“成功基因”，將其嫁接到其他企業實現整體發展。創新的國際化人才管理實現路徑是聯想集團在直接對外投資過程中的重要成功因素。本文總結出聯想集團國際化人才管理實現路徑，以期對其他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管理實踐提供一些借鑒。
參考文獻：
[1] 譚力文，吳先明.國際企業管理.[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3
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5
關鍵詞：產業；國際貿易；中國貿易政策
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
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
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二)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
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
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梢?，信息技術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南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6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它通過向外活動來獲得更高的利潤，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東道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條件因素
自然地理環境包括地形、氣候、自然風光、自然資源狀況、與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條件因素是最明顯的因素，其優良與否，直接關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我國沿海地區如廣東，直接毗鄰香港、澳門兩個國際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鄰香港這個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受到這些經濟先進地區的輻射和傳導，推動了本地區的貿易合作和技術交流，對外商直接投資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為外商直接投資節省了原材料成本及運輸成本。且西部地區不僅有人文景觀，其歷史文化悠久而輝煌，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特色品牌。
（二）經濟環境
經濟環境是外商直接投資活動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經濟環境因素的變化直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者的投資決策。
經濟環境包括經濟發展狀況，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這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場規模大，盈利機會多，因而能吸引較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進行改革開放，尤其有著眾多的海港區，其有著十分便利的交通條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傾斜，使東部沿海城市的經濟快速發展，這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基礎設施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物質條件，其是否完備直接影響到投資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日漸加深，外商直接投資者在評價投資環境時，必然考慮基礎設施的完備情況?；A設施包括交通運輸、港口碼頭、能源和原材料供應、通訊信息設備、供水供電設備等。我國沿海地區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國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進外資，長江三角洲位于我國東海岸線的中段，是長江入東海的出海口，臨近渤海，海陸兼備，有“黃金海岸線”和“黃金水道“之稱，其有眾多的優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寧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組成了我國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國最大的綜合性貿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區擁有內陸地區無法比擬的便利交通和優良港口，便于產品原材料的運輸，有利于生產成本的降低和利潤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常常選擇沿海地區，而我國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相對落后，交通運輸綜合能力低，郵電、通信體系不健全，電力供應還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制約了外商直接投資。
經濟政策包括外資政策，一國的外資政策直接影響到外商投資的領域、規模和效益等；關乎國計民生的產業和行業是限制投資的，而對于有絕對優勢的產業和行業是鼓勵投資的，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其產業政策也是不斷變化的。
貿易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也有著一定的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會對具有相對優勢的行業及產業進行一定的貿易保護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資企業的沖擊，加大對外商投資國的依賴程度，從來使其投資者形成獨占優勢，一旦其改變投資政策或者撤資，將會對國家或地區及其相對應的產業產生巨大影響，不但制約了其發展，也會帶來一系列社會不安定因素。
財稅政策也直接關系到外商直接投資者的利潤及其效益。如果東道國的納稅率低，財政政策寬松，這樣投資者就會進行積極的投資計劃。相反，如果對某些行業征收高額關稅或者報復性關稅，那投資者會繞道而行的。
外匯貨幣政策。如果東道國進行外匯管制或沒有可行的貨幣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為外商直接投資者提供便利的融資條件，也不能進行自由兌換，這會限制外商直接投資者投資。
貿易與國際收支狀況。東道國一般歡迎進口替代型投資。經濟制度及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也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正常運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環境與政府的作用和行為密切聯系在一起，它直接關系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國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由于與經濟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體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變趨勢往往直接表現在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預和控制的程度上，從而對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產生影響。
政治穩定性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有無被顛覆和的可能性，其穩定性包括政權的穩定性；政府的執政能力；反對派的狀況；國內一定時期內發生政治沖突的情況；國內民族、宗教及其工會；軍隊警察的狀況等七個方面。
政策的連續性是指一國政府政權發生換屆時，該國的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仍然保持一定的連續性。
政府及公眾對待外資的態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問題，又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經濟問題。公眾對于不歡迎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往往會示威、抗議、罷工、游行等；政府對于反對的項目則施加更多的額外限制，如在稅收政策方面。
國際地位是指該國在國際中的地位，特別是和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在國際政治組織中的態度
（四）社會文化環境
社會文化環境包括教育水平、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勞動者的素質和社會文明進步的程度，在外商進行直接投資時，教育水平不僅影響勞動力的供給水平，而且影響到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意識、風險意識和管理意識。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沿海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人才開始流向東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優秀的勞動力資源，為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且我國本來就有著廉價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這樣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成本，使得我國東部沿海城市成為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的重要地區。而我國東西部地區，由于地理環境的制約，經濟發展落后，思想觀念守舊，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不完善，人們對教育的認知程度淺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在知識、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沒有能力接受外資，雖然有著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是因為受教育程度低，難以管理和培訓，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遠遠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
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開發為契機實現利用外資的地區均衡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在廣東和福建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隨后其他十幾個沿海城市也陸續宣布對外開放，政府給予這些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在自、稅收和資源配置上等優惠政策，使得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同時也造成了東西部之間的差異，這時政府開始實行西部大開發政策，使得政府政策開始向西部轉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資者在西部的投資進程。為此頒布了一系列針對西部的優惠措施，包括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電訊等投資領域，放寬外商設立代表機構和營業分支機構的限制，對投資于該地區的外資給予稅收優惠等。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雖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東部相比較還遠遠不夠，這就要求必須進一步加大優惠力度并認真貫徹落實，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資真正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二）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隨著經濟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公共基礎設施依賴程度加深，這就需要不斷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提高東部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水平，投資環境中經濟環境是關鍵，基礎設施是經濟環境中的關鍵因素，基礎設施無論哪方面達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響該地區吸引外資的能力，因此要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準備好首要的物質條件，繼續加強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
最近幾年不管是東部還是中西部，交通運輸方面的改善尤為突出，新建、擴建、改建了許多機場、火車站、汽車站，動車、高鐵、地鐵等高科技運輸工具的應用，為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參考文獻：
1.黃曉霞，王歡.我國稅收優惠政策對吸引外資的影響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3（5）
2.經合組織在華外商投資企業調查問卷主要結論與分析[N].國際商報，2001
3.劉建民.APEC國家和地區公司所得稅優惠政策研究[J].國外財經，2000（2）
4.李焜文.國際投資學[M].湖北科技技術出版社，2005
5.盧進勇，劉恩專.跨國公司理論與實務國際投資學[M].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
6.孫淑紅.國際投資學[M].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5
7.聶建紅.國際投資學[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8.何軍，石靜.西部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現狀及對策[J].西部論壇，20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