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宏觀經濟政策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宏觀經濟政策范文1
2007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是：
――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和擴大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勢頭。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進一步落實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并根據經濟運行新的發展變化，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和微調，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以發展農村經濟為重點，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繼續鞏固、完善、加強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切實加大對“三農”的投入，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逐步提高農業素質、效益和競爭力，進一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
一大力推進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自主創新，提高產業發展質量和水平。以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為重要抓手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增長方式轉變，促進質量效益提高。積極開展資源綜合利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環境保護，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推進實施國家重大科技專項。
一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進一步加強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積極推動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推進裝備制造業、原材料和農副產品加工業加快發展。落實和完善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政策措施，支持中部地區有序承接東部地區和境外產業轉移。
宏觀經濟政策范文2
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經濟出現不可逾越的困難之時，政府出手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提振市場信心的做法無可厚非。但這樣的事情不可以長期持續。否則中國經濟質量將被大幅惡化。什么是經濟增長質量的惡化？按我的理解，其核心是：以民間力量為主導的主動性增長力量不斷弱化，而政府主導的被動性經濟增長依賴越來越強。至于經濟的“效率和效益的下降”則是上述結構扭曲的必然產物。
從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賴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現實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已經發生嚴重錯位。其具體表現為：財政政策變成了總量政策，而貨幣政策卻變成了結構性政策，這是很不正常的。
為什么說財政政策變成了總量政策？我們看到的事實是：每當GDP出現下行壓力，我們就讓財政政策補上去，以財政投資頂住GDP的回落，這不是總量政策嗎？為什么說貨幣政策變成了結構性政策？因為貨幣政策一直在強調結構問題。比如，央行、銀監會一直都在強調“信貸投向要有保有壓”；央行也一直在說“貨幣政策緊一點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等。
這不是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的嚴重錯位嗎？這樣的錯位已經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扭曲和不良后果——積極的財政政策屢屢被緊縮的貨幣政策對沖。緊縮的貨幣政策嚴厲地壓制了“內需”，民間投資被高企的財務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壓得喘不過氣來，迫使其減少投資；這使得中國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主動性增長動力不斷惡化，并需要財政投資不斷加大力度，或者過一段時間就得刺激一下。
這是問題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經濟增長質量的惡化問題——經濟增長的被動性越來越強，主動性越來越弱；政府投資擠出民間投資，國進民退，改革回頭；效益和效率不斷遞減，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持續，非國有的新興產業發育越發艱難，進一步惡化了中國的經濟結構等。
整個社會經濟就像是個“鴉片”上癮的患者，刺激一下好一點，失去刺激用不了多久就又犯“癮”了，這像不像過去20年間的日本經濟？政府需要不斷地給經濟打“強心劑”，需要不斷地干預匯率，經濟才能維系零附近的增長，否則很快便會衰退。日本為什么出現這樣的經濟困難，其根源就是“廣場協議”簽訂后，日元相對于其它發達國家緊縮，日元不斷升值，國內出口產業停滯、轉移，最后經濟空心化，泡沫泛起。“泡沫經濟”引發危機之后，經濟衰退，而政府為了防止經濟衰退，不敢將貨幣寬松程度與其它發達國家拉平，導致日元貶值，而使貨幣越升值經濟越困難；經濟越困難，貨幣越升值，同時，整個過程中，政府不斷用財政手段刺激經濟，而每次都不能獲得貨幣政策的配合，使得財政刺激效果被對沖。
宏觀經濟政策范文3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投資行為；投資效率
企業的投資活動既是公司權益價值創造的驅動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國經濟整體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其投資效率的高低既關乎企業的成敗，也關乎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
企業的投資效率受到內外部環境的雙重影響，目前的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內部環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發展，對于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宏觀經濟政策是國民經濟的“調節器”，尤其是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更是發揮著巨大的導向作用。然而目前對于宏觀經濟政策是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現了一定的割裂現象。本文基于國內外的文獻，對于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文獻進行了綜述。
一、宏觀經濟政策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定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個國家采取的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手段，是政府為了協調和發展整個國民經濟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經濟周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監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國家實行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為了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穩定物價水平、平衡國際收支以及實現充分就業。為應對2008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巨大沖擊，緩和慘淡的經濟局面，我國當局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出了4萬億救市計劃并取得了預期效果，我國經濟逐漸實現復蘇。自2010年以來我國GDP增速逐漸回落，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戰略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正逐漸引領中國經濟向集約型、質量型轉變，不斷刺激需求，調整經濟結構。
二、企業投資效率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的投資取決于投資項目的邊際價值，只有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企業的投資活動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場假設中，投資機會是企業投資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資機會可以使企業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但是我國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場機制，現實中的投資并不完全取決于投資機會，企業中的非效率投資即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現象也廣泛存在，影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實現，從長遠利益上不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根據資本成本的錨定效應，企業進行投資項目的選擇應以資本成本為取舍率，只有企業的投資項目的預期報酬率大于企業的資本成本，投資才是有效率的，才應被管理層采納。改善投資效率是企業財務管理的主要目標，所以投資效率問題至關重要，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
（一）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
投資效率的衡量是投資決策的核心問題。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運用數學、計量經濟學等原理對企業投資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測度模型進行了不斷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從融資約束角度提出的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外源融資成本大于內源融資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業所受的外部融資約束情況。（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測量模型基礎上提出了現金流與投資機會交互項測量模型，通過該模型中交互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是受融資約束出現了投資不足還是由于問題出現了過度投資情況。（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現金流與過度投資的關系提出的殘差項度量模型，通過模型中殘差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非效率投資的類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無條件測試模型，首先通過模型測度企業的預期投資水平，然后分行業逐年進行回歸，再把殘差項按照小到大的順序分成四組，第一組是投資不足，中間兩組為正常的基準組，最后一組為投資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來測度企業投資出現在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組的概率，以此來衡量企業的投資效率。
（二）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分為公司內部因素和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兩部分。
對于內部環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狀況、會計穩健性、董事會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異質性等方面。國內外學者比較注重企業內部對于其投資效率的研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頒布，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越來越得到理論界以及實務界的重視。外部宏觀環境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有環境不確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經濟周期、貨幣政策，信貸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企業投資效率
（一）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主要有兩條：（1）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導向作用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2）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家為了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實施調控，但是這對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該部分依據劃分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兩條傳導路徑分別進行了梳理。
1.路徑一：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會加大企業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影響企業投資機會的發現，加大企業對未來經濟活動狀況以及信息的判斷的難度，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支出。經濟周期反映了一個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的波動狀況，一般我們可把它劃分為擴張和緊縮兩個階段。在經濟危機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差，國家就會相應實施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投資和需求，緩解投資不足。在經濟繁榮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國家的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樂觀，國家也會相應實施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抑制盲目以及過度投資來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此外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和融資能力等因素來間接影響企業的投資機會。
Bloom 等（2007）研究認為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會影響企業管理層對企業信息的判斷能力，會更加保守和謹慎，從而影響投資。應惟偉（2008）通過研究證實了經濟周期與企業投資的相關關系，不同階段不同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和融資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現金流敏感性。陳艷（201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的投資機會和投資支出與經濟危機負相關，而寬松的宏觀貨幣政策會增加企業投資機會以及投資支出從而起到正的調節作用。邱靜（2014）實證研究證實了當貨幣政策比較寬松時，會有較好的投資機會，進而企業投資效率也會比較高。張超等（2015）研究了經濟增長平穩時期，貨幣供給和信貸供給與非效率投資的相關關系，貨幣政策會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劉放等（2015）實證檢驗了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并且國有企業和處于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更強。
2.路徑二：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資本成本是企業在投資時所考慮的必須要達到的最低報酬率，也是企業通過有效的管理必須應該達到的價值創造能力。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來影響投資。而且企業投資與其外部融資能力密切相關，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來影響投資效率，其中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企業的貨幣渠道（又稱利率渠道或資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來發揮作用，這兩種渠道都是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以及融資規模來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
Mojon 等（2002）通過對歐盟中的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發現利率政策會通過影響資本成本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我國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發現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政策利率和國債到期收益率等來影響企業的資本使用成本來影響投資，進而說明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微觀傳導機制的有效性。但是對于我國的資本成本與投資行為敏感性的問題卻一直存在著爭議，其投資行為與資本成本的敏感性關系并不十分明顯，特別是在國有企業中。徐明東等（2012）研究發現貨幣政策通過資本成本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的作用比較微弱，而國有企業對資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國的投資效率之謎，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加大了國有與非國有企業融資約束的不同，從而非國有企業的信貸資源被國有企業擠出，我國非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因此而降低。賀京同等（2015）通過對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的研究得出，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對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有抑制作用要取決于企業的產權性質和投資機會。
四、評述與展望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目前國內外研究大多還是基于微觀層面，從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但是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效應也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與深入研究。鑒于此本文對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傳導路徑內分為兩條分別進行了梳理。未來對企業行為的研究應該更加注重宏觀政策的調控作用，并且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具體傳導路徑方面應該更加明確與深化。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投資-投資機會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殘差項模型，但是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測度企業的投資效率，其合理性和準確性都有待于探討，期待能夠建立更加科學的測量模型。
對于企業來說，資本成本是其投資決策時必定要考慮的與其將擔負的風險相對應的必要報酬率率，其投資支出對資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檢驗貨幣政策的資本成本傳導路徑是否順暢。資本成本在公司財務決策中具有錨定作用，但是在我國尤其是國有企業中，資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并且加強我國宏觀政策傳導的通暢性和落實的有效性。
宏觀經濟政策要指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的同時要提高投資效率而不是投資率。在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同時，企業的投資效率也會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時也應注意投資效率的反作用機制。
宏觀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或刺激企業的投資支出，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特殊階段，針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不同類型的行業、不同的市場化程度的地區以及不同的現實宏觀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應出現“一刀切”的現象，而是應更加細化。同時中央和地方更應該有效的協調和配合，更好的建設服務型政府，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的宏觀調控作用，以促進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實現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更好融合以及協調運轉。
參考文獻：
[1]Steven M.Fazzari，R.G.Hubbard and B.C.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19（1）：141-206.
[2]Stephen C. Vogt.The Cash Flow /Investment Relationship：Evidence from U.S.Manufacturing Firms[J].Financial Management，1994，23（2）：3-20.
[3]Scott Richardson.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2）：159-189.
[4]Gary C. Biddle，Gilles Hilary and Rodrigo S. Verdi.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Relate to Investment Efficienc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es，2009，48（2）：112-131.
[5]姜國華，饒品貴.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拓展會計與財務研究新領域[J].會計研究，2011（3）：9-18.
[6]應惟偉.經濟周期對企業投資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投資現金流敏感性視角[J].財政研究，2008（5）：30-34.
[7]陳艷.宏觀經濟環境、投資機會與公司投資效率[J].宏觀經濟研究，2013（8）：66-72.
[8]邱靜.貨幣政策與我國上市企業投資效率研究[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4 （5）：34-39.
[9]張超，劉星，田夢可.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宏觀經濟增長與企業投資效率[J].當代財經，2015（8）：108-119.
[10]劉放，楊崢，楊曦.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與公司投資效率-基于金融危機的自然實驗[J].財會通訊，2014（7）：85-88.
[11]彭方平，王少平.我國利率政策的微觀效應-基于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研究[J].管理世界，2007（1）：24-29.
[12]徐明東，陳學彬.中國工業企業投資的資本成本敏感性分析[J].經濟研究，2012（3）：40-52.
[13]喻坤，李治國，張曉蓉，徐劍剛.企業投資效率之謎：融資約束假說與貨幣政策沖擊[J]. 經濟研究，2014（5）：106-120.
宏觀經濟政策范文4
[關鍵詞]國際政策協調 金融危機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2－0015－07
引言
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指以各國(或地區)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為主體，在承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就宏觀經濟政策展開磋商和協調，或適當調整現行的經濟政策，或采取聯合干預市場的政策舉措，以減緩各種突發事件或經濟危機所形成的沖擊，維持和促進各國經濟穩定增長的過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單個國家(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通常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系統性危機爆發后，單個國家的利己行為不但難以達到“利己”的目的，反而可能因損害他國利益而最終不利于危機治理。Copper(1968)指出，在“溢出”效應存在下，國際政策協調往往有助于帕累托最優的實現。一致的、共同加強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避免負外部性而有利于整體經濟運行。
2008年下半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擴展為系統性金融風暴，世界經濟也因此遭受沉重打擊。2008年美國GDP于第三季度負增長0.5％，第四季度負增長3.8％之后正式進入衰退。而在此之前，歐洲和日本在2008年第二、三季度就已連續負增長?！俺情T失火，殃及池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也正遭遇雙重打擊，一方面出口下降，另一方面援助資金更難獲得。那些經常項目處于嚴重逆差、財政狀況不佳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可能陷入經濟危機。來勢洶洶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已使單個國家的抵抗蒼白無力，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成為重振市場信心、遏制金融危機進一步擴散以及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
當前金融危機下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此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以七國集團(G7)為主體的發達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主要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主體都頻頻行動，出手救援。其中，主要發達國家在國際政策協調中的作用進一步凸顯，IMF則主要對發展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進行了危機救援，發展中國家在政策協調中的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顯現。
1 發達國家間的政策協調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國際格局逐漸向“多極”化轉變，美國及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顯著削弱。1975年G7產生，多極化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局面形成。此后G7在國際宏觀經濟協調中日顯重要。在經濟領域，其磋商的最頻繁、效果最顯著的領域主要涉及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外匯市場的聯合干預以及金融危機救援等。此次金融危機中，G7及其他主要發達國家通過采取同向救市措施、擴大貨幣互換、政府間緊急貸款等方式進行了廣泛的政策協調。
(1)主要國家采取了同向的救市措施。此次金融危機中，歐美國家的金融系統遭受了最直接、最嚴重的打擊。為拯救金融系統，歐美國家采取了多種措施。首先是解決問題資產和銀行的重新資本化。以美國為例，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迅速接管了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國國際集團(MG)等瀕臨破產并具有系統性影響的大型金融機構，以防危機向全球迅速擴散。2008年10月初，美國出臺了7 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法案”，基本服務于金融系統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2008年11月份，美國又通過8 000億美元救市方案，其中6 000億美元用來購買由聯邦住房貸款銀行、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等機構發行的債券或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其次是提供廣泛的流動性支持。為了激活貨幣市場流動性，美聯儲創造了包括TAF、TSLF、PDCF、AMLF、CPFF以及MMIFF等一系列新工具，政府還為市場提供了各種擔保。與美國相對應，歐洲也對金融系統采取了類似的措施。2008年10月初，英國推出5 000億英鎊救市計劃。除了用500億英鎊購買主要金融機構的優先股之外；英國央行和政府還聯手為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其中央行向銀行系統提供了2 000億英鎊的短期融資貸款，政府為銀行間拆借提供約2 500億英鎊的擔保。英國在2009年1月份的第二輪經濟刺激方案中政府將增持銀行股份，為銀行存在的風險資產和債務提供擔保，并通過資產收購計劃幫助金融機構融資。歐盟各國的救市計劃基本上以英國模式為藍本。
隨著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的滲透不斷加深，各國的救市重點由金融市場轉向實體經濟。首先是協調性降息舉措空前密集。在2007年6月29日至2008年5月16日期間，主要發達國家央行政策指向相去甚遠：美國、加拿大和英國降息，歐洲和日本中央銀行保持利率，其余國家則升息。隨著全球通脹壓力的顯著降低以及金融危機的惡性影響逐漸顯現，主要發達國家逐漸認識到，為了刺激經濟，除了降息別無選擇。2008年lO月份以來，C7以及瑞士、瑞典、澳大利亞等國紛紛加入全球性聯合降息的行列。到2009年初，美、日兩國利率接近零，而英國等主要發達國家也有向零利率邁進的趨勢(見表1)。
除了降息之外，發達國家還紛紛推出實體經濟救援計劃。美國在2008年11月份推出的8 000億美元救市方案中，就試圖通過2 000億美元的定期資產支持證券借款工具(TALF)計劃幫助消費信貸。2009年2月，美聯儲將該TALF計劃的規模提升至10000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參眾兩院又通過一項總額7 870億美元的新方案，旨在通過增加開支與減稅創造就業機會。歐盟于2008年11月份出臺的2年期歐洲經濟復蘇方案，動用20004L歐元來提振消費和商業信心。具體內容涉及進一步降息、減稅、增加財政支出以及一系列惠及中小企業的政策。2009年初，歐洲各國繼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救援力度，著重加強對能源、基礎設施、汽車行業的投資與扶持，竭力阻止失業率的迅速上升。與此類似，日本早在2008年10月底就公布了價值約27萬億日元(約2 75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2009年初，日本又提出75萬億日元經濟振興方案，著眼于刺激內需。
(2)國際經濟政策協調。除了在國內采取同向的救市措施外，主要發達國家政府還通過跨越國界的協調――貨幣互換和緊急貸款來應對全球流動性短缺和信貸緊縮問題，遏制危機的進一步擴展。
首先，提高貨幣互換安排額度。由于各國銀行紛紛需要儲備美元以防御對手之違約風險，美
元資金需求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為配合歐洲各國政府的救市舉措，美聯儲通過貨幣互換安排允許全球各央行從美聯儲獲得美元資金注入國內銀行體系。2008年10月13日起，美聯儲通過與歐洲三大央行(英國、歐洲和瑞士央行)的貨幣互換安排向市場“無限量”提供美元資金。歐洲三大央行隨即把與美聯儲的美元互換額度擴大到與美元融資需求所匹配的水平。此后，美聯儲與其他央行的臨時貨幣互換協議也頻頻達成。截至2008年10月底，美國與各大中央銀行的臨時貨幣互換總額已達7 550億美元。
其次，政府間提供緊急貸款援助。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冰島遭受了沉重打擊。2008年10月底，冰島總理吉爾?哈爾德宣布金融危機給該國帶來的損失達1.1萬億克朗(約合94億美元)，相當于其2007年GDP的85％――冰島瀕臨破產邊緣。對此，一些國家(地區)向其伸出了援手。2008年10月初，俄羅斯向其提供4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法羅群島于10月底承諾了3億丹麥克朗(約5 100萬美元)的貸款；芬蘭、瑞典、挪威和丹麥等北歐國家向冰島提供25億美元貸款；歐盟也聲明將提供少量資金支持。此外，巴基斯坦、白俄羅斯和匈牙利等國因遭遇了類似于冰島的巨大不幸，均在不同程度在得到他國政府的支持。美國、英國、阿聯酋等國承諾幫助巴基斯坦穩定金融市場；俄羅斯向白俄羅斯提供20億美元的貸款；歐盟則向匈牙利提供65億歐元的緊急財政支持。在2009年1月底的達沃斯世界經濟年會上，日本承諾提供1.5萬億日元(約170億美元)幫助亞洲地區應對金融危機，主要流向湄公河及南亞地區。
2 國際經濟組織的危機救援
戰后建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IT)以及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uN)的有關職能部門，一直以來都是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監督的主要機構。其中，IMF在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曾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布雷頓森林體系下，1MF主要致力于維持固定匯率制度，協助成員國調節國際收支以及提供技術援助等目標。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1MF的職能重點逐漸轉向對各國匯率政策的監督。同時它還繼續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貸款助其平衡國際收支，也致力于減債減貧、技術援助和培訓。在此次金融危機中，IMF的協調作用主要體現于對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危機救援上。此次危機受沖擊最為嚴重的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東歐國家，其次是巴基斯坦、韓國等亞洲國家。拉美的形勢相對樂觀，但阿根廷仍處于經濟減速和債務危機的雙重陰影之中。IMF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使用了不同的貸款工具實施救援。
(1)備用信貸安排(sBA)。2008年中期以來，烏克蘭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籠罩之下步履維艱，匯率大幅貶值，雙赤字嚴重，銀行系統存在巨大風險，實體經濟遭重創。2008年11月5日，IMF為烏克蘭提供為期2年的164億美元的SBA。按照慣例，接受IMF貸款，烏克蘭必須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抑制通脹；逐步取消外匯管制，并在2009年實現本幣匯率自由浮動；大幅削減財政支出以實現預算平衡；政府資金須介入銀行業重組，以避免經濟減速進一步延長和加深。
除了烏克蘭以外，2008年10月份以來，冰島、匈牙利、巴基斯坦、拉托維亞、塞爾維亞、白俄羅斯等多個國家都已求助IMF這一道“最后的防線”。IMF已先后向冰島、匈牙利和巴基斯坦、拉托維亞等國分別提供21億美元、157億美元(匈牙利獲得251億美元的貸款援助。其中，IMF提供157億美元，歐盟和WB分別提供81和13億美元)、76億美元、23.5億美元期限各異、附加條件不一的SBA。2008年11月14日，塞爾維亞與IMF達成了總額為5.2億美元的應急信貸協議。12月31日IMF向白俄羅斯提供25億美元緊急貸款以幫助其渡過全球金融危機。
(2)貸款安排創新――短期貸款安排。歐美國家的嚴重信貸緊縮使得部分經濟基本面良好的新興經濟體也陷入了短期資金困難的尷尬境地。由于接受IMF的SBA往往需要附帶各種限制性條件，并且，SBA的申請國會被認為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從而對國際市場信心產生沖擊。針對這一問題，1MF于2008年10月底推出名稱為“短期貸款安排”(SLF)的新計劃，面向那些雖陷流動性困境但基本面依然強勁的新興經濟體提供總額至多1 000億美元(有資格獲得該項貸款的國家最高貸款金額為其向IMF繳款份額的5倍)的3個月期資金。SLF并不要求受援國對國內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但是，為了獲得這種基本無附加條件的救援貸款，各國必須展示其公共和外部債務處于可持續水平，并且必須在IMF擁有良好的過往記錄。比如，IMF認為阿根廷不符合救援條件，因為該國已有一年多沒有接受IMF的財政狀況評估，并且在2001年曾出現貸款違約。根據IMF對SLF對象的限定，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巴西、墨西哥、希臘、葡萄牙、土耳其等國有可能符合條件。但由于該項貸款的申請是保密的，因此，最終哪些國家接受援助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
3 發展中國家在協調中的作用
C7作為發達國家政策協調的重要平臺，由于缺乏杰出新興市場的代表，自20世紀90年代始，其協調作用已日趨下降。為了更好地傾聽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早在1999年9月，七國財長就創造了G20(二十國集團)，作為G7的有益補充。這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主要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一個非正式對話機制。19個國家、歐盟以及列席會議的IMF和WB不僅探討工業化國家、新興經濟體的政策議題，也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
在2008年11月中旬的G20峰會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決定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以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此次峰會的最重要成果《高峰會關于金融市場與世界經濟的宣言》總結了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源并提出改革全球金融市場的共同原則。雖然宣言達成的原則只是框架性的，但是此次峰會意義重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首次以首腦會議的方式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并商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方案，這象征著發展中國家在政策協調中的地位得到顯著提升。
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效果及缺陷
國際政策協調各主體的不懈努力在短期內對提振市場信心，遏制金融危機擴散和蔓延以及穩定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1 主要發達國家間的政策協調提振了市場信心
危機爆發以來，美、歐加大存款保險政策實施力度，并積極發揮中央銀行最后貸款功能。主要發達國家的政府和中央銀行參與的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政策協調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全球市場信心。以美國為例，擁有“隱性”國家擔保的政府支持企業(GSE)“兩房”由政府接管之后，其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紐帶”作用得以繼續發揮，避
免了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信貸市場乃至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加劇。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在全球投資者中的相對吸引力也得到提升。發達國家之間大規模的流動性政策協調也使銀行間的拆借意愿大大提高。TED息差(Treasury-EurodollarSpread)作為3個月美國國債收益率與3個月倫敦銀行間拆借利率之差，是觀察全球金融市場信用風險感受度的最重要指標之一。通常情況下，該值越高表明銀行間的拆借意愿越低。從1986年到2007年上半年，它平均維持在0.5左右。2007年夏天次貸危機爆發后，它迅速飆升，并曾一度達到最高紀錄4.63(2008年10月10日)。2008年10月份以來，各國加強了政策協調后該值逐步下降，至2009年2月13日降為0.948(圖1)。
此外，各主要發達國家針對實體經濟的一攬子救市計劃將為今后的經濟復蘇奠定良好的基礎，但其積極效果的充分顯現還需要一定時日。
2 IMF的救援避免了部分國家的經濟崩潰
2008年10月份以來，IMF為冰島、匈牙利、烏克蘭、巴基斯坦和拉托維亞等國提供了總額超過440億美元的SBA。其中，匈牙利、烏克蘭和拉托維亞所獲得款項數額分別高達三國在LMF份額的1015％、802％和1 200％，大大高于從前125％的限定。IMF貸款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金融危機的快速蔓延，防止了“重災區”小國陷入經濟崩潰。同時，涉及1 000億美元的SLF因能克服SBA的某些缺陷而有利于新興經濟體。一方面，它只會提供給經濟面良好的國家，能夠起到安撫市場信心的作用。另一方面，與SBA的分階段撥付資金相比，SLF采取快速審批通過大額款項的方式能夠更有效地應對信心崩潰導致的流動性危機。
國際政策協調在遏制金融危機擴散和蔓延，穩定經濟方面發揮作用的同時，也暴露出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體現為：
(1)發達國家政府間政策協調的不足。首先，危機爆發初期，對金融危機認識的不一致使各國錯過了集體救市的良好時機。此次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危機爆發時由于各國所受沖擊程度不同，對危機的嚴重性以及危機救援的看法也相去甚遠，因此危機初期并沒有引起各經濟體的足夠重視。除美國以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雷曼倒閉后，仍認為本國的銀行系統運行健全，能充分應對信貸緊縮。因此，各國曾在是否參與全球范圍內的政策協調以及在何種層面上參與等問題上意見相左。在危機爆發之初，美國政府曾呼吁西方各國協同救市以拯救陷入流動性困境的金融機構，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及G7機制本身的非正式性，發達國家首腦之間的會晤并沒有出臺有效的經濟政策，錯過了集體救市、共渡危機的良好時機。
其次，從危機爆發直至2008年10月初，美、歐等發達國家在危機救援方面的政策協調明顯不足。2008年10月初，美國通過《2008年緊急經濟穩定法案》，并呼吁各國政府及中央銀行積極參與救助美國的金融機構，以共同維護全球金融穩定。而德國曾明確表示歐盟不會參與美國的金融救助計劃。事實上，即便是在歐盟內部，系統性應對措施也不夠迅速，不夠有力。在銀行擔保問題上的協調不力曾致使國家間相互埋怨。愛爾蘭于2008年10月2日正式立法為銀行資產提供全面擔保。但英、法等國隨即嚴厲指責愛爾蘭的擔保計劃導致原本位于倫敦的資金流入了愛爾蘭，從而加劇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性。盡管歐盟最終于2008年11月份出臺了2000億歐元經濟刺激計劃，但其并未真正改變“各自為政”的局面。擴大公共開支以及減稅等擴張性財政政策難以在歐盟內部取得廣泛一致，各國因財政赤字超標幅度以及何時糾正等問題存在較大分歧。
(2)國際金融體系的局限。國際金融體系的局限也從根本上限制了金融危機中國際政策協調的效率。首先，IMF對此次金融危機負有責任。其一，IMF監督不力。亞洲金融危機后，IMF進一步加強了對新興市場國家、對匯率問題的監督，而對發達國家，特別是發行儲備貨幣的國家監督不力。其二，IMF欠缺預警體制，對金融危機預警不及時，致使各國政府沒有充分的意識到金融系統存在的問題。其三，應對措施不及時。直至2008年10月中旬，IMF基本上尷尬地置身于金融危機之外。其次，1MF的資金有限。隨著此次金融危機不斷向縱深發展，IMF的資金短缺問題異常突出。其可貸資金總額僅約為2 500億美元，且其中的大部分在危機救援中已有明確的安排。盡管日本在2009年2月份與IMF正式簽署注資1 000億美元的合約，但要根本上改變IMF的窘境，需要更為廣泛、更為系統的改革。此外，IMF對受援國苛刻的融資附加條件也使不愿放棄經濟政策自主性的國家望而卻步。
(3)發展中國家的力量仍不夠強大。此次危機中，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逐漸顯現，但這絕不足以說明它們已有能力主導國際政策協調。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G20以及IMF中的地位仍有待于大幅提高。G20是由七國財長會議創造的，這一歷史事實決定了C7各國仍在G20中占據主導地位。在IMF中的投票權總額中，發達國家約占60％，其中美國占16.77％，美、日、德、法、英仍是投票權最多的5國。相應地，中國、俄羅斯及印度三國的發言權總占比卻不足8.7％(中國的發言權占比為3，66％，俄羅斯為2.69％。印度則與孟加拉、不丹和斯里蘭卡三國共同擁有一個執行董事，其發言權占比為2.35％)。目前，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宏觀經濟協調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很有限的。
金融危機與國際政策協調機制的完善
隨著次貸危機的加深和蔓延，全球金融體系陷入困境，實體經濟遭遇寒冬。對此，世界各國加強了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以盡快穩定全球金融體系并確保世界經濟的平穩增長。應該說，政策協調在短期內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場信心，遏制了金融危機迅速蔓延。但在協調過程中其弊端也進一步暴露無疑。從長遠來看，國際社會間加強宏觀政策協作，對現有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進行全面、有效的改革，建立一個公平、公正、有序的新秩序成為必然。
1 完善發達國家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
此次危機過程中，發達國家雖然都采取了力度較大的救市措施，但卻也暴露出了種種問題。一方面，危機起始階段，各國對危機的嚴重性以及危機救援的看法的不一致，使各國在是否參與全球范圍內的政策協調以及在何種層面上參與等問題上意見相左，錯過了集體救市、共渡危機的良好時機。另一方面，危機爆發并蔓延后，美、歐等發達國家在危機救援方面的政策協調明顯不足。2008年10月8日，雖然出現了六大央行聯手降息的空前之舉，之后各國也基本采取了同向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總的來說各國的政策均是根據本國經濟運行的需要做出的決定，較少考慮該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在世界主要經濟體集體陷入
衰退之際，西方大國又在醞釀著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金融保護主義風潮。這不僅將大大削弱各國已采取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協同效應，也將對世界經濟復蘇產生嚴重負面影響。因此，發達國家間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進一步協調，加強各國協商與合作的“互信”基礎，進一步完善G7等發達國家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就顯得十分必要。
2 改革國際金融體系
作為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政策協調主體，IMF在危機防御方面，當務之急是加快監督框架的現代化進程，加強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監督。同時，1MF應充分發揮國際金融組織的作用，加強對各國金融機構的監管，特別對業務覆蓋全球的大型金融機構，加強交易透明度及信息披露，減小系統風險，起到及時預警的作用。此外，應該拓寬多邊視角，更深入地考察國家之間的政策溢出效應，以便更迅速、準確地識別世界經濟系統中的潛在風險。加強與其他機構(如國際清算銀行以及跨國金融機構)的協作，也有助于IMF更出色地完成全球性監督工作。在危機治理上，IMF應大力拓展資金來源，除了出售部分黃金儲備、發行債券之外，若能繼續通過制度創新，吸引更多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成員國加入類似于日本的“注資”行列，將大大提高IMF的救援能力和可信度。
宏觀經濟政策范文5
鑒于目前這種嚴峻的財政。宏觀經濟形勢,我建議中央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以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型 :
一 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視以增加新技術供給來帶動企業投資,增加有效供給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因為一方面據有關'九五'科技攻關資料來看:中央財政投入53億元,引導地方和單位自籌資金達176億元,獲國內外專利1300多項,累計創造綜合經濟效益4300億元,其中直接經濟效益950億元,出口創匯23億美元。照此來看,中央財政增加科技研究發展投入,比起基礎建設來不但經濟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帶動民間資金跟上,因此的確值得大力增加,尤為關鍵技術的研發投入。另一方面根據熊彼得的經濟周期“技術創新決定論”認為,大規模的技術創新浪潮是吸引企業投資,推動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決定性因素。而同時我國在現實上也確有政府大幅增加研發投入的必要性:有關研究表明:由于我國企業的自主開發能力薄弱,造成工業產品的供給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不銜接甚至某些方面嚴重脫節,一方面許多產品供過于求,眾多企業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另一方面,市場需求旺盛的一些產品,我國產業又不具生產能力,只能靠進口。比如每年我國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額都占到工業制成品總額的一半左右,而我國的機械及設備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國債技改貼息支出外,還應考慮大幅增加創新技術研究發展投入。其中除了組織國有科研單位針對企業的技術需要研究后再轉讓給企業外 ,還可通過各種有效途徑方法鼓勵支持企業進行自主創新知識產權的研發,以便最終促進企業的技術,技改投資,增加有效而促進經濟回升。
而另外加強中央財政對高等教育,義務教育等的財政支持,降低學生學費負擔,不但可使居民將原用于交納學費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費,而且還能改善其對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預期而有助于促進當前消費。而同時大力加強職業培訓,再就業培訓等,則不但能提高我國職工素質,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也有助于促進再就業,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
二 從以基礎工程設施建設投資帶動經濟增長轉向以制度性建設來帶動經濟增長。
1,進一步加快社保體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為其意義不但在于社會穩定,改善居民的預期,促進當前消費而帶動經濟回升。同時還有助于減少對經濟增長速度的依賴。因為據說經濟增長速度要保證一定速度的原因,是為了保持及促進就業,而促進就業的目的是為了社會穩定。而加快建立起強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則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會穩定,那么增長速度,就業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沒多大關系了。而且以保經濟增長速度來保就業,或許最終會像以前以保國企來保就業,保穩定那樣被證明是缺乏效率,難以為繼,最終不得不改的……因此還不如現在就及早調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國債資金用于擴大,加強社會保障(如擴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費寶貴的資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礎設施來保經濟增長,就業了。而且這樣做的成本更低:據最近的有關數據表明,3年5100億的國債資金創造的就業崗位為500萬人,每人每年的就業成本約為3萬元左右,而現在下崗,失業人員的保障水平不過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這樣就意味著與基建相比,同樣的國債資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樣水平的人員的生活安定外,還能省下另一部份錢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長遠的教育,(尤為職業教育,再就業培訓等),科技發展等等方面。而且這樣更有助于解決城市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因此現在確應考慮及早調整未來國債資金使用方向,暫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項目的掃尾投入,以騰出資金來加強上述等方面,那么這種轉型對于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應是很有利的。當然同時也應注重改革傳統社會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資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關于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一文中的相關論述那樣。
2,大力支持農村稅費改革的全面推進,建立起合理的新農村稅費制度。以便減輕農民負擔,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村消費。雖然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財政資金,但考慮到這一來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復民心,在政治上有好處,二來農村稅費改革可減輕農民負擔,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農民收入等措施,效應的配合,而有望啟動農村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話,則中央財政也是能從工業品銷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稅收收入,而得到彌補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當然在我看來現行的農民稅費改革方案確應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財政不必要的負擔,而影響了其他方面的發展。比如對于農村義務教育,這個農村稅費改革中最大的阻力問題,我覺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費而全由中央財政負擔,這樣就因中央財政沒錢“買單”而使改革難以推進,農民負擔反而難以迅速下降(這也是當前的情形),因此還不如大家合理分擔,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費,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財政負擔,這樣農民負擔可快點減輕一點,中央負擔又增加不太大,財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則農村稅費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進了。
3,高度重視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為我國以前在市場建設中比較重視的是各種要素市場的建設,卻忽視了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信用經濟,沒有同步建起強有力的信用保障體系,致使現在社會上失信現象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雖然政府也已開始建立中小企業信用體系等行動,上海也開始建立個人信用制度等了,但這些也只是分兵作戰,不能完全滿足社會對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現在因項目缺乏,國債投資增長乏力,同時因目前因居民對未來收支預期不良,投資者對未來投資收益預期不良而致民間消費投資不振而嚴重影響了經濟增長。雖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費投資的信心,致使經濟難以走出通縮形勢。也說明以加快社會信用保障制度等促進消費,帶動經濟發展已成為當務之急了。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轉而高度重視通過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通過設立政府擔?；鸬葋頌榫用裉峁┫M投資擔保,而直接給人以消費投資的信心,以促進民間消費投資而啟動經濟的意義。而且從財政角度看,以設立擔保基金來促進消費投資,比起通過大搞基礎建設來帶動投資促進消費,效果可能更好負擔更輕。因為一方面擔?；鸬馁Y金擔保帶動系數大,同時又不必現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貸款到期再視需要盡擔保責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減輕當前財政壓力。而且比起經濟效益差的基礎建設,資金有去無回,容易產生'豆腐渣'工程等問題來,只要未來經濟確實回升,就業增加,個人收入增加,投資收益好,受擔保者能自行還債,則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錢去盡擔保責任,而能減減輕財政負擔,反而會因消費投資增加,稅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這比起以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來啟動經濟,更值得我國政府好好重視研究,以便開創出一條適應我國國情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政策來。因此我建議我國迅速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覆蓋個人,企業等各種信用交易如消費信貸,中小企業貸款等等的綜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體系。(具體參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一文 )
4,加快研究建立新的國有企業經營激勵約束監督制度。因為據徐平華的'中國經濟駛入快車道尚需時間'一文中寫到:當前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作為中國經濟主體的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陷入嚴重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體制因素,也即產權制度問題,但現在產權制度改革進展卻比較困難。以往人們寄予厚望的承包制,股份制都沒發揮出理想的效果。對此我認為國家或可向一條新思路去深入研究一下,或可使產權改革取得突破,解決國企及集體企業的經營激勵約束監督問題。具體可參考“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新思路”一文。
宏觀經濟政策范文6
【關鍵詞】經濟危機；原因；宏觀經濟；有效措施
引言：
經濟危機是指：一個國家、多個國家或者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出現負增長的現象。經濟的發展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不僅與政治、社會環境、國家政策有著緊密的聯系，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的因素，一味的任由市場自我調節，很容易出現產品壟斷的現狀，只有同時采取宏觀調控政策與市場調節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自08年經濟危機以來，直到現在世界經濟的發展還受到次貸危機的影響，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很多國家都采取了相應的經濟措施。
一、宏觀經濟含義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含義
根據市場供求規律：產品供大于求時屬于買方市場，價格會下降，產品供小于求時屬于賣方市場，價格會上升。但是一味的依賴市場，很容易出現產品壟斷的現象。因此，為了保證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觀調控的措施。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指：國家或者政府有計劃、有意識地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對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控。
（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
首先，財政政策。財政政策主要是指：國家在根據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而制定的財政工作內容，并且分別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調節兩方面來促進我國就業，增加居民收入。例如：發展公共設施建設，為了居民提供工作崗位，減少企業稅收，增加工人收入。
第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來調節市場利率，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來影響民間的資本投資，影響總需求來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調節總需求的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為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貼現政策。
二、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政府沒有起到主要作用
例如：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次級抵押貸款主要是指：對社會信用較低或者收入較低的群體提供貸款服務。這種貸款方式收益回報很高，但是風險性很大。因此，貸款人群收入較低，很多貸款人沒有支付貸款能力，導致次貸借款不能按期歸還，盡管銀行收回了房子，但是無法賣出合理價格，銀行營業存在虧損現狀，與此同時，隨著次級貸款弊端的日益凸顯，房產融資的難度也在逐漸增加，美國房地產市場發展受到影響。美國政府是導致次貸危機的主要因素，因為在銀行提供次級貸款服務時，政府并沒有對貸款人的進行規定，導致很多低收入人去貸款，此外，隨著次級貸款人數的逐漸上升，很多銀行為了謀求利益最大化，提高了次級貸款利率，導致貸款人沒有償還貸款的能力。
（二）國際貨幣體系相對單一
在世界貿易體系中，世界各國的貿易活動都是在美國制定的貿易規則前提下進行的，并且通過美元進行商品交易。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種世界貿易規則優點與缺點并存。優點是為世界經濟活動提供統一的行為準則，讓經濟往來更加規范化、統一化。缺點是，在單一的國際貨幣體系下，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很容易受到美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其中就包括經濟危機，一旦經濟貿易鏈出現斷裂，其影響范圍都是世界級的。
三、經濟危機給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影響我國就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但是在國際貿易往來中我國主要從事加工產業，在國際貿易中屬于低端產業。這種產業結構在經濟危機中缺乏風險抵抗能力。例如：在江蘇南部服裝加工制造產業居多，并且多為外貿產品，一旦出現經濟危機，由于國外經濟萎靡，服裝加工企業的出口貿易額就會收到影響，有的小型服裝加工企業在經濟危機下虧損倒閉。盡管一些大型服裝企業依托資本維持生產，但是依然會采取裁減人員的方式來減少生產成本。這使大批勞動力不能及時就業，造成社會就業難的窘境。
（二）美元計價的財產縮水
我國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顯示：截止2017年1月31日，我外匯儲備余額為2.9982萬億美元，在外匯儲備余額方面比2016年減少了3198億美元。但是外匯儲備總體額度仍然偏大，客觀的來說龐大外匯儲備額具有一定的風險性，首先，龐大的外匯儲備額給人民幣流通帶來很大的壓力，同時，一旦出現經濟危機，外匯儲備的國際購買了一定會相應的縮水。美元計價財產縮水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外匯儲備方面，還體現在持有國債方面。根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持有美國國債為1.05外億美元。在單一的世界國際貨幣體系下，一旦出現經濟危機，我國所持的美國國債也會相應的縮水。
（三）擾亂我國經濟發展政策
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過熱現象。即：房地產開發過熱、物價上漲過快、炒股熱。在這種經濟環境下，我國有效的經濟資源以及經濟環境難以滿足經濟高速發展需求，加之勞動成本增加、人民幣的不斷升值以及加工材料費用的不斷上升，給企業運行帶來很多的壓力。為了穩定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政府采用相對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但是隨著經濟危機的到來，我國經濟發展政策被打亂，原來的宏觀調控政策已經不能滿足穩定經濟發展的需求。為了緩解經濟危機給我國帶來的危害，我國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來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
四、我國宏觀經濟政策
（一）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從表面來看，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發展沒有直接聯系。其實，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收入和財富再分配的制度。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能夠有效解決經濟社會戰略發展問題和公平等方面的問題。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制度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十分密切的。如果妥善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則二者之間可以相互促進；反之，社會保障制度會對經濟發展產生阻礙作用。市場經濟體系可以較好地解決效率問題，利用競爭機制，導致優勝劣汰。而市場經濟作用的結果，會出現貧富差距，影響社會的穩定。同時，市場經濟也無法有效解決養老、失業和社會救助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會影響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需要建立并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對各階層人群的收入和財富進行調節，減少貧困。
（二）增加公共建設投入
為了擺脫經濟危機，我國采用財政政策來擴大內需，具體內容如下：在2008年，我國政府宣布將投資4萬億人民幣用于經濟建設，同時來抵御經濟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在4萬億人民幣投資方面，我國政府進行了合理的分配。其中2800億人民幣用于安居工程建設；3700億人民幣用于農村民生設施建設；1.8萬億人民幣用于道路橋梁、機場、地鐵已經配電網系統的建設；3500億人民幣用于環境保護建設；1萬億人民幣用于抗震救災建設；400億人民幣用于教育衛生事業建設；1600億人民幣用于創新結構調整建設。
五、結束語
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相應依然存在，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每個國家都在需求自己的經濟發展政策，面對經濟危機我國始終站在科學的制高點，根據我國實際國情制定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
【參考文獻】
[1]房產檔案館的現狀與發展對策[J].張海容.南方論刊.2013（S1）
[2]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現狀分析及預防解決措施[J].周鵬.東方企業文化.2015（09）
[3]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若干反思[J].奧利弗·布蘭查德，喬瓦尼·德’拉里恰，保羅·毛羅，胡妍斌，王辰.新金融.20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