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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發展范文1
關鍵詞：常州；城市化；影響；對策
城市化或稱城鎮化，是伴隨著工業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演變而產生和發展的，涉及到人口遷移、經濟發展、空間擴張、觀念轉變等諸多方面，是當今世界上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一。歷史上不少經濟學家曾對城市化進行定義，雖然對城市化的定義表述不一，但其基本涵義都包含三個方面：一是產業結構的演進，即由傳統的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變；二是人口的遷移，即從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三是人的觀念及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轉變。城市化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指標，其計算公式為：城市化率=城市化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
一、常州城市化現狀及其影響
常州地處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經濟基礎較為雄厚。2006年，常州全市的人均GDP達37210元，約折合5150美元。從國民收入來看，常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6年為16649元，約合2310多美元。加上各種人群都有統計口徑之外的收入，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上遠大于2310美元。根據購買力平價，則常州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達4000多美元。按照經濟學家錢納里建立的經濟發展階段與工業化階段的關系，常州正處于工業化階段的后期。根據國外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統計，當人均GNP達到1500美元后，就進入了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
1.城市化優化常州產業結構
城市化促進常州第三產業發展。城市化是隨著產業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由于工業發展要求資源和人口在一定的自然空間上聚集，工業生產和工業品消費兩者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離使工業生產可以集中在固定的空間區域內，從而帶動人口集中居住，這就產生了城市。在工業化的推動下，資源和人口的聚集達到一定規模，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第三產業就會迅速發展。第三產業的重要特征就是其生產和消費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同步性，因而只有工業發展導致人口聚集達到規模要求后，第三產業才有發展的空間，同時第三產業的發展又將促使人口和資源更進一步地在空間上聚集。
城市化繁榮城市商業。2006年，常州市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2503元，比上年增長16.7%，其中服務性消費支出3297元，增長16.0%；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6518元，增長14.1%，其中服務性消費支出2085元，增長27%。其次，城市化帶動了常州市中心商務的繁榮。許多來自周邊地區甚至國內外的知名企業看好常州的區位優勢和發展前景，紛紛把總部、地區總部、營銷中心等搬到常州，同時，城市的擴大也促進了現代物流、旅游、保險、咨詢、社區服務、物業管理等新興服務業的發展。
2.城市化完善城市功能
城市化強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在交通建設方面，常州市在市政道路上的投入越來越大。寧常、揚溧高速公路常州段主線實現貫通，京杭運河常州市區段改建工程進展順利，錄安洲多用途碼頭一期工程開工建設。城市路網功能進一步完善，市區南北大通道工程建設扎實推進，長江路、青洋路延伸段和常焦路、常金路工程建成通車，基本實現市區南北大通道無縫對接。全面啟動中心城區水環境綜合整治，總投資2億余元，完成了一期工程8條河道的污水截流任務。按照市區城鄉公交一體化的要求，順利進行了市區城鄉公交資源整合，先后完成了原武進公交與越城巴士的整合、橫山橋線和東安線67輛個體中巴車的收購。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面貌煥然一新。至2006年末，城市電話用戶達98.8萬戶，增長0.7%；農村電話用戶24.3萬戶，增長5%；無線市話用戶80.6萬戶，新增7.9萬戶，增長10.9%；移動電話用戶255萬戶，增長22.9%。
城市化提高城市品位。建設特大城市對常州市市容、市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常州市注重引入城市設計理念，將市政道路建設與市河整治、園林綠化、歷史文物保護結合起來，形成了一批亮點工程、精品工程。圍繞創建國家園林城市、生態城市等目標，我市進一步加大了環境保護力度，努力提升和美化城市形象，實施了以“八路八口”為重點的綠色通道和城市主要出入口綠化工程，敞開擴建了紅梅公園、薔薇生態濕地公園、新北區中心公園；新建了市民廣場綠地、毓秀園、椿桂園等大型城市公共綠地。年末建成區綠地面積達3856.6公頃，其中公共綠地1252.8公頃，分別比上年增長9.1%和11.4%；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為40.6%，上升1.8個百分點；市區人均公共綠地達到9.2平方米，比上年增加2.1平方米；擁有省級園林式居住小區32個，省級園林式單位55個。
3.城市化集聚市區財富
中心城市在把人們引向城市的同時，也吸引了財富。隨著進入城市門檻的降低，購房置業已經成為農村居民和外地居民落戶常州市市區的主要途徑，由于這一部分人群大都是事業有成人士，他們有穩定的職業，有較好的收入，隨著他們進城落戶，也把相當數量的財富帶進城市，使市區的消費市場進一步擴大，從而城市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大，形成滾動效應，帶動越來越多的其他富裕居民遷入城市。從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看，市的消費額比重不斷上升，縣以下的消費額不斷下降。消費的日益向城市集中，也使財富進一步集中到市區，中心城市的極化效應進一步增強。
4.城市化提高城市就業和居民生活水平
城市化創造就業機會。一是隨著城市規模、面積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農村被城市建成區所代替。2002年常州市有4萬多農村居民成建制轉為市民，2006年這一數字達到6萬。政府在征地過程今，為了解決當地農民就業，往往要求用地企業優先錄用被征用土地的部分農民，使他們的身份和職業都城市化了。二是隨著各開發區的建設，越來越多的外資、民資企業進入開發區，帶動了當地和附近農民非農化的進程。2006年，常州民營經濟增加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達60%以上，民間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接近三分之二。年末全市私營企業（含分支機構）達5.1萬戶，個體工商戶達12.0萬戶，分別比上年增長12.6%、9%，其中當年凈增加注冊私營企業5674家、個體工商戶9866戶。
城市化提高居民整體收入水平。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通過高考、購房、創業等途徑進入城市，這一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比以前有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隨著農村人口的絕對減少，農民人均生產資料有所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也逐步減少，農村地區的隱性失業問題逐步得到緩解，從而也促進了農村居民收入的改善；第三方面，城市的擴大也為農產品銷售提供了廣闊的市場，促進了肉蛋奶、花卉、苗木等城郊型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為農民提供了增收渠道。常州市市區居民恩格爾系數在l990年是61.6％，96年首次下降到50％，2002年僅為36.8％，2006年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也下降到40.4％，均已達到或初步達到全面小康水平(40％)。
二、常州城市化發展的制約因素
生態環境不容樂觀。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和遍地開花嚴重地污染了生態環境，使湖蕩水體富營養化十分明顯，有些河流甚至常年惡臭，城鎮的環境質量每況愈下，令人擔憂。如太湖現已經常藍藻爆發，影響周邊城市的飲水安全。常州作為太湖流域的組成部分，又位于太湖的上游方向，保護太湖和洮、湖水資源質量的任務十分艱巨。雖然環境污染問題業已引起相關部門重視，也頒布了一些環保措施，但在利益驅動下，某些企業排污仍屢禁不止。
城市規劃欠科學。科學性是保證城市規劃嚴肅性和長期指導作用的前提，這就要求對城市發展方向和路徑有清晰完整的認識，以科學的城市發展戰略為指導。目前城市規劃體系缺少對城市、區域缺乏深入研究，對城市的特色把握不準，使城市空間和產業布局、土地利用等方面存在一些失誤。雖然常州由城市規劃設計院、研究所和大學等陸續展開了一些發展規劃研究，但偏重技術層面，與城市發展戰略的綜合性要求有一定差距，不符合戰略和規劃保持相對獨立性的要求。
三、加快常州城市化發展的對策
加快常州城市化進程，應從常州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城市資源供給和環境容量，思考外來人口因素，堅持以人為本、生態優先、布局緊湊的原則，把市區域作為一個整體，注重城市建設與區域發展的統一，把城從中心城市、縣城和重點中心鎮向外延伸，漸次成網，通過科學的城市規劃來引導城市發展，加強對市區和市域內的空間資源利用、水資源保護和利用、生態環境建設、社區和村莊的公共設施建設、公共綠地保護等，做出總體安排，促進城鄉建設的協調發展。
加快常州城市化進程，應將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一起考核，物質文明與生態文明一起發展。要充分考慮自然資源供給能力和生態環境的承受能力，不為一時一地的利益而損害將來和全局的利益。通過加強供水、供電、供氣、排污和垃圾處理等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優化產業結構，集中發展金融、貿易、信息、服務、文化、教育等產業，通過打破條塊等各種行政壁壘，在更大范圍內配置資源，通過開放和國際化來提高城市化水平，變工業型城市為貿易型、服務型城市等措施，確保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又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平衡。
作者單位：江蘇工業學院
城市化發展范文2
今后20年是我國工業化中期發展時期，經濟還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的趨勢。其標志是我國工業化初期產業，如紡織、普通食品、普通建材等，已處于嚴重的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狀態。難以再帶動我國經濟繼續增長。目前，工業化的主導產業已轉向以機械電子為主的裝備制造業和以建材、建筑業為主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來。這些產業的未來需求量大、投資量多、資本技術密集，它們的發展無疑會使我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這就決定了我國未來20年城市化必然是一個加速發展的過程。另外據估計，今后20年至少有3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
人們普遍認為，未來20年我國經濟仍將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城市化是我國未來2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和目的，在此對實現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條件作一分析。從國內形勢看，國內有效需求后勁不足，居民消費呈現疲軟狀態，傳統的消費觀念根深蒂固，如何發揮少存款多投資拉動需求，刺激消費傳統的第
一、二產業趨于成熟并走多從次化、縱深化、一體化發展，而第三產業未改變產業布局，進出口結構，解決就業問題，帶動消費。城市化戰略為其提供了環境，并且逐步改變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從國際形勢看，經濟一體化、全球一體化，中國要增強競爭實力為其向規模發展，而小城市小鄉鎮不能發揮規模經濟]經濟戰略優勢、品牌戰略，建立綜合型、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點的城市。隨著世界制造中心的轉移，小作坊，小工廠，小企業已不適應當代要求，走城市化戰略是國際形勢的要求。中國沿海的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展成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大城市群，表明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方向、趨勢。
二、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的趨勢預測
在我國工業化中期經濟高速發展的帶動下，未來20年我國城市化將進入加速發展時期。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為30％（1997年）左右，今后將進入從30％發展到70％的國際公認的加速發展時期。從世界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趨勢，以及我國城市化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我們認為，未來我國城市化發展將出現以下幾個基本趨勢。
（一）大城市將比中小城市的發展速度更快
大城市發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發展的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大城市經濟效益高、居民收入水平高，雖然建設成本也相對高一些，但最終收益（收入減成本）還是比中小城市好。二是大城市功能全，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大城市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三是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更強有力的帶動腹地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而且，在城市間的聯系日益增多和重要的時候，在城市群不斷出現的情況下，大城市的作用更加明顯，原來獨立發展起來的中小城市現在越來越受到大城市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四是隨著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使人們能夠有效地解決所謂“大城市病”現象，從而為大城市的發展掃清了障礙。例如，城市交通擁擠可以采取有軌交通、路口立交、路口停車線前移和路口四角擴寬等方法和手段加以解決。大城市環境問題隨著環保產業的發展以及城市環保設施的建設已能夠有效的控制。
因此，未來我國的城市化應當注意大城市的作用，在不放慢中小城市的發展速度的前提下，鼓勵大城市適當超前發展。當然也還要注意不要超一定的“度”，我們認為以大城市人口增長保持在整個城市人口增長速度的1倍以內為宜。同時，發展大城市也要注意環境保護和城市容量問題。因此，在考慮加快發展大城市時，一定要注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要綜合考慮經濟效益與資源和環境等條件的容量問題，做到大中小規模城市合理的協調發展。
（二）以國際化大都市為代表城市群將在城市化進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上海、廣州、大連、武漢等特大城市根據其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與國際交往作用的事實，在新的一輪對外開放紛紛制定了建立國際大都市的戰略設想，為我國城市化進程又增加了新的積極因素。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所謂中央商務中心區（CBD）的建設。CBD是國內外大公司總部的聚集分布區，它負責組織和指揮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業、工廠以及商業機構有效運行。由于各路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它們能就近從事各種那些位于繁華的鬧市區的大百貨商店、大商場所無法比擬的大筆交易。
城市群（帶）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從經濟活動在空間的擴展演變規律來看，其順序是由“點”到“線”到“面”，當城市發展向“線”兩邊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時城市帶就出現了。中國沿海的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展成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大城市群，今后中國經濟將越來越向這三個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化的高級形式，大城市群目前在中國已經開始出現，以此為中心，中國還應考慮規劃一系列的城市經濟帶，并發展一批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如綜合型、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點的城市。中國未來城市發展的核心面、線、點形成后，將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國工業產值的90％以及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這些地域產生。
關于未來我國城市化水平的預測，1996年我國政府向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大會提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預測：到2000年，全國城鎮人口將達4．5億左右，城市化水平將達35％；2010年，全國城鎮人口將達6．3億左右，城市化水平將達45％。
三、加速我國城市化發展進程的對策與措施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快速發展階段，我國城市化的起飛也已到來。為保證我國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順利進行，根據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提出以下對策和措施。
（一）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市場化，服務價格的開放，將會有力地促進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但由于城市化進入起飛階段后，城建規模巨大，估計每年約需投資總額高達5000億元左右，如此驚人的投資單靠財政投資和價格開放后的收入是絕對不夠的。目前國家財政總收入也只有8000億元左右，因此，必須進一步開拓城建籌資渠道。根據國外經驗，可選擇的籌資渠道有政府專項城建債券、以BOT方式吸收社會資金和外資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是城市入戶電網線路的改造、城市軌道交通設施、城市交通樞紐、城市水源設施、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等。
（二）必須逐步開放城市生活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充分發揮市場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基礎性的調節作用，促進城市化按市場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城市生活”的巨大供需差額，根本原因就在于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家對城市基礎設施的低價限制政策。它使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長期處于供應嚴重不足的狀態。低價政策往往使城市基礎設施連成本都收不回來，必然要靠政府大量的財政補貼維持正常運轉。城市基礎設施管理部門一般都很少有資金用于更新和建設，形成了城市基礎建設越多，財政負擔越重的惡性循環。為改變這一狀況，建立起城市化發展的良好的微觀運行機制是關鍵。首先，使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管理部門企業化，擺脫行政干預，走向市場，成為市場的主體。其次，在考慮到居民的承受能力的情況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驟地放開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的價格，并把原來的財政上的“暗補”變為進入居民收入的“明補”。最后，對一些影響較大的公共基礎設施服務價格，建立有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主管部門和居民共同參加的價格協調機制，按“成本+合理利潤”的原則，共同制定大家能夠接受的合理的價格。
只有通過上述改革，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增加城市基礎設施的供應，另一方面適當抑止現有城市居民對城市基礎設施過度的需求。從而使“城市生活”在市場的調節下達到供求平衡，以實現城市基礎設施的合理配置。城市基礎設施價格放開后，開始是會有一個價格上漲的時期，但隨著“城市生活”供應量在較高的價格的引導下迅速提高，在供求關系的共同作用下，將使城市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逐步下降到正常的水平。從而有利于城市基礎設施按市場經濟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三）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戶籍制度
城市基礎設施的市場化，要求其消費者有相適的選擇權利。否則市場的分割勢必還會影響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在此，有人擔心戶籍制度的取消會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滿為患。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這種現象不可能發生，城市基礎設施服務價格的放開，使“城市生活”的價值得以真正體現出來，戶口放開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這一收入水平的人進入，低于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場價格的調節下會自動離開，以尋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這一點實際上被我國目前在許多方面已不起作用的戶籍制度本身所證實。當然，在一些特殊的大城市里會暫時出現一些“貧民窟”現象，但只要對此加以特殊的行政干預，這一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在此還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我國城鄉差別還很大，戶籍制度在調整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等方面還起著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戶籍制度的取消是一項長期的目標，不能操之過急，要有步驟分階段逐步地去實現。
（四）鼓勵多種形式的城市化模式的發展
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一項中長期任務，各國城市化進程既遵循著一般共同的規律，同時又有其特點和與其國情相適應的具體模式。我國的國情是人口多，耕地少，經濟實力還比較落后，尚處于工業化進程之中。這就要求我們的城市化必須更加注重經濟效益，注意節約各種寶貴的稀缺的自然資源，特別是耕地及水資源。為此，適當的大城市的超前發展模式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選擇。另外，農村城市化是各國城市化起步階段普遍采取的模式。既鼓勵就地城市化模式的發展，也積極鼓勵異地城市化模式的發展，充分發揮這兩種基本城市化模式各自的優勢，共同有效地促進城市化起飛階段發展的順利進行。
城市化發展范文3
關鍵詞：城市化；經濟增長；協整
中圖分類號：F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6-0082-02
1 引言
對于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較多的探討，并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在理論研究方面，劉易斯、費和拉尼斯提出勞動力無限供給二元經濟模型，分析城鄉人口遷移和經濟發展問題，即勞動力從低效率的農村農業部門向高效率的城市工業部門轉移，促進人口的區域流動和經濟增長。在經驗研究方面，保羅•貝洛克認為城市化進程的差異60％～70％可以由經濟發展差異來解釋，30％～40%則要歸因于其它因素，例如工業化水平、經濟類型等。美國地理學家布萊恩•貝利指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該國的城市化程度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貝里選用了95個國家的43個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以解釋城市化水平與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分析表明，經濟、技術、人口和教育等因子與城市化水平之間的關系最密切，同時也證明了經濟增長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國內學者對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做了大量的研究：許學強（1988）用151個國家的資料進行回歸，也得出城市化水平與人均GDP之間存在十分顯著的對數線性關系。周振華（1995）認為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經濟增長軸心發生了轉移，形成了城市化推動型經濟增長。張青（1998）考察了我國“八五”時期的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相關程度，得出城市化與GDP、城市人口增長速度與GDP增長速度、城市規模與GDP產出之間存在著顯著相關。王金營（2003）利用OECD國家和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人口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數據，對人口城市化與經濟增長進行了相關分析，以揭示人口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模式。
2 研究方法介紹和數據選擇
根據前人的研究和文獻探討，本文將福建省城市化發展和人均GDP作為一個系統，檢驗它們之間的關系。由于變量的時間序列都表現出強烈的上升趨勢，如果直接對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可能出現偽回歸關系。為了避免變量的不平穩性導致偽回歸問題，我們首先對變量進行數學轉化，構造出平穩的時間序列，然后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進一步分析量化福建省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在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上，本文將選取福建省1978～2004年城市化水平（city）與人均GDP增長率（gdp）作為檢驗福建省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二者關系的變量。本文數據的選用均來自于官方統計年鑒，主要是《福建統計年鑒》與《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在選取的數據中，由于福建省城市化水平前期數據缺失或者變動的客觀原因，我們在必要時將對個別年份的數據作適當的調整。為保持數據的科學性，人均GDP是名義數量除去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以1978年為基數）折算而得。
3 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3.1 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
在進行城市化水平協整分析之前，需要對變量進行檢驗，以判斷各序列的平穩性和單整階數。我們利用Eview5.0軟件分別對變量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值進行ADF檢驗和PP檢驗，結果見表1。
注：(1)（c,t,q）分別表示單位根檢驗方程，包括常數項、時間趨勢和滯后項的階數；(2)為差分算子；(3)變量前的ln表示對其取對數。
檢驗結果表明，初始時間序列在顯著性水平為1％下均為非平穩的時間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變量在顯著性水平為1％下均通過單位根檢驗，屬于一階平穩的時間序列。由于上述變量均為I(1)過程，兩個變量可能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因此，運用Engle-Granger兩步法檢驗兩變量的協整關系。首先建立lncity 和lngdp的長期回歸方程，分析結果如下：
其中，方程（1）的擬合優度高，F統計量和T統計量都遠遠大于標準值，DW值符合顯著水平為1％的臨界值要求，方程不存在自相關。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還要看方程（1）的殘差是否平穩。方程（1）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得出結果：方程殘差序列的ADP值等于－4.2838，小于顯著水平為1％的臨界值，方程的殘差是平穩的序列。因此，lncity和lngdp變量具有長期的協整關系。
協整關系反映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為了長期靜態模型的不足，可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反映變量間的短期動態關系。因此，對差分后的序列和初始方程的殘差項的滯后一期作回歸分析，得出反映變量短期動態均衡關系的誤差修正模型：
lncity=1.9249+0.4167lngdp+0.7579e(-1)（2）
T=（38.99） （20.34） (3.08)
R2=0.9496 R2=0.9450 F=207.28 DW=1.7090
其中，方程（2）的擬合優度、DW值、F值和T值結果可知誤差修正模型十分理想。從該模型可以看出，人均GDP的短期變動對城市化發展存在正面的影響，城市化增長率對人均GDP增長率的彈性是0.4167，即人均GDP 增長率在短期內每提高1％，城市化水平將會提高0.42％。以外，短期調整系數是顯著的，表明每年實際發生的城市化水平與其長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0.7579被修正。
3.2 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
為了說明人均GDP 影響城市化水平的變化路徑，這里引入用于描述相關時間序列系統的預測和隨機擾動項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的一般模型表達形式為：
式中，y和x時間序列構成是的內生和外生向量，A1…Ap和B1…Br是待估計的參數矩陣，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的滯后期分別為p和r，εt是服從經典假設的的隨機擾動項，又稱脈沖值。在VAR模型的檢驗中，我們以AIC和SC準則確定變量滯后區間為1到2階。然后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計VAR(2)模型，得出兩個方程中所估計的系數在統計上是顯著的且擬合優度很高。城市化水平在較大程度上受去年城市化程度的影響，但隨著滯后期的延長影響程度就逐漸減?。蝗司鵊DP受到自身的影響程度大于受城市化水平的影響。
（1）脈沖響應函數。在VAR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對已建立起來的模型作出具體的解釋。脈沖響應函數用于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這里反映城市化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交互影響，檢驗結果見圖1和圖2。
在圖1和圖2中，橫坐標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數（單位：年），縱坐標表示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的變化，實線表示沖擊函數，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圖1反映人均GDP對城市化水平的沖擊，它表明在前2期人均GDP 對城市化水平沒有顯著影響，第3期以后沖擊函數開始穩定增長，并保持0.2正的影響。在圖2中沖擊函數除了第2期有小波動外基本穩定在零，這表明城市化水平對經濟增長的響應很小，城市化水平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小。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將系統的預測均方誤差分解成為系統中各變量沖擊所做的貢獻，把系統中任意一個內生變量的波動按其成因分解為與各方程新息相關聯的若干個組成部分，從而了解各新息對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即變量的貢獻占總貢獻的比例。根據方差分解理論模型，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的預測均方誤差進行分解，結果見表2。
從方差分解的結果來看，城市化水平的波動在第1期只受自身波動的影響，其后這種沖擊就較快下降，從第2期的99.8％降低到第10期的70.4％；與此同時，在第2期以后人均GDP對城市化水平的沖擊開始逐漸增強，從第2期的0.2％上升到第10期的25.6％，而且還保持繼續上升的趨勢。人均GDP從第1期開始一直到第10期就受自身波動的強烈的沖擊，這種影響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比例；反觀城市化水平對人均GDP的沖擊就小的多了，只是在1％左右徘徊。以上方差分解與前面的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的結果是一致的，反映了福建省城市化發展與人均GDP相互之間的關系。
4 結論
根據以上計量模型分析，我們發現福建省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首先，經濟增長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論在長期還是短期，人均GDP 增長都是影響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從長期來看，福建省人均GDP 每增加1％，城市化水平就提高0.38％。城市化誤差修正模型表明，城市化水平自我修正機制較強。其次，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卻很微弱，說明福建省城市化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造成以上的原因可能是福建省城市化發展緩慢，城市規模偏小，集聚功能較弱、輻射力較弱，城市化受到行政區劃與城鎮建制人為因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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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發展范文4
關鍵詞：健康城市; 城市化; 戰略
Abstract：Rapi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n the one hand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has provided a broad space and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also has brought a lot of negative human health effects. The basic purpose of urban space is to protect people's health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support to correctly guide the healthy city concept of urbanization, Qingdao City,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guidance, the principle of steady advance, in the metastatic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speed up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l urbanizatio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from a traditional to a modern-type changes, take the "new city" of the road.
Key words：health city urbanizationstrategy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1.研究背景
1.1青島在山東半島城市群中的地位
2006年12月，《山東半島城市群總體規劃(2006-2020年)》獲批準實施。根據這一規劃，山東半島城市群將致力成為黃河流域的經濟中心和龍頭帶動區域，與京津冀、遼中南地區共同構筑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青島作為我國經濟中心城市之一、對外開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副省級城市之一，經歷了漫長的城市發展歷程。而青島在其中極其重要的位置與作用，更應該用高標準要求自己，從而更好地引導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持續、健康發展。
1.2健康城市的概念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94年給健康城市的定義是：“健康城市應該是一個不斷開發、發展自然和社會環境，并不斷擴大社會資源，使人們在享受生命和充分發揮潛能方面能夠互相支持的城市”。健康城市是世界衛生組織針對全球的迅速城市化及城市的衛生狀況，從保障社會的健康發展出發而提出的一項全球性戰略行動。
由此，城市本質認識的深化逐漸喚回了城市應該具備的“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健康城市的概念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
1.3健康城市的具體標準規
1）為市民提供清潔安全的環境。
2）為市民提供可靠和持久的食品、飲水、能源供應，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統。
3）通過富有活力和創造性的各種經濟手段，保證市民在營養、飲水、住房、收入、安全和工作方面的基本要求。
4）擁有一個強有力的相互幫助的市民群體，其中各種不同的組織能夠為了改善城市健康而協調工作。
5）能使其市民一道參與制定涉及他們日常生活、特別是健康和福利的各種政策。
6）提供各種娛樂和休閑活動場所，以方便市民之間的溝通和聯系。
7）保護文化遺產并尊重所有居民（不分期種族或）的各種文化和生活特征。
8）把保護健康視為公眾決策的組成部分，賦予市民選擇有利于健康行為的權力。
9）作出不懈努力爭取改善健康服務質量，并能使更多市民享受健康服務。
10）能使人們更健康長久地生活和少患疾病。
通過這些具體標準，我們不難發現健康城市不光是是城市的環境健康發展，而且更重視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
1.4健康城市的發展目標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項目是一個長期的持續發展的項目。它追求的目標是把健康問題列入城市決策者的議事日程，促使地方政府制定相應的健康規劃，從而提高居民的健康狀況。
每個健康城市都應力爭實現以下目標：
①創建有利于健康的支持性環境；
②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
③滿足居民基本的衛生需求；
④提高衛生服務的可及性。
1.5城市化與城市健康
急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一方面為人類經濟和社會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也為人類健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和嚴峻挑戰。城市建設高速發展的同時，一系列與社會、衛生、生態相關的問題相伴而生；由于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亞健康或慢性病病例也越累越多，同時，人類還面臨著新發傳染病的威脅。城市不僅僅作為一個經濟實體來存在，而首先應該是一個人類賴以生活、呼吸、成長和愉悅生命的現實空間。
2. 青島城市化發展的現狀特征分析及問題剖析
近年來，青島市經濟迅速發展，城市化發展也愈演愈烈。其主要有以下特征：
2.1城市化滯后工業化，產業結構調整與城市化進程不協調
城市發展的歷史和經驗證明，城市化與經濟增長存在著正相關，即：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和國家，其人均GDP 也高，反之亦然。根據美國經濟學家H·錢納里的“一般變動模式”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的合理范圍是：1.4—2.5，而2000年、2005年、2006年青島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為1.09、1.12、1.2 均小于1.4，可見，青島的城市化率明顯滯后于工業化率。
2.2城市經濟迅速發展，競爭力日益提高，但產業發展不均衡
青島市經濟迅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8.43億元增長到2007年的3786.5億元，增長28.4倍，近年GDP年均增長速度約達到16%，全市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
但青島市產業發展并不均衡，產業結構呈現普遍典型的二三一型結構。第三產業明顯滯后于第二產業的發展，第二產業一直是經濟發展的主導，但以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重工業為主，以機械制造業為主，制造業大多仍處于產業鏈中低環節，缺乏核心技術支撐，產品附加值較低?，F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比重較低，創新能力不足，具有競爭優勢的創新產業、知識型產業所占比例較低。
2.3中心城市集中性模式主導城市化進程，但區域輻射能力并不強大
從人口變化趨勢來看，青島市人口向大眾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持續集聚，中心城市人口占全市總人口比重日益增大。
城市化發展范文5
一、由工業化推動的城市化——英國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伴隨著工業革命的浪潮，英國的工業化推動著城市化的發展。18世紀早期，英國的城鎮人口約占總人口的20%—25%，到1851年，英國已有580多座城鎮，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54%，基本上實現了城市化。英國城市化是以發展輕工業為先導，進而帶動能源、工礦、交通工業的發展，加速城市化的進程。隨著技術革新在棉紡織領域的展開，輕工城市率先異軍突起；機器運轉速度的加快、工廠制度的逐步建立，促進煤炭、冶金工業發展起來，產生了一批能源和重工業城市；交通運輸業的變革，則促進了交通樞紐城市發展。而農村勞動力轉移則是英國城市化的基本前提，19世紀中期，隨著“圈地運動”在全國大范圍的開展，再加上農業技術的改進，大量農民失去土地，而城市迅速發展的第二、第三產業需要補充新的勞動力，在此背景下，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推動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英國的城市化為世界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模式，但是，其中也有沉重的教訓，那就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糧食自給有余，還可以出口，到19世紀中期，隨著英國貴族通過著名的“圈地運動”，以暴力形式強制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業停滯不前，國內消費的糧食、肉類和農業原料不得不依賴從國外進口，農業發展不足，反過來制約了城市化的推進。
二、由集中到分散再到集約的城市化——美國
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城市化無疑是成功的，但是，美國的城市化進程也是在不斷調整中前進。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時期，美國城市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大量的農村人口和工業向大中城市集中，城市規模越來越大，某些城市一躍成為較大規模的地區性經濟中心。在美國五大湖周圍的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形成有機聯系而完整的城市體系，并形成了制造業帶。
但是，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城市中心交通擁擠、環境惡化、住房緊缺、犯罪率高等問題日益突出，富有家庭離開城市中心的高樓大廈到郊區居住，建造屬于自己的獨立院落式低層住宅。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汽車的普及，廣大中產階級和普通居民也追隨其后移居到郊區。在城市發展的空間格局上就表現為城市沿公路線不斷向外低密度蔓延。1970年美國郊區人口超過了中心城市的人口，也超過了非都市區的人口。郊區化給美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人口密度降低，城市與郊區、鄉村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不斷融合。但是美國也為過度郊區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得不面對土地資源浪費嚴重、經濟成本居高不下、生態環境破壞愈演愈烈、資源能源消耗量大以及貧富差距日益加劇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20世紀80年代，面對城市蔓延帶來的種種問題，美國學者開始倡導“緊湊型”城市和城市理性增長（或稱精明增長）的概念。其主要內容包括強調土地利用的緊湊模式，鼓勵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為主的開發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保護開放空間和創造舒適的環境，鼓勵公共參與，通過限制、保護和協調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公平。理性增長是一種精心、科學規劃過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保護農地、復興城市已有社區、保持住房的可支付性、提供多種交通方式的選擇等。它具有可持續發展、可操作性的特點。
三、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城市化——德國
發達國家在城市化進入加速階段時，往往是大城市得到優先發展，但隨著大城市發展帶來“城市病”，政府又往往會采取各種措施鼓勵中小城市的發展，甚至會限制人口和資金繼續向大城市聚集。但是政府的這種事后干預往往收效甚微，而德國則是城市化一開始就注重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代表。德國城市化的特點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城市化進程中大中小城市并行發展，大城市為龍頭，但不顯得過分突出，小城鎮遍地開花，遍布全國各地。二是城市布局相對合理，全境內城市分布均衡，形成了一種分布合理、均衡發展的獨特模式。三是城鄉差距小，城鄉一體、城鄉統籌。在德國既沒有過度擁擠、高樓林立的市中心，也沒有破舊不堪的農村地區。除了柏林比較特殊，擁有340萬人口以外，第二位的漢堡只有170萬人口，第三位的慕尼黑只有119.46萬人口。德國全國8200萬人口中，幾乎有1/3的居民生活在84個1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里，而近4930萬人生活在人口為2000至10萬的小城鎮里。
四、超越經濟發展階段的過度城市化——拉美國家
拉美國家城市化水平與西方國家接近，但經濟發展水平是西方國家的1/10—1/20，城市發展質量很低，是典型的過度城市化。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過工業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商業貿易來推動，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少數大中城市，城市人口過度增長，城市建設的步伐跟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必要的生活條件，農村人口遷移之后沒有實現相應的職業轉換，造成嚴重的“城市病”。城市貧民大量存在，上世紀90年代末，拉美地區每10個貧困人口就有6個住在城市；城市失業嚴重，2003年，城市公開失業率創10.7%的歷史新高，城市失業總人數達到1670萬人；貧富差距懸殊，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各種社會問題凸現。城市管理無序，人口過度膨脹，資源環境承載力達到極限。在此背景下，拉美國家出現了特殊的“逆城市化”。與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是一種追求生活質量的選擇不同，拉美國家的逆城市化是一種低收入階層被社會邊緣化的無奈。由于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和城市地價及生活費用的上漲，數量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從原來相對靠近市中心的簡陋住所向城市周邊地帶轉移，逐漸形成環繞城市的大片貧民區，造成“貧民窟包圍城市”的特殊現象。
五、政府主導的快速城市化——日本和韓國
作為后起發達國家，日本和韓國的城市化在短短的三、五十年內完成，其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日本一百多年的城市發展歷程中處處可見政府的影子，特別是戰后以來的半個世紀更為明顯。首先，政府通過向工業部門提供優惠政策，促進工業的快速發展，進而推動城市化進程。其次，政府通過對國土進行合理規劃，保障城市化進程的順利進行。二戰以后，日本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國土規劃部門—國土廳，根據國土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特點，對國土進行綜合開發，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在保證全國經濟快速、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上，使城市化的發展平穩推進。最后，日本政府通過制定相關法律和條例來保證城市化戰略的順利實施。日本政府在制定“國土綜合開發計劃”的基礎上，制定了諸如《國土綜合開發法》等全國性的法律政策來引導國民對土地，特別是對城市中的土地進行高效率的開發利用。另外，政府還根據各地不同的地域環境制定了一些如《九州地方開發法》和《四國地方開發法》等地方性的法律政策。在政府干預下，日本城市化快速發展，在太平洋沿岸形成了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日本的十大城市中有七個位于三大都市圈內，這里匯聚了全國近一半的人口。
韓國也是典型的以政府力量為主體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在其工業化、城市化推進過程中，區域經濟開發和規劃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政府行政計劃綜合框架之內運行的。
日本、韓國的快速城市化總體來說是成功的。但是，政府過度干預的城市化造成人口過度集中等問題，并引發交通擁堵、工業污染、地價飛漲、區域發展不均衡等一系列問題。日本、韓國政府也意識到這一問題，并采取措施引導人口向都市圈、首都圈外分流，但是至今收效甚微。
六、經驗總結及啟示
（一）城市化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要相協調
按照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關系區分，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既有同步城市化，也有過度城市化，還有滯后城市化。先行工業化國家如英法德大都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推進，拉美、非洲國家則是過度城市化，而我國是典型的滯后城市化。世界各國城市化的經驗表明，在城市化過程中，必須重視工業化和城市化互為動力，實現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超越經濟發展階段和工業化進程的城市化是畸形的，同樣，滯后的城市化也是違背規律的。今天，我國城鎮化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更加復雜，我國正處于一個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同時我國也處于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一般轉型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特殊體制轉型交織在一起的“雙重轉型”過程。在如此特殊的背景下，我國的城鎮化不僅與工業化相聯系，而且同市場化和市場化取向的改革緊密相關；不僅要實現與工業化協調發展，同時還要實現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因此，對于我國來說，不僅是城鎮化與工業化要協調，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也要協調發展。
（二）土地要集約利用，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按照土地利用方式區分，世界各國的城市化可以分為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和集約型城市化。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經過了由集中到分散，并到集約的過程。隨著資源環境壓力的逐步加大，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選擇了集約型城市化的發展模式。我國雖然幅員廣闊，但是約60%的國土面積屬于生態脆弱地區，不適合進行大規模的城鎮開發。而且我國人多地少、耕地資源短缺的問題十分突出。我國的農田人均面積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可耕地少、人口分布不均勻、生態環境脆弱等國情條件下，必須吸取美國式的分散型城市化的教訓。因此，根據我國的資源環境承載力，走集約型、可持續的城市化道路，是我國城市化的必然選擇。
（三）針對不同地區實行差別化的、非均衡的城鎮化模式
按照區域布局區分，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有非均衡城市化和均衡城市化兩種模式。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非均衡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階段，由非均衡走向均衡則是各國城市化追求的目標。美國的城市化就是經歷了由非均衡到均衡的過程。目前，我國仍處于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我國區域差距明顯，不同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決定了其城鎮化進程也不同。同時，我國幅員廣闊，不同地區的自然資源條件不同，人口承載力也不同，決定了其城鎮化的發展模式不可能相同。我國的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四類地區具有不同的自然資源條件和人口狀況，工業化水平和經濟發展階段也各不相同，需要進行分類指導，實行差別化的、非均衡的城鎮化發展模式。
（四）大中小城市要協調發展
從世界各國城市化發展來看，實現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是各國城市化所追求的目標，只不過從發展歷程來看，有的國家經過了優先發展大城市，再鼓勵發展中小城市的曲折過程，有的國家則從城市化進程一開始就追求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目標。隨著信息化、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時代的到來，不同城市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不同，在區域經濟中是不能替代的。大城市對于區域經濟具有較強的輻射帶動作用，其影響可能是跨區域的或者是全國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中等城市服務于整個區域，在這個區域內起領頭羊的作用。小城鎮的功能則是服務廣大農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有各自的服務功能，且不能相互替代，所以必須強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避免人口向大城市過度集中。
（五）政府調控和市場機制要相結合
世界各國城市化的經驗表明，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均是市場主導型的城市化。其城市規模、城市布局、城市功能演進和城市產業分工多為市場選擇和作用的結果。但是完全市場主導型的城市化也容易出現問題，所以政府應對城市化和城市發展進行有效的計劃和引導，否則就會失控。而政府主導型城市化的速度較快，甚至可以跳躍式進行，戰后日本、韓國為了在短期內快速實現城市化，均是采取了政府主導型的城市化。但是這種城市化模式容易造成城市化偏差。因此，我國應當更多地借鑒西歐國家的政府調控下的政府主導型城市化模式的成功經驗，既要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又要注重政府的調控作用，尤其要重視規劃的作用，通過規劃引導城市化健康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目標。
（六）完善網絡化交通基礎設施，促進城市群發展
城市化發展范文6
（一）城市蔓延的萌芽階段
由于1949年七次二中中全會上，提出“將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才能鞏固人民政權，因此在1957年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中，對北京的功能定位是“現代化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中心”。按照方案的規劃，北京將在遠郊區域有計劃地發展衛星城，并在包括通縣在內的十個衛星城上安排工業。在1968年，由于的影響，北京規劃局被撤銷，城市建設工作陷入停頓。因此，在這一時期，北京的城市化進程是不穩定發展的，甚至出現了停滯。
（二）城市蔓延的成長階段
在總體規劃暫停執行期間，許多單位無序擠入市區，導致市區原本規劃的分散集團是布局已經面目全非，擠成中間一大團。市區規模發展過大，人口過分集中，住宅緊缺，供水不足，交通擁擠等問題初見端倪。隨著對北京城市定位的改變和進一步明確，城區的工業逐步向郊區轉移，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取代了工業產業，成為城市的主導性產業，工業化作用向郊區擴散，工業布局的重心轉移至郊區，促進了郊區的發展。在信息技術的沖擊下，北京郊區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在產業化城市化，郊區化三者力量的博弈下，城市蔓延問題逐漸凸顯。
（三）北京城市蔓延的高速發展階段
當前北京人口增長過快，城市病問題凸顯。表現在人多路堵，房價高，社會治理難度大，城市管理壓力大。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制約因素：經濟發展結構性矛盾突出，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經濟發展結構性矛盾突出，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科技文化創新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人口無序過快增長，人口分布密度過大，優質公共資源過于集中，中心城區功能疏解緩慢。密集的優質教育醫療培訓機構和部分行政性事業機構，形成了對周邊地區明顯的虹吸效應。交通擁堵，空氣污染，垃圾污水治理難度大，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甚至導致生態結構的失衡。要解決新的發展階段面臨的諸多難題，僅依靠北京自身攤大餅式的發展模式是無濟于事的，必須著眼并依賴于京津冀協同發展，強化首都核心功能，建設北京行政副中心，實現首都核心功能與非首都功能的分離疏散。
二、城市蔓延進入疏散化階段鄉鎮功能定位的必要性和趨勢
大城市地區在緩解城市病所采取的疏解中心城功能和產業向郊區擴散的過程中，若延續以前那種集中建設部分重點新城的空間戰略，極有可能復制中心城的問題。重視并加強小城鎮發展，成為改善中心過度集中形成副職就病，振興鄉村活力，促進城鄉和區域經濟均衡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路徑。大城市地區應不失時機地實現小城鎮轉型發展。
（一）鄉鎮功能定位模糊導致區域整體效能衰減
經濟發展指標硬約束導致鄉鎮發展路徑趨同，無序競爭的同時，也倒逼上級政府將有限資源分散化。從大量的研究來看，由于以GDP和財政稅收的總量或增速，進行衡量的經濟發展指標應與監控，對下級政府構成了實際的硬約束，下級政府出于考核壓力，產生了無序競爭現象，不僅使區域發展缺乏整體性，也使得稅收收入大量流失，還讓一些發展質量不高的企業占據了大量土地資源。財政分成體制單一，難以形成特色化發展的激勵，轉移支付制度缺失缺位，難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財政分成體制在促進下級政府發展經濟方面有很強的正向激勵作用，由于增值稅營業稅等稅種的稅收貢獻較大，那些在資源結構產業結構，空間結構上有優勢的地區獲得了較大收益，有能力加大生產性投入，進而獲得更多收益，相對落后的地區卻難以進行積累，只能依靠對先進地區的原始模仿。同時由于轉移支付制度缺位，不僅造成了鄉鎮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擴大，也導致鄉鎮無法預期收入規模，只能采取謹慎的財政支出，影響了促民生，促建設的資金使用進度安排。發展要素缺乏流動———收益補償機制，是資源在總量緊張的情況下，進一步出現了空間配置的結構性效率損失。產業項目和產業項目落地所需的建設用地指標是最為重要的兩種發展要素，空間配置結構也影響著發展要素的使用效率，鄉鎮集體建設用地指標卻難以通過跨區域流動，實現空間配置的優化，在總量緊張的情況下，造成了部分鄉鎮因區位等問題有用地指標，而無高質量項目落地，低質量項目占據了發展資源，部分項目有落地意向而無用地指標，只能選擇周邊區縣。此外，原有的農村行政管理模式已經不適宜城市，城鎮建設和經濟活動組織，行政管理模式，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否則就會增加資源配置的交易成本。
（二）鄉鎮功能呈現出圈層特征和梯度更替特征
首都城市化快速推進，資源空間配置方式必然發生轉變。近三十年來，北京呈現快速城市化的趨勢，伴隨著快速城市化的進程，城市近郊地區土地級差，地租與中心地區不斷縮小，環境要素等綜合成本不斷攀升，從客觀上推動了原有產業形態升級。由于城市化進程和產業轉移，鄉鎮功能必然明顯地呈現出圈層化的外在表現形式，其實質是產業的梯度式空間布局。北京進入空間格局優化調整的重要時期，特定的城市功能和有限的資源環境，客觀上要求北京必須注重轉變城市發展方式，把優化功能布局和提升特大城市治理效能作為重點，立足率先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新格局，推進城市功能配置，空間布局的統籌銜接。
（三）鄉鎮應當呈現多中心形態，開發應采取分階段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