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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礎設施范文1
一、 經濟增長理論視角下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在經濟增長理文獻中可以找到大量關于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刺激經濟增長的理論支撐。其中大多數的討論都可以歸納在以下生產函數的框架之內：
Q為實際總產出，K為不包含基礎設施的總資本投入，KI為基礎設施資本投入，L為勞動力投入。A（.）為標準生產系數。假定基礎設施是一種純公共品由政府通過一種非競爭、非排他的途徑提供。KI在F（.）中通過政府購買函數G（.）的形式表示，也可以將其看成是一個額外的變量，這在宏觀經濟的文獻中較為常見（Romp & de Haan，2005）。
然而，已有文獻中有學者提出可以在生產函數中單獨將基礎設施包括在內。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基礎設施都符合純公共產品的特性，過去的幾十年中越來越多的基礎設施通過市場來提供，具有典型的私人產品特性。其次，即便私人部門參與進來，基礎設施在運營期間提供服務的單位成本與單位價格并非嚴格的由市場機制來決定，所以，將KI當成生產函數中的一個變量需要基于一個假設，即企業可以根據其提供基礎設施的成本來做出完全理性的決策（Duggal，Saltzman & Klein，1999）。
在此觀點下，KI在生產函數中應該通過（G（KI）=I（KI））來體現。I（KI）是一個中間投入變量，KI的增加使得企業生產函數中的其他相關中間投入如交通、通訊等的成本降低。Hulten，Bennathan和Srinavasan（2005）將這稱之為基礎設施的”市場調節效應“。
此外，在方程（1）生產函數的參數A中包含了兩種增長效果：一般正外部效率的提高，表示為θ，可以稱之為”直接效應“；通過基礎設施投資積累的正外部效率提高，也可以稱之為”間接效應“。
1. 直接效應?；A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不論是將其當成純公共產品還是一種中間投入的形式，都涉及到生產效率問題。在一個標準的生產函數中，基礎設施投入的加大也會提高其他要素的生產率，而這些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否會促進經濟的增長要取決于是否達到規模效益?；A設施對于經濟增長的互補性直接效應的一個極端例子就是，可以考慮對參與某些偏遠地區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提供的私人資本開放例如電力、通訊等一些重要基礎設施的進入權限。
但是很顯然，基礎設施的融資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存在對私人資本的擠出效應。特別是如果這些資金是來自于政府稅收或者從國內金融市場的借貸。
2. 間接效應?；A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比直接效應要更為多樣化，主要包括：
（1）基礎設施的維護與私人資產的使用壽命。這是一個重要但是較少被提及的方面，即維護已有基礎設施存量。有學者認為相比新建基礎設施來說，現有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對于維護已有基礎設施來說是不利的，理由主要有兩個方面：Rioja（2003）假定維護已有基礎設施的資金來源于稅收，而新建基礎設施的資金來源于國際貸款。很顯然，新建基礎設施對于官員來說更加具有“政績表現”，同時相比加大對已有基礎設施的維護上來說也顯得更加的“短視”，因為一味的新建而不注重維護會使得已有基礎設施的質量水平逐漸下降（Maskin & Tirole，2006，Dewatripont & Seabright，2005）。這種維護水平的缺失將會產生兩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降低了現有基礎設施的使用壽命（Rioja（2003）在外生增長模型的框架內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描述）。另一方面，帶來了更高的運營成本，同時也使得私人資本投入的耐用期減少，例如私人卡車在破爛的公路上行駛或者私人機器連接上電壓不穩定的線路等，都會減少其使用壽命。
（2）調整成本。這一觀點主要由Agenor和Moreno Dodson（2006）歸納得出。對基礎設施的改進最少可以在兩個方面降低私人資本的調整成本：一是降低物流成本；二是減少私人對于某些替代性機器的投入，例如發電機等。這一假定得到了很多來自于公司層面調查數據的經驗支持――如Lee，Anas和Oh（1996）以印度尼西亞和尼日利亞為樣本，Alby和Straub（2007）以拉丁美洲為樣本，Reinikka和Svensson（2002）以烏干達等國為樣本分別做了相關驗證。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使其提供的服務更加可靠，這樣便減少了企業為預防某些必要出現故障而準備的替代性支出，從而使得企業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投資支出，但是也存在一種這樣的可能性，如Reinikka和Svensson（2002）的研究表明，如果投資生產那些替代性設備的企業規模要更大或者利潤更為豐厚，那么這種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也可能會導致私人投資的進一步下降。
（3）勞動生產率。這一效應來自于假定信息傳播及通訊技術的發展可以使得用于工作交流溝通上的時間減少，這樣可促進潛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4）人力資源發展的影響。微觀經濟學上很多文獻都指出更好的基礎設施水平可以促進民眾健康及教育水平的提高，這在短期可以使得已有的人力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在中長期來看可以促進民眾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5）經濟的規模與范圍。已有文獻中有一些相關的論證表明，高水平的交通基礎設施可以降低交通成本，實現規模經濟，更好的存貨管理水平以及不同的經濟集群模式（Hulten et al.，2000；Baldwin et al.，2004），此外，還可以促使各類型的機構出現專業化分工，并促進在交通、通訊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創新的投資力度來應對市場變化，而相應的，更有效的信息流入會使得市場競爭加劇從而帶來更為有效率的市場出清（Jensen，2007）。
二、 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經典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由生產函數中的兩個要素組成：排除了比較優勢的資本與勞動力。生產包含兩部門：傳統部門（一般指農業部門）在固定收益不變的條件下生產可自由交易的產品，現代部門（一般指工業）生產差異化的產品并且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此外，不同地域之間的勞動力與資本的流動程度不同。這類文獻還進一步區別了“先天自然”如是否蘊藏豐富的石油、是否靠近海洋或者河流、氣候條件等自然條件，在吸引公司選址及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上與“后天自然”的不同。其目的是為了解釋“先天稟賦”如何促進區域化的聚集，以及政策干預如對相關公司進行補貼，或者人力資本及基礎設施條件的積累等“后天稟賦”如何對區域化的集群產生影響。
經濟地理學模型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認為經濟活動的“后天自然”是區域分散和聚集之間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從技術條件上來看，區域聚集的驅動力來自于工業部門的企業內部或者外部的報酬遞增。內部的報酬遞增可能是由于反向的需求鏈條所引起，經常稱之為“市場準入效果”，或者“國內市場效果”，在此情況下企業為了減少交易成本會將其生產經營活動置于靠近更大規模消費市場的區域，也可能是由于正向的成本鏈條所引起，在此情況下企業要素投入價格下降從而使得更多的企業聚集于特定的區域內。
交通成本是區域聚集或者分散的決定性因素。在大多數經濟地理學的模型中，這一部分被簡化為“冰山”成本，即假定在貨物運輸的過程中有一部分貨物會逐漸“融化”掉。由此可以看出，區域聚集或者分散的驅動力都會隨著交易成本的降低而減弱。例如，“市場準入效應”會隨著本地與外地市場交易成本差異的縮小而減弱，但是對于公司本身來說，市場競爭的逐漸激烈同時也會使得工資效應逐漸減弱。在大多數模型中，當交通成本很高時，區域分散的驅動力占據主導地位，而一旦交通成本下降，區域聚集的驅動力將會逐漸增強（Baldwin et al.，2003）。
上述討論的經濟活動長期地理格局，但是這些模型用來分析區域政策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公司在地理空間上的分布情況最多只是政策制定者考慮的一個中間環節，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率以及更好的收入分配效果。其次，在這些模型框架下，工業部門的聚集總是處于一個“輸贏情境”。顯然，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政策經驗要求經濟增長保持在一定的規模之上。
Martin和Ottaviano（1999）將經濟地理學與內生增長理論相結合建立模型來解釋一系列政策問題。這些模型均假定企業可以利用技術進步來克服邊際收益遞減，此外，還遵循一個在實證研究中證明的假設（Rosenthal & Strange，2004），即地理因素對長期經濟增長具有深遠的影響，且這些外溢效應只存在于本地區。內生性增長代表著一種區域聚集的驅動，而知識的外溢性代表著一種區域分散的驅動。
在這些模型中，Baldwin等（2003）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基礎設施政策的結論：在地理與增長模型中最重要的是空間上的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權衡，整體的快速增長中有可能包含局部的由工業聚集帶來的靜態損失，所以有可能存在一個全局性的動態增益，而局部的利益并沒有明顯的受損。然而，這一結論將會取決于區域聚集的程度是否處于最優水平。
三、 公共部門需要市場與政府融合
公共部門的產品特征和技術特征決定了完全由市場來配置資源是低效率的，有必要保持政府對其產品或服務的供給保持直接或者間接的干預。
從主流的新古典理論觀點來看，政府與市場分別作用于不同類型的市場。在競爭性市場中，由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在公共市場中，由政府來提供公共產品。這其中包含的觀點是，只要市場可以做好的都盡可能由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市場機制無法有效配置或者出現失靈的，則通過政府來實現資源的配置。但是大量的低效率、尋租、分配不公平等問題的出現，表明市場機制可能失靈，政府的干預同樣也可能出現失靈而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的經驗是，政府監管需要同市場機制結合，以盡可能降低管制的代價。在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場提供的領域，就需要政府監管與市場機制之間進行互補與協調。其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手段的結合。任何一種監管手段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各個企業的應對行為，這些應對行為同時又會反饋到監管的手段上，這種互相影響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整個產業的績效。另一方面是監管手段與規則的結合。圍繞公平和效率，以效率為標準，在引入市場機制的條件下，實行必要的政府監管，以保障市場秩序和分配的效率。在公共部門當中，市場的不完全程度更高，需要政府進行相應的政策干預。
新公共理論所倡導的公共產品提供者與生產者相分離的理論是實施PPP的理論基礎。對于政府和公共部門而言，向社會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是其基本職責，不存在選擇的機會，而采用什么方式，由誰來生產公共產品則存在可選擇性。PPP模式只是改變了公共產品的生產方式，卻并沒有改變公共產品的基本性質。這就為公共部門和私方部門在PPP中的職能定位提供了理論依據。
公共部門在PPP中雖然不再直接生產公共產品，但公共服務的責任仍主要由政府來承擔。政府及其公共部門在PPP中至少承擔三種職能：（1）作為公眾利益的代表，須保證公共產品的質量和數量符合標準，一旦公共產品數量和質量不能滿足公眾需要，或在公共服務活動中出現重大事故，政府必須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2）作為PPP的主要參與主體之一，政府和公共部門還應承擔規則制定與執行的職責，包括法規政策和PPP規則程序的制定，違規行為的糾正等；（3）作為公共服務的采購者，公共部門主要承擔確定采購標的、選擇合格的私人部門、簽訂與履行合約等職責。要履行好這些職責，要求政府主管部門由傳統的“經營者”向“監管者”轉變，由傳統的“命令―控制”的管理理念向“經濟―激勵”的服務導向轉變。
私人部門作為PPP合約的另一方當事人，需向公共部門提供符合要求的公共產品或服務。在這一過程中，其主要職責包括響應公共部門的采購協議、參與競標或其他遴選程序、合同簽訂和履約等。這與一般的競爭性企業無異。然而公私部門合作提供公共服務意味著公共服務供應商是一個承擔了社會責任的經營主體，雖然它本質上仍是一個商事主體，盈利依舊是其存在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但由于私人部門生產的公共產品具有公益屬性，這使其具有公共性和企業性兩重身份，進而決定了私人部門獲得利益不能以損害公共利益為代價。因此與一般的競爭性企業相比，PPP中的私人部門要想獲得利益，就必須接受比一般商事活動主體更多的限制，如在產品或服務價格制定方面受到監管，公共產品的利潤率要保持在合理范圍內，其經營或生產的部分信息應向社會公眾公開等。除此之外，為了保證公共產品的供給數量和質量，私人部門還必須按照合約規定，對城市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運營、維護等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
總體來看，政府監管與市場機制由原來的平行關系日益轉變為相互交叉、相互補充的關系。特別是隨著技術的進步，許多原來在純公共領域不可分的投資逐漸變為可分的、可競爭的投資類型，市場力量在公共部門領域表現出越來越大的活力。
參考文獻：
[1] Aschauer，David A.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 uctiv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3）：177-200.
[2] Baldwin R.and P.Martin，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in 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J.V.Henderson and J-F Thisse （eds），2004.
[3] Bing L， Akintoye A， Edwards PJ， Hardcas- tle C.，The allocation of risk in PPP/PFI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UK.Internati- 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2005，（23）：25-35.
[4] Baum-Snow， N..Did highways cause suburban- 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7，（122）：775-805.
[5] Chan， Kam Wing.Infrastructure Services and Financing in Chinese Cities.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1998，（7）：503-528.
[6] Collins， W.J.and Shester， K.L.Slum cle- arance and urban renewal in the United States.NBER Working Paper，2011.
[7] Canning，David.Infrastructure's Contribution to Aggregate Output，World Bank Policy Res- earch Working Paper，1999.
[8] Rioja F..Filling Potholes：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Maintenance versus New Invest- ments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3，（87）：2281-2304.
[9] Wibowo， A..Valuing guarantees in a BOT infrastructure project， Engineering， Constr- 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2004，11（6）：395-403.
[10] Walker， C.and Smith， A.J.Privatized inf- rastructure： The build operate transfer approach， Thomas Telford， London，1995.
[11] 陳詩一，張軍.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國社會科學，2008，（4）.
[12] 范九利，白暴力.基礎設施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地區差異研究[J].人文地理，2004，（12）.
[13] 郭慶旺，賈俊雪.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6，（3）.
[14] 李泊溪，劉德順.中國基礎設施水平與經濟增長的區域比較分析[J].管理世界，1995，（2）.
[15] 林毅夫.中國的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
[16] 繆仕國，蔡笑.基礎設施投資對社會其他部門投資影響效應[J].經濟地理，2006，（5）.
[17] 劉秉鐮，武鵬，劉玉海.交通基礎設施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J].中國工業經濟，2010，（3）.
公共基礎設施范文2
關鍵詞:公共財政;現代農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一般包括農田水利建設、農產品流通重點設施建設、商品糧棉生產基地、用材林生產基礎和防護林建設、農業教育、科研技術推廣和氣象基礎設施等。目前，我國農業依然是靠天吃飯，大多地區不得不主要依靠雨水灌溉，人工灌溉對于那些雨量稀少或者雨量變化無常的地區也是絕對必要的。經過多年努力，我國農業基礎設施狀況盡管有所改善，但是依然薄弱。因此，2004年以來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一直將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發展現代農業的首要任務。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財政，就是政府按社會公眾的集體意愿提供市場機制無法有效提供的公共品，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或分配活動，它以追求公共利益為已任。由于農村區域人口居住密度小，農業基礎設施的市場化指數相對較低(見表1)，農業基礎設施的提供主要由政府來完成。因此，承擔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公共財政必不可少的投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最關鍵的問題是投融資方式的選擇，這不僅關系到農業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還決定著農業基礎設施的資金來源及其維護等問題。
根據我們的調查，近年來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增加較快，1994-2006年，中央累計安排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量超過4 000億元，主要投向農業和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六小工程”建設。在國債及中央預算內投資和新增中央預算內投資當中用于大農業方面的投資比例也有所提高，目前財政資金正在成為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見表2)。但從整體上來看，我國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總量仍然明顯不足，直接用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生活條件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比重偏低。造成農業基礎設施供給不足的原因或制約農業基礎設施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向城市傾斜的公共財政體制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供給不足的體制性因素。因此，必須構建城鄉協調平衡、公平合理的基礎設施財政供給新體制。
一、完善公共財政體系，深化財政管理體制改革
1.根據受益范圍的大小，通過調整和理順各級財政分配關系，合理劃分農業基礎設施的界限，建設基礎設施費用原則上由各地方相應層級的公共財政予以提供，中央政府根據公平均衡的原則，按貧困程度予以支持。
2.建立和完善省級政府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基礎設施大多具有的正外溢性，如果沒有相應的補償，這些產品的供給就會陷入不足的境地。因此，建立和完善省級政府以下轉移支付制度，由上級或鄰近地區政府對其進行適當的補助是必然選擇。從目前地方公共財政體制來看，不僅要求完善縱向轉移支付制度，還應建立健全省級以下政府間橫向轉移支付制度。
3.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的深化與創新。應加快城鄉統一稅制的步伐，合理確定農村稅收，逐步建立起科學、公平、合理、規范、優化的農村新稅制。同時，對農村稅費體系進行合理重構，盡快形成新的有利于增加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的籌資制度。
二、建立財政投融資機制，引導社會資金投入
籌措建設資金是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關鍵。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采取靈活多樣的融資方式，多種渠道籌措建設資金，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
1.增加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市、縣要調整農業和農村的財政投資和支持方向，應逐步提高各級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把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公共財政投入的重點。城鎮的公益事業和基礎設施要向農村延伸，特別是城鎮的垃圾處理設施、管理職能要突破城鄉界限，逐步延伸到廣大農村。
2.廣泛吸納社會資金參與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制定優惠政策，在農村道路建設、橋梁建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可以采取BOT、冠名權等形式，鼓勵、引導民營資金投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采取以村為單位向銀行貸款，財政貼息的辦法，籌措部分資金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三、改革和加強農業基礎設施管理機制
過去對農業基礎設施的管理主要是一種實物管理和設備管理，談不上什么資產經營管理。無償服務、無償供給、無償消費，導致供給越多而需求缺口越大。因此，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農村基礎設施管理體制就成為有效增加供給的一個重要途徑。經營性或競爭性基礎設施要逐步改造成公司制，實行現代企業制度，按一般生產企業運作，為農業生產提供服務。非經營性或非競爭性基礎設施實行以價值管理為主、以實物管理為輔的體制，可以是無償服務或低償服務，經費來源主要由財政負擔，但是也要講究經濟效益，講究責、權、利相統一。所有農業基礎設施要盡可能實行資本化和價值化管理。農業各類小型基礎設施可改建成各種合作經濟、股份經濟、股份合作經濟等形式，明晰產權，按企業化原則經營。
參考文獻
[1]何李花，曾福生，向香云.我國農村基礎設施融資問題探討[J].金融經濟，2006(4):6-7.
[2]王科.基礎設施與西部新農村建設[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93-96.
[3]劉倫武.農業基礎設施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6(10).
[4]馬樹才，孫長清.我國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研究[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5(11).
公共基礎設施范文3
太陽能電池工作特性
太陽能電池板產生能量的多少與接收到的光照量成正比。云、樹木、灰塵、太陽能電池板的表面積以及太陽的旋轉都會產生影響，這些影響可能使可用來發電的光照量產生極大的波動。加之太陽能電池具有高的源阻抗特性，所以在負載試圖抽取相對大的恒定電流時，大多數情況下，可能在幾段時間內的情況。因此，必須應用一種電路，以仔細控制電流，并相應地最大限度提高太陽能電池供給充電單元的功率。
太陽能電池板的典型輸出電流和輸出電壓特性如圖1所示。這里出現了一個有趣的趨勢，即就給定太陽能電池板而言，不管照明條件如何，當輸出電壓處于一個相對恒定的電壓VMpp時，太陽能電池板會提供最大輸出功率。通過查看感興趣的太陽能電池板的技術文件，可以找到電壓VMpp。同時，也可以用一種很好的方法來獨立驗證VMpp數值，，通過在同樣的照明條件下逐漸增大或減小負載，畫出如圖1所示的那種Ⅰ―Ⅴ曲線，而讓太陽能電池板以各種不同的角度面對太陽，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各種照明條件。
僅查看一個真實的太陽能電池板性能曲線，理解不了在電壓等于VMPP時抽取功率的重要性。圖2中的數據是在晴朗的天空下，在凌力爾特公司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米爾皮塔斯的公司園區內，用一個自動負載箱和直接面對太陽的太陽能電池板情況下，在1分鐘時間內收集的。如該圖所示，在陽光直射的情況下，一個不受控制的負載可能使得凈輸出功率在低于2～47w的范圍內變化。如果有可能保持太陽能電池板的輸出電壓約為恒定的13V，那么我們就可以保證向負載提供最大功率?？墒沁@個任務怎樣才能完成呢?
優化太陽能電池的功率
利用太陽能發電的成本仍然高于煤、天然氣等傳統能源，部分原因是太陽能電池的價格很高。盡管每瓦的價格在下降，但于2011年7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視批量和技術的不同而不同，以每瓦峰值功率發電量計算，太陽能電池的價格仍然處于0.96～2.54歐元之間。如前所述，非理想的太陽照射條件常常妨礙太陽能電池板以峰值發電量工作。此外，就太陽能供電應用而言，太陽能電池板和負載(在電壓不等于VMpp時工作)之間任何潛在的阻抗失配都必須考慮，而且在計算太陽能電池板的發電量時要包括這個因素，以將這個因素的影響加入到系統的設計中。隨著失配的降低，在實現同樣的功率輸出時，太陽能電池板的尺寸和價格也會減小和降低。
減少阻抗失配的一種簡便的方法是在太陽能電池板的輸出與負載之間使用一個最大峰值功率跟蹤(MPPT)電路。特別之處是，該電路可改變電流負載以保持電壓在VMpp。這種電路可以采用分立(使用大量的組件)或集成于一個器件(如LILTM8062開關uModule電池充電器)的方式來設計。LTM8062所提供的MPPT是一種簡單的解決方案，可利用單個電阻器進行調節以確保能夠在相差很大的照明條件下向負載輸送最大的功率。通過比較兩款相同配置方案的輸出功率，可以最好地展現MPPT電路的有效性，兩款方案均采用一塊solecS-70C太陽能板，其一啟用了MPPT，另一個則停用了MPPT，后者可通過將LTM8062的VINREC。引腳電平拉至WIN來實現。測試電路原理圖在圖3中給出。能量存儲：電路比較組件和配置
LTM8062是一款高效率的集成式恒定電流／恒定電壓(CC／CV)降壓型開關電池充電器解決方案，在4.95～32V的輸入電壓范圍內工作。高達18.8V的用戶可編程電池浮置電壓允許該器件支持一個由多達8節密封鉛酸電池、4節鋰離子或鋰聚合物電池或者5節磷酸鐵鋰(LiFePO。)電池組成的電池組。與業內其他公司所建議并由超過10個組件組成的分立式解決方案相比，集成的MPPT電路極大地降低了設計復雜性。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該電路驅動LTM8062，自動將電池充電電流減小或增大到2A，以從太陽能電池提供最大輸出功率。在最基本的應用中，LTM8062都僅需要3個外部組件就可正常工作，相比之下，傳統的分立式解決方案則需要15～30個組件。
到了用戶可調的時間限度以后，或充電電流下降至最低門限(200mA)以后，充電過程終止，電池電壓隨溫度變化的準確度為1.5％。兩個集電極開路狀態指示信號CHRG和FAULT適用于LED，以提供視覺提示。當該器件給電池充電時，發出CHRG指示信號。如果電池在固定時間限度內沒有以啟動充電來回應，或者當使用可選NTC熱敏電阻輸入引腳時發生了過熱情況，那么就發出FAULT指示信號。
如果電池電壓降至低于設定浮置電壓的2.5％，或已插入新電池，那LTM8062會自動給電池再充電。當太陽能電池板的電壓在夜間急劇下降時，內部隔離二極管用來防止從電池回到電源的反向電流。就更大的充電電流而言，多個LTM8062的輸出可以并聯到一起。采用這種聯接方法時，這些LTM8062模塊可以共享單對反饋電阻器，如圖3所示。3個LTM8062模塊并聯，在恒定電流充電狀態下，可實現6A±7.5％的最大充電電流。充電終止電壓設定在8.4V。
SolecInternational公司的S-70C是一款單晶太陽能電池板，額定峰值輸出功率為70W。根據各種照明條件下的測試結果確定，最大功率電壓為13V，盡管標簽上標明VMPP數值為17V。不過，該產品仍然顯示了太陽能電池板的典型性能特性。在進行所有測量時，該太陽能電池板都與地平行放置，以模仿平坦的屋頂。
因為在真實應用中，電池的最初充電狀態隨系統使用情況、電池尺寸、之前幾天的天氣情況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而有很大變化，所以用一個電子負載來模擬在恒定電流和恒定電壓充電區之間過渡時，從太陽能電池板抽取的最大功率的近似值。通過要求兩個電路處于這一工作點，我們可以肯定，該電路能否
支持充電周期中的其他所有事件。在對應于兩節鋰離子電池組的8.4V充電終止電壓情況下，要求該電子負載用3個并聯LTM8062充電器模塊拉高到6A，同時保持約為8V的電壓。
最大峰值功率跟蹤的有效性
夏天的某一天，在凌力爾特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洲米爾皮塔斯總部的室外園區，當MPPT電路啟用和停用時，我們進行了一整天的測量。對舊金山夏天的氣候很熟悉的人都知道，早上灰蒙蒙的天氣，經常到午后就變得晴空萬里了。這也是我們在7月的一天進行實驗時的情況。測量在正常工作時間進行，但實際應用將有可能在數據采集的前后提供幾小時的額外光照。圖4示出了輸送至電子負載(模仿我們的8.4V鋰離子電池)的有效負載電流和功率。這一整天都處于接近最大吸取功率以及晴朗的天氣條件下(特別注明的地方除外)。
當MPPT電路工作時，輸送至模擬電池的電流及功率明顯高于該電路不工作時的水平。除了中午那段時間達到LTM8062內部最大充電電流限制的情況以外(MPPT啟用)，如圖4所示提供給負載的電流增大了20％～40％。如果將電池充電器和負載與電路分開一會兒，那么MPPT電路啟用時，從太陽能電池板抽取的功率比該電路停用時多18％～42％?？傊?，更顯著的改進往往發生在早上和晚上光照較弱的時候。在這9小時中提供給負載的額外能量在最大峰值功率電路停用時約為240W?hr，而MPPT電路啟用時約為300W-hr(見圖5)，提高了25％。據此，一個100W的太陽能電池板系統在負載端的MPPT啟用時，與一個125W太陽能電池板系統在MPPT停用時所產生的功率相同。以太陽能電池板的市場價格為每瓦1～2.54歐元計算，可能節省的費用等干25～63.5歐元。
可靠的高能效照明
由于最大輸出功率現在可以高效率地存儲在電池中，所以今天最可靠和最高效率地提供夜間照明的方式是采用LED。舊金山市新引入了采用LED的公交站消耗74.4W功率，相比之下，之前的熒光燈照明公交站消耗336W功率。擁有成本也降低了，因為LED可持續使用的時間是熒光燈的10倍。此外，LED要求用DC電源工作，非常適合于用太陽能電池板及電池提供的DC電源。熒光燈要求用范圍一般在200V～1500kV的AC電壓工作，當用DC電源工作時，需要昂貴和復雜的驅動器。另外，熒光燈泡所需的較高電壓AC電源還會變成潛在無線通信的一個干擾源，下一節將對此加以闡述。LTM8042恒定電流LED驅動器在效率、可靠性和便利性方面與LTM8062非常相似，為滿足照明需求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解決方案。
無論需要升壓、降壓或降壓一升壓型工作模式，LTM8042和LTM8042-1都可以非常容易地配置為分別提供高達lA和350mA的恒定電流。在這個實驗中，模擬的8，4V鋰離子電池組會在約7V時提供其大部分能量，從而在采用Cree公司的中性白光XLAMPXM-LLED時，允許LTM8042支持一個高達16V的700mALED串，以提供13001x的光通量。采用同一個電池組，LTM8042-1能以高達350mA驅動一個24V的LED串，從而在采用Lumileds公司的中性白光LuxeonRebelESLED時，提供10401x的光通量。如果兩個太陽能電池板串聯疊置，以將VMPP提高到26V，而且電池組電壓提高到16.8V，那么在350mA時，采用XlampXM-LLED可實現高達2880流明的光通量，而采用LuxeonRebelES可實現14301x的光通量。LTM8042和LTM8042-1構成了一個在3～30V輸入電壓范圍工作的完整LED驅動器解決方案，而且僅需要很少的3個外部組件。
為了在黃昏和黎明時節省功率，LTM8042支持兩種調光方法。采用圖6b所示的PWM輸入可實現高達3000：1的調光比。采用一個電阻器或電壓可以實現模擬調光。開關頻率在250kHz～2MHz范圍內可調，而且可以同步至一個高達2.5MHz的外部時鐘，以適用于噪聲敏感應用。
清晰的通信是關鍵
不管是Wi-Fi、HSPA、LTE抑或是其他無線標準，通信系統的功耗都在日益降低、而服務的區域則在持續擴大。無線通信是對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一種簡易擴充。公共交通站點可將最新的實時服務信息傳遞給他們的乘客。售票處可辦理乘客的電子付費。太陽能供電型傳感器開始逐步應用于主要城市的街道中，可幫助駕駛者找到有空位的停車地點并由此緩解交通擁塞。在可能沒有傳統有線通信基礎設施的場合中，如果系統是脫離電網的，那么向系統及／或從系統進行清晰的信息傳遞(特別是無線通信)的能力是很關鍵的。
公共基礎設施范文4
一、PPP模式及其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應用
PPP是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首字母縮寫，譯為“公私伙伴關系”，是指公共部門（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商業機構等盈利性組織或非盈利性組織）建立伙伴關系，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的一種合作模式。
在目前宏觀經濟處于下行通道，固定資產投資低位徘徊，基礎設施投資帶動經濟恢復的需求強烈的背景下，財政資金和政府發債均不能有效滿足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投資建設的巨大資金缺口，所以PPP模式將是未來大多數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投資建設的重要形式。2015年5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在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保、科技、醫療、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鼓勵采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PPP模式具有三方面特質：第一，PPP模式是一種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其核心問題是為了完成某些公共服務項目而在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政府在公私伙伴關系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并以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達成協議為合作前提。政府和私人部門都不能以犧牲對方利益來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只能以實現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共贏的理念來保證長期合作伙伴關系的實現。第二，PPP模式是一種項目融資和管理運行模式。其實質是通過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合作，達到借助私人資本提供公共服務或引入私人部門的管理與運作機制，在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改善和提高公共部門運作效率和效果的一種新嘗試。第三，PPP模式是一種多元主體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的模式。PPP模式運行過程中，政府、私人部門、社會組織等合作主體以完成公共服務的供給為目的，發揮各自優勢，充分利用有限資源，形成以雙贏或多贏為理念的相互合作形式，參與各方均可以達到比單獨行動更為有利的結果。這種多贏的局面也實現了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帕累托最優――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贏。這是PPP模式的最終目標。
2014年11月，財政部選取了30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示范項目作為PPP的范例推廣實施，并且鼓勵地方通過PPP對存量融資平臺項目進行改造。2015年5月25日國家發改委在其官網公開PPP推介項目，共計1043個，總投資1.97萬億元。目前PPP項目投向的重點是經濟類基礎設施，是在有一定的收費條件、規則機制明確、社會資本比較熟悉的領域開展。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對PPP示范項目劃定了大致的范圍：適宜采用PPP模式的項目，具有價格調整機制相對靈活、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投資規模相對較大、需求長期穩定等特點。重點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領域，如城市供水、供暖、供氣、污水和垃圾處理、保障性安居工程、地下綜合管廊、軌道交通、醫療和養老服務設施等，優先選擇收費定價機制透明、有穩定現金流的項目。
二、PPP模式在民族地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應用
吳忠市位于寧夏中部，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全市總人口141.6萬人，回族人口占52.6%，是全國回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地級市。近年來，吳忠市積極探索將社會資本通過PPP模式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目前已在發電、供熱、廢棄物處理等項目中廣泛應用。其中，吳忠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污泥集中處理處置工程、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生物質直燃發電等項目被列入國家發改委PPP項目庫中。截至2015年5月末，吳忠市PPP項目17個，總投資180011萬元。其中，在建項目4個，總投資72612萬元。在建項目中，政府投資2620萬元，占比3.6%；社會資本投資69992.7萬元，占比96.4%，充分發揮了政府資金的撬動作用。
截至5月末，全市4個在建項目社會資本投資中，自有資金23664萬元，占項目社會資本投資總額的36.7%，剩余部分需要通過其他渠道籌集。目前，只有中國銀行和中信銀行與項目投資方達成意向性合作協議，貸款金額2億元。貸款方式主要以土地、廠房和機器設備抵押和收費權質押為主。
三、制約PPP模式應用的主要因素
（一）法規制度不完善，審批程序過于復雜
一是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目前，國務院雖然出臺了《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發改委、財政部和人民銀行制定了《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但立法層級相對較低，大多屬框架性、指導性文件，仍難以通過法律途徑來確保項目實施。二是審批程序過于復雜。由于PPP項目主管部門缺位，項目審批涉及規劃、發改、城建、土地、環保、水務等多個部門，且責任劃分不清，相互間存在監管博弈，導致項目審批程序復雜、決策周期較長。如吳忠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前期方案設計及政府審批耗費了近8個月時間，嚴重阻礙了項目進程，客觀上增加了項目的財務成本。
（二）項目投資回報面臨不確定性，存在較高風險
PPP模式多運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服務項目，投資大、耗時長，項目存在各類不確定性風險及不可抗力風險，導致PPP項目的投資回報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吳忠市大部分PPP項目屬于政府價格監管行業，如熱電、垃圾發電、廢棄物處理等項目，目前價格監管體系尚不完善，價格調整的規則性差，價格變化缺乏可預見性，導致長期收益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同時，部分項目是地方政府以補貼的方式進行投資，承諾在項目建成并運行后進行補貼，目前，投資企業普遍擔心在完成項目后不能及時收到補貼資金。
（三）項目風險分擔與利益分配機制不完善
PPP項目實施周期長，參與各方關系錯綜復雜，面臨著政治、法律、監管體制、設計建造、投融資、運營等各類風險，風險在政府部門和社會投資部門之間進行合理分攤，有利于調動社會資本的參與度。調查顯示，4個在建項目中，大部分合同沒有明確風險分擔條款，部分項目的風險分擔是基于經驗，而不是準確的定量分析。地方政府尚未推出PPP項目風險緩釋工具，比如設立政府支持基金、提供融資擔保增信等措施。
（四）項目運行中金融參與度低，融資渠道和能力受限
截至目前，4個項目與銀行只達成意向性合作協議，主要擔保方式也限于傳統的資產抵押和收費權等質押，沒有通過股權融資、發行債券、戰略投資者參股等方式籌集資金，融資渠道較為單一。由于PPP項目具有投資金額大、投資收回慢、風險情況較為復雜的特征，而又缺乏相應的保險、擔保等配套政策支持，基層銀行對PPP項目仍然處于概念理解階段，持謹慎觀望態度。少數PPP項目因資金缺口較大、融資困難，影響了建設進度。
四、進一步發展PPP模式的政策建議
（一）完善政策體系建設，完善統一的監管機構
一是完善相關政策體系，制定PPP的具體操作指南。針對PPP項目各方面的內容做出更具體的操作程序和細則，進一步明確PPP項目操作規則，包括市場準入、政府采購、預算管理、風險分擔、流程管理、績效評價和爭議解決等環節，使地方政府在基建等領域運用PPP項目時有據可依，規范和降低公共項目的政策風險和投資風險。二是建立統一的PPP監管部門，或建立跨部門的PPP監管協調機制，統一負責政策指導、總體規劃，簡化審批流程和環節，提高項目審批的效率與規范性。
（二）建立風險共擔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
PPP項目投資工期長、金額大，不確定因素多，風險高。為保證PPP項目成功實施，必須進行科學的風險管理，建立合理公平的風險分擔和利益分配機制。一是在風險分擔方面，風險應由最能控制風險發生的一方承擔，屬于經營活動自身產生的，由投資者承擔，而超出投資者控制范圍的風險，如法律風險、利率風險等，則應由公共部門獨立承擔，不可抗力等風險由雙方合理共擔。二是在利益分配方面，PPP項目合同中應明確利益分配問題，以規避合作過程中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產生的風險。政府應該向基礎設施投入一定的引導資金，通過建立動態調整的收費定價、政府補貼、投資補助、政府擔保、風險預備金制度等多種機制，增強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形成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預期。
（三）大力拓展PPP項目融資渠道
一是引導鼓勵商業銀行關注政策導向，了解地方PPP項目的儲備和進展情況，對于優質項目主動跟進，設計開發與PPP項目相配套的綜合性、創新性金融產品。二是為更好的調動銀行發放項目貸款的積極性，由政府出資設立PPP項目擔?；穑瑢σ蛘诺刃袨樵斐傻牟涣假J款或損失給予一定的風險補償。三是積極拓展項目融資渠道，引入產業投資基金、信托資金等為項目提供融資，適當放寬保險基金、社?；鸬韧顿Y基礎設施的限制條件，改善基礎設施PPP項目長期建設資金不足的局面。
（四）積極營造PPP項目推廣的信用環境
公共基礎設施范文5
為認真貫徹落實各級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有關要求，加快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一步完善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我局根據實際情況，工作計劃如下：
1、進一步健全醫療保障制度。健全三重醫療保障制度，落實基本醫保保障待遇，鞏固大病保險保障水平，加強醫療救助托底保障。進一步規范基本醫療保險門診慢性病、特殊病管理政策，城鎮職工與城鄉居民執行統一的門診慢特病病種及認定標準。落實“兩病”門診用藥政策，對于參加我縣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未達到門診規定病種準入標準但仍需采取藥物治療的高血壓、糖尿病患者的用藥費用納入醫保報銷，切實減輕“兩病”患者門診用藥費用負擔。
2、進一步優化公共服務能力。整合原醫保中心與合管中心窗口，選址商會大廈建設新的醫保服務窗口，以窗口標準化建設為契機，進一步規范經辦服務，推行實施城鄉居民“一站式服務、一窗口辦理、一單制結算”。簡化異地就醫辦理程序，城鄉居民參保人員可根據病情、居住地、交通等實際情況，統一使用電話、國家醫保服務平臺、馬鞍山醫保中心微信工作號、安徽省政務服務網等渠道，自主選擇就醫地開通的跨省定點醫療機構住院就醫。
3、建立健全醫保網格化管理。健全縣、鄉、村（社區）、組四級聯動機制，建立醫保服務網格，形成城鄉居民參保登記、政策宣傳、報銷代辦服務“全面覆蓋、分級管理、層層履職、網格到底、責任到人”的網格服務體系。在服務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網格監管職能，在村、社區等基礎網格選拔產生網格監管員，方便群眾舉報和受理處置醫療亂象及欺詐騙保等違法行文。
4、持續落實農村困難群眾幫扶。建立農村困難群眾常態化幫扶體系，通過醫療救助資金對困難群眾參加居民醫保的個人繳費部分給予分類資助，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專項臺賬，確保特困人員、低保對象和貧困人口全員參保，實現應保盡保。鞏固提高困難群眾住院和門診救助水平，加大重特大疾病救助力度，對基本醫保、大病保險報銷后個人負擔仍然較重的費用給予救助。
公共基礎設施范文6
長期以來，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公共品供給不足，尤其是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嚴重制約了農村地區發展，有礙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政府財政一直積極支持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數量和質量都在不斷加大，但還存在著基礎設施數量不足，投資資金缺口大，供給結構失衡等問題。本文通過系統分析忻州市忻府區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狀況和相關的財政政策，提出在新常態形勢下，優化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
忻府區;農村基礎設施;財政政策
一、引言
隨著國家將“三農”問題放在突出的戰略發展位置，中央及地方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不斷加大，有效的改善了農民生產生活環境，促進了農業發展，有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因基礎設施的公共品特性，政府財政一直是推動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及建設的主力軍，主導或配合各專項部門推出了一系列促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穩增長、擴內需、加快社會發展的背景下，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成剛需性增長，而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會造成地方政府支出壓力和赤字規模加大等問題，尋求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新途徑和提高政府投資建設效率等問題成為當務之急。
二、我國農村基礎設施現狀概述
農村基礎設施一般是指為保證農村社會擴大再生產、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而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各種物質技術條件總和。可分為農業生產性公共基礎設施和農村非生產性公共基礎設施，具體包括交通郵電、農田水利、供水供電、園林綠化、教育、文化、衛生事業等生產服務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雖自2003年來，國家不斷出臺各項政策加大對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力度，但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方面的問題還是存在有許多。1．農村基礎設施水平滯后。農村基礎設施水平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遠遠滯后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長年來基礎設施水平低的問題已難以滿足農業生產、農民生活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成為制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因素。2．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難。由于農村基礎設施的準公共性，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資金主要靠財政直接投資，金融機構和民間資本參與較少，造成大部分地區建設資金不足，難以提高基礎設施水平。3．農村基礎設施投資體系不健全。農村基礎設施的產權一般不明晰，不像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有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專門負責，包括投融資、建設和后續維護。因此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會出現缺乏監管和不專業的建設過程，造成“豆腐渣”工程和資金管理混亂等現象。4．農村基礎設施供給偏離農民需求。從大量學者對農民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滿意度研究上發現，農村基礎設施供給長時間偏離農民真正需求，政府部門做項目決策時缺乏長期規劃和實地需求調研。
三、忻州市忻府區農村基礎設施現狀及政策分析
1、忻府區農村基礎設施整體情況概述忻州市位于山西省中北部，毗鄰省會太原。忻府區是忻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同時也是忻州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全區轄20個鄉鎮，共有394個行政村，總人口53萬，其中農業人口33．8萬，無煤、無礦，是典型的農業大區。忻府區城鎮化水平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整體水平落后，尤其是非生產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相對緩慢，建設水平低。據國家發改委調查，健全農村基礎設施，如路、水、電等，每位農民平均需1700—4900元，但忻府區財政收入較低，據此測算，忻州區至少需要6億元以上的建設資金，而全區地方一般財政收入遠遠不能支持這么巨大的投入。忻府區農村環境差，農民收入低，與忻州市城市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1)水利設施方面:這里四季分明，農作物品種繁多，但嚴重缺水，水利設施不夠健全，還存在靠天吃飯的現象。而且部分地方還有飲水困難的現象。(2)道路交通方面:忻府區所轄面積很大，連接農村和城市的道路部分還是土路、渣路，農民進城不方便。目前的“村村通”工程雖部分解決了公路問題，但村內道路問題依舊很嚴峻，有些村只是硬化了一兩條村內主要干道，其余道路依舊破舊。而且硬化的道路由于后期沒有及時維護也部分性的破損。(3)衛生設施方面:衛生廁所普及率低于全國農村平均水平，垃圾池建設較少，農村衛生整體情況較差。(4)文化設施方面:忻府區農村文化生活單一，文化設施建設方面最近幾年才開始起步，已建成設施閑置率較高，沒有有效的起到提高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
2、忻府區農村基礎設施財政政策分析忻府區農村基礎設施投資主要來源于當地政府財政直接投資和財政以獎代補政策，還有部分農村能人投資和村民自建設施。在忻府區開展“一事一議”財政獎補政策以前，其農村基礎設施投資主要為政府直接投資，由各專項部門負責，如水利局主管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電信局主管通訊信息網絡建設，公路局、交通局主管道路橋梁設施建設等。這樣的格局下，財政資金多頭管理，存在資金分散和項目重復，缺乏整體規劃等問題。而且財政用于農村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的比重較大，相對的用于非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生活性基礎設施和文化教育基礎設施的比重偏低，不利于提高農民生活水平。2010年忻府區被確定為山西省31個村級公益事業“一事一議”財政獎補試點縣之一，忻府區農村基礎設施尤其是非生產性基礎設施的建設有了很大的改觀。“一事一議”財政資補政策是指由農民自己議事決定本村相關集體生產生活項目的建設，籌資籌勞，由政府財政進行獎補撥款支持。這項制度充分體現了村民自治的理念，推動了忻府區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農業發展，拉動了農村投資與消費。以下是忻府區2011年—2014年一事一議項目實施的情況統計:全區共建一事一議項目761個，受益人口共計104萬。其中小型水利設施項目508個，總投資金額7835萬元;村內道路項目41個，總投資金額716萬;橋涵項目9個，總投資金額115萬;村內環衛設施項目49個，總投資金額557萬;村容美化亮化項目44個，總投資金額487萬;村內新能源設施項目14個，總投資金額111萬;村級公共活動場所項目26個，總投資金額325萬;其他公共設施項目70個，總投資金額1335萬。從統計數據可看出，2011年到2014年忻府區著重解決的是農田水利，村內道路問題，初步解決了旱澇保收、山區吃水難等重點問題。2012年開始整治農村臟、亂、差的村容村貌問題，努力改善農村環境，并且有村級公共文化場所建設等有關農民精神生活的項目啟動?！耙皇乱蛔h”財政獎補政策雖有效的解決了部分村級基礎設施匱乏的問題，但由于籌資籌勞和財政獎補資金有限，覆蓋面雖廣但整體成效不明顯。建設項目缺乏統一規劃和后續維護等問題非常不利于此工作的長遠發展。不管是何種形式的農村基礎設施投資都存在有資金問題，由于基礎設施的準公共物品屬性，我國大部分基礎設施都有政府直接投資，財政撥款建設。忻府區已有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渠道中，同樣以財政力量為主，很少有銀行信貸、民間融資等其他融資渠道，忻府區財力有限，大部分資金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資金短缺。同時財政力量對其他融資渠道的引導及鼓勵作用不夠，彼此之間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共同合作、利益共享的關系。政府應積極探尋各種有效的融資方式，如公私合營(PPP)模式，能人模式等，激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拓寬融資渠道。
3、存在的問題及建議(1)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落后且缺乏長遠規劃。忻府區農村基礎設施整體水平落后，基礎設施供給不足，質量也有待提高。政府財政應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縮小城鄉差距。對全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進行全面布局及長遠規劃，分階段完成相應計劃并安排各階段的后續維護工作，保障農村基礎設施長期優質的供給。(2)對非生產性基礎設施不夠重視?，F有的農村基礎設施項目中的大部分項目和資金都用于生產性基礎設施的建設，農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直接提升。應當加大對農村生活性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文化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努力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只有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擴大農村內需，才能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建設美麗新農村。(3)農村基礎設施融資難。在新常態下，政府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剛需性支出上升，財政困難加大，對依賴于政府直接投資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相當不利。政府應尋求農村基礎設施投資主體多元化，降低財政投資比例，減輕財政資金壓力。而要想引入企業投資，則需要努力開發涉及農村基礎設施的可盈利性項目，給予企業一定的投資回報率以吸引其投資。在融資渠道方面，政府可尋求創新性融資渠道，如利用金融貸款或發放政府債券等積極引入民間資本，拓寬融資渠道。
【參考文獻】
［1］蘇明．中國農村發展與財政政策選擇［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2］賈康，孫潔．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機制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6(12)
［3］廖家勤．財政緊約束下有效促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選擇［J］．農村經濟，2006(3)
［4］鞠宏一，李娟娟．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問題研究綜述［J］．科協論壇，20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