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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范文1
12月13日上午3—4節課，我們預備黨員和發展對象在教4進行了12月份的政治學習，學習主題是關于“黨代會精神的學習”，在前幾天，我們學校的各個學院也就黨代會進行了多次的座談會。07級分兩組、08級一組先分別進行小組討論，最后又集中起來交流意見。
在小組討論中，大家踴躍發言，有的傳達了學校黨代會的精神，有的就此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各抒己見。不過我更多的感覺是這像是以前的我為經院建言獻策。
在湖北經濟學院黨代會上，周元武書記的報告客觀對過去五年的工作作了總結，對未來五年也做了科學規劃，他認為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堅持以教學為中心，提高大學生素質與能力。作為本科院校下的高職高專，針對黨代會要求，管院學生要根據學生自身的特點和實際情況，既要跟緊本科，又要有自己的特色。管院學生也是經院一份子，也要主動去思考做到為地方發展服務的方法，強化“兩有三實”人才培養目標，應該出謀劃策，盡到自己的義務。報告中要求勤儉辦學，學生們也應從日常點滴做起，支持學校的發展和建設。而作為學生黨員的我們，黨代會也對黨員提出了具體要求，學生黨員也要在學生當中營造良好的黨風，帶動學風。黨代會報告中對管院的要求有38個字：管理技術學院要堅持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并舉，著力培養學生職業能力，辦出特色，做精做強。
有的同學也結合實際談到了我們學校的食堂問題，還有黨費的繳納要及時，同時黨費的使用要實行公開制，不僅要在黨內公開，還要對外公開。同時也提到了學校的資源要共享，比如實驗室的英語自主學習中心，這個地方只對本科生開放，而我們?？粕M去了根本做不了題目。還有的同學也提到了要加強監查力度。我們作為畢業生，要對自己有危機意識，多與身邊的同學溝通，黨員的考核不實。學生在學校所學和社會所需有差距，學校目前的社會實踐考核較為僵化。通過社會實踐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定位，通過科研實踐和專業實習創造優勢。希望學校能夠提供平臺，建立和企業的聯系，提升在外影響，“不是一個人優秀，而是一批人優秀”。
我們小組討論后，最后三組又進行了交流，綜合三組的討論意見，我覺得我們這次的小組討論還是挺成功的，我們更深入的學習了黨代會精神，并且要更好的把它們應用到實際中去。
政治學范文2
命名的政治:從文學本質論到文學體制論
反本質主義是后現代文藝理論的核心主張。伊格爾頓和卡勒都指出，文學并沒有先驗的、客觀存在的、非歷史的、永恒不變的本質，而只是后天建構的、受制于特定視角的、歷史化、地方化和語境化的、流動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認為，不存在形而上的藝術概念，藝術與非藝術的區別僅僅取決于某種授予它們身份的社會體制，這種體制就是由藝術家、批評家、館長、贊助人、商、經銷商和收藏家組成的“藝術界”。［11］(P17)文藝理論的研究范式也隨之發生轉換，即從文學藝術的內在美學特質研究轉向了外在的社會慣例、社會機制和社會權力關系的研究。正如伊格爾頓所說，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學或文學理論的內部特性，而是建構它們的歷史、社會、文化語境，即話語—權力領域，“它的視野其實就是整體社會之中的那個話語實踐領域，它的特殊興趣則在于將這些實踐作為種種形式的權力和行事加以把握。”［12］(P207)顯然，弗婁和本尼特確立的從文學本質論到文學體制論的反本質主義文學觀是離不開這個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質主義主要包括反對“美學形而上學”和“文本形而上學”兩個內容。眾所周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是“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兩者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但在本尼特看來，兩者卻是矛盾的，“既重視藝術的超驗性，又努力根據其特定的社會歷史狀況來解釋它，這是傳統的主要矛盾”。［6］(P25)特別是西方，如阿道諾、馬爾庫塞的美學自律理論，與的社會的、歷史的和唯物主義的原則存在著根本的沖突，“把審美當做一種精神與現實之間關系的不變模式來建構，這很難與作為一種旨在對所有的社會和文化現象進行徹底的‘歷史化’的歷史科學的概念相協調”，這樣只能導致一種“失敗的唯物主義”。［6］(P14)他進而指出，分析遠不是要證實在后康德哲學中被歸屬于美學的普遍性，應該集中精力探討在產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學和審美效果的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的各種社會和歷史條件。同樣的道理，像俄國形式主義那樣求索文學文本內部所獨具的“文學性”也是一種妄想。他指出，文學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內部及文本間的互文關系中，最終依賴于文本在主流意識形態母體中所占據的地位。因此，我們要以歷史而具體的方式看待“文學”，拒斥將文學作為超越歷史的抽象概念來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學”。［7］(P50)總之，本尼特認為，文學更適合看成特定歷史時期、特定體制建構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們應當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種非美學的方式來重新思考批評的政治學，以一種更加具體和特殊的方式來探討文學的政治學。［5］(P10)弗婁也指出，“本質主義‘文學’的概念應該被它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學的話語構型概念所取代”［4］(P83)，應該建構一門“一般詩學”，研究文學話語與法律、科學、歷史、哲學、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語言等非美學話語之間的深層關聯。
文本的政治:從文本分析
到話語分析霍爾指出，“社會和文化科學中的‘話語轉向’，是近年發生在我們社會的知識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轉換之一”［13］(P6)。在20世紀前半葉，索緒爾強調語言內部的系統和規則，將外部語言學所關注的文化、政治、社會制度、環境等因素排除不顧，給俄國形式主義、捷克布拉格學派、英美新批評和法國結構主義帶來的是注重內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紀60年代之后，?？碌热擞?ldquo;話語”概念恢復了語言的歷史性、社會性、政治性、實踐性乃至物質性，給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后殖民主義、后帶來了側重于外部研究的“話語分析”法。弗婁和本尼特都反對文本形而上學和文本分析法，只不過弗婁更加自覺地引入了“話語轉向”的理論成果。弗婁明確承認，他的話語理論主要受啟發于巴赫金、韓禮德、米歇爾•佩奇尤克斯和?？碌热?。［4］(P67)這些話語理論家的一個共同旨趣就是，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轉變為語用學語言模式，重建語言與歷史語境、意識形態、社會實踐、言說主體之間的聯系。巴赫金說:“話語是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的現象”［14］((P354)。韓禮德指出，“話語類型”乃是掌控著特定社會語境中的特定意義的生產、傳播和接收的規則系統。［4］(viii)佩奇尤克斯采用“話語”一詞來強調語言使用的意識形態性質。［15］(P3)在?？履抢?，“話語”是賦予現實世界以秩序和規則的意義系統。“對?？聛碚f，一個‘話語’就是我們可稱之為‘一個為知識確定可能性的系統’或‘一個用來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個知識領域’的東西”，一套話語作為一系列的“規則”而存在，這些規則決定了陳述的類型，決定了真理的標準，決定了談論的范圍和話題。［16］(P32)因此，話語不但與外部權力相關，其本身也具有一種意義建構的權力?？傊?，話語的社會功能、話語與意識形態的關系都應該成為“話語分析”的重點。弗婁直接將文學稱為“文學話語”，就是要解除形式主義文論賦予文學的絕緣性，恢復文學文本的社會建構功能及其意識形態性。文學是一種復雜的、歷史性的、高度體制化的話語，一方面是特定社會歷史語境認可的結果，另一方面，還與道德、法律、宗教、科學等其他話語相互影響，互為話語，因此，文學話語并沒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質。［4］(P84)在弗婁看來，文學具有社會構型作用，統治階級往往利用文學藝術去維持其社會和政治霸權，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話語類別一樣，文學話語在階級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樣，弗婁也是從話語的角度去理解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問題的。他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與階級斗爭相關的符號系統或話語的一種狀況”［4］(P61)，就是不同話語之間產生的權力關系。所以，文學文本不是固定的給定物，而在話語沖突的過程中不斷被定義，在此期間，文本的意識形態性或得到鞏固，或受到挑戰，文本的歷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過重塑文學話語、意識形態、權力等概念，弗婁希望將文學文本置于更加廣闊的話語范圍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歷史地位和隨著歷史變化的意識形態價值來定義文本，發展出一種新的分析模式，這種話語分析的模式不是將文本囿于“文學特殊性”的范圍之內，而是能夠辨析文學文本各種變化形式之中的權力運動。［4］(P102)#p#分頁標題#e#
閱讀的政治:“閱讀型構”理論
艾布拉姆斯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作為文學研究強調文化與政治這一普遍傾向的一部分，讀者反映批評學家越來越多地嘗試將對文本的特定閱讀‘置于’其歷史背景之中，試圖說明讀者的意識形態及固有的種族、階級或性別偏見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構成文學解釋及文學評價的反應”［17］(P521)。后結構主義以來的閱讀理論認為，“讀者被歷史地或社會地建構，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質，這必然促使人們從事閱讀的政治學和歷史學研究”［18］(P248)。弗婁和本尼特都是閱讀政治學的倡導者，主張解構“文本”和“讀者”的本質設定，將其置入與社會、政治、歷史和文化的永久互動之中。弗婁明確地指出，我們可以達到“元闡釋”的水平，“我們不再關注特定閱讀的正確或錯誤，而應該注意闡釋的形式的、社會的條件及其前期狀況，即關注閱讀的政治學和閱讀的歷史學(共時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的闡釋的異質性)”［4］(P186)。根據他的分析，閱讀理論的這種轉向是積極有效的，這是因為:第一，它激發了差異閱讀，認識到不同閱讀的政治的和歷史的相對有效性;第二，它打開了一條通道，可以將我們自身的政治的、方法論的、歷史的情狀印刻在閱讀對象之上，進而成為其組成部分。本尼特也認為，批評的目的不是制造一個審美對象，不是揭示已經先驗地構成的文學，而是介入閱讀和創作的社會過程。站在文本面前，闡述它的真理，這已經遠遠不夠了。批評家必須開始從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樣的批評實踐形式才能將閱讀過程政治化。這可能意味著對不同的讀者群應該有不同的批評形式和創作形式。［19］(P222)為此，本尼特創建了閱讀型構理論，所謂“閱讀型構”，是指一整套為文本生產出讀者、也為讀者生產出文本的話語和制度條件。［6］(P22)在筆者看來，閱讀型構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它打破了本質主義的“文本”和“讀者”概念，將閱讀研究的重點轉向了決定著閱讀過程的社會條件、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斗爭。他說:“閱讀過程不是讀者與文本作為抽象而相遇的過程，而是文本網絡構成的讀者與文本網絡構成的文本相遇的過程。這種交往從來不是兩個未受浸染的實體之間的一種純交往，而總是一種被文化碎片攪混的過程，這種文化碎片將文本與讀者糾纏在構成二者相遇領域的相關文本區域。”［6］(P109)可見，正是閱讀型構具體地、歷史地構建了文本與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樣的相互作用應該被看成文化激活的文本與文化激活的讀者之間的存在，這樣的相互作用被物質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制度的聯系構建而成，文本與讀者都不可逃脫地銘記于此種聯系之中。弗婁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文學話語生產的知識形式是文本與讀者之間關系的一種功能，但是，文本和讀者都不是獨立體。他們的地位和功能由他們在文學系統中所處的位置決定的。……我們在文本中關注的東西是由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場域中的位置所引導和限制的”［20］(P30)。總之，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不但建構了不同的讀者，通過他們建構出不同的文本，還建構了文本———讀者之間的復雜關聯，這些具有構型作用的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才應該成為閱讀研究的落腳點。
問題與反思
政治學范文3
關鍵詞： 信息技術 社會知識化 制度安排
一、信息技術必然催生社會知識化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信息技術的應用改變了傳統產業結構，推動了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社會對知識和知識型勞動者的需求越來越旺盛，進而使勞動力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出現新的態勢。
1.產業結構變遷。首先，信息技術的革命性應用造就了一大批新興產業并使之成為主導產業。早在1967年僅信息產業所創造的價值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中就已經占到46%的份額。其次，信息技術的革命性應用給傳統產業帶來一次史無前例的改造。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信息技術進入傳統產業部門后，使制造技術相應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實現了信息化的制造業。
2.勞動力結構變遷。信息技術的應用，使產業結構發生變遷，而產業結構的變遷必將促使勞動力結構發生變遷。信息技術的應用對產業結構的提升性變遷，使生產中的智力因素空前強化，勞動性質因而改變。勞動已經不僅是體力勞動，更主要是腦力勞動。在這種情勢下，基于產業結構之上的企業必然要提高對勞動者的技能和文化素質的要求。這樣，傳統產業勞動者就會被新產業結構大量淘汰出局，而知識型勞動者的需求將越來越旺盛。于是，勞動力結構將發生變遷。
3.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上述勞動力結構變遷主要表現為職業結構發生變遷：管理和技術等知識型崗位成為主要的勞動崗位。在現代社會里，職業是社會分層的主要依據，故職業結構變遷必然影響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當一個社會絕大多數成員都屬于知識階層，而知識階層又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說這個社會是知識化社會了。
二、知識化社會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
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緊密相關。社會分層是對社會流動某一個階段作出的靜止性刻畫。社會流動在某一階段的凝結性狀態就表現為社會分層。
1.知識化社會的社會分層。排定社會成員的階層歸屬或社會地位通常要考慮財富、收入、教育、權力、名譽、聲望、職業、消費等多種因素。由于綜合這么多因素在技術上存在著相當大的難度，因此研究者往往找出一個與上述各因素相關性較強且易于作量化操作分析的因素。在社會學界的社會階層分析中，這個通常被選用的因素就是職業。在現代社會里，職業往往涵括了排定社會成員的階層歸屬所應考慮的多種因素。實際上，社會階層差度在相當程度上是由職業差度引起的。加之，在知識化社會里，知識更新速度比較快，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結構變遷周期相對縮短，因而社會成員一生中可能要多次更換工作。這樣，因為社會成員的職業更換的頻率比較高，所以用職業來作為社會分層的依據已經比較困難。在這樣的形勢下，知識化社會比較合適的社會分層依據可以是社會成員掌握知識的情況（掌握知識的數量、類別和運用知識創新的能力的認定）。具體操作時可以根據社會成員知識測驗的結果（文憑等各種證書）來進行社會分層操作。
2.知識化社會的社會流動。社會成員要改變自己所處的階層位序，實現自己向往的社會流動，必須獲取資源，因為社會成員的階層位序歸屬取決于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數量——獲取的資源的數量越多，其所處的階層位序就可能越高，反之可能越低。而獲取資源必須獲得權力，因為權力本質上是控制和支配資源流動的手段。一提到權力，人們往往容易把權力等同于政治權力，但廣義地說，權力范疇涵蓋了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資源的控制和支配權。那么，知識化社會里，社會成員怎樣才能獲得權力獲取資源，從而實現比較自由的社會流動呢？美國經濟學家加布爾雷斯從經濟學角度論證了現代社會（他所指的現代社會是以美國為樣本的知識化社會）中權力從資本向專門知識轉移。他認為權力必然歸于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占有者。他分析，隨著經濟的發展，專門知識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所以他得出結論，既然現在專門知識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那么，權力也就轉移到專門知識那里。
三、知識化社會需要強化制度安排
通過研究知識化社會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知識化社會里知識已經成為社會分層的標準，而獲取知識已經成為社會流動的關鍵。這就要求政治系統須根據知識在知識化社會的特征和功能來考慮制度安排。西方知識化社會的經驗證明，與以往的社會相比，知識化社會特別需要強化以下幾項制度安排。
1.強化社會保障網絡。知識化社會里，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而深入的應用，科學技術發展的速度更快?？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它的發展必將反映到產業結構調整上。所以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產業結構必然相應地不斷調整。知識化社會的勞動者尤其是直接從事技術工作的勞動者由于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可能不會像在傳統工業社會那樣擁有相對穩定的職業。因為有的專業可能由于科技的發展被淘汰，他們可能終生都處于一種即時就業的狀態。因此，為了維護有效的社會流動，沿著歷史的軌跡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安全網絡就顯得很重要。
政治學范文4
國內學界在研究馬克思的人觀問題時多從近代哲學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闡釋兩者之間的繼承關系，而對其與古代政治哲學的淵源關系分析較少。從反對封建制和奴隸制的立場出發，西方學者將前資本主義的歐洲歷史解讀為人受奴役時期，直到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成功才終結了這段歷史，使人的獨立自主與解放得以實現。然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遠未達成上述目標，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分工的存在，勞動者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并成為了其實現資本增殖的手段，使工人淪為了現代奴隸制的產物。據此，馬克思實現了對古代政治學人觀的三重超越，即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傳承、生產關系假象和具體的人淪為特定生產關系的參與者。
關鍵詞:
生產關系;社會分工;馬克思;人
按照西方歷史學家對歐洲史演進的劃分，古代西方世界通常是指西羅馬帝國陷落之前的社會時期。在這一時期，列奧•施特勞斯在他的《政治哲學史》一書中為我們展示了修昔底德、柏拉圖、色諾芬、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等五位古代哲學家的政治哲學著述。這些思想家直接或間接地探討了“正義”實施的可能性，并引出了自己對于城邦公民特性的基本看法。“正義”(justice)一詞不僅為我們展示了適度、適當的含義，還指出了這種自洽性應當上升為“普遍地具有”，演變為整體規范性的基本原則，即普遍的認同?？紤]到“應當如何規范的問題”的前提在于“根據什么進行規范”，因而“城邦正義”的基本問題也就是城邦公民的規范問題，也就是基于“公民是怎樣的”，并對其所是進行規范的主張。由此，貫穿于政治哲學的兩個基本問題將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題:(1)古代政治哲學家與馬克思的“人”觀的異同;(2)鑒于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城邦、社會乃至國家應當如何使每個獨立的城邦公民或市民恰如其分地生活在與他人發生聯系的整體之中。
一、古代政治學家關于“人”的觀點
總體來看，無論是在修昔底德與色諾芬筆下的歷史事件中，還是在柏拉圖等人就城邦正義與公民性質富有成效的考察中，每個城邦中的公民都具有欲望、理智和激情。圍繞著公民的特點，正義問題需要回答的是適合于每個城邦公民的、善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不是由若干公民雜而多的興趣偏好堆積出的整體，也不是斯巴達式政體中單純服務于特定意圖的組織模式。所謂“善”的城邦就是每個人能夠在其中找到適合自身需要的群體生活方式。而正義的城邦就是能把符合個人需要的優良生活模式持之以恒，并努力維護這種總體氛圍，且能夠在城邦公民的政治生活中不斷依靠法律來延續這種組織方式。遵循這一建構路徑，當某個城邦面臨戰爭威脅時，修昔底德從延續城邦的政治生命出發探討了城邦統治者應如何權衡利弊［1］177-178;色諾芬則從城邦統治者應當具有的優良品質入手，運用自己建構的“王藝”觀分析了人們的所作所為對于城邦命運的影響［1］110;而西塞羅則從維護羅馬政體的必要性出發，強調了政治家的義務與維持羅馬世界正義觀的重要性［1］177-178。從上述三位政治家的著述來看，他們雖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討了個人的品德與社會整體性之間的關系，但是，這些政治分析只是立足于其自身的生活經歷或是與其生活經歷發生密切關聯的他人的生活事實，并沒有以人的基本特性為出發點，探討社會生活的可能性。而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則從“人”的一般特性，厘清了城邦政制的演化進程，分析了人與其城邦生活之間的關聯。盡管兩人在正義問題上的看法不盡相同，不過，他們都是以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系為切入點、闡釋正義行為和城邦正義的。其中，城邦作為每個人的聯合體不僅使每個人的欲求得到滿足，而且這種自足的行為在個人層面上是利己的，卻在城邦總體中發揮著“利他”的功能。這就為人們共同生活找到了聯結的路徑。因而，只有窺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人觀的原點，即處于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中的個人，才能理解馬克思對上述思想的批判與繼承。
(一)柏拉圖的“人”觀
在柏拉圖看來，社會分工反映了人們的“天然”技能，每個人作為有需要的個體需運用自己的技藝與他人的技藝尋求交換［2］23，那么，人依靠勞動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是“符合自己本質的，完全正確的。”［2］24在《理想國》之中，這句話原是“蘇格拉底”反駁色拉敘的一個論據。因為，在后者看來，強者的利益便是正義，利益便是迎合自己的需要。為了反駁這種觀點，“蘇格拉底”把技藝和利益關聯起來，強調每一種技藝都是為他人所必須。因此，城邦產生于每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只有如此，人的各種需求才能得以滿足［2］58。每個人都以他人的技藝作為自己需要的出發點，但并非所有人都從事直接的勞動生產。在柏拉圖看來，對于那些普通的勞動者而言，他們除了需要從事直接的生產活動之外，還需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服從統治者的安排。與之相反，統治者則需要節制自己的欲望［2］89。它是從事理智活動的前提，也是從事政治管理工作的基點。在他看來，知識的生產與理智活動密切相關，只有使管理者的“知”與勞動者的“行”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地使勞動者沉浸在城邦的福祉之中。顯然，柏拉圖希望統治者合理地安排每一種人，并且每一種合理的安排都符合勞動者自身的獨特技藝的需要。正如他在“洞穴比喻”中所流露出的觀點，每個人生活在洞穴中的人在影壁上看到的只是自己，洞口揮動火把的人只需要調整“光”的方向，以使他們能夠在不同的方向看到合適的自我。倘若現實的情況與這種理想截然相反，這種破壞“意味著國家的毀滅”［2］56，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城邦的精神紐帶———知識的消亡。為了與這種社會分工相適應，柏拉圖從每個人的心靈特點出發區分了三種基本人物類型，即“哲學家與愛智者、愛勝者和愛利者”［2］368。這三種人秉持不同的快樂，其中，最富有價值、最積極的只能是追求理智的快樂，即通常所說的哲學家。他的職責在于生產知識，在于使勞動者能夠在勞動過程中見證自身，而不是旨在尋求立法，因為立法的環節總要引入意見，共同確定的原則并不等同于真理或者知識本身，只有愛智者才能同時擁有實在與經驗。相比之下，商人雖然也強調理智，但更追求欲望的享受;武士雖不屑于蠅頭小利，但卻視有理智的精神活動為浪費時間;奴隸是支撐城邦運作的基本勞動者，雖十分關鍵，但卻與理智毫無關聯，在整個社會生產中，只能被主人支配，從事勞動。在確定了這幾種人的地位與其自身的優劣之后，柏拉圖為他們各自設定了在城邦中所能從事的工作體系。在他看來，一個優良的城邦能使熱愛理智的哲學家身處頂位，這個人不計較私利，不貪圖名聲，唯獨將理智視為自己一生的追求;武士是這種優良城邦的守護者;而對于他人來說，他們只需按照各自的特性去生活，服從理智的安排與需要，這便是最好的城邦了。因此，柏拉圖坦言，社會整體的重建并非出于實現某個階級的幸福，而在于使每個人都能夠內在地認同自己所從事的具體勞動［2］279。在柏拉圖的心目中，城邦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不僅是單純的對外表現為文化特征的趨同性，還在于內部的分化使城邦能夠以整體的方式發揮個人所不能具有的功能。這是因為現實的個體差異只能在每個人所持有的抽象的共同觀念中被消解。只能借助于人們普遍認同的知識而將人們聯系在一起。其中，無論作為城邦大腦的哲學家、武士、商人、自由民，亦或維持城邦運轉的奴隸僅僅是“人”作為一種既定存在物的表現。顯然，柏拉圖試圖以“自然秩序”之名維護既存社會分工的不斷再生產，無論是知識還是法，都只是其設定的意識形態的物質存在形式。
(二)亞里士多德的“人”觀
從有差異的人與完美的社會分工層面，柏拉圖雖然勾畫了城邦政治的理想圖景，但卻難以對希臘城邦的現實政治生活施加有效的影響。這種困難體現在:社會分工體系的漸進性決定了有差異的個體只能在與他人的社會交往中緩慢地形成適當模式;而它的歷史延續性則無法在人的代際關系和自身延續的背景下完美地消除人與這種分工的不適應。與柏拉圖的意愿不同，亞里士多德顯然察覺到了以“知識”方式對現實生活進行政治干預的困難在于，人們會從自己的感性需要出發而直接否定知識本身。知識的瓦解便意味著人們聯系的終止。因此，只有從人們當下的需要出發，從具體勞動或者生活中建構人們所認可的內容，才能使城邦的整體性得以維系。據此，他認為，現實的差異不可能依靠整體性法則的建構而消除，它們只是人們追求物質生活的必然結果［3］29。城邦只是為這種物質追求創造了便利條件。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管理者與勞動者只是因為物質需要而被聯系到一起，他們無法相互分離，只有共同生活才能夠各自發揮彼此的功能，從而達成保全自己的個人目的［3］2。在進一步解釋這種原因時，他索性從勞動者的直觀經驗出發，將這種差異歸結為由身體造成的、無法改變的情形［3］9，并將城邦類比為家庭。他認為，在家庭之中，主人要對自己的家庭成員進行有效管理，對服務于家庭的奴隸善加利用。每一種特定身份的存在都在服務于特定的物質生產。好的主人應該知道總體性目的，并知道如何將這些人按照這種意圖組織起來。關于城邦，他認為這只是家庭分工的一種延續，它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作為存在的前提。只要人的需要具有正當性，就存在與其他家庭交換產品的必要［3］17。所以，鑒于人的需要的多樣性，城邦只能產生于具有勞動分工的地域［3］34-35。既然需要是自然的，那么，人與人之間的分工便不能被抹消或替代。為了避免社會沖突與混亂對分工體系的破壞，人們只能在保證完整分工存在的前提下追求自己有限的物質欲望和無限的精神快樂。由此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之間的分歧開始顯現。柏拉圖把人理解為既定的存在物，理解為在城邦之先被設定為各自執行特定功能的個體。人在理智的引導下使自己的身心完全服從于知識現實化的需要。而在亞里士多德這里，人的概念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每個人都有現實的需要，每個人的利益都存在分歧。既然每個人都需要自給自足，那么，這只能以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利益差異和彼此間共識的達成為重點。并且，亞里士多德只承認“主奴”關系的現實性，認為這是一種先在性。他把被支配者作為一種可以實現的潛能存在物，由支配者規定他們的屬性。這種理論分歧最終導致了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的公民觀的根本倒置。前者將城邦整體的物質表現理解為借助于知識而建構的內在聯系，而后者則取消了優先確定各自關系的政治理論企圖，轉而以人們現實生活物質需要的雜多性為切入點，指出共存的必要性，使人們認識到普遍利益的必要性，從而將城邦政體與公民欲望的實現劃上等號。這種目的一方面把兩者彼此間的生存需要作為統一各方的基礎，另一方面也使人從單一的既定物轉變為可以面向多種勞動分工方向發展的個體。
二、馬克思關于人的觀點
由于古代政治哲學家不理解人作為感性的存在物在社會中的意義，他們或者把人視為既定的存在物，說明共同生活的意義;或者把人視為單純為滿足欲望、需要借助主奴關系鞭策而被驅使的存在物，說明共同體存在的物質性基礎，使人與社會的關系表現出利益上的直接對立。而馬克思則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人的異化現象過程中形成了自己對于人的見解。在他看來，現實人的感性活動———家庭和市民社會決定著作為上層建筑的國家觀念體系。在任何階級社會都是如此。在現代市民社會中，資產階級提出的特殊政治要求和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是其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體系中，資產階級將大量的無產者組織在一起實現自己的意圖，通過經濟活動深刻地改變了原有社會和自然的面貌。社會面貌的改變是私人企業中勞動者勞動力量的本質體現。社會分工是生產力發展的歷史產物，它的發展必然引起交換，交換把分散在社會不同角落中的人聯系起來形成一個整體。作為在各個歷史階段上普遍受到生產力制約的交往形式———市民社會，是直接從生產和交換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經濟模式。在市民社會中，由社會分工引起了利益的矛盾。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使國家變成了虛幻共同體。這種表象的深層原因便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與社會的普遍需要、個體的勞動與異己的勞動活動和勞動產品的對立。這種分裂是資產階級國家中人民的利益和人的“類”本質不能實現的根本原因。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消除市民社會同政治國家之間、社會領域同政治領域之間、市民同公民之間的分離。馬克思認為，每個人都是在滿足自身需要的前提下，參與到社會生產之中的。但是，他們又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從事物質消費的生活，而只能是在現有的物質條件基礎上進行生活［4］519。人為了使自己存在，就要保存和延續自己，而人在從事具體勞動的同時，也在被勞動對象所改變。在這里，馬克思對于人的理解就是把勞動作為人的本質，人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根本前提在于人首先能夠運用勞動的力量保存和延續自己，人們之間的差異是勞動的結果，而不是勞動的前提［4］520。人在和勞動對象接觸的過程中，勞動對象脫離了自然賦予的屬性轉變為屬于人的存在物，人也在勞動的過程中改變著自己。人既不是被預先設定的存在物，也不是在被驅使的情況下成為主人希望的規定物。規定人的只能是人自己，他在勞動的過程中規定了自己，社會在分工的過程中規定了每個勞動的個體，規范人的社會關系和調節人與人之間活動的政治關系的基礎便在于究竟何種分工是最適合于每個人的。因此，一切人的活動只是在他存在的前提下才得以發生［4］531。人的存在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經歷時間變換的存在物，需要的開始與終結體現了這種時間的變換和關于人的需要的歷史性延續［4］531-532。不過，“一開始就進入歷史發展過程的第三種關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即繁殖”［4］532。這種天然的分工使人的延續成為可能。這就使人類的社會生產既取決于現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也取決于現有的生產關系［4］532-533。物質的生產方式不僅制約著后者，也制約著諸如法律、道德等等人們的精神世界。有需要的個體成為人們存在的前提，滿足每個人現實需要的分工成為人們共同生活的前提。分工起初表現為自然分工，后來，隨著生產的發展，形成社會分工。早在自然分工中就存在著家庭內部的主奴關系的萌芽:家長對妻子、兒女的支配。在社會分工中，形成主人與奴隸的支配和被支配關系。社會分工的矛盾“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會分裂為單個的、互相對立的家庭這一點為基礎的”［4］535-536。其次，“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相互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4］536。在自發的社會分工條件下，“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4］537，這在資本主義社會表現得最為突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中，物化的活勞動是資本增值的條件。在整個生產過程中，雇傭工人只是作為資本家的奴隸而被役使。因此，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一個:把異己的存在物重新還給人，消除人的物化狀態，真正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三、立足于感性的人及其發展
在古代政治哲學家的視域中，人是什么，這一牽涉對人理解的基礎理論問題，或者被天賦的屬性予以規定，或者被滿足人的現實性需要的目的論所規定。如果人的屬性來自于其靈魂的優良與否，那么，一個正義城邦的管理者的職責便在于善于運用自己的理智理解和發現每一種靈魂的特性，并規定擁有不同靈魂的人彼此之間的分工，以及應當選擇一種怎樣的生活方式與自己的靈魂相對應。相反，一個非正義的城邦則是不適當的人擁有了不屬于自己的社會分工，從而導致一個完美的城邦轉變為一個壞的城邦;如果人的屬性來自于滿足公民需要的分工性目的，那么，一個正義城邦存在的目的便在于為城邦公民共同生活的基礎找到一種目的論歸屬，也就是說，要在保存城邦公民差異的基礎上維護彼此間的共同生活。如果公民間共同的生活是城邦政治生活的根本意圖，那么每個人都應當參與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應當運用自己的公共理性恰如其分地區別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各自的范圍。然而，當這些思想家探求人的屬性和規范性理論的時候，卻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人何以成為其所是。這一問題，首先便肯定了人的存在;其次，人的各種特性才會顯現出來;最后，才能解決每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問題。鑒于馬克思把人的存在現實性和人的生成歷史性作為自己人學研究的根本立足點，我們找到了馬克思揚棄古代政治學人觀的基本路徑:首先，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體系過程中，馬克思注意到了人的自我保存和延續，闡明了人具有歷史性和傳承性，這就使人的自我超越和發展成為了可能。廣泛的社會分工體系將所有的社會成員組織在一起，并在世界范圍內擴散和傳播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種生產現狀使得先前社會中具有偶然和局部性的生產活動轉變為國家甚至世界性的生產活動。雖然這種活動服務于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目標，但是在這種生產體系擴張的過程中，被滿足的需要重新塑造了人的現實性需要。這就使得人的現實性需要必須以維持現有的生產力為前提。然而，生產力的發展并未使工人的需要得到相應的滿足，而是成為進一步剝削工人的異己力量，從而引起工人的反抗。在馬克思看來，由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以利潤為導向的生產模式，周期性、“自發性”地破壞生產力的行動將貫穿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始終，而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便在于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其次，關于對市民社會的分析，馬克思并沒有停留在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矛盾的現象層面，而是深入到私有制與勞動對立的本質層面。他認為，“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4］582-583。他徹底放棄了不受客觀條件制約的抽象勞動本質的說法，而是聚焦于市民社會私有制條件下“勞動”發生的歷史條件。他認為，“積累起來的勞動”與“現實的勞動”的客觀對立才是市民社會的本質。最后，馬克思認為，“關于一個階級內的這種意識形態劃分:職業由于分工而獨立化;每個人都認為他的手藝是真的。他們之所以必然產生關于自己的手藝和現實相聯系的錯覺，是手藝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關系在法律學，政治學中———在意識中———成為概念;因為他們沒有超越這些關系，所以這些關系的概念在他們的頭腦中也成為固定概念”［4］586。人只是在他的勞動過程和他所改造的世界建立起關聯，人和世界之間的關聯借助于人與人之間的關聯，社會分工把每一個人都塑造成社會的一個部分。于是，在經濟基礎上形成的政治法律制度成了維護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保證。正是利益把人同人聯系起來。在人的生活過程中，在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中，規定從事對象性活動的具體人的勞動正是關于勞動的法的本身的體現。因此，馬克思關于人的觀點的重要價值便在于重新對人的問題進行了排序，把人何以能夠存在作為自己首要解決的課題。這種研究方法并不是為所有人找到表現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從完美制度的先驗理念出發，指出各種經驗層面的制度表現與這種制度的差距，而是以“生存、勞動和社會分工”三個主題回應了人的自我發展史、人的自我“革新”史和人化自然的生成史三個牽涉人學的基本問題，從而使之不同于傳統西方政治哲學將規范問題和倫理問題聯系起來的研究范式，揚棄了人的屬性的先驗性，揚棄了社會分工的恒常性，揚棄了社會制度變化的往復性，以歷史和發展的視角，把一切既存的規定性視為暫時的和過渡的，從而推動社會的發展和每個人的自我完善。
作者：經理 單位：天津工業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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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范文5
一、當前新制度主義在層次分析方面所存在的分歧點
1.新制度主義功能與結構方面的問題
相關專家學者提出，制度的連接機制表現比較明顯，相關工作人員可以通過擬定相關制度的形式，展現不同微觀社會背景下相互之間的層次關系，并將相同物質的功能結合到一起。
Alexander Hicks曾經也提出了與其相關的理念，認為新制度主義研究中確實存在不同分析層次以及不同分析視角，這種視角主要表現在理性選擇制度和社會學制度這兩方面的差異，且差異十分典型。雖然許多專家學者都陸續提出了各種新制度主義的根本性內在分歧，但是沒有得出一個統一的定論。雖然這部分專家學者已經認清了問題的核心，但是尚未解決。
新制度主義在分析層次上存在一些分歧點，這些分歧點目前都集中在邏輯適宜性和邏輯結果這兩個方面。新制度主義在適宜、后果這兩方面的邏輯層面存在較多的不同點，而且在對制度進行分析時，如果發現制度分析與理論構建模式不同，可能會受到傳統工作理念的制約。
選擇性理論屬于近年來逐漸被人們所重視的一種理論，側重于工作制度主義內容，產生在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項目當中。雖然和主流的各種新古典經濟學有許多相互違背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間依然可以通過一些理論進行假設，同時這也屬于不同經濟發展條件下的一種理性選擇方式，讓結果更加滿足其偏好。但是在此過程中，社會學研究開始確立，并且在確立之后，其方法論也開始占據優勢，因為目前我國在進行相關社會學研究時，最常見的研究方式就是利用各種方法來構建社會要素及相關發展問題以及社會意識形態個人行動塑造問題。
社會學制度主義與歷史制度主義在面對特定形式制度下的人類個人行為時，一般都比較偏向于堅持適宜性邏輯，但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思想卻會讓個人偏向于選擇后果邏輯。不論是瑟倫還是斯坦默，都將該意義當成研究的基本要素，并根據工作開展的情況，分別提出不同層面的政治學內部理性制度以及相應的社會主義論點等。
2.新制度主義層次分析
（1）將文化路徑和新制度主義的計算路徑當成主要的路徑來對待，同時二者也是新制度主義最關鍵的特征之一。部分新制度擁護者認為，適宜邏輯比較強調個體總數，并將個人總數論點集中到文化或者是相關的組織路徑當中。這種自我利益、個體效益會受到文化、組織等方面的影響。在進行組織分析的過程中，工作人員需要多關注新制度主義內部的文化要素、社會要素等多種構成因素，結合認同要素，分別對工作的開展情況進行界定。目前我國的歷史制度主義一直以來都比較信奉社會發展背景要素，所以研究人員在對理論立場上和社會學制度主義進行研究時發現許多相似之處。
（2）從文化路徑的角度出發，對計算路徑加以評論。個體在做出決定時，一般情況下并不會建立效用函數，并按照這個函數，分別對成本與經濟效益進行對比分析。通過對新制度主義進行研究發現，新制度主義在層次方面的分歧也比較明顯。從實際工作情況來看，其工作的本?|是一種能動與直觀結構相互關聯的處理模式。如果在當前社會發展背景下，新制度主義可以得到一定的發展，就必須不斷構建可以和結構、能動相互關聯的考察面。以該認知方式為基礎，William Roberts Clark按照結構和能動二者之間的關系，將新制度主義劃分成了不同的分支，分別為agency-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structure-based institutionalism。該劃分方式比較簡單易懂，可以從根本上分析出不同動能之間的特點，同時還從側面體現出這兩種要素所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的根本分歧點。對待結構與能動、客體性、主觀性關系不同的認知問題上，要多考慮社會科學核心要點問題，利用相關論點來回答究竟是個體還是整體在社會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
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理論取向
在對邏輯清晰理論進行構建或者對嚴格規范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會凸顯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共通之處。但社會科學并不是一種徒勞無功的緊隨自然科學發展而發展的學科。雖然社會課程和自然科學的內容有許多交叉點，但是畢竟二者的整體大方向不同。國內的專家學者也根據這一要點，提出了政治學科的特殊性。政治學科和其余的自然科學有本質性不同，雖然也有一些交集。政治學與自然科學都需要關注知識的獲取方式，并且政治學科和自然學科基本相同，都需要對不同形式的變量進行全面研究，通過對變量進行分離、對變量進行控制的方式來獲取各種自身發展所需要的知識點。在研究對象方面，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并不嚴格，同時也沒有重復性。政治學科在確立了以后，科學化歷程也代表了行為主義革命的后續發展，體現了政治科學在科學化方面所遇到的困境。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必須不斷吸收來自傳統工作制度的研究成果才能長期發展。政治學在我國的發展時間比較長，而且在新制度主義發展之前，政治學制度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研究制度之一，而制度研究也是當時政治學最關鍵的一個研究部分。政治學當中的新制度主義，尤其是歷史制度主義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舊制度主義的研究成果。
政治學范文6
度假聽起來是個輕松愜意的事，但在我的國際鄰居中，每年夏天去哪里度假，以及度假的規模檔次，都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如現在中國人中很流行的英劇《唐頓莊園》里的一句臺詞- - -“貴族和平民的區別之一是，對于貴族來說，夏天是個動詞?！?/p>
每到五六月，派對、飯局或小區里碰見鄰居，閑聊的話題都是，今年去哪兒度假？呆多久、住哪里？如果是全家將去歐洲某鄉間古堡大宅，或者是太平洋上某個海島，那家的主婦說話的底氣似乎也更足了些。如果只是去東南亞或回老家，聽眾們一般都會禮貌地笑著說，噢，那也不錯- - -言下之意，聊勝于無吧！
我們剛來上海的五六年前，夏天度假還是國際社區居民的專有話題。那時候，無論七八月如何流火，中國人都還在揮汗如雨任勞任怨地上班。我們當時最不解的一點是，為什么中國的公眾長假不是在最熱的夏天，而是在秋高氣爽的10月- - -假期的意思，不應該是讓人在工作效率較低的時候調節身心，以便在更高產的時候蓄勢待發嗎？
時間如飛。這些年中，中國的公眾長假仍然是在秋天，但身邊夏天休假的中國朋友越來越多，而且度假的檔次規模日益有超越國際社區之勢。一開始他們還只是一般游客，喜歡什么10天歐洲10國游之類的走馬觀花式的行程，但現在他們已經越來越專業了。
我身邊的中國朋友中，夏天休假基本已是自助游。今年有去東歐三國（波蘭、捷克、匈牙利）自駕的，有租度假大宅在愛丁堡海邊讀書的，還有帶孩子去肯尼亞看野生動物的- - -度假的路途之遠，想象力之豐富，令我覺得備受啟發和鼓勵。
反觀身邊的國際友人們，夏日度假的選擇倒顯得越來越普通。除了帶孩子回家之外，大多數歐洲家庭一般就是去歐洲某地- - -通常是意大利和法國- - -租個度假屋，過上一周，就打道回府。這大概與歐洲目前整體的“節儉”大氣候有關。因為經濟增長乏力，大部分企業和家庭可支配收入都不多，度假也隨之從儉、從易、從近。
而中國正處在一個高速成長期，中國人對世界的好奇心正在無限擴大。他們已經不滿足于僅僅去歐洲和美國的大城市走馬觀花，他們還想去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更廣闊的海洋、湖泊和濕地去開闊眼界。更重要的是，他們現在有足夠的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