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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語境論文范文1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中極其重要的，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與經濟、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及其運動是有自身可循的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考察當代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v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哲學語境論文范文2
1、相比較而言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緩慢。
長久以來我國實行的是“二元結構”體制，縣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受限，這導致縣域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城鎮吸引力差。
2、高級技術人才匱乏。
縣域自然資源豐富、氣候條件宜人、初級勞動力過剩，但是高級技術人才匱乏。由于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導致引進人才之路舉步維艱。
3、產業結構布局不合理。
重農輕工，第三產業發展緩慢。重傳統產業發展，缺乏改革和創新性的新興產業，第一、二、三產業尚未協調發展。
4、受政策、體制影響較大，缺乏創造力。
當前，縣域人口幾乎占全國人口的70%。由于綜合考慮國家往往將一些大項目和大產業放在大中型城市，縣域經濟發展缺少大項目、大產業支撐，發展動力不足。存在上述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多年來我國城鄉二元體制、政府政策導向的問題，特別是農村缺乏高級市場要素，上述原因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縣域經濟的健康平衡發展。
二、縣域經濟發展對策建議
現階段，我國縣域經濟已經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并且處于良好的發展態勢。深刻清醒的認識當前環境、形勢的發展趨勢，并根據我們自身的條件理清符合縣域經濟發展規律的新思路并確定相應的新對策是抓住縣域經濟發展機遇期的關鍵所在。
1、明確發展思路，革新發展理念
目前加快發展縣域經濟缺資金、缺項目、缺技術、缺人才，更缺少適應現代市場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思想理念。應從多方面確立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民營經濟的重要作用。摒棄不合時宜的傳統縣域經濟發展觀，與時俱進研究新思路，不要就農業抓農業、就農村抓農村、就縣域抓縣域的單一孤立打法，而是應以工帶農，統籌兼顧。
2、加快工業化進程，以工業引領來推動縣域經濟發展
縣域經濟發展實際上是縣域發展的工業化過程，是用現代工業帶動傳統農業和農村經濟，從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加快推進工業化，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地轉入工業和城鎮，這是縣域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當前全國強縣的實際情況已經是最好的證明。
3、加快城鎮化進程，夯實縣域經濟基礎
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相互依存的，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基礎，城鎮化又可以進一步推進縣域經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快慢，直接影響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因此，要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必須加快城鎮化進程，并使之成為壯大縣域經濟的一個基礎點。
4、創新縣域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那么首先就應該創新縣域經濟制度，這是前提，沒有良好的經濟發展軟環境，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動力，那么我們說的發展縣域經濟都是空話。為有效創新縣域經濟制度推進縣域經濟快速發展，重點應該從明確當前縣域經濟制度改革、創新目標和方向來對農業生產承包制度、組織管理制度等進行完善，堅決剔除阻礙縣域經濟以及農工一體化的制度障礙，加快推進城鄉勞動力、技術、資本等合理流動，形成城鄉一體化的有序、開放的市場體系，調整產業結構，合理配置資源，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來促進縣域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同時還要鼓勵縣域經濟主體走集約經營道路，在穩定土地承包權益受法律保障的基礎上實現農工規模經營、發展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加快縣域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通過改革推進縣域企業民營化進程，確立民營經濟在縣域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5、招商引資，加快項目建設步伐，大力發展縣域民營經濟
當前,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目標還是注重依靠政府主導的大項目，總想依靠政府直接統管來建項目，恰好不重視市場的調節和決定性作用。縣域經濟應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地方資源豐富優勢，不光靠政府建大項目，還應該改善投資軟硬環境和政策性問題，吸引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家來投資服務地方經濟，帶動縣域經濟項目建設步伐，促進縣域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當前，普遍重視政府投資的大項目建設，而恰恰忽視船小好調頭的民營小項目小企業，這一適合縣域經濟發展壯大的模式不容置疑、不能輕視。這可以加快縣域經濟發展速度。
三、結語
哲學語境論文范文3
1.語言和意義的社會建構論
2.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深度影響
3.語言景觀研究的視角、理論與方法
4.認識語言的經濟學屬性 李宇明
5.《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的交際語言能力框架和外語教學理念
6.大數據時代語言生態研究
7.小學語文教學語言特點新探
8.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之路——語言哲學理論建構之一
9.語言的經濟學分析:一個綜述
10.GIS作為新一代地理學語言的特征
11.“一帶一路”建設的語言需求及服務對策
12.作為人力資本、公共產品和制度的語言:語言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分析框架
13.關于我國語言戰略問題的幾點思考
14.語言符號觀的認知視角研究
15.服務于“一帶一路”的語言規劃構想
16.中國語言生活的時代特征
17.近10年來國外多語言信息組織與檢索研究進展與啟示
18.從認知心理學角度看語言輸出過程
19.語言競爭試說
20.語言服務的概念界定
21.語言類型學視野與語言對比研究
22.語言模因觀初探
23.語言模因的主體性與語境化
24.第二語言教育的教師自主性研究
25.中國語境下英語教師語言意識實證研究
26.社會文化理論與生態語言教學觀
27.領域語言規劃試論
28.大學英語學習和教學中的語言學習策略問題
29.教師語言的語用分析
30.“語言特區”的性質與類型
31.語言也是“硬實力”
32.語言接觸對語言演變的影響
33.語言的維度與翻譯的限度及標準
34.語言接觸中語言演變的連續體模式
35.西方語言哲學批判——語言哲學系列探索之七
36.元語言意識對第二語言習得的影響及其與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37.我國與周邊國家跨境語言的語言規劃研究
38.論元語言與外語教師的話語行為
39.第二語言習得中的語言遷移研究
40.語言規范試說
41.哈薩克斯坦的語言政策
42.內容要創造 語言要模仿——有效外語教學和學習的基本思路
43.城市語言景觀研究進展及展望
44.中國“主體多樣”語言政策的發展
45.語言與思維關系再認識——沃爾夫《論語言、思維和現實》解讀
46.人·語言·存在——五問海德格爾語言觀
47.二語課程中的語言輸出與二語發展——香港高校本科生課程英語寫作的個案研究
48.中-英雙語者語言理解中非加工語言的自動激活
49.國外第二語言語音習得研究的進展
50.外語教學中語言意識形成路徑研究
51.海德格爾此在時間性思想與語言研究
52.國際學術交流領域的語言規劃研究:問題與方法
53.口語教學與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的培養
54.全球化背景下的語言觀及其對國家語言教育政策的影響
55.語言模因及其修辭效應
56.音樂和語言神經基礎的重合與分離——基于腦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較
57.關于外語教師語言屬性的思考
58.語言產業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
59.英語專業碩士畢業論文的語言錯誤分析研究
60.語言理解中的動作知覺:基于具身認知的視角
61.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的相關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語言調查為例
62.語言問題安全化與國家安全對策研究
63.文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及其思考
64.語言網絡:隱喻,還是利器?
65.商務語言研究的社會語言學視角與方法
66.體驗哲學和認知語言學為語言哲學之延續——二十九論語言的體認性
67.中國英語學習者公式化語言加工心理機制研究
68.漢語網絡語言研究的回顧、問題與展望
69.語言景觀的分析維度與理論構建
70.對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新模式的思考與實踐
71.語言經濟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
72.語言語境與新聞理解——英語硬新聞語篇評價策略解讀
73.“一帶一路”與語言互通
74.有關語言經濟的七個問題
75.語言能力的多樣性和語言教育的多樣化
76.語勢、家庭學習模式與語言傳承——從語言自然接觸說起
77.語言資源和語言問題視角下的語言服務研究
78.國際化和英語化——語言政策是一種選擇
79.法律語言學、法律語言——兼談法律英語的特點
80.現代語言教學的十大原則
81.指向語言教師專業發展的課堂觀察——美國“語言教師效能反饋工具”述評
82.語言規劃的國際化趨勢:一個語言傳播與競爭的新領域
83.索緒爾語言學的語言本體論預設——語言主觀意義論題的提出
84.第二語言習得中的程式語研究
85.二語習得研究與語言類型學
86.漢外語言接觸研究近百年:回顧與展望
87.從文化生態視角解讀語言衰亡
88.學前語言教育的新取向:重視兒童學業語言的發展
89.“語言體驗”的教育學理論研究
90.語言經濟學視角下商務英語的生態位思考
91.《馬氏文通》前西人的漢語量詞研究——以《語言自邇集》為核心
92.從語言處理的復雜性與高效性看聯結主義
93.認知能力和語言水平在隱喻理解中的作用——以概念與語言形式重合度不同的隱喻句為例
94.語言學習中的元認知研究述評
95.情緒與語言加工的相互作用
96.語言資源與語言經濟研究
97.網絡用語與語言規范
98.口譯過程的兩階段解讀——以一般語言理解和產出為參照
99.學術會議英語演講語篇多模式語言符號意義構建
100.情感因素與第二語言習得
101.中國法律語言規范化研究
102.論國家語言認同與民族語言認同
103.語言競爭與語言和諧
104.語言和音樂:語言認知研究的新視角
105.論語言態度的三種表現
106.語言的定義
107.網絡語言是一種社會方言
108.基于動態系統理論的二語習得模式研究——環境、學習者與語言的互動
109.雙語者語言轉換中非目標語言的加工機制
110.關于《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中語言服務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111.從語言與思維的關系看第二語言習得中的幾個問題
112.英語口語能力描述語因子分析及能力等級劃分——制定語言能力等級量表實證研究
113.遮蔽與澄明:語言經濟學的幾個基本問題
114.網絡語言的語言價值和語言學價值
115.論“任意性原則”對語言系統的多維度詮釋——索緒爾語言本體論研究
116.語言服務的概念系統
哲學語境論文范文4
近年來，雖然兒童文學翻譯在中國還是被邊緣化，但是隨著中國圖書市場的進一步對外開放，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被譯介的勢頭越來越旺，人們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也越來越多，但與兒童文學翻譯實踐相比，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并不多見。據萬方數據檢索結果，2000年至2010年，關于兒童文學翻譯的學位論文約98篇，學術論文近100篇，論著就更是屈指可數了。本文作者對這些論文和論著的翻譯研究視角做出了總結或綜述，隨后提出了一些新視角，以期對未來中國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者有著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現有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視角的綜述
上述論文和論著運用的研究視角主要可以分為類:第一類是對翻譯家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第二類是對特定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第三類是對兒童文學翻譯原則、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類是結合文學、哲學、美學的理論而進行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第五類是兒童文學譯本的個案研究或比較研究;第六類是從外國兒童文學翻譯對中國的兒童文學的影響角度進行的研究;第七類是從譯者、讀者的角度進行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第八類是從文化的角度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的研究。詳細情況如下表所示:
二、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新視角
近年來關于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多數屬于結合文學或哲學的理論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審視或詮釋，其實，我們不妨從以下六大視角為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翻開新篇章。
第一，按兒童年齡分段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蔣風認為:一般情況下，兒童心理發展是分階段的。各個階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齡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兒童心理發展表現為感知運算、前運算、具體運算和形式運算四個階段，其中處于感知運算階段的兒童的語言還未形成，而從前運算階段開始，兒童的語言開始出現并逐步發展，能用表象、語言以及符號來表征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由此看來，不同階段的兒童對兒童文學語言有著不同的要求。西方工業社會普遍接受的一種兒童年齡分段為:嬰幼兒期(0－3歲)，兒童初期(3－6歲)，兒童中期(6－11歲)，青春期(11－20歲)。［2］
我們把兒童文學翻譯作品進行分類歸納，例如，把適合嬰幼兒聽或讀的歸為一類，然后根據這些兒童的語言認知能力，或對兒童文學語言的總體特點進行宏觀的研究，或對兒童文學翻譯的技巧與策略等方面進行微觀的研究;把適合3－6歲兒童的譯作歸為一類，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青蛙王子》等歸為這一類，并對它們的語言結構等微觀層面以及在中國的接受情況等進行系統研究，以此類推。
第二，按兒童文學體裁分類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兒童文學被定義為為兒童創作的文學作品，體裁包括童話、兒童故事、兒歌、兒童詩、寓言、兒童小說、兒童散文、兒童戲劇和兒童影視等形式。我們可對某種體裁的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系統的研究。如研究寓言翻譯，以《農夫和蛇》，《狐貍請客》等作品為對象研究伊索寓言的翻譯;如研究童話翻譯，以《小紅帽》、《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糖果屋》等為對象研究格林童話的翻譯，以《皇帝的新裝》、《丑小鴨》、《賣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兒》等為對象研究安徒生童話的翻譯;如研究兒童影視翻譯，就是研究跨媒體的兒童文學翻譯。兒童影視的流行，打破了傳統的兒童文學翻譯從文本到文本的局限。如外國兒童故事被拍成電影后，影屏字幕是改編后的文本，影屏字幕的翻譯值得研究，例如，最近幾年比較火的動畫片《美食總動員》、《加菲貓1》、《哈利·波特》、《功夫熊貓1》、《功夫熊貓2》均可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功夫熊貓2》的內容體現了中國的歷史文化，譯者更是受到了譯語文化的深刻影響，所以字幕翻譯中出現了很多體現中國文化語境的詞匯，如China翻譯為“中原”，soothsayer翻譯為“羊仙姑”，Nice翻譯為“給力”這個時尚流行語。另外，翻譯配音和外語發音的口型是否大概吻合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
第三，按國別分類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文軍較早有這方面意識的萌芽，但他只對抗戰時期我國對蘇聯等主要國家的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數量作了不完全統計。［3］至于每個國家被譯介的作品中，包括哪些體裁、涉及到哪些作家和翻譯者、對抗戰時期的我國產生了何種影響等并未能論及。李麗按洲別(亞、非洲，歐洲，西歐，中、東西歐，中、北歐，美洲)和國別把我國1911－1949年期間翻譯的外國兒童文學的數量進行了不完全統計。［4］26－33但筆者認為，她和文軍一樣，只做了初步的數量統計工作而已，并且只涉及到那段特定的歷史時期，其他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怎樣，我們也可按國別進行系統性的研究。
第四，兒童文學理論翻譯的研究。我國對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遠遠超過對他們的兒童文學理論的翻譯，而對兒童文學理論翻譯的研究則幾乎空白。其實，對兒童文學理論翻譯的研究反過來會很好地為我們的兒童文學翻譯服務，也幫助我們了解兒童文學翻譯的一些現象。如，我們不妨對李麗翻譯的兒童文學理論著作《喚醒睡美人:兒童小說中的女性聲音》進行研究，可能就有助于我們理解兒童文學翻譯中的性別意識。
第五，對兒童文學轉譯的研究。有些兒童文學作品不是直接從源語文本翻譯而來的，而是從英語、日語等轉譯過來的。例如，1898－1919年期間，梁啟超譯的法國作家凡爾納的《十五小豪杰》就是由日本森田思軒的日譯本《十五少年》轉譯的;包天笑所譯的《馨兒就學記》、《苦兒流浪記》等也都是由日文轉譯的。［4］246－314那么轉譯過程中所造成的文化語境等的缺失如何彌補等問題值得研究。
第六，國內外對中國原創兒童文學的翻譯及影響研究。域外兒童文學的大量引進，對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作家們針對中國兒童文學的未來進行了交流，多數認為堪憂。［5］筆者認為，好的東西我們應該“拿來”，但我們不能老“拿來”，老研究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翻譯，其實中國的原創兒童文學實力挺強的，挺受兒童喜愛的，如鄭淵潔的作品就是典型。我們為什么不能研究中國人自己或外國人對優秀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呢?比如，也從詩學、贊助者、語言、譯者主體性等角度著手研究，說不定會為中國原創兒童文學更大的“出口”之門找到秘笈，到時作家們不再為中國兒童文學的未來堪憂。
哲學語境論文范文5
關鍵詞：分析美學；語言分析；藝術定義；中國美學；妙悟；無言之美；思維方法
2010年8月9至13日，第18屆世界美學大會在北京大學召開，國內外千余名學者參與，此次大會主題為“美學多樣性”。會議上設立“中國藝術專場”，中國美學和藝術受到世界的關注，中國美學和藝術日益走向世界。但迄今為止，相對西方美學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美學話語相對失衡，由于中西美學的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和藝術形態等多方面差異，探索二者區別是促進東西美學交流的重要基礎。西方分析美學對語言的哲學分析和中國傳統對“無言之美”的推崇，代表兩種不同的美學語言觀念，從中可見中西美學思維差異之一斑。
一、分析美學的語言分析和藝術定義
分析美學是20世紀后半葉以后在英美及歐洲諸國唯一占據主流位置的重要美學流派，它秉承了20世紀新哲學的“分析”視角，即在面對美學問題時采取“語言分析”的方法，力圖將美學理論問題當作語言問題來加以解決。其中維特根斯坦的早期和后期哲學對分析美學的影響極大，他的《邏輯哲學論》的邏輯分析哲學和《哲學研究》的日常語言分析，均為分析美學提供豐富的啟示。早期維特根斯坦認為美是不可言說的東西，而對不可言說的必須保持沉默。因此哲學的目的就是利用語言分析澄清美學概念的濫用和模糊不清的問題，在早期維特根斯坦看來：“哲學的目的是從邏輯上澄清思想。哲學不是一門學說，而是一項活動。哲學著作從本質上來看是由一些解釋構成的。哲學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學命題’，而是命題的澄清。可以說，沒有哲學，思想就會模糊不清；哲學應該使思想清晰，并且為思想劃定明確的界限”，[1]（P48）受其影響，早期分析美學將“概念的分析”作為重要的手段，也就是將一個概念置于其所出現的一個命題或者判斷之中來考察。如果說早期的維特根斯坦關注的是劃定“語言界限”，并在這個界限之內來從事分析工作，那么，晚期維特根斯坦所面對的則是“語言使用”的基本問題。他在晚期著作《哲學研究》里面提了一系列具有“開放性”的新概念，如“語言游戲”、“家族相似”、“開放性”、“日常生活美學”等，這些新概念在后來的“分析美學”那里得以誤讀性的闡發，獲得更為廣闊的運行空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0世紀分析美學經歷了從解構到建構的嬗變。早期分析美學秉承分析哲學傳統，力求客觀性態度，拒斥傳統美學的形而上思維，要給美學“看病”。分析美學認為傳統美學的病癥就在于對語言的濫用和誤解，要用語言的精確性解決美學問題。他們主張應用現代邏輯的方法對美學概念進行分析、拷打，通過對美學語言的邏輯分析而達到對傳統美學概念的澄清。但從后期分析美學的建構來看，早期分析美學的拒斥形而上學傾向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提出“用法即意義”的命題，即從語言與世界的對應關系轉為語言與世界的語境關聯。語境論讓語言的意義取決于使用語言的不同環境，語言的意義是變易的，是依賴于語境、依賴于用法的，“美”這個詞的意義也是依賴于語境的，是由它被使用于怎樣一個環境所決定的，從語境論可以推斷出“美”這個詞的多變性，從而也可以推出尋找美的本質的虛幻性。[2]（P32）美沒有一個固定的本質，但維特根斯坦又提出“家族相似”的概念，并在《哲學研究》中說：家族相似適合于解決美學中的定義問題。眾多的美的事物之所以被稱為美，不是因為它們有共同點本質，而是因為它們具有相似點，不是簡單拒斥美的本質，而是用一種家族相似的新方式來代替。[2]（P33
35）正是如此，美和藝術具有無限開放的特征。因此后期分析美學從拒斥形而上學到最終向形而上的妥協，使得分析美學呈現新的發展空間。后期分析美學 “反本質主義”態度有所轉變，更多傾向于認定藝術可以界定，整個20世紀分析美學的核心問題是藝術，而在分析美學內部，藝術的核心問題則是藝術的定義。因此如何定義藝術，就成為了分析美學的“核心中的核心”問題。[3]（P291）如丹托的“藝術界”理論，迪基的“藝術慣例論”，都是從空間性的維度，傾向于從社會約定俗成的空間范圍來框定藝術。古德曼的“何時為藝術”論以及列文森“歷史性”定義藝術論則是從時間性角度試圖界定藝術。[4]（P19
20）在西方分析美學史上，試圖給藝術下定義的邏輯起點，是從維茨的“藝術不可定義論”開啟的道路走下來的。無論從早期還是到晚期維特根斯坦，他都是拒絕那種從柏拉圖時代就已經開始的傳統定義方式的，這種哲學理念很容易導出一種“反本質主義”的線索。維茨就是這樣一位“反本質主義”者，但維茨對傳統諸多定義的批駁中，為分析美學的藝術定義方式指明了新的方向?！八麑⑺囆g的概念，從傳統的封閉狀態，‘打開’為一種‘開放性’的狀態，這恐怕是維茨將維特根斯坦的理論應用于界定藝術的最大貢獻，后來的美學家們也更多地得益于此?！盵3]（P300）在維茨這樣的美學家之后，更多的分析美學家們致力于給藝術下定義，但其藝術定義方法，較之以往卻實現了從所謂“功能性”定義到“程序性”定義方式的根本轉換，而列文森的歷史性定義則意味著分析美學界定藝術方式的某種邏輯終結。
二、中國傳統美學的無言之美和妙悟
中國古代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語言分析哲學，漢語“美”的原意一般根據后漢許慎的《說文解字》，采用“羊大為美”的說法?！把虼蟆敝詾椤懊馈?，則由于好吃之故：“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5]（P9）李澤厚在這里對漢字“美”的追溯，是回到儒家禮樂文化層面的探討，而不是西方語言分析之路。因為分析，顧名思義，既“分”又“析”，它本身就意味著拆解和分解，對于哲學分析而言，就是指“把一個思想拆分成為它的終極路基構成要素”。[3]（P8）但在中國傳統文化尤其老莊、禪宗那里，顯然也可以找到大量關于“語言”的哲學。老莊禪宗對語言局限的認識，深刻影響中國美學的思維。老子提倡自然無為的“道”，并徹底排除通過語言概念可以致詰的可能性。《道德經》開篇即“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可以言說的；道法自然，而自然是無言的，所謂“希言自然”?！兜赖陆洝返谖迨碌摹敝卟谎?，言者不知”，第二章的“行不言之教”，第五章的“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等都體現了老子反對“言”的觀點：老子認為語言是對世界的命名，是概念的憑依，世界是復雜的，人以為自己創設的一小打符號就可以囊括天地，是自不量力的表現。因此美在老子那里就是自然而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莊子繼承老子，《齊物論》說“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能有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莊子認為，有“天地有大美而無言”，“可以言之者，物之粗也；可以意之者，物之精也”。在《莊子》看來，美是一個自然呈現的世界，美是不可說的，可說則非美，有言的世界是語言可以描述的世界，語言的有限性決定它無法直接反映這個世界。語言的僵化，固定的指標，是對世界意義的破壞。至于佛教和禪宗那里，對語言的局限認識更為明顯，中國佛教強調無分別之境，“無言”之境為中國佛教推崇。僧肇《不真空論》說“夫言跡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也。二言有所不言，跡有所不跡，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跡跡者尋跡所不能跡。至理虛玄，擬心已差，況乃有言？”至理為空，言語即分別，分別則破空，空破則虛理遁去。僧肇很典型代表佛法對言語局限的認識。由龍樹、提婆創立的大乘中觀空宗經典《中論》提出“二諦”說，二諦即“真諦”和“俗諦”，俗諦是指人們用世俗的名言、概念所獲取的認識，真諦則是指按照佛理直覺現觀所獲得的對各種現象本質的認識。按照佛法真諦說，則世間一切語言皆是法執。禪宗即標榜不立文字，達摩禪極力排斥語言文字，高僧懷讓（677—744）認為“說似一物即不中”。佛是不可言說的，言語極為有限的，禪門中人說一聲佛都要漱口。禪宗反對語言的實質是反對人以理性解說世界的方式，語言是對世界的命名，它導向概念，為邏輯的存在奠定基礎，人們以語言去邏輯地解說世界，世界被理性化、邏輯化，真實的世界被語言遮蔽，而禪宗感興趣的是語言背后的世界。佛教和道家在對語言局限性認識上，觀點基本一致。中國哲學反對語言、知識的思想，在中國藝術理論中獲得共鳴?！抖脑娖贰氛f“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無言之美，在中國藝術中是一種至高的境界，中國美學推崇摒棄知識和超越語言，通過審美妙悟體驗藝術精神。中國美學認為最高的美是超越語言的無言之美，無言是不以人的知識去言說，而以生命的本然相去呈現。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文學、書畫、藝術等必須通過語言來呈現，所以在這里中國藝術不是不要語言，而是超越語言，反對以理智概念把握世界的語言，中國藝術不立文字，但不離文字。文字如莊子的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和禪宗的舍筏登岸、以指指月，是需要忘掉的筌、兔、筏、指。
中國美學以無言之美為絕對之美，這樣的美唯有以心靈去體驗把握。老子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戶，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老子在排除通過語言去認識世界途徑的同時，提出自己的認識方式，這就是內心的體證，用他的話說就是“玄鑒”，即以光明澄澈的心靈去映照這個世界。以無言之心和光同塵契合無言之美，就是中國美學中純粹體驗方式，所以莊子和禪宗都推崇妙悟?！肚f子庚桑楚》說“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边@是悟道后的清明境界，也是無言之美的最高境界。由悟而明，在智慧中觀照自身和世界，我自在顯現，世界自在顯現，此即無分別無對待的審美境界。在佛法中，妙悟就是般若智慧破除眾生的妄執心，恢復清凈本心，心為萬法之根源。在佛法那里，心源即真如，即般若智慧，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家來說，美不可以言，卻可以妙悟。張懷瓘《書斷》評價張芝草書說“精熟神妙，冠絕古今，則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求，若達士游乎沉默之鄉，鸞鳳翔乎大荒之野”。[6]（P177）中國藝術是一“沉默之鄉”，在這片天地中，“可以心契，不可言宣”，言宣為識，心會為悟，言者存粗，悟者存精。在中國美學中，美求之于言莫若悟之于心。中國文化之“心”可以含包一切，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心可思接千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擁有藝術之心，則可目通萬里，咫尺之間繪千里之境，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從最一般意義上來說，中國藝術即是由妙悟于心通達對無言之美的創造和體驗。
三、分析美學和中國美學思維方式比較
馮友蘭先生于1943年發表長文《新理學在哲學之地位及其方法》，提出著名“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論，并在《新知言》一書中詳細闡釋論證。他認為“真正形而上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正底方法；一種是負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邏輯分析法講形上學。負底方法是講形上學不能講，講形上學不能講，亦是一種講形上學的方法”。[7]（P147） 馮友蘭所言的正的方法即邏輯分析方法，它來自維也納學派，而維也納學派正是主要的分析哲學學派之一。分析美學受分析哲學的深刻影響，運用“邏輯分析”和“概念分析”的方法，追求“限定的術語”并提供對于相關主題的“清晰的公式”，傾向于采取本體論上的“簡約”、科學上的“現實主義”和心靈上的“物理主義”，從而追求客觀真實性。[3]（P12）套用馮先生說法，分析美學之語言分析顯然屬于“正的方法”。分析美學給予中國哲學和美學最大的啟示就是邏輯分析方法和概念清晰的態度。在西方哲學中，從古希臘蘇格拉底就注重追求概念的清楚明確，即內涵和外延的清晰界定。而這與中國傳統哲學和美學并不追求概念的清晰不同，模糊不清一直是中國傳統哲學概念的特征，這就清楚表明中國傳統哲學沒有發展出系統的邏輯方法?！皩τ谥袊軐W和中國哲學家來說，分析哲學中最有價值的就是貫穿其全部工作中的理性精神，具體表現為1.關注語言；2.尊重科學;3.運用現代邏輯；4.拒斥終級真理”。[8]（P713）
從后期分析美學的建構來看，早期分析美學的拒斥形而上學傾向有一定程度的嬗變，這充分表明分析美學拒斥形而上學和追求概念明晰之間難以調和的張力矛盾。因為分析美學為尋得美和藝術的清晰界定費盡心機，最終走向自身困頓而衰落。美國分析美學家舒斯特曼指出：“什么是藝術的問題長時間以來困擾著美學理論，但迄今為止提供的眾多的定義中，沒有一個已經在哲學上證明是令人滿意或者獲得毫無爭議的接受……藝術的定義已證明是如此抵抗理論上的解決,以至于一些哲學家已經提議,把它當作一個完全瑣細無用的科目予以廢棄”,[9]（P55）這段話深刻展現出西方美學理論的矛盾和困境,那就是藝術到底如何界定的問題。分析美學從語言分析到傳統美學形而上批判，到藝術定義的不懈努力，其最大歷史功績就是運用邏輯和概念的分析、使用“推理的方法”并嫻熟的應用“假設”、“反例”和“修正”這種“準科學的對話方法”，從而以追求“客觀性和真理”為目的。但是這種努力固然令人欣賞，然而美學畢竟不同于數學，審美的微妙和藝術的言外之意，是難以完全用“語言分析”的方法來達到的，分析美學的困境在所難免。分析美學對藝術壓倒一切的關注，與傳統美學的路向存在極大差距。分析為了定義美學并使之同非美學明確區別開來，曾付出大量認真的努力。但所有這些努力的結果都不令人滿意。從20世紀西方分析美學的興衰史，我們可以看到美學和藝術問題不同于自然科學的復雜性和獨特性。從早期分析美學的語言分析到后期藝術定義的努力，直到分析美學遭受后現代主義和新實用主義沖擊走向“日常生活”與回歸“自然界“傾向，美學和藝術明晰性期待令人望洋興嘆。
從這里可以看出西方科學主義面對美學和藝術問題的困頓，正的方法在美學上的運用也難免產生一系列的困境。馮友蘭針對邏輯分析方法，又提出負的方法，“負的方法，試圖消除分別，告訴我們它的對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則試圖作出區別，告訴我們它的對象是什么”。[7]（P148）不難看出中國美學的“無言之美”即負的方法，它講“形而上不能講”，它告訴我們美的對象“不是什么”。但是哲學分析美學意義上的語言不僅僅是文字，還包含人工理想語言、日常生活語言、命題陳述、符號邏輯和意義形式等等，比如繪畫語言、音樂語言等，而中國美學所分析的語言多為文字概念上的，分析美學的語言分析對象要寬泛得多。多數語言學家側重于討論語句、命題的真假，避免討論認識、理解的真假，因為語句命題等具有比較明確的形式，而認識、理解容易攪進心里過程等等糾纏不清的因素。中國傳統美學負的方法在分析美學家那里，無疑屬于心理主義和形而上學。體驗、心靈、妙悟、神韻、境界等等大量中國美學范疇均不是命題、概念，而是帶有主觀傾向的認識范疇。分析美學在總體上反對傳統的以主體感受為基礎的審美概念，強調審美是對藝術作品的審美特性辨認，將“審美”視為一種特殊的認識活動。為了保持認識的客觀性，而要將主體的各種主觀因素排除在外。而中國美學“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徹底擺脫語言糾葛，將美和藝術問題拋向語言之外界。中國藝術重視心靈，又不同于西方心理哲學意義上的美學路徑，西方實驗心理學根本目的還是探尋心理的“規律”問題，這同中國藝術重視心靈的“境界”不能完全等同。中國美學是玄學的，模糊的，崇尚心靈境界的美學。中國傳統美學所思考的核心問題，并不是諸如“什么是美”，“美的本質”“藝術的定義”一類的問題。由前面論述，佛道那里對語言的局限性認識是相當深刻的，中國美學沒有走上理性概念的清晰之路，但它將美的問題提高到生命心性境界高度，崇尚突破語言的悟性卻是東方獨有的特色。維特根斯坦“對于不可言說必須保持沉默”，其目的是維護美和藝術的神秘性，但他并沒有走入審美妙悟通達無言之美這一途徑。維特根斯坦前面保持沉默與中國美學有相通一面，但“妙語”與語言分析分道揚鑣。中西美學的語言觀念迥異，若用一比喻，恰如二人登山，中國人猶如武林輕功，縱身一躍，獨坐大雄峰，俯仰宇宙太玄，而西方人卻喜歡享受艱辛探險的自我挑戰，飽覽路途景觀和撿拾奇異花果。在中國傳統美學和藝術史上，藝術就是藝術，美就是美，沒有人會質疑吳道子的繪畫、王羲之的書法、蘇軾的詩詞、蘇州園林、萬里長城、明清古典家具等等的是中國古代美的藝術，盡管先人沒有清晰界定什么是美和藝術。所以中國人的藝術是“無言之美”的心靈藝術。在中國傳統美學和藝術史上，藝術和生活的界限是很清楚的，這與西方現代社會藝術和生活的界限逐漸模糊不同，杜尚的《泉》在中國傳統美學語境中不可能認定為藝術作品。因此筆者以為中國藝術和美學更具備歷史和時空的超越性。馮友蘭認為“一個完全的形而上系統，應當始于正的方法，而終于負的方法。如果它不終于負的方法，它就不能達到哲學的最后定點。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為哲學的實質的清晰思想”,[10]他又接著說“在使用負的方法之前，哲學家或學哲學的學生必須通過正的方法”。[10]我們不難看出馮友蘭對中西美學思維的基本觀點，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具備各自的特點，但是哲學必須始于正的方法，而終于負的方法。只有負的方法才能幫助我們達到哲學的最高境界。中國哲學和美學的“無言”境界說，運用負的方法講的比較透徹，從馮友蘭觀點可知中國美學發展的妙悟境界論具備不同于西方分析美學的典型特色。
綜上，分析美學和中國傳統美學語言觀的根本區別，一是分析美學采用客觀的陳述性話語，力圖通過語言定義藝術，中國傳統美學認定語言文字的局限，重視美的主觀性、不確定性、模糊性；二是分析美學批判唯心主義和浪漫主義美學，拒斥傳統美學的形而上敘事。而中國傳統美學重視心靈妙悟境界，對無言之美極力推崇，具有深厚的形而上傳統。這種差異主要根源于不同文化背景所導致的思維方式差異，分析美學對中國傳統美學有可資借鑒之處，中國美學的民族特色對西方美學也有一定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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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語境論文范文6
〔論文摘要20世紀初，西方傳統哲學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語言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1962年英國哲學家奧斯汀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這一概念，此后，美國哲學家塞爾提出了著名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修正和完善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為我們在新時期全面理解語言的現象和本質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域。
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首先是由英國牛津大學的哲學家奧斯汀((J. L. Austin)1962年在他的著名哲學著作《論如何以言行事》里提出來的。言語行為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人類語言交際的基本單位不應是詞、句子或其他語言形式，而應是人們用詞或句子所完成的行為(Aus-tin， 1962)。奧斯汀把注意力集中在語言的使用上，把語言的使用視為一種行為，抓住了語言的動態特征，開拓了從行為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的使用這條道路。
塞爾((J. R. Searle)是奧斯汀的學生，他同意奧斯汀的觀點，即語言交流的最小單位不是符號、詞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種言語行為。不過，他對“言語行為本身夕，與“用以完成言語行為而說出的話語”這兩個概念進行了區分，認為兩者不是完全對等的關系，不能混為一談。塞爾系統地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思想，闡述了言語行為的原則和分類標準，提出了間接言語行為理論這一特殊的言語行為類型。奧斯汀和塞爾都是語言哲學家，他們對語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學軌道上進行的。“言語行為理論”的提出改變了人們對語言本質的認識，為我們全面理解語言的現象和本質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口
一、奧斯汀對言語行為理論的貢獻
言語行為理論認為，從根本意義上來說，話語是一種行為，它不僅包含“言有所述”，而且包含“言有所為”，甚至涉及“言后之果”(Austin， 1962) o
言語行為理論的創始人是英國的語言哲學家奧斯汀。奧斯汀把“言有所述”的句子稱為述謂句(constatives)，如句子“中國在亞洲”和“天在下雨”，這兩句話有真假值，即對這兩句話，我們可以問:“這句話是真的嗎?”另一方面，他把“言有所為”的句子稱為“施事句”C performatives )，如老師對一個學生說:“我要求你認真聽講?！逼鸪?，奧斯汀把他的主要力集中在對“述謂句”和“施事句”的區分上。不過，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人，他發現述謂句和施事句的區分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根據他的觀點，施事句的典型句式為“我+施事動詞(現在時直陳式主動語態)(+其他成分)”，諸如“我命令……”，“我宣布……”，“我請求……”等等。然而述謂句也可以用這種句式，如“我宣布我是一位歌星”，說者一方面在做宣布，是一種行為，另一方面也在做陳述。所以，他發現述謂句與施事句兩個概念之間其實并無實質的區別。
摒棄了述謂句與施事句的區分，標志著奧斯汀在言語行為理論的探索上有了新的飛躍。他認識到，歸根結蒂，我們所要闡釋的唯一現象就是在完整的言語環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語行為。這時他提出了著名的“言語行為三分說”，即一個人說話時，在大多數情況下，同時實施了三種行為—說話行為(locutionary act)、施事行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說，說話行為指說出合乎語言習慣的、有意義的話語，為說者所為;施事行為指在特定的語境中賦予有意義的話語一種“言語行為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即語力，為說者所為;取效行為指說話行為或施事行為在聽者身上所產生的某種效果，為說者與聽者共同而為。
奧斯汀首先提出了現代哲學意義上的言語行為概念，但他還沒來得及進一步發展他的言語行為理論就過早地去世了。不過，這一理論提出后很快便在哲學界和語言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因為這一理論把客觀世界、人的思維以及語言三者有機地聯系在了一起，使得人們對語言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轉貼于
二、塞爾對言語行為理論的發展:間接言語行為理論正式出場
塞爾首先提出了“間接言語行為”這個概念，他認為，間接言語行為理論要解決的問題是:說話人如何通過“字面用意”來表達間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說聽話人如何從說話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斷出其間接的“言外之力”。( Searle ，1965)
間接言語行為在語言交際中是非常普遍的，陳述句不是陳述，祈使句不是祈使，疑問句不是疑問的情況比比皆是。那么，在實際的言語行為交際過程中，如何實施并理解這種間接的言語行為呢?塞爾將間接言語行為分為規約性和非規約性兩種。所謂規約性間接言語行為是指對“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斷就可以得出的間接言語行為。這類行為已經形成一種習慣用法或語言形式，說話人和聽話人可能已經感覺不出這類言語行為在字面上的施為用意。非規約性間接言語行為較為復雜和不確定，它更多地取決于互知的背景信息和所處的語境。
奧斯汀的功勞在于開拓了從行為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的使用這條道路，而塞爾則把言語行為理論系統化、嚴密化，不但豐富了言語行為理論，而且為解釋語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間的不一致現象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它解釋了人們在交際中為什么和如何大量使用間接言語行為，使得我們明白不僅要了解話語的字面意義和交際的內容，還要了解說話人的目的以及說話所進行的語境，這對我們重新理解“語言”這一概念提供了哲學思考的新視角。
三、奧斯汀和塞爾的語言哲學觀
1.言語行為理論產生的哲學背景
言語行為理論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追溯該理論產生的源頭，可將其與西方哲學的發展聯系起來考察。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到20世紀的發展通常被概括為一個三階段模式，其中心論題為:本體論一認識論一語言。20世紀初西方哲學發生了“語言轉向”，產生了語言哲學。所謂的語言轉向，指的是哲學將語言的研究對象作為自己探討研究的對象，從哲學的角度對語言進行分析研究，特別是對關于語言意義和語言使用所進行的哲學研究。(付習濤，2004)就語言哲學而言，“它的首要任務在于通過語言分析，澄清語詞和語句的意義，使我們能夠以適當的、準確的方式使用語言，從而有效地表達我們的思想”(涂紀亮，1996)。西方哲學界之所以出現“語言的轉向”，是因為哲學家們認識到不論研究存在還是研究認識，都必須首先弄清楚語言的意義，而研究語言的意義正是語言哲學的首要任務。言語行為理論源起于哲學家對意義的研究，它是一種對語言的意義進行研究的理論。
2.奧斯汀的語言哲學觀
“語言轉向”的產生，標志著英美分析哲學時代的開始。從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學又分為兩大派別。其一為邏輯分析派，又稱邏輯實證學派。邏輯實證學派主張從邏輯方面分析科學語言中的語句或命題的邏輯結構，他們所持的一種假設是:陳述之言的作用要么是描述事物的狀態，要么是陳述某一事實，兩者必須要具備其一，否則說出來的話語便是無意義的，而陳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陳述只能是真實或者是謬誤，必須滿足語義的真值條件，即這種陳述必須具有可驗證性(verifiability)，可以被驗證真偽。(Yule， 2000)其二為日常分析派，又稱日常語言學派。日常語言學派著眼于對日常語言，即自然語言的分析。英國哲學家奧斯汀屬于日常語言學派，他對邏輯實證主義的真值條件語義論提出了異議，認為“許多陳述只不過是‘偽陳述’( pseudo- statement)，人們所說的許多話語貌似陳述，但它們根本不以坦直地記敘或傳遞有關事實的信息為目的，或是僅是部分地以此為目的”(Austin， 1962)。他在探討語言與行為之間的關系時，首先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人說出話語不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許多其他的行為。換言之，語言不僅是用來描寫和陳述客觀世界的，而且也是一種行為。他指出:“所謂的‘毫無意義的’‘偽陳述’本來就不是用來做陳述之用的，它們的意義在于以言行事?！边@是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的出發點，也是其哲學觀點的核心價值之所在。
3.塞爾的語言哲學觀
美國語言哲學家塞爾繼承并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提出了著名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塞爾的理論建構體現在他對語言學哲學(linguistic philosophy)與語言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區分上。語言學哲學試圖用分析語言中的特定詞語及其他成分的普通用法來解決特殊哲學問題，語言哲學則試圖對語言一般特征做出哲學的闡釋性描述。在塞爾看來，前者是關于方法的研究，而后者是關于主體的研究。塞爾認為他的理論屬于語言哲學而不是語言學哲學。在語言哲學的研究過程中，塞爾把言語行為界定為語言交際的最小單位，把言語行為放在研究語言、意義和交際的中心地位。
塞爾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對西方哲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他從言語行為角度研究語言現象，打破了傳統上對語言的靜態研究(梁駿，2000);其次，塞爾對言外行為分類標準的研究是他對現代語言哲學的一大貢獻(韓靜靜，2009);再次，他對言語行為理論的整體研究有力地促進了語言哲學的進一步發展。塞爾把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系統化、嚴密化，并且把它放在更大的哲學背景下加以論述，強調言外行為的研究，強調說話人的意識活動和心理狀態對言語行為的影響與作用，因而使得他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語言分析哲學研究方面毫無疑問地成為了一個標志性的符號和領軍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