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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學論文范文1
1.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學的成就與挑戰
2.新經濟社會學的價格理論論析
3.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最新發展
4.網絡:旅游系統研究的新經濟社會學轉向
5.新制度經濟學企業信息范式:困境與出路——基于經濟社會學的一個批判
6.新經濟社會學市場網絡觀綜述
7.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緣起、應用與前景
8.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金融市場的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新議題
10.網絡、制度和文化: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三個基本視角
11.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分析
12.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探微
13.新經濟社會學的中國研究
14.格蘭諾維特的“嵌入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的最新進展
15.經濟社會學的演變及其與中國研究的關聯
16.經濟社會學百年歷程簡述
17.經濟社會學視野:“少數民族貧困”的研究方法與重心建構
18.經濟社會學的貢獻與發展邏輯
19.經濟社會學視野中的金融行為研究
20.從波蘭尼到格蘭諾維特:“社會人”對“經濟人”假設的反撥與超越——兼議新經濟社會學的最新進展
21.單位制度及其偏好——經濟社會學視域下的傳統單位制國企研究
22.“嵌入性秩序”——幼兒教師勞動價值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23.鄉村治理與國家安全的相關問題研究——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視角的結構分析
24.馬克·格蘭諾維特對新經濟社會學的貢獻——潛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學術貢獻評介
25.西方經濟社會學“文化分析范式”的百年流變及其新動向
26.論凡勃倫的經濟社會學思想
27.市民社會、社區與信任構建——一個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28.交易秩序的多重面向——尋訪新經濟社會學
29.內部勞動市場中的互惠行為與技能外溢效應——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
30.試論經濟社會學的學科體系及其同經濟學的基本關系
31.市場場域:經濟社會學對市場研究的新轉向
32.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中小企業國際化研究綜述
33.海外華人對華投資的一個經濟社會學解讀——文化傳統與社會資本結合的視角
34.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建構性分析——一個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視角
35.企業預算管理:經濟社會學理論思考
36.社區經濟社會學的建構——對《江村經濟》的再探討
37.經濟社會學理論發展分析
38.經濟社會學的方法論、理論和政策
39.關于經濟社會學本土化問題的思考
40.論經濟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假設
41.從經濟行動到經濟秩序:韋伯經濟社會學思想研究
42.新經濟社會學是否應該拋棄文化——“文化嵌入”的層次性
43.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研究
44.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三農問題
45.從擴張走向反思——對經濟社會學理性主義傳統的一個綜述
46.新經濟社會學的崛起:淵源、理論及意義
47.“經濟社會學”抑或“社會經濟學”?——芻議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對視與溝通
48.理論分析與中國經濟:韋伯經濟社會學實用指南
49.中國的經濟社會學研究綜述
50.突破邊緣化的理論選擇——經濟學擴張與新經濟社會學的回應
51.產業集群研究的新視角: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述評
52.基于網絡嵌入性的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一個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53.格蘭諾維特關于經濟社會學的若干理論簡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日程》解讀
54.經濟社會學視角下轉型期中國的社會公平狀況評價
55.嵌入性、社會網絡與產業集群——一個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56.經濟社會學體系化問題芻議
57.經濟社會學視域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形成機理及治理研究
58.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分析
59.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張力及其范式反思
60.新經濟社會學理論之比較研究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異同
61.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方向
62.探析經濟社會學視野中的金融行為
63.新經濟社會學應該忽視非人類行動者嗎
64.經濟社會學及其消費理論研究:危機與重建
65.淺議當代美國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
66.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的公共衛生政策分析:以SARS、甲流、慢性病為例
67.中國私人銀行服務需求的經濟社會學解釋——基于信任機制視角
68.失地農民經濟貧困與社區建設——以經濟社會學理論為分析視角
69.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模式演進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70.保障問題的經濟社會學思考
71.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比較
72.經濟社會學發展的三個階段
73.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制度設計思考——基于國際經驗和新經濟社會學視角
74.信任:當代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
75.理性、制度與社會網絡——傳統經濟學反思下的新經濟社會學理論發展述評
76.經濟社會學視角下新型農村合作社營銷問題研究
77.市場是什么?——新經濟社會學視野下的市場研究:派別理論比較研究及啟示
78.當代歐洲經濟社會學:現狀與研究主題
79.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于新經濟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剖析
80.新經濟社會學視角下基于社會網絡分析的產業集群定量化研究
81.社會資本、嵌入和腐敗網絡——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腐敗問題研究
82.經濟社會學理論在經濟法研究中的作用
83.表象的界限——馬克思的經濟社會學思想探微
84.“經濟生活的新社會學”:一個批判性述評
85.經濟社會學視野下家族企業成長研究
86.經濟社會學在當代的建構
87.新經濟社會學視閾下集群型企業家行為效應研究
88.論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問題
89.西方經濟社會學關于信任的研究述略
90.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科發展及應用
91.論韋伯經濟社會學與德奧經濟學派的方法論關系
92.嵌入 社會網絡 社會資本——基于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社會領域統戰問題研究
93.農民工問題演變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4.“弱嵌入性”人性預設與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建構
95.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束縛:關于我國職業體育產權問題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6.論沃勒斯坦與熊彼特經濟發展史研究的異同——一種以馬克思為思想背景的經濟社會學歷史分析視角的比較
97.“用工荒”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8.淺談新經濟社會學的復興與發展
99.經濟社會學視角下對我國輕奢侈品消費快速增長的分析
100.選秀媒體信任危機的經濟社會學解讀——以《中國好聲音》為例
101.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我國環境污染轉移問題分析
102.試論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因素——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03.關聯取向的經濟社會學家以及如此轉向的意義
104.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與經濟社會學制度學派
105.經濟社會學理論下的企業預算管理思考
106.構建省會經濟圈中的經濟社會學
107.邁向“社會學帝國主義”的一條努力路徑——對教授《江村經濟》意義的再認識
108.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企業性質分析
109.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分析——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10.新經濟社會學的社會關系網絡理論述評
111.構建和諧社會經濟對策析論——一種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考量
112.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分析——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13.交易秩序建構中的激勵與控制——評《邁向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交易秩序的結構研究》
114.高級成衣發展的經濟社會學研究
115.企業技術創新的線性范式與網絡范式: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
116.經濟行為與社會建構——科學發展觀的新經濟社會學分析
117.“公司+合作社+農戶”模式運作機制分析——基于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118.新經濟社會學的價格理論論析
119.經濟行動的社會建構——新經濟社會學對經濟行動的嵌入性分析
120.新經濟社會學的古典轉向——讀汪和建《經濟與社會:新綜合的視野》
121.經濟社會學發展的條件及其學科建設
122.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中小企業國際化績效研究——基于社會資本、核心資源的中介效應
123.新制度經濟學與新經濟社會學比較分析
124.我國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趨勢
125.市場經濟環境下職校誠信教育缺失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126.從新經濟社會學社會網絡視角看跨國公司社會責任
社會經濟學論文范文2
關鍵詞：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公共產品；公共經濟學；財政聯邦主義；“以足投票”假說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好，其中之一是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以及相關資金的分擔和轉移支付問題。林治芬(2002)運用財政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財政全部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標分析我國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許曉茵、韓麗妙(2006)運用1996-2004年我國31個省份離退休退職人員保險和福利費用支出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社會保障水平的地區差異。彭海艷(2007)運用GE指數分解法，分析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區域差異及貢獻率，并運用GINI系數分解法，分析社會保障各項支出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禄鼙?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現狀以及1995-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演變軌跡。社會保障地區差異過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國社會保障事業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責任，而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直接決定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強弱，從而引發地區間社會保障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的差異。同時，柯卉兵(2008)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內財政關系的縱向失衡會導致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也無財力提供充足的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過大的現實，是導致中央政府對地方進行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順這些問題，必須研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基本理論問題。
目前，國內關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問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周順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則。李珍(2001)從資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體制方面指出，轉移支付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實現的經濟支持制度。楊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間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內涵與范圍。劉志英(2006)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進行了分類?？禄鼙?2010)研究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理論依據、國際經驗和道路選擇。
國外相關文獻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和轉移支付理論與實踐方面，較為著名的理論有Musgrave的財政分權理論、Oates的分權定理、Buchannan關于分權的“俱樂部”理論、Fisher的州和地方財政理論、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論以及McGuire對其的補充和完善。其中，公共產品理論和財政分權理論是20世紀財政學的重大發現，它們較好地解決了政府間公共事務的分類以及地方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問題，因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論支點。公共產品的特性與層次性理論、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均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產生了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公共產品的特性與社會保障的產品屬性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產品的概念。他將純粹的公共產品定義為“是指這樣的物品，即每個個人消費這種物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物品消費的減少”。薩繆爾森從產品在消費中的非競爭性角度定義了公共產品，并進一步揭示了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斷公共產品的主要標準。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產品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某個或某些人所專有，在技術上難以把不付費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說，雖然可以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時也意味著非拒絕性，“是那種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指某人在消費某一產品的過程中，不會影響其他人同時消費，某人從這一產品中獲益不影響其他人也同時獲益。換言之，在產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沖突，增加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
依據公共產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產品又具體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兩類。凡是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被稱為純公共產品。凡是介于純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產品，即只具備一個標準，或者雖然兩個標準都不完全具備，但又具有外部性的產品，則屬于準公共產品。那么，社會保障產品究竟是屬于哪種性質的產品呢?經典的經濟學教科書把社會保障定義為政府以稅收作為融資來源，無償提供給個人的福利。就這一定義而言，顯然，私人機構不會生產和提供任何社會保障產品，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和政府行為特征，對社會發揮著“安全網”和“減震器”的作用。所以，許多學者將其產品屬性劃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有的學者認為，社會保障不同時具備公共產品的兩個特征，因而將社會保障歸為準公共產品(或混合品)。有的學者則認為，社會保障是介于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一種產品，是宜于由政府強制提供給公民消費的優效品。
如果我們不愿意窮究概念的話，那么容忍純公共產品與準公共產品之間存在一個模糊的界限，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采取一種比較模糊的處理方法，即認為政府規定的資格或條件越寬松、外部性越強，那么這項社會保障計劃的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強；反之，獲得社會保障的資格或條件越嚴格、外部性越弱，則其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弱。這樣，從社會保障產品提供的具體項目來分析，社會保障就不能簡單地歸屬于公共產品或者私人產品，而應針對不同的保障項目進行具體分析。
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會保險的特點是政府從勞動者和企業(雇傭勞動者)所得的國民收入份額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財力補助，集中形成專門基金，在全體公民之間進行統一調劑。政府每年提供的社會保險支出總量是一定的，當風險發生時，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會保險的支出總量是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的加總?？梢?，社會保險在消費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個人的社會保險的邊際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會保險是具有競爭性的。
此外，從宏觀的方面來看，雖然社會保險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參加社會保險，因為我國憲法規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條件或風險發生時，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險的權利，且公民也只有先盡了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才能在風險發生時獲得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性。如果人們不愿意事先繳納社會保險稅(費)，且又無外部影響的條件，那么就會被排斥在消費社會保險產品之外。因此，社會保險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排他性?？梢姡鐣ｋU既不符合公共產品的含義，也不滿足公共產品所具有的兩個特征，而是符合私人產品的定義，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
從理論上講，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最大特點在于，不需要受益與貢獻的對等性。因為不論哪一個國家，只要設立這些保障項目，就意味著在符合條件的公眾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費這些福利或救助產品，而不需要消費者付出相應的代價。所以，這些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時，社會福利設施中的福利工廠、職業介紹所、兒童福利院和各種供人們休閑的娛樂場所以及有利于人們身心健康的環保措施等，這些福利產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費，都不會引起產品成本的變化，因而具有非競爭性。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分配是一種縱向的再分配，是將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向低收入階層轉移，將社會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對象轉移。這種收入的縱向轉移可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使基尼系數變小。可見，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
另外，社會保障中的社會保險是依法由政府舉辦的具有法制性和強制性的公共事業。凡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社會公民，不論是否愿意，都一律無條件地參加和按規定繳納保險稅(費)，具有典型的非拒絕性。但是，對于社會保障中的福利費和救濟金的支取、補充養老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以及個人儲蓄性的養老保險的選擇，個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參加消費，也可以拒絕參加。
綜上所述，無論從基本理論還是從實踐分析，社會保障產品都同時具有非排他性與排他性、非競爭性與競爭性、非拒絕性與拒絕性，不完全是純公共產品，而是一種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是有一定區別的，社會保險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因此，社會保障產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統攬，社會保險應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則應由政府全額負擔，從政府預算中列支。
三、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社會保障權責劃分
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公共產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同時具有兩個特征的公共產品并不多，較常見的是受地理和空間因素影響而只有有限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時具備這兩個特征，其強弱程度也不一樣。公共產品特性的強弱之分，使公共產品具有了明顯的層次性。布雷頓(Breton)根據公共產品提供的地理區域將公共產品劃分為地方公共產品、區域公共產品和國家公共產品，其依據是受益范圍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國性公共產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圍為整個國家，受益在疆域內分布相當均勻，無論對國外還是對國內，外部性問題都可以忽略不計，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國居民從中受益。區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區的居民能夠享用的公共產品，如“三峽工程”的建成將使整個長江流域特別是靠近三峽的幾個省區受益。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則局限于某一地區(如城鎮、街道)，基本上只能讓本地區居民受益，且這種受益在本地區內分布相當均勻。
公共產品層次性理論是分析地方公共經濟的重要理論支柱，直接關系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財權的劃分，為分析財政體制和各級政府行為目標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職責范圍和相互之間在財政收支上的劃分原則也就由此而來。不同層次性的公共產品應當由不同層級的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間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對應性。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應當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則由中央政府主導并視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合理分擔，從而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如果某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不相對應，則會由于產品提供與其受益范圍的不一致性而導致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或“供給閑置”。
作為由政府負責提供的一項重要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產品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劃分，是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核心問題。社會保障產品是由眾多具體保障項目組成的體系，某些具體保障項目內部又可分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養老保險產品項目一般由全國統一的公共基礎性部分、地區差別性的職業年金和補充保險部分組成。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斷擴大趨勢，因而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斷增強。所以，應當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社會保障的全局利益出發，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社會保障權責。凡是屬于全國范圍內宏觀調控的社會保障事務，應由中央政府承擔；凡是地區性的社會保障事務，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擔，如決策性、監督性權責應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體執行管理權責應由地方政府負責。同時，根據社會保障產品中的不同構成項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層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規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職責范圍，以實現不同層次性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四、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財政聯邦主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財政聯邦主義》一書中提出來的、研究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要理論。它是一種從經濟學的角度，尋求有效行使財政職能所需的財政收支應該如何最優地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劃分的理論，并歸結為一個分權定理：“對于某種公共物品來說——關于這種公共品的消費被定義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關于該物品的每一個產出量的提供成本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相同的——那么，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它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得多。”因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眾，更了解其所管轄區選民的效用與需求。奧茨的這個分權定理實際上給出了分稅制的一個關鍵原則，那就是：如果低層級政府能夠和高層級政府一樣提供同樣的公共產品，那么由低層級政府來供給會更好，中央政府只應提供具有廣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產品。
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和佩吉·B·馬斯格雷夫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各級政府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與穩定經濟三個職能。在他們看來，一個國家的財政結構安排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歷史決定的，但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究竟應當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基礎上還是建立在分權基礎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間上應建立什么樣的財政管理體制，才能有效地提供這些公共服務?”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采用單一公共產品的簡單模型，在社區內居民偏好與收入相同的假設下，得出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存在層次性，不同層次的公共產品由不同級別的政府來提供，這樣才符合效率原則。其中，屬于全國性的公共產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屬于區域性的公共產品，則應當由地方政府提供。他們認為，“財政聯邦主義的核心在于，資源配置政策應該根據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而分配與穩定政策則主要歸中央一級政府負責?！币驗?，地方政府欲調控宏觀經濟穩定卻又缺乏充足的財力，且經濟主體的流動性也嚴重束縛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嘗試；而資源配置政策則應根據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因而在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適合，更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
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體現了分權的關鍵性特征，即從效率與政府職能的角度出發，實現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政府級次的匹配，這構成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一個重要理論支點。因為，從全國范圍來看，一個國家總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也比較輕；而經濟落后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較低，但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卻較重。這顯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這種不合理狀況會進一步造成地區間貧富差距的惡化，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此，需要對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居民的社會保障資源進行調節。顯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是一項收入再分配制度，絕對不是地方政府能夠行使得了的職能，而是需要一種凌駕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來加以強制執行，這種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這個權力和權威來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事實上，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還依賴一個關鍵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動帶來的政府間競爭。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發表了《地方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文中討論了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以及有效運作方式所需要的條件。他認為，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由于各轄區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組合不盡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據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來自由選擇那些最能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們可以從不能滿足其偏好的地區遷出，而遷入可以滿足其偏好的地區居住。形象地說，居民們通過“用腳投票”，在選擇能滿足其偏好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時，展現其偏好并作出了選擇哪個政府的決定。這就是所謂的“以足投票”假說。
一般說，個人考慮選擇社區居住的一個關鍵要素是社區可供選擇的稅收(即公共產品的價格)和公共產品結構。也就是說，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產品的效用能夠補償因居住在該地區而支付的稅收所造成的效用損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會選擇該地作為居住地。如果有許多居住區，每個社區所供給的稅收和公共產品結構的組合不同，那么人們將通過“以足投票”選擇來給予他們最大滿足的社區。
該理論以最優理論為背景，充分體現了經濟人假設，回答了人們為何聚集在一個地方生活或生產，即在政府與居民無法合作的條件下，居民的選擇問題是其他分權理論的必要補充。但它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現實，有一些則與事實嚴重不符，如理論中的一個假定條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動，而我國居民的遷徙不僅受經濟效用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戶籍制度、文化觀念、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等的種種限制，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進又進不去”等非最優狀態。雖然有些假定條件與事實存在偏差，但并不影響其推論。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說可以使人們認識到居民選擇權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產品的供給看作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那么政府約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腳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權利，政府的硬約束機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運轉。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圍與財政轄區空間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個效率規則，也提出了一個類似市場的實施機制，解決了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難題。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提出了地區之間公共產品供給的公平性問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又一個重要的理論支點。在一個全國統一的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地社會保障補助資格和水平的差異可能導致一些人的遷居，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執行地區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為，當某個地方政府實行一項收入再分配的社會保障計劃時，為使本地區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對富人課以重稅、對窮人給予更多的補助，就會造成富人的向外遷移(為了逃避稅收)和窮人的大量涌入(為了得到轉移支付)，如此循環反復，就會出現“窮人追逐富人”的現象。如果許多窮人涌入到一個初始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如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會增加該地的人口數量，造成交通、公園、學校等公共設施的過度擁擠狀況，同時會推動土地價格的上漲，從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購買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勞動力人口的增加還將使一些工種的工資水平下降等。這些都會引起該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該地區的財政狀況趨于緊張，政府給予財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將會減弱，最終不得不放棄該項政策。因此，隨著全國統一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低層級政府對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負責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中央政府只有通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來調節各地區之間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證各地區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從而避免居民頻繁流動出現的不良后果。
六、結論
社會經濟學論文范文3
發展經濟學論文范文一：發展經濟學與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探析
【內容摘要】發展經濟學是詮釋發展中國家如何由貧窮落后走向繁榮發達的經濟學，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主題，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國后發展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更是具有普適性。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產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一個國家如何由窮變富的問題，實質上已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亞當斯密關于經濟發展的構想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財富和社會財富的集聚與增長。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勞動力人數的多少決定了國民財富的增長。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雛形。但是，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則產生于二戰后。當時一些國家為擺脫殖民壓迫，紛紛獨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在實踐上，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二是當時戰敗國的經濟復蘇問題;要么對原有理論加以改造，這比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論，這相對困難。一些學者深入研究各發展中國家之后發現，其環境與發達國家最初完全不一樣，傳統理論無法復制和拷貝到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條件不同、問題很多、相去甚遠，也無法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迫切需要一門新理論，由此發展經濟學誕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經濟進步的狀況》一書，對后來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和《東歐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開創性的歷史地位，是發展經濟學的標志性文獻。
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發展經濟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根據其政策演化和發展思路的差異性，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其結構主義思想，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后來也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二戰結束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經濟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諸多阻礙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低、發展滯后、經濟變量彈性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為明顯的剛性結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完全不同，市場不完善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價格剛性，有時還會出現市場機制的失靈，經濟在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下難以達到均衡狀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靜態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配置，而應建立在動態調整可投資資源和保證供給增長的前提下，使社會經濟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第二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結構主義發展思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結構主義還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用上的局限性，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復活而成為發展經濟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來，新古典主義的主要觀點是:一是社會的發展應是綜合的發展，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重視人力資本，糾正唯物質資本的缺陷;三是強調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拉動作用;四是新古典主義突出了市場機制、資源優化配置、微觀經濟基礎等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同樣，由于新古典主義在實踐中和理論上也存在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思想表現在如下:一是可持續經濟發展觀念的產生;二是新增長理論的快速發展;三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即都存在著發達地區和和相對落后的后發展地區。發展經濟學主要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發展中大國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小國的特征?，F有的研究已經表明發展中的大國發展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發展中大國人口數量眾多，消費需求旺盛，市場容量的絕對數相比較發展中小國要大。第二，發展中大國人口基數大，幅員遼闊，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實現產業的集聚、調整、優化，必須建設與之相適應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同時滿足不斷增長的龐大的國內需求，需要資金數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資幾乎不可能解決問題。第三，由于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缺乏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動因，實現的是內向型發展的政策，工業化起步階段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也就是必然選擇。第四，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豐腴是發展中大國良好的資源稟賦，國內市場規模大，但是，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發展中也存在如下難題:一是遺產和文明傳統的重大影響;二是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三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農業與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五是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適度選擇。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相比較，其工業化過程亦不同:一是資本積累。發展中小國既可以自身積累，也可以依靠國際資本。而發展中大國則不行，盡管利用外資絕對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產業結構。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要求門類相對齊全，這是由發展中大國的資源狀態和國內需求狀況共同決定的。三是國內市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小國幅員小，國內統一市場較易形成;發展中大國幅員遼闊，建立交通和通訊網絡需要巨額投資，且耗用時間長。所以，發展中大國不同于發展中小國，發展中大國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為嚴重，更為棘手。比如中國，存在三大經濟地帶，經濟發展水平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處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大。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層級性。
四、發展經濟學適用于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與其他國家的后發地區相比較，我國西部地區在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歷史條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自然資源豐富。第二，區域經濟基礎薄弱，二元結構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礎設施差，社會發育度低，資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區。發展經濟學致力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產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如今，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內部，亦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后發展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學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問題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鑒，那么用它來解決一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可行的。這是因為一國內部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條件和現實情況與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類似，所以，發展經濟學完全可以用來解決中國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在中國的后發展地區具有普適性。
五、發展經濟學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就必然要走工業化道路。但是，對工業化的理解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結構主義和激進主義所采取的工業化，既忽視農業的發展，又只采取單向的工業品導向，雖然使工業獲得較大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不但農業發展嚴重滯后，而且工業發展亦后勁乏力。張培剛教授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業化是包括農業發展在內的工業化。后來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發展經濟學沒有完成使命，廣大農村依然貧困，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農業的發展和農業與工業的協調。我國后發展的民族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類似，作為一個整體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而民族地區又更為落后，暫時還不具有全面進行工業化的現實條件，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的農業化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化時，應具備較強的物質資源的儲備，包括:數量龐大的、可使用的資本儲備，勞動技能較高的、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儲備;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礎設施等。顯然，西部民族地區在整體上還不具備這些條件。從資本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資本形成能力弱，資本使用效率差;從適合現代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資本存量的勞動力資源稀缺、素質差;就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與先進的現代管理制度的適應性來看，就連東部沿海地區目前都還不夠成熟，何況西部民族地區;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地勢地貌和氣候和水資源等特征，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其基礎設施建設也相當困難。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應該是這樣的路徑選擇:一是繼續做好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區域如果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怎么奢談現代化。二是在國家扶持下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關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工業建立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三是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西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不能搞重復建設，要從自身特點和優勢出發，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有潛力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四是發展科學技術，注重人才培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化，毫無疑問應是后發展的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主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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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學論文范文二：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
摘要：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對我國，而且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題。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只會研究的愈來愈深。
關鍵詞：新時期;發展經濟學
一、新時期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新突破
(一)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研究的觀念發生變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水平都有了明顯的增長，從全球來看，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也越來越頻繁，國家與國家間的各項貿易數量和金額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順應時代的發展需要，發展經濟學理論也開始從全球的角度考慮各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尤其是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等國際性組織作用的逐漸凸顯，發展中國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也日益增強。經濟發展的問題成為全球而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斯特里頓((Streeten,P)就曾經說過，我們應該及早地從全球的視角去考慮各國之間政策的相互影響力，從而分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害同盟關系。從他的主張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當今時代，從全球范圍去考慮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所必需的新視角。
(二)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出現新發展
隨著科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在借鑒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開始從過去同類型的研究轉向不同類型的對比研究。從哲學的角度上來分析，這就意味著發展經濟學家放棄了對普遍理論的研究而關注個別理論研究，具體來說，就是開始對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際情況進行分組分析或個別分析，從而改進了研究的范圍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來說，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分類研究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以地區的差異來分類，主要是依據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第二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業績來分類，參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點等;最后一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條件，這一種分類主要是考慮了地區居民的整體素質、當地外部資源等。根據這種分組研究，不但對研究的范圍有了明確的規定，而且在同一組內，也方便對各個國家進行對比分析，促進了發展經濟理論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結語
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對我國，而且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題。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只會研究的愈來愈深。因此，通過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危機及新發展趨勢的分析，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理論的進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義。而又是通過這些分析，尤其是未來發展趨勢的分析，能更好地為發展經濟理論的豐富發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據。
參考文獻
社會經濟學論文范文4
關于教育經濟學論文范文一：成人教育經濟價值論文
[摘要]成人教育價值是成人教育發展動力之一，成人教育經濟價值是成人教育主體和客體經濟價值的集中體現。文章在理論視角闡述了成人教育價值的形成，又通過實踐角度論述了成人教育經濟價值的存在與實現。時代的發展，價值的創造已越來越轉向智力勞動，成人教育特有的教育培訓功能使成人教育經濟價值因此得到實現與提升。
[關鍵詞]成人教育經濟價值價值提升
一、成人教育價值及其形成
1.成人教育價值釋義。價值是一個哲學范疇，它是關系的客體與主體在一定的關系中所表現出來的效用性滿足或積極作用，是客體的屬性和功能同主體需要之間的吻合?？腕w價值的大小取決于其本身對主體的的滿足程度。
在成人教育范疇內，成人教育的主體是社會的人，成人教育的客體是成人教育活動。成人教育的存在和發展，取決于作為社會的人有著接受教育、不斷發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的存在、發展促進了社會的人的發展，滿足了這種需要。人們對于成人教育認識不斷深化的根本因素在于人們為適應社會生活的變遷，為實現對社會環境的改造，自身有著不斷發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在特定的范圍內使人的發展的需要得以實現。成人教育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表現于成人教育主體的需要，以及客體對主體需要的滿足。
由此,成人教育價值可以表述為:作為客體的成人教育活動的屬性與作為社會實踐主體的人的發展需要之間的一種滿足關系。顯而易見,成人教育價值存在于成人教育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之中,是成人教育發展動力。
2.成人教育價值的形成。已經走上社會的人們由于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的發展，以及作為人本身生理與心理的發展，產生對成人教育的需求。有需求，也就有了創造價值活動的動力。在創造價值的實踐活動中，主體的需求人對價值目標的追求起主導作用，是成人教育價值產生的核心。而成人教育客體成人教育活動有著促進成人與社會相協調發展的功能，能使社會的人接受教育，得以生存和發展。沒有客體的存在和功能，就不可能產生價值，成人教育客體是成人教育價值產生的基礎。
成人教育價值是成人教育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成人教育主客體的相互統一，客體的功能滿足了主體的需要，才能形成成人教育價值。成人教育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就是成人教育價值形成的過程。成人教育主客體的相互運動的過程，表現為成人教育客體主體化和主體客體化兩個方面。
成人教育客體主體化，是指社會的人作為成人教育的主體，其需要作用于成人教育客體，使成人教育客體從培養目標到教學內容和方法，不斷適應主體的需要，與主體的需要相接近。成人教育活動在主體社會的人的需求導向下，被主體所制約，并具備了主體需求的特征。
成人教育主體客體化，是指成人教育有其自身的本質特征和功能，它影響、限制、改造著社會的人，進入主客體關系后，接受教育，被客體限制和改造，按客體所設置的教育目標，得到充實和發展，具備客體所規定的人才規格的特征。
成人教育客體主體化與主體客體化，是成人教育主體客體之間的雙向運動，充分體現了社會發展對成人教育的制約，以及成人教育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成人教育價值的產生是成人教育主體客體雙向運動的結果。某種意義上，成人教育價值是成人教育主體價值和客體價值的總和，主體因客體而獲得價值，客體價值因主體價值的實現而體現。
二、成人教育的經濟價值存在及其特性
在以前的研究中通常把教育價值分為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教育的經濟價值是指通過教育提高勞動者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勞動能力和素質，提高整個社會的知識總量和科技文化水平，從而使勞動者和物質生產部門均取得收入的增長。
成人教育的經濟價值形成于成人教育過程之中。成人教育過程始終是圍繞增進勞動者的素質，發展從業人員的崗位技能，形成教育經濟價值而展開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主要的資源，勞動者能力的提高主要體現于智力的開發和技能的訓練。人們的科技水平、生產技能的提高有賴于教育和培訓。
成人教育的教育培訓功能與勞動能力提高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對勞動者的能力增值，即勞動者增值有著直接的作用。通過成人教育可使簡單的勞動力加工為復雜的、較高級的勞動力，這一過程實質上是通過教育使勞動者勞動能力形成并增值的過程。成人教育可以為勞動者提供不間斷的教育和培訓，使勞動者的智能和技能在不同層次、不同水平、不同階段都能得到提升。勞動者智能和技能的提高直接效益顯現于個人收益增加，同時生產效率提高自然會創造更多的社會經濟價值，也是作為客體的成人教育實踐的經濟價值的實現形式。
時代的發展，價值的創造已越來越轉向智力勞動，在教育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科學發明、技術進步，在價值的創造中顯示了決定性的作用。教育的經濟價值的實現有其自身的特點，也是教育經濟價值的固有特性的表現:
1.成人教育經濟價值的雙重性。成人教育經濟價值具有主體性和客體性的雙重特征。在成人教育活動中，作為客體的成人教育本身和作為社會實踐主體的人同時都體現了經濟價值。成人教育的多重(社會、經濟、文化等)功能(作用、職能、功效、效用等)，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總體上可分為兩大類:精神上的效益、物質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經濟效益又可以分為兩大類:社會經濟效益經訓練的勞動者，在社會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增加國民收入;個人經濟效益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個人能得到更多的勞動報酬。成人教育主體實現其經濟價值同時，客體經濟價值也得到了體現。
2.成人教育經濟價值的間接性。教育的直接效果不是經濟價值或經濟效益，教育的投資功效并不能在教育過程中得到實現，而是必須在教育過程完成后在生產過程中得到更大的償還。和其他類型教育投資一樣，成人對教育投資變為教育能力發揮教育的經濟價值需要一個時間和過程，成人教育培養出來的勞動力和專門人才有一個知識能力轉化的周期。事實上，由于成人的學習特點的業余性也使學習到的技能可以相對較快地應用于工作，與青少年學校教育經濟價值相比，成人教育經濟價值的間接性雖然不是很明顯。但相對于其他投資來說，間接性還是成人教育經濟價值的特點之一。
3.成人教育經濟價值的顯著性。20世紀以來，全球經濟持續高速地發展，其中最主要的動因是教育。依靠教育的經濟價值支撐經濟的快速發展，是近現代世界經濟運行中的顯著特點和成功經驗。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計算出美國從1900年～1957年的50多年里，物質投資所賺回的利潤增加了3.5倍，而教育投資所增加的利潤卻高達17.5倍。現在我國成人教育的教學組織，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普通教育資源和閑置社會資源來進行，成本低、需要投入相對小的特點也決定了成人教育無論是短期培訓還是學歷教育的費用相對較低?；诖?，成人教育投資的高收益特點也是成人教育經濟價值顯著性的具體表象。
4.成人教育經濟價值的長效性。現代教育的經濟價值的特征之一是持久顯現性，它不會突然顯現出來，也不會很快消失，而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漸進的過程，它持續作用于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雖然知識到技能和能力的轉化需要一個過程，但是經由成人教育培養出來的社會勞動力和專門人才，只要在物質生產部門工作，就能長效地發揮效用，即使從事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作，受教育者所學到的知識和形成的教育能力也能發揮出明顯的經濟效益。由教育把科學發明轉化為生產技術的作用效果更長久，成人教育的經濟價值更持久地顯現于經濟運行中。
三、成人教育經濟價值提升理論與實踐的思考
1.成人教育經濟價值提升的理論分析。馬克思關于教育將影響經濟價值形成的思想，對于認識教育的經濟功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馬克思指出，依靠教育和訓練培養出來的熟練勞動力或科技人才，是不同于簡單勞動力的。因要修改一般人的本性，使其在一定勞動部門獲得熟練和技巧，變成發展和特殊的勞動力，一定的教育和訓練，無論如何是必要的。馬克思在論述勞動力作用時說:這個商品具有一種獨特的特性:它是創造價值的力量，是價值的源泉，并且在適當使用的時候是比自己具有的價值更多的價值的源泉。指出勞動力才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力。
同時指出勞動力能創造新價值絕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與勞動力的教育程度密切相關的。勞動力創造的社會財富的多少，一般情況下，是與勞動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的。因此，加強對勞動力的教育和訓練，延長勞動力的教育年限，提高勞動力的教育程度，那么勞動力就會生產出更多的新價值，社會財富就會不斷增加，經濟就會不斷增長。
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的人力資本理論，開辟了人類關于人的生產能力分析的新思路。人力資本理論的提出深化了人類對自身生產潛力和經濟價值的認識。
將人力歸結為人力資本，明確強調了人力資本的內在質量對于財富生產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人力資本之所以成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和關鍵因素是因為：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存量越大，即人口和勞動者的科學技術知識水平和生產能力越高，勞動力的質量便越高，而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一方面會直接提升勞動邊際生產率，另一方面通過要素更有效率的組合和應用，還會導致物質資本生產率的改善，減弱、抵消資本收益遞減規律的影響。
現階段人力資本理論的核心內容為：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主要的資源，在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大于物質資本的作用;人力資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質量，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主要部分;不應當把人力資本的再生產僅僅視為一種消費，而應視同為一種投資，這種投資的經濟效益遠大于物質投資的經濟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最基本的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資視為教育投資問題。
人力資本理論突破了傳統理論中的資本只是物質資本的束縛，將資本劃分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強調人的智力、素質、道德修養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2.成人教育經濟價值提升實踐。闡述成人教育與經濟二者的關系，是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之一。經濟是成人教育發展的基礎，成人教育促進經濟的發展，二者協調發展則是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成人教育通過培養培訓各類人才和高素質勞動力，積極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等體現其經濟功能。同時成人教育應該從更新服務觀念、拓寬服務渠道、改進服務質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務經濟發展的能力，體現其經濟價值?，F代經濟、現代生產之所以向成人教育提出各種需求，其原因也是因為成人教育會生產勞動能力，具有社會經濟功能。基于此，我們認為構建我國終身教育體系進程中，成人教育發揮持續進行勞動力開發功能、有效實現生產力轉化功能和促進生產力全面發展功能，其自身的經濟價值無疑也因此得到提升。
(1)就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能夠通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來推動經濟與生產的發展，具體表現為能夠把可能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例如，通過勞動者的訓練來改造工藝流程、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更多的財富。
(2)就間接性而言，成人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性投入，提高了勞動者的文化知識水平。突出的表現在于訓練了全體勞動者適應知識和技能持續演變的能力，并培養了勞動者適應經濟發展的習性與態度。這樣的間接功能，在實現社會經濟乃至社會整體發展目標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3)在成人教育培訓與生產勞動結合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開發不僅有效地實現了科技知識由物的載體到人的載體的轉化過程，同時也加速科技知識由人的載體向物的載體的轉化進程。有效發揮了其生產力轉化功能。(4)成人教育通過對勞動者尤其是在職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建設，不僅可以作用于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同樣也可以作用于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其他各種非實體因素，而全面促進成生產力的發展。
關于教育經濟學論文范文二：中學教師教育經濟學分析論文
[摘要]中學教師參加繼續教育的動因能否由外在壓力轉化為內在需求，這是中學教師繼續教育能否保持永久生命力的關鍵。而這一轉化的實現取決于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的偏好程度、支付能力及投資收益率等因素。因此，政府部門須確保并增加繼續教育經費的投入，在教育這一行業切實引進市場機制，從推進素質教育評價體系的建立及探索多種繼續教育模式等方面去解決這一問題。
[關鍵詞]中學教師繼續教育;動因;需求;經濟學。
一、問題的提出
中學教師繼續教育在我國開展已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其中之一便是中學教師參加繼續教育的動因問題?，F在有許多觀點認為，一些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的認識不夠及培訓方所提供的繼續教育的質量問題是導致中學教師參加繼續教育動因有偏差的重要原因。
然而，筆者以為，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中學教師繼續教育這一活動。我們知道，教育具有鮮明的經濟屬性，它會生產勞動力，是一種產業，是一種消費性產品，更是一種生產性投資。作為新的教育實踐形式的繼續教育，雖然行政屬性濃厚，不能以市場行為視之。
但仍舊具有經濟屬性，是一種經濟活動。中學教師則是這種經濟活動的主體，作為經濟主體，他們具有完全的理性，他們參加繼續教育的動因是由他們對繼續教育的需求程度決定的。需求程度越高，內在動因越明顯;反之，則外在動因越明顯。經濟學中，需求既包括消費需求也包括投資需求，故本文擬運用一般消費需求規律和投資需求規律，對我國中學教師參加繼續教育的動因做出經濟學分析。
二、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消費需求的分析
經濟學上，消費需求簡稱需求，是指消費者在一定時期內愿意并能購買的某種商品或勞務。由此可見，需求是指既有購買欲望又有購買能力的有效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影響需求的因素有以下幾方面：1.消費者偏好(即購買愿望)。消費者對某種商品的偏好程度增強時，就會增加對該商品的需求量，反之則相反。而消費者的偏好取決于商品滿足消費者需要的程度或商品對于消費者效用的大小。某種商品越能滿足消費者需要，其效用就越大，則消費者偏好越強，對該商品需求就越旺。2.消費者支付能力。所謂消費者支付能力是指消費者收入水平與商品價格之差。一般來說，消費者收入越高，商品價格越低，消費者的支付能力就越強，對商品的需求越大，反之則相反。對中學教師而言，他們對繼續教育的需求程度受以下幾方面因素的影響：
第一，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的偏好程度。與高等教育相比，繼續教育是一種非學歷教育，它雖然使受訓者的知識得到更新，技能得到增強，但并不能給受訓者帶來高學歷。在當前文憑主義還盛行的條件下，繼續教育并不能給中學教師帶來社會地位的明顯提升，也不能給中學教師帶來直接的經濟收益。
同時，由于平時工作緊張，壓力大，對中學教師而言，參加繼續教育不僅不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反而成為一種心理上的負擔。正因為如此，有些教師才會發出繼續教育是給教師增負的慨嘆。而且，如果培訓方所提供的繼續教育的質量不過硬，使中學教師參訓后并無獲益，還會使他們產生強烈的排斥心理。當然，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的偏好是有差別的。來自于城市的大多數教師，由于他們面臨的競爭更激烈，教育教學改革的壓力也更大，危機意識濃厚，因此有著較為強烈的提高教育教學能力的需要。
繼續教育對他們而言，有著更大的效用，他們對繼續教育的偏好也就強烈一些。相反，經濟欠發達的邊遠、農村地區，教育教學改革的力度相對較弱，競爭壓力相對較小，教師們對繼續教育的需求也就弱一些。高級中學的教師和初級中學的教師相比，中級職稱的教師和初級職稱的教師相比，由于其處境、素質不同，前者比后者對繼續教育的偏好更強烈一些。但從總體上來說，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是缺乏強烈偏好的。
第二，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的支付能力有差異。繼續教育的收費可能不算高，但加上食宿和交通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因此，需要中學教師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繼續教育是一種準公共物品。它具有競爭性，即繼續教育提供服務的增加所引起的邊際成本并不為零，每增加一個教師來培訓，培訓方就要多負擔一筆費用，這說明它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但它能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即社會效益，表現為通過繼續教育從整體上提高了中學的師資水平，從而促進我國基礎教育的發展。
在經濟學中，對于產生外部經濟的產品提供者，須由政府部門付費予以補償。但在實踐中，絕大部分教師是自費或負擔大部分費用的。如據對杭州中學教師繼續教育的一次調查中得知，有40.5%的教師經費完全或基本自理，只有5.5%的教師全部報銷，其余的報銷一部分。杭州還是經濟發達地區，其他地區就可想而知了。
這時，支付能力就完全取決于教師的收入了。而不同地區教師收入的差異是非常大的。城市中學教師比農村中學教師的收入(包括工資和福利)一般高出三分之一;經濟發達地區與邊遠地區的中學教師收入差距更懸殊，有些邊遠地區甚至還存在著拖欠教師工資的問題。并且前者比后者的培訓費用往往更有可能得到報銷。因此，支付能力的差異就更加凸顯出來，不同地區的教師對參與繼續教育的積極性也就大為不同了。
三、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投資需求的分析
眾所周知，教育不僅是一種消費需求，更是一種投資需求，即消費者不僅從這種消費中得到享受，同時也以此作為一種投資手段。投資是為了贏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投資需求主要取決于投資的預期收益率。預期收益率越高，投資需求就越旺，反之則相反。假定投資成本為c，投資收益為y，投資預期收益率為R，則R=(y-c)/c100%。
可見，投資預期收益率與投資收益成正相關，與投資成本成負相關，投資成本越小，投資收益越大，投資預期收益率就越高，投資需求就越旺。同樣，繼續教育是中學教師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途徑，中學教師對其投資需求的強烈程度取決于繼續教育的收益率，或者說其成本和收益的比較。
首先，我們來考查一下中學教師接受繼續教育的成本。其成本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實際成本，包括繼續教育的學費、各種資料費、住宿費和交通費;
二是機會成本，即如果不來參加繼續教育而能掙到的額外收入。雖然，教師參加繼續教育，工資和基本福利照發，但是某些補貼可能會失去。同時，繼續教育大都放在雙休日或寒暑假，有些中學教師本來可能會在此期間掙一些額外收入，如給學生補習、兼課，甚至帶學生;還有一些農村教師，平時要兼顧家里的農活現在也兼顧不上了。
三是心理成本，由于中學教師平時工作量大，心理壓力重，一周工作下來，都希望能好好休息一下?，F在要去參加繼續教育，就得以犧牲閑暇為代價。即使繼續教育放在工作日，但學校里落下的工作，照樣要在空余時間補上，所以這個代價無論如何都是要付出的。此外，城市教師與農村教師在實際成本的支付上也是有差別的。一般來說，培訓地點主要集中在城市，導致后者在住宿費和交通費的支出上明顯高于前者。因此，正如有些農村教師提出來的那樣，在參加繼續教育的經濟負擔上，二者是不平等的。這也是導致農村教師參加繼續教育不如城市教師積極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們來考查接受繼續教育所獲得的收益。按理說，中學教師參加了繼續教育，其人力資本增值了，收益必然會提高。但實際上，在我國存在著一個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低下的問題。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鄒莊教授等人的實證分析，中國個人教育投資收益率在城鎮及農村地區各為3.29%和4.12%，總體教育收益率為3.34%，明顯低于其他國家和地區。
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別為2.78%和4.46%，低于臺灣的8.4%和16.1%。同樣，中學教師繼續教育的投資收益率也不可能很高。我們假設培訓方提供的繼續教育的質量相當高，態度積極的中學教師明顯地提高了自身的教育教學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在教學中如魚得水，提高了教學效果，也可能在教育教學改革上有了一定的創新。但是即使這樣，教師最多早一點評上職稱，比別的老師多一點工資收益。據筆者了解，同一所學校中學教師之間收入的差異并不是很大，即使有差異，也主要是由于教師所帶的班級考入重點高中或大學的學生人數不同，因而獲得的獎金數額不同而導致。也就是說，對初中教師而言，所教的學生考取重點高中的越多，其所獲得的獎勵就越多;對于高中教師而言，誰教的學生考入大學的人數越多誰的收入就越多。
因此，在目前應試教育、整個教育教學評價體制未有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衡量教師水平的標準仍舊是學生的分數，而學生的分數靠大量的輔導材料及教師和學生大量時間的投入也能獲得。因此，那些態度消極的教師、甚至不參加繼續教育的教師通過對學生的強化訓練、題海戰術照樣能提高學生的分數，照樣能獲取高額的獎勵。因此，惟一迫使他們參加繼續教育的理由就是行政壓力、評職稱。假若培訓方提供的培訓質量不盡如人意，則教師從中獲得的收益就更小了。
綜上所述，中學教師參加繼續教育的投資收益率總體上是低下的，有時甚至是負的收益率，在這種情況下，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的投資需求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對策建議
由上述分析可知，目前繼續教育尚未由中學教師外在被動的需求轉化為其內在自覺的需求，是由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的偏好程度、支付能力及繼續教育的投資收益率所決定的。要促進這一動因的轉化，也須從這幾個方面去努力。具體對策如下：
1.教育行政部門必須確保并增加對繼續教育經費的投入。據筆者了解，繼續教育的經費原則上是由政府部門調撥一點，中學教師所在學校負擔一點，教師自負一點。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政府部門負擔的那一塊經費不到位，更不用說增加了。然而，充足的培訓經費是確保繼續教育順利開展并真正吸引教師自覺參加的重要保證。因為只有培訓經費充裕，才有可能降低中學教師參加繼續教育的成本，才有可能改善培訓基地的硬件設施和軟件設施，提高培訓質量和效果，從而增強中學教師對繼續教育的偏好程度。
2.在教師這一行業引入市場機制并建立全面、合理的中學教師評價體系。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的不二法門。雖然我國教師這一行業早已實行聘任制，但只是流于形式，很少有教師因不能勝任教學工作而遭解聘，除非其有違法犯罪行為。因此要切實引入競爭機制，實施真正的聘任制，合格者留用，不合格者下崗。
同時，建立全面、合理的中學教師評價體系，定期對中學教師的業務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進行考核，以此為據，不僅從精神上，更從物質上獎優罰劣，拉開不同水平教師的收入差距。只有這樣，才會大大增加中學教師不參加繼續教育的成本，從而增加參加繼續教育的收益。為此，須進一步提高教師待遇，并全面推進教師資格證制度，讓更多的人愿意并有機會參與教師崗位的競爭，迫使現任教師為全面提升自身素質而自覺地參加繼續教育。
3.推進教育教學評價體制的改革，加快素質教育評價體系的建設。應試教育評價僅指向學生及學生的學業水平，進而以分數作為主要評價指標。這種評價體系造成的后果便是教師和學生都圍繞著分數轉。校方和中學教師本人為了提高學生的分數，不惜擠占學生的自習時間和假期。據筆者了解，中學畢業班的學生在假期里幾乎沒有多少可以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時間，因為被各種補習擠得滿滿當當的。
社會經濟學論文范文5
1.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1.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1.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1.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2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A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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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學論文范文6
正如荷馬在《伊利亞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樣：人類會厭倦睡覺、厭倦愛情、厭倦唱歌、厭倦跳舞，但對戰爭卻樂此不疲。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幾乎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整個進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避免在推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中成為獵物，各國都不遺余力地進行國防建設，然而在資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與黃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資源如何在國防與民用部門之間分配成為以研究資源稀缺性為己任的經濟學家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同時經濟學與國防具有統一性，經濟學家麥圭爾（McGuire，1995）曾通過列舉經濟（學）與國防四個層次的相互作用來說明兩者的依賴關系[1]。因此，國防與經濟學產生緊密的聯系是歷史的必然。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羅•馬基雅弗利（NiccolòMachiavelli，1520）在《論戰爭藝術》（Dell''''arteDellaGuerra）中曾說：誰的荷包里錢越富裕，誰就能打勝仗。國防經濟學的源頭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Smith，1776），他是最早考慮國防開支對社會的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1914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編輯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戰爭的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War），全面總結了自己對戰爭與經濟、戰爭與財政、戰爭與工業的關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經濟學創始人、經濟學大師庇古（Pigou）出版了《戰時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War，也譯為《戰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以一戰英國經濟為基礎，研究戰爭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嚴重沖擊，揭示戰時經濟的一般規律，以及戰爭資源籌集的問題[3]。這兩本著作促成了國防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對于現代國防經濟學的產生，以英國約克大學哈特利和美國依阿華州州立大學教授桑德勒（1995）在《國防經濟學手冊》（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中的說法認同度最高。希奇和麥基因（Hitch，1960）的《核時代的國防經濟學》（TheDefenseandEconomicsinNuclear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軍備與不安全：戰爭起源的數學研究》（ArmsandInsecurity：amathematicalstudyofthecausesandoriginsofwar）和謝林（Schelling，1960）的《沖突的戰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三部專著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國防經濟學的創立[4]，并成為經濟學中相對比較新的一個分支。1990年《國防與和平的經濟學》（DefenceandPeaceEconomics）雜志創刊，經過歷代經濟學家如佩克（Peck）、謝勒（Scher－er）、奧爾森（Olson）、澤克豪澤（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蓋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羅杰森（Rogerson）、沃納（Warner）、阿什（Asch）、利希騰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頓（Anderton）、麥圭爾（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羅斯曼（Grossman）、鄧恩（Dunne）、布拉登（Braddon）、豐塔內爾（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斷努力，國防經濟學逐漸成為西方影響深遠的成熟學科。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認為其研究成果對于采辦理論、2博弈論和人力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涵蓋國防開支需求理論、國防供給理論、軍事人力理論、低烈度的軍事活動理論、國防開支的外在影響理論、戰爭成本與損失理論六大部分。其中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軍事人力的需求與供給、軍事人力的勞動生產率、軍人的新酬結構與補償、女軍人、少數民族的數量構成，預備役的使用，軍事經驗對民事生活的利益回報、對國防人力資源管理的動態過程進行經濟學闡釋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一個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包括招聘、培訓、使用、開發、辭退或離崗、退休等幾個階段。如果把軍隊也看成是一個生產戰斗力的組織，其人力資源的管理過程也大致經歷了征募、訓練、維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幾個階段。在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正如學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對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多個角度研究，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一直以來是國防經濟學中軍事人力理論研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所謂征募制度指的是一個國家運用何種方法吸納一定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軍人來滿足該國國防體系對于軍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基本模式：義務兵役制（后文稱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稱募兵制AVF，All-VolunteerForce）。圍繞著征募制度，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并逐漸延伸擴展到整個軍事人力理論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國防經濟學的發展。
二、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肇始與發展
征募制度和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但最早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AdamSmith，1776）。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他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變遷的歷史，他認為生產方式和技術進步是成本—收益結構改變的原因，而這種改變影響到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他認為，常備軍與多元化的社會是一致的，維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斷地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脫離其他職業，而確然成為一種獨立的特殊職業，這種常備軍的費用來源于國家征收的兵役稅，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時他認為民眾的尚武精神和組織民兵，是常備軍的支柱，而這個“民兵”具有現代征兵制及預備役的特點。同時他認為“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1％，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5]。今天看來，亞當•斯密的研究無疑是粗糙的，但畢竟是征募的經濟學研究的濫觴。之后，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出現了長時間的空白。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兵役制度的改革與發展，西方國家在推行軍隊職業化的過程中紛紛嘗試實行征募制度的轉換，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對軍事人力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研究，他們對兵員征募過程中出現的形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探討。經濟學家在美國從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一時期是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黃金時期。從二戰結束到1973年7月，美國一直實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維（Walter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內部報告，并在1967年連續公開發表了兩篇關于征兵制成本的論文。1966年，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國內關于廢除征兵制的呼聲開始逐漸高漲，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參與進來。芝家哥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聞周刊》的專欄中寫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隊的真正耗費遠遠大于管理同樣規模的募兵制部隊，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認為參軍是最好的選擇的人構成的。后來他進一步認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與自由社會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還有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7]，漢森和薇絲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費舍爾（Fisher，1969）[10]羅伯特•巴羅（Robert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亞大學畢業生（包括經濟學家DavidJohn－son，MattLindsay，JimMiller，MarkPauly，RobertTollison，TomWillett，andJoeScolnick等人）撰寫了擁護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經濟學論文。征募制度改革的爭論在于回答反對募兵制的九條理由，包括：（1）募兵制費用過于昂貴；（2）募兵制在危機時期缺乏靈活性；（3）破壞愛國熱情，腐蝕了公民應該為國服務的道德信念；（4）威脅民主價值；（5）不具有種族代表性；（6）成為惟利是圖的部隊；（7）刺激敵對國家的軍事冒險；（8）戰斗力低下，因為只能吸引能力比較差的人服役；（9）擠占其他國防支出，侵蝕了國防的數量以及質量[12]。擁護募兵制的經濟學家認為，第一條理由是錯誤的，缺乏理論依據，其他八條理由缺乏實證基礎，因此斗爭的焦點主要是費用問題。為了專門研究這個問題，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專門機構———蓋茨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dman）羅切斯特大學校長艾倫•瓦里斯（W.AllenWallis）羅切斯特大學商學院院長威廉•麥克林（WilliamMecliling）、后來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如DavidKass－ing，WalterOi，HarryGilman，RobertBarro，JohnWhite等），他們的努力為美國最終廢除征兵制鋪平了道路，也極大地豐富了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13]。
美國的募兵制經歷了多年的風雨，期間遇到很多困難，如何應用經濟學有效地對募兵制度進行管理成為該時期的主要任務。雖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見一直沒有停息，不少學者對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懷疑態度。李和麥肯錫（Lee＆McKenzie，1992），羅絲（Ross，1994）[14]，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1995），沃納（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總具有較低的社會成本，當部隊數量擴大的時候，部隊的工資總量就會增加，政府就必須通過增加稅收來支付。而稅收導致社會經濟的扭曲效應會造成較重的稅收成本，當這個數值達到一定范圍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選擇。布朗寧（Browning，1987）運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測算了美國稅收的邊際超額負擔，大約等于國家稅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學者仍然對于募兵制能否保證兵員質量、人力成本的高預算對軍事研究與裝備資金的擠占問題以及募兵制兵員能否代表社會各階層充滿擔心。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發現目前軍事人力的成本在國民生產總值與軍事開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戰時期這個數字最多曾達到2%[16]。西蒙和沃納（2007）通過分析美國1998年到2000年兵員來源的數據結果顯示，40%的兵員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少數民族比例也沒有明顯變化。他們同時通過假設增加100000名義務兵，計算其節約的成本，發現其節約的成本少于同等數量的募兵制兵員所節約的社會成本，戰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時由于個體戰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較少的人數維持較高的戰斗力，而節約的成本可以用于軍事研究與裝備更新[17]。經過激烈辯論，美國主流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圍繞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命題，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個問題都與兵員征募制度密切相關，從此以后，經濟學家的視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開始擴展到軍事人力經濟學的研究。綜合而言，對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作出突出貢獻的主要有沃爾特•維（WalterY.Oi）、詹姆斯•米勒（JamesMiller）、貝絲•阿什（BethAsch）以及約翰•沃納（JohnWarner）。
三、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主要圍繞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選擇進行，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結合，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是通過經濟學研究回答征兵制與募兵制哪個制度更具有優勢，如何進行選擇。
首先在于對成本內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員更傾向于預算成本，而經濟學家則提出經濟成本的概念，該概念除了包括預算成本以外還包括其他隱性成本，如個人機會成本、兵役稅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堅持認為在做任何決定時必須考慮經濟成本而不是預算成本。[18]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據國防部的調查數據，通過選擇參軍選擇自由度比較高的群體作為樣本，克服了經典的“鑒別難題”（identifica－tionproblem），描繪出實行募兵制情況下的軍事人力供給模型。他們發現在征兵制條件下，四個變量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分別是男性人口規模、失業率、征兵力度、季節因素。通過模型推導，他們發現募兵制的預算成本會高于征兵制，但經濟成本要低得多。他們進一步增加了變量，發現軍方的支付彈性為1.18，隨著應募者人數的增加而不斷下降[19]。但是由于數據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設不足，變量太少，他們的意見并未被重視。同年，沃爾特•維（WalterY.Oi）在阿爾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征兵制的經濟成本》（TheEconomicCostofthe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經濟成本約為53.64億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圖1所表示：首先運用已有的數據計算出軍事人力供給曲線S，當實行征兵制時，軍人工資水平為G，人數為A，當征集人數增加到B，C，相應的工資總額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數從A增加到B所增加的軍方預算成本，DEB′是應募個人的機會成本損失，而HEGD是社會承擔的兵役稅，社會總成本為HE0B[20]。費舍爾（Fisher，1969）在《美國經濟評論》（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發表了《征兵制及結束征兵制的成本》（TheCostoftheDraftandtheCostofEndingtheDraft），提出了不考慮征兵制情況下的個體服役決策模型，他認為，個人是否服役決定于他在軍隊中以及民用部門之間凈收益的貼現值的比較，收益包括貨幣收益以及非貨幣收益。在短期收入變動都是單調遞增，可以不考慮貼現因素的情況下，問題就簡化為個體主要考慮不同部門收益（Wm為軍隊收益，Wc為民用部門收益）的比較。如果Wm＞Wc，個人就選擇服役。然后以征募率為因變量，以軍民部門工資比率以及修正的失業率作為自變量，構建了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模型而不僅僅是簡化的統計模型。在此基礎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條件下美國軍方的人力供給函數，并在此基礎上估算了如果廢除征兵制，美國需要增加的55億~75億美元的成本[21]。這是經濟理論模型基礎上構造軍事人力供給函數的第一次嘗試[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廢除征兵制度實行募兵制度后，解決募兵制度出現的新問題成為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關于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探討一直在持續。李和麥肯錫（1992）在《南方經濟雜志》（SouthernEconomicJournal）上發表了《重新審視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相對效率》（ReexaminationoftheRelativeEfficiencyoftheDraftandtheAll-VolunteerArmy），第一次將稅收成本作為制度選擇考慮的因素，提出了李-麥模型。假設軍事人力邊際機會成本曲線為：MOCA=a+bn，a，b為常數，n為征募人數，N為社會適役總人數，那么在募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2，在征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N。如果國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參軍時，社會總機會成本一樣，但是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優于征兵制。如果在這個模型中加入稅收成本因素，則在募兵制條件下，軍事人力價格由市場供求均衡決定，那么征募n個軍人，軍方需要支付的工資總額為an+bn2，工資是由稅收支付的，稅收會產生超額負擔。假設每元稅收產生的差額負擔為一個正的常數β，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anβ+bn2β。在募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2/2bn2）+anβ+bn2β。征兵制條件下，假設軍方支付工資為W，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WβN。在征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1/2bnN）+Wβn。求均衡解得到nE=4［（W－α）β+1/2bN］/b（1/2+β），也就是說當征募人數n=nE時，采用哪種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樣。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較低。同時，當軍事人力供給的機會成本曲線缺乏彈性時，軍人較高的工資增長引起的稅收成本就會抵消掉募兵制的優勢[23]。以上分析把兵員征募制度的社會成本界定服役的機會成本和軍人工資引起的稅收成本之和，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其他成本（如訓練成本）沒有考慮進去，同時僅僅考慮了成本，沒有考慮社會收益。但是畢竟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分析框架。
沃納和阿什（1995）在《軍事人力經濟學》（TheEconomicofMilitaryManpower）一文中對李-麥模型進行了進一步修正，考慮了訓練成本，將單期服役模型擴展為兩期服役模型，考慮了收益問題，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據沃納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軍人服役的機會成本（;2）征募和訓練成本（;3）稅收成本。對于募兵制來說，前兩項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項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當軍隊的規模超過某個點時，就可能使募兵制喪失成本上的優勢，此時政府就應該采用征兵制[24]。沃納和耐古魯薩（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礎上，在《逃避成本與征兵理論》（EvasionCostsandtheTheoryofCon－scription）一文又加進了征兵制下個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為了打擊逃避兵役行為而付出的成本，在綜合權衡兩種兵員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訓練成本、維持成本、稅收超額負擔和逃避成本的基礎上，構造了兩種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模型[25]。以上分析是建立在兩種兵員征募制度下，相同規模軍隊的潛在生產率是相同的假設前提之下的。實際上募兵制軍隊的效率要遠遠高于征兵制軍隊的效率，如果考慮到效率因素，“當一個國家需要一支大規模軍隊時，是征兵制更優還是募兵制更優，依然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26（]2001）。
四、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