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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環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1
一、城市環境對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城市環境是一個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是推動招商引資、推進城市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搞好城區環境綜合整治是提升城市品位，促進對外開放的重要措施。“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林?！碑斀竦膮^域經濟發展、綜合實力提升，越來越離不開環境優化。優美的環境是資源、是財富，更是競爭力。只有像經營品牌一樣經營好城市環境，才可能在更大范圍內配置資源，集聚人流、物流、資金流，走出一條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之路。“環境也是生產力”、“環境也是競爭力”已經成為共識?；诖耍瑸閷崿F達州市“一樞紐、兩中心、三基地”的戰略部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城市建設和管理工作，繼省級衛生城市評定后，提出了“建設省級生態園林城市，創國家級衛生城市”的目標，2008年至2010年達州中心城市規劃完成210萬株居民植樹任務，爭創省級園林城市，旨在打造“城在森林中，人在林蔭下”的人居環境，提升城市形象，加快建設秦巴地區經濟文化強市。
二、城區環境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如今的達州，在城鄉環境綜合治理“春風”的吹拂下，散發出現代文明的馥郁芬芳，與此同時，人們對社會文明進步的追求熱情不斷高漲，對資源節約、生態保護、環境友好、健康安全的向往和愿望越來越強烈，對影響人居環境、生活質量的“臟亂差”問題越來越反感，對加強社會管理、加速實現城鄉環境“凈化、綠化、美化、無害化、規范化、秩序化”等等的呼聲越來越響亮。以此相對照，城區環境綜合治理工作還存在較大差距和不足。
（一）城區環境存在的主要問題
1.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城鎮功能不健全，成為城市環境治理的重要障礙。(1)集貿市場建設嚴重滯后。目前通川區常住人口約50萬人，正規的農貿市場只有朝陽、西圣寺、黃龍寺(建成但沒充分利用)等少數農貿市場，其余市場都是以街為市的臨時交易市場。西外近幾年發展非常迅速，人口劇增，但仍缺乏大型的規范的農貿市場，導致金蘭小區、天恒花園、國際新城等居民買菜相當困難，給居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按照農貿市場的規劃布局配置，每2.5~3萬人就要有一個3000~5000m2的市場，而且服務半徑小于500米，按照這樣配置，需要建設成規模的農貿市場10個左右，才能滿足目前城區人口日常生活的需要。以街為市農貿市場功能、設施不全，設置混亂，管理不規范，違章搭建棚傘較多，冒口經營較多，安全隱患嚴重。(2)主城區停車場、停車泊位嚴重不足。城區除僅有的幾家賓館和部分單位有停車場外，缺乏大型的專業停車場，目前城區的車輛停放主要靠用人行道、車行道解決，也遠遠不能滿足停車需求，同時因屬占道停車也給道路暢通帶來較大困難，廣大市民出行倍感不便。特別是文化街一帶，兩個小學分布于此，街道本已非常狹窄，卻保留了一條車道用著停車，這倒是方便了少數人，但多數出行的人卻因此遭殃，特別是學生上、放學非常不便，不僅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而且使交通秩序顯得非?；靵y。(3)環衛設施缺乏。目前達州衛生設施缺乏而且分布不均，根本無法適應大城市建設的需要。如：很多小區道路未硬化，路況較差；街道垃圾箱設置點不齊全，有待完善，如徐家壩社區等城鄉結合部社區未設置垃圾箱，而城區內社區垃圾箱過份集中；城區除主街、主干道以上設置有果皮箱，部分地方有垃圾收集屋外，多數小街小巷無果皮箱、無垃圾收集屋，居民小區內基本無環衛設施。據調查，我市常住人口近50萬，城區面積近30平方公里、每天生活垃圾約500余噸，而垃圾的存放、收集主要集中在街面，目前城區街面垃圾臨時堆放、收集點多達800個，也就人為增設了800個污染源，垃圾中轉站、無害化糞便處理中心等大型環衛基礎設施更是嚴重缺失。全城公廁較少并分布不均，使用率不高；社區內文化體育設施較少，而且對已有設施維護差等等。
2.臟、亂、差現象仍然存在，成為城市環境治理的難點。(1)衛生死角較多。城區面上干凈，但各社區內暗藏衛生死角較多，特別是背街小巷、各集貿市場、社區垃圾區、城鄉結合部、城中村和鐵路、公路、河道沿線“臟亂差”的問題突出，還存在一定衛生死角，嚴重影響街面整潔和居民身心健康。(2)污水處理力度不夠。社區內普遍存在下水道管道較小、老化問題，常引發堵塞。如文家梁車隊旁邊的陰溝因沒有遮蓋，而下面管道較小，居民生活污水常年傾倒，常有堵塞現象，從而導致“臭氣熏天”；特別是濱河路一帶處于城區低位，遇到下雨、漲水時，下水道便排通不暢，嚴重瘀積，導致污水橫流；沿河一帶(如世紀苑小區下面的州河)污水排放未加徹底治理，嚴重影響州河水質和居民生活質量。(3)小廣告現象屢禁不止。較多社區形成了“一邊清理、一邊張貼”的現象，白天剛進行了對城市“牛皮癬”、“小廣告”的清理工作，夜晚又“死灰復燃”并加倍的進行張貼，造成惡性循環，嚴重影響整體市容市貌。(4)亂搭、亂建、亂擺情況嚴重。全區內亂搭亂建現象普遍存在，齊門攤、占道經營、伸桿搭棚屢禁不止，一些商業集中區尤為突出，特別是“六小”行業（即小飲食店、小旅館、小副食店、小理發美容、小網吧、小歌舞廳）問題尤其嚴重；個別居住樓頂樓也存在亂搭亂建現象。流動商販更成影響達州市容的一群“游擊隊”，他們為了逃稅收，高盈利，在市內是無孔不入，特別是在中心廣場、學校周圍一帶，嚴重影響城市市容和交通秩序。(5)市民公共衛生行為習慣還比較差。亂吐、亂扔、橫穿馬路、高空墜物等現象還仍有發生，重視小家庭、小集體衛生，忽視公共場所衛生行為普遍存在。
3.交通環境尤為惡劣，成為推進城市經濟發展的瓶頸。交通是一個城市的血脈，交通不好，正如人的血液循環不暢，將會嚴重影響一個城市的發展。達州由于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區人口和人流量猛增，加之人們的消費水平提高，私家車數量大增。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不足和地理位置的局限使得城區交通環境非常惡劣，這與達州的城市化進程和迅猛發展的經濟很不適應。盡管沿州河的高速通道緩解了朝陽路局部交通擁擠狀況，但整個市區的交通條件仍然很差。由于城區街道狹窄，人口密集，使得交通擁擠不堪，特別是市中心一帶在上下班高峰期，車輛行駛簡直像蝸牛搬家。加之車輛亂停亂放時有發生，大量摩托車飛馳于大街小巷，駕駛員、行人不守交通規則，這些現象使原本不寬的道路更加狹窄，經常引發交通堵塞、混亂和交通事故。交通環境的惡劣，使主城區空氣污染嚴重，使市民安全健康難以保障，使交通秩序難以暢通，使城市形象嚴重受損。
（二）城市環境問題存在的主要原因達州因有鳳凰山相依、州河水環繞而倍感嫵媚動人，但狹長的地理位置也讓達州少了許多拓展、壯大的地理空間；達州市歷史悠久，城區規劃久遠，架構布局存在不合理、不科學、不系統等因素，無形增加了城區環境綜合治理的成本和難度。這些都是造成環境綜合治理困難的客觀原因，但環境治理問題存在的主要原因還在于人為因素，具體主要有以下幾點：
1.重視不夠，環境建設缺乏連續性和資金保障。一是少數部門和街道主要領導對城市環境治理工作重視不夠，意識不強，對開展此項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及緊迫性認識不到位，沒有將此項工作作為惠民利民的工程來抓；部分分管領導抓落實不夠，工作力度不強，只停留在文件上、會議上，未深入現場查找問題、想辦法實事求是解決問題。領導重視程度不一樣，導致各部門、街道發展不平衡，有些鄉鎮、街道之間差距較大。二是長效機制不健全，環境治理措施缺乏連續性。一些部門、街道工作長效機制不健全，工作時好時壞，時緊時松，未達到白天黑夜一個樣，大街小巷一個樣，趕集不趕集一個樣，檢查不檢查一個樣。三是資金投入不夠，環境治理缺乏保障。政府投入不夠，社區在維護和整治部分城市基礎設施方面缺乏資金支撐。
2.部門缺乏大局意識。城市環境治理職能分屬市區不同部門，比如噪音的監測權在市環保部門、執法權又在區城管執法分局。由于職責分散，導致一些部門配合不到位，有些部門的狹隘思想嚴重，只站在自己部門的角度考慮任務的布置與完成，缺乏大局和整體意識，遇到問題互相推諉扯皮，從而導致“三不管”的真空地帶。
3.群眾治理環境參與度不高。環境治理必須動員群眾廣泛參與，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環境問題，群眾保護環境的意識、群眾參與治理環境的積極性都嚴重影響到一個城市的環境質量。通川區居民參與度不高，一是宣傳機制不健全。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宣傳工作沒有進入常態化，宣傳深度不夠、廣度不大、效果不佳，沒有真正深入人心，居民群眾對保護城市環境的認識不夠，部分市民多年以來形成的一些衛生陋習、不文明行為未根本改變，良好的衛生意識、生活習慣和文明行為還還需進一步宣傳和引導。二是缺乏調動群眾參與的獎懲機制。很多社區、單位沒有成文的保護城市環境獎懲機制，導致市民保護環境、管理環境的積極性不高，仍然有少數居民認為“環境衛生是責任區負責單位和環衛工人的事”。
4.少數市民素質偏低，環保意識差。廣大市民的城市意識、法制觀念淡薄，愛護城市環境、維護公共設施的觀念還相對滯后，存在著只顧個人利益，缺乏大局意識，甚至不同程度地存在破壞城市環境，阻撓城管執法等與城市建設、發展極不協調的現象。特別是一些經營者法制觀念較淡薄、衛生意識差，抵制執法管理，加大了監督執法工作管理難度。
三、城區環境治理的對策與措施環境治理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強化政府環保部門的職權，依靠政府其他部門的分工配合，運用各種手段，組織和監督各單位和市民，從各方面防治環境污染的管理過程。全區上下還需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明確標準、加強協調，克服一切困難和問題，嚴格按照規劃要求，進一步改善城市環境衛生面貌，提高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水平，努力建設富裕、文明、和諧、生態的新達州。
（一）加強領導，完善制度，扎實推進城區環境治理一是進一步深化認識。開展城區環境治理，是一項民心工程、和諧工程、環境工程、作風工程。各級各部門必須常思利民之舉、善出利民之策、大辦利民之事，以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為切入點，推動干部轉變作風，沉下身子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真真切切為群眾謀利益、送實惠，為群眾創造一個良好的人居環境和生產生活條件，有效提高廣大群眾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二是進一步充實工作機構，做到領導到位、人員到位、責任到位，確保工作任務有人抓、有人管。三是繼續簽定責任書。切實做到責任明確、任務層層分解，各街道、與社區和轄區內的相關單位層層簽訂責任書，實行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深入持久開展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四是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要繼續健全并完善問責制、督辦制、獎懲制、經費保障制等制度。進一步加大投入，建立各級財政經費增加與城市建設發展相適應的投入機制，確保城市環境治理經費的落實。
（二）廣泛宣傳，積極引導，營造城市環境治理的良好氛圍一是廣泛開展城市環境治理專題教育。各社區及機關各部門設立專用宣傳公示欄，充分利用各種現有的媒介形式，公益性演出等手段，集中宣傳城鄉環境綜合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其人人知曉環境治理、人人支持環境治理、人人參與環境治理。二是開展科學知識、衛生知識和健康知識教育，引導城鄉居民提高環境衛生意識，摒棄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等不良習慣，培養良好的生活習俗和衛生習慣。三是多渠道、多形式對未成年人衛生文明教育，建設衛生文明家庭和校園。四是加強市容環衛法律法規政策的宣傳力度，積極營造“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為人民”的良好氛圍。五是新聞媒體要開辟城鄉環境綜合整治專題欄目，要敢抓善抓正反典型，每天都要有曝光的單位、區域、不良習慣、不盡責的人和事。要廣泛開展家家戶戶講衛生、個個動手搞衛生，努力形成“人人參與環境治理，環境治理惠及人人”的濃厚氛圍。
（三）加大投入，完善設施，為城區環境綜合治理奠定良好基礎
1.進一步加快集貿市場建設。城區集貿市場建設應當符合城市總體規劃和設計要求，做到功能齊全，設計科學，方便市民購買和菜農、菜販交易，在規劃設計時要充分論證，廣泛聽取相關管理部門、職能部門和市民的意見和建議，一旦規劃定點后，就不能隨意更改。中心城區要針對不同情況，采取遷建、改建、擴建和新建等措施來解決；新建城區必須將農貿市場建設納入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并按規劃實施。盡量將中心城區的批發市場，遷至好一新等新建批發市場，疏散中心城區的交通壓力、人口壓力及城市管理壓力。
2.切實解決環衛基礎設施滯后問題。城市環境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必須符合城市總體規劃和設計要求，做到功能齊全(有生活垃圾中轉站、垃圾池、果皮箱、環衛職工工作休息場地、環衛車輛停放點)，設計科學實用，納入城市建設、開發的必建項目，做到同步規劃、同步設計、同步建設、同步驗收；城市環境衛生行政主管部門事前介入、事中管理、事后監督職能還要繼續加強。三是加速并高質量推進該維修、該硬化、該整治的道路建設，特別要加快環城路的建設，以減輕城區交通壓力。
（四）突出重點，強化措施，創建優美的城市環境
1.深入開展以交通為重點的環境整治工作，提升城市檔次和水平。首先，要加大力度改善我區的道路硬件建設。改善城區交通迫在眉睫，環城公路修建要盡快竣工，城區內可以在人流量大、交通擁擠的三叉路口修建天橋，如一小出口處等地段。其次，執法局要按照政府賦予的職能，大膽管理，按照實施細則的要求，堅持堵疏結合、標本兼治、分類施治、規范有序、常抓不懈的原則，嚴格執法，文明執法；必須建立長效工作機制，爭取整治一片，成功一片，鞏固一片，決不走過場或被動應付，切實改變以往那種“整治一陣風，過后就放松”的現象，使城市管理實現制度化、規范化、長期化。加大交通違法行為查處力度。特別是對公交車不按道行駛、不按規定超車、亂鳴喇叭等交通安全違法行為，對出租車亂停車、亂掉頭、闖紅燈、不按道駕駛等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要下力氣予以整治。建立出租汽車服務質量考評體系，對出租汽車車容車貌、經營行為、文明服務等進行嚴格考評。開展文明出行宣傳活動，引導市民養成“文明出行、守序有禮”的良好習慣。
2.加強對城市的公共管理，讓城市環境整體改觀?！芭K”的問題得不到徹底解決，城市環境就難以實現整體上的改觀。一是集中清理垃圾死角。以背街小巷、開放小區、農貿市場為重點，集中時間、集中力量開展環境衛生大清理，全面清除各類垃圾、渣土和廢棄物，確保不留衛生死角；加大日常清掃保潔力度。城市道路實行分級分類保潔管理，特別是主要景觀道路、繁華地段要實行全天候清掃保潔，增加作業班次，提高保潔質量；要全面推行環境衛生責任區制度，嚴格落實沿街店面和單位“門前三包”責任制，強化日常管理和督查。二是整治流動攤販，嚴管和疏導相結合。市區占道經營、流動攤販和乞討人員屢禁不止，已經嚴重影響市容環境和城市交通。在管理方面應堅持嚴管和疏導相結合的原則。一方面要堅持嚴格管理，對市政府通告不準擺攤設點的市區主干道，要進行全面清理，堅決取締；另一方面，要做好疏導的文章，劃行歸市、坐商歸店、流商歸攤，建立良好的市場秩序。要規劃確定一批小街小巷作為臨時經營場所，對經營市民生活必需的早點、修配、餐飲等攤點，要實行定點經營，統一監督管理。制定加強對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的有效措施，嚴格限制重點街區和行車路面的違法乞討行為，做好救助、勸離工作。
社區環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2
領導重視，責任落實
1、接到通知后，我鎮領導高度重視，于年11月3日召開全鎮干部工作會議，結合轄區環境衛生實際情況，就此次活動進行了具體安排部署。活動采取集中義務勞動和社區組織場鎮居民分散勞動的方式進行，要求各單位認真組織落實，確保勞動質量。
2、學校、醫院的同志和鎮干部參加義務勞動，將場鎮劃分為幾個清理區域，落實專人負責現場活動安排，使活動得以正常有序的開展。
活動開展情況
1、醫院、學校和鎮干部自備了鏟子、掃帚、鐵夾等勞動工具，發揚不怕臟、不怕累的精神，對場鎮道路、背街小巷、菜市場等進行了清掃、清除，干部職工采取清撿、掩埋等方式認真清理垃圾，清掃衛生死角。勞動質量高，效果效果好，為轄區義務勞動活動的開展帶了好頭。
2、社區干部帶頭參加場鎮居民清潔勞動，對轄區內的商戶門面進行了清掃，對牛皮癬、小廣告等進行了清除，社區小組長對車輛亂停亂放，居民亂吐、亂丟行為進行了制止勸導，使場鎮環境衛生狀況得到改善，勞動效果顯著。
活動總結
社區環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3
一、切實履行牽頭單位作用，推進“進社區”活動的開展
按照省、德陽和廣漢市城鄉環境綜合治理“七進”活動的安排部署，我局作為全市城鄉環境綜合治理“七進”活動的牽頭單位，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圍繞建設和諧繁榮的四川經濟強市的總體目標，按照“清潔化、秩序化、優美化、制度化”的評價體系標準，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周密部署安排，認真負責“進社區”活動的組織、宣傳、動員、實施、督查等工作。相繼制定并下發了《廣漢市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進社區”工作方案》（廣民發83號），《關于報送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進社區”活動有關材料的通知》（廣民發〔〕85號），關于印發《深入開展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進社區”活動考核細則的通知》（廣民發105），《關于在全市社區開展“除陋習、樹新風”，整潔迎“五一”攻關月的通知》（廣民發14號）等文件，對全市“進社區”活動進行了詳細安排部署。使該項工作層層有組織、有領導、有機構、有措施、有考核、有落實。通過完善制度、狠抓落實，廣泛宣傳、營造氛圍，搞好調查、突出重點，加強督查、確保實效等措施落實，實現了全民參與、強力推進，全市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進社區”活動蓬勃開展，社區環境衛生質量明顯改變，社區形象明顯提升。
二、加強隊伍建設，提高隊伍素質
全市現有清、協管員、公益性人員189人，黨員干部群眾志愿者10余萬人次，分布在雒城鎮各社區居委會搞好轄區小街、小巷、居民小區清掃保潔。各鄉鎮黨委、政府圍繞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目標，及時研究制定鄉鎮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進社區相關文件下發到各社區，并召開了各社區單位主要負責人會議，結合社區實際情況，進一步明確工作目標和工作重點，要求各社區單位認真落實工作職責，把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和日常衛生工作納入目標管理，與年終考核掛勾。結合全市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意見，要求各單位建立和完善了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機制，修訂了管理制度，對清、協管員工作職責切實做到有章可循。為我市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進社區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建立和完善工作制度，用制度管好隊伍
全市在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進社區工作中，各鄉鎮黨委、政府對各社區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實行問責制度，并與各單位簽定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目標責任書，切實加強清管員、協管員的管理，充分發揮好專業隊伍的骨干作用，更好地搞好我鎮各社區小街、小巷、居民小區、樓、院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加強了協管員、衛生清管員管理辦法的執行力度，進一步明確各自的工作職責，并采取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方法，強化內部管理，突出工作實效，上下配合、齊抓共管、嚴格考核、獎懲兌現，用制度管好隊伍。各鄉鎮的衛生清管員、協管員分布在城區、場鎮各個社區，所在社區結合轄區內的實際路段情況，劃分好衛生工作責任段，明確各衛生清管員的清掃保潔范圍，提出具體的工作要求，做到人員落實，工作責任段落實，實行上班時間全日制保潔。并對他們的工作質量每天實施不定時檢查，督促他們認真搞好責任段的清掃保潔工作。在做好清掃保潔過程中，還要做好責任段市民的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宣傳工作，動員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城市社區衛生的管理工作，自覺遵守市民衛生公約，進一步增強市民的環境衛生意識，形成“城市衛生，人人有責”的良好氛圍。衛生清管員、城市協管員的工作質量，同時接受鎮政府有關工作人員和社區專干的檢查考核，兌現當月工資報酬，從而加強了這只隊伍的內部管理，提高了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效率。
四、明確目標、突出重點、注重實效
按照廣漢市城鄉環境綜合治理辦公室和鄉鎮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領導小組《關于2011年城鄉環境綜合整治工作目標責任書》的要求，圍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天藍、地綠、水清、家潔、城美”的環境目標，在廣漢市城鄉環境綜合治理辦公室的指導下和各鄉鎮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領導小組的具體操作下，結合各鄉鎮實際情況，制定了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進社區工作方案﹑城鄉環境綜合治理督查曝光問責工作的實施方案﹑城鄉環境綜合治理“七進”活動的實施方案。各鄉鎮統一思想，明確該項活動的重要性，明確責任，狠抓落實。按照工作部署，逐步實施，不留死角。形成了黨委班子牽頭，機關工作人員和社區負責人包片包組，將日常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納入目標管理，與年終考核掛勾，鎮環整辦具體負責各項工作安排、協調良好的工作局面。在鄉鎮黨委、政府的領導下，按照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的要求，鄉鎮機關干部和各社區干部、清管員戰酷暑、冒嚴寒，發揚了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的精神，打了一場硬仗。特別是雒城鎮環整辦的同志，貢獻了無數節假日。在開展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中，在市委、市政府關懷下，，佛社區“兩委”一班人想辦法、出主意，使佛山小區環境菜園變花園、舊貌換新顏。中山、金雁、漢口、桂花、佛山等社區都積極主動協調上級部門解決轄區內有關基礎設施建設。這期間廣漢市在雒城鎮舉行了集中治理“三亂”工作會、雒城鎮也舉行了集中治理“三亂”簽字等一系列與城鄉環境綜合治理相關的活動。在開展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期間雒城鎮共投入經費200余萬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專職人員工資﹚。召開專題會議20余次﹑張貼標語100余張，懸掛橫幅20余條，報送相關信息100余條。。全鎮各社區居委會出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宣傳專欄共計143期，及時清理亂貼亂畫“牛皮癬”及“...”標語73056條，清掃樓梯護欄灰網20975處，清掃綠化區181160處，清掃路面80993處，清除各種垃圾10000余噸，疏通陰陽溝陰陽溝24816米，按時按要求全面完成了各社區環境整治工作目標任務，完成率達100%，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取得顯著成績。
五、存在的問題
經過在各社區開展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中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然存在以下問題：
（一）工作量大。政府所在地雒城鎮常住人口達15.5萬余人，流動人口5.5萬余人，居民小區多。加之配合職能部門開展“門前三包”清理、車輛規范停放，涉及工作內容多、范圍廣，工作壓力大，人力不足。
（二）群眾參與性不強。雖然群眾對環境治理工作有一定的認知，但對“自家”環境搞得好，參與大環境治理的主動性差。
（三）老小區的問題。老小區環衛設施缺乏、地下管網老化、路面破損，需投入資金多。但老小區居民物管費用繳納低，與小區環境改造資金需用量矛盾突出，是影響城鄉環境綜合治理的重要因素。
（四）人力、物力、財力有限。由于各種垃圾多，社區無法清運；轄區內護城河的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各社區無力解決。“牛皮癬”“...”標語反復出現，保潔工作難。
六、下一步打算
﹙一﹚繼續廣泛宣傳城鄉環境綜合治理活動的重要意義及作用，深入開展衛生和文明常識普及活動；
﹙二﹚隨時監督檢查。對各社區內環境衛生狀況和環境綜合治理活動的開展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及時整改，做到衛生不留死角；
﹙三﹚對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堅持常抓不懈、步步深入，一抓到底，逐步實現治理工作全覆蓋；
﹙四﹚加強隊伍管理。組織好清管員隊伍按照“全日在崗、隨時保潔”的要求開展工作，組織轄區內的居民骨干、居民小組長、社區志愿者及部份低保戶，對轄區內衛生死角、“牛皮癬”、標語、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進行及時清理，對我鎮城鄉環境進行集中治理。
社區環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4
關鍵詞：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代際差異
中圖分類號：F1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0169(2012)01.0060.07
一、問題的提出
面對環境問題，人類需要的是系統的視角與多維的合作，其中公眾參與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環境治理機制。而建立環境公眾參與制度的目標就是要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從而促進公眾在環境治理中主體作用的發揮。
與西方國家自下而上的環境治理模式不同，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由是一種由政府積極制定、推行政策，組織教育群眾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從經濟起飛的一開始，中國政府就提出了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基本國策。1992年中國政府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其后通過《中國21世紀議程》首次對公眾參與做出規劃。在獲得這個政治保障后[1]，社會實踐領域的環境公眾參與才逐步發展起來?？梢哉f，中國的環境公眾參與制度從一開始就具有政府主導的特殊性。
本文提出的問題是：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環境保護制度在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方面成效如何？具體而言：（1）在多年的政府引導下，中國公眾是否已經具備了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2）中國環境領域的社會化過程有什么特殊性？（3）這種特殊性又對公眾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為了探討以上問題，本文將利用跨度十年的兩次全國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并結合相關的文獻資料，運用量化分析和比較分析的方法，以“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為切入點進行分析。之所以選擇這個切入點，是因為“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體現了公眾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政府主導公眾參與制度的績效。通過考察這一偏好的影響因素，一方面可以獲得對環境參與主體意識普遍意義上的認知，另一方面也為評價制度績效及其轉變方向提供依據。
二、研究設計及變量描述
（一）研究假設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是政治系統傳播政治文化、公民個體學習政治文化的互動過程。中國的環境保護制度誕生于政府主導的模式并歷經20多年發展，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政治系統傳播其理念，公民個體學習并接受的政治社會化過程。
從政治社會化的外部條件來看，家庭、學校、同齡群體、工作單位以及大眾媒介是政治社會化的介質[2]（P506-601）。在中國政府主導的公眾環境參與制度中，宣傳教育是實現社會動員的最主要方式。時任國家環境保護局局長的曲格平曾于1988年指出：“我們重視環境宣傳工作，這是由我們的國情所決定的。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歷史短，各級干部和廣大群眾對這項事業還缺乏認識；我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又比較落后，使各行各業和廣大群眾自發地增長環境意識、提高環境道德還有困難”[3]。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中國的環境教育開始進入高校專業教育和廣大中小學普及教育領域，并迅速具有了廣泛的群眾性。這就意味著，學校教育是中國公民環境政治社會化最主要的介質。
從政治社會化的生命歷程理論考察，青少年時期的社會化過程是公民習得政治文化、形成特定政治態度和傾向的最關鍵時期[4]（P16）。這就意味著，集中接受了政府環境教育的公民，尤其是當青少年時期正好處在中國政府開始實施環境教育政策的特殊階段的公民，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會明顯高于其他年代的公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設：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將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為驗證這一核心假設，估計出生年代對這一選擇偏好的凈影響，還要納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從環境意識理論考察，作為一種環境意識，“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會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環境感知和環境污染經歷的影響。而從治理理論考察，公眾參與基層環境事務的邏輯起點是對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缺陷的彌補，公眾對本地政府績效評價的高低影響著公眾是否參與基層環境事務，即是否愿意從管理對象變成治理主體。綜合以上兩點，本研究的控制變量就包括：社會經濟基礎變量、環境污染感知變量、環境污染經歷變量以及政府績效評價變量。
（二）變量描述
1.因變量：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首先來描述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狀況。數據顯示，有61.30%的受訪者選擇地方政府是最主要的環境治理主體?？梢钥吹?，我國公眾環境意識仍然具有很強的“政府依賴性”特征。認為公眾應該承擔治理責任的公民比例為17.09%。接下來依次為內資企業、中央政府、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僅有1.70%的公眾認為社會團體應該負主要的治理本地環境污染的責任。這一比例說明絕大部分中國公眾對ENGOS還很陌生，對其在環境治理中所應發揮的作用不甚了解（如表1所示）。
本文認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基層環境系統中，地方政府、企業和公眾是最主要的三個參與主體，公眾對這三方主體的偏好將是本文所要解釋的因變量。之所以忽略中央政府和社會團體，主要是從兩方面考慮：一是從研究的問題和中國的環境管理體制來看，中央政府是基層環境治理的制度提供者，而不是具體環境治理的參與主體；二是從統計分析的有效性考慮，選擇社會團體的受訪者比例太低，將其納入回歸分析模型將導致分析結果偏差。另外，研究合并了兩類企業，并且直接刪除了因變量上無回答的個案。最終本研究的樣本是2 161個明確表示了選擇態度的受訪者，樣本分布如圖1所示。
2.自變量：出生年代。按照社會化理論，影響社會化變遷的因素一般包括“變化的成年經歷，如失業、婚變；重大的特殊事件，如經濟大蕭條；長期的社會變遷，如社會轉型；領導層的變革；社會化介體的瓦解或變遷”[5]（P174）。本研究認為，人們在環境參與意識上的代際差異實際上體現了社會化的變遷。因此我們在劃分出生年代時，考慮了社會轉型、社會結構以及特殊事件的影響，將人群分為四個出生年代：1949年及以前出生（建國前出生）、1950—1965年出生、1966—1979年出生、1980年及以后出生。自變量為分類變量，在納入模型時轉化為虛擬變量。
3.控制變量。（1）社會經濟基礎變量描述?？刂谱兞恐屑{入的社會經濟基礎變量包括了性別、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和行業類型。這四個變量均為分類變量，在納入模型時分別轉化為虛擬變量（如表2所示）。
（2）環境污染感知變量描述。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公眾環境參與的動力機制有三種，污染驅動型、世界觀模式和后物質主義模式[6]（P57-59）。假定公眾是否選擇自身直接參與環境治理是與其實際感受到的污染嚴重程度相關的，于是本研究選取了公眾對對本地環境問題嚴重程度的感知作為控制變量之一。這是一個0~10分的連續變量，分數越高代表認為環境問題越嚴重。數據結果顯示，公眾打分的平均分為5.77分②，總體來看還是傾向于認為本地的環境問題比較嚴重③（如表3所示）。
3.環境污染經歷變量描述。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相關理論，人們在認識和評價事物時存在著“近因效應”，因此本文將公眾最近一年是否經歷過環境污染作為控制變量納入研究。數據結果顯示，有32.35%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中經歷過環境污染事件④。
4.政府績效評價變量描述。由于基層環境治理既具有區域分隔性，又具有系統相依性，因此社區層面和縣/市層面都被考慮在內。本研究選取公眾對本市/縣政府工作的評價和對本村/居委會/社區工作的評價兩個變量，共同反應公眾對本地政府績效的評價狀況。這兩組變量的可靠性檢驗以及因子分析顯示，其信度系數α =0.62，因子負載率是0.707 1，證明這兩個變量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并處于同一個維度。所以對上述兩個變量進行加總，建立當前公眾對于本地政府績效評價的綜合指標。加總后該變量是一個取值范圍為0-20的連續變量，樣本均值為14.14⑤。
（三）數據來源
本文有兩個主要數據來源，一個來自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2008 年組織實施的“公民文化與和諧社會調查”的環境問題部分。該調查在全國范圍的25個省、市、自治區的73個縣級單位進行,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的中國公民,共完成有效樣本3 989個。為了滿足覆蓋流動人口的需要，該調查采用“GIS/GPS輔助的區域抽樣”方法，按照分層、多階段、概率與規模成比例（PPS）的方式抽取概率樣本。
為比較中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變化，分析政府主導的公眾環境參與制度的績效，本文還使用了由國家環?？偩趾徒逃苛㈨棧斜本┐髮W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于1998—1999年設計實施的“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的有關數據。該調查在全國共抽出139個縣級樣本單位，成功完成9 202戶訪問。值得一提的是，這項調查設計了針對青少年的問卷。最后合格的成人樣本數是9 919，合格的少年樣本數是2 682。
（四）分析方法和模型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已有一定的研究，然而基于大樣本社會調查的定量研究仍然不多見。本文選取了定量研究方法，不僅克服了規范分析和定性研究在代表性和客觀性上的兩難處境，還可以通過統計控制，有效地檢驗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凈效應。同時，本文還采用了同期群研究的方法，縱向比較跨度十年的兩個全國規模的調查數據，從方法論來看更具有因果分析的科學性和規范性。
根據2008年的調查數據結構特征，本文選擇了多分類的邏輯斯蒂回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來建立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影響因素模型多元回歸模型：
y=logit p(yit=1，2，3)=b0+bx+bixi+bjxj+bkxk+bmxm
y因變量：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
x自變量：出生年代；
xi控制變量組1：社會經濟基礎變量；
xj控制變量組2：環境污染感知變量；
xk控制變量組3：環境污染經歷變量；
xm控制變量組4：政府績效評價變量。
三、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
代際差異描述在構建上述模型的基礎上，本文采用Stata 10.0軟件對公眾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了社會經濟基礎、環境污染感知、環境污染經歷和政府績效評價四類變量的基礎上，出生年代對公眾的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存在著顯著的影響。標準化的回歸系數⑦可以用來說明各解釋變量對于因變量的相對作用大小。通過對其考察進一步發現：代際差異是影響公眾對區域環境治理主體偏好的相對作用最大的因素。換言之，在諸多影響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因素中，出生年代是影響作用最大的因素。
縱向觀察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如表4所示：不同年代出生的公民在選擇“政府”還是“公眾”時，呈現出逐級遞增的顯著性差異。研究發現，隨著年齡的增加，公眾選擇“本地政府”的發生比遠高于選擇“公眾”的發生比，而其標準化回歸系數也在逐步增加。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選擇“公眾”的發生比則是選擇“本地政府”的2.505倍，并在P
四、解釋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
（一）基于政策背景的宏觀解釋
1.中國政府的環保社會動員歷程回顧。中國政府的環保社會動員始于1972年。當時中國政府提出了環境保護的“三十二字方針”，強調了環境保護領域走群眾路線的重要性[7]（P140）。
1973—1979年是政府環保工作的單純治理階段。此階段環境教育以促進環境污染防治為主要目標，面向全社會的環境教育和環保動員未見起色。
1979—1992年，中國政府的環保工作進入到環境管理階段，同時環境教育初步發展。在這個階段，促進環境管理成為重要的環境教育目標。
1993年以來，中國當代環境教育快速發展。在這個階段，環境教育開始重新定向，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高等環境教育持續快速發展，基礎環境教育不斷增強，各中小學都開設了環境教育專題課；宣傳部門廣泛開展以“中華環保世紀行”為主題的環境宣傳教育；“自然之友”為代表的民間環保組織成為環境教育的新生力量；以環境倫理學為代表的環境人文學科開始融入教學內容。
2.不同年代出生公民的環境意識社會化。按照早期經典社會化理論，個人社會化的過程主要發生在青少年時期，即成人之前的這段時間，也就是通常界定的10~15歲。按照生命歷程視角的政治社會化理論，這段時期是個人形成對國家和對政府抽象效忠感和公民意識的啟蒙階段[8]（P17）。
通過對中國政府主導的環境保護制度的簡要回顧，可以看到，1949年及以前出生的一代人沒有接受過任何環保動員和環境教育。而1950年到1965年出生的一代人，在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即主要集中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一階段只是在政府層面提出了環保目標，但實質的環境教育和公眾參與處于零水平狀態。1966年到1979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其青少年時期大致是在1978—1993年間，這段時期正是環境教育的初步發展階段，不過其主要對象還是高校學生，并未普及到中小學校。也就是說，這一人群中的環境意識差異較大，這一時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會更多地接受到環境教育，而且其所受環境教育多為專業性教育而非參與式的環境意識教育。那么到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這一代人，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大致在上世紀90年代初之后，這段時期正是公眾環境教育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環保教育開始進入中小學課堂，也開始有ENGOs積極介入，并與政府一起共同推動公眾環境教育。
將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時期與中國政府環境教育的不同階段繪制在一個時間坐標軸上，可以直觀地展示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時期與環境教育各階段近似重合的情況（如圖2所示）。
從上圖看到還可以，作為環境意識社會化結果的偏好選擇的變化與環境教育的發展階段呈現一致的變化規律。例如，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其社會化的關鍵時期——青少年期處在中國尚未開展環境教育的階段，而其在2008年調查時，在區域環境治理主體選擇中偏好“公眾”的百分比最低，為12.10%；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其社會化的關鍵時期——青少年期處在中國環境教育迅速發展的階段，在2008年調查時其在區域環境治理主體選擇中偏好“公眾”的百分比最高，為24.22%。
這一比較結果說明，青少年時期的環境教育，實際上是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實現途徑。中小學校作為社會化介體，在環境意識社會化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結果之一，是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即對“公眾”作為環境治理主體的偏好。
（二）基于兩年度數據比較的微觀解釋
1.1980年以后出生人群的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正如前文討論過的那樣，環境公眾參與制度的目標之一即是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本文認為，相較于“企業”和“本地政府”，具有“公眾”治理主體偏好的人群，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也相對較高。而這類人群將成為中國環境公眾參與制度模式變遷的推動力量。研究發現，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正是具有這樣特征的人群。有近四分之一的“80后”人群偏好“公眾”這一環境治理主體，高于全體人群近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他們具有最強的參與傾向。
為考察這個特殊人群的環境意識特征，需要借助政治社會化理論?！皞€人的行為舉止通常都被分析為歷史的與同時代的影響共同起作用的結果。研究政治社會化的意圖是探討歷史對成年人政治態度和行為舉止的影響?！盵9]（P2-3）這就給了一個考察視角，即追溯到這代人的少年時代，即社會化的關鍵時期。為此，本研究用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的數據做比較分析，并在此基礎上解釋環境意識社會化的過程及其對制度模式變遷的影響。
2.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少年部分數據描述。1998年的調查數據結果顯示，少年（10~15歲）的環保意識水平明顯高于成人。具體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1）少年的環保意識在對環保的重視程度、自然觀、環保行為等各方面高于成人近10個百分點。（2）少年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高于成人近20個百分點。（3）少年環保知識主要來源于學校課堂，學校課堂是少年環保知識最主要的、第一位的來源途徑，說明中小學教育對提高少年環保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少年的環境意識社會化與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對比2008年和1998年兩項調查的相關數據發現，1998年調查中的少年（當時為10~15歲）恰是2008年調查中的“1980年及以后出生”人群?？梢钥吹剑倌陼r代高水平的環境意識對成年后的環境治理主體偏好具有塑造作用。少年作為接受環境宣傳教育最為集中和系統的群體，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的高低集中體現了政府主導的環境參與制度的成效。這是因為學校教育作為少年社會化的主要機制之一，對于少年環境意識的養成，以及這種個體層面的環境意識群體化并成為一代人所共有的價值理念具有關鍵的作用。兩年數據比較為研究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論據支持，對前文的兩個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印證和解釋：（1）中小學校作為社會化介體，在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結果之一，是有助于形成集中的環境參與傾向。
同時又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啟示：雖然是政府主導了自上而下的環境參與模式，可卻通過環境意識的社會化過程，使得這個制度在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那里被內化為一種特定的環境治理主體偏好，而這種偏好正體現了一種積極參與的傾向。于是，在基層民眾中產生了自下而上的社區環境參與的動力機制。因此可以說，環境意識借由“80后”這個新生代的社會化過程，逐漸從個體意識匯集成為一種群體意識，進而影響了初始自上而下制度狀態向著自下而上方向的轉變。而這個轉變過程本身，即是制度目標——培育參與主體意識、鼓勵公眾參與環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實現，從而體現出正向的制度績效。
五、討 論
通過比較相隔十年的數據，本研究最主要的發現是：十年前的少年群體具有顯著高于成人群體的環境意識；十年后的這些少年已經成長為本研究中的“1980年及以后出生”群體，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高于其他年代出生人群。其原因可以通過環境意識的社會化來進行解釋，即環境意識借由“80后”這個新生代的社會化過程，逐漸從個體意識匯集成為一種群體意識，進而內化為一種偏好，影響著他們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
從狹義角度審視青少年環境意識的社會化，可以發現，社會變遷以及特殊事件成為社會化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中國的環境保護問題，是隨著現代化和市場化進程逐漸凸顯出來的，體現了社會轉型問題的特征。而社會變遷對于社會化的影響是顯著的，它會中斷已有的社會化進程，其具體的表現就是顯著的代際差異。而特殊事件的影響機制也類似?？梢钥吹剑谡鲗У沫h境參與制度下，環境教育在中小學校的普及成為1980年以后出生的這代人所共同經歷的特殊事件。這一代人所共同經歷的特殊事件對于環境意識從個人意識凝聚為群體意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個人與系統互動的角度考察，在政府主導的環境公眾參與模式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經過政府的環境教育，在其自身的社會過程中，也將環境參與理念逐漸內化為一種在群體間更具一致性的特征。在這個過程中，既可以看到社會化所具有的文化傳送功能，又可以看到其社會引導和變革功能。
再從代際互動的角度考察環境意識的社會化，可以發現青少年在扮演社會化主體角色的同時，也扮演著社會化介體的角色。
當依據制度績效的視角考察這種參與主體意識時，發現這個社會化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制度目標：培育公眾環境參與主體意識，促進環境治理主體多元化變遷。在體現了正向度的制度績效的同時，也影響著初始自上而下制度狀態向著自下而上方向的轉變。
正是基于以上結論，可以預期，環境公眾參與領域將生長出一股穩健增長的力量，推動著區域環境治理單極模式的變遷和自上而下參與制度的逆向發展。而這股力量將成為一種社會內在的制約經濟盲目發展的因素，推動中國環保事業的進步。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沈明明教授、副主任嚴潔副教授以及北京大學學院郇慶治教授的幫助，對以上機構和老師深表感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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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由于本研究的N=2 161的樣本是總體樣本的子樣本，為了避免系統偏差，在此處以及后文分析中將不采用加權命令。
② 標準誤為0.16，95%置信區間為[5.46，6.08]。
③ 本地環境問題的感知程度是定序變量。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過濾問題的設置，本研究樣本不包含選擇“根本不嚴重”的那一類。
④ 標準誤為0.01，95%置信區間為[0.30，0.34]。
⑤ 標準誤為0.16，95%置信區間為[14.14，14.78]。
社區環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5
一、活動時間
2013年7月至10月。
二、階段安排
7月份：為安排部署、宣傳動員、技術培訓、藥物征訂發放階段；
8月至10月份：為開展環境衛生治理和集中施藥滅蚊階段；
9月至10份：9月下旬為開展自查和模擬考核階段；9月底至10月份為查漏補缺和接受省級滅蚊達標考核階段。
三、責任分工
街道轄區內各村、社區、企事業單位要認真做好轄區內開展滅蚊工作的宣傳發動、技術培訓、藥物組織、用藥安全、檢查考核等事項，為轄區內各單位、市場業主、個體工商戶提供滅蚊藥物征訂服務，并按時將所訂藥物發放到位。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認識，加強領導
病媒生物防制（主要指滅鼠、滅蠅、滅蚊、滅蚊，簡稱“除四害”）是一項長期的社會衛生防病工作。組織開展好除四害活動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身需要，是黨和政府關心群眾身體健康的一種具體體現。各單位的領導干部要進一步提高對“四害”的危害性和除四害工作重要性的認識，要從關心群眾利益，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來抓好除害防病工作。要層層建立健全除四害工作領導小組，落實分管領導和具體負責人，加強對除四害工作的領導，保證此次滅蚊達標活動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到位。
（二）廣泛宣傳，發動群眾
各村、社區居委會、各企事業單位要利用板報、專欄、櫥窗、會議等多種形式，大力宣傳除四害的重要性和滅蚊科普知識，市愛衛會將對轄區的村、社區居委會具體負責除四害工作的人員進行集中培訓。各村、社區居委會要在7月下旬組織召開歸口管理或轄區單位參加的滅蚊達標活動動員會，安排布置滅蚊達標工作，充分發動群眾，積極支持、配合、參與市、區統一開展的滅蚊達標活動。
（三）統一行動，綜合防治
在滅蚊工作中，要堅持“五統一”（即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統一時間、統一藥物、統一檢查）、“三結合”（環境治理與藥物殺滅相結合、經常性與突擊性相結合、專業隊伍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原則，采取綜合防治措施，在組織發動群眾大搞環境衛生，狠抓蚊蟲孳生場所治理的前提下使用滅蚊藥物，才能取得良好效果。轄區內村、社區、企事業單位要在今年8月至10月份集中開展滅蚊達標活動。與此同時，市衛生局（愛衛辦）將組織今年在財政招標采購病媒生物防制服務項目和創國衛滅蚊達標項目中標的專業公司深入合同約定的102個社區內的服務對象施藥滅蚊工作，社區要協助、配合好專業公司開展滅蚊施藥服務，并監督專業公司按質按量服務到位。
（四）檢查督促，嚴格考核
社區環境治理的重要性范文6
（一）社區參與可增強農民環境訴求表達力
在當前環境立法過程中，直接傾聽農民環境訴求的情況相對較少，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環境立法中大部分內容具有很強的技術性，一般而言，農民的知識水平不能達到參與立法的要求。其二，當前的環境立法多是針對城市和工業環境問題的預防和治理，很少有專門針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立法，即使存在一些關系農村環境的法律條文，也是上層立法者缺乏系統調研僅憑一些官方數據而作出的，不能真正代表農民當前最現實最緊迫的環境需求。其三，少數農民的環境訴求或者傳遞不暢，或者很難得到上層立法者的重視，最終難以體現在環境立法之中。農村社區是高度組織化的農民利益共同體，它可以充分地收集匯總農民的利益需求，能夠真正代表農民的環境需求，它可以利用組織優勢，克服農民個體行為的機會主義傾向，使農民弱勢群體擁有專門的組織代表并表達他們的環境訴求。
（二）社區參與可彌補法治農村環境監管機構的缺位
我國目前的環境監管體系是針對城市和工業點源污染防治而建立起來的，其對農村環境問題的關注明顯不足。隨著農村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現有的環境監管體制適用性不強，農民的環境權益很難得到保障。國家的環境保護法律規范需要專門的機構來執行，農村環保機構的匱乏導致了農村環境問題無人問津?？h級環保機構是我國最基層的環保行政部門，基層環保行政機構存在著監管人員少，監測能力低、機構不健全等多方面的問題，其對地域遼闊、居住分散的農村地區的環境問題進行全面監管幾乎不具有現實性。農村社區作為該特定區域農民的利益共同體，其對當地農民所處的環境的了解相比政府環保部門更為廣泛和深入，可以針對該特定區域農村的實際情況，采取更適合該區域農村環境的持續科學的治理措施。農村社區參與農村環境監管較之政府而言，更能夠契合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要求。農村社區在環境評估與監測方面也具有獨特的優勢，社區的資源整合性特點可以發揮其公眾參與的優勢。
（三）社區參與可降低農村環境治理成本
環境的外部性的產生是環境產權不明引起的，根據科斯定理，可以采取明晰環境產權的方法來解決。由于自然環境具有獨特的屬性，在市場條件下將其界定為私人所有將會耗費巨大的交易成本，甚至根本不可能實現。在將環境權益界定為國有情況下，則會因為資源使用者的激勵機制缺失，政府統一進行環境監管就會存在效率低下的問題。通過農村社區對環境問題進行監管，則可以有效解決將環境產權私有化的高交易成本和政府進行統一監管的低效率難題。農村社區是因特定的地緣、血緣、風俗習慣相同或相關而相互集合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這種由農戶和農民集體組成的社區類似一個大家庭，所以在對農村的環境產權進行私有化時，可以由農村社區作為一個同一體來享有，這樣就可以降低確權的交易成本。如將山林、草地等產權確權到農民個體難度較大，但是劃分到農村社區就相對容易許多，而且這也與憲法中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歸集體所有相契合。農村社區是農民互助合作的利益共同體，農村社區共有環境時對農民的激勵機制就像農民私有一樣，也同樣能起到農民自主保護農村環境的良好效果。
二、目前社區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社區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法律地位不明
我國現代農村社區的發展較晚，從2003年湖北、江西等省開始推行了“農村村落社區建設”的試點，現有的農村社區的建制多是依附于自然村或者行政村，其法律地位尚未被國家層面的法律予以確定，所以農村社區作為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主體的合法性，也尚未確立。
（二）社區參與農村環境立法未得到重視
我國目前的環境保護立法偏離農村，缺乏可操作性。目前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是以城市污染和工業污染防治為目標建立起來的?，F有的規范性文件中幾乎沒有專門針對農村環境保護的，即使涉及農村環境保護的各類規定，也未充分考慮到在農村的具體適用情況，例如《固體廢物防治法》雖然專門提到了農村環境問題，但是僅是一些原則性規定，缺乏可操作的有針對性的條款。這些問題的存在，基本都是由于在環境法律法規制定的過程中，忽視了農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農民的現實的緊迫的環境訴求在環境立法中難以得到體現。但是，我國的國情是農村地區地域廣袤，農民人數眾多，環境立法又具有高度的技術性，充分地傾聽每一個農民的環境訴求難以實現。農村社區作為農民利益的集合體可以充分代表和表達農民的環境訴求，因此，在環境立法過程中不應忽視農村社區的作用，其代表著廣大農民群眾的環境知情權和參與權。
(三)社區參與農村環境執法未充分利用
我國目前最基層的環保機構是縣一級環保機構，存在著執法人員少，監管能力不高的現實特點。然而農村地區的地域十分廣闊，其環境污染和破壞具有分散性、隨機性、不易監測性等特點，所以單單依靠縣級環保機構的力量監管農村環境顯然不行，再加上環保工作分散于多個部門，部門之間利益職責不清，對于農村地區沒有利益可尋的環保監管工作，往往會出現相互推諉、無人管理的現象。在地緣和血緣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農村社區則可以很好地解決環境執法難、執法不到位的問題。農村社區成員間共同的利益取向，使得由農村社區進行環境監管更加人性化，社區可以利用其群眾參與積極性優勢，對破壞環境的行為起到充分的監督和約束作用。但是在目前的環境執法過程中，行政機關還是僅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監管，而對于其所無力監管的地域，就放任其環境問題，導致有些農村地區的環境問題根本無人問津，這不僅是對農民環境權益的忽視，還有可能因為環境糾紛而導致更大的社會矛盾。
(四)有待提高的環保意識制約著社區參與環境法制建設
農村社區組成人員的環保意識決定著社區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水平。農村社區的組成人員為農民，而農民環境保護意識的缺乏是農村環境問題產生和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環境保護意識是對人與環境的關系的具體認知，是指引人們環境行為的內部動因，它體現著人們的環境需求和價值取向。由于農民一直保持著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生產和生活垃圾的處理都很隨意，鄉村的面源污染成為了農村環境問題的主要特點。一般來說，農民的環保意識比較淡薄，加之其對環境法律法規的不甚知曉，這不僅造成農民對自身環境權益的忽視，還導致了農民對農村環境的破壞。社區成員環保意識不足成了制約社區參與環境法制建設的重要因素。
(五)對農村環保投入不足也制約著農村環境法制建設
眾所周知，城市里的垃圾回收設施隨處可見，城市街道都配備有專門的保潔人員。但是目前僅在一些發達地區的農村才有垃圾回收設施，在大部分農村地區，生活和生產廢物基本都是隨意丟棄在住房周圍和田間地頭。這種現象的產生，除了農村居民自身環保意識不夠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村缺乏環保投入所導致。
三、社區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路徑探析
（一）明確農村社區在環境法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
農村環境問題能否得到有效解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社區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發揮。我國開始發展城鄉一體化，這就要求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時，應向其提供同城市同等的治理機制。在目前農村環境法制建設“政府失靈”的情況下，應大力培育農村社區在環境法制建設方面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進行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中，賦予農村社區明確的法律地位。此外，農村社區的權力能否實現指導本社區環境法制建設的目標，是農村社區環境治理作用能否得到真正發揮的關鍵。政府作為唯一的治理主體的環境監管模式已經不能適應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明確農村社區在環境法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培育適合各特定區域生態環境建設的社區治理機制十分必要。農村社區法律地位的明確，農村社區組織體系的完善，社區成員環境權的確立等，都是農村社區有效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前提和保障。
（二）充分重視農村社區在環境立法中的作用
目前我國專門性的農村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嚴重滯后，環境保護立法偏離農村，缺乏可操作性，“重城輕鄉”的環境立法取向和“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立法理念是這種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環境法律的制定者往往只關注城市和工業的點源污染問題，對于廣闊的農村地區存在的環境問題不夠重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參與環境法律法規的制定的人員多為官員或者專家，他們基本都生活在城市，所以更多地關注的是他們周圍發生的環境問題，農村環境問題沒有代表者進行表達，農民的環境權益在立法層面就很難得到重視。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立法模式中，充分地讓農民個體在環境立法中表達自己的意見成本太高，幾乎很難實現，再加上農民個體的知識儲備和表達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農民個體即使參與環境立法工作，也不能充分表達農民的環境訴求。單個農民的力量十分有限，通過農村社區把農民的環境需求聚集整合，把農村居民組織化、訴求表達秩序化，才能在環境立法中充分代表和表達農民的環境要求，真正保障農民的環境知情權和參與權。
（三）充分發揮社區在農村環境執法中的作用
目前環境執法行政機構設置只到縣一級，縣級以下則是由鄉(鎮)一級基層政府進行概括的行政執法工作?；鶎迎h境執法人員少，工作經費有限，環境監測設備缺乏，技術落后，很難覆蓋地域廣闊的農村地區，農村社區的地緣優勢和熟人關系網，可以有效解決環境執法覆蓋不了和執法人員少的難題。此外，可以在農村社區配備具有環保專業知識的人員，或者對農村社區負責環保工作的人員進行培訓，以保證農村社區參與環境執法的有效性。各級環境行政執法部門應該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監管力度，依法嚴格處理破壞農村環境的行為。需要注意的是，針對污染工業企業向農村轉移的問題要嚴加控制，以避免次生性的污染情況出現。環境行政執法部門對現在已轉移到農村的企業，不能放松控制，應該充分發揮農村社區的監管作用，或者與農村社區進行聯合監管，確保農村的生態環境安全。
(四)努力提高農村社區居民的環保制度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