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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1
【關鍵詞】個性化護理；活血散寒通管法；辯證治療；輸卵管堵塞
不孕癥婦女患者在臨床中比較常見，相關文獻報道超過1/3的不孕癥患者是由于輸卵管堵塞所導致，且近年來臨床收治的輸卵管堵塞不孕癥患者數量有逐年增多的趨，應引起臨床的重視。目前，中醫辨證治療輸卵管堵塞不孕癥有一定效果，且不良反應較少，對患者的損害較小，在臨床中有著較為廣泛的應用。不孕癥給患者造成較大的心理壓力，患者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治療的過程中給予患者適宜的護理干預可使療效更加顯著[1]。本研究對個性化護理配合中醫活血散寒通管法辯證治療輸卵管堵塞不孕癥的臨床效果進行了探討，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13年4月至2014年5月來本院治療的輸卵管堵塞不孕癥患者218例，年齡21~34歲，平均（27.54±3.38）歲。納入標準：經病理學診斷確診者；婚后2年內未采取避孕措施未孕且可排除男性因素者；中醫辨證為瘀阻寒凝者；意識清楚且同意進行本次研究者。排除標準：合并其他嚴重疾病者；其它因素導致不孕者；意識不清楚或者不同意進行本次研究者。數字隨機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109例。兩組患者在年齡、疾病等方面無明顯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活血散寒通管方治療)?；钛⒑ü芊剑?0 g香附，10 g薤白，15 g黨參，15 g炒白術，10 g澤蘭，5 g甘草，10 g路路通，10 g乳香，10 g沒藥，10 g赤芍，10 g王不留行，10 g丹參，6 g三七，10 g茺蔚子，10 g當歸，20 g穿破石，7 g穿山甲。患者月經結束后開始煎服，每天2次，每次半劑。治療時間三個月。
觀察組：(個性化護理護理+活血散寒通管方治療)。個性化護理：（1）心理護理：患者入院后，醫護人員多與患者進行溝通，了解患者的心理狀態，并根據患者的不同心理狀態給予其適當的心理疏導。同時，將本院成功治療的病例介紹給患者，增強患者治療的信心和決心，使患者并更加配合治療；（2）行為護理：提醒患者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戒煙酒。鼓勵患者進行適當運動，避免不運動或者過度運動；（3）飲食護理：用藥期間，應忌辛辣，保持營養攝入均衡，多食新鮮水果和蔬菜，可適當攝入調節卵巢功能的食物，如燕窩、海參、烏賊等。
1.3 觀察指標
對兩組臨床療效、預后1年內妊娠情況進行觀察。臨床療效以無效、有效、顯效判定，無效：造影顯示患者輸卵管堵塞情況無改善；有效：造影顯示患者輸卵管堵塞情況有所改善；顯效：造影顯示患者輸卵管恢復暢通，治療總有效率=有效+顯效。
1.4統計學方法
以SPSS 17.0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組間比較以t檢驗，計數資料以χ2檢驗，以P
2 研究結果
2.1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為76.15%，顯著高于對照組的59.63%（P
表1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n(%)]
組別 例數（n）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觀察組 109 40（36.70） 43（39.45） 26（23.85） 83（76.15）*
對照組 109 30（32.11） 20（27.52） 59（39.45） 50（59.63）
注：與對照組比較，*P
2.2 兩組患者預后1年內妊娠情況比較
預后1年內觀察組宮內妊娠率為66.06%，明顯高于對照組的56.88%（P
表2 兩組患者預后1年內妊娠情況比較[n(%)]
組別 例數（n） 宮內妊娠 異位妊娠 不孕
觀察組 109 72（66.06）* 7（6.42） 30（27.52）
對照組 109 62（56.88） 12（11.01） 35（32.11）
注：與對照組比較， P
3 討論
隨著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以及生存壓力的增大，近年來由于輸卵管堵塞引起的不孕癥發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趨勢。中醫治療輸卵管堵塞不孕癥有一定的療效，且毒副作用較小，在臨床中應用愈發廣泛。針對此類患者，中醫治療主要采用辨證治療的原則，常見的辨證類型有：挾瘀陰虛、瘀阻寒凝、胞脈瘀阻、氣滯肝郁和濕熱瘀阻，對應中醫治療方法分別為活血滋陰通管法、活血散寒通管法、通絡活血法、理氣通絡疏肝法以及利濕清熱通絡法。本研究中，所有不孕癥患者中醫辨證均為瘀阻寒凝[2]，采用活血散寒通管法治療，方中主要成分為香附、薤白、黨參、炒白術、澤蘭、甘草、路路通、乳香、沒藥、赤芍、王不留行、丹參、三七、茺蔚子、當歸、穿破石、穿山甲等，可顯著改善患者生理功能，促進輸卵管通暢。
研究發現，多數不孕癥患者由于長期不孕，承受了較大的心理壓力，往往會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慮情緒，抑郁和焦慮情緒影響正?；颊哒砉δ?，使內分泌失調和紊亂加重，且直接影響治療效果。本研究中，在對照組中醫辨證治療的基礎上給予觀察組個性化護理，從心里護理、行為護理和飲食護理三方面對患者進行護理，減輕了患者的抑郁和焦慮情緒，促使患者適宜行為和飲食，更有利于治療的進行[3]。治療后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和預后1年內宮內妊娠率更高（P
綜上所述，個性化護理配合中醫活血散寒通管法辯證治療輸卵管堵塞不孕癥，療效較好，可明顯提高預后宮內妊娠率，值得推廣與使用。
參考文獻
[1] 錢慧,趙燕寧,陳焱. 濕熱瘀積型輸卵管阻塞性不孕癥中醫綜合護理及療效觀察[J]. 河北中醫,2013,(12): 1897-1898.
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2
關鍵詞：現代財政制度 稅收職能 探析
現代財政制度是治理國家過程中的重要制度和主要內容，它順應了現代政府、現代社會、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引起了人們的重視，而現代稅收制度在現代財政制度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人們對稅收職能的認識也一直在發生變化，一般認為稅收的四大職能為財政收入、資源配置、公平分配和經濟穩定與增長。
一、稅收職能的內容
稅收職能為稅收自身具備的能力，這些能力可以滿足國家的需求。稅收職能引導著稅收制度的設計，關系著稅收制度的實際內容和實施效果。稅收有多種職能，包含財政收入職能、資源配置職能、公平分配職能、經濟穩定與增長職能。政府通過征稅得到了收入即為稅收的財政收入職能，這些收入資金被用來滿足一些社會公共的需要，提供公共的服務，同時為政府履行公共職能服務。資源配置職能則指政府制定稅收的種類和稅收的條件，使稅收發揮一些積極的作用，來調節資源配置的情況，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稅收的公平分配原則指政府通過制定稅種和稅收條件，使高收入高資產的人群承擔更多的稅費，使收入和資產相對較少的人群承擔較少的稅費。通過稅負調節收入和財產的分配，有利于社會的公平。稅收的經濟穩定和增長職能是政府制定出一彈性的稅收制度，使稅收順應市場的變化而作出一些調節，根據經濟的冷熱變化自動來調節稅收，穩定物價和收支平衡。
二、現代財政情況下的稅收職能
現代財政的特點是民主和法治，它擁有專門的財政管理機構，擁有專業的治理技術，符合國際現代化建設和財政的動態治理進程。稅收是財政制度中一項重要的內容，現代稅收制度與現代國家、現代政府、現代社會、現代市場相一致，也符合國家的治理制度。大家都將財政學、稅收學看作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主要從經濟學的方面來思考稅收的職能，而從現代財政制度和現代國家治理的層面上來看，稅收職能不僅僅應該停留在經濟學的范圍，它在政府管理、社會關系調節上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它的政治職能主要表現為市場在現代經濟中的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稅收的稅種和相關條件的制定影響著市場和私人的經濟活動。在社會職能上的主要表現為增強社會的公平正義、縮短了收入差距，鼓勵相關公共事業的發展。
三、現代財政制度下稅收職能實現的方法
（一）稅收的經濟職能
稅收的經濟職能包括了組織財政收入、資源合理配置、經濟穩定和增長。在組織財政收入方面，應在保持宏觀稅負穩定的情況下，清費立稅，提高稅收在財政收入中的比例，確保稅收收入成為政府收入來源的絕對主體。當稅收進入了增長的新常態后，需要調整和優化財政的支出結構，通過實施相關措施來滿足公共服務的供應和政府履行職能的支出需求。在稅收的資源配置職能上，應在原先的一些準則和基礎上，對市場自身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配置情況，通過調節稅制結構，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稅種和重新設計各稅收要素，發揮稅收在各方面的積極作用。針對稅收的經濟穩定和增長職能，需先創建有助于經濟長期穩定持續發展的制度，再注重一系列相關的稅種的建設，提高其規模和比例降低貨物勞務稅的比重，更好的發揮自動穩定性稅種對經濟的調節作用。
（二）稅收的社會職能
稅收的社會職能體現在公平分配上，稅收的公平分配職能發揮著作用，它會根據一系列的制度，要求收入和財產較多的群體在實際的稅收過程中承擔更多的稅費，在稅收制度的制定過程中考慮到各項稅收實際的、最終承擔群體，優化稅收制度的結構。
（1）完善個人所得稅的相關制度，制定課征模式，使分類和綜合結合在一起，適當的合并一些稅目，優化稅率的結構，加強征管工作，通過個人所得稅的繳納來了解納稅人的綜合納稅水平，保證個人所得稅的公平性。
（2）改革增值稅的制度，需要更多的關注一些低收入者的消費品，對消費較多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降低一定的稅率，來保證一定的公平性。
（三）稅收的政治職能
稅收的政治職能就是稅收在現代國家和政府治理中的作用，稅收規范了政府與社會、市場、個人間的權利分配和管理。為了實現稅收的政治職能，應落實稅收的法定原則，使征收的稅收體現人民的想法。每一項征收的稅收都應該源自立法機關，根據人大公開的稅收立法過程，使是否應該征稅、征稅的具體情況等一系列問題由人民來參與定奪。稅收征管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和政府治理的主要工作內容，稅收的政府治理需要有關機關嚴格監督，依法征稅。
四、結束語
本文簡單的介紹了稅收職能的內容，以及在現代財政情況下的稅收職能，在現代財政制度下，稅收職能不僅僅體現在經濟職能方面，同時表現在社會職能和政治職能上，最后，提出了在現在財政制度下如何實現稅收的各項職能，希望能給相關單位和部門在研究現代財政制度下的稅收職能這一方面帶來一些作用。
參考文獻：
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3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論文關鍵詞]公共行政價值中立效率現代性正義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p>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鼻∈欠挠诮鉀Q“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盻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F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皩τ谝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鄙鐣蓡T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币虼?，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眑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薄_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4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證成，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證成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還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無法證成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說更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迫切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不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證求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人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需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涵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卑凑帐┨貏谒沟脑\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罢h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
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币虼?，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了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證成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人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證成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边@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F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币虼?，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新原則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皩τ谝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盵8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盵9]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I[1013~4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5
一、中國，行政處罰的大國
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有數的行政處罰大國。行政處罰幾乎涉及行政管理各個領域，包括公安、交通、衛生、經濟、文教等；絕大部分行政機關都取得了實施行政處罰的權力；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行政處罰種類達數百種。以北京市為例，1991年北京市行政機關所實施的處罰達800多萬次，警告拘留違法行為人59．9萬人次，罰款9000多萬元。論文百事通全國每年的罰款數額更為可觀，達數十億元。行政處罰已成為我國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維護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中正在也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行政處罰制度在中國的發展，實際上是近幾年的事。以前，行政法律法規已有相當數量，但規定行政處罰的卻很少。對違法行為的懲戒或處理，多采用行政處分或其它行政處理手段。這是很自然的。首先，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事業單位是行政機關的一部分。它們之間是內部隸屬關系；其次，當時對法律的認識，也與現在有相當差距。那時依靠的是黨和政府的威望和號召，毋需以處罰、強制作為后盾。以后，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企事業單位日益成為獨立的主體，私人也開始擁有相對獨立于社會、國家的經濟利益，政府就不能不越來越依靠以強制力為后盾的法律手段來管理經濟和社會。行政處罰應運而得以發展。從8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中期開始，大部分法律法規都有了有關行政處罰的規定。時至今日，幾乎凡是涉及公民權利義務的法律，無一不有著處罰的規定。
既要加強處罰力度，又要制止違法處罰。法律法規的這一變化，反映了實踐對法律責任制度的迫切需要。市場經濟帶來經濟的活躍與繁榮，也必然產生更多的社會矛盾。在市場經濟建立的初級階段，尤其是在兩種體制轉換過程中，相應的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規則還來不及建立，舊的許多規則又難以適用。在這種情況下，各種損害或破壞經濟和社會秩序，影響國家、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的違法現象也必然大量增加。執法者的注意力就很自然地轉向更多地采用行之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行政處罰。毋庸諱言，行政處罰大國源于行政違法現象的普遍存在。制止違法行為是我國行政處罰制度迅猛發展的巨大動因。新晨
但是，事物發展的另一方面，是行政處罰案件數量龐大，加上各種利益機制的驅動，在行政處罰領域也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執法者的違法現象。因而使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也使國家、社會蒙受巨大損失。
違反行政法的行為的普遍性及嚴重性，要求加強行政處罰的力度；執法者違法行為的廣泛與嚴重，則要求加強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兩種現象同時存在，反映出社會的迫切需求：加強對我國國情和行政處罰制度的理論研究，早日制定一部適合中國情況的能同時解決上述兩方面問題的行政處罰法。
二、行政處罰的性質與設定權
國內對行政處罰的表述似大同小異，一般表述為：“行政處罰是國家特定行政機關依法懲戒違反行政法律規定的個人、組織的一種行政行為，屬行政制裁范疇”。①A有些著作則在“違反行政法律規范”后加上進一步的限定：“尚未構成犯罪”②A。其共同點是：第一，強調實施行政處罰的主體是特定國家行政機關。有些再加上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第二，強調被處罰的行為是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行為。第三，強調行政處罰屬于行政制裁范疇。第四，就被處罰的行為而言，有些強調了“尚未構成犯罪”，有些未予指明。但其實，有些作者對此并未予以深究，因而在不同的著作中，有時強調有時則忽略不計③A。現在看來，“尚未構成犯罪”關系重大，容后論述。
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6
【關鍵詞】公共財政制度，改革方向，改革重點，稅制調整
改革開放伊始，伴隨著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我國對高度集權的財政管理體制實施了漸進式的改革，經過30多年的財政管理體制機制建設，現已建立起了基本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公共財政制度體系，為我國社會經濟事業全面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要使公共財政制度成為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未來公共財政制度還須在省以下財政體制、結構性稅制調整等方面深化改革。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確立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框架，而其中如何完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一直是這一體制運行的核心環節。因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由此所造成的地方政府間財力差距也十分懸殊，如果沒有一套完善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予以調節地方政府間財力分布格局，就很難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社會目標。在實施這一體制的過程中，由于我國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不斷調整和完善，盡管省級政府間的財力差距依然很大，但省級間人均政府財力的差距卻在縮小，這對各地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積極地促進作用，表明分稅制的實施，有利于平衡省級間政府財力和推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社會目標。因此，在近年來加大民生財政制度建設的背景下，要實現全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社會目標，在不斷完善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未來對地方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的改革方向是繼續推進和深化省以下政府財政體制的改革。
一、推動省以下財政體制的改革
長期以來，我國省以下財政管理體制是以“省管市―市管縣―縣管鄉”的基本架構來設計的，實踐證明，在這一體制架構內對財政資金的撥付和上解所產生的根本缺陷是管理層次多，導致財政資金被截留的現象十分嚴重和財政資金運行效率低下。為消除這一體制的積弊，從2002年起，我國在部分省推行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試點，鑒于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循序漸進。到目前為止，基本形成三種改革模式：浙江模式、湖北模式和廣東模式。2009年國家又明確提出全面建立省直管縣財政體制的目標，并先將糧食、油料、棉花和生豬生產大縣全部納入改革范圍，積極穩步推進擴權強縣改革試點，鼓勵有條件的省份率先減少行政層次，探索省直管縣財政管理體制的新模式。由于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差異比較大，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也千差萬別，不可能搞一種模式，而且推行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穩步實施。因此，從公共財政的角度出發，稅費制度改革十分迫切。（1）根據公共財政理論，普遍的無選擇的服務，其費用的取得只能采取向全體公民征稅的辦法，并以政治權力為基礎，因此在政府收入體系中，稅收是基本財源；對特定公民提供服務，其費用不能也不應當用全體公民繳納的稅收進行彌補，只能對直接享受服務的公民個人采取規范性的政府收費（如規費或使用費），因此在政府收入體系中收費只能起補充和輔助作用。（2）財稅部門一定要統攬政府收支（包括預算內收支、預算外收支和制度外收支），并按照政府政策通過財政收支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F行的以費擠稅、費強稅弱和不規范的政府收支管理格局已經成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大障礙，因此稅費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二、推進結構性稅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