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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安排意見范文1
隨著高校辦學越來越融入國際化和社會化，大學的任務早已不止單純地進行學術研究。特別是當前西方國家和敵對勢力的滲透、多種文化和思潮的交融交織交鋒、國際形勢的復雜多變、國內改革的矛盾和利益沖突、網絡和新媒體的迅猛發展等，都使得高校意識形態建設面臨著不少問題和挑戰：一方面，高校需要采取更加有效、更加多元的形式加強意識形態的教育引導；另一方面，也需要積極調動各方力量參與，增強意識形態工作的張力與合力。為此，高?？蓸嫿ā胺?、管、控、導”四位一體的意識形態工作機制，確保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動權、話語權、知情權和主導權，以提高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一、防――爭取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
高校的青年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重要階段，對涉世未深的青年來說，好奇心的驅使會讓他們極易受到各種誘惑的影響。特別是大學校園的開放特征，會讓學生接觸到形形的各類人員。同時，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和進步，人類已經步入了信息傳播極其迅速的信息時代，網絡和新媒體的運用變得越來越廣泛，學生接收到的各類信息五花八門、良莠不齊。因此，大學生所接觸的環境，無論是現實環境還是虛擬環境，都需要進行過濾和凈化，就像保護未成年人的“凈網”行動一樣，要盡可能筑造一道思想上的防護屏障，不能等出了問題再來解決，必須爭取主動，預防在前，做好防范工作。
（一）注重防范意識培養
當前，部分高校對意識形態建設的安全防范認識還不到位，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或者重視只停留在表面和口頭上，沒有層層落實在行動上。學校要加強全校師生思想上的安全防范教育，針對學生，要把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納入新生始業教育，讓學生剛進校門就樹立風險意識和防范意識，對西方錯誤思潮、極端民族主義、宗教和敵對勢力的思想滲透等提高警惕；結合時事形勢，經常開展專題性的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知識講座，使學生對傳播錯誤觀點和思想文化的人和事增強判斷力和鑒別力；通過課堂、網絡、移動通信等多種途徑進行提醒，通過互加微信朋友圈轉發警示案例，防止學生卷入社會矛盾或被錯誤思想利誘參與非法活動；建立與家長互動溝通的渠道，了解學生的思想，對傾向性、苗頭性的不良思想問題及時采取措施。針對教職工，要加強新教師入職培訓，將意識形態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納入培訓內容，使新教師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徑；將意識形態教育作為教研活動的一項研討內容，針對存在的問題共同研究對策；將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納入工作職責或考核內容，增強教職工主動承擔意識形態工作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二）注重防范外來人員
大學校園中，外來人員進出校門的情況往往較多，意圖不軌人員混入其中往往帶有隱蔽性，難以識別，給不法分子帶來可乘之機。雖然高校一般都設有門衛，一些高校也實行外來車輛、外來人員入校登記制度，但仍有漏洞。學校要注意防范，一方面可加強保衛人員的培訓，強化校園進出物品的檢查，并邀請國安、公安人員傳授經驗和技巧，提高對不法分子的辨別能力，對高校中曾發生的不法分子散布信息、組織活動等影響意識形態工作的案例進行梳理，摸清其特點和規律，使保衛人員和學生安全員對類似情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先進的技術手段，根據本校實際安裝多功能門禁系統和識別系統，減少人工管理的漏洞。同時加強校園巡邏，及時發現和制止不法活動，增強防衛針對性。
（三）注重講學內容審核
高校崇尚學術自由，一些人認為學術報告對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建設的影響不大，往往對報告、講座等疏于管理，缺少審核，對報告人的講課內容未進行嚴格把關。學?？山M織各類報告、講座，請在學生當中威信較高的主講人作為學術知名專家，其言行將直接對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產生影響，不經意的幾句話可能就會影響學生的一生。學術研究可以有批判，但對一些所謂的“學術專家”打著學術研究旗號極不負責的言行必須遏制，對于這些情形，教師也要正確引導學生，以免被這些思想影響。為此，要拉緊意識形態安全這根弦，一方面，要對校內舉行的各類論壇、講座、報告等進行嚴格把關，建立政治審查制度，并安排政治立場堅定的師生參與監督，發現問題及時介入；另一方面，高校之間可建立聯盟，建立講座、報告“白名單”和“黑名單”信息庫，建立信息共享和通報制度，防止因講座、報告在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不良影響。
（四）注重網絡信息防護
網絡和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雖然給高校的電子辦公、管理服務等提供了便利，但各種有害信息的泛濫，也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4]。由于高校一般都建有校園網，網絡端口是校內網與校外網互聯的大門，高校要通過技術防護手段，嚴把網絡傳播信息的入口關。如可加強校園網信息的安全監控，對于以互聯網為主要途徑且必須經過校園網絡端口傳播的一些明顯帶有抨擊、肢解、遮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信息，學校可通過設置關鍵字、鏈接舉報和自動記錄等方式，對此類不良信息開啟自動過濾功能，并定期通過一定的關鍵字掃描網絡信息，及時發現和消除不良信息，凈化學生所接觸到的校園網絡，盡可能保護學生的思想，使其遠離不良信息的侵蝕和蠱惑。
二、管――提升高校意識形態陣地的話語權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決定行動。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摩擦和碰撞，不能聽之任之，不僅需要引導，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強管理。
（一）加強師德師風建設
高校教師是教育教學的核心力量，不僅承擔著為全社會培養專門人才的職責，更要為學生啟迪智慧，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學生堅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也是人格的影響者，更是思想的啟迪者和示范者。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是教師職業發展的需要，也是建設高素質師資隊伍、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必然要求。“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教師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必須有為師者應有的形象，要在道德上、思想上有更高的標準和要求。我國高校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教師的根本目標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倡導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念、發展目標是一名教師最基本的素質。為此，高校應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執行黨的教育方針情況作為衡量師德師風的首要條件，將思想政治工作納入教師教育教學的重要內容，形成規矩寫入大學章程和師德規范，對教師中出現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違背的情況實行一票否決制。
（二）加強學術規范管理
高校倡導學術自由，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借學術研究的途徑傳播錯誤思想。特別是對一些有爭議觀點或是明顯帶有誤讀、曲解觀點的研究，應慎重對待，防止大面積傳播，在批判基礎上加以引導，并盡可能減少其影響。要遵循“學術研究無禁區，課堂講授有紀律”的原則，保持政治敏感性，禁止將尚未定論、正在研究中的涉及政治敏感問題的學術課題作為教學內容，防止學生參與政治敏感問題的課題研究，保護學生不受偏離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同時，要加強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建設，嚴厲懲處學術不端行為，營造良好的學術風氣，引導學生在良好的學風下成長。
（三）加強重點人群跟蹤
意識形態領域的錯誤思想觀點，往往是從少數人開始發端，如果不引起重視，任其傳播不及時制止，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高校應在苗頭信息剛出現在少數人身上時就要給予特別關注，要在平時工作中多途徑了解教職工中有無偏激思想和言論，發現問題時要有針對性地及時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別是對師生當中經常出現不良情緒、心理健康呈現不良趨勢、負面思想和表現突出的人員進行重點關注和跟蹤，通過多種形式給予關懷，讓他們感受到組織的溫暖，出現苗頭性問題及時介入；對學習困難、生活困難的學生，采取結對幫扶等措施助其進步，避免引發其他負面的思想問題、心理問題和情緒；對思維活躍、思想成熟度處于上升期的青年教師，特別是精神壓力和生活壓力較大的教師給予更多關心，多提供針對青年教師成長的平臺和空間，使青年教師引導學生感受更多正能量，營造積極向上的工作生活環境和氛圍。
（四）加強媒體陣地建設
當今社會，信息傳播途徑的多元化使得傳統媒體的作用逐漸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網絡和新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變得越來越強大。當前大學生已成為一支數量龐大的“網絡力量”，他們更樂于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發表意見，大學里處處可見“低頭族”。于是新媒體必然會成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手段和工具。為此，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通過多種形式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新媒體為我所用。[3] 當前高校已經開始重視網站、微博、微信等媒體建設，并將新媒體平臺作為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但吸引力還不夠。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高校對傳統媒體陣地要繼續堅守，繼續抓好?？?、校報、宣傳欄、廣播、電視臺和其他校園自媒體的建設；另一方面，要積極向互聯網和新媒體等輿論陣地延伸。如加強各類媒體特別是新媒體的統籌管理，進行網站建設整體規劃，建立統一管理的校內網站群系統和微博、微信官方平臺；加強網站和新媒體的內容審核和建站審批，豐富正面引導的傳播內容，通過網站、QQ群等傳遞正能量；積極開發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和中國夢教育的新媒體應用，開發在線微課教育，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針對性和吸引力，在網絡信息時代努力提升互聯網和新媒體陣地的話語權。
三、控――把握高校意識形態領域的知情權
及時掌握校園動態，對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建設來說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時掌握動態信息或是問題處理不及時，某些事態極可能擴大影響，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因此，高校必須主動及時掌握各類信息，把控意識形態的動態和變化，監控和及時處理不良事態的發展，保持校園的穩定。
（一）全面研判思想動態
全面了解師生的思想動態可以讓高校領導者更好地把控工作的全局。學校一方面要加強與師生面對面的交流，可定期安排管理者去教室、寢室和其他學生學習生活場所調研，定期安排管理者和管理部門與師生面談的接待日活動，也可召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師生座談會，通過交流及時了解和掌握師生的所思所想，知道師生真正關心的事，在哪些問題上存在不滿，及時處理一些矛盾和問題，避免不良情緒積聚而引發更嚴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可進行層層發動，逐級落實責任，在各個層面經常性開展思想動態研判活動，通過討論會等方式多方聽取意見，多渠道了解師生思想實際，以前瞻性的角度對當前的狀況和下一步的趨勢進行科學預判，增強工作的主動性。
（二）全面監控輿情動態
在當前互聯網和新媒體信息傳遞極其迅速的情況下，特別是一些虛假信息真假難辨，廣泛傳播會帶來嚴重危害，因此非常有必要對網絡和媒體輿情進行監控，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減少信息傳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可通過校園官方網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眾號和新聞發言人及時師生所關心事件的權威信息，杜絕影響穩定的各種猜測流言的傳播和蔓延；可廣泛發動黨員和學生干部，留意校園網、外部互聯網和新媒體當中的輿論動態，織密輿情監控網，及時在各個層面溝通匯報，掌握最新情況；可組建網絡評論員隊伍，邀請專家對他們加強輿論引導能力的針對性培訓，在突發輿情危機時參與討論，發表評論，進行正面引導，盡可能消減負面信息的影響，避免事態擴大。
（三）全面延伸信息員隊伍
意識形態工作除了要加強網絡輿情監控外，也要關注發生在師生日常工作學習生活中的其他情況，這類信息往往需要通過各個層面的信息員來收集。一些不穩定因素往往從小事開始發生，小問題不引起重視，往往會由小變大，擴大影響。為此，需要全面延伸信息獲取的覆蓋面，可在各個專業、各個班級、各個寢室、各個學生組織和社團組織當中，廣布“眼線”，建立縱橫交錯的信息員隊伍，協助意識形態安全工作，通過信息員及時掌握和了解師生當中涉及政治安全、人身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及時開展有針對性的思想工作，有效發現和處置隱患問題和突發事件。
四、導――發揮高校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導權
（一）增強思政課改革的靈活性
思想政治理論課仍然是當前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兩課”教師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堂教育的主力軍。在課堂上傳遞及其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引導大學生確立基本思想及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最直接的途徑。但理論教學往往枯燥乏味，加之部分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缺乏創新，沒有將理論結合實際，也沒有從身邊的事物切入談自己的心得體會，對學生關心的社會熱點問題不夠重視，不能啟發學生思考，“滿堂灌”式的課堂教學缺乏吸引力。高校需要進一步加強思政課改革，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引領思想政治工作，加強思政課教師的業務培訓，提升教學能力，推行課堂教學創新，將大班授課與小班討論、網上自學與課堂教學有機結合，采取更有吸引力的教學方式方法，借助新媒體平臺加強與學生的互動；開設一些結合時勢的講座、專題報告，幫助大學生及時了解和解讀當今熱點時事，引導大學生用與時俱進的眼光對形勢發展和焦點問題進行審視和判斷；改革思政課考評方式，突出形成性考核，并優化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方式，構建以行為養成為核心的學習生涯考評體系；將中國夢教育納入思政課內容，組織多形式、接地氣、符合學生接受特點的中國夢主題教育活動；根據不同專業（群）特點定制思政課學習輔導書，結合專業改革教學內容，提高思想政治課堂教育的針對性。
（二）增強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理論來源于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對于大學生認識現實社會、培養優秀品格、增強自身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高校結合社會實踐來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強學生的社會體驗感，相比理論教育更貼近生活，更具吸引力。但目前高校組織的社會實踐形式往往較為單一，對經費的支持也比較有限，常常會讓人覺得“為實踐而實踐”，而沒有讓學生深刻認識到開展社會實踐的真正意義。同時，實踐活動的安排有較大的隨意性，實踐過程也缺乏監督考核機制，社會實踐真正起到教育人的效果仍然不夠理想。為此，高校應積極拓展普適性的思政實踐教學基地，將課堂實踐與校內外實踐相結合，根據目的意義設置學生社會實踐體驗需要完成的主要指標，增強社會實踐考核的針對性。鼓勵學生參與社會體驗，感悟生活，通過社區服務、社團活動、創業活動、企業調研、職業規劃、熱點討論、體會分享、演講賽、辯論賽等多種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豐富教育途徑，增強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三）增強自我教育的生動性
在校大學生大多都已是成年人，應當充分發揮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作用。目前高校學生的自我教育通常以樹典型的正面教育為主，形式單一，激勵作用和影響范圍有限。此外，高校通過學生組織進行自治，通常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方面做得多，自我教育方面做得少，學生自我教育的載體仍有所欠缺。因此，高校需要創新形式載體，使學生的自我教育更有效地開展。如可組建“學生講師團”，通過一定的方式選拔學生骨干，組建宣講隊伍，通過思政課教師的引導和省市講師團專家的培訓，使學生成為理想信念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和中國夢教育的主人翁和踐行者，擴大“學生講師團”巡回宣講的覆蓋面，用學生自己的所見所聞、親身經歷、感想體會等來教育同齡人，增強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產生自我教育的共鳴效果。
意識形態安排意見范文2
關鍵詞 上海文廣 制播分離 新制度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識碼A
2009年10月21日，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正式分拆成上海廣播電視臺和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標志著全國廣電系統制播分離的大幕正式拉開。隨后，湖南廣電的改制方案也于同年12月通過廣電總局的審批。目前，全國絕大多數省區都不同程度地啟動和實施了制播分離改革，中央電視臺和北京、江蘇、上海、天津、湖南、浙江、遼寧等部分省級電臺、電視臺成立了由臺控股的節目制作公司，積極推進制播分離改革。。新一輪制播分離改革重拳出擊，改革的重點是將廣電行業內“政策允許的制作業務和經營業務分離出來。打造市場主體，推動廣電產業做大做強。
從制播合一到制播分離的轉變，是廣電體制的變遷和創新。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制度變遷，就是制度的替代、轉換和交易過程。制度變遷和創新的發生乃至最終實現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筆者結合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對這輪整體制播分離的特點做如下分析。
一、制度變遷中的國家行為
2009年下半年，國家廣電總局密集出臺關于制播分離的政策部署。7月7日至8日，2009年全國廣播影視局長座談會在哈爾濱召開，討論了關于推進廣播電視制播分離改革試點工作的實施意見。7月16日。廣電總局向各地廣電局下發文件《廣電總局關于推進廣播電視“制播分離”改革(修改稿)》，《修改稿》規定，除影視劇外，電視臺從市場購買節目的比例，原則上每年不低于播出總量的30％。8月26日，廣電總局頒布《關于認真做好廣播電視制播分離改革的意見》，《意見》要求以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部分省級、副省級電臺、電視臺為重點，著力在影視劇、影視動畫、體育、科技、娛樂類節目領域，積極穩妥地推進制播分離改革。0這是廣電總局第一次專門針對制播分離改革的指導性文件。同年8月19日，廣電總局正式批復了上海廣播電視制播分離改革方案?？梢钥闯觯@輪制播分離由國家主導，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同于以往自下而上的制播分離探索。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某些廣播電臺、電視臺已經自發性地開展制播分離，探索節目外包、購買或委托制作等多種分離形式，由于沒有得到國家主管部門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探索多以失敗告終。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變遷具有對國家行為的依賴性。因為某種制度創新需要付出巨大的費用。往往個人或團體都難以承擔“第一行動集團”的職責。而“國家可視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組織”，具有一般社會組織所沒有的強制力和“暴力潛能”，能以最短的時間和最快的速度推進制度變遷，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
這輪整體制播分離改革由國家來主導，屬于強制性制度變遷，其特點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實行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能夠借助政府力量，推動制播分離深入發展直至最終實現。制度變遷，實際上是權力和利益的轉移和再分配。制播分離改革了舊有制播合一的格局和秩序，必然會遭遇利益沖突，各種利益摩擦和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將成為改革障礙。這需要國家積極發揮主導作用，加大扶持力度，根據改革的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措施，妥善處理好各方利益關系，完善相關配套措施，推動制播分離改革的深入。
這輪制播分離改革最引人關注之處。是把除新聞以外的節目制作和廣告經營剝離出去，按市場化和公司化運作。隨著改革的發展，電臺、電視臺所屬節目制作公司可以吸納社會資本，條件成熟的可融資上市，廣電傳媒集團可以兼并、重組，實現跨區域、規?；陌l展。在這個過程中，國家一方面應把持制播分離改革的方向和原則，加強宏觀調控和監管力度，防止改革脫離軌道；另一方面應完善相關政策法規，為廣電傳媒集團的發展壯大提供制度保障和良性環境。
二、制度變遷中的組織和活動家行為
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在制度變遷中存在初級行動團體和次級行動團體。初級行動團體是制度變遷的創新者、策劃者、推動者。次級行動團體是制度變遷的實施者。初級行動團體和次級行動團體都是制度變遷的主體，他們共同推動制度變遷的發展。
政府是這一輪制播分離改革的策劃者、設計者以及推動者，擔負著初級行動團體的職能。而具體實施制播分離改革的廣電傳媒組織，是這輪改革的次級行動團體。次級行動團體是制度變遷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根據制度變遷的原則對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推動乃至實施制度變遷。制度變遷中。需要數量巨大、分布廣泛的次級行動團體合力推動制度變遷。此外，次級行動團體的質量以及行動積極性，都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成效。
按照國家廣電總局部署，這輪整體制播分離改革的主體，重點是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部分省級、副省級電臺、電視臺。目前，全國絕大多數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啟動和實施了制播分離改革，這有利于推動制播分離改革的全面發展。但是，在改革中要注意防止“一刀切”，各地經濟條件和發展水平不同，各個廣電傳媒組織的情況差異很大，廣電組織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推行符合自身特點的改革路徑。如上海文廣、湖南廣電等試點單位，制播分離改革是其市場化、產業化發展達到相當水平基礎上的必然選擇。而對于那些企業化管理和內部改革還未到位的廣電傳媒組織，應“以制播分離改革帶動內部管理改革和機制創新，推動勞動用工制度、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建立健全相應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并深入推進管理機制的創新，建立臺內事業產業分開運行管理的新模式?！薄霸趫猿指母锏拇蠓较蛳?，改革的具體思路、方法和步驟是沒有固定模式的?！敝挥懈鱾€廣電組織推行符合自身的制播分離，使資源和效能得到最大發揮，制播分離改革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廣電組織的制播分離，必然會引起內部機構的剝離與重組，牽涉到錯綜復雜的人事、財務等機制調整以及各種利益沖突，這些會牽絆甚至阻礙制播分離改革的進展。要處理好這些問題，需要有遠見和魄力的行業領軍人物與組織活動家，帶領廣電組織大刀闊斧、破舊立新，把握住大方向的同時靈活變通，大膽創新，確保改革的順利進行。
三、制度變遷中的意識形態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c?諾思認為，意識形態是種節約機制。“在社會成員相信這個制度是公平的時候，由于個人不違反規則和不侵犯產權――甚至當私人的成本一收益計算會使這樣的行為合算時――這一簡單的事實，規則和產權的執行費用就會大量減少?！比绻贾涞匚坏囊庾R形態旨在使人們相信現存的規則與正義是共存的，相應地，要使人們出于一種道德感來遵守這些規則，那么，成功的反意識形態的目標就是不僅要使人們確信他們眾目暌睽的不公正是現行體制
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要使人們確信只有通過人們參與改變現行體制的活動，一個公正的體制才能到來。”
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會影響到制度執行的成本。在制度變遷中，當社會成員確信制度變遷是合理和公平的時候，制度變遷的實施和執行費用就會大量降低；否則，“制度變遷的執行費用將上升，制度力將在各抒己見的社會主體的行為沖突中耗散殆盡”。
在這一輪制播分離改革中，我們可以看到輿論對制播分離改革的合理性一致表現出積極肯定的態度，作為先行者的上海文廣，受到了業內人士的高度關注。廣電行業對制播分離普遍持歡迎態度，這種積極接納改革的意識形態為新一輪制播分離改革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和條件，有利于降低改革的實施和執行費用。但是可以預想，隨著改革的深入，各種復雜情況和問題有可能凸顯，也必然會有人出現畏難情緒和退縮思想，屆時，改革將會遇到重重阻力，執行費用將增加。要避免這種情況，應在改革中提供激勵機制，確定合理的利潤分配方式，對改革參與者給予足夠的扶持，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讓他們能夠放下思想包袱；而對制播分離持不同意見的組織與個人，應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宣傳以形成統一的意識形態，從而節省制播分離改革的組織成本和信息費用。
四、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現象
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法則認為，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性質。路徑依賴類似于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即“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例如，在起始階段帶來報酬遞增的制度，在市場不完全、組織無效的情況下，阻礙了生產活動的發展，并產生了一些與現有制度共存的組織和利益集團，那么這些組織和利益集團就不會推動現有制度的變遷，只會加強現有制度。因此，路徑依賴對制度變遷具有極強的制約作用。
新一輪制播分離改革須警惕路徑依賴現象。這輪制播分離改革是一個涉及諸多方面的系統工程，將會打亂現有各種內外部關系，引起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如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調整；同時會面臨諸多需要突破的難題，如節日交易和產權保護不夠完善，節目交易市場尚未形成，配套政策薄弱等。如果新一輪制播分離改革不能處理好這些問題，將會使改革鎖定在無效率的路徑下而導致停滯。
意識形態安排意見范文3
關鍵詞： CDA 語言 權力
《實習醫生格蕾》是一部以醫學為主題的獲得艾美獎、金球獎的美國電視連續劇。劇中通過描述實習生及住院醫師之間的工作、生活狀態，深刻地反映了7年外科實習的高強度訓練，以及人性之間的關懷與情感。
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指出語言源于社會，同時由社會調控。本文通過對臺詞的分析，旨在揭示劇中語言與權力之間的關系變化。
1.批評話語分析理論概述
辛彬（2006）指出，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CDA）通過分析語篇的語言特點和它們生成的社會歷史背景，考察語言結構背后的意識形態意義，進而揭示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復雜的關系。批評話語分析主要的理論依據及研究方法來自于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即通過語言的使用體現出三種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
王洪穎（2010）認為CDA是一種分析形式，通過分析語篇的形式，進而研究語篇、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關系，旨在探究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下話語的產生，以及該話語反映的權力、控制權及不平等現象，并將之合理化。
“批評話語分析”（CDA）一詞由?？略凇墩Z言與權力》一書中最早提出。Durst（1999）提出：“最初基于社會學理論的批評理論旨在揭示社會階層及各方不平等權力關系。同時人文和社會科學的部分學科如修辭與寫作均有所交叉。”很明顯，批評話語分析是建立在這些社會科學的研究基礎上的。因此，通過話語分析，能夠反映深刻的社會意義及不同身份和不同權力階層人物之間的復雜社會關系。
George Yule（1996）陳述道：“話語分析涉及之面非常廣泛，如在教育或政治實踐層面，可始于對日常對話中諸如‘oh’和‘well’的研究，又或于文化中的主導意識形態的研究?！?/p>
CDA的研究基礎源于社會理論，因此權力自然而然成為社會研究中的一個中心話題。權力與語言之間是緊密相連的，權力趨于與等級階層、身份相關。不難推斷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的行為表現均有顯著的不同。再者，語言交流在日常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語言交際，因而基于社會、職業關系的相關權力上建立起來的層次等級便產生了語言差異。徐品晶（1996）提及，話語分析更多的關于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語境中的對話：電話中朋友的通話內容、餐桌上朋友之間的對話，諸如此類。
至于權力，Caja Thimm，Ute Rademacher和Lenelis Kruse（1995）認為在權力情境下，對于話語差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常言語互動中權力的“強勢”與“弱勢”風格的不同。事實上，日常對話中的語言使用最能明顯反映出說話者的身份、權力和地位。正如福柯（1992）提出，權力隱含于廣泛分布在社會生活中各個階層的日常實踐中。權力并不是否定那些受支配者，而是起到配合支配者的作用，為了迎合支配者的需要，幫助其進行語言權力導勢。權力是福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當“權力”一詞被用于分析人類的社會行為時，有以下兩種理解：一是“行為的能力”，二是“支配他人的能力”。前者指的是人們為了追求某種利益或實現某種目標而訴諸行動的能力。后者則指因一方的地位高于他人，處于一個制衡地位，而他人必須表示服從。
2.《實習醫生格蕾》中對話的批評話語分析
韓禮德的概念功能是指語言用于表達說話者的內部經驗世界及其各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的功能，通過及物性系統來實現。及物性系統包括六種過程：物質過程、心理過程、關系過程、行為過程、言語過程和存在過程。因而對話對象不同，過程也截然不同。
“Nurses will page you， you answer every page at a run ... Your first shift starts now and lasts forty-eight hours... you run labs， write orders，work every second night till you drop and don’t complain.” Dr.Bailey對實習生們的開場白，多為物質過程，主要用以表示命令、安排，如Nurses（Actor）will page （Process） you （Goal），詳述作為實習生的職責及任務所在，在眾人面前時刻保持作風嚴謹、精益求精的導師風范。
“You're interns， grunts， nobodies， bottom of the surgical food chain”，此處句子精短，為關系過程，認定值為“interns”，直截了當地揭示了實習生們的現實生活與地位?！癵runts，nobodies”讓這些實習生們認識到自己在這所醫院是沒有任何權力的，沒有地位而言，處于外科食物鏈的最底端的他們是不能有任何優越感的。
如上所述，Dr.Bailey在對實習生們宣布五條規則的時候，各小句多使用的是物質過程，這些都是表示命令的下發。同時，此類話語中多以“you”為動作的承受者，表明了實習生的被支配地位。如“you answer every page at a run... Rule number five. When I move， you move. Bailey：You are the first person they see in the morning. You say please. You say thank you.You apologize for waking them up.”。
人際功能的實現與情態是相互聯系的。通過對話中情態詞量詞的區分，能很好地分析出會話中兩人的權力關系。如“should/will”為中量詞情態詞，表示較強烈的意見。作為院長的Richard在回答關于器官移植的問題時，表達了強烈的專業意見，而作為權力階梯下段的Bailey只能是無條件地服從與認同。
Richard：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the patient.If， medically， he's at the top of the list， then he should get the heart. Hypothetically.
Bailey： Thank you， sir.
Richard： But practically？ Whoever removed the patient from the LVAD， I expect to be given names and there will be severe， severe consequences.
Bailey： Yes， sir.
3.結語
我們可以看出權力并不源于語言，但是語言能夠用來體現權力，甚至挑戰權力，權力可以用于限制語言的使用。權力與語言是密切相關的，支配者與受支配者均能選擇適合的詞句，在字里行間，讓觀眾們深刻感受到社會階層及權力地位的顯著性。正如彭麗（2004）指出的，權力關系能夠產生、存在并再生于語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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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安排意見范文4
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對公民身份、公民意識、公民意識教育等概念進行分析，是準確理解“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的前提。何謂公民?盡管從古希臘城邦到近現代民主國家，公民的內涵和外延不斷發展，但究其根本，公民(citizen)就是擁有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人?！肮裆矸荨卑齻€共同的基本要素:國家、平等、權利義務。就國家要素而言，公民身份意味著作為國家正式成員的資格，即公民是國家的公民，國家是公民的國家。就平等要素而言，公民之間在身份上是平等的，這種平等性內在地要求國家政體應該是民主的，而從歷史上看，公民與民主制事實上有著天然的聯系。就權利義務而言，公民依法享有市民權利(civilrights，也譯作“公民權利”、“民事權利”)、政治權利(politicalrights)和社會權利(socialrights)，并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如服從法律的公民義務、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責任等;不過，政治權利是其他基本權利的前提與保障，公民概念始終以政治權利為核心，公民是“具有某個國家國籍并有權參與該國公共權力行使與監督的人”。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凡具有我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包括但不限于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對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監督權)，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傊?，我國憲法規定我國實行民主，國民依憲法取得公民身份，公民依法平等地享有權利并承擔義務。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公民身份及其民主實踐必然形成公民意識，而公民意識又反作用于民主制度與實踐。何謂公民意識?馬長山(1999)認為，公民意識就是公民自身對公民角色及其價值理想的自覺反映。朱學勤(1999)認為，公民意識就是民眾對于公共權力的主體意識與監督意識，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意識。周勝蛟和倪洪濤(2008)認為，公民意識是公民對其在國家中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認知，體現為公民對其權利和義務的心理認同與理性自覺，以公民的民主法治觀念和理性政治參與的公共精神為核心。鄭杭生(2008)認為，公民意識主要是指公民對于自己的國家主人地位、應享受的權利和應履行的義務的自覺意識。許耀桐(2009)認為，公民意識是指公民對自己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是公民以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為依據，以自身作為國家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等活動主體的一種心理感受與理性認識。綜合上述界定，可以提出公民意識的簡明定義:公民意識就是公民自身對其公民身份的理性認識與價值認同，以及相應的行為傾向。公民意識既包括對公民在國家中的地位及其權利義務的理性認識(即公民知識)，也包括對公民身份所包含的價值理想的理念與情感認同(即公民品格或公民價值)，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公民參與態度與公民行為傾向(即公民實踐意向)。根據公民身份的三個基本要素(即國家、平等、權利義務)，可推演出公民意識的基本內涵?；趪乙兀衽c國家相對待，國家是公民的國家，可導出民主意識、國家意識等;基于公民平等的要素，可導出平等意識、公正意識等;基于權利義務要素，可導出法治意識(權利義務由法定)、公共參與意識(既是權利也是責任)、公民美德(公共參與必需的道德)等。何謂公民意識教育?鄭杭生(2008)認為，公民意識教育就是一種通過學校的、社會的和家庭的各種教育渠道，培育、培養社會成員具有公民意識的過程。簡言之，公民意識教育就是培養公民意識的教育活動。嚴格說來，公民意識教育是公民教育(citizenshipeducation)的子范疇。據《教育大辭典》，公民教育一般指國家或社會根據有關的法律和要求，培養其所屬成員具有忠誠地履行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品格與能力等的教育。公民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具備必要的公民知識(civicknowledge)、公民品格(civicvirtue)和公民技能(civicskill)，進而能積極并負責任地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合格公民。公民知識、公民品格(公民價值)屬公民意識范疇，是公民意識教育的內容;公民技能就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涉及批判思考能力、領導能力、溝通與說服能力、談判與妥協能力等。鑒于公民知識、公民品格和公民技能彼此滲透、相互支撐，且某種教育途徑通常對三方面素質均有影響，因而在不那么嚴格的意義上，“公民意識教育”與“公民教育”大致相當，二者可以通用。何謂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就是培養社會主義公民意識的教育活動，以使公民獲得對社會主義公民身份的理性認識與價值認同，并形成相應的行為傾向。社會主義公民身份及其意識以社會主義制度與實踐為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必然是一種意識形態教育。
二、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的關系
有個別學者主張“取代論”，即用所謂“中性的公民教育”替代“意識形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這種觀點是明顯錯誤的，背離了的立場和觀點，沒有洞悉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及其意識形態性。思想政治教育無疑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社會或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它是“一定的階級或政治集團為實現其政治目標，有目的地對人們施加意識形態影響，以期轉變人們的思想，進而指導人們行為的社會活動”，“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僅要解決人們的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行為等問題，還必須解決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問題”。思想政治教育有“泛指”與“特指”之別:在“泛指”意義上，是指人類所有階級社會共有的從思想政治品德上培養教育人的活動;在“特指”意義上，就是指、社會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盡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上是在特指的意義上使用的，但究其實質，其他國家盡管無“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卻行“思想政治教育”之實，因為任何國家的統治集團都力圖用他們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來影響全體國民，以鞏固其統治。在任何階級社會，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種客觀存在。西方的公民(意識)教育作為對其國民進行政治社會化的教育活動，就是“泛指”意義上的、西方國家所實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意識)教育同樣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公民教育亦有廣義、狹義之別?！皬V義的公民教育”泛指一切民主政體的國家對其國民實施的公民教育，其目標是使其國民獲得同該國基本社會制度、主導意識形態相適應的公民意識和公民技能。我國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國憲法確立的基本原則，也是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培育社會主義公民意識因而構成意識形態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國針對本國公民實施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民意識教育即屬廣義的公民教育。此前，我國或許無“公民教育”之名，但有或者應該有“公民教育”之實?！蔼M義的公民教育”特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對其國民實施的公民教育，其目標是培養同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相適應的公民。意識形態屬性是各國公民教育的基本屬性。正如武東生(2013)所論，“由以階級性為根本屬性的、具體的歷史的‘國家’開展的公民教育活動，無疑會打上深刻的意識形態的烙印”，“在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問題上，公民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并無不同，公民教育究其實質而言，同為‘非中性的’意識形態教育”。仔細對照前述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界定可知，就內涵而論，泛指的“思想政治教育”同廣義的“公民教育”大致相當，因而在不那么嚴格的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中國的公民教育”，而“西方的公民教育就是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外延而論，“思想政治教育”似乎比“公民教育”還要大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涵蓋了對國民的思想觀念(包括世界觀、人生觀)、政治觀念和道德觀念的教育，公民教育側重于培養“民主公民”;另外，公民意識教育嚴格而言是公民教育的子范疇。由此可合理地得出如下結論: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是對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豐富與充實，公民意識教育不應也不能取代思想政治教育;推進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和憲法法律層面上都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三、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的基本內容
鄭杭生(2008)基于其對公民意識內涵的分析，認為公民意識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培養國家主人意識與祖國民族意識，核心任務是培養權利與責任意識，基礎內容是培養民主與法治意識，延伸內容是培養道德與文明意識。許耀桐(2009)認為，根據我國憲法關于公民權利和義務的規定，我國的公民意識教育應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責任與義務意識、法律意識、道德意識，此外還要培養公民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方面的意識。兩位學者的觀點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并存在如下共識: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應培養主人(主體)意識、權利與義務意識、民主與法治意識、道德意識。不過，主人(主體)意識其實質就是民主意識;權利與義務意識可歸入民主與法治意識;“道德意識”的外延則過于寬泛，“道德”既有“公德”與“私德”之分，又包括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等范疇，因此廣義的道德同狹義的、公民身份認同意義上的“公民品格”雖有關聯，但不嚴格對應?？傊瑢W者們當前廣泛認可的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的核心內容是“民主法制意識”。黨的十七大報告在闡述“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任務時，明確提出“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這表明，第一，“公民意識教育”與“民主制度建設”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兩個基本方略，二者相輔相成;第二，民主法治理念、自由平等理念、公平正義理念是現階段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的重點。黨的十在闡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時，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三個倡導”的十二個基本范疇中，“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這五個范疇是對十七大倡導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再次重申和確認，并提升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范疇的高度。侯惠勤(2012)認為，核心價值觀應該反映“制度精神”，應是國家制度、國家運作模式的靈魂，應奠定國家制度的道義基礎和合法性依據，為國家制度的構建提供基本思路和基本方向。韓震(2013)也有類似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該反映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特征和意識形態特征，緊密聯系當代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質。在“三個倡導”的十二個基本范疇中，“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這五個范疇無疑最能反映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精神，因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通過上述分析可得出結論:培育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的理念是現階段中國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的重點內容。此外，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作為公民品格核心的“公共理性”應成為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的落腳點。羅爾斯認為，公共理性是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公民的理性，是秩序良好的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其目標是追求和實現公共利益。一方面，在思辨層面上，公共理性可從“公民身份”概念中演繹出來，即“公民身份”內在地意味著公民在社會合作體系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每個公民的訴求和權益應得到同等的尊重和考慮，因而公民在參與公共事務時應當超越私人立場而秉持一種公共立場，訴諸并追求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在實踐層面上，有序的民主也要求公民具備并運用公共理性，其原因在于，如果公民只關心個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只運用個人理性而非公共理性，那么民主過程勢必難以就公共爭議達成共識，會導致民主的失序甚至自我否定。公共理性作為實踐理性，既是一種理智能力，更是一種道德能力即公民美德。作為理智能力，意味著能夠準確分辨個人利益、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能正確判斷各方訴求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安排可得何種程度的滿足。作為公民美德，意味著尊重他人的訴求與權益，關心公共利益;在面對分歧時，能秉持公正的態度和達成共識的真誠愿望，提出基于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的、有說服力的論證，同時愿意傾聽并采納各方的合理意見而非固執己見;愿意遵循已達成的共識，等等。公共理性是貫穿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公民意識的紅線，健全的公共理性與有序的民主實踐互為因果、相互促進，公共理性的養成應貫穿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的全過程。另外，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是對資本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的揚棄。一方面，我們要有智慧和勇氣來倡導這些代表目前人類價值共識和歷史進步方向的價值理念;另一方面，我們更要堅持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正。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不能止步于倡導、宣傳這些抽象的價值詞匯，更加重要和緊迫的是，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架下深入梳理并正確闡釋上述理念具體的、歷史的和發展的內涵。
四、社會主義公民意識教育的目標
意識形態安排意見范文5
【關鍵詞】制度新制度經濟學諾思制度變遷理論
一、引言
“新制度經濟學”并不是一個完整的、意見高度統一的學派,而是一個“植根于現實經濟理論的特定共識集合”,其中以華盛頓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諾思為代表的制度變遷理論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有多種評論和爭議。本文認為,通過了解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演進過程,并將它與其它相關理論進行比較,可以發現這一理論鮮明的開放性特征。
“開放性”一詞涵義可以作多種解釋。在本文中,“開放性”指制度變遷理論傾向于不斷將更多的因素特別是制度等社會因素納入經濟思考范疇這種“擴大”的范式特征。
二、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演進
諾思有關制度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史觀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體系。早在1973年,諾思與托馬斯(North and Thomas,1973)合著著作的核心觀點就是制度決定經濟績效,而相對價格變化則是制度變遷的根源。其中,諾思主要圍繞效率展開討論,認為相對價格的變化之所以能夠產生制度變遷,是因為它產生了構建更有效率的激勵制度。在這部書中,諾思提出,歷史上無效率制度之所以能夠保留,是因為統治者目光短淺,使個人激勵與社會福利發生了背離,但這個解釋并不能令人滿意。
在著作《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North,1981)中,諾思拋棄了以效率考查制度的角度,認為大量產權的設計來源于統治者的自身利益需要,而交易費用則使得無效率產權普遍存在。諾思在本書中構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經濟史框架,以人類經濟從原始社會到現今上萬年的發展,印證了他的觀點。諾思認為,“制度是人和資本存量之間以及資本存量、商品勞務的產量和收入分配之間的過濾器”。知識存量的積累、意識形態,特別是產權的明晰是其中關鍵的因素。然而,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為什么競爭不能淘汰無效率的制度?如何解釋長期經濟績效之間的顯著差異?
1990年,諾思完成了又一部著作《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在這本書中,諾思首先對“制度”進行了重新的定義――“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或者更規范一點說,它們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型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接下來,諾思探討了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礎和制度變遷的一般理論,并著重分析了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諾思關注制度變遷的路徑問題,是想以此來回答“什么決定了社會、政治或經濟的演化的不同模式?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那些持續性差的經濟體的長期存在”。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提出了“路徑依賴”的觀點,認為“發展路徑一旦被設定在一個特定的進程上,網絡外部性、組織的學習過程,以及得自于歷史的主觀模型,就將強化這一進程”。諾思還給出了大量的經濟史事實和論述來印證這樣的觀點,即制度在社會中具有比人們之前所認為的更加基礎性的作用,甚至是“決定長期績效的根本因素”。更進一步地,制度是聯系兩對關系的核心:一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二是他們的相互關系對經濟變動(包括經濟的增長和停滯、倒退)的作用關系。這部著作用不大的篇幅對人類社會的制度方面和制度的變遷過程作出了系統性的分析,并且有大量的、可靠的經濟史資料作為印證,因此它成為制度經濟學的經典著作之一。
然而,諾思的研究并沒有到此停止,他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并給予了自己的回答。這些問題主要著眼于社會中制度的形成緣由。首先,諾思在研究中提出,是什么導致了交易費用水平的變動呢?答案是“非人際關系化交換”的市場制度、政府保護和實施產權的信念以及現代科技革命帶來的收益增長。諾思還對歐洲歷史上近代市場秩序的自發性構成過程做了研究,致力于解釋在沒有國家干預時,一些有利于現代競爭市場運行的規則是如何自發形成的?；诖隧椦芯?諾思還進一步探討了經濟增長和政治體制變革之間的相互作用。
進入21世紀,諾思的思想又有了新的進展,他于2005年出版了著作《理解經濟變遷過程》,在這本書中,他探討了民主制和長期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必須有效約束政府,才能確保市場的良好運行。在2007年,諾思與學者沃里斯、溫加斯特合作了《詮釋人類歷史的一個概念性框架》,在這篇文章中,諾思又提出了新的觀點,他認為,經濟學的理論和政治學的理論必須有效地整合在一個分析框架之中,才能夠對歷史作出有效的解釋。他們還創造了“有限進入的社會秩序”和“開放進入的社會秩序”兩個概念,認為作為有限準入秩序社會代表的自然政府是人類社會的自然形式,它通過操縱經濟產生租金,并用這些租金獲得政治上的穩定;而開放準入秩序則激發了競爭,競爭又維護了社會秩序。經濟發展的進程則正是由有限準入秩序走向開放的準入秩序,而這個過程是沒有內在必然性的,諾思等人對于這個“轉型過程”也沒有給出確定的解釋,而是將其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對象。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作為一個二十世紀后半葉興起的社會經濟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而始終是一個探索性的框架;同時,這個框架是不斷開放的,不斷對制度的形成、變化、作用做出新的探討。因此,我們在理解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時,不應將其當作一個封閉的邏輯體系來看待,而應當將其當作一種開放性的理解社會進程的思路。
三、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與之前理論的比較
1、諾思與新古典理論
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諾思對新古典理論的“工具理性”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新古典理論假設人擁有必要的信息并且能夠做出理性的選擇,但是忽視了這個假設必須以高度發達的市場制度為前提,而新古典理論往往將制度作為一個外生變量,忽視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
本文認為,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既是對新古典理論一定程度上的繼承,也是在方法論上的重要變革,并體現出了比新古典理論更強的開放性。新古典理論是一個高度概括的模型,通過用“理性人假設”和“邊際效用理論”將社會經濟現象囊括在一個抽象的框架之中,而諾思所引入的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不僅是對新古典模型的一種補充,更是對新古典模型試圖以單一因素解釋經濟活動的挑戰。
2、諾思與傳統經濟史學家
傳統的經濟史觀點認為,工業革命和技術的進步是導致人類社會進步的關鍵。但是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卻從多個方面質疑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雖然對技術的強調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技術本身無法解釋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未能實現技術潛在收益的現實,也無法解釋“在大部分技術人皆可得的情況下,富國與窮國之間還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
諾思對傳統經濟史觀點的反駁,體現出更強的開放性特征。首先,諾思否定以單一因素詮釋歷史的看法,認為雖然技術起著不可否認的關鍵作用,但是不能將其作為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本文認為,技術是一種非人格化的因素,一種技術如果要對社會經濟的變化發生作用,就必須作用于人的因素或者被人格的因素所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技術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至少不可能是一種充分條件。諾思正是以此說明一個合理的框架絕不能用技術說明一切,應該探討技術背后更深層的原因。
四、諾思制度變遷理論開放性的進一步探討
很多學者認為諾思使得對經濟史的分析變成了一個“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無限循環。諾思強調制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又同時認為技術等因素不可忽視,在90年代的著作中,他還特別注意研究制度與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中,更是將“心智”和“理解力”等概念引入研究,因此被認為降低了理論的解釋力。同時,國內學者還認為,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有兩個問題,一是他在用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觀點解釋問題遇到困難時,引入了意識形態理論,認為人們因認識的約束而從事道德的、紀律的、利他的行為活動;二是他在解釋為什么一些制度未受挑戰和為什么一些變遷按舊體制固有的方式進行時,提出了“保守原理”――現存制度所起的保守影響。路徑依賴的“保守原理”在實質上也是一種特地安排的補充。以上兩個問題都在于將不同的理論前提納入了同一個框架中,而它們之間是無法相容的(蔣雅文,2000)。
下面,本文將從諾思制度變遷理論中的幾點進行切入,探討其開放性的特征和意義。
1、諾思制度變遷理論中制度與政治、經濟的關系所體現的開放性
本文認為,我們不能簡單地用“誰先誰后”的因果關系來考量諾思對于政治經濟關系的看法。雖然諾斯多次對“制度的來源”進行探索,但他的著眼點并不在于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何者為先、何者為其他一切的原因這類問題。
諾思概括道,“特定的制度約束格局有特定的經濟(和政治)模型”,這里著重指出這類模型通常對制度的變化有很高的敏感性。同時還認為,“政治與經濟之間極為復雜的內在聯系,是我們理解任何一種經濟績效時都要考慮的”,因此宏觀經濟模型和微觀經濟模型都應當納入制度的因素。諾思在幾部著作中,都通過分析荷蘭與英國兩個國家的成功經歷,證明了制度以及與制度緊密聯系的政治活動對經濟的至關重要的影響。
近期的研究中,諾思更進一步擴大了“制度”概念的范疇,并且更加鮮明地將政治和經濟融為一體。他認為,應該建立一個將政治學和經濟學融為一體的框架,不能再堅持那種“將政治視為完全外生的經濟理論”或者“將經濟視為完全外生的政治理論”。諾思所要建立的這個框架從根本上說是開放的。
應當說,諾思對制度的定義是包括科斯、楊、哈耶克在內的眾多對制度、社會秩序等概念有研究的經濟學家中最寬泛并具有開放性的。他所指的“institutions”并不是一個封閉的定義,而是較為開放地包括了社會習俗等非正式約束。在經濟活動中,這些因素往往對人的行為產生了很強的影響,甚至對于政治等“顯性”制度的實施效能起著十分關鍵、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是不可忽視的。新古典經濟學和其他一些經濟學流派正是因為忽視了這些因素,造成體系的封閉性,而使得其經濟理論機械化,在一些問題上失去解釋力。
2、諾思制度變遷理論中意識形態觀念所體現的開放性
諾思認為意識形態概念對于解決白搭車問題必不可少,并且對于說明那些非市場資源配置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必須的。另外,諾思的意識形態理論和他借用的新古典理性人前提之間有補充的關系,卻并沒有本質的對立性。因為意識形態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人的理性在特定社會經濟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因此是“社會中”的理性,這種理性的人追求一定社會習慣、傳統中的利益最大化。本文認為這是諾思對新古典“理性人假設”的開放性解讀。
3、開放性是否減弱了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解釋力
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既基于新古典的一些理論,又納入了制度這一核心要素,還包括意識形態、個人的心智構建等因素,并且從發展趨勢看,諾思的理論仍然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那么,這種開放性是否會削弱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解釋能力呢?本文認為問題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之所以認為對各種因素開放會減弱一種理論的解釋力,是因為我們希望將社會發展歸于某一種或幾種確定的原因。這種希望使我們總是傾向于建立一個簡單的、封閉的框架來解釋問題,而諾思的理論恰恰糾正了這個錯誤。現今社會中,不僅左右經濟活動的因素十分多樣,人們看待歷史的角度也比過去更加多元化。顯然,那種希望用一個因素或者單一理論框架來解釋一切人類行為的嘗試,必然面臨失敗。這種必然趨勢,啟示我們放棄這種單一的、封閉的理論范式,而是采取一種更加開放的框架。諾思的理論將政治、社會和文化習俗融為一體,雖然在“給出確切答案和簡化的分析”方面能力有限,但是卻為歷史研究、社會研究和經濟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其進步之處正在于這個開放性的框架――作為一個研究范式的“內核”和“保護帶”――能夠不斷容納更多的新問題,從而不斷增強解釋力并強化這一范式本身。
五、結論
道格拉斯?諾思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其制度變遷理論備受爭議,但是本文認為,其開放性和包容性不僅不是弱點,而恰恰是進步之處。它從制度、意識形態等角度為我們分析歷史、社會、經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框架和思維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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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蔣雅文: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評析[J].經濟科學,2000(5).
意識形態安排意見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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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摘 要：本文基于五篇所選文獻，以二戰為時間出發點，就英國及美國文化研究對傳播學影響這一問題，從歷史、理論建構，以及到文獻所截止時期得到的一些結論的角度，進行簡單梳理。然后通過總結文化和傳播學的異同，來解答為什么要在傳播學中引入文化研究，這種引入具有怎樣可行性與適用性。并在確定其取得成就的同時，對所缺失的部分給予簡單的梳理。 關鍵詞：文化研究;當代傳播;美國;英國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11-0151-02
一、歷史背景
二戰使得本來就已經在一戰中成為經濟大國的美國，又變成了政治大國。戰后，美國的社會科學又對歐洲的文化生活進行了空前的侵襲，在這種影響下，英國社會科學的優勢并沒有被反映出來[1]。就文章所總結，其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是馬歇爾計劃（進行經濟支援而不是采取武力或對其遭遇進行旁觀[2]）;其次，是隨之而來的單向的文化傳遞;最后，是英國主張恢復戰前傳統、現象學和新的思維體系[1]。而在傳播研究的方面，也存在著與社會科學一樣的境遇，它們都被貼上美國的標簽然后給予關注。而事實上歐洲在此方面發展所取得的進步則是被人誤解、忽視或者曲解[3]，此種問題被James W.Carey稱為“imbalance”。所以，雖然美國作為學術先鋒存在很多的學術成績，但就本文討論的文化研究和傳播學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陷，筆者將主要采取理論和學者觀點匯總的形式，在下文中對它們進行解答。
二、文化研究與傳播學的共通點
第一，兩者的定義。傳播，即意義的構建，以及共享維持的過程[4]。而“文化研究”（俗稱為“文化”）被Graham Murdock解構為了兩個部分：1.它是“普遍的”，是所有群體在創造、重建意義系統和具體表達所述意義時的保障;2.它是忽視和懷疑其他文化的戰略選擇的產品，即對確定的東西進行判斷和選擇。而這兩部分又在結構過程中產生了兩個主要體系，分別是論證在環境形成的文化的復雜性和合理性，意義是如何通過傳播來得到傳遞的[5]。綜上，可以看出兩者都存在著“意義構建”和“意義傳遞”的過程。
第二，符號的使用。這在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一文中，有著詳細的解釋。伯明翰學派在CCCS進行文化研究時主要是對于三種理論進行了組合的使用，它們分別是巴特（RolandBarthes）的符號學，阿爾堵塞（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與希洛夫（V.N.Volosinov）的與語言哲學[6]。使用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闡明文化符號和文本的多義性，但由于在文化形成中符號最基本的含義，確保了人們對于相同符號都具有基本相同的解釋。有了這個基礎的保證，就能把它帶入之前傳播學編碼/解碼的理論范疇中考慮，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么說編碼時的意義，會在被人接收后都會被再次附加意義，但是這種理解通常不會有太大的分歧（故意為之或含政治目的的解讀不在討論范圍）[7]。在確定了傳播學與文化研究擁有共通之處后，我們便確定擁有了一個可以把兩者聯系起來的平臺，那就是符號傳遞。
三、取得的成就
當學者開始對符號的多義性給予極大重視的時候，作為20世紀7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亞文化研究出現了[6]。亞文化起著解決母體文化（parent culture）未能解決或遺留的問題的作用，在出現的一刻就一直追求屬于自己的風格（style）――打破符號的一般用法，將其重新安排成不同的符號學語境。就如任何客觀存在都有著與他相配的亞文化一樣[8]，人們意識形態開始變得多樣化，直到民族志被引入文化研究，國家文化的多樣性已經得到了官方的肯定[8]。而在這之后，對意識形態的批評理論衍生出來馬克思的“支配思想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的主張，隨著創造性的消費，支配的意識形態不再是“源于外部影響消極的主體，而是用同種觀點附加在人們身上，并把他們變成文化?！保℉all，1989，p 51）的論調開始普及。至此，文化領域就是變現權力和差異之間關系的領域。
所以，為了明確各種文化發展的趨勢和是否被這種支配所取代，文化研究開始步入了對于霸權的研究。Williams認為，霸權是強加給社會思想與行動一個邊界。它通過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占用社會其他下屬文化、政治要素，對它們進行多方的滲透。這也就是說沒有一種霸權力量是純粹的，它們或多或少都吸收了別的文化[10]。那么，霸權是否會使用其強大的影響力去除符號的多義性，使得它們變得統一起來？這種統一就如文化工業特征中齊一化、同質化與標準化的綜合。所以，我們可以把兩者結合起來討論。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符號的多義性是符號的固有屬性，它不可能被集中的文化工業所根除，商品化只能決定文化的生產和分布，但卻不能對這些文化所產生的意義產生任何影響，這種情況（符號的多義性被清除）即使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可能存在[9]。
四、缺失的部分
英美學者認為，文化研究不像科學研究，它既不需要一個中心論題，也不需要一個精確的目標，而是在具體研究時對于不同問題的區別對待。Alan O’Conner認為對于文化的研究應該要包括實際情況，習俗和文化形式這三個部分。就這一點而言，英國的文化研究有著較為優秀的傳承（即，有習俗組成，并伴隨著特殊的文化形式，去指導實踐），而美國的文化研究則多是借鑒了Grossberg的理論[10]。
美國的文化研究較為年輕，和主流傳播研究中的行為主義和實用主義范式相對應的文化研究傳統只存在了10到15年[11]。主要研究傳播的傳遞和運輸，James W.Carey把美國的這種傳播觀稱為傳遞觀（歐洲的稱為儀式觀）[11]，并把傳播形容成創造和分享文化的一部分。Newcomb也提出從文本角度理解電視或大眾媒體提供的大多數意見。兩人都把美國媒介理解成美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Grossberg則認為在敵對的社會群體中，傳播是一種符號的斗爭。學者們想要鏈接文化和社會進行研究，但是無論是Willian的“情感結構”、編碼/解碼理論、Hebdige關于青少年文化的研究都以失敗告終，包括Grossberg自己想要將流行和娛樂的編碼和亞文化聯系起來研究，也由于亞文化中“風格”（style）這一概念的完成，宣告破產。他提出沒什么能和文化、社會一樣。為了替代文化研究，Grossberg提出了后現代主義。于是在美國，文化研究成為了后現論的同義詞。促成這種發展趨勢的有兩點：第一，美國所接受的文化研究的理論多是以英國社會為例的。（在美國獲得關于文化研究的文章和書籍也是有一定困難的）;第二，美國在文化研究上的相對獨立性，左派傳統相對缺乏。所以，在后現代主義開始以后，本只是被忽視的，文化研究中應該包含實踐、習俗和文化等形式被美國自己遺失掉了[11]。同樣的，Graham Murdock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文化研究并不能建立傳播理論和現代性的雙向聯系。他認為，文化研究的傳統是多“意義建構”的研究，和意義如何通過特殊的表達形式產生，并從日常生活實踐中得到解構。缺陷在于，對于二元性關注不足，同時，也因為這種傳統只提供了對文化工業的分析，但是其作為工業到底是如何工作和制造意義的卻沒有提及。在這個過程中，霸權要求不斷通過社會活動建立權威，媒介則在組織和論述公共消費方面起著關鍵的作用。Graham Murdock還總結到：支配意識形態把媒介視為傳遞系統，從觀點的出發到接收這一過程中，論述被重組了。能區分這一進程的兩個基礎是，第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在支配論述中不論是作為附屬、或是相反的論調、或是一個被組織的角色，都可以加入支配論述的過程中;第二，通過文本提供觀眾有可信性的指導或平等卻具有開放性的選擇權。媒體應該把文化研究的多樣性作為自己的中心，努力去維護和發展其論述[12]。
五、總 結
就如筆者之前一直表達的那樣，傳播更像是一種手段，在承載著文化的同時，也在被文化所改變和影響著。現今的傳播學已經過了以往那種“皮下注射”的時代，人們不再會被媒介直接影響，而是開始因為個人境遇的不同，產生出各種各樣的不同的結果。就這個而言，對于具體問題給予不同的解決辦法是絕對有必要也是必須的，前面的文章中我寫到了關于美國文化研究步入后現代主義原因，其中很重的一點，就是沒有把目光放在自己所處和所要解決的問題上。這并不代表著我相信這文化相對主義，即，堅信只有文化主義才能理解本族的文化。美國的問題在于以社會為例子，然后去解決自己的文化問題。美國的文化研究之所以走不出自我，這主要與美國的國家歷史有關，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文化的歷史積淀沒有達到一定的深度，因為這樣的研究其本身就有缺陷，所以其研究成果也同樣不具有普遍意義。就如James Carey所說的，美國的傳播學主要是研究傳播的傳遞和運輸，這種相對微觀的研究[13]雖然對于傳播的關注更為精準，但不能解決實質問題。
在文化研究領域連接傳播理論和現代性，就必須關注和了解文化的多樣性和一個階段的文化思潮。每一種文化，或者說一個階段的文化思潮都有它產生的根源，它最好的體現就在于表現在媒體上，也就是符號的傳遞上。每個個體的人組成了這個社會，每個人的命運都與時代相連。個人既是符號的制造者，也是符號的研究者。
關于符號傳遞問題，筆者個人的理解是，符號和傳播一樣，是一種“工具”。兩者的區別在于，傳播是意義的構建，以及共享維持的過程[4]，而符號就負責承載這個意義。符號的具有多義性，且這種多義性不會被任何的霸權力量所清除，所以，人們可以使用自己想要的符號去表達自己的看法。這就加大了原本就復雜的傳播學的研究，因為想要研究傳播學就必須去注重受眾的改變，媒介強勢或受眾強勢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越發復雜的技術手段和社會關系，使得傳播學的研究必須要符合社會的變遷，也就是研究不斷完善的過程。
參考文獻：
[1]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409.
[2]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History and Theories， p.9.
[3]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 ，410.
[4]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I ，412.
[5] Graham Murdock ，Cultural Studies：Missing Links， 436.
[6]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189―197.
[7]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202.
[8] Graham Hurdock ，Cultural Studies：Missing Links，438.
[9]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204.
[10] Alan O’Connor，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p.405.
[11]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I.p 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