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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1
中途分類號：E0-05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同人力資本投資一樣，軍事人力資本投資也面臨著投資風險。對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進行研究，不僅可以拓展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研究的新領域，而且可以借助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指導軍事人力資本的投資行為，降低投資風險。
一、軍事人力資本及其投資風險
（一）軍事人力資本
通過研究發現，已有的研究成果對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主要劃分為知識、技能、經驗、體力（健康）等幾種形式。但筆者認為，知識、技能、經驗、體力等屬于軍事人力資本的“智力”要素，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包括這些“智力”要素是毫無疑問的，但僅僅包括它們又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還要有“非智力”要素，如軍人的價值觀、敬業精神等。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了“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這對于我們分析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很有啟發。軍事人力資本中的“智力”要素主要解決的是“能不能”的問題，“非智力”要素主要解決的是“想不想”的問題。二者的關系是：“非智力”要素是“智力”要素的統帥，決定著“智力”要素發揮作用的方向和強度；“智力”要素是“非智力”要素的支撐，影響著“非智力”要素的作用范圍。與“智力”要素相比，“非智力”要素始終是第一位的。如果缺少了“非智力”要素，軍事人力資本的價值會大打折扣。
因此，為突出強調“非智力”要素的作用，本文將軍事人力資本定義為：軍事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訓練、醫療保健等形成的，體現在軍事人員身上的知識、技能、經驗、體力（健康）以及價值觀、敬業精神、心理素質等具有經濟含義的精神要素的總和。
（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綜觀國內外學者對風險的研究發現，對風險的定義無非兩種視角：（1）強調風險表現為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即風險產生的結果可能帶來損失、也可能帶來獲利，屬于廣義風險。（2）強調風險表現為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即風險只能表現為損失，沒有從風險中獲利的可能性，屬于狹義風險。筆者認為，惟有損失性才能體現出風險中“險”的內涵，因此，本文采用風險的狹義概念。
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可以界定為：軍事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它既可指未來收益不能彌補支出成本的可能性，也可指未來收益低于預期收益的可能性。這一概念需要強調四點：首先，時間是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重要的投入要素。軍事人力資本與其載體的不可分離也決定了時間是人力資本投資主體的一種重要投入要素，甚至成為一種主要的投入要素。第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是由不確定因素導致的，所以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具有突發性、多樣性和無形性特征，是投資主體無法事先預知的。第三，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不僅體現在“智力”要素方面（即“能不能的問題”），更多地體現在“非智力”要素方面（即“想不想的問題”）。第四，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導致的結果可能有兩個：一是無法獲得預期收益；二是無法收回投資成本。
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成因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別從產權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契約經濟學的角度對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本文認為，軍事人力資本產權的特殊性、軍事人力資本投資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以及軍事人力資本契約雙方的契約非完全性等因素都是產生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外在條件，其內因在于軍事人力資本承載者的自利行為，即在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不一致的約束情況下，軍事人力資本載體可能通過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來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們可以借用日本學者中松義郎在其著作《人際關系方程式》中提出的個人行為與組織目標之間的基本關系式[1]，來直觀、清晰地解釋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之間的基本關系，從而弄清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發生。假設為軍人潛在的最大能力；F為軍人實際發揮的能力；為軍人目標與軍隊目標之間的一致性。則三者之間的關系可表示為：。用圖型表示如下：
在上圖中，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之間的關系存在四種情況：（1）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完全一致時，，，即軍人發揮了自身潛力的最大能力，此時沒有道德風險發生。（2）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完全相反時，，，即軍人發揮了自身最大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必然發生且損失最大。（3）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略有偏離時，，，即軍人雖然發揮了自身潛在能力的一部分，但并沒有發揮自身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發生，但危害相對較小。（4）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有較大偏離時，，，即軍人不但不能發揮自身潛在的能力，反而還發揮了自身很多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發生，危害相對較大。
作為軍事人力資本的載體，軍人不是一個被動地“存放”或“保管”軍事人力資本的“場所”。軍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識、經驗、技術和體力應用于國防安全產品的生產過程，以及這種應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決于兩個因素：（1）能力，即綜合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并加以創造性組合或發揮的本領；（2）意愿，即軍人是否樂意“調用”其軍事人力資本存量。“人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其特殊性就表現在人的精神狀態和能力發揮是受人本身控制的，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中情況迥然不同?！盵2]因此，從某種意義說，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后者而言，軍人是否樂意“調用”其知識、技能等人力資本儲量，甚至是否樂意學習（即主動增加軍事人力資本儲量），取決于許多因素。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的影響。
行為經濟學的經典實驗――“音樂會門票的實驗”[3]P5說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行為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軍人個體也不例外，軍人的行為選擇也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美國經濟學家曼昆的“最后通牒游戲”[4]P501也告訴我們，人們的行為會受到“公正觀念”的驅使。這個公正觀念，不是絕對的公正，但必須不能太不公正。從這個角度來說，軍人追求的不是絕對收益的多少，而是根據“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判斷出相對收益的多少，從而實現自己的比較利益。
“一個成熟的勞動力市場有兩大性質：收入回報公平性和勞動力流動性。”[5]P10從經濟人的角度來說，軍人付出軍事勞動也必然要求取得與之相應的利益回報。軍人通過比較來衡量回報。“嚴格地講，對軍人行為具有最直接影響作用的是軍人的‘比較利益’，即在與其他相關人群的利益進行比較之后所得到的利益滿足程度。此時，軍人對從軍效用的判斷幾乎與他們收益的‘絕對值’無關，它更多地取決于軍人所獲利益的‘相對值’。”[6]當比較利益與預期值存在差距時，就會產生一系列行為效率問題。當他們認為比較利益較大時，大多數人可表現為較為安心地服役或努力工作，服役的質量較高；反之，當他們認為比較利益較小時，便會出現“不安心服役”或“服役質量下降”等現象，即發生“偷懶”或其它機會主義行為，甚至產生部分優秀軍事人才流失等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三、意識形態投資與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防范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意識形態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團體（社會）關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一個團體中所有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和道德觀念等。它是非正式制度中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諾思把意識形態視為一種用于克服搭便車、道德風險和偷懶行為的社會工具，是節約制度運作成本、淡化機會主義的一種有效機制。
這里需要說明，本文使用的意識形態概念雖然與社會學、哲學中的意識形態相關，但并不完全相等。哲學中關于意識形態的“法律”等構件不在這里討論之列，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我們更傾向于把法律等要素納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討論。同時，本文也不強調意識形態在階級斗爭中的功能，更偏向于把它看作是由團體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價值、倫理、道德、習俗、精神狀態等所組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意識形態具有經濟功能。其經濟功能主要表現為：第一，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一致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觀”的形式出現，從而減少了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等若干價值判斷與行為判斷從而達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費用與談判費用。第二，意識形態是一種人力資本，它的存量越大，則人對現存制度安排就越認可，個人搭便車和其它機會主義行為的傾向就越小。意識形態可以通過家庭、學校和社會的直接教化，反復灌輸某種價值觀念而進入人們行為的成本函數和收益函數之中，影響人們的成本―收益計算，進而影響人們的選擇行為。因此，意識形態能夠修正個人行為，從而減少或克服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成功的意識形態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們對誠實、信賴、忠誠、良心等的效用評價，從而減少個人“搭便車”或違犯規則的行為。第三，意識形態教育具有動員激勵功能。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它能激發起所有成員的信心與熱情，堅定實現行動目標的決心；另一方面，它能使團體的長遠目標對全體成員更具吸引力、說服力，以獲得所有成員的支持，愿意作出短期利益的犧牲。第四，意識形態教育能使人們強化遵紀守法的意識，從而能減少強制執行法律的費用以及實施其他制度的費用。
新制度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理論啟發我們：意識形態投資可以防范人力資本投資風險；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的含義是，軍隊投資生成和供給意識形態。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紀和人生觀等方面的教育，“八榮八恥”教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教育等都可以看作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的投資。意識形態投資構成意識形態的成本，它分散地存在于教育費用、宣傳費用及其它費用中，是這些項目中相關部分的總和。軍隊對意識形態投資的產出就是意識形態的產品――虔誠，也即政治忠誠、工作熱情和職業道德。這種產出一方面會給個人帶來收益，也會給軍隊帶來收益。意識形態投資的個人收益，即軍隊對個人忠于職守和積極奉獻的回報，比如說，提前晉級、獲得各類榮譽稱號和表彰；意識形態投資的軍隊收益主要表現在能夠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正如同志指出的：“堅持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設保證了部隊建設的正確政治方向和各項任務的勝利完成?！盵7]P129
具體來說，意識形態投資可以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第一，意識形態投資能夠培養軍人對軍隊的認同，減少不公平感。軍人對公平的追求或感覺會影響軍事人力資本效率的發揮。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公平來自認同，因為每個人都屬于某個群體，最小的群體是一個家庭，大一點的是一個家族、一個社區、一個企事業單位，再大就是一個城市、一個省份，直到一個國家。你如果認同這個群體，公平感就會產生；不認同，怎么也產生不了公平感”。[8]P94因此，通過意識形態投資，能夠使軍人增強對軍事組織的認同感。有了認同感，就會產生公平感； 有了認同感，就會產生凝聚力；有了公平感和凝聚力，自然就會生成戰斗力。
第二，意識形態投資可以減少對軍人的激勵成本，增強對軍人的激勵作用的發揮。行為科學認為，科學的方法可以激發人的動機，開發人的潛能，誘導人的行為，調動人的積極性。就激勵的手段而言，與軍人的效用函數構成相對應，一般可分為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既存在著互補關系，又在一定條件下存在著替代關系。一般而言，激勵的效果如何既取決于激勵的手段，更取決于被激勵者的效用函數。意識形態教育可以矯正軍人的效用函數，優化軍人個人效用函數的結構，使軍人拋開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和個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的決策方式，自動地放棄對自身利益的過分追求和機會主義行為，提高軍人對非物質需求的效用評價。相比物質激勵而言，非物質激勵成本支出較小，但激勵的作用不可小覷。
第三，意識形態投資能夠改變軍人的行為偏好，減少機會主義行為。意識形態理論告訴我們，軍隊組織的意識形態，有利于降低軍隊團體達成一致同意的交易費用，從而實施集體行動。但是這一集體行動是否能夠產生出最大的效益取決于軍人行為努力的方向。在軍事組織中，生產性努力增加，分配性努力會相應減少，生產的國防安全產品就會增加。顯然，如果意識形態投資能夠強化生產性努力而弱化分配性努力，這種意識形態就會有效地促進生產國防安全產品的績效；相反，一種意識形態若強化軍人的分配性努力而弱化生產性努力，則會降低生產國防安全產品的績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紀和人生觀等方面的教育，可被視為對軍人利益偏好的修正和優化?！盵6]因此，意識形態教育能夠改變軍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結果及其行為選擇，減少分配性努力等機會主義行為。
應該說，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但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防范還離不開軍人收入分配制度、軍事人力資本產權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保障。只有二者的完美結合，才能使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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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2
填報單位： 主要負責人（簽字）： 填報日期：2020 年11 月 10日
序號
風險隱患
收集到的重要情報信息
應對措施 典型經驗做法
本月工作進展 風險化解成效
下月風險點排查
牽頭領導
責任部門
1
關于延時服務教職工和家長可能存在的思想波動和不穩定情緒。
社會熱點難點的反映。教師存在的一些實際困難和訴求。
及時掌握教師存在的一些實際困難和訴求，積極交流并掌握動態，及時反饋。
各部門積極營造了良好的教書育人環境。全體教職工提高認識，克服困難。
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3
隨著高校辦學越來越融入國際化和社會化，大學的任務早已不止單純地進行學術研究。特別是當前西方國家和敵對勢力的滲透、多種文化和思潮的交融交織交鋒、國際形勢的復雜多變、國內改革的矛盾和利益沖突、網絡和新媒體的迅猛發展等，都使得高校意識形態建設面臨著不少問題和挑戰：一方面，高校需要采取更加有效、更加多元的形式加強意識形態的教育引導；另一方面，也需要積極調動各方力量參與，增強意識形態工作的張力與合力。為此，高?？蓸嫿ā胺?、管、控、導”四位一體的意識形態工作機制，確保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動權、話語權、知情權和主導權，以提高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一、防――爭取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
高校的青年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重要階段，對涉世未深的青年來說，好奇心的驅使會讓他們極易受到各種誘惑的影響。特別是大學校園的開放特征，會讓學生接觸到形形的各類人員。同時，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和進步，人類已經步入了信息傳播極其迅速的信息時代，網絡和新媒體的運用變得越來越廣泛，學生接收到的各類信息五花八門、良莠不齊。因此，大學生所接觸的環境，無論是現實環境還是虛擬環境，都需要進行過濾和凈化，就像保護未成年人的“凈網”行動一樣，要盡可能筑造一道思想上的防護屏障，不能等出了問題再來解決，必須爭取主動，預防在前，做好防范工作。
（一）注重防范意識培養
當前，部分高校對意識形態建設的安全防范認識還不到位，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或者重視只停留在表面和口頭上，沒有層層落實在行動上。學校要加強全校師生思想上的安全防范教育，針對學生，要把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納入新生始業教育，讓學生剛進校門就樹立風險意識和防范意識，對西方錯誤思潮、極端民族主義、宗教和敵對勢力的思想滲透等提高警惕；結合時事形勢，經常開展專題性的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知識講座，使學生對傳播錯誤觀點和思想文化的人和事增強判斷力和鑒別力；通過課堂、網絡、移動通信等多種途徑進行提醒，通過互加微信朋友圈轉發警示案例，防止學生卷入社會矛盾或被錯誤思想利誘參與非法活動；建立與家長互動溝通的渠道，了解學生的思想，對傾向性、苗頭性的不良思想問題及時采取措施。針對教職工，要加強新教師入職培訓，將意識形態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納入培訓內容，使新教師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徑；將意識形態教育作為教研活動的一項研討內容，針對存在的問題共同研究對策；將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納入工作職責或考核內容，增強教職工主動承擔意識形態工作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二）注重防范外來人員
大學校園中，外來人員進出校門的情況往往較多，意圖不軌人員混入其中往往帶有隱蔽性，難以識別，給不法分子帶來可乘之機。雖然高校一般都設有門衛，一些高校也實行外來車輛、外來人員入校登記制度，但仍有漏洞。學校要注意防范，一方面可加強保衛人員的培訓，強化校園進出物品的檢查，并邀請國安、公安人員傳授經驗和技巧，提高對不法分子的辨別能力，對高校中曾發生的不法分子散布信息、組織活動等影響意識形態工作的案例進行梳理，摸清其特點和規律，使保衛人員和學生安全員對類似情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先進的技術手段，根據本校實際安裝多功能門禁系統和識別系統，減少人工管理的漏洞。同時加強校園巡邏，及時發現和制止不法活動，增強防衛針對性。
（三）注重講學內容審核
高校崇尚學術自由，一些人認為學術報告對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建設的影響不大，往往對報告、講座等疏于管理，缺少審核，對報告人的講課內容未進行嚴格把關。學?？山M織各類報告、講座，請在學生當中威信較高的主講人作為學術知名專家，其言行將直接對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產生影響，不經意的幾句話可能就會影響學生的一生。學術研究可以有批判，但對一些所謂的“學術專家”打著學術研究旗號極不負責的言行必須遏制，對于這些情形，教師也要正確引導學生，以免被這些思想影響。為此，要拉緊意識形態安全這根弦，一方面，要對校內舉行的各類論壇、講座、報告等進行嚴格把關，建立政治審查制度，并安排政治立場堅定的師生參與監督，發現問題及時介入；另一方面，高校之間可建立聯盟，建立講座、報告“白名單”和“黑名單”信息庫，建立信息共享和通報制度，防止因講座、報告在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不良影響。
（四）注重網絡信息防護
網絡和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雖然給高校的電子辦公、管理服務等提供了便利，但各種有害信息的泛濫，也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4]。由于高校一般都建有校園網，網絡端口是校內網與校外網互聯的大門，高校要通過技術防護手段，嚴把網絡傳播信息的入口關。如可加強校園網信息的安全監控，對于以互聯網為主要途徑且必須經過校園網絡端口傳播的一些明顯帶有抨擊、肢解、遮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信息，學?？赏ㄟ^設置關鍵字、鏈接舉報和自動記錄等方式，對此類不良信息開啟自動過濾功能，并定期通過一定的關鍵字掃描網絡信息，及時發現和消除不良信息，凈化學生所接觸到的校園網絡，盡可能保護學生的思想，使其遠離不良信息的侵蝕和蠱惑。
二、管――提升高校意識形態陣地的話語權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決定行動。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摩擦和碰撞，不能聽之任之，不僅需要引導，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強管理。
（一）加強師德師風建設
高校教師是教育教學的核心力量，不僅承擔著為全社會培養專門人才的職責，更要為學生啟迪智慧，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學生堅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也是人格的影響者，更是思想的啟迪者和示范者。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是教師職業發展的需要，也是建設高素質師資隊伍、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必然要求。“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教師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必須有為師者應有的形象，要在道德上、思想上有更高的標準和要求。我國高校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教師的根本目標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倡導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念、發展目標是一名教師最基本的素質。為此，高校應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執行黨的教育方針情況作為衡量師德師風的首要條件，將思想政治工作納入教師教育教學的重要內容，形成規矩寫入大學章程和師德規范，對教師中出現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違背的情況實行一票否決制。
（二）加強學術規范管理
高校倡導學術自由，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借學術研究的途徑傳播錯誤思想。特別是對一些有爭議觀點或是明顯帶有誤讀、曲解觀點的研究，應慎重對待，防止大面積傳播，在批判基礎上加以引導，并盡可能減少其影響。要遵循“學術研究無禁區，課堂講授有紀律”的原則，保持政治敏感性，禁止將尚未定論、正在研究中的涉及政治敏感問題的學術課題作為教學內容，防止學生參與政治敏感問題的課題研究，保護學生不受偏離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同時，要加強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建設，嚴厲懲處學術不端行為，營造良好的學術風氣，引導學生在良好的學風下成長。
（三）加強重點人群跟蹤
意識形態領域的錯誤思想觀點，往往是從少數人開始發端，如果不引起重視，任其傳播不及時制止，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高校應在苗頭信息剛出現在少數人身上時就要給予特別關注，要在平時工作中多途徑了解教職工中有無偏激思想和言論，發現問題時要有針對性地及時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別是對師生當中經常出現不良情緒、心理健康呈現不良趨勢、負面思想和表現突出的人員進行重點關注和跟蹤，通過多種形式給予關懷，讓他們感受到組織的溫暖，出現苗頭性問題及時介入；對學習困難、生活困難的學生，采取結對幫扶等措施助其進步，避免引發其他負面的思想問題、心理問題和情緒；對思維活躍、思想成熟度處于上升期的青年教師，特別是精神壓力和生活壓力較大的教師給予更多關心，多提供針對青年教師成長的平臺和空間，使青年教師引導學生感受更多正能量，營造積極向上的工作生活環境和氛圍。
（四）加強媒體陣地建設
當今社會，信息傳播途徑的多元化使得傳統媒體的作用逐漸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網絡和新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變得越來越強大。當前大學生已成為一支數量龐大的“網絡力量”，他們更樂于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發表意見，大學里處處可見“低頭族”。于是新媒體必然會成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手段和工具。為此，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通過多種形式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新媒體為我所用。[3] 當前高校已經開始重視網站、微博、微信等媒體建設，并將新媒體平臺作為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但吸引力還不夠。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高校對傳統媒體陣地要繼續堅守，繼續抓好?？⑿?、宣傳欄、廣播、電視臺和其他校園自媒體的建設；另一方面，要積極向互聯網和新媒體等輿論陣地延伸。如加強各類媒體特別是新媒體的統籌管理，進行網站建設整體規劃，建立統一管理的校內網站群系統和微博、微信官方平臺；加強網站和新媒體的內容審核和建站審批，豐富正面引導的傳播內容，通過網站、QQ群等傳遞正能量；積極開發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和中國夢教育的新媒體應用，開發在線微課教育，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針對性和吸引力，在網絡信息時代努力提升互聯網和新媒體陣地的話語權。
三、控――把握高校意識形態領域的知情權
及時掌握校園動態，對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建設來說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時掌握動態信息或是問題處理不及時，某些事態極可能擴大影響，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因此，高校必須主動及時掌握各類信息，把控意識形態的動態和變化，監控和及時處理不良事態的發展，保持校園的穩定。
（一）全面研判思想動態
全面了解師生的思想動態可以讓高校領導者更好地把控工作的全局。學校一方面要加強與師生面對面的交流，可定期安排管理者去教室、寢室和其他學生學習生活場所調研，定期安排管理者和管理部門與師生面談的接待日活動，也可召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師生座談會，通過交流及時了解和掌握師生的所思所想，知道師生真正關心的事，在哪些問題上存在不滿，及時處理一些矛盾和問題，避免不良情緒積聚而引發更嚴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可進行層層發動，逐級落實責任，在各個層面經常性開展思想動態研判活動，通過討論會等方式多方聽取意見，多渠道了解師生思想實際，以前瞻性的角度對當前的狀況和下一步的趨勢進行科學預判，增強工作的主動性。
（二）全面監控輿情動態
在當前互聯網和新媒體信息傳遞極其迅速的情況下，特別是一些虛假信息真假難辨，廣泛傳播會帶來嚴重危害，因此非常有必要對網絡和媒體輿情進行監控，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減少信息傳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可通過校園官方網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眾號和新聞發言人及時師生所關心事件的權威信息，杜絕影響穩定的各種猜測流言的傳播和蔓延；可廣泛發動黨員和學生干部，留意校園網、外部互聯網和新媒體當中的輿論動態，織密輿情監控網，及時在各個層面溝通匯報，掌握最新情況；可組建網絡評論員隊伍，邀請專家對他們加強輿論引導能力的針對性培訓，在突發輿情危機時參與討論，發表評論，進行正面引導，盡可能消減負面信息的影響，避免事態擴大。
（三）全面延伸信息員隊伍
意識形態工作除了要加強網絡輿情監控外，也要關注發生在師生日常工作學習生活中的其他情況，這類信息往往需要通過各個層面的信息員來收集。一些不穩定因素往往從小事開始發生，小問題不引起重視，往往會由小變大，擴大影響。為此，需要全面延伸信息獲取的覆蓋面，可在各個專業、各個班級、各個寢室、各個學生組織和社團組織當中，廣布“眼線”，建立縱橫交錯的信息員隊伍，協助意識形態安全工作，通過信息員及時掌握和了解師生當中涉及政治安全、人身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及時開展有針對性的思想工作，有效發現和處置隱患問題和突發事件。
四、導――發揮高校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導權
（一）增強思政課改革的靈活性
思想政治理論課仍然是當前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兩課”教師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堂教育的主力軍。在課堂上傳遞及其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引導大學生確立基本思想及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最直接的途徑。但理論教學往往枯燥乏味，加之部分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缺乏創新，沒有將理論結合實際，也沒有從身邊的事物切入談自己的心得體會，對學生關心的社會熱點問題不夠重視，不能啟發學生思考，“滿堂灌”式的課堂教學缺乏吸引力。高校需要進一步加強思政課改革，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引領思想政治工作，加強思政課教師的業務培訓，提升教學能力，推行課堂教學創新，將大班授課與小班討論、網上自學與課堂教學有機結合，采取更有吸引力的教學方式方法，借助新媒體平臺加強與學生的互動；開設一些結合時勢的講座、專題報告，幫助大學生及時了解和解讀當今熱點時事，引導大學生用與時俱進的眼光對形勢發展和焦點問題進行審視和判斷；改革思政課考評方式，突出形成性考核，并優化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方式，構建以行為養成為核心的學習生涯考評體系；將中國夢教育納入思政課內容，組織多形式、接地氣、符合學生接受特點的中國夢主題教育活動；根據不同專業（群）特點定制思政課學習輔導書，結合專業改革教學內容，提高思想政治課堂教育的針對性。
（二）增強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理論來源于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對于大學生認識現實社會、培養優秀品格、增強自身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高校結合社會實踐來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強學生的社會體驗感，相比理論教育更貼近生活，更具吸引力。但目前高校組織的社會實踐形式往往較為單一，對經費的支持也比較有限，常常會讓人覺得“為實踐而實踐”，而沒有讓學生深刻認識到開展社會實踐的真正意義。同時，實踐活動的安排有較大的隨意性，實踐過程也缺乏監督考核機制，社會實踐真正起到教育人的效果仍然不夠理想。為此，高校應積極拓展普適性的思政實踐教學基地，將課堂實踐與校內外實踐相結合，根據目的意義設置學生社會實踐體驗需要完成的主要指標，增強社會實踐考核的針對性。鼓勵學生參與社會體驗，感悟生活，通過社區服務、社團活動、創業活動、企業調研、職業規劃、熱點討論、體會分享、演講賽、辯論賽等多種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豐富教育途徑，增強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三）增強自我教育的生動性
在校大學生大多都已是成年人，應當充分發揮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作用。目前高校學生的自我教育通常以樹典型的正面教育為主，形式單一，激勵作用和影響范圍有限。此外，高校通過學生組織進行自治，通常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方面做得多，自我教育方面做得少，學生自我教育的載體仍有所欠缺。因此，高校需要創新形式載體，使學生的自我教育更有效地開展。如可組建“學生講師團”，通過一定的方式選拔學生骨干，組建宣講隊伍，通過思政課教師的引導和省市講師團專家的培訓，使學生成為理想信念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和中國夢教育的主人翁和踐行者，擴大“學生講師團”巡回宣講的覆蓋面，用學生自己的所見所聞、親身經歷、感想體會等來教育同齡人，增強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產生自我教育的共鳴效果。
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4
【關鍵詞】納稅籌劃 風險 防范和管理
稅收籌劃，是納稅人在實際納稅義務發生之前對納稅負擔的低位選擇。納稅人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通過對經營、投資、理財等事項的事先安排和籌劃，以充分利用稅法所提供的包括減免稅在內的一切優惠，從而獲得最大的稅收利益。實際工作中，企業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因此實現稅務成本最低化亦成為企業追求的目標。然而，風險與收益永遠是相伴而生，納稅籌劃在帶來節稅利益的同時，也存在政策性、意識形態等方面因素帶來的風險。一項成功的納稅籌劃必須考慮周全，防止風險蠶食甚至侵吞收益的情況發生。
所謂稅收籌劃的風險，是指稅收籌劃活動因各種原因失敗而付出的代價。由于稅收籌劃經常在稅法規定性的邊緣操作，而稅收籌劃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納稅人實現稅后利益最大化。在我國，納稅籌劃起步晚，發展水平低，加之意識形態、政策變動等主客觀因素的存在，必然蘊涵著較大的風險。
一、風險來源分析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奔{稅籌劃作為一項與企業經濟活動息息相關的經濟決策，具有極強的目的性、籌劃性，它主要建立在對現行及未來稅收政策合理預期的基礎上，不僅需要綜合考慮企業的組織形式、資本運作模式以及新項目的行業、地區選擇等根本的經濟決策因素，還需要考慮固定資產折舊方法、費用攤銷方法、存貨計價方法等細節方面的問題，是一項極其嚴謹細致的決策。要保證納稅籌劃得成功，必須深入分析其風險來源，方可防患于未然。綜合分析其風險主要來源于內外兩個方面。
1、經營風險。經營風險是指企業在生產與銷售過程中所面臨的由于管理、市場與技術變化等引起的種種風險，表現在經營失敗和財務風險兩方面。納稅籌劃方案主要建立在對企業未來經濟活動的合理預期上，如果基礎發生重大變化，那么建立其上的納稅籌劃勢必受到重要影響。如：利用財務杠桿效應而確定利息費用節稅籌劃，可能會因為利率或企業資金面的情況變化，導致企業背上沉重的財務負擔，從而形成對企業利潤的侵蝕。它對納稅籌劃方案的影響是重大的、也是根本性的。
2、政策風險。納稅籌劃建立對現行及未來稅收政策的合理預期基礎上，則政策性變化勢必對納稅籌劃方案的選擇和確定產生重要影響。如：在房地產企業中，2006年之前可以采用一方以土地出資，另一方以貨幣出資聯合建設房地產項目，則出地一方以投資收益的方式獲得利得，可以不用繳納土地增值稅、土地轉讓所得的營業稅及附加等稅種；但在2006年1月1日后，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房地產開發業務征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的文件精神，此種納稅籌劃方式則不再適用。
3、意識形態風險。意識形態風險是指征納雙方對于納稅籌劃的目標、效果等方面的認識所引起的風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嚴格意義上的稅收籌劃應當具有合法性，在實務操作中，企業負責人往往對納稅籌劃報有太高的期望值，甚而至于將納稅籌劃與偷、漏、欠稅混為一談，使相應的方案具有較大的稅務機會成本；二是稅收籌劃針對的是納稅人的生產經營行為，而每個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都有其特殊性，而且籌劃方案的確定與具體實施都由納稅人自己選擇，稅務機關并不介入其中。稅收籌劃方案究竟是不是符合稅法規定，是否會成功，能否給納稅人帶來稅收上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稅務機關對納稅人稅收籌劃方法的認定。如果稅務機關與納稅人在對稅法精神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偏差，有可能認定稅收籌劃的具體實施方案和方法不符合稅法精神。加之，納稅籌劃本身就存在追求邊緣效應的目標，一些“打球”的做法，有可能被稅務機關視為避稅，甚至當作是偷逃稅，納稅人將為此遭受重大損失。
不同的風險來源決定著風險類型，也決定風險的大小及防范管理模式。針對上述納稅籌劃過程中存在的主要風險類型，結合納稅籌劃本身的預期性、主觀性、條件性、成本效益性特征和風險管理概念，筆者認為應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確定風險管理模式和方法。
二、納稅籌劃風險管理模式
按照現代風險管理概念及理論，實務中，根據企業實際情況，通過對納稅籌劃風險識別、評估和分析，可以將稅收籌劃風險管理基本模式分為三種：風險減低、風險規避、風險轉移。
1、風險減低。風險減低是指那些用以使風險程度和頻率最小化的控制方法和措施，減輕風險損失的程度，包括風險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稅收籌劃的前瞻性特點決定了納稅籌劃風險控制應采取事前風險防范，事中、事后的控制往往效果較差或偏離原有目標和思路。
2、風險規避。風險規避是指為避免風險的發生而拒絕從事某一事件。這實際是不作為的一種思路，是避免風險最徹底的方法，但適用范圍小。因為企業不能因噎廢食，為避免風險而徹底放棄籌劃思維與籌劃行為。
3、風險轉移。風險轉移是將風險轉嫁到參與風險計劃的其他人身上，一般通過合約的形式將風險轉移。譬如在聯建的房地產項目中，可通過聯建協議在一定程度上轉移城鎮土地使用稅等風險。
三、風險防范和管理
納稅籌劃的風險會給企業的經營和財務帶來很大的危機，所以對其進行防范與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可從四個方面對其進行防范和管理。
1、提高稅收籌劃風險防范意識，增強溝通與協調。企業要樹立稅收籌劃的風險意識，立足于事先防范。在具體籌劃過程中，要注意相關政策的綜合運用，從多方位、多視角對所籌劃項目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企業的綜合效益進行充分論證。另外，由于無論什么稅種，在納稅范圍和應納稅額的界定上，法律都賦予稅務機關一定的職業判斷權力。因此，在稅收籌劃中，企業除了增強風險防范意識，注意稅務風險的控制外，還應密切保持與稅務部門的聯系與溝通，在某些模糊或新生事物的處理上及時得到稅務部門的認可，盡量降低風險，爭取最大的收益。
2、及時、全面地掌握稅收政策動態。稅收政策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在保持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一些細則會根據經濟運行情況進行適度調整，如個人所得稅中利息稅稅率的調整等。而且稅務管理細則量大、面廣，這就大大增加了納稅籌劃的難度。稅收籌劃之所以有風險，與經濟環境、國家政策及企業自身活動的不斷變化有關。尤其是那些立足長期的稅收籌劃，更是蘊涵著較大的風險性。這些都要求籌劃人員不僅要時刻關注稅收政策的變化趨勢，及時系統地學習稅收法律、法規、規章、制度，掌握稅法的細節變動，建立稅務信息資料庫，而且要不斷研究經濟發展的特點，及時把握宏觀經濟動態，合理預期稅收政策及其變動，科學準確地把握稅法精神，確保納稅籌劃方案的合法性、合理性、預見性和準確性。
3、綜合衡量籌劃方案，降低風險。好的籌劃方案應該合理、合法，能夠達到預期效果。但是，實施籌劃方案往往會“牽一發而動全身”，要注意方案對按體稅負的影響；實施過程還會增加納稅人的相關管理成本，這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還要考慮戰略規劃、稅收環境的變遷等風險隱藏因素。
4、合理把握風險與收益的關系。籌劃方案的好壞不僅要關注其最終的節稅效果，而且必須時刻關注風險變化情況并進行全方位監控，時刻進行成本效益比較。如果方案的風險成本、實施成本超出了收益，則應根據企業經濟運行狀況適時對方案進行優化或放棄。
四、小結
好的納稅籌劃方案可有效整合企業資源，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使企業在市場競爭的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現在社會各界已逐漸意識到納稅籌劃的重要性，作為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一把“雙刃劍”，在任何時候，我們都要充分發揮納稅籌劃的效能，防患于未然。
【參考文獻】
[1] 謝訪玲：影響稅務籌劃有效性的因素分析[J].財政與稅務，2001（12）.
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5
1.1風險管理小組的建立
護理部研究決定組織建立風險管理小組，并且任命ICU科室的護士長為風險管理組的組長，分配給各個組對應的執行任務。依據風險管理制度的程序，對各個小組組長間的職責以及標準進行明確，例如質控、消毒隔離、護理文書、儀器維護等職責的負責人，各個組長同管理組長共同完成往年護理風險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進行整合分析，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防護和避免。按慣例對風險管理例行每周一次的檢查，每月對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意見、建議進行一次會議總結，并且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從而更好的提升ICU病房護理工作者對于風險因素的認識和自我保護能力，幫助護理工作更順利的開展。
1.2制定三級護理質量控制制度
對ICU病房的各個管床護士的護理風險防范的職責加以明確，提升辨別護理風險的能力以及對護理風險進行風險評估的能力；各個護理小組的小組長每天都必須對自己組的風險管理質量進行檢查，對于已經出現的問題，積極、及時、準確的進行整頓和改正，并且做好詳細的記錄；管理組的組長必須監測ICU病房危重癥患者、對其發病的時間點、重點護理環節等相關聯的環節，對發現的問題進行及時的調整，在會議上對于風險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綜合性的分析。
1.3辨別護理風險
對ICU病房的護理管理工作者的護理風險評估能力進行提高，對可能存在的及已經發現的風險因素進行分類整理，并且針對收集整理的歷年ICU安全事故的案例進行分析，針對護理質量進行有建設性的反饋，辨識ICU病房護理風險因素，例如患者的病情性質的分類，是急癥、重癥、危重癥以及儀器的監管問題，護理操作的規范化問題，以及患者及家屬的配合程度。
1.4合理調控風險管理
強化理論知識及考核指標：針對ICU病房的護理工作者制定針對性的風險管理訓練計劃，每個月都對其進行風險管理的教育，主要涉及ICU的基礎業務培訓工作、儀器設備的使用、護患間的協調溝通技巧、ICU護理的理念、相關聯的法律、法規、安全教育等方面，強化護理工作者更準確及全面的認知風險管理，提升護理工作者對高風險因素意識的認知及培養處理應急反應的能力，可以有效地實現預防及避免風險因素的發生。對護理質量的考核因素進行逐步的完善，培訓以后進行定期的針對性的護理風險管理考核，針對理論及實踐進行考核，將考核的成績同績效聯系在一起，幫助ICU護士提升對于風險管理的重視程度。提升護理工作者的技能，完善護理流程：強化ICU病房護理工作者的業務技能水平，規范護理操作及流程，減低發生護理風險事件的因素，護理工作者經過風險因素的辨識及評估的培訓以后，幫助ICU護理人員掌握對危重癥患者進行觀察及護理的要點，密切監測患者的意識形態、瞳孔、四肢等生命體征，正確的監管儀器設備是否通暢、連接是否正確等情況，定期對設備進行擦拭、整理，保證儀器設備在正常的狀態下，對于搶救藥品、設備進行定期的檢查，避免出現過期、損壞等現象的發生，避免耽誤搶救的時機，進一步優化護理流程。
2.結語
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6
題。
關鍵詞：休閑文學；主流意識；物質欲求
從純粹理論的角度考慮，休閑文學并不是一個可以成立的完善的概念。但實際上許多術語，包括一些重要的甚至成為學科名稱的術語也不都是可以獨立成立的完善的概念，所以概念本身的討論有時會顯得很不必要。正因為如此，采用休閑文學的話語形式，對文化意識領域中的一些現象作出討論，同樣可能會具有某些重要的意義?！段乃噲蟆?—11月圍繞這一話題進行了六次對話，而此前文學理論界發生的關于“成功人士”的討論因為直接指涉文化消費內容，也被納入“大眾文化批評”或“休閑文化批評”的系統之中。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即主流意識應有的地位；物質欲求的評價。實質上仍舊是傳統意志和“新意識形態”的基本沖突，其意味可謂深長。
一
涉及休閑文學爭論的首要問題是主流意識或主流文化精神是否當然地占有權威性指導地位，當然地對文化資源進行分配劃撥調度安排。倡導個人寫作的思想認為，就行為本身來判斷，寫作和閱讀應當是很私人化的（我國目前還存在著專業文藝創作工作者，這部分人的寫作態度的確有些難以討論）。一個不靠政府提供專門薪金而從事寫作的人，理論上他的寫作立場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有主動的選擇權利。比如他可以自覺地為某個先進的集團、政黨搖旗吶喊，也可以為其他社會群體傳達意見，當然也可以不受任何有形政治力量的左右，獨立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而閱讀或觀賞基本上是一種消費行為，主體有著更為廣泛的選擇空間，除非在有組織的情況下完成這類活動，拒絕參與則意味著將要蒙受行政利益意義上的損失。但經常出現的狀況則是，秩序的主張往往在干擾著上述過程的實現，而且這并不是我們今天才遭遇到的問題，而是秩序建立過程中留下的依據和程序方面的遺憾。通常情況下，一個政權建立之時并不將文學秩序的建立作為特別需要重視的工作。雖然歷史上有過在建立政權的同時也力圖構造文化秩序的嘗試，比如明朝伊始朱元璋頒布的一系列和文學有關的禁令、一系列和道德有關的文化主張等，但其目的仍然是為了政權鞏固的需要而非出于對文化本身的興趣。所以當政權必需的一些上層建筑被納入國家規定的秩序軌范之后，主流意識隨即產生，而其他下位階的意識形態，如文學藝術觀念等等則必然受到主流意識的制約并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這樣說并不排斥文學藝術自身的傳承關系，只不過這種傳承更多地體現在形式上，其內容總是或顯或隱地依附于主流意識而存在（在今天看來，文學是否從屬于特定的政治內容并不是通過討論便可以解決的問題。我比較傾向于認為這類討論只是給予批評家一個政治態度的表白機會而已）。秩序建立之后當然也有著逐步完善和推進的過程，甚至會產生重大的變化，但其基本思想往往顯得較為穩定，而且，秩序和個體自由總是存在著矛盾沖突，且不論其表現形式是積極的或是消極的。在沖突中，主流意識當然地行使著統治權利，而異質意識則通過不同的方式進行著一些抗爭。具體到文學的便是我們常常遭遇到的文學和特定社會的政治、道德需要的沖突。站在主流意識的立場上，它往往對文學的期望較高，希望其成為服務于政治統治的工具；而一部分文學家和批評家則力圖以思想者的身份出現，對主流意識作出修改。因為在兩者的沖突中，力量對比的不平衡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后者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采用一些較為隱秘的方式來實現愿望。中國文學史上并不乏一些典型案例，并由此演繹出各種結局完全不同的事件。比如漢賦的興起以及賦家自身的痛苦猶豫和思想上的矛盾；駢文最終被韓愈之流無情地幾近于滅殺；詞永久性地被收編歸正等等。90年代我國出現過一個過程多少有些省略而顯得理論意義不太充分的有趣的藝術個案，這就是從通俗歌曲到90年代初期的大陸版MTV直到今天的大陸版MTV的結局。休閑文學口號的提出，不過是這一沖突的再一次延續而已。
問題來源于魏飴《悄然勃興的休閑文學》①。文章的開始，魏飴對“詩以言志” ，“文以載道”含糊地表達了不滿后接著說：“一種不滿足于‘言志’‘載道’而注重表現人的休閑并用以專門滿足讀者的休閑為旨趣的休閑文學正悄然勃興?！睜柡笾感蓍e文學“最大的價值即在于能讓讀者從社會政治中跳出來，真正自由地思考自我，體驗人生，回歸到現實的‘真我’，‘本我’上來”，并認為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審美”?！坝嗾摗庇知q豫地再一次涉及到了在局外人看來本不應該很敏感，但在文藝理論界仍然很敏感的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5月23日《文藝報》編發了一組討論文字，除了陶東風《社會理論視野中的休閑文化與休閑文學》外，張炯、童慶炳和陸貴山、包曉光的三篇文章，其基本點仍然側重于主流文化對異質文化的批判。7月4日李孝弟《需區分感官享受的情感愉悅和審美的精神愉悅》；8月15日魏飴《再談休閑文學》；9月19日劉泰然《矯揉造作的休閑文學——兼與魏飴、陶東風先生商榷》以及11月28日李孝弟《休閑文學：左右為難的尷尬處境》、劉緒義《質疑“休閑文學”》等文，都與文化秩序和主流意識有著密切的聯系。
秩序，包括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秩序，永遠是統治者極為關注的問題。但在對它進行討論時，我們經常容易忽略另一個側面，即上述內容同樣也是普通民眾極為關注的問題?，F代社會制度下，國民的秩序意識甚至比秩序行政手段更為重要。就思想文化領域而言，一國國民是否有足夠的思想意識空間，往往是衡量國家文化秩序的有效標準?；谶@個理由，可以說所謂主流意識、主流文化實質上就應當是國民意識和國民文化（后一個概念有著很不相同的表述方式，比如大眾文化、大眾審美趣味、通俗文化、通俗××等，但人們使用它們時往往容易粘貼上貶損的含義），或者說當一個正常的人以正常的方式從事文化活動時，其文化意識便應當被納入主流文化意識的范圍。如果某一個歷史階段必須由某一部分權威人士主張某一意識為主流意識或主流文化意識，極有可能是文化秩序出現了問題，而問題的歸責理解在不同人的思想中也許會是完全不相同的。就象魏飴在《悄然勃興的休閑文學》中對“文以載道”的觀念表示出不愉快一樣，在文化秩序遭到沖擊的時候，我們可否歸責于有著特定意義解釋的“道”呢？如欲求思想發展，理論進步，“道”當然可以作出檢討。但由于其產生方式上留下的障礙，導致權威性話語的難以和不愿動搖。所以思想上的不平衡體現在，評價“道”和權威所主張的主流意識時，對話人需要具備足夠的謹慎和小心，有時甚至不得不顧左右而言它，遠不如高舉被特定化了的“公理之劍”左沖右突，理直氣壯。處在這種情況下談論主流文化意識和文化秩序多少會覺得有些嚼蠟之感。
但實際上，建立公共文化秩序和保障個人文化自由的權利并不必然成為一對矛盾，關鍵在于秩序建立所提供的依據和所遵守的程序。就依據而言，它應該代表著廣大文化參與人的意愿，而不僅僅是個別的文化決策人及其智囊團的興趣和愿望。但是多少年來，民眾的文化趣味總是為所謂主流文化所干預、指責，成為了秩序的相對人。我們現在所觀察到的是一個奇怪的思想定式：大眾喜好的、趨從的必然是低俗末流的；支持大眾趣味，在批評家則為“媚俗”、在媒體則為“變節”。“小眾”頑固地將“神圣意志”和國民意愿剝離開來，人為地構造“高雅‘與“通俗”的鴻溝，文化秩序建立的理論起點依舊是文化的合法性（合理性）依賴于其工具性的基本模式。和上述思想模式輔存的是在確定文化秩序時，權威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具有普遍性，以至于造成程序的倒錯。一般看來，理論總是關于現象的總結。盡管總結過程中會出現理論預測，但這并不意味著預測就一定具有絕對的指導意義，放之四海而皆準。如果認為已經具有了一個完善且不可以動搖的意識形態體系，現象就會變得喪失了意義，因為它自始便被納入了規定的評價系統，并在此之先已被預設了肯定或否定的判斷。當理論與現象對話時，理論是否也需要具有足夠的謹慎和小心，并同時給予理論的接受者們以適當的尊重呢？轉貼于
上述意見僅僅只是利用了休閑文學這一話語形式，而并不涉及其他方面，我試圖以此表明自己對它們的某些具體的呈現方式不很喜好，然而這完全不表示我認為它們的存在是非理性的。我們可以保留個人的文化趣味，但沒有理由以這種趣味去力圖占據他人的思想意識空間。
二
見諸于《文藝報》的“休閑文學”討論以及“成功人士”評價語境中，對物欲的抵制也是一個基本的話題。“物欲”一詞帶有明顯的貶損語義，它似乎表明某一主體為獲取物質利益，有意識地放棄了其他更為珍貴的價值客體。在某些場合下，這一話語輻射出的另一涵義還在于：實現物欲的手段（可能會）是不正當的。不過，運用這個詞匯時，人們通常并不充分考慮主體的行為是否合乎法律和是否違背了公序良俗，就一般觀念而言，注意于物質意義上的享樂，其本身就可供追問。因此不可否認的是，長期以來，國民的物質欲求總是受到內在、外在來自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壓抑。在這種背景下，出現張揚物質享樂的文化現象，其遭到思想界的抵制是可想而知的。
道理應當非常簡單，追求物質生活內容的豐富充足，或說引導人們向往優裕的物質生活條件，這種提法不存在任何過錯，物欲的觀念抵制者們同樣不反對這一陳述（也許有一些差別，批評者似乎更主張國家分配主義）。但在這個前提下，思想界仍然有許多的矛盾和疑慮，傳統觀念的干擾和由處境對沖造成的心態失衡是其基本原因。童慶炳先生《休閑功能文學作品的二重性》②便是一例。童文：“當然，對于讀者來說，有點生意經、物質欲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問題是這樣（疑為“種”/讀注）生意經、物質欲由于成千上百次重復，那么就會沉潛為你的無意識，你的感覺就可能會被這種無意識緊緊地捆綁住。也許，你已經過了休閑日，需要開始工作和勞動，但你的感覺仍然沉湎于那種無法自拔地滿足物質欲望的無意識中。你甚至覺得國家社會的大事不值得關心，你覺得工作沒有意義，‘休閑’文學和大眾文化改變了你對社會人生的態度，消閑變成‘消沉’，其結果可能就是‘玩物喪志’?！保ㄖ靥枮槲宜樱﹩栴}在于，為什么只能“有點”？這是要印證此前廣為流傳的一個黑色幽默，“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抑或是傳統觀念在現代社會不得已而作出的委屈的退讓？“沒有什么了不起”的真實語義應當是，不存在重大或原則錯誤，但并不指不存在（許多）錯誤，實質上持的是否定態度。在認識者的眼中，生意經、物質欲永遠只能是低等、供驅策使用的工具性意識而不宜進入主流觀念之中。它所指向的滿足只是人類的物理性需要，因而這類欲求無法上升為意識形態而為我們所關注。在討論物質和精神關系時，東方傳統的思辨方式是將先驗的精神凌駕于物質之上，由于精神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受到格外的重視，義與利、義與仁是君子和小人的當然分野，逐漸形成了注重情操的持守而淡泊甚至蔑視物質欲望的思想習慣，所以知識階層拒絕認為在物質利益追求的活動過程中可能會產生某種足以引起我們注意的具有公共思想價值的意識形態觀念。另外，家天下社會結構潛在的不穩定性，迫使統治者及其思想界對于經世致用的理解更多地集中體現在對特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規范的維護與支持上，而物質追求的基本目的便是為上述內容服務，其余有關個人的事項不宜作為公共部分而進入意識形態領域。因此物質欲求是一個低級位階的對象，其活動過程所產生的各種思想觀念同樣處于低級位階的地位，明顯的例子是，我國現在出版的任何一種有關于經濟的教科書都在顯著位置強調其工具性的意義，在作出技術性討論的同時很少討論由于這樣一種活動足以給人們和社會帶來的思想精神的變化。有關于物質欲求活動過程中的諸觀念均被認為是一種很利己的內容，缺乏公共思想價值，因而也不宜占有公共思想空間。
作為個人，參與物質生產追求物質利益獲得的初衷，的確帶有強烈的私利色彩，但進入實施階段時，情況便有所不同，主體必須適應一系列特別規則或者憑借努力使規則發生變化，并在規則的制約下滿足自己與公眾的利益（在此我只討論合法性的活動，推測這類行為可能具有不合法的因素并非本文討論的話題）。絕大多數參與人都能或多或少意識到行業規則、利益秩序與自身收益的潛在關系并適當預計作出否定性行為應當承受的不利后果。 這一系列規則觀念和秩序觀念是相對獨立性的，具有維護活動運行且推動其發展的自身標準和獨立的話語形式③。在獲取物質利益的活動中，兩個重要的規則和公共思想有極大的關系，即意思自治原則和公平原則。它們并不等同于政治領域里的自由民主公正諸原則，因為在政治活動中，上述概念總是和權力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即使自由民主公正意識極其淡泊的人，也可以因為對權力的投靠而自動地享有上述利益；而權力的反對派則哪怕充分地行使了這些權利，也會因其反對派的立場和地位的緣故，不能認識到其利益獲得的完滿性。經濟或商業化的活動中，利益對象相對具有公開性和透明化的特點，由主體自由地作出選擇、承擔風險，并在對他方利益表現出適度關注的前提下相互達成協議。這里包含若干描述性的話語形式：可以不受他人意志的干擾，完全、自主地作出選擇；自己承擔責任而不應抱怨任何對象；利益是共享的，不可能有利益的獨占權；利己與利他沒有鴻溝；不存在權威等等。由此派生出來的誠實信用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可以從一些大公司的員工手冊或培訓教材上讀到將原則作出人情化解釋的各種教誨，很多已提升到了人格精神和品節情操的高度，而且90年代中期以后，其對商界的濡染是非常明顯的）都具有公共思想價值。相比較而言，合法性的物質利益獲取活動中體現出的觀念顯得更為尊重個體人格、較為純潔、較少歧義，被賦予更多的人性色彩，完全有理由將它們放大到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如果說追求物質利益實現活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思想觀念曾經被認為缺乏操守的因素而為思想界所蔑視、拒絕，將其驅逐于公共思想空間之外，今天的情況可能已經不是如此了，實際上不少這類規則已經成為了一部分人的行為守則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予以適用，有效地進入主流意識的秩序之中。童慶炳先生和他所代表的一部分知識階層的意見，更多的只是一種心理反抗而已。
認可物質利益實現過程中產生的觀念和原則具有較為廣泛的適用性也許并不是太困難，肯定消費活動中的物質需求欲望則讓人心理上更難以接受?！缎蓍e功能文學作品的二重性》一文采用了一系列比較極端的推理，非邏輯因素顯而易見，將生意經、物質欲或者休閑活動與“國家社會的大事不值得關心”、“工作沒有意義”、改變對“社會人生的態度”等兩種并不存在實質沖突的事件相互聯絡，實在有深文周納之嫌。而且“消閑變成‘消沉’”一語的推衍，幾乎可以從根本上解除文學藝術及其他娛樂性文化現象的存在意義，作為資深文藝理論家，童慶炳先生的用意顯然并不在此。90年代始，思想界以不同的方式對意識形態作出檢討，然而又不可能找到可供操作的有效路徑開啟一些極為敏感的區域，所以可以選擇且較為簡捷的方式便是針砭時弊，所謂“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苯鼉赡陙恚P于“成功人士”的討論便是一例。因為這一內容直接關乎消費現狀，故而它又被納入了“大眾文化批評”的話語系統，休閑文學的得以討論多少與此有關。無論是否有意識，知識階層指涉金錢、財富、物質享樂時，你總能嗅到一股新冷戰氣息，即對于財富擁有者的不滿以及蔑視。但是攻訐“成功人士”難以給我們帶來思想上的滿足，正如薛毅在《關于個人主義話語》中無奈地承認：“買自己喜歡的衣服，吃一頓美味佳肴是天然合理的（當然合理）別人不得干涉（這是消極自由）；人們有權獲得舒適的生活，有權追求高層次的享受（剝奪這種權利確實是可怕的）?！雹苣敲匆蝗簛碜灾袊畲蠖紩乃枷胝呖梢詫⒐舻拿闇庶c聚焦何處呢？總不至于倡導，將財富重新分配。這種場景誰也不愿意見到。
認定一個商界對象成功與否，通常并不出于對其意識形態觀念的深刻分析而取決其外在表現形式，比如資產納稅狀況、事業規模、市場占有等。當然，最為直觀的是對象的消費狀況（文化興趣？）?！俺晒θ耸俊被蛘f“新富人”（這又是具有貶損語義的詞匯。有人采用了New Richer的提法，而漢語的對譯并沒有如西文文字本身這么溫和優雅）的消費水平遠非工薪知識階層能夠望其項背，但這種情況的形成實質上是由個人和社會的雙重選擇而決定的。對于知識階層來說，問題不在于提供了精神財富的人是否應當獲得物質財富，而在于提供了怎樣的精神財富。此命題的另一個方面則是，提供了物質財富的人是否應當獲得相應的物質財富，這取決于是使用產值衡量制度還是利潤衡量制度。當然上述意見不妨礙思想界的某一主體堅持自己的價值標準，認定個人的選擇并陶醉于其中，它僅僅意味著不同的人持有的內容不同，而不表示其持有必須移植或互易。設若從積極的方向考慮，認為個體經由合法努力的追求，可能實現自己的一般性愿望，于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有效地發展了自身，則物質消費行為便可以作為目標參照之一，促使他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力改變現有的生活狀況。在今天看來，這一效應的確是廣為存在并具有明顯效果的，故而與之伴生的休閑文化現象同樣具有其積極意義。
注釋：
①《文藝報》2000.4.25.第三版
②《文藝報》2000.5.23.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