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計劃生育政策變遷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計劃生育政策變遷范文1
[關鍵詞] 制度變遷;生育決策;經濟增長;綜述
[中圖分類號] F0 [文獻標識碼] B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維持了高速穩定的增長態勢，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而這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與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眾多的勞動人口為我國經濟增長做出了極大貢獻。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紅利”效應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人口老齡化”作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一個突出現象，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了許多經濟學家的研究內容。不論是“人口紅利”還是“人口老齡化”都與我國的人口控制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近些年來出現的一系列人口現象都與我國的人口政策，特別是計劃生育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從而影響著人類的行為方式。可以說，制度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國，計劃生育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其對于人口變化和家庭生育決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經濟學家也探討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而這一影響途徑是用人口作為中間變量的。近些年來，新家庭經濟學的興起，特別是用微觀經濟原理解釋家庭生育決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廣泛傳播，為研究家庭行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時間一個被廣泛討論的名詞――“失獨家庭”，也是本文寫作的背景之一，所謂“失獨家庭”是指獨生子女由于出現了各種意外傷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養子女的家庭?？上攵?，這種狀況對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殘酷的打擊。而且根據有關機構的估計，目前我國至少有100萬個“失獨家庭”，且每年以7.6萬個的數量增加，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的脆弱性和復雜性。不僅如此，計劃生育制度實施以來，雖然促進了我國向低生育率的轉變，為經濟增長做出了很大貢獻，但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多問題。因此，面對這一問題，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分成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該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另一種認為應該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計劃生育政策。
二、生育決策理論相關研究綜述
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是人口理論中的一個重大主題，而經濟學對于人口問題的關注則由來已久。眾所周知，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一個典型的雙向關系，人口變動對于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而經濟發展又推動著人口結構和數量的轉變。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一門科學，而家庭作為經濟的微觀主體之一，更是經濟學家所重點關注的領域，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家庭活動則推動了一門新的學科，即“新家庭經濟學”。新家庭經濟學主要研究家庭生育決策;家庭成員的就業決策與勞務分工;以及家庭組織經濟問題等。因而，生育決策理論作為新家庭經濟學的一個核心主題，得到了經濟學家們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并建立了若干種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模型，用以解釋經濟發展中的生育率變化以及不同經濟條件下的家庭生育決策。
在家庭生育決策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理論主要包括：萊賓斯坦的“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貝克爾的“數量質量替代”理論，卡德威爾的“財富流”理論，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給與需求模型”和“生育率臨界假說”。
這些年來，面對國外學者對于生育決策問題不斷涌現的學術成果，國內學者依據本國國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解釋和學說。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認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決于孩子帶來的期望效用，而非實際效用，政府可以通過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來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從而達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風險最小化原則”，他們認為風險最小化原則表明我國農村地區夫婦決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時，其內在的動機是為了分散風險，即通過選擇生育數量來規避風險，使風險得以減弱。應當說明的是，風險最小化原則和效用最大化原則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風險最小化原則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則的函數式表示，但其最明顯的區別在于政策含義，風險最小化原則要求通過降低風險來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國家對少生的家庭進行補償，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則要求通過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來降低生育意愿。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風險最小化無疑更為適用。
周雙超（1996）則認為傳統的成本―效用理論忽視了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孩子對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這一事實，他認為孩子對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對孩子的需求主要分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當孩子是奢侈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大，當孩子是必需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小，因此，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父母對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父母對孩子的需求趨向于向奢侈需求轉變。
經典的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決策行為的工具和視角，但是它的運用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基礎上，一般的基本假設包括：家庭生育決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家庭中的個體均為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每個家庭中的個體是完全自由的，其對于出生人數和出生間隔完全可以自主決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又是一種生產物品，他具有消費性和生產性;市場環境是完全競爭市場，即商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經濟形態為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商品經濟關系高度發達且無處不在。
只有滿足以上的假設條件，其通過模型得到的結論才能夠成立，顯然，對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來說，其假設條件并不完全滿足。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龐大的13億人口，市場經濟制度遠未建立完善，且在廣大農村地區，商品經濟遠未成熟，收入水平還較為低下，存在著自然經濟的殘留思想和觀念。因此，簡單的套用西方經典理論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過程中，需要注重本國國情，從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和吸收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注重不同的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方法，從而得出符合我國實際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我國的家庭決策和家庭活動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點，例如：①父母一般會撫養子女到成家立業為止，即當子女完婚后才會真正脫離父母撫養，因此，家庭撫養子女的時間要長于西方國家。②家庭養育子女成本的內容比西方國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費用，通常還包括買房，結婚等費用。③具有濃厚的“養兒防老”的傳統，子女的保障效用極為重要，這源于深厚的傳統思想觀念，較為落后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家庭養老”的傳統。④我國的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中具有濃厚的“宗族文化傳統”，“傳宗接代”，“人丁興旺”等觀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壓力較為明顯。⑤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較強，家庭的生育決策空間較小，絕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數量為0-2個。⑥經濟處速發展中，經濟變革、社會變革、文化變革都深刻而明顯，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因素較之西方國家更為復雜和多變，因此，需要更為多樣且細致的分析。
總而言之，對于西方理論的應用應當重視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框架，絕不能生搬硬套，更何況，西方生育決策理論中的很多結果尚需實證檢驗，很多理論還存在空白和有待發展之處。與西方經典生育決策理論相對應，我國學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國的實際和國情，更加關注特殊的文化體制因素對于生育決策行為的影響。但是，我國學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對于理論的重視不夠，多傾向于利用西方現有理論進行實證分析，而缺少對于模型的構建與理論的創新。另外，對于西方生育決策模型的運用缺少前提，片面的運用從而導致錯誤的結論。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觀范疇，缺乏對宏觀變量影響的研究。
三、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性研究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定義，制度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制度是一種行為規則，它決定了社會主體在社會生活中可以選擇的行動方式。二是制度是人們結成的各種經濟、社會、政治等組織或體制，它決定著一切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經濟關系的展開。按照制度的層次，制度可以分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實施機制。制度包含著激勵和約束的雙重功能，制度的變遷推動著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也對人產生不同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促使人的行為的改變，同時也改變著人的決策方式和權衡關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導致不同的經濟環境，不同的經濟環境導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發生變化，家庭中的個體面對著成本和效用的變化會做出不同的生育決策，體現著制度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下面將簡要介紹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
曾毅和舒爾茨（1998）主要研究農村對于生育率的影響。他們運用羅吉斯特多變量回歸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進行相關數理統計分析，他們認為在集體所有制的“大鍋飯”體制下，實際上會對農村生育多孩的夫婦給予了一種經濟補償，而的推行則打破了“大鍋飯”體制，客觀上取消了對生育多孩夫婦的補償，從而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過數值分析，他們得出結論：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傾向于少生孩子，同時加強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則通過將博弈論內容引入生育決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從而證明了在沒有制度控制下，當公共領域中存在大量資源，且實行平均分配制度，人們此時傾向于多生孩子，從而導致了“公地的悲劇”，這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將會導致家庭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場經濟體制且產權明晰的條件下，家庭傾向于少育孩子。
與此類似，鄭龍真，史清華（2006）通過調查樣本數據，運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較了無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得出在無制度控制下家庭將會選擇多育孩子以爭奪公共資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條件下，人們將會減少孩子的生育數量。張華寧、陳紀平（2009）的研究利用產權經濟分析的方法，通過在人口增長率的統計分析中加入政府產權制度效率參數和計劃生育政策強度參數，通過將實證分析和邏輯推演相結合，得出兩個基本結論：一是由于產權制度的變遷，不同的產權制度導致不同的績效，由于產權界定具有規模經濟性質，隨著產權制度體系效率的提高，導致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而導致過剩人口數量逐步減少，人口增長率下降。二是由于產權界定不完全，導致人們擁有多個孩子以獲取更多的公共資源，從而導致“非生產性”過剩人口的增加，進而導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對于計劃生育制度變革是否會引起家庭生育決策的變化，即是否會引起生育率的反彈，學界基本上呈現兩種態度。顧寶昌（2010）提出改變計劃生育政策，即放開二胎不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也不會導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陳華（2012）的研究表明調整現行人口制度的時機還不成熟，在短時期內將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導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彈。
通過不同學者對正式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產權制度、農業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計劃生育制度等社會經濟中的一系列制度都會對家庭生育決策產生影響，進而對人口增長率和生育率的變化產生影響。
四、生育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根據有關部門的估計，我國因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而少生的人口達到3.38億。同時也大大加速了我國人口轉變的進程，人口轉變是指從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狀態轉變到兩者都很低的狀態的過程。根據國際經驗，人口轉變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21]在我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對生育的有力控制，經過30年時間，我國便進入了第三階段，即通常發達國家處于的階段。與我國相同收入水平和發展程度的國家均處于第二階段，因此，我國人口的迅速轉變無疑是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
與我國人口轉變過程迅速推進相伴隨的是人口老齡化加劇和“人口紅利”效應，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標準，在全部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7%，即被稱為老齡化社會。據此推論，由于2000年65歲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6%，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預測，到2050年我國老齡化水平將超過20%，成為名符其實的“銀發國家”，這對于我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將會產生復雜的影響。
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我國的經濟增長也長期受到“人口紅利”的積極影響?！叭丝诩t利”是由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據標準的定義，“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較低，這種總人口結構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特征使社會負擔較輕，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和投資率處于高位，且絕對量不斷增長，另外，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也不斷增長，從而有利于經濟的高速發展。
很多經濟學家都對“人口紅利”的增長效應進行了研究和檢驗。其中，蔡P（2004）通過運用經濟增長因素分解法得出，東亞奇跡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應歸結于人口結構因素。同時，他認為大約23.71%應歸功于人口紅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認為高的勞動參與率會促進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提高，進而加速經濟發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回歸系數為0.109，-0.113，且均顯著。一般而言，年輕化的人口年齡結構可以推高儲蓄率，主要因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導致收入增加，從而導致儲蓄增加，而且，年輕人的儲蓄意愿和能力也較高。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一步引發了人口轉變，產生了“人口紅利”效應，根據預測，在2000-2030年間，勞動負擔系數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間，勞動負擔系數將逐步上升，到2050年將上升至64.36%，屆時，我國將由“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
由此可知，21世紀的前30年，將是我國利用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機遇期。因此，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在當前學者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中，既出現了許多成果，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對于人口紅利和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研究，多側重于將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標相聯系。而人口紅利對于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分配結構以及就業結構的影響的分析較薄弱。二是對于人口紅利對于經濟增長的傳導作用與傳導途徑的分析較模糊。三是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紅利并存的階段，這一特殊的人口現象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參 考 文 獻]
[1]加里?斯坦利?貝克爾.家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62-214
[2]李小平.期望孩子的交易價格及其在生育控制中的應用[J].中國人口科學，1992（5）：49-56
[3]彭希哲，戴星翼.試析風險最小化原則在生育決策中的作用[J].人口研究，1993（6）：2-7
[4]周雙超.生育需求的經濟分析[J].人口與計劃生育，1996（2）：41-44
[5]盧現祥，朱巧玲.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420-432
[6]曾毅，舒爾茨.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對生育率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1998（1）：129-143
[7]王水雄.生育的博弈模型：中國的例子[J].社會學研究，2002（6）：82-94
[8]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決策與我國低生育水平穩定機制的轉變[J].人口研究，2004，28（6）：2-18
[9]鄭龍真，史清華.農村家庭生育行為的博弈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6（3）：29-33
[10]王躍生.制度變革、社會轉型與中國家庭變動――以農村經驗為基礎的分析[J].開放時代，2009（3）：97-115
[11]張華寧，陳紀平.理性人口過剩：人口的產權經濟分析[J].經濟管理，2009（7）：166-171
[12]顧寶昌.中國人口：從現在走向未來[J].國際經濟評論，2010（6）：95-111
[13]朱中仕，陳華.由赴港生子到生育公地悲劇的認識[J].人口研究，2012，36（4）：103-112
[14]蔡P.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機制改革的理論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2001（6）：1-8
[15]黃步云.家庭生育選擇行為的經濟學分析[J].西北人口，2005（1）：61-64
[16]鄭真真，李玉柱，廖少宏.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9（2）：93-102
[17]王金營，顧瑤.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條件、問題即對策[J].人口研究，2011（1）：74-81
[18]蔡P，都陽，高文書等.勞動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現實[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0-40
[19]蔡P.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8（2）：2-9
計劃生育政策變遷范文2
二、建立健全網絡隊伍建設和目標管理
三、以群眾需求，廣泛開展避孕節育優質服務
四、宣傳教育活動
五、流動人口屬地管理與服務
六、計劃生育獎勵優惠政策
計生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難點
1、社區人員居住比較散，文化水平也相對較低，育齡婦女對自己健康保護意識薄弱。2、現在進入網絡化時代，計劃生育工作不斷在完善，對網絡信息化操作等方面還有待提高。3、現在再婚家庭較多，生育比較強烈。4、現在離婚率高，那些法院判決離婚的信息采集比較難。5、流動人口管理難，我們社區是靠近廢舊金屬物資市場，人口流動量大。今天上門采集登記，明天搬家了。社區私房出租雖不多，因靠近市場流動快，特別是流動人口子女身份證采集，有的父母連自己子女生出年月都不清楚。而且出來打工一般不把戶口本帶在身邊的，對流動子女身份證采集難！
回顧xx以來計生工作，隨著改革開放，時代變遷，進入了網絡化時代。我們是學習學習再學習，緊繃著每一根神經，克服重重困難，雖然有點小成績，但離上級的要求還相距甚遠，還存在著許多不足，結合本社區實際，對今后的計劃生育工作目標如下：
一、繼續保持穩定低生育水平，做好重點人員工作，把隱患控制在萌芽狀態。保證計劃生育率達100%。
二、提高自身素質，加強學習，不斷提升業務水平，全心全意為育齡婦女著想。廣泛開展避孕節育長效措施的落實，讓每位育齡婦女滿意而有效。繼續抓好出生缺陷干預工程，確保干預率。
計劃生育政策變遷范文3
一、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如上所述，計劃生育政策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是，與此同時，它的負面效應在這幾十年中也在不斷累積，并呈日益擴大化趨勢?！耙缓ⅰ币约啊耙缓搿闭邔ι龜盗康目刂?，使我國生育率長期保持較低水平，形成了我國少兒人口比例逐漸減少，社會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問題。這也給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特別是農村家庭養老)提出了挑戰———“兩個孩子”至少要養活“四個老人”甚至更多，這將給孩子未來的生活造成很大負擔。并且，在社會“男孩偏好”的影響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會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離正常波動范圍。因而，計劃生育政策嚴重影響了我國人口結構———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的問題在于，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重;而性別結構的問題在于，出生性別比長期居高不下。無論是社會老齡化還是性別比上升，均給我國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直接研究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汪偉指出暫時沒有發現老齡化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但是，這可能是因為我國現在處于老齡化初期，老齡化對于儲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的影響的方向和大小還有待觀察。一旦未來老齡化的負擔效應超過壽命效應，并占據主導地位，老齡化很可能對經濟增長和儲蓄率產生負面影響［6］。周俊山和尹銀通過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計劃生育政策是居民儲蓄率變化的重要原因。農村性別比失調，導致婚姻擠壓，進而使家庭為兒子婚姻問題，儲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財富，最終導致競爭性儲蓄。并且，這一結論與WEI等的研究結論一致。這種儲蓄動機本身，并不利于經濟增長。比如競爭性儲蓄下的消費行為，很可能表現為結婚時期的“井噴”消費［9－10］。
間接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一類文獻主要探討了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儲蓄、消費、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余額等的影響?？疾炖淆g化與經濟增長和儲蓄率關系的文獻認為，老齡化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其中，胡鞍鋼等通過1995—2008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老齡化將降低中國儲蓄率，并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產生負面沖擊［5］。馬驍驍的研究表明，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勞動人口比例連續下降，老齡化將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11］。范敘春和朱保華認為，個體年齡階段不同，其收入、消費與儲蓄行為不同。該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顯著影響國民儲蓄率。在考慮時間效應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上升將提高國民儲蓄率。而老年人口贍養比上升，將減少國民儲蓄率。在不考慮時間效率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和老年人口贍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方向恰好相反［12］。還有部分討論年齡結構對消費影響的文獻認為，人口年齡結構很有可能是消費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疾炝巳丝谠鲩L率與消費的關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長率對消費率提高具有拉動作用［13］。張樂和雷良海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導致我國居民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兒撫養比下降和老年撫養比上升，導致居民消費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張杰平通過對1978—2007年中國宏觀數據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系數和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均有顯著的負影響［15］。還有其他研究顯示，老齡化有利于提高消費。如王宇鵬對2001—2008年中國城鎮居民消費進行實證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顯著影響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在控制其他因素條件下，老年人口撫養比越高，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獻研究了年齡結構與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的關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將影響個體儲蓄行為，進而影響生產的資本集約程度;在資本與勞動替代的情況下，資本集約程度降低勞動收入份額［17］。汪偉的研究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是我國經常賬戶余額變動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釋近45%的賬戶余額變動［18］。
另一類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探討性別結構失衡對經濟的影響。雖然，計劃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別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間接與性別比上升相關。性別比上升，不僅造成了大量男性終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響已經涉及經濟領域。相關研究顯示，性別比影響儲蓄率［9－10］。WEI等的競爭性儲蓄假說指出，性別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為兒子在婚姻市場處于有利地位，通過提高家庭儲蓄而相互競爭，進而解釋中國高儲蓄率現象。此外，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在性別比更高的地方，地區房價也更高［10］。李樹茁和胡瑩表明，男女在儲蓄、消費、投資等方面存在性別差異，在女性儲蓄傾向高于男性的情況下，女性相對收入增長，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談判力上升，從而有利于提高儲蓄率。在性別結構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場有更高的談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費和孩子投資方面，也享有較大的發言權［19］。因此，性別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儲蓄率。而這并不利于我國消費的提高。據以上大多數文獻的分析，無論是計劃生育政策本身，還是該政策引致的人口結構變化，均對我國經濟長期增長、儲蓄和消費等存在不利影響。從總體上看，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在短時期內迅速實現了從“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轉型。這有效地控制了我國的人口數量，使經濟增長的成果沒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釋”。然而，“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而且這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響。
二、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既有文獻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般認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無法應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難以解決未來更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性別結構失衡問題和經濟長期增長問題。因而，既有文獻關于調整生育政策的建議基本集中在放寬生育數量方面［1、6、9］。他們認為適當放寬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時間內緩解未來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在長期內，人們生育孩子的意愿數量將進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們生育數量，但無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況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寬生育數量限制，在短期內有效，但在長期中效果不確定(這是因為人們生育率呈下降趨勢)。屆時，通過放寬生育數量來解決人口結構問題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而，為促進經濟長期發展，應對人口結構引致的經濟問題，政府除了適當放寬生育數量限制以外，還要有長期政策應對未來人口問題。這需要政府提高人們的教育程度和個體生產力，應對未來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獻基本上主張運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來平衡性別比。比如嚴格限制鑒定胎兒性別技術的應用范圍，從而降低性別比［20］。總體上講，這是通過提高性別選擇成本，引導性別比恢復正常狀態。當然，隨著生育數量的放寬，人們性別選擇的原動力將下降，性別比可能逐漸恢復正常狀態。還有如王金營和趙貝寧主張通過其他公共政策(社區養老、公共福利養老、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與計劃生育政策配合，應對目前社會老齡化和生育性別偏好問題［1］。顯然，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相關人口問題以及相應的經濟問題。因而，調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與計劃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對于緩解人口結構的問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以上建議難以應對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時并存的情況，也難以處理這種情況導致的人口結構問題及其造成的經濟影響。
(二)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思考
計劃生育政策變遷范文4
【關鍵詞】社會性別 性別建構 社會根源 法律 規制
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為實現性別選擇提供了技術可能。性別選擇是指利用現代技術手段介入，有目的地選擇生物性別的生成，以滿足父母心理上獲取優勢性別的需要。社會性別差別對待問題本應由社會方法加以解決，回避問題產生的社會背景、原因，通過技術手段來獲取社會優勢性別的路徑，只能導致社會性別問題越來越嚴重，因此，只有認清產生性別選擇的各種深層次原因，從法理上認清性別的法律地位，才能有的放矢地規制性別選擇。
性別選擇產生的緣由
社會對不同性別的建構是性別選擇的前提條件。在人類產生之初，男女生理性別之間的差異并不必然導致兩性社會地位的不平等，生理性別就其自然規律而言沒有選擇的必要?！吧鐣詣e”有別于“自然性別”是西方女權主義的研究成果，認為男女氣質是通過現實的社會經濟文化制度和心理作用形成的，在特定社會制度的建構下通過把生物性別差異擴大化促成不平等的社會性別角色。社會性別理論為性別選擇的產生提供了解釋方法。性別選擇的產生是社會制度對社會性別區別對待的必然結果。
傳統政治及家族制度文化是性別選擇的根本原因。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形成了男尊女卑、父業子繼、男子中心主義的社會性別建構，不管是在農村務農還是進城打工，男性創造的經濟價值都要大于女性；只有生男孩才能實現家庭的延續和擴展價值、養老保障功能。因此，做出男孩性別選擇的家庭生育決策是適應此文化的客觀反映。
現有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變遷是性別選擇的間接原因。首先，計劃生育政策限制了人口的數量，在中國當前社會保障體系還未建立的背景下，數量控制使得性別選擇的空間縮小，人口數量的減少使得人們在生育時，性別偏好問題凸顯。其次，計劃生育政策采取的懲罰措施在我國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下，并沒有解決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造成“越罰越窮，越窮越生”。
便捷技術的普及是性別選擇的直接原因。隨著B超等現代科技廣泛應用于醫學領域，為性別選擇提供了可靠的技術手段和便利。
性別選擇的法理認識
性別屬于身體權的范疇。從民法的角度看，性別屬于人格權中身體權的范疇。①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性別主體的專屬性，性別只有依賴特定的主體身體才能體現人格利益的主要特征，與主體不可分離；第二，性別屬于人格權的范疇，他人不能基于自己的主觀愿望對權利主體進行隨意選擇、處分。為了保護人的生命、健康的基本權利，只有在法律、社會公共利益允許的范圍內，才能對身體基于醫學角度的選擇、治療。
生育權不包括性別知情、性別選擇權。生育權除了是一種憲法權利以外，在民法上還是一種人格權，不是身份權，如果是身份權，不僅剝奪了那些無配偶的人要求生育的正當權利，也無法對人工輔助生育的生殖技術予以法理上的解釋。生育權包括是否生育，選擇什么樣的生育方式、生育知情、生育請求等方面的權利。
首先，生育知情權不是性別知情權。作為權利主體知悉的主要有身體狀況及與生育相關的醫學檢查結果、相關治療處置措施及其存在哪些潛在的風險等信息，并知悉與生育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但并不包括性別知情，因性別選擇的前提條件是對性別的事先知道，性別知情為選擇優勢的社會性別提供了先決條件，因此，為了維系人類健康和諧的繁衍、發展，除了正當的醫學需要以外，性別知情是不能被法律和社會所認可的。
其次，生育方式選擇權不是性別選擇權。生育方式選擇權是指個體有權根據自身的情況選擇傳統的自然生育方式或是現代人工生殖技術方式（不包括克隆技術）生育子女的權利。生育權在權利屬性上屬于選擇性權利，在這項權利中有生育與不生育的自由、也有選擇生育方式的自由。但是沒有生育性別選擇、性別知情的自由。
性別選擇中的利益沖突
為了人類社會能和諧有序地繁衍、發展，國家機關必須通過制度設計來對生育的數量與性別進行調控，以實現社會自身的平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對出生人口數量的控制；其二，保證出生人口性別比例的自然平衡。一個胎兒的出生，是生育控制權與夫妻生育權的平衡結果。父母對胎兒性別選擇的空間只能存在于避免遺傳病傳襲方面。按照民法價值判斷討論的實體性論證規則：足以能夠限制民事主體的自由的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只有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②，及公民權利中最根本的生命健康的利益。因此，性別選擇的空間應限制在國家、社會公共利益及人的生命健康范疇內，不容隨意選擇。
計劃生育政策變遷范文5
像考生減少這種通過已有公開數據便可確切預見的情況，卻成了新聞事件而引發一陣騷動，這似乎在提醒我們，對于人口變遷這一無可避免的前景，以及它即將給各種產業帶來的沖擊，我們是否缺乏準備？德魯克在《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闡述了創新機遇的七大來源，而其中唯一具有高度可預見性，而事實上卻又經常被忽視的一個來源，就是人口變動。許多產業的產品組合與商業模式，都直接或間接地建立在對特定消費人群識別的基礎上，這一人群的數量、年齡結構，以及收入、身份、職業、文化背景等特征分布，構成了目標消費群的人口模型，而模型中任一參數的變動都可能給產業前景帶來重大影響。
遺憾的是，人口變遷的潛在影響在它最終表現出來之前，很容易被忽視。那些突發性的、立竿見影的事件和其中的因果關系，很容易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而人口變動則是潛移默化的，并且決定人口趨勢的基礎變量（生育率和各年齡段死亡率）的變動，和它們的經濟后果最終表現出來，這之間往往有數十年的時間差，這就很難構成新聞事件。但當它的后果表現出來時，再作反應或許為時已晚，特別是那些投資周期長、掉頭慢的產業，預見性尤顯重要。
在中國，有一個額外因素會干擾人們的直覺判斷：那就是計劃生育。在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過程中，產業界每每可以從發達國家的歷史中，從四小龍的經歷中，獲得一些有益的經驗，來對發展前景作出預見：人均收入到某某水平時汽車銷量開始跨越臨界點，城市化到某某水平時水務市場開始爆發性增長，女性就業率到某某水平時生育意愿開始下降，等等，諸如此類的參照類比盡管很粗略也未必靠得住，但總的來說還是很有價值;然而在與人口密切相關的問題上，這樣的類比卻很可能成為誤導。中國獨一無二的計劃生育政策，將造就出一條從未有人見過的人口結構變動曲線，這條曲線的特殊形狀，將讓那些從對他國歷史的觀察中獲得的經驗歸于無效。對此，產業界必須引起警惕。
1949年后，中國經歷了三次生育高峰，其頂點分別在1963年、1971年和1987年。第一次是三年災難過后的恢復性增長，第二次是被第一階段計劃生育和知青下鄉所打斷的一個生育高漲期，而第三次一方面是第一次高峰中出生的人開始生育的結果，而這一高漲期隨后又被更加嚴厲的第二階段計劃生育所打斷。1965和1987年兩個高峰顯示出24歲是首次生育的集中年齡，這也與1980和2004年兩個出生率恢復增長的年份相吻合。每個高峰的前后都各有一個出生人口的上行期和下行期，就人口變動的經濟后果而言，其變動數比絕對數更重要，假設一個產業以30到35歲為主力消費年齡段，那么，1998―2001年和2014―2017年便很可能是繁榮期，而2018年之后將進入長達15年的衰退期。
所謂人口紅利，既來自人口絕對數的增長，也來自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城市化不僅將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費模式，也為工業和服務業帶來大量廉價勞動力。中國人口變遷的另一個特別之處在于，在其他國家，生育率下降晚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通常，隨著婦女就業率提高、育兒模式變遷、兒童撫養和教育成本大幅上升，最終導致生育意愿下降。而在中國，由于計劃生育的實施，生育率在60年代末便開始快速下降，遠遠早于城市化進程，這導致了兩個結果：對于以城市青壯年人群為主要對象的產業來說，人口下行期的影響多半被城市化所緩沖和抵消了;其次，由于2004年開始城市化速度急劇放慢，從那時起，人口下行期將與城市化下行期疊加在一起，其影響將是空前的。
在考慮城市化因素之后，從1988年開始的那個下行段，其影響便尤為重大。從那年起，新生人口以平均每年48萬的速度下降，年降幅約3個百分點，直到2004年后暫時趨穩。而正是從2004年起，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人口，便以平均每年170萬的速度下降，從2005年的頂峰2000萬降至去年的1100萬。有意思的是：2005年恰好是1987年出生的孩子初中畢業的年齡，我們知道，許多農村孩子正是在這個年紀進城打工，現在，城市化的這一來源正在枯竭。然而城市化減速比這一年齡段人口減少還要快得多，眼下在農村，16至45歲這一青壯年潛在進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縮。每個中國生意人，必須牢記1988和2004這兩個年份，以此來推算其影響何時落到自己頭上。
以房地產業為例，城市購房主力是首次購房者（占七成以上），而首次購房的首要動機是結婚。目前城市青年平均初婚年齡為25歲，從2013年起，這一人群的數量將以每年2到3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考慮到投資和開發周期，這一影響已迫在眉睫。而在住房租賃市場，消費主力是還未買房的年輕人，其年齡起點以前是初中畢業的16歲，目前正移向高中畢業的19歲，低端租賃市場看來從2004年起便已下滑，而中高端的公寓租賃將從2010年起吃緊。
再看汽車業，目前平均購車年齡約52歲，并且這個年齡正在快速下降，平均首次購車年齡大約低于10歲，這樣，汽車業的拐點將在2018年到來。當然，拐點未必意味著銷量絕對下降，可能只是增長率降低，這取決于在此之前汽車擁有率是否已經趨于飽和，但即便如此，對于一個已經習慣了十幾年高速增長的行業，增長率突降也是很大的沖擊。相比下，摩托車首次購車年齡不足20歲，國內摩托車市場幾年前便已顯露頹勢，而一些城市的禁摩政策加上汽車的替代，使得這一萎縮將被加速，今年第一季度摩托車銷量同比下降了7.71‰今后除非出口業務大有起色，該產業前景不妙。
顯然，受沖擊最大的將是那些目標年齡段明確而又狹窄的產業：教育、婚紗攝影、玩具、兒童讀物、動畫片、游戲、青春劇、驗光配鏡，等等。小學生減少將至少再持續5年，加上小學合并的加速，更多小學將被廢棄，八九十年代修建的大批希望小學已被改作倉庫甚至豬圈，接著師范學校將被迫縮減，實際上，前些年清退民辦教師和師范改大專延緩了這一過程，今后必將加速下滑，與此相應的是，教師的學歷將大幅提高。
人口變遷最廣泛的影響將發生在勞動力市場，這幾乎將影響每一個產業。民工荒從2004年開始蔓延全國，那一年的進城者急劇下降了200萬，此后便一直在下降。很自然，初級工人薪資水平和相應勞動成本成倍提高，許多行業的雇員結構也開始老齡化，年輕保姆幾乎被中年婦女徹底擠出市場，餐館服務員也多了許多中年人，年輕人向那些最需要年輕和反應敏捷的產業和崗位集中，其身價也隨之抬高。2004年的民工荒源自初中畢業進城者的枯竭，影響的主要是初級崗位，而3年后民工荒向熟練工和中級崗位推移，很明顯，三五年后，勞動力短缺將再度向知識型和高級崗位蔓延，因為屆時大學畢業生將開始減少，而熟練工又得不到足夠補充。
在眾多產業中，在需求面唯一不受國內人口變遷影響的產業，便是出口加工業，然而它們卻將在另一個方向上遭受巨大打擊。出口加工多半是勞動密集型，近年來飽受勞動力匱乏和成本急升之苦，去年的金融危機只不過給了它最后一擊。勞動密集型企業向中原腹地和西部轉移，只能暫時緩解局面，并非長久之計，那里的年輕勞動力也已開始枯竭，西進者更多的實惠來自土地成本的下降;未來這些產業向境外轉移的趨勢將不可避免，越南、柬埔寨、菲律賓、印尼，將是最可能的目標。
計劃生育政策變遷范文6
[關鍵詞]營改增；稅制改革；制度經濟學
10 13939/j cnki zgsc 2015 51 179
1 回顧歷史，看稅制變革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
1994 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的改革，是我國財政體制演變中的一次重大變革，這次改革初步建立起了我國現代化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成功地改變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范圍，初步建立了符合我國市場經濟建設所需求的稅收及其征管體制。不可否認，分稅制為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來經濟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和基礎。但是，1994年稅制改革的同時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較之前下降，中央政府的收入提高，從此開始了中央與地方、事權與財權的博弈。由于主體稅種的缺乏，地方政府為了彌補自身財政收入的不足，逐漸開始依賴非稅收入，陸續出臺了一些可以提高財政收入的舉措。這里主要取地方政府幾次典型的行為進行分析。
1 1 虛開增值稅發票
分稅制推行伊始，地方曾為了逃避增值稅而虛開增值稅發票，因而在社會上形成了不良的風氣，一度擾亂了經濟秩序。
1 2 強化農業稅的征收
1994年稅制施行后，地方政府從工業上取得的財政收入下降。當時服務業不發達，營業稅收入較少，地方迫于財政緊張，加之在1994年1月30日，國務院《關于對農業特產收入征收農業稅的規定》，地方至此開始強化農業稅的征收。具體措施為增加農業稅稅率和增加農業附加稅。其后果是農村年輕勞動力出走，農村農業設施大批荒廢，對三農建設造成了巨大的阻力。最終，這種現象以中央2006年停止征收農業稅作為結束。
1 3 強化計劃生育罰款政策
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一個基本國策變成地方基本財政政策發生在1994年稅制改革之后。當時執行計劃生育產生的罰款收入占了各地財政收入的大頭，計生委地位空前高漲，計生隊伍迅速擴大。2002年，國家出臺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將計劃生育罰款政策寫入了法律。然而，隨著國民生育意愿下降，計劃生育政策的財政職能逐漸喪失，計生支出已經大于了計生收入，計生委也最終被廢除。
1 4 推進土地市場化
1994年財稅體制的改革，地方政府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財權上收、事權下放”要求地方政府“找米下鍋”，低價征地、高價出讓能為地方政府帶來充足的財政資源，中國城市土地市場化水平因而得以不斷提升。可以說，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劃分間接地改變了地方政府行為，最終的結果導致中國房價不斷上升，成為了影響國計民生的大問題。
2 制度經濟學理論角度分析
我國財政體制經歷了“財政體制，統收統支，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分稅制三次大的體制變遷。而我國目前地方財政體制運行效率低、運行成本高，已經嚴重影響到基層財政的發展。從成本收益角度看，地方財政體制已具備強制性變遷的條件。我們可以依據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構造一個有效的地方財政體制，重新劃分地方政府間的事權與財權的分配格局。作為又一次的制度創新，“營改增”有其收益，也有其供給成本。
2 1 收益
2 1 1 經濟收益
一是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征收，使得服務業企業可以進行進項抵扣，實際上給企業減輕了稅負，提高企業積極性。在這場中國兩大主體稅種的大轉換中，不同鏈條上千千萬萬的企業將體會到不斷傳遞的減稅效果。二是進一步強化了稅制中性。稅制中性原則在1994年稅制改革時提出，并一直遵守的重要原則。稅制中性，就是指讓稅制盡量減少對市場產生的扭曲，保護市場的平等競爭。與營業稅相比，增值稅具有明顯中性的特征。擴大增值稅的范圍，也就減少了對市場造成的扭曲，從而有利于調控國家經濟。三是解決了兼營、混合銷售引起的征管難題?！盃I改增”實施后對全部課稅對象都征收增值稅，從而解決了混合銷售、兼營給稅收征管帶來的困擾，可見它對稅收征管具有積極的意義。
2 1 2 社會收益
一是有利于稅收征管。首先是稅種的減少，使得征管復雜性程度降低。這對降低征管成本即交易費用也有明顯的作用；其次是抵扣鏈條更加完整，彌補了增值稅的漏洞。二是帶動財政體制改革。增值稅和營業稅有不同的共享和分稅方式，國內增值稅是按照比例分稅，25%歸地方，75%歸中央；而營業稅則是按照稅目分稅，鐵道、中央金融企業的營業稅歸中央，其他的營業稅歸地方。財政體制是事權、財權與財力三要素組合構成基礎性制度安排，“營改增”引發的改革效應，恐怕將涉及事權、財權與財力三要素的重新洗牌。
2 2 制度供給成本
2 2 1 規劃設計組織實施的費用
即中央計劃稅制改革及新的稅制實施過程中發生的各項費用。包括事前調查，驗證，及推廣所帶來的費用等。
2 2 2 消除變遷阻力的費用
“營改增”實施后短期內可能會造成地方政府收入大幅降低，地方政府失去主要稅源，繼而出現來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中央政府為了消除這種阻力要付出一定代價。2012年10月25日財政部、國稅總局、人民銀行聯合發出《關于調整鐵路運輸企業稅收收入劃分辦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規定鐵道部集中繳納的鐵路運輸企業營業稅（不含鐵路建設基金營業稅，下同）、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由中央收入調整為地方收入，鐵道部集中繳納的鐵路建設基金營業稅仍作為中央收入；鐵道部集中繳納的鐵路運輸企業所得稅（含中鐵快運股份有限公司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由中央與地方按照60∶40的比例實行分享。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將增加三大項收入，即鐵路運輸企業繳納的全額營業稅，附加于營業稅上的全額城建稅和教育附加費以及40%的企業所得稅。這被看作是中央在調整與地方的財政分配，在“營改增”的關鍵時期減少阻力。
通過以上收益―成本分析可以看出，“營改增”帶來的收益是明顯的，營改增的全面推行實施是很有必要的。同時，營改增也有亟需解決的問題。
3 “營改增”后對地方財政的影響
第一，“營改增”直接導致地方稅收總量下降。營業稅在地稅收入占比較大，營改增之后，當前的營業稅將由地稅收入變成國稅收入。第二，“營改增”后地方稅收失去主體稅種，將造成難以控管的局面?！盃I改增”后，地稅收入中營業稅將損失全部或大部分，企業所得稅因隨著“營改增” 變為國稅征管。同時，隨著主體稅種的征收權轉移，而隨著主體稅種附征的個人所得稅和附加費、基金都將面臨流失的風險，組織收入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正因為以上原因，地方政府必將采取措施，尋找新的創收點，考慮房產稅的推進，遺產稅的健全，資源稅的改革，這些措施都有助于解決地方財政問題。
4 地方政府未來行為與預計后果分析――以房產稅試點改革為例
4 1 房產稅的地位與作用
房地產稅是許多國家和地區最為重要的地方稅種。事實上，房地產稅作用之所以如此突出，與其在財政分權中的地位有密切關系。房地產稅是政府調控房地產市場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引導房地產資源合理配置土地資源、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等方面具有強大的功能
4 2 發揮房產稅調控功能，同時滿足地方財政收入需要
房地產價格持續快速增長，不僅僅是獨霸居民購買力、影響其他行業發展的經濟問題，也可能是金融體系安全問題，更可能是整個經濟體系穩定問題，最后還可能是政治問題。抑制房價的持續快速增長，變得非常重要，目前試行的房產稅仍被認為是抑制房地產投機需求、進而平抑房價的重要手段。
4 3 未來房地產稅制改革可能后果分析
目前，稅收手段能是對房地產市場起到應有的調控作用的有效手段。稅收對房地產市場的作用途徑主要是三個：一是在房地產開發環節，通過規范相關稅費，減輕企業的負擔和經營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價格飆升；二是通過加大流轉環節的稅賦，增大炒房成本，壓縮獲利空間，達到抑制投機炒作的目標；三是改革房地產保有環節的稅制，增加超標準的房地產保有成本，在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實名制基礎上，對擁有標準內的住房和標準外的住房規定不同的稅率。
針對兩個房產稅試點重慶和上海的房產稅政策區別分析，不同的房產稅政策也會導致不同的經濟后果。上海和重慶于2011年成為房產稅首批試點，兩個試點城市類型不同，實施了完全不同的房產稅模式。重慶征收范圍包含已購住房，上海則只針對新購住房；并且免稅面積的計算也有所區別，上海按人均60平方米，重慶則按家庭100平方米進行抵扣。
重慶市房產稅改革對居民的福利產生扭曲。從總體上來看，房產稅確實降低了試點城市的房價水平，但以犧牲中低收入階層的福利為代價，因為與他們需求直接對應的是小面積住房市場，而這些住房的價格在征收房產稅之后反而上升更快。因此，重慶市房產稅實質上降低了中低收入階層的福利。
根據上面分析得出，在地方政府征收房產稅的具體辦法，一是要考慮到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二是要考慮到對消費者尤其是中低收入階層的福利影響。
參考文獻：
[1]田發 重構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D].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05
[2]孫園 我國稅收管理制度研究[D].廈門：廈門大學，2007
[3]鐘煒 我國地方稅收管理體制改革的背景與影響[J].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05（4）：49-51
[4]李建民 關于構建地方稅收體系的政策建議[J].經濟研究參考，2003（81）：38-41，44
[5]韓婧 分稅制改革對地方稅收的影響及對策研究[D].成都：電子科技大學，2012
[6]文政 基于中央與地方政府間關系的財政支出事權劃分模式研究[D].重慶：重慶大學，2008
[7]杜雪君 房地產稅對房價的影響機理與實證分析[D].杭州：浙江大學，2009
[8]李冬梅 試論我國地方稅收管理權問題[J].稅務研究，2006（1）：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