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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公共產品范文1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各級政府加大了對農村的投資,與過去相比在絕對額上大幅度增加,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局面,但隨著西部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農村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公共產品普遍供給不足、社會保障水平低、社會援助體系覆蓋面小、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等公共服務相對滯后日益顯現。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農民負擔有很強的相關性,有效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對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普遍短缺,不利于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建立符合農村經濟發展需要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已成為西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近年來,青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其中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和提高農民的收入,對青海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青海,農業是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相互交織的弱質產業,加上農民生產的分散性組織形式,決定了農民生產私人產品對農村公共產品的強烈依賴,并且農村經濟市場化程度越高,這種依賴性就越大。特別是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落實,青?，F有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已成為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
1、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供給短缺制約著農民收入的增加。青海農業和農村經濟落后,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以來供給短缺,行路難、就醫難、用電難、上學難、吃水難等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存在,造成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物質基礎嚴重不足,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具體表現在:(1)交通運輸設施不發達,農民生產的產品運不出去,使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特色農業的價值無法實現,不少地方的農民“抱著金碗討飯吃”;(2)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從青?？偟那闆r來看,農村義務教育資源供給規模和質量依然遠不能同城市相比,這也直接導致農村學齡兒童越來越多地向城鎮學校轉移或干脆輟學的情況。在青海海東地區平安縣洪水泉鄉某村,盡管到城鎮中小學要寄宿借讀,教育投入會成倍增加,但還是有超過30%的學齡兒童到城鎮中小學借讀。這說明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還是不夠的,現有投入還不能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農村中小學的大規模合并,導致部分鄉村小學被裁撤的村子的兒童上學路程越來越遠,上學越來越不方便。這在一些山區鄉村尤為嚴重;(3)水利設施投入嚴重不足,青海由于特殊的地理地位,很多淺山地區農業靠天吃飯,新的水利設施很難建起來。一方面由于政府對于農田水利設施缺乏有效的管理維護;另一方面政府對地方性強的農田水利建設缺乏后續投入,使得大多數農田水利設施遭到破壞,特別是一些跨縣鄉跨鄉村的水利設施毀壞尤其嚴重,不少已經徹底喪失了水利功能。這進一步加劇了我國農業生產靠天收的風險,同時也提高了農業生產成本;(4)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面對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逐年增多。加之政府對農村醫療設施投入少,農民身體素質普遍下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進步和可持續發展;(5)農村通訊設施供給不足,農民與外界聯系不順暢,無法獲取及時、準確的市場信息,使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無法提高。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失衡。青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在產品供給結構上嚴重失衡,尤其體現在強調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的同時,忽視非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這種失衡具體體現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重視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忽視精神文化類公共產品供給;注意到了道路橋梁等交通設施建設,忽視環境保護等公益事業的發展。另外,由于青海農村的農業生產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樣,各村自己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也不一樣,在同一地域內各村公共產品供給也存在很大差異。青海農村公共產品的缺乏,意味著農村、農民在進行私人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時要付出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費用和成本。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差異必然影響到公共產品消費者的生產成本和收入水平。好的基礎教育和衛生保健,可使潛在的窮人更可能有機會脫貧。而青海的基礎教育、衛生保健等公共產品在農村的缺乏,制約了農民提高個人獲得收入的能力。
筆者在調查中也發現了一些在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有益探索和嘗試,這些舉措不僅大大提高了當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和效益,而且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對其他地區如何因地制宜地推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事業也是一個很好的參照和借鑒。這些做法主要包括:
1、通過移民搬遷、充分搭國家現有公共產品資源便車的辦法來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筆者在青海海北、海東等地農村看到,原來一些地勢低洼、經常遭遇洪水,或者被政府劃定為蓄洪、行洪區的村莊,在政府組織和補助下,整體搬遷到地勢較高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統一建設移民新村,使得這些村子的公共產品供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有一些山區鄉村,由于村民原來居住分散,不僅交通不便,而且像子女上學以及電話、有線電視等基礎設施都非常難以統一提供,他們就在附近公路邊開辟一個相對集中的位置進行集中建房,不僅在不投入交通設施的情況下大大改善了居住交通條件,方便子女上學,也使有線電視、電話等現代生活設施能夠迅速走進普通村民家庭;還有很多靠近國道、省道的村子干脆都搬到路邊成片建房,并逐步形成一些鄉村集市。
2、建立新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建設陷入了一種困境:一方面是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公共物品需求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是國家目前偏重城市而沒有能力為農村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又加之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國家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推行費稅改革,使現行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受到限制。因此,當務之急是在新的情況下建立新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應當主要著手于:(1)公共物品供給主體?？紤]到農村的實際情況,農村地區各種層次的公共物品的供給應主要由省以上財政提供,地市級財政適當配套,縣鄉財政暫時不予考慮,以免進一步加重農民負擔。(2)公共物品需求區域性差異。由于我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經濟情況和農民生活水平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各地區在公共物品的需求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的分割中,按照區域性差異投放公共物品是一種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3)公共物品融資方式。公共物品供給資金來源應當以政府財政支持為主要,但在現實情況下,完全依靠政府財政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因此,還應當由政府出面,動員全社會各方面力量,積極探索新的融資渠道。例如,發行農村公共物品建設特種國債;由私人提供政府補貼的方式;完全由私人或非營利組織提供等等。(4)監督管理。對農村公共物品建設資金應當設立專門的監督檢察人員,不僅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建設資金的管理,而且要監督資金使用情況和收益情況,防止農村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流失。
3、因地制宜,組織農民通過社會合作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就我國當前的狀況來說,組織農民通過合作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也面臨著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打破了“大集體”無效率,實行“單干”,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單干”渙散了農民之間的關系,使組織農民難上加難;另一方面國家無力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又要求農民組織起來通過社會合作的方式解決農村公共物品不足的矛盾。因此,現實的選擇就是因地制宜組織農民通過社會合作的方式進行農村公共物品的建設。因地制宜,是指根據各地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情況,成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或者通過農民合作的方式,在不過分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進行一些區域性的、中小型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例如,進行中小型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鄉村道路的建設和維護、衛星電視接收設備的安裝、市場信息共享、農業技術推廣等等。這些投資少、見效快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通過農民社會合作的方式來完成,一方面可以節省國家支農資金,進行大型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可以融洽村民關系,建立農民經濟組織。
4、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配套措施。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并不是孤立的,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機制,當前應做好以下工作:(1)完善農村稅制并統一城鄉稅制。完善農村稅制、統一城鄉稅制能夠為基層政府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可保證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資金。要通過全自治區的農村稅費改革,構建新的農村稅制,使城鄉稅制統一,既有利于全區稅收體系的完整統一,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保持農村的相對穩定,又有利于促進自治區市場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的作用;(2)完善鄉村行政體制和政府官員政績考評體系?，F行的鄉村型體制和政府官員政績考評體系嚴重影響了自治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有必要進行改革和完善。一是進一步完善鄉村行政體制。自治區鄉鎮一級普遍存在“小政府,大機構”的狀況,財政供養人員的支出負擔過于沉重,呈現典型的“吃飯財政”特征。這種狀況已嚴重影響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使得供給資金不足、供給效率低下,因此改革鄉村機構、精簡人員,減少“吃飯財政”是關鍵;二是完善基層政府官員的政績考評體系。要重新構建績效評估體系,改革現行的以經濟數量指標為標準的政績考核體系。地方基層政府應在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科學發展的基礎上,將社區經濟的外部性、可持續性發展能力和本社區居民的滿意度作為評估標準。
(作者單位:青海民族大學)
主要參考文獻:
[1]張曉山.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J].中國農村經濟,2003.1.
[2]馬曉河.農村公共物品應由政府提供[N].中國經濟時報,2002.11.7.
農村公共產品范文2
一、現階段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對農村的公共產品投入力度不夠，公共產品的供給總體上不足。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農村發展急需的生產性公共產品嚴重不足。在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產出主要靠政府資金投入，但隨著我國財政和稅收制度的改革，國家把更多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任務轉嫁給了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政府。農村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比如大型水利設施、道路、電信、電網等均嚴重短缺，這在某種程度上大大限制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制約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進程。二是關乎農村民生的公共產品短缺。農村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保障都應該是政府所必須提供的公共產品，這些公共產品對于提高農民素質和農村的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由于政府的缺位，這些產品的供給嚴重不足，反而成了農民的主要負擔。特別是農村的醫療衛生保險。近幾年來，一方面城鄉差距逐步加大，城鎮居民的收入遠遠超過農民的收入，而城鎮居民能夠享受到國家公費醫療待遇；另一方面收入不及城鎮居民收入一半的農民卻不能享受公費醫療待遇。從而農民成了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逐年增多。在社會保障方面，農民不能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金和養老保險，致使農村的貧困戶、孤寡老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農村的義務教育更多的要靠農民攤派，造成了大部分的農村義務教育供給不足，而且質量低。
（二）部分公共產品供給過剩，缺乏合理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當前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起主要作用的往往不是農村社區內部的需求，而是來自社區外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甚至是為了滿足地方各級政府決策者的“政績”和“利益”的需要，不顧農村的客觀條件，大搞一些見效快、易出政績的短期公共項目，而且還掛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高農民生活條件”的美名，而對于關乎農村持續發展、投資大、見效慢的產品卻嚴重短缺。并且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是“自上而下”性，政府來決定向農村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但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并不能匯集農民的偏好、農民的真正需求。再加上農民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素質的限制和信息的不對稱，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表達自己的真正需求，對于所要接受的公共產品是否是自己的真正需要，自身是否有成本支付能力等信息缺乏全面地了解。這些因素造成了政府所提供的部分公共產品根本不適合農村的發展，造成了大量資源的浪費。
（三）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單一，缺乏合理的監督機制。在我國，政府是農村公共產品的唯一供給主體,而供給決策又是“自上而下”的，如何提供公共產品，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這些都是政府來決定，再加上合理監督機制的缺失，使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的特殊地位難免會出現一些不良現象。一是有些政府決策者為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弄虛作假，從而出現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二是將建設農村公共產品的專用資金挪為他用，這也是造成大量急需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原因。
(四)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地區間不平衡。長期以來，我國的公共產品在供給上實行兩套政策，城市公共產品基本由國家提供，而農村的公共產品則有農民自籌資金或通過“投勞”解決。雖然國家每年都要通過“支持農業支出”科目向農業投入較多資金，但大都為政府涉農部門的經費，最終落實到農業和農民頭上的是少之又少，這樣就造成了城鄉之間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不平衡。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不平衡還表現在農村地區間供給的不平衡。第一，不同地區財政收入總量和人均占有數量不同，導致財政在農村公共產品投入上的差距。第二，不同地區市場化程度不同，直接影響到經費的來源。在市場化進程較快的沿海地區，多渠道籌集農村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公共產品投入多主體的格局初步形成。
(五)制度內籌集資源的有限性。目前，大部分鄉鎮政府的制度內財政收入不足以負擔起履行職責所需的費用，所以導致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未能跟進，地方政府財政受到影響，資金缺口比較大，上級的財政轉移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農村公共產品建設和發展，需要有財政的大力支持，以及符合市場經濟的完備融資機制，這兩方面構成了農村公共產品長效發展機制的主要內容。從目前情況看，無論是財政支持還是市場融資機制的建立，都存在很多問題。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重構建議
基于以上所述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問題，提出幾點解決辦法和意見。
（一）打破城鄉“二元”公共物品供給制度，使農民平等享有消費公共物品的國民待遇。加大城市支農、以工補農的力度，將農村純公共物品全部納入國家預算支出范圍，同時為農村公共物品發行國債，增加國債資金用于農業、農村的數量和比重，使農村能獲得較多的財政資金支持，由此增加農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內供給。應重新建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改變不合理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建立中央、省、縣鄉、農民四位一體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農村公共產品既有全國性的，又有地區性和社區性的，分清廣大農村地區公共產品的性質是明確供給主體的關鍵。從理論上分析，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區性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提供，而社區性公共產品應由社區提供。采取以中央、省兩級政府為主導，縣鄉財政適當配套的方式，著重解決好與當前農業經濟發展、農民生活緊密相關的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
（二）建立民主、科學的農村公共產品需求表達機制和供給決策機制。充分尊重廣大農民的需求意愿，保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有效性。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是公共決策，其利益導向不僅涉及公共決策的立場與出發點，還涉及到實現這一愿望的工作方法。我國農民是一個特殊群體，組織化程度低。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如何客觀、真實地反映農民的意愿，不僅僅是一個公共決策問題，而是一個是否代表農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性問題。對公共產品的需要為個體決策，而決定供給多少公共產品以及如何供給卻是集體決策。如果說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決策的表述機制應“自下而上”的話，那么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決策則應是“自上而下”。從長遠來看，必須建立一種能夠準確反映農民需求的表述機制，在尊重大多數農民意愿的基礎上，鼓勵農民參與到農村公共產品決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中，形成政府與農民共同決策模式，保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就目前而言，必須針對我國農民組織化程度低、個體素質不高的特殊情況，在尊重村民自治原則、切實反映廣大農民的公共產品實際需求的前提下，縣鄉政府和村委會組織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為廣大農民辦實事，因地制宜地為農民提供急需的公共產品。
（三）在有限的資金約束下，農村公共物品的提供應具有策略性?，F行策略的主要目標是解除制約農村消費的“瓶頸”，不斷開拓新的農村公共產品資金渠道，以滿足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由于公共產品既可以由政府的公共預算直接供給，也可以通過政府的力量籌資而經由非政府機構間接提供，并且不同的供給方式可以同時并行。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應堅持政府公共預算直接供給為主，同時通過以土地資源為主的公共自然資源向市場經濟需要的公共資本轉化等方式，大量地引入民間資本參與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或者采取政府與私人共同供給，以多種籌資渠道和提供形式緩解資金的不足。
農村公共產品范文3
論文摘要：在西部貧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共產品供給理論出現了新變化，農業的弱質性、市場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嚴重不足、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因此，加大政府對西部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調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取向，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新階段解決西部農村貧困問題的有效措施。
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各級政府加大了對農村的投資，與過去相比在絕對額上大幅度增加，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局面，但隨著西部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農村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公共產品普遍供給不足、社會保障水平低、社會援助體系覆蓋面小、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等公共服務相對滯后日益顯現。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農民負擔有很強的相關性，有效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對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普遍短缺，不利于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建立符合農村經濟發展需要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已成為西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近年來，青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其中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和提高農民的收入，對青海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青海，農業是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相互交織的弱質產業，加上農民生產的分散性組織形式，決定了農民生產私人產品對農村公共產品的強烈依賴，并且農村經濟市場化程度越高，這種依賴性就越大。特別是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落實，青?，F有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已成為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
1、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供給短缺制約著農民收入的增加。青海農業和農村經濟落后，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以來供給短缺，行路難、就醫難、用電難、上學難、吃水難等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存在，造成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物質基礎嚴重不足，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具體表現在:(1)交通運輸設施不發達，農民生產的產品運不出去，使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特色農業的價值無法實現，不少地方的農民“抱著金碗討飯吃”;(2)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從青?？偟那闆r來看，農村義務教育資源供給規模和質量依然遠不能同城市相比，這也直接導致農村學齡兒童越來越多地向城鎮學校轉移或干脆輟學的情況。在青海海東地區平安縣洪水泉鄉某村，盡管到城鎮中小學要寄宿借讀，教育投入會成倍增加，但還是有超過30%的學齡兒童到城鎮中小學借讀。這說明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還是不夠的，現有投入還不能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農村中小學的大規模合并，導致部分鄉村小學被裁撤的村子的兒童上學路程越來越遠，上學越來越不方便。這在一些山區鄉村尤為嚴重;(3)水利設施投入嚴重不足，青海由于特殊的地理地位，很多淺山地區農業靠天吃飯，新的水利設施很難建起來。一方面由于政府對于農田水利設施缺乏有效的管理維護;另一方面政府對地方性強的農田水利建設缺乏后續投入，使得大多數農田水利設施遭到破壞，特別是一些跨縣鄉跨鄉村的水利設施毀壞尤其嚴重，不少已經徹底喪失了水利功能。這進一步加劇了我國農業生產靠天收的風險，同時也提高了農業生產成本;(4)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面對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逐年增多。加之政府對農村醫療設施投入少，農民身體素質普遍下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進步和可持續發展;(5)農村通訊設施供給不足，農民與外界聯系不順暢，無法獲取及時、準確的市場信息，使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無法提高。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失衡。青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在產品供給結構上嚴重失衡，尤其體現在強調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的同時，忽視非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這種失衡具體體現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重視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忽視精神文化類公共產品供給;注意到了道路橋梁等交通設施建設，忽視環境保護等公益事業的發展。另外，由于青海農村的農業生產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樣，各村自己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也不一樣，在同一地域內各村公共產品供給也存在很大差異。青海農村公共產品的缺乏，意味著農村、農民在進行私人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時要付出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費用和成本。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差異必然影響到公共產品消費者的生產成本和收入水平。好的基礎教育和衛生保健，可使潛在的窮人更可能有機會脫貧。而青海的基礎教育、衛生保健等公共產品在農村的缺乏，制約了農民提高個人獲得收入的能力。 轉貼于
筆者在調查中也發現了一些在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有益探索和嘗試，這些舉措不僅大大提高了當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和效益，而且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對其他地區如何因地制宜地推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事業也是一個很好的參照和借鑒。這些做法主要包括:
1、通過移民搬遷、充分搭國家現有公共產品資源便車的辦法來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筆者在青海海北、海東等地農村看到，原來一些地勢低洼、經常遭遇洪水，或者被政府劃定為蓄洪、行洪區的村莊，在政府組織和補助下，整體搬遷到地勢較高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統一建設移民新村，使得這些村子的公共產品供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有一些山區鄉村，由于村民原來居住分散，不僅交通不便，而且像子女上學以及電話、有線電視等基礎設施都非常難以統一提供，他們就在附近公路邊開辟一個相對集中的位置進行集中建房，不僅在不投入交通設施的情況下大大改善了居住交通條件，方便子女上學，也使有線電視、電話等現代生活設施能夠迅速走進普通村民家庭;還有很多靠近國道、省道的村子干脆都搬到路邊成片建房，并逐步形成一些鄉村集市。
2、建立新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建設陷入了一種困境:一方面是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公共物品需求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是國家目前偏重城市而沒有能力為農村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又加之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國家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推行費稅改革，使現行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受到限制。因此，當務之急是在新的情況下建立新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應當主要著手于:(1)公共物品供給主體?？紤]到農村的實際情況，農村地區各種層次的公共物品的供給應主要由省以上財政提供，地市級財政適當配套，縣鄉財政暫時不予考慮，以免進一步加重農民負擔。(2)公共物品需求區域性差異。由于我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經濟情況和農民生活水平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各地區在公共物品的需求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的分割中，按照區域性差異投放公共物品是一種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3)公共物品融資方式。公共物品供給資金來源應當以政府財政支持為主要，但在現實情況下，完全依靠政府財政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因此，還應當由政府出面，動員全社會各方面力量，積極探索新的融資渠道。例如，發行農村公共物品建設特種國債;由私人提供政府補貼的方式;完全由私人或非營利組織提供等等。(4)監督管理。對農村公共物品建設資金應當設立專門的監督檢察人員，不僅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建設資金的管理，而且要監督資金使用情況和收益情況，防止農村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流失。
3、因地制宜，組織農民通過社會合作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就我國當前的狀況來說，組織農民通過合作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也面臨著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打破了“大集體”無效率，實行“單干”，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單干”渙散了農民之間的關系，使組織農民難上加難;另一方面國家無力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又要求農民組織起來通過社會合作的方式解決農村公共物品不足的矛盾。因此，現實的選擇就是因地制宜組織農民通過社會合作的方式進行農村公共物品的建設。因地制宜，是指根據各地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情況，成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或者通過農民合作的方式，在不過分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進行一些區域性的、中小型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例如，進行中小型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鄉村道路的建設和維護、衛星電視接收設備的安裝、市場信息共享、農業技術推廣等等。這些投資少、見效快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通過農民社會合作的方式來完成，一方面可以節省國家支農資金，進行大型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可以融洽村民關系，建立農民經濟組織。
4、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配套措施。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并不是孤立的，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機制，當前應做好以下工作:(1)完善農村稅制并統一城鄉稅制。完善農村稅制、統一城鄉稅制能夠為基層政府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可保證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資金。要通過全自治區的農村稅費改革，構建新的農村稅制，使城鄉稅制統一，既有利于全區稅收體系的完整統一，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保持農村的相對穩定，又有利于促進自治區市場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的作用;(2)完善鄉村行政體制和政府官員政績考評體系?，F行的鄉村型體制和政府官員政績考評體系嚴重影響了自治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有必要進行改革和完善。一是進一步完善鄉村行政體制。自治區鄉鎮一級普遍存在“小政府，大機構”的狀況，財政供養人員的支出負擔過于沉重，呈現典型的“吃飯財政”特征。這種狀況已嚴重影響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使得供給資金不足、供給效率低下，因此改革鄉村機構、精簡人員，減少“吃飯財政”是關鍵;二是完善基層政府官員的政績考評體系。要重新構建績效評估體系，改革現行的以經濟數量指標為標準的政績考核體系。地方基層政府應在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科學發展的基礎上，將社區經濟的外部性、可持續性發展能力和本社區居民的滿意度作為評估標準。
主要參考文獻
[1]張曉山.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J].中國農村經濟，2003.1.
[2]馬曉河.農村公共物品應由政府提供[N].中國經濟時報，2002.11.7.
農村公共產品范文4
一、現狀
××鎮在最近五年里對水利設施、農田灌溉等方面的投入很少。現在全鎮共建有電排=座,其中國家投資=座,自籌資金建設=座,現裝機容量為==臺,====千瓦。外排漬水全靠以上=座外排機埠。原來大多以勞動力代替資本，由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動員并組織勞動力承擔的建設。對我們××鎮來講，勞動對資本的替代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有好多村都出現了勞動力不足的現象。但絕大部分是舉債辦事，自籌資金部分的大部分至今未還。盡管如此，在此方面本鎮還是不夠。按集雨面積計算，全鎮=====畝，每千瓦負擔面積為==.=畝，按耕地面積計算每千瓦負擔面積為==畝，負擔較重。灌溉以電排直灌的只有==個村民小組，占==.=%直灌面積====畝，占總耕地面積的=.=%。
公路建設方面,受近幾年經濟狀況的影響也是差強人意。我鎮范圍內有省道s===線、鄉級公路三五線及其它====公里的村級公路。s===線路基寬=米，有效路面=米，從==年鎮政府自籌資金===余萬元硬化了=．==/公里。還有=公里為砂石路面，====年=月上級準備硬化，由于資金短缺，只搞了基礎路面，沒有硬化，現以破爛不堪，基礎損失嚴重。三五線全長=．=公里，有效路面=米，實際路基=米，是==年鎮政府自借資金===多萬元鋪的山渣為渣石路面。由于經濟狀況不好，加上原來的有近===萬的債務，所以養護不到位，現已大坑小溝，通行已相當困難。村級公路也是前些年有過投入，或是只搞一小部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F在也是急待投入養護。
農電網改造方面由于是近年來的國投，情況好一點。====起由國家投資===多萬對全鎮所有行政村、居委會都進行的電網改造，現在只有剎尾工程了，大約還需資金==萬元。
二、問題
從上面調查的情況來看，通過分析，會發現有以下幾個較為深刻的問題：
一是前些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我們說，供給公共產品的責任主體應當是上級政府，也就應是國家，而不應當是縣、鄉地方財政。
二是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供給嚴重不足。在上面幾個得到改善的方面，供給的主體是我們政府，鎮政府財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說，農村公共產品總的供給水平仍然很低，如不進行改善則還不斷降低。
三是原來農村公共產品建設的超前發展給現在留下了很大的麻煩。原來所有的供給大多是舉債，現在××因超前建設而引起的債務近千萬。這個問題已嚴重影響了現在各項工作的正常開展。
三、缺口
我們鎮現在最主要的也是以上幾個方面。一是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需更新改造。由于年失修，絕大部分設施老化損壞嚴重，進行農田灌溉，安全渡汛都有相當大的問題。要想把電排、修防會的所有問題解決，包括債務、設施更新等，對于我們××鎮來講至少要====萬元。二是公路建設步子要加快。省道s===線已動工，但現在因停工而帶來的損失已相當大，僅這項投入資金要===萬元。其它鄉村公路可以分步來做，每年至少要投入===萬。三是農電網改造工程?，F在只有剎尾工程，約需資金==萬元。
四、建議
鑒于目前的現狀，認為在投入上可以從構建新的供給體制入手，多渠道籌集資金。
一是要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充分體現農民意愿，實行慎重投入。
二是要積極引進私人投資，構建多層次的公共產品供給結構，不斷提高效率。有些公共產品的投入就可以在政府補貼的基礎上，按照“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由農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進行集資生產。我們認為對于我們鎮的水利排灌設施就可以按此辦法來實施。
三是積極向上爭取資金，對于可以使絕大部分的群眾受益的公共產品，爭取立項，實行國投。
農村公共產品范文5
1.公共產品理論與農村公共產品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理論依據與意義
2.1 為什么要為農村農民提供有保障的公共產品
2.2 農村公共產品的作用
3.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分析
為農民提供有保障的、城鄉統一的公共產品已經是不容置疑的共識了。要達到公共產品的最優供給，就必須充分考慮消費者對公共產品的需求，要弄清楚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特點、支付能力和需求狀況。離開了對公共產品需求的考察，則無法確定公共產品的供求均衡點。無視農民需求，既浪費了國家財政，又滿足不了農民生產生活對公共產品的需求，甚至破壞環境，損害農民利益，影響國家長治久安和經濟快速、持續發展。所以，我們有必要研究農村公共產品需求問題。但是恰恰對公共產品需求的研究是少之又少。主要觀點歸納如下：
（1）我國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較集體化時期已經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我們認為可以總結為：更加注重公共產品的實用性和多樣性，不過需" 求仍然表現為缺乏彈性；對公共產品的成本分攤極為敏感；農民開始有了自主產權意識，同時參與供給決策的要求逐漸增強，但是仍然是被動性消費；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需求具有差異性。農村公共產品本身的地域性特征（生產的地域性），公共產品的消費地域性和管理的地域性是同時存在的。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疊加性（符合馬斯格雷夫和薩繆爾森認為意愿需求曲線具有垂直可加的性質）。
（2）公共產品需求的本質是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一個地區、一個社會需要什么公共產品，需要多少公共產品，是受該地區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水平決定的。從農民的需要出發，既要考慮當地生產力水平和和經濟發展的水平，還要考慮農民的實際承受力。當前大部分的相關研究一般都是強調我國農村公共產品需求是巨大的：一是由于“二元分割”導致的歷史欠帳太多；二是農民對于公共產品的需求越來越高、越來越迫切、越來越個性化。
（3）關于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迅速增加的原因的探討。主要觀點有：一是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增加有收入效應，農民收入的提高對公共產品提出了更高需求。收入水平的提高還可以改變公共產品的屬性；二是我國農村戰略性經濟結構調整，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數量和質量提出了新需求。農業的增長和非農產業的發展也改變了農村社區對公共產品需求的內涵和結構。農業高科技的推廣和農業產業化的繁榮所帶來的農村經營方式的重大轉變，都必然對農村公共產品提出更高的要求；三是加入WTO使得農戶對農村公共產品有了新的需求。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與國外發達國家之間差距甚大。農業支持方式的改變要求較大幅度地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四是由于經濟人行政官僚的主宰把持，通過公共產品需求的擴大化來實現公共產品供給預算的最大化，利用其供給中的壟斷地位來掠奪村民剩余。公共產品需求呈擴大化傾向，甚至導致供求的“錯位增長”。因此，公共產品需求的動態性和遞增性是我們不能忽視的，而對公共產品需求增長中的消費阻力沒有人去注意和研究。
（4）農民需要我們提供什么公共產品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就不能回避對農民公共產品需求特點的研究。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特征進行研究的幾乎沒有。韓玉龍（2003）對公共服務進行了調查，廣大農民對社會化服務的要求更為迫切，其內容也更具廣泛性和多層次性。有學者研究京郊農村公共產品需求得出：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農村公共品有所降低；有關社會化生活服務的需求上升，折射了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變化。我們（2004）通過扶貧資金投向的課題調查，得出了貧困地區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程度，也許是一個比較全面而滿意的回答了。因此，除了要研究公共產品需求總量的適度增長，更要研究公共產品需求結構的合理化和優化升級。
（5）只有少部分研究對需求進行了簡單的分類。主要將需求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需求，或者用具體的公共產品需求羅列代替分類。我們建議可以按照其它分類標準進一步細分，例如分為生產性公共產品需求和生活性公共產品需求，“硬”的公共產品需求和“軟”的公共產品需求，等等。這樣有利于進一步拓展研究空間，增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針對性和瞄準度。
（6）很多研究提到建立“需求表達機制”，認為農民在現有的決策機制下是沒有需求表達機會、權利和能力的。但對該機制建立的設想和論證比較模糊，只是涉及到基層民主制度、組織化程度和供給談判制度。但對農民知識培訓和意識樹立也是很關鍵的。對需求識別、瞄準和需求實現等研究幾乎沒有。
4.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分析
4.1 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現狀
總體而言，我國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能完全適應農民的實際需求，存在著量少、質低以及地區性、結構性失衡等方面的問題，對需求的動態適應性不強，供給過剩和部分短缺現象并存，阻礙了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對供給現狀的研究有以下共識：
我們特別要分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原因主要有：
（2）公共產品供給結構不合理。公共產品供給的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在：硬件多，“軟件”少；準公共產品多，純公共產品少（黃志沖，2000；汪前元，2004）；重視短期公共產品而輕視長期公共產品生產；重“數量”輕“質量”；重視新建，對于維護、維修已有的公共產品成效不明顯，供給意愿不強烈；農民急需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農民不需要的或者需求較少的公共產品卻大量過剩（劉保平，2003；郭澤保，2004）；生產所需的要多，而生活所需的要少。公共產品供應中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加劇了公共產品的供求矛盾（陳杰，2003）。這是由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供給主導型”，而不是“需求主導型”決定的。
（3）縣鄉“吃飯財政”沒有能力提供公共產品。分稅制使得財權中央化、事權地方化，從而造成縣鄉財政困難，無力為農民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農村稅費改革進一步惡化了縣鄉財政，農村公共產品應有的財政支出規模讓位于吃飯財政，加之地方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滯后，制約著農村公共品的供給。“一事一議”的農村公共產品機制存在著不合理和操作上困難（劉鴻淵，2004）。
（4）公共產品供給的不公平性。表現為城鄉不平衡和地區不平衡。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我國城市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有很大的差別（岳軍，2004）。成本基本上是由農民自己負擔，成本分擔中存在著嚴重的非累進機制（葉興慶，1997），導致低收入者往往承擔了更多的成本（農民不僅要分攤鄉村兩級所提" 供的公共產品成本，還要分攤全國性、地區性的公共產品成本）；比較利益越高的產業實際負擔率越低；集體經濟薄弱地區，實際負擔率要高于經濟發達地區，完全與市場經濟的公共財政理論相背離。還有，由于各農村地區公共管理主體的能力存在差異，提供公共產品在量與質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種差異即使在相鄰的鄉鎮或村之間也比較明顯。
（5）政府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方式不符合WTO規則的要求。財政支農支出其實質是政府為農村提供公共產品，即財政支農的方式不符合WTO規則的要求。
另外，公共產品供給還具有收斂性（“俱樂部收斂”和條件收斂）特征、供給效應的結構性、供給的時滯性特點和供給制度變遷的階段性。根據這些特點，能為尋求農村公共產品供求均衡的對策研究提供一個思路。
4.2 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分析
剖析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的不足和障礙的研究，是當前研究的主流。普遍認為我國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僅存在效率較低的問題，在某些方面也有失公平，顯然已經不能適應新變化。對農村供給制度進行改革和創新，構建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已有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剖析：
（1）供給主體和供給責任劃分不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劃分上不盡合理，鄉鎮政府的事權大于財權，承擔著許多應由上級政府承擔的支出，并將一部分負擔轉嫁給農民。在職能和能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低效性。我們認為按照產品覆蓋范圍不同、性質不同，所對應的政府層次應該不同；支出范圍不同，不同層次的政府應該承擔不同范圍的公共產品。根據農村發展實際，從供給主體的供給責任和權利角度出發，探索農村公共產品的分類供給和分層供給的具體機制和模式（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范圍和提供方式）。另外，政府和各類社會團體對各類農村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范圍也應該有明確的劃分，以利于政府對不同類型的產品供給采取不同的扶助和管理措施。我們不僅要研究政府供給的問題，而且還要研究市場供給的問題。政府和市場的力量起多大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都應該根據產品性質和時空具體決定。這個也是目前轉移支付不規范的根源。
（3）政府與社區的混合供給（熊巍，2002）。作為供給主體的政府，越來越喪失主渠道的作用，集體經濟組織功能弱化，其他供給渠道又沒有形成，供給渠道的單一，反映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系統的殘缺。單純的政府供給是低效的。這與農村改革深化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很不相適應。大家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產品供給需要政府和各類市場主體共同參與。我們認為，關鍵是政府應該給各類市場主體創造一個平等的機會，營造一個協作的環境。
4.3 對籌資機制和決策機制的研究
（2）鄉鎮政府的財權不足以保證其事權。對當前如何提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能力研究還是比較少。
（3）政府為單一的投資主體不利于農村公共產品的充足供給。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關鍵是資金，如何保障充足的資金？針對這個關鍵問題的改革，建議主要集中在財政制度改革、理順公共分配關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加大財政投入和調整支農結構、拓寬農村公共資金融資渠道等方面。但這些建議還比較粗糙，尚不具有可操作性。
（4）缺乏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資金使用與管理的有效監督機制。對農村公共資源的使用過程缺乏有效監督（葉興慶。1997），主要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預算的不完整性和行政體制改革的滯后等原因造成的。公共資源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監督機制致使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不符合農民需求。我們認為如何整合資金是要研究的問題。
（5）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決策機制的相關研究，都只是強調農民參與供給決策的機制，部分研究涉及到地方政府官員的“理性”，并進而呼吁縣鄉民主。所以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決策機制研究實際上還有很多空白。我們提出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治理模式來糾正了只強調政府決策機制或者農民需求表達機制的片面。前者是決策機制，后者是需求表達機制。如果沒有這兩點，則變成了一個非合作博弈過程了。特別提出公共財政的作用、農民的需求表達機制和政府對需求表達的識別機制和瞄準對接機制，都是一個創新。
5.農村公共產品供求的均衡分析
陳武平（2000）指出，只有消費者的邊際支付意愿之和等于生產單位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時，公共產品的生產數量和成本分配是帕累托最優的，個體最優與群體最優是統一的。因此，供給者必須以消費者的需求為出發點提供公共產品（汪前元，2004，稱之為有效需求理論），而無視消費者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就無法達到公共產品供求均衡，無法實現公共產品最優供給，因此，消費者需求偏好的顯示和對其了解急待解決的問題。
在我國農村，農民對公共產品偏好的顯示是非全面的，農民是非理性的，尚不完全具備運用公共產品最優供給模型的假設前提（光，2004）。運用公共產品供給次優論模型來指導比較符合國情。既然我國農民缺乏公共產品最優供給模型所要求的顯示偏好及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前提，在進行農村公共產品供應決策時，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一種符合我國農民文化特征的公共產品供給模式，即在我國現有條件的約束下，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公共產品次優供給模式。借助公共產品最優供給模型，建立民主表達機制，供應部分地方性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供給全國性公共產品并按照公平性原則對地方性公共產品給予資助；公共產品供給與需求結構的調整應當成為我國公共政策的重要內容。所以要根據需求結構動態變化，對供給結構調整，供給結構升級及實現最優組合；可以通過人口的流動改變和促進公共產品供給的相對均衡，還要通過引導投資更靈活地調整公共產品供給的空間布局和結構，從而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宏觀效率水平。在我國要考慮“以腳投票”來選擇需求偏好的遷移成本和小城鎮建設進程。
6.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對策分析
6.1 必須改革現行財政體制，建立公共財政體制
一是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支出政策（嘉蓉梅" ，2004），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非均衡的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由依靠農民自身解決向以國家為主的政策目標過渡，讓農民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國民待遇。加大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力度，要調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從根本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起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新機制；二是要轉變政府職能，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提供農村產品的職責，實行財政分權制。明確劃定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的基礎上，科學確定分稅范圍和共享稅分成比例，并適當擴大地方政府的稅權，使中央和地方的稅種劃分更趨合理；三是國家應調整財政和國債投入結構（馬曉河，2004），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數量和比重。此外，為了加快農村公共品的供給速度，政府還可以通過財政補助、稅收、價格等政策，引導農民或民間企業搞基礎設施建設。改進財政支農方式，進一步調整財政支農結構，為廣大農民提供充足的農村公共產品。加大向農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在提供公共產品上要重點向農村傾斜（王磊，2004）。加快鄉鎮財政體制的改革。在稅費改革的同時要規范中央、省、市、縣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鄉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要減少對提供農村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轉移支付實行均等化，對非基本的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則要體現資源配置作用，即更多地偏向于貧困地區；四是加強對公共資源使用的監督、檢查，堅決杜絕權力腐敗行為。對公共產品供給主體、決策程序、生產與管理、適用范圍加以規范化、制度化。
6.2 改革農村公共品供給制度
一是在投入主體方面。根據農村公共產品的不同屬性和層次應該是多元化供給主體、以及不同主體間的相互合作形成的供給體系（網絡）。投資主體單一化，導致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保障。按照“誰引進，誰收費；誰投資，誰受益”原則，大力開展農村公共產品的建設。借鑒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等提出“多中心政治體制”。實施多元化戰略，在供給主體，資金來源和供給方式上實現多主體（政府、社區和私人）、多渠道（政府的財政資金；農村社區的集體資金；私人、企業和銀行的資金）和多方式共存（政府或農村社區的直接供給方式；政府委托私人的供給方式；政府補貼私人或企業的供給）的供給模式（黃志沖，2000；劉保平，2003）。李秉龍，張立承（2003）提出積極推動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體多元化改革，建立財政、第三部門和農戶三位一體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樊麗明（2002）認為公共品的供給方式主要有政府供給、市場供給和自愿供給三種方式。王進提出了PFI，即私人主動融資的辦法。二是在決策機制方面。徐增陽（2003）指出要構建以需求為主導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加快農村政治體制創新，加快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充分實行村民自治，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實現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決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轉變，建立農民公共需求決定公共產品供給的機制。
總之，中國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現狀總體來說是供給不足，提高供給水平的出路就在于供給體制的改革，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總體思路還缺乏詳細規劃和論證，有待進一步的系統研究。
7.農村公共產品供求理論的進一步研究方向
（1）在理論上，要進一步對農村公共產品需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以及農村公共產品供求平衡的定義，做比較符合我國農村實際的界定。同時通過邊際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系統分析方法來分析農村公共產品供求狀況。運行財政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公共管理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政策學等多門學科理論知識，對農村公共產品的地位和作用，政府供給農村公共產品的必要性、農村公共產品供求平衡和相關主體的相機決策進行研究和解釋，從理論上豐富農村公共產品供求。
（2）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特點為我們研究提供了潛在的空間。我們要在歸納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特點的基礎上，洞察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變化，預測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變化趨勢。既然人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量是不斷增加，到底增加幅度或者速度是怎樣的？我們就有必要研究農民的公共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問題。分析農村公共產品需求變化的引致因子（影響因素）。在需求變化以后，即使消費動機產生了，農民有消費某種公共產品的欲望或愿望，但是往往不能形成消費行為。我們要研究農民群體（特別是貧困地區以及財政困難縣鄉的農民）的消費阻力有哪些。因此，借鑒消費經濟學知識，光提供適合的公共產品是不夠的，我們不僅要滿足特定經濟發展階段農村公共產品的實際需要（數量和結構），而且要有重點有計劃地引導農民對公共產品消費，減少和消除消費阻力，提高公共產品的消費質量。如何讓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需求表達出來，決策者的決策如何與需求表達機制結合？政府官員作為政府人決策過程中如何主動識別和動態瞄準農民的動態、差異性需求，以及怎樣真正實現代表農民群眾的利益尤為重要，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4）供求平衡的研究。研究公共物品提供的質、量、結構等方面是否與農民的需要相符、是否與農民的稅費支付相稱。在對農村公共產品供求均衡做了一個全面的分析和界定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農村公共產品次優供給的均衡模型。要進一步探討農村公共產品均衡的實現機制。特別是取消農業稅以后，縣鄉財政困難，部分區域性公共品的供給面臨挑戰，如何實現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均衡問題。
（5）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配套改革研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不能單兵作戰，還需要相關的配套制度改革，比如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土地流轉制度、鄉鎮機構改革、鄉鎮民主制度建設、村級公共產品自我供給的制度創新和城鎮化等。我們要在這些方面做出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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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公共產品范文6
關鍵詞：公共產品 農村公共產品 供給
秦皇島市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使公共產品的供給向“三農”傾斜，有力地改善了農村生產和生活條件。但是，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基層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在運行中仍存在著的一定的缺陷和問題。解決好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各種問題，已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最有效的方式。
1 秦皇島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
秦皇島市下轄三區四縣，共計75個鄉鎮。市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按照現行市以下分級分稅財政管理體制，市級不集中縣級財力，各級政府相應承擔本級供給支出責任，這種財政管理體制在運行中不可避免的存在著一些問題。下面本文從生產性公共產品、農村義務教育、農村醫療和公共衛生和農村社會保障四個方面來具體說明。
1.1 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秦皇島市大部分農村地區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供給結構不合理，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具體表現：一是農村基礎設施投入不足。秦皇島市2010年農村項目建設投資84.23億元，主要用于農村公路、橋梁和水利投資，但是農村公路建設、橋梁改造、水利投資等項目雖然屬于農村生產性投資，但大多數都是全社會受益的工程，存在農業投入的“非農化”現象，造成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二是財政支農資金大都用于新項目的建設，對已有的生產性公共產品缺乏必要的投入和維護。2010年秦皇島市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共完成96.07億元，其中僅11.84億元用于對已經存在的公共產品維護，造成現有設備老化、破損嚴重；三是秦皇島市農業科技投入不足。農業科技投入占農業總產值比重過低。而且，由于農業科研機構和管理部門層次多，投資經費的使用價值又因分散管理和中間環節流失而大大削弱，也會造成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1.2 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不足 秦皇島市農村義務教育一直遵循“誰辦學誰掏錢”的原則，形成了教育投入“以縣鄉為主”的格局。在農村教育經費的來源中，農村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是農村義務教育主要經費渠道，縣鄉財政和農民群眾共同承擔了農村義務教育的主要責任，這就造成了秦皇島市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普遍緊張，使得農村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條件與城市學校辦學條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近年來，市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加大了投資，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支出總量增幅較快，但是與城市相比，農村小學、初中教育投資總量支出沒有固定的標準，增幅不穩定。在各個年份，農村小學、初中生均公用經費占生均預算事業費比例均低于城市該項同期比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充裕程度也遠遠弱于城市義務教育經費充裕程度。因此，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體制投資結構配置差異較大、失衡特點較為明顯。
1.3 農村醫療保障供給不足 從全市農村醫療衛生現狀看，秦皇島市農村衛生基礎設施滯后，醫務人員短缺，且整體素質不高，長期得不到培訓，不能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多層次的醫療需求。農村醫療衛生面臨著投入不足、效率低下、保障缺乏、公共衛生薄弱等主要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解決農民看病貴，看病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現實中農民從農村合作醫療中獲得的實際收益確與預想的差距甚遠。首先，秦皇島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雖然把一些大病納入了報銷的范圍，但是報銷的僅是一定比例的醫藥費，對于疾病的檢查費、手術費等報銷比例很小或者不報銷，而這部分費用卻占據了治療費用的大部分。2010年，秦皇島市農民人均結余2144元用于應付非生活性支出，如果農村一些貧窮的家庭患了某種大病依然會看不起病。其次，農村合作醫療對于看病治病規定了定點醫院，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不能跨市或者跨縣發揮作用，外出的農民工不能享受到農村合作醫療的實惠。再次，在農村就醫的過程中，由于醫患信息不對稱，出現了部分醫院對病人開大藥方，多開藥，開貴藥的現象，大大減弱了新型合作醫療的作用。
1.4 農村社會保障供給不足 目前秦皇島市構筑了以城鄉低保、醫療救助、五保供養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救助體系建設，但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作為農村社會保障最主要的項目在青龍縣、撫寧縣剛剛試點。醫療救助和五保供養覆蓋面非常小，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獲益。又因為各個縣鄉社會保障資金有限，所以秦皇島市農民仍以家庭養老為主。如果各個縣鄉完全把社會保障資金全部納入財政，會成為縣鄉財政一項新的負擔，使得原本就非常困難的縣鄉農村公共財政難以安排。例如，2008年上半年，青龍縣農村低保對象8700戶，共17860人，占全縣農業人口的3.5%，縣財政發放保障金321.6萬元，再加上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五保戶供養三項支出，全縣財政將增支超過500多萬元，勢必擠占了其他供給資金。另外，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很大的成本，恰恰這部分支出在目前財政收支項目中屬于一個非常重要的“缺位”領域。
2 秦皇島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問題分析
2.1 鄉鎮政府職能定位不準確 鄉鎮政府職能定位不準確是秦皇島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新農村建設的提出和實施，要求鄉鎮基層政府必須轉變職能，積極引導農村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但是一些鄉鎮政府沒有充分發揮其在農村經濟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與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主要表現就是鄉鎮政府職能定位不準，存在越位、缺位、錯位現象，究其原因：一是鄉鎮政府熱衷于投資經濟效益好的項目導致農村公共項目投入不足。鄉鎮政府以追求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勢必會直接將有限的資金大量投入到鄉鎮企業、道路、基礎設施等看的見，摸得著的并能短期帶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項目上去，而對于不能馬上帶來經濟效益的農村公共項目則缺乏熱情，大大減緩了農村公共服務化的進程；二是責權不一致導致鄉鎮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得不到應有的發揮。2006年以來，秦皇島市各縣鄉全部取消農業稅，部分鄉鎮財政失去主要的經濟來源，但上級財政卻沒有加大對縣鄉財政的轉移支付，導致了基層有限的財力不能滿足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上級財政卻不斷地向基層轉嫁事權，導致了鄉鎮政府事權不斷膨脹，致使鄉鎮政府職能失效；三是鄉鎮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擴張致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能反映農民的需求。當前一些鄉鎮政府過分介入農村經濟的微觀運作層次，干得過多，管得過細。許多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由政府決定，最有話語權的農民卻幾乎被排斥在決策體系之外，農民無法表達其對公共產品的偏好。
2.2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來源不足 秦皇島市現有鄉鎮75個，行政村2265個，要想實現公共財政的全面覆蓋，需要龐大的財政支出。稅收收入是彌補此項支出的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近年來，秦皇島市經濟不斷發展，秦皇島市稅收收入的絕對量也在不斷增長，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情況卻是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卻在下降，這就說明秦皇島市縣鄉的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促進作用在不斷減弱，客觀上就說明了農村財政資金的來源不足。2010年秦皇島市稅收收入近50億元，用于縣鄉的稅收返還為4.59億元，這些資金扣除掉行政事業開支，所余資金根本不能滿足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另外，秦皇島市農村公共產品資金籌資渠道狹窄，金融資金和民間資金介入不夠，如農村信用社資金支持重點放在生產資金方面，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參與不夠。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秦皇島分行09年累計發放11.5億元的農村基礎設施貸款，對于其他農民公共需求則放貸過少。但僅農村基礎設施方面也由于投入渠道多，資金過于分散，在數量和質量上也不能滿足農民的公共需求。
2.3 農村公共產品缺乏有效地需求表達機制 長期以來農村公共產品需求表達機制的缺乏，是導致農村公共產品結構失調、供給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農民缺乏對自身利益的表達意識，受幾千年小農經濟下封建文化的影響，農民缺乏參與意識、自主意識和利益表達意識。另外，由于農民的利益表達與利益訴求不受重視，各部門也會出現相互推委、拖延、不予理睬的現象，致使農民的表達與訴求得不到反饋。另一方面，農民缺乏正當的利益需求表達渠
道。目前，農民缺少一個能夠充分代表農民利益的組織，村民委員會雖然是農村管理本村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基層民主組織，但在實踐中，卻屬于鄉鎮政府的執行機構，在進行農民利益需求表達，平衡協調各方利益的關系中扮演政府的執行者，這就會使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意愿難以充分表達。
3 完善秦皇島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幾點建議
3.1 加快轉變鄉鎮政府職能 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把政府的職能更多轉移到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上來，新農村建設的根本要求也要求鄉鎮政府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重點發揮鄉鎮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要加快轉變鄉鎮政府職能，必須做到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全面履行鄉鎮政府的職能，切實扭轉重經濟發展，輕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現狀。鄉鎮政府應該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努力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同時，政府也必須承擔起向農民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主要責任，上級政府必須向鄉鎮提供財力支持，必須加大對農村的專項轉移支付力度，設置專項資金，專門用于農業科研、農村基礎設施、農村義務教育、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等公共產品的供給。二是要科學規范鄉鎮政府的財權與事權。保證財權與事權統一，必須減少事權、財權組合的不確定性，各級政府要按照一級事權一級財權的原則，根據事權來匹配相應的財權。在事權與財權的劃分方面，劃分事權要重點考慮支出的劃分范圍，劃分財權要重點考慮收入的劃分范圍，盡量使得事權與財權相一致。三是加強鄉鎮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功能。鄉鎮政府應該把加強社會公共管理置于與發展經濟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充分發揮政府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體現政府的社會性和公共性。
3.2 建立各級政府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共同承擔機制 農村公共產品的基礎性、外溢性特征和當前供給現狀決定了政府必須承擔起農村公共產品主要供給責任。但是，從全市來看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規模較大，僅靠政府的財政投入難以滿足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這就要求各級政府把單一的供給主體機制轉化為多元化機制，充分發揮各個供給主體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作用，有效擺脫秦皇島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境現狀。比如，對于地方性農村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承擔，對于一些跨地區的公共項目和工程可主要由市級及以上政府承擔，各縣鄉政府進行輔助。一些與村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產品或服務可由農村社區負責提供。另外，可以考慮構建政府、企業和個人相互合作的公共服務體系，以引進市場機制和私人投資者提供部分的公共產品。也可考慮把一些非營利農村社會服務機構和組織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必要補充，使其為農民提供必要的技術服務和生產信息，滿足人們的多樣化需求，彌補政府和市場在這些方面的供給缺陷。
3.3 建立以農民需求為中心的需求表達機制 在農村公共產品供求關系中，地方政府是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者，農民是公共產品的需求者。因此，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政府的供給決策必須滿足農民對公共產品的實際需求。要建立和完善農民的需求表達機制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一是政府必須構建有效的渠道，定期公布公共產品供給情況，保證農村公共產品及特定公共產品供給條件等相關信息必須被農民充分了解，以滿足形成選擇需求表達的有效性基礎；二是要建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對農民需求表達的敏感反應機制，使農民主動顯示自己真實偏好，保證農民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渠道表達的自己對公共產品的意見能夠及時反饋，使得農民需求表達能夠成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關鍵環節。
3.4 創新農村公共產品決策機制 農民需求表達暢通后，上級部門做出的供給決策不一定正確。做出正確的決策的基礎是要把利益表達機制和供給決策機制進行有機的結合。一方面，由于小農思想的局限性和落后性，還有部分農民存在對公共產品“搭便車”的心理，如果完全按照“自下而上”決策模式，供給決策必定與農民需求有所偏差，所以必須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作出決策。另一方面，政府是農村公共產品的最終決策者，需考慮農村公共產品的特點而采取不同的決策方式。如對于農村地方性公共產品，如衛生防疫、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適合采取“自上而下”方式進行決策；而對于地方性公共產品中有特定要求的供給，如小型水利等基礎設施的建設、農業技術研究與指導及供求信息等公共產品應采用“自下而上”的決策方式。另外，各縣鄉農村也應積極探索公共決策機制的建設，由此尋求農民參與公共產品決策的多種途徑，以期策更科學、更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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