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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過程范文1
廟在古代是供祀祖宗的地方。據《禮記?曲禮》記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黃帝、帝嚳、堯、舜、禹、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廟的規模有嚴格的等級限制。帝王的宗廟制是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不準設廟。宗廟制度是祖先崇拜的產物。
社祭是中國廟會產生的主源。遠古時的人類處于幼稚時期，生產力極其低下，原始先民們對人類的生死及自然界的許多現象不能理解，不能抗拒，只能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來主宰它，于是創造出各種各樣的神。當社會生產由漁獵轉入農耕，土地便成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于是渴望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或驅鬼逐疫的祈禳性祭祀活動便產生了。
商周時期，廟會是一種不自覺的活動。早期廟會僅是一種隆重的祭祀活動。漢代以后，廟逐漸成為祭鬼神的場所，還常用來敕封、追謚有貢獻的英雄人物。這實際上體現了從祖先崇拜到英雄崇拜的嬗變過程。
廟會在寺廟節日或規定日期舉行，一般設在寺廟內或其附近。后來也有把神像抬出廟外巡行，謂之迎神賽會。是人們敬祀神靈、愉悅身心的產物。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交流的需要，廟會就在保持祭祀活動的同時，逐漸融入到集市交易活動，這時的廟會又得名為“廟市”，成為中國市集的一種重要形式。廟會和集市交易融為一體，成為人們敬祀神靈、交流感情和貿易往來的綜合性社會活動。隨著人們的需要，又在廟會上增加了娛樂性活動。
漢代，佛教傳入中國同時，道教也逐漸形成。民間信仰的報賽酬神活動，紛紛與佛道神靈相結合，其活動也由鄉間里社逐漸轉移到了佛寺和道觀中進行。在佛、道二教舉行各種節日慶典時，民間的各種組織也主動前往集會、助興。于是寺廟、道觀場所便逐漸成了以宗教活動為依托的群眾聚會的場所了。廟會活動中，佛與道或分庭抗禮，或相互滲透，使廟會文化更加豐富。
南北朝時期，寺廟與市場已經發生聯系，但是這時的寺廟與市場的關系還不密切。
唐宋畢竟是我國歷史上最開放的時期，尤其是胡人文化的大量介入，儒釋道三教并立，進入全盛時期。廟會活動逐漸由祀神、娛神向娛人發展，增加了娛樂內容，如舞蹈、戲劇等等。佛道二教大量修建寺廟、道觀，爭取信徒，招徠群眾，從而促進了廟會活動的繁榮。此時，廟、臺、祠、宮、觀、庵等宗教建筑十分密集，龍王廟、天爺廟、祖師廟、娘娘廟、火神廟、土地廟、城隍廟、關爺廟、山神廟、河神廟、禹王廟、圣母廟、二郎神廟等數不勝數。這些為日后廟會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廟會亦應運而興，雖然這一時期的廟會不論從其數量還是規模，在全國都已形成蔚為壯觀的局面，但就廟會的活動內容來說，仍偏重于祭神賽會，而在民間商業貿易方面相對薄弱。
明清以至于近代是廟會真正定型、完善時期。明代廟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行會”（“會館”、“公所”）的大量興起，使廟會更加秩序化，如山西、陜西兩省工商業人士在全國各地所建的“山、陜會館”。
現今，廟會又重新成為百姓一項必不可少的民俗活動，除了在寺廟進行，也有在公園和廣場等開闊的地方舉行，主要是進行文化、貿易和娛樂活動，宗教活動已經很少了。全國各地的廟會活動隨處可見，比較典型的有：北京地壇廟會、上海城隍廟廟會、南京蔣王廟會、山東泰山東岳廟會、天津皇會、福建媽祖廟會等。豐富多彩的地方廟會活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廟會文化。
廟會文化是我國民族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一種極其復雜、古老而又新鮮的社會文化現象，它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充分反映了農民群眾長期積淀形成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心理態勢。它世代延續、傳承和發展，歷久不衰，屢禁不止。近10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和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實，城鄉各地廟會興起，規?？捎^，值得研究。
廟會文化內涵體現的是原始信仰、民間信仰、，最本質的是祈求生命和健康，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倡孝揚善、祛災避兇?！鞭r耕文化從根本上講是小生產者文化，是落后的、弱勢的經濟文化。在強大的自然力面前，普通民眾將希望寄托在對自然神、圖騰、祖先的崇拜上。在“天人合一”和“萬物有靈”的思想觀念支配下，出現的有關神靈的崇拜和儀式，構成了原始信仰、民間信仰和。先民們在“生命與健康”、“倡孝揚善、祛災避兇”等觀念的支配下，善待一切、關愛一切。比如“中元節”是道教的倡善日、佛教的倡孝日；“臘八節”人們用臘八粥不僅要敬獻祖先、神靈、動植物、甚至自家門前的一塊石頭。中華民族是博愛寬厚、最重情感的一個民族，從廟會節慶文化活動中就能充分體現出來。
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過程范文2
綜合研究有現代過程的研究和歷史過程的研究兩個互相關聯、互相補充的方面。地理環境中現代過程的綜合研究包括：地表熱量、水分的分布、轉化及其在地理環境中的作用；化學元素在地理環境中的遷移過程；生物群落與其環境之間物質、能量的交換。景觀學和土地科學從類型結構角度對自然綜合體進行綜合研究，而自然區劃則從區域角度進行綜合研究。
在中國近現代地理學的發展歷程中，自然地理學的發展較之人文地理學更強一些。20世紀50年代以前，林超、黃秉維等就已從事自然地理的綜合研究工作，如黃秉維在30年代編撰了《自然地理原理》[1] 和《中國地理》[2] 等，周廷儒在30～40年代開創對歷史時期環境變化的研究。我國綜合自然地理學經歷了20世紀的初的西方近代地理學的傳入，又繼承了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傳統。還受到原蘇聯地理學思想的深刻影響，與國家的經濟建設密切結合，形成和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自然地理學，目前在科學之林中占居一席之地。50多年來，中國的綜合自然地理學研究在古地理學、綜合自然區劃、景觀學和土地科學、現代自然地理過程、區域自然地理等領域均取得了顯著進展。
1 古地理學
自然地理學方向的古地理學，主要研究新生代以來的地理環境演變。此項研究遵循“將今論古”的現實主義原則，通過沉積、孢粉、同位素、冰芯、樹木年輪、考古和歷史文獻記載等多種分析手段獲取各種代用資料，對過去的地理環境進行復原。
我國古地理學研究是隨著近代地質學、近代自然地理學、近代氣候學等地球科學的出現而起步的。20世紀50年代后，古地理學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周廷儒于60年代初提出發展自然地理學的古地理方向，1962年在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系開設古地理學課程，隨后創建古地理研究室?！吨袊匀坏乩怼す诺乩怼穂3] 和《古地理學》[4]，分別為國內古地理研究的第一部區域性與原理性專著。80年代后，他將自然景觀—受人類活動改變的文化景觀—未來景觀的預測聯成一體進行規律的探索，以期把握未來環境變遷的方向，引領中國環境變遷研究。7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上對過去全球變化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國的古地理學研究也獲得了重大進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竺可楨開創的基于考古和歷史文獻資料的氣候變化研究，劉東生、安芷生等領導的中國第四紀黃土及古季風研究[5]，施雅風領導的中國東西部第四紀冰川研究[6]、以及全新世環境演變研究，汪品先等領導的中國海域第四紀環境演變研究，及其他大量區域環境演變研究[7～9]。青藏高原、第四紀黃土和考古與歷史文獻記載的研究是我國獨具特色的研究領域，主要研究新生代以來的地理環境演變，在國際上居領先地位，備受中外學者重視。
古地理學研究的突出成果可概括為以下幾方面：中國第四紀以來環境演變過程與全球變化過程在總體格局上一致；青藏高原的隆起不僅使其自身從亞熱帶景觀向干寒方向轉化，還導致現代季風環流系統的建立與加強，強化了我國西北內陸地區的干旱程度，出現荒漠環境；新生代以來我國的環流系統經歷了非季風、古季風和現代季風的演變過程；第三紀是我國自然環境格局形成的關鍵時期，該時期我國氣候普遍比現代溫暖，其后隨著全球性的新生代衰退，溫暖程度逐漸降低；第四紀時期，隨著全球性冷暖期的交替變化，我國自然地帶發生多次推移；全新世暖期盛期，我國東部地區平均溫度較現代高2.5℃左右，增溫幅度北方大于南方；氣候干濕程度變化對我國的影響，不亞于冷暖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中國西部和華北的干旱化趨勢得到認證；第四紀時期，海面隨冰期—間冰期的交替而升降變化，最后冰期時海面低于現代海平面130～150m，與此相應，大規模的海陸變遷成為第四紀東亞地區最顯著的地理變化之一。
我國自然地理學方向的古地理研究恰與國際性的全球變化研究相接軌，積極參與了PAGES等國際研究計劃，正進一步深入研究全球變化在中國的表現與響應、以及中國環境演變對全球變化的影響。主要是關注15萬年來及兩千年來兩個時間尺度的環境演變，注重分析技術的改進、新代用資料的開發、高分辨率序列的建立，及定量化程度的提高。
2 中國綜合自然區劃研究[10]
綜合自然區劃研究是對自然區域的劃分、研究、描述。一個國家的自然區劃水平是反映對自然地理環境認識深度和自然地理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
綜合自然區劃是從自然環境的綜合特征出發進行的地域劃分。綜合自然區劃不僅要正確認識地域分異規律，還要深入分析各組成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是對各級自然綜合體自然環境與資源的全面認識。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各地綜合科學考察的逐漸深入，各類觀測站網的建立，比較全面地、系統地積累了許多基本科學資料，中國綜合自然區劃研究因而有了長足的進展。先后有林超等[11]、羅開富[12]、黃秉維[13～15]、任美鍔等[16，17]、侯學煜[18，19]、趙松喬[20]、席承藩等[21] 以及鄭度等[22～24]、傅伯杰等[25，26] 幾個方案。其中侯學煜、鄭度、傅伯杰等的方案更多地滲入了生態學的觀點。當然，影響最大的還是黃秉維方案。由于該區劃的主要目的是為農、林、牧、水等事業服務，區劃所采取的原則，一是先進行類型區劃，然后進行區域區劃；二是偏重現代的自然特征及其相互關系；三是以地帶性為第一性因素，非地帶性為第二性因素；四是地帶性因素先考察較難以人力改變的溫度，然后考察在一定條件下、一定限度內可以人力改變的水分狀況；五是在擬定溫度帶(原稱熱量帶)和水分狀況地區的界線時，一般先著眼由溫度及水分狀況的地域差異所導致的其他現象的地域差異，然后選取界線，再尋求較能體現地理相關性的界線指標。原則和方法既適合中國特點，又便于與國外相比較。綜合自然區劃的結果顯著地顯示出自然地理地帶性規律，將全國劃分為3大自然區，6個溫度帶，18個自然地區和亞地區，28個自然地帶和亞地帶，90個自然省。這是中國最詳盡而系統的全國性區劃，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60年代和80年代，黃秉維又對該方案進行了系統的修訂。
50年代以來，中國各省區大多先后完成自然區劃研究，并有專著出版。如甘肅省綜合自然區劃[27]，青海省綜合自然區劃。一些特殊區域，如河西走廊、珠江流域、華南熱帶、川西滇北、青藏高原、橫斷山區、干旱及半干旱區、黃土高原等也都作了相應的綜合自然區劃。此外，還有為特殊目的服務的自然區劃，如為水土保持服務的黃河中游黃土區自然區劃[28]，橡膠宜林地區劃，為公路建設規劃服務的全國公路自然區劃[29] 等。
目前，中國學術界對自然區劃的若干基本問題仍然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不同見解。例如，從時空角度綜合來看，地帶性因素與非地帶性因素相互作用表現出來的形式，是地表最基本的分異規律。因此，在自然區劃中，應該將貫徹始終、影響全局、決定分異本質和過程的地帶性和非地帶性的有機結合關系放在重要位置，作為總的指導思想。但在具體劃分中，往往需要根據不同分異聯系的主導規律，是否應如此就引發了單列系統和雙列系統之爭。發生學原則早在19世紀后半期就已開始應用到區劃實踐中，但迄今國內外學者仍缺乏共同的理解和明確的認識。20世紀60年代，中國學者發表了不少文章闡述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此外，關于區域共軛性原則的爭論集中在這一原則的具體應用上等。
對于區劃原則和等級單位體系存在的觀點分歧和方案的不同，集中地反映在各級區劃單元界線劃定上。為了解決熱帶與溫帶之間連續過渡所產生的困難，結合中國亞熱帶性特別顯著的特點，借用氣候學的概念，劃分出一個亞熱帶，可以緩沖和彌補某些缺陷，更正確地刻畫自然界的漸變。竺可楨[30]、黃秉維[31，32] 等多數學者認為中國亞熱帶的北界接近北緯34°，即淮河、秦嶺、白龍江一線。由于這條界線無論在自然條件方面，還是在農業生產上，意義都比較明確，各方面的意見比較一致。但界線的具體擬定仍存在一些分歧。中國的半濕潤地區和半干旱地區地域廣袤，兩者之間無論在自然界的客觀實際還是在農業生產狀況方面都存在顯著不同，把它們區分開來是有意義的，但它們之間的界線劃分至今仍存在較多的分歧和爭議[33～40]。
自然地域分異規律是地表最基本的分異規律，亦是進行自然區劃的基礎。關于地帶性學說，近百年來一直存在著廣義和狹義的兩種不同的理解。黃秉維主張從廣義來理解地理地帶性分異規律，認為自然地理地帶性包括緯度地帶性、經度地帶性和垂直地帶性等3個組成部分。胡煥庸等主張狹義理解，即地帶性主要是指緯度地帶性，而經度地帶性和垂直地帶性屬于非地帶性。中國自然環境異常復雜，在眾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下，客觀上存在著地帶性規律難以辨識的困難，黃秉維1959年中國綜合自然區劃方案揭示并肯定了地帶性規律的普遍存在，這對于中國自然地域分異規律研究，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自然地域分異規律作為各類自然區劃中最基本的理論依據而得到充分反映[41]。
在黃秉維1959年區劃方案中，直至第三級的劃分都遵守生物氣候原則，即根據氣候與土壤、生物、農業的相關性來劃分。所考慮的規律主要是廣義的地帶性，劃分的結果亦基本上是水平地帶性規律的反映。低級區劃單位的地域分異則是地方性差異，主要取決于非地帶因素，以地貌、地質構造與巖性、土壤溫度與土壤水分、地表水、地下水……等因素為劃分依據。
在垂直地帶性規律支配下，具有一定高度的山體所產生的由下而上的帶狀更迭，稱為垂直自然帶。發育在不同地域山體的垂直自然帶具有各自特殊的帶譜性質、類型組合和結構特征。發育在不同水平地帶的垂直自然帶的各類型之間，亦存在一定的聯系，反映出它們在三度空間上的規律變化。黃錫疇[42] 研究了歐亞大陸溫帶山地垂直帶結構類型，劃分出大西洋沿岸垂直帶結構亞綱、大陸垂直帶結構亞綱和太平洋沿岸季風區垂直結構亞綱。姜恕[43] 在劃分川西滇北山地垂直帶類型時，主張將垂直帶譜分為綱、類、型等3級。
多山地和高原是中國自然界的突出特點之一。60年代以后，隨著青藏高原自然區劃工作的開展，高原山地自然區劃問題逐漸被提上日程，并日益深化。應用三維地帶性觀點進行垂直自然帶譜分析，已較廣泛進行。中國幾大高原的地勢結構不一，海拔高度不同，在自然區劃中的位置也不一樣，鄭度等[44，45] 認為，要闡明其自然地域分異，必須對高原各種地貌類型組合的基面的海拔高度進行比較分析，按照不同區域確定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度范圍，以便首先使水平地帶性得到充分反映，然后再體現垂直地帶性的差異。張榮祖等[46] 按照垂直自然帶譜的基帶、帶譜結構、優勢垂直帶以及溫度、水分條件等特點，將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帶劃分為季風性和大陸性兩類帶譜系統，前者又分為濕潤、半濕潤和高寒半濕潤3個結構類型組，后者又分為高寒半干旱、高寒干旱、高寒極干旱、極干旱、干旱和半干旱等6種結構類型組。鄭度、楊勤業等[41] 認為，熱量平衡隨高度而改變是垂直地帶性的起因，是在能量分布和水分作用等基本分異背景下派生的地域分異規律。垂直自然帶既有與水平地帶相同的成分，但亦有大量相似的和獨特的成分，它不完全重現緯度地帶的序列。同時，垂直帶的類型結構存在于它所處的水平地帶，是在水平地帶的基礎上發育和發展起來的。
水平地帶和垂直自然帶關系的深入研究，為高原山地的自然區劃提供了可能。關于青藏高原地域分異規律，長期存在不同觀點?；蛘J為水平地帶性被垂直地帶性所掩蓋，或認為高原上的地帶僅能由垂直帶辨認，或強調高原非地帶性明顯，不應劃分為自然地帶等。鄭度等[47] 認為，從三維地帶性出發，高原邊緣的垂直帶與毗鄰低地的水平地帶有聯系，在內部其基帶優勢垂直帶在高原面上聯結、展布，反映出自然地帶的水平分異，反過來又制約著垂直自然帶的特點，是三維地帶性在高原上的體現。從上述認識出發，依據大地貌的區域差異，溫度、水分條件的不同組合，地帶性植被、土壤和垂直自然帶結構類型的異同，高原被劃分為9個自然地帶。這一劃分已經成為協調區域資源、環境、人口、發展的重要自然基礎。亦為世界其他高原山地提供了借鑒[48]。
地表的自然地帶性是復雜歷史過程的產物，每一個地帶都有自己的歷史和年齡。由于現代自然地域分異規律是歷史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四度時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張榮祖等[46] 研究了上新世以來青藏高原水平地帶和垂直自然帶的變化，以及兩者的相互關系。邢嘉明等[49] 分析了更新世以來華北平原水平地帶的變化。楊勤業等[50] 繪制了黃土高原不同時期自然地帶示意圖，認為現代自然地帶是第三紀以來地質歷史演變的產物。但時間因素或殘遺因素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尚待今后進一步深入。
3 景觀學與土地科學研究
土地類型的研究對象是自然地理各要素(氣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綜合體。它是在自然地理要素研究，以及繼綜合自然區劃研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類型研究，因而其形成、發展被看作是20世紀綜合自然地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
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陳述彭等[51] 就開展了大比例尺景觀調查與制圖的實踐。此后從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廣東鼎湖山、北京懷柔、內蒙古毛烏素、甘肅民勤等地進行大比例尺的土地類型調查與制圖，隨后相繼開展了中比例尺制圖與調查研究工作。60年代以來對許多山區進行的山地垂直帶研究和制圖工作，也是中、小比例尺的土地類型研究[52]。自70年代起，以土地類型為基礎進行土地資源評價，確定土地利用結構并開展農業區劃的應用研究有較大的發展。在林超、趙松喬、陳傳康的倡導和推動下，吸取德、蘇景觀學派和英、澳土地學派的長處，以土地類型為基礎的土地資源、土地評價、土地利用、土地規劃和土地管理決策的系統研究，已經全面發展為土地科學的系統研究。根據1978年制訂的全國自然科學和基礎科學發展規劃，在全國開展了編制1∶100萬土地類型圖、土地資源圖和土地利用圖的研究工作。此期的研究成果，一是提供了宜農荒地自然類型、質量高低、開發條件和面積數量，為國家農業開墾提供了基本依據，二是在土地類型分級和土地系列制圖上積累了經驗，逐步完善和建立了獨立的土地類型學體系，并為土地科學在我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了基礎。
20世紀80年代我國土地類型調查和制圖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主持下，1981年1月成立了由39個科研、教學、生產單位組成的中國1∶100萬土地類型圖編委會(主編趙松喬)，參與此項研究的專業人員200余名，至20世紀末，取得的進展包括：第一，確立了土地類型在綜合自然地理學中的地位，明確其研究對象是地理環境中的類型綜合體，具有反映地段綜合特征和屬性的功能。通過系列制圖的實踐，土地類型基本上可分為三級：土地類、土地型和土地單元。從中國國土遼闊、地域差異大的實際出發，中國1∶100萬土地類型圖編委會在土地類之上設立0級單位(土地綱)，作為土地類型分級的控制單位，實際上也是綜合自然區劃的基本單位。土地綱劃分的基本依據是水分、溫度大尺度分異，將全國劃分出：A濕潤赤道帶，B濕潤熱帶，C濕潤南亞熱帶，D濕潤中亞熱帶，E濕潤北亞熱帶，F濕潤半濕潤暖溫帶，G濕潤半濕潤溫帶，H濕潤寒溫帶，I黃土高原，J半干旱溫帶草原，K干旱溫帶暖溫帶荒漠，L青藏高原。土地類為土地類型分級單位的高級單位，反映了主導分異因素地貌的變化，如灘涂，低濕河湖洼地，海積平地，沖積平地……等。適用的制圖比例尺為小于1∶100萬。土地型是土地類下的續分單位，表示植被型(或亞型)，土壤類(或亞類)的組合匹配形式，適于1∶20～1∶50萬比例尺作圖。土地單元是土地類型分級的基層類型單位，表示的是植被群系(或群系組)、土壤屬(或種)的組合，或局部地段的綜合特征，適宜于1∶5萬～1∶10萬比例尺成圖；第二，具有大批同一區域不同比例尺土地類型系列圖件，適于滿足不同管理層次級別的精度需求。至1989年，按國際分幅出版了西寧等8幅彩圖，鑒定評審通過了北京等23幅，覆蓋面積達國土面積的40％以上。各省(區)同期為農業區劃需要編制了大量1∶20～1∶50萬比例尺土地類型圖件，基本制圖單位為土地型。以省區級獨立完成的有寧夏等19個省區，大部完成的有四川等10個省區；第三，擁有大量典型區域以土地單元為制圖對象的資料、圖件，是深入解析不同自然區的地域分異規律和土地合理布局的基本依據；第四，對某些特定條件下形成的土地類型，如沼澤、海涂，荒漠、綠洲等進行調查、制圖，在促進區域開發和環境整治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第五，亦有不少理論方法總結，如《土地類型結構與農業綜合自然區劃的初步研究——以北京市為例》[53]、《貴州省地域結構與資源開發》[54]、《西藏雅魯藏布江中游地區土地系統》[55] 等。
以土地類型為基礎進行不同利用目的的應用研究，在80年代取得了重大進展。應用最為廣泛的是農業合理用地規劃、調整土地利用結構方面?！吨袊?∶100萬土地資源圖》的編制(主編石玉林)，基本摸清了我國宜農、宜林、宜牧土地質量與數量，并為國家制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農業發展規劃提供決策依據。在若干地區的研究中，也取得成績。如西藏自治區土地利用的研究[56]，在相當大的范圍內應用航空航天遙感技術，完成大中比例尺的現狀調查，這在全國是沒有先例的。服務于單項目的的土地質量評價研究，亦有很大發展，如對水稻、柑橘、茶葉、橡膠的單項土地適宜性研究，均可視為土地屬性深入研究的成果。80年代后，土地的應用研究領域不斷拓寬，擴展到旅游、城市用地和環境綜合整治方面。旅游質量用地評價依據土地利用的歷史文化價值、藝術觀賞價值、科學研究價值，采用景點、景觀單元、游覽線和景區的結構分析方法進行評價，通過對北京旅游區、烏魯木齊南山風景區、廣東丹霞山風景區、黃果樹瀑布區等的研究，初步確立了我國旅游用地評價體系。城市土地評價在90年代中國房地產業的興起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不僅考慮土地的自然屬性，更多地依據城市土地的經濟價值(地租)進行評估，對于建立城市用地合理結構有積極意義。以土地類型生態屬性為基礎開展環境綜合整治的研究，有80～90年代在中國“三北”防護林建設體系的林灌草布局規劃、黃土高原重點產沙區水土流失治理設計、吉林西部退化土地恢復整治生態建設、中國脆弱生態環境綜合整治等。利用土地類型空間結構分析方法進行自下而上綜合自然區劃的工作，80～90年代完成了北京市、貴州省、青海省、云南省、甘青寧“三北”地區、江漢平原區、關中地區、秦巴山地等區域。在土地類型與土地資源評價研究基礎上，80～90年代相繼開展了土地生產潛力與人口承載能力的研究。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等單位開展了以土地評價分等單元為依據的類型等級法，進行了柴達木盆地、黃河大柳樹灌區的研究。這一領域的研究，由靜態研究轉變為跟蹤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活水準提高的動態研究，以適應動態管理決策的需求。
由于航空航天遙感資料和計算機的應用，土地研究日益向定量化方向發展。80年代，利用假彩色合成衛星圖像和彩紅外合成航空像片逐漸普及，解譯準確性和制圖精度亦漸趨成熟，90年代開展了超小比例尺航空像片的解譯及應用。利用衛星像片編制1∶50萬土地類型與土地資源圖件在80年代已經成功，利用1∶10萬TM衛星像片編制相應比例尺土地圖件，已較廣泛應用于若干重大項目。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IS)進行土地利用管理決策和ARC/INFO軟件制圖的新技術應用，90年代亦日漸成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研究作為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正廣泛開展，并取得可喜成績[57，58]，成為土地系統分析與評價、土地質量指標體系建立與環境效應預測的重要科學基礎。但是，不同驅動力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驅動力尤其是人類活動的定量化表述存在難點，從而嚴重阻礙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的綜合研究以及動態預測模型的建立與運行[59]。
景觀作為科學名詞被引入地理學，具有地表可見景象的綜合與某個限定性區域的雙重含義。最早是19世紀的德國地理學家洪堡倡導景觀研究作為地理學的中心問題，探索由原始景觀變成人類文化景觀的過程。自20世紀30年代景觀生態一詞為C. Troll首先提出，景觀的概念被引入生態學，作為位居生態系統之上的一種尺度單元。景觀生態學是一門在景觀地理學和生態學綜合研究相結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交叉學科，它以生態學的理論框架為依托，吸收現代地理學和系統科學之所長，研究景觀的結構(空間格局)、功能(生態過程)和演化(空間動態)，研究景觀和區域尺度的資源、環境管理，具有綜合整體性和宏觀區域性的特色，并以中尺度的景觀結構和生態過程關系研究為所長。
景觀生態學的建立源于西歐20世紀30年代，在80年代進一步發展。在我國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1981～1988年是引入介紹階段。1983年林超發表了C. Troll的“景觀生態學”和納夫的“景觀生態學發展階段”兩文的譯文，在國內是首次介紹景觀生態學的代表性文獻。1985年陳昌篤發表“評價Z. 納維等著的景觀生態學”，1986年景貴和發表“土地生態評價與土地生態設計”，陳昌篤發表“論地生態學”，對景觀生態學和地生態學內涵作了有意義的探討。1988年李哈濱等發表“景觀生態學—生態學領域里新概念構架”，重點介紹美國學派的景觀生態學研究進展[60，61]。80年代末，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我國景觀生態學的發展方向、景觀空間結構、景觀異質性動態變化、景觀生態類型、遙感和地理信息系統應用、生態過渡帶研究、以及其他方法研究。90年代，出版了幾種景觀生態學教材。以后，景觀生態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被國內同行廣泛接受。
4 現代自然地理過程研究
早在20世紀50年代黃秉維就提出自然地理學要分別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學的和生物的自然過程，然后加以綜合。他指出，從更廣闊的視野看，3個方向存在著外延部分疊合的關系，可以將不同尺度的研究結合在一個統一的體系之中，并將導致對地理環境中現代過程及其地域分異秩序的全面了解[62]。這樣，就突破了描述性的、以要素為主體的傳統綜合研究模式，為綜合自然地理學的深入和自然地理綜合研究開創了新路。物理過程包括風力作用、水力作用、地表水分和熱量平衡；水力作用研究包括徑流的形成過程，侵蝕作用與河床過程，則與坡地利用和坡地持續生產力研究相聯系，偏重解決生產實際問題，學科本身的系統研究只是在20世紀末才漸有起色。化學過程原以鹽分平衡開端，水鹽動態著手，后來轉向與人體健康有關的地方病和環境保護研究；生物過程則與農業生產潛力相聯系。后來，發展為土壤—植物—大氣系統(SPAC)的綜合研究。它包括蒸發過程、蒸騰過程、根系吸水過程、土壤水分運動、土壤水與地下水的相互交換過程以及水分在傳輸過程中各環節和界面上的勢能變動和阻力等在內的水分傳輸和能量傳輸研究。1956年，黃秉維就提出要發展自然地理定位觀測與實驗。60年代初相繼在石家莊、德州、衡水和延安、武功、民勤等地開展定位試驗。又于1979年在山東禹城建立了禹城綜合試驗站，80年代籌建了北京農業生態系統試驗站，對太陽輻射能、光量子能量、農田二氧化碳濃度、土壤水分狀況、作物葉面溫度、作物氣孔阻力等進行了為期數年的測定，還對灌水定額和灌溉制度、耕作和輪作制度等方面的問題開展了研究，完全與農業生態系統研究融為一體。隨后幾年研究的主要進展是建立了田間試驗研究網絡。1988年由中國科學院直接主持的田間試驗網絡包括從中溫帶至中亞熱帶，濕潤、半濕潤、半干旱及干旱地區不同生態類型的8個試驗站，在80年代進行了兩整年的同步觀測、其中作為農業生產潛力研究基本組成部分的太陽輻射分光譜(包括紫外、可見光、紅外輻射)觀測研究在國內是首次開展；建立了計算農業自然生產潛力的數學模型。這些定位觀測試驗的部分研究可以認為是黃秉維開創的熱水平衡研究和左大康開創的太陽輻射研究的繼續。但實驗研究和測定技術仍然薄弱。1973年黃秉維首先提出了光合潛力的概念、計算公式及公式中各項系數的數值。認為，光合潛力是在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正常，其他環境因素都處于最適宜狀態時，具備最適宜于接受和分配陽光的群體的，高光合效能作物充分利用陽光所能生產的植物質(包括根、莖、葉和繁殖器官含水15％的干物質)。所采用的光合潛力估算方法是將太陽總輻射〔卡/厘米[2]〕數值乘以0.124(后訂正為0.123)便是光合潛力[斤/畝]數值。這個方法很簡單，但每項參數的選擇都經過比較仔細的考慮，又經過一些驗訂，總的傾向是偏保守一些。隨后又完成了光溫潛力、光溫水潛力的分析計算方法，并就全國各區域的情況分別予以討論。此后，農業生產潛力研究被廣泛應用到不同自然區域的綜合研究工作中。過去幾十年，點上的觀測試驗、方法論研究和過程模擬已經相當深入，還可以繼續深入下去，深入是無止境的，但工作內容過細，學科比較單一，已經不像綜合自然地理意義上的試驗研究。似應建立更加綜合的試驗基地，開展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氣候、生態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才是正確的方向。同時，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的綜合顯得十分不夠，亦需要予以解決[63]。
5 區域自然地理研究
區域研究是自然地理學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全國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主要有：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自然區劃(初稿)叢書、70～80年代的中國自然地理叢書的《總論》、任美鍔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綱要》、《中國自然區域及開發整治》，趙松喬的《Physical Geography of China》以及各大學地理系編撰的《中國自然地理》教科書等。
區域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豐碩?！吨袊珊祬^自然地理》[64] 從綜合自然地理、地貌、氣候、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以及動物地理等方面對干旱地區分別進行了概要分析和探討?！缎陆C合自然區劃概要》[65] 分析了新疆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資源概況，并對區劃劃分的各個單元進行綜合研究，闡明其基本特征及其利弊，以及開發利用中的問題，和相應的建設性意見?！段鞑刈匀坏乩怼泛汀吨袊那嗖馗咴穂66] 全面闡述了青藏高原基本自然特征、組成自然地理環境的諸多要素，揭示了高原區域的自然地域分異規律。其中，《西藏自然地理》是我國第一部重視從生態學角度進行區域地理闡述的著作，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和贊揚?！稒M斷山區自然地理》[67] 討論了橫斷山區地域分異特點、垂直自然帶譜、地形因素以及區劃界線等問題，進行了綜合自然區劃?！堆鹏敳夭冀杏蔚貐^土地系統》探討了高原山地地區土地系統的整體性和綜合性特征，分析了土地類型、土地結構、土地分區、土地評價、土地生產潛力、土地發展規劃和土地人口承載潛力等子系統，并討論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和作用?！吨袊G洲》[68] 比較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干旱荒漠區的基本自然地理過程，綠洲地域系統及其類型、特征和演變，綠洲結構及其功能，綠洲經濟與文化，綠洲發展規劃與管理體系建設等?！吨袊焐阶匀坏乩怼穂69] 是對我國境內天山全面系統論述的自然地理著作。此外，較具代表性著作還有《湖南自然地理》[70]、《湖北省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71]、《河南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72]、《青海省自然地理》[73]、《黃土高原地區自然環境及其演變》、《青?？煽晌骼锏貐^自然環境》[74]、《南迦巴瓦峰地區自然地理與自然資源》[75]、《喀喇昆侖山—昆侖山地區自然地理》[76]、《廣東自然地理》[77] 等?？梢姡瑓^域自然地理研究大多與綜合考察相結合，始于邊遠、資料缺乏的地區，而后才逐漸向較發達、人口較多的地區延伸。同時，研究亦從單純的自然地理學向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相結合的方向發展。此外，綜合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工作還包括資源合理開發利用、退化土地的整治與恢復、坡地改良與利用、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被變化、景觀生態規劃與設計、自然災害的綜合研究以及環境脆弱與環境沖突研究等領域亦都取得成績[78～80]。
區域地理學新的發展趨勢包括綜合研究與區域整合、新區域地理學的興起、全球環境變化及其區域響應、區域地理研究的信息化以及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等幾個方面。強調自然與人文的結合，關注人在區域性質的產生、延續與演變時所起的作用[81]。
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過程范文3
關鍵詞：資本主義萌芽，資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衛先生最近發表的大作[1]對中國經濟史上的關鍵問題之一——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作了新的探討，筆者由此所得教益極多，因近年一直從事典當業、高利貸資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與大作內容聯系頗為密切，一些問題我也進行了長期的思考，觀點雖稍有不同，卻似有所補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幾個問題略述拙見如下，以就教于科大衛先生及其他學界大雅。這些問題包括：第一，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主題問題；第二，合伙組織與法人問題；第三，15－18世紀中國資金市場[1]發育程度的估計問題。
（一）“作坊資本主義”、“期貨市場的資本主義” ：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主題有關的幾個問題
關于這一問題，科大衛先生在文中將中國學術界所研究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實體稱之為“作坊資本主義”,認為手工作坊既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亦不構成引致資本主義原因，所以“作坊中雇傭關系的性質，只不過是一個側面的問題”?！澳敲从嘘P資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國是否已經充分發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規模使用新技術的必需的投資”，才是“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張改弦易轍，到“祀產的發展和交易過程證券的應用中尋找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1］（p59.61.67）那么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資本主義”呢？還是明代以后的“祀產發展和交易過程證券的應用”即“期貨市場的資本主義”：呢？也就是說，我們是應該從資本生產即生產方式的角度還是資本流通的角度來研究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1](P67.P64)呢？這涉及到資本主義萌芽的實體及研究的主題問題，值得我們首先為之置辯。
在開始本文的討論時，亦欲仿科大衛先生文之順序，先對“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予以適當的認識和界定。
應該說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生產方式或生產組織。馬克思的定義是“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 [2]( P358)這一起點的外在組織形式便是工場手工業，它存在于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葉。 [2]( P373)工場手工業最初是自發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鞏固和發展，它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意識的、有計劃的和系統的形式?！?[2]( P402)這一定義20世初的法國經濟史專家保爾·芒圖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謂大工業，首先必須將其理解為一種組織、一種生產制度?！彼J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歷史學家的工作。[4](P9.P20)重視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馬克斯·韋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雖然認為“那由企業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組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的心情稱為資本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創造了資本主義?！钡瑫r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交通經濟的組織，在此項組織中通常有兩個不同的人口集團對峙著：即生產手段的所有人和無產的純粹工人。……他們經過市場，互相結合，共同活動，此項組織并且受營利原則與經濟的合理主義的支配?！?[5](P215.205)韋伯同樣認為：資本主義的西方近代形態是一種“自由勞動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被蛘哒f是一種“個人創辦的、具有固定資本和確定核算的理性企業?！盵6](P11)
在《世界經濟通史》第22章中他還指出：這種“理性的工業組織”須具有六個先決條件方能成立，即企業家占有生產手段、市場的自由、合理的技術、合理的法律、自由勞動、經濟生活的商業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則是自由勞動，因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勞動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羅伯特·杜普萊西斯“則將資本主義視作物質財富生產的一種特殊的組織方式。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個人和群眾以貨幣、信用、土地、生產性設備和原材料庫存等形式擁有資產。他們用這些資源雇傭工資勞動者，依靠他們的勞動生產出農業和工業產品（商品），然后將他們在市場上銷售，以實現利潤?！倍@種制度的核心，即“使資本主義制度區別于其他經濟制度的是企業主和工人之間形成的關系”。[8](P5)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生產方式，或者說是一種“生產制度”、“交通經濟的組織”、一種“理性的工業組織”、“物質生產的一種特殊的組織方式”。而“自由勞動”或者說“企業主和工人之間形成的關系”則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傭勞動的基礎上才是有意義的，誠如恩格斯所言：在雇傭勞動中“包含著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傭勞動為核心，探討明清手工業、農業、礦治、航運等行業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及發展應該說是基本正確的了。
那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又是如何研究資本主義的呢？是否如科大衛先生所言“整部《資本論》都在討論資本流通過程”呢？[1](P57)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流通、生產的全過程，或者說《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依次經過三個階段，變換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個的循環運動。以圖示則大體如下：
資本循環總過程
第一階段：資本家在市場上以貨幣購買勞動力、生產資料，貨幣資本變成生產資本。
第二階段：資本家監督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創造出大于預付資本價值的商品，生產資本變為商品資本。
第三階段：資本家出賣商品，商品的資本再轉化為貨幣資本。收回預付資本并實現剩余價值。
。
其中第一、第三階段是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階段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其次，馬克思一生學術研究的目的，也是寫作《資本論》的目的，是要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發展，及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的秘密——剩余價值的生產，如果只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是不可能達到這一目的的，因為資本的流通過程是不創造剩余價值的。此外馬克思還指出，只有在重商主義時期——對現代生產方式進行最早理論探討的時期——因為商業資本是資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產生過壓倒一切的影響，經濟學才從流通過程出發。馬克思認為這只抓住了假象。因為這實際上這是從流通過程獨立化為商業資本時所呈現的表面現象出發，而真正的現代經濟學是從理論研究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的。[3](P376)既然這樣，馬克思怎么會在《資本論》中通篇都去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呢？
那么，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與資本流通的制度的關系又如何呢？我覺得必須重視資本流通制度即資金市場的研究并將它與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結合起來。但是否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必須完全轉向資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時必須否定前者，是否必須到資本流通制度的發展中去尋找資本主義，而不理會生產方式的變革，則還須進一步商榷。也就是說對于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流通暨資金市場（金融信用）的關系還必須重新加以探討。才能確定生產方式變革與資本流通兩個因素孰輕孰重。[2]
從中外學術界對資本主義起源研究的整體狀況看，除史學之外，較早的有以馬克斯·韋伯及W·桑巴特為代表的定性學派，本世紀2、30年代以著名經濟史專家H·皮雷納為代表的商業學派等[10]，比較近期的研究則有法國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陶蒲（Maurice Dabb）[11](P89)、羅伯特·杜普萊西斯等。
這些作者時代不同，觀點各異，從其所提出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史學側重生產方式的變革，關注新經濟因素在封建社會經濟內部的成長；如W·桑巴特與馬克斯·韋伯注重某種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納注重商業的作用；[10]布羅代爾注重高層商業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長途販運貿易及其相適應的金融信用。[12](P87-93)黃仁宇總結意大利、尼德蘭、英國的經驗，概括出信用、專業經理、及經商技能三個因素，并指出重點是信用及法律對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說看，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因素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實際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視信用因素，馬克思認為，中世紀小生產者的資本積累是非常微小的，因為手工業、小農業等“只容許有少量剩余產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費掉?！盵15](P509注1)但是從流通領域中，很早便積累起了貨幣財富，這便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高利貸資本是同小生產，尤其是小農占優勢的情況相適應的，它主要對小生產者放貸，也對那些顯貴主要是地主放貸，這是高利貸資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貸資本也有其他的“從屬的形式”，如商人借貸貨幣作為資本去牟取利潤的形式[3](P671)。至12世紀以后，作為高利貸資本的對立因素，信用制度發展起來了，在12和14世紀的威尼斯和熱那亞，由于海外貿易及建立在這貿易基礎之上的批發商業及國家擺脫舊式高利貸和貨幣經營者的需要，設立起了“信用組合”，在17世紀的荷蘭，雖然阿姆斯特丹銀行（1609）與后來的漢堡銀行（1619）一樣，并不標志著現代信用制度發展中的一個時代，它純粹是一個存款銀行，但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業已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使高利貸資本開始從屬于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舊式高利貸的壟斷自然地被了。在17世紀后30年及18世紀初，整個英國都有一種反對高利貸、使工商業和國家擺脫高利貸的要求，在英格蘭銀行創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設立國家信用銀行的計劃，而且不久確實設立起來了?，F代銀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閑置的貨幣準備金集中起來，投入貨幣市場，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貨幣，限制貴金屬的流通[3](P680-683)。這樣銀行制度便造成了社會范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從私人高利貸者手中奪取了資本分配的權力，從而將社會上可用的、可能的資本交給產業、商業資本家分配，這使資本揚棄了它的私人性質。
綜合以上所述來看，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和發展，在反對高利貸資本的過程中，銀行及其他信用組合發展起來了，高利貸資本開始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隨著中央銀行的建立，信用貨幣發行，貴金屬流通受到限制，銀行制度便奪取高利貸資本掌握的分配社會資本的權力?？偠灾?，信用這一因素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生及走向社會化的過程中，是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資本主義萌生階段的作用不能隨意夸大。 14、15世紀歐洲呢絨工業紛紛從行會控制的城市遷往鄉村，“外包工制”受到商業資本的控制，[12](P18)資本主義生產開始萌芽。然這種初興的資本主義企業規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現有的家庭紡織工人和他的工具，誠如布羅代爾所言“除了個別例外，資本家并不關心大生產系統，滿足于通過家庭勞動控制手工業生產，以便更好地保證生產的商業化。由于手工業方式的家庭勞動的存在，制造廠直到19世紀還只占生產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資本主義生產初起時顯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資本或那么復雜的資本制度。即使后來英國工業革命初期還是如此，例如“英國的棉紡業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數發明由工匠做出，工業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資最初數額較小，也容易借到?！?[12](P115-116)不但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其他各國“大多數企業的開業資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籌自個人及其家庭、朋友、鄰居……廠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來別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轉資本，而這往往是通過賒帳買進、現金賣出擠出來的。”[14](P264-265)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紀從流通領域積累起來的資本，事先購買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與雇傭勞動工人結合進行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只不過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結合起來。資本只是把它們聚集在自己的統治之下。”這便是資本的真正的積累過程。[15](P511)
總而言之，在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生產并不需要太大規模的資金，因而對金融信用暨資金市場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對資本主義萌芽過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價似不宜過度。
當然這里也絕對不是否定工業革命與金融信用（資金市場）的關系。而只是對資本主義萌芽階段（15-18世紀）與工業革命發生之后即近代工業資本主義階段對金融信用暨資金市場的需求之間的區別稍加強調而已。到了19世紀以后，隨著近代機器工業的建立和發展，它與資金市場（金融信用）的關系便發生了本質的關系。依約翰·?？怂顾摚捎谏虡I貿易的推動，歐洲18世紀手工業得到發展，在科學尤其自然科學的推動下，機器工具及動力發明，引起投資擴張及形式變化，機器的應用使手工業企業中固定資金開始代替流動資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資本貨物種類增加。以機器為中心的固定資本有一個特點：就是其價值只能逐漸釋放，這樣就對取得流動資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適應海上及陸上長途販運貿易、批發貿易之需求而成長起來的西方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紀得到發展，各種債券很容易地在市場上出售，流動資金比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紀的歐洲利率水平已經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業革命便得資金市場（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進。
就中國16-19世紀上半葉的情況看，以高利貸、商業信用、各種形式合伙制為代表的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在這一時期也得到較大的發展，高利貸中生產性、資本性放貸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區、行業中與經濟運行形成穩定的資金供求關系，利率表現出穩定和下降；錢鋪、錢莊在進行貨幣兌換的同時，開始發行信用貨幣，清代以后帳局、票號興起，在進行京債放貸及貨幣匯兌業務的同時，也多對商人放貸。再加上自古以來便已存在的當鋪資本性放貸加強，各種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長途販運貿易中的合伙資本規模大為擴展。各種金融機構、經營信譽較好的商業店鋪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項存儲，一些金融機構因此大大加強了作為信用中介機構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鋪店零售商人還通過“賒”的手段獲得信用。所有這些使工商業者能夠較快地籌集資本或獲得流動資金，從而較好地適應了16世紀以后長途販運的發展、經濟作物種植和農業手工業的地區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經營發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適應了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需要。這種關系在以下將詳細論之。至于19世紀后半期及二十世紀初工商業企業與資金市場關系問題，不屬本文范圍，此不具論?？蓞⒁姾檩绻躘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還須指出的是，為了否認所謂的“作坊資本主義”，科大衛先生極力否認工廠制度與作坊的關系，認為“手工作坊既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亦不構成資本主義的原因；工廠是資本主義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變而來，而是19世紀西方工業革命的產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傭勞動，還把會計的方法用于生產的管理?！盵1](P59)這一觀點指出了二者的區別，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認二者之間的聯系，則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廠制度既是19世紀上半葉工業革命的產物，同時也是手工業生產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與之相適應的整個社會關系長期演變的一個結果。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或“生產關系”或“制度”）絕對不是在19世紀上半葉一僦而就的，從西方經濟史看，至少經歷了獨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場——工廠這樣的演變過程。中國雖未經歷獨立的手工工場階段，但后世大機器工廠與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場生產關系的繼承性也是非常明顯的。而且這種繼承，不僅表現在“包涵了雇傭勞動”，而且表現在包涵了與工廠制度有關的另一極即有關資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資本組織方式、企業經營方式等。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場階段積累的生產關系的基礎，即使發生類似工業革命的技術變革，工廠制度的產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種幻想。工廠制度既建立在大機器工業的技術基礎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場以來不斷積累的生產關系（或曰制度）基礎之上。就中國的情況看，近代工業雖由國外移植，但不少工廠即建立于手工工場的基礎之上，而且不少傳統的工場手工業轉化成了近代化工廠[25]（P 77-78）第二、生產關系確實是適應于與特定技術相適應的生產力的變化的，但生產關系也不是完全被動的，它也有自己的發展規律、自己的獨立性和連續性，否認這種獨立性、完全割斷這種連續性是不準確的。
總而言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貨幣、借貸、合伙、典當等與資本流通有關的制度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這一研究擴展了我們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認識，促使我們對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評價，但既然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其主題仍只能是對生產方式變革的研究，資金市場即資本流通方式只是與之相適應的環境問題、條件問題。
[1] “資金市場”系方行先生談到封建社會要素市場時所使用的概念，參見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歷史研究》，1987年第6期。
收稿日期：
作者簡介：劉秋根，男，1963年生，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2]應該指出的是：科大衛先生之文尋找的是19世紀下半葉以后，即近代機器工業傳入中國、中國開始興修鐵路、開發礦山時，中國本土為什么沒有出現可以提供大額工業貸款的資本家，以致只有官督商辦、由國家出資或向外國銀行借款的原因。與這里提出的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流通制度的關系問題有聯系，但更重要的是區別。
（二）合伙組織與法人問題
科大衛先生談到宗族財產的合股占有時指出：“祀產可以比生意的合伙關系維持更長的時間……因此有名義擁有財產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許可以說，祀產是傳統中國對沒有皇帝特許的情況下，如何合股問題的一個答案……祖先和神明成為唯一有可能維持永恒不變的組織。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期待會有長期存在的以個人名義擁有的資本性組織。如果說明清時期有長期存在的資本主義的組織，那么它們就是嘗產和廟產?！薄霸S多祀產都表現了企業性的目標?！鄙倘速Q易是用號的名義做的，而卻用堂的名義擁有房地產?！斑@些生意和財產，或者其中的股份，就會成為以堂名義設立的嘗產，傳給子孫，而子孫不能將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維持的時間要短暫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衛先生認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嘗產和廟產，雖無皇帝特許，但卻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資本組織，“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維持的時間要短暫得多?！币蚨痪哂蟹ㄈ颂匦?。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條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廟產、祀產具有法人特性的問題呢?
應該說，完整意義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從西方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們首先必須從西方中世紀及近代早期經濟、法律發展的歷史來考察這一問題。從這一角度看，我們發現在西方中世紀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種多樣的商業社團組織，如行會、合伙等，而這些社團是在從自由設立到特許設立的過程中轉變為法人，而后又由特許設立轉變為自由注冊設立并進一步向大眾開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會的轉變為例，認為：“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動力是對行政性壟斷的追求?！薄罢乔笾趪覚嗔Φ募尤?，以形成私人力量難以單獨實現的行業壟斷?！倍鴩抑源_認商業社團的法人地位，“正是將商業社團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币虼朔ㄈ顺跏夹螒B的最本質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團被視為是國家權力的延伸?！?[21](P157)
從西方法人制度發展的一般進程看，它經歷了從特許設立到準則設立的發展過程。早在13至15世紀的英國,大部分行會通過受領皇家特許狀或經國會法令特準成為法人社團。16世紀以后，由于海外貿易的擴大，此類特許公司普遍起來，此后，歷經三個世紀的發展，直至19世紀中葉，伴隨著特許制向準則設立的過渡，特許公司才逐漸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許公司主要是一種管理性質的公司，資合不是必要條件，隨著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的發展，從16世紀開始，從特許公司衍生出一種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貿易組織。（joint stock company），這是一種行政壟斷權與資本相結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稱特許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隨著特許合股公司的形成，獨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與此同時，在特許公司出現很久以前便已出現的各類合伙企業，即非特許企業也在不斷申請而成為特許公司；特許公司最初只不過是行會即基爾特組織的海外貿易延伸而已，后來隨著它的發展，它才向國內各行業延伸。
隨著特許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壯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經大量被轉讓的基礎上，向社會募集股份資本及合股股份的轉讓隨之興旺，17世紀末在阿姆斯特丹、倫敦已經有較固定的股票交易場所。但股份交易引發社會投機，發行可轉讓股票成了一種無本取利的特權，大量商人假冒特許公司參與股票的投機，引起股票泡沫化，為了打擊投機，扭轉這種股票泡沫化趨勢，以1719年英國泡沫法案為代表，各國頒布了一系列法案。但這一法案亦嚴重傷害了股票投資者，至1825年，英國泡沫法案廢除，1844年英國合股公司法出臺，規定廢除特許法人，人們可以通過自由注冊的方式，獲得組建企業的法人資格，無論是特許法人還是自由注冊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轉讓。從此法人失去了受領壟斷權及分擔國家職能的特殊地位，這樣政企分開、政府職能在私法領域受到極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綜合以上所述可見：第一、無論特許設立還是依法自由注冊設立，法人資格都是國家給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現是國家對營利性商業社團追求行政性壟斷的結果，一方面國家力圖通過這種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團則力圖通過公法權力的干預，達到取得壟斷某些行業經營權的目的。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從這兩個角度看看中國古代是不是也存在類似的歷史過程？
據筆者所見，目前學術界談到合伙與法人問題最早的當推日本學者今堀誠二先生，他將中國古代合伙分為三種形態，認為即使是均等出資、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對抗合伙的出資者，“具備了作為第三者的團體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類型的合伙，“帶有對抗于無機能資本家的獨立性”及“獨立于機能資本家的團體性”，這種團體性是一種“具備了相當接近于法人資格的團體性?！?[24]( P718)而對鋪東型合伙卻認為“合伙的獨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達到所謂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見今堀先生是從團體性角度探討法人問題的。吳承明先生論及明代晉商資本合伙制時認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還不是組成一個法人”。 [25]彭久松、陳然認為四川自貢鹽場的契約股份制極類似于近代的有限責任公司，是一種“由不同的財產主體按一定章程組建的以營利為目的并承擔民事責任的經濟聯合體”。[26]曹樹基認為：清代臺灣墾號是股份制企業，“類似于現代的法人，它擁有獨立的資產，具有法人資格，承擔民事責任?！薄熬邆淞祟愃片F代企業法人的基本功能?！盵27]《中國民法史》則認為：中國古代的各種民事權利主體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為“中國法人組織是從清末開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頒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應該說，就中國古代的整體情況看，手工業、礦冶業、商業中的合伙制店鋪、作坊、工場或一次性的合伙販賣的結成，均是依事實設立，而不是依法設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維持政治社會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經營并不依據特定的法律規范，不但國家成文法中沒有相關內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關城市對工商業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關規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處理與合伙組織有關的問題時又確實是將它作為團體來處理的，以區別于參加合伙的各股東個人。這一事實表明合伙作為一種營利性社團已經成為當時的民事法律主體之一，其財產的占有及經營活動的開展，是以團體的名義進行的，也就是說，其權利義務與合伙各股東個人的權利義務是有區別的?？偠灾?，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學者所主張的那樣：“企業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歸根到底是由國家頒行的有關法律條文，如公司法所賦予的，即是國家法律給定的，”[23](P31)也就是說必須有明確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組織或公司組織等營利性社團才是法人，因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許設立階段是談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幾位學者那樣從合伙的團體性、合伙組織的內部特征、設立及存在的時間長短等法人的非本質特征來確定合伙是不是一個法人團體，似乎也是不準確的。這樣看來，將廟產、祀產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確了。
那么我們從什么角度來考察中國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變，或者說從什么角度來考察中國營利性商業社團（合伙、公司）是怎樣被賦予法人地位的呢？
與西方中世紀經濟史類似，中國歷史上也存在著“行”的組織，唐宋時代“行”的組織，除了同行業集會、平常經營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業者進行征斂。宋人記載言：“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盵29](卷13《團行》)明中葉以后，會館出現；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會出現，這些類似于西方基爾特的組織才具有了管理壟斷工商業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為中國古代歷史與西方古代中世紀史發展的差異，“行”也好、“會館”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國封建國家沒有明確地以某種形式賦予它以法人的資格，而且最終“行”、“會館”、“公所”等組織也未演變成實際上的營利性社團組織。
與西方特許設立形式上有些類似的事件是明清時代牙行的憑帖設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準，給予官帖，才能設立。從官帖所登記的內容看，大致相當于營業許可證。由官府查選地方殷實可靠的人戶充當。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規定各省牙帖定數，從此以后，牙行設立不許隨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職能，一是替商人服務，即在商品交易中發揮居間、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執行某種市場管理的職能，如平準物價、監督度量衡、維護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這樣看來，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雖不是被特許經營，但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業壟斷的意義，因為牙帖數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場中，一家或幾家牙行是有一定壟斷專利的意義的。而且政府也通過牙行執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憑帖設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確與西方公司的特許設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為兩項本質特征的區別，使我們還不能斷定二者之間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憑帖對牙行是否專享其特定名稱、統一印章，其成員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稱發訟或應訴等即關于牙行主體特征缺乏規定。第二、對于牙行的機構、合股原則、成員責任、牙行擔任的政府職能等也無明確的規定。因而牙行雖憑帖設立，但也很難說他已經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論文還提到一個有趣的歷史事實，那就是，中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設立了專司對外貿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與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許設立、壟斷遠東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的東印度公司。方流芳認為，二者頗為相似：（1）同是權力當局特許設立；（2）同樣分擔政府職能，行使公共權力；（3）同樣從政府處獲得壟斷特權。作為分擔公共職能的補償；（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體，且與官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種與東印度公司類似的特許法人社團呢？方流芳認為是肯定的，因為，“在這種歷史的巧合背后隱含著法人社團的共同源頭——公共權利與私法權利的混合?！盵21]（P164-165）但是這種觀點理由似乎也不充足，雖然洋行特許專營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濃一些，但與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樣，同樣缺少法人特許設立所應該具有的本質特征，故而也不能說清代洋行己經是一個類似于東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團。
綜上所述可見，法人制度的確立暨合伙、公司等營利性社團組織被賦予法人資格，在中國已經錯過了特許設立的階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訂，他們才真正取得這一資格，[2]當然，誠如方流芳所論，西方近代商業公司（非行政壟斷性的營利性社團法人）制度雖然引入中國似乎毫無障礙。但是中國境內實際存在的公司真正轉變成近代商業公司卻步履維艱。從推行的過程看：中國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資企業中推行，華人投資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國自己創辦的所謂“官督商辦”的工礦企業，最后才是民間資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業。[23]（P103-173）還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陸公司企業之被賦予法人地位，大體也遵循了這樣一個發展的軌跡：即先是因外國獨資及中外合資企業的發展而制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1980）、《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則》公布（1986年）以后，國內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等也與外資、中外合資企業一樣獲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頒布，規定私人企業中的有限責任公司形態為法人。[31]中國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體建立起來了，當然還需進一步完善。
[1] 原文最早發表于1957－1959年。
[2] 當然從近代營利性法人社團的公司的建立到清政府頒布《公司律》，中間有一段真空時間，此時的公司實體是否法人呢？還可進一步研究。
(三)關于15－18世紀中國資金市場發育程度的估計
對于這一問題，科大衛先生在中西對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紀的歐洲，從高層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業的運作，發生過一場商業革命，接踵而來的，包括保險業、銀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業融資（business financing）、債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創造出來?，F在，西方的歷史學家把這些制度視為工業革命前資本主義的建筑構件，在工業融資的增長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樣的情況在中國沒有出現，那么，為什么會這樣？”。[1](P64)那么，此時的中國資金市場（金融信用）究竟發展到一個什么水平了呢？應該說，確實有些近代工業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國沒有形成，如保險業、股票交易所等。但整體上估計，適應15－18世紀經濟的發展、變化，中國資金市場發育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隨著專業性地區集團商人活動的加強，資本的流動性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謂銀行、商業融資等在當時已經形成，并且成為當時工商業運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債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對有關事實稍加申述。
關于近代銀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國經濟史界的一個老問題。日本學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對唐宋時期專營存款的機構——柜坊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證論述，認為是中國早期金融業者，中國早期銀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兩點尚不能完全證實：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進行放貸等經營？故而柜坊是否作為信用中介的銀行這一點也不能完全確定。實際上循著這一思路，我覺得宋元以后的質庫、典當鋪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銀行機構的特色，這不但因為它有悠久的歷史、固定的經營機構、地點、資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為宋元以后它既進行固有的動產抵押放貸，而且還經營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當鋪還根據本鋪資本及信用狀況，發行錢票，這樣它作為近代金融機構的特色就更濃厚了。如果專論15－18世紀，則除了當鋪之外，錢鋪及帳局也具有了早期銀行機構的性質。至少從16世紀開始，錢鋪在進行錢銀兌換業務的同時，也進行各種放款；早期的帳局以放京債為主，逐漸也對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農民等城鄉居民家庭及店鋪存款。
至于商業融資，如果是指對商人的經營性資本放貸的話，那么中國15至18世紀這種資本性放貸是相當普遍的。除典當、錢鋪、銀號、帳局等銀行業機構對工商業者進行經常性資金放貸外，一般商鋪如布鋪、綢鍛鋪、雜貨鋪、鹽鋪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貴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閑置資金及家財對商人放貸。這種放貸包括開辦資本及流動資金放貸。在一些商業發達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機構、店鋪及私人放貸者與商人之間結成了比較穩定的資金供求關系。[32]、 [13]( P28-72、P265-313)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種直接的貨幣存貸，實際上，除此之外工商業者還常得到其他多種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貸外，還常通過與人合伙獲得足夠的資本。15－18世紀的合伙一般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資本與資本合伙；第二種類型是資本與勞動合伙；第三種類型是介于二者之間，即以勞動參加合伙者除以經營勞動及能力參加利潤分配外，自己還出一部分貨幣或實物資本。除了這種以資本或勞動臨時組成的合伙組織外，合會、宗族財產共有等社會固有的組織形式也常向合伙組織形式轉化。這一時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經非常普遍，股份轉讓也已比較常見。
二是商業信用。這里且不論政府與商人之間的商業信用關系，只將民間商人與商人之間發生的商業信用關系做一個簡要的概括。從這一角度看，15－18世紀商業信用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是賒，如販商通過牙行對鋪店商人乃至直接對手工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提供商業信用，這種商業信用從牙商角度看也是販商給予自已的信用。第二，匯兌，貨幣從一個地方匯到另一個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會票所記目的地的家庭或商號兌現，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終承兌的情況下零星支用，不過在零星支用時，須每次填寫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變承兌人，則須另外背書承兌之人。匯兌之事多由商鋪、金融性店鋪如銀號乃至殷實之家兼營，清代中期以后，又有專營匯兌的票號。在所匯貨幣兌現之前，等于是承兌之家（及后來的票號）為出票之人及其他開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兌票”等。這與借貸、合伙或其他經濟行為（如雇傭等）尤其是借貸有關。商人A欠了商人B的錢，不能按原有慣例或約定及時償還，這時商人A便可以開出一紙票據，承諾將在未來某個地點、時間里償還所欠金額；這種票據便被稱之為“期票”。這種期票等于是延長了原有的直接貨幣借貸信用時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為提供了某種新的信用；所謂“兌票”，不是指上面匯兌的票據。為說明其含義，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銀錢，至期償還貨價，稱之為兌還。如果商人B一時資金緊張，則由與商人B關系密切的商人C開具票據給商人A，承諾在某個約定的時刻兌還該欠商人A的銀子；或個人承諾某個時間之后予以清償，這種票據清人稱之為兌票。顯然這種票據是商人C延長了商人A與商人B的信用關系，擴大了金融信用規模。
關于股份公司的起源問題。一般認為，中國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從西方引進的。但中國古代合伙組織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至15－18世紀時，已經具備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責任制度的萌芽、經營權和資本所有權分離等，已經接近于兩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邁進。
關于股票交易起源問題。在15至18世紀時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經相當普遍，尤其資本規模擴大的一些企業。股份的買賣、轉讓也還比較常見。當然尚未見有固定的交易場所，也就是說，正規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關于債券起源問題。明清時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領本經營、合伙之間有時并無明確界限，從存款與委托生息看，如果從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資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區別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額、零星進行，委托生息則較大額地、一次性進行；而領本經營與合伙則是領取他人資本、外出經營，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資本主納利，或與資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潤，前者為領本經營，后者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帶有一定意義上的企業債券的意義，然尚未能向社會公開發行，局限于親朋好友等人的關系之中。
綜合以上所述可見，15至18世紀的中國，作為早期銀行機構的典當鋪、錢鋪、銀號、帳局已經形成并對工商業的運行產生了巨大影響。所謂的商業融資在這一時期也比較普遍和常見，不僅上述金融店鋪對工商業者進行各種資本性放貸、一般商業鋪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對商人放貸，同城商人經營資金常形成某種固定的供求關系。除了這種直接的貨幣供應以外，商人還通過種種形式獲得商業信用，從而有效地擴展信用圈子、擴大資本規模。
但是相對于同時期的西歐先進各國，中國古代資金市場在十七世紀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顯得有些滯后,如當時錢鋪雖然也發行錢票，但限于個別錢莊個別使用；銀行業仍然還是其初創形態——當鋪、帳局、錢鋪等，未創立類似近代銀行的全國性的金融機構；雖然也有類似北京、蘇州這樣的金融中心，但缺少沖帳、拆借等業務；合伙雖然也有了長期的發展，但相對英、荷等國卻顯得落后，如缺乏股東大會等固定的權力機關和經營機關；股票雖也有轉讓、買賣，但缺乏集中統一的、社會化的、價格可預測的股票交易場所；財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實物、貨幣、勞役征收，信用化的趨勢仍不明顯。
究其原因，我覺得其中之一可能與中國特定的比較成熟的資金市場結構有關系。一方面這一時期新的生產方式雖有了一定的發展，但仍以手工業、農業結合的小生產方式為主；相應地商品市場方面雖然日常用品（糧、棉、布）的長途販運為標志的全國性市場得到發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場、區域性市場及城市市場為主。與這種特定的生產方式或商品市場相適應，中國古代資金市場經過長期的發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紀已經相當成熟，形成了一種靈活的、以直接的金屬貨幣存貸為主、高中低層配套的、能滿足各種各樣的社會金融需求的資金市場。[40]這一資金市場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晉商等的放貸資本規模較大、所跨地域較廣、資本自由流動程度較大、供求相對穩定、與經營者和生產者（主要是商人、手工業者）有著密切的聯系，從而滿足了大部分資本性、經營性資金的需求，這可以說是一種“高層的金融”；除此之外還有滿足小農、小手工業者乃至小商小販的那種數額較小、主要在本地農村或集市、市鎮上便能滿足的資金放貸，或各種因日常生活、侯選求學、喪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來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貸。這些大概都可以說是一種低層金融了。另一方面，與西方社會不同，中國的倫理宗教對有息借貸是不加譴責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時自身還經營多種有息放貸。因此商人、地主個人或組織和團體一方面可毫無障礙進行直接的有息放貸而不必擔心被禁止，也就沒有必要采取與人合伙或將借貸隱藏于匯兌之中的辦法以躲避政府或教會的禁制。從而減緩了走向票據化的壓力。
此外封建國家的影響也不能忽視。中國封建政府在經濟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預之一便是將貨幣的鑄造、供應的大權緊緊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錢與楮幣并用的時代還是如此。當國內銀銅產量不足，白銀自美洲傳入中國、這種控制有所減輕時，政府仍有較強的控制干預力量。整體上說，這種控制干預表現在：打擊假劣貨幣、盜鑄等；通過購買實物收回貨幣或投入貨幣增加市場貨幣供應；或作好金銀、銅錢等實物貨幣的儲備以穩定紙幣之價；或收回舊紙幣，換回新紙幣等。國家至少從秦開始便建當了龐大而完備的文官系統和常備軍隊，盡管政府為財政需要常濫發貨幣，尤其是濫發紙幣。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國家畢竟較好地供應了貨幣；通過這個完備的文官系統及相應的吏役系統征斂到了足夠的貨幣、實物及人力；通過對流通過程的壟斷控制，獲取禁榷專利收入；建立起屬于國家及皇帝本人的產業，直接獲得地租、利潤、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國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來成本太高的、與政治軍事密切相關的一些事務，如軍糧、官物的購買、運輸等，這樣封建國家財政便無需走國債信用化的途徑。
總而言之，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環境允許直接的有息貨幣放貸，封建國家又有較好的供應貨幣、維持相對較為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通過龐大的文官系統又征斂到了足夠的實物或貨幣，以直接的貨幣借貸為主的資金市場己經比較好地適應了當時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因而缺乏使這種直接的貨幣借貸走向票據化的動力。而這種以直接的貨幣存貸為主體的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容易被狹隘的人的關系所束縛，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會化、近代化的。
結語
綜合本文所述可見：
（1）完全否認或貶低從生產方式角度探討資本主萌芽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們既要探討“資本流通”等與資本主義萌芽相關的種種制度性因素，也要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角度繼續進行深入研究。不能將這一重大課題單純地歸結為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
（2）基于中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國沒有經歷特許設立的歷史階段，故而中國的贏利性商業社團（合伙乃至公司）雖在古代有了區別于自然個人的團體性，某些類型合伙也有了某些類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還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頒布之后。
（3）15－18世紀中國金融信用發展相對于同時期西方一些先進國家，表現出了發展遲滯的特點，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進展緩慢，但仍較好地適應了當時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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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龍登高．市場網絡或企業組織：明清紡織業經營形式的制度選擇［J］．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4）．
Some Questions on Chinese Capitalism Sprout and Capital Market
----Discussion and Supplement with Mr. David’s article
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過程范文4
[論文內容提要]從多維視野，以江西樂安流坑村為個案，分析在傳統聚落的演變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資源優勢為前提，以自然環境為依托，以民俗文化為內容，以宗法禮制與風水為主導，以經濟發展為聚落演變關鍵的特點，而歷史中的行政分區強化了聚落特色的地域性特征?最后從歷史地域變遷?人地關系?環境行為三方面對聚落進行總結，從而揭示出流坑村的贛文化特色，豐富了聚落的地方化研究?
對流坑村的研究，早在1985年4月，上海同濟大學古建筑專家吳光祖教授專程考察流坑村，認為流坑村是江南古建的代表[1]?其后，由江西學者周鑾書先生為首的一批專家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從歷史學?譜牒學?建筑學?經濟學?藝術學方面做過專題研究;清華大學以陳志華先生為首的一批學者20世紀90年代中期，也對流坑村做過較為系統的研究;其他相關學者也各自從專業角度對流坑進行研究，取得一定成績?總的來說，以上學者在宏觀研究及中觀的個案分析上取得了較大成績，但對流坑村的特性及定位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對聚落中歐式建筑的傳播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如果從歷史學?地理學?規劃學等領域對流坑村的產生及發展進一步審視，還可發現該村所蘊含的多元文化交織的特點?
一?對資源的利用與自然環境的適應是早期流坑村聚落形成的原因
流坑村位于樂安縣西南部的烏江之畔，距縣城38公里?該村上游有田村，下游有麻坑村?水南村?牛田鎮?村子氣候溫和?日照充足?雨量豐沛?無霜期長，這都為該村農業的發展和森林的繁衍提供了便利的條件?由于流坑村東側有烏江水通過，對水資源的有效利用成為聚落發展的前提?與此相應，聚落防洪成為聚落生存的首要因素?流坑村的橋東中洲一帶為原烏江水淹沒地，后水位下降，形成濕地?明朝有洪水泛濫，根據明朝嘉靖?萬歷期間流坑村名賢董燧與村民建龍湖一事即可明了?洪水從烏江上游進入流坑村，通過修建的下水道排水設施流入龍湖，再流入烏江下游，形成較好的防洪排澇措施?而系列的排水措施及龍湖的開挖也只有在強大的宗法制度?雄厚的政治及經濟資本下，經共同協作才能成功?
二?聚落的歷史文化積淀形成流坑村的特色內容
1?文化圈?古江西地處吳頭楚尾，各時期皆有文化遺存，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江西土著文化?土著人為古越族及其先人三苗族人，后被中原的華夏族征服，至夏禹時，逐漸衰亡下去?但由于遠離中原，所以三苗作為一個氏族部落仍在江西沃土上發展，傳播自己的文化?[2]后期逐漸形成三苗文化圈?荊楚文化圈?百越文化圈和中原文化圈的融合?這種融合也形成了贛文化的底層，共同影響著流坑村的發展，具體表現在巫術崇拜?買水習俗及儺戲等遺俗中?
2?民族與語言特征?流坑村人皆為漢族，血緣關系的村落?早期主要為三姓，一為董?一為曾?一為何，現何姓已消失，曾姓極少，而董姓為多數，該村方言屬樂安縣漢語方言，樂安縣由于歷史上多次動亂，由北方來的移民路經附近，使客家話與土話結合，語言較為復雜，但主要為贛語系，兼雜有客家方言?[3]由于語言受移民等多方面影響，聚落文化上顯示出多元融合特征?
3?宗教信仰方面?流坑村為雜神信仰，其中仰山廟祭祀楊筠松等風水師，主要是這些風水師對流坑村的相地卜宅有功;神社團祭祀土地神和何楊神;龍湖一側有武當閣，祭祀玄武大帝等，多種神仙齊聚一堂?此外，由于天主教的傳播導致流坑村還有少量受天主教影響形成的建筑?江西最早出現天主教布道是明萬歷23年，利瑪竇因去南京末成，呆南昌三年，并與樂安王等往來密切?史載康熙三年在南昌?吉州?撫州皆有天主教堂，但數量較少?后，清咸豐8年(1858年)清政府被迫與英法等簽訂《》，其中明確允許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1860年《》又擴大傳教特權，擔任翻譯的巴黎傳教會私自在中文本中加入“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4]，這種做法無疑擴大了法國傳教士的權力，使信天主教的人數急劇增加，直到解放前夕，江西省仍有11萬教徒?受此影響，流坑村清晚期少數祠堂及住宅與法國建筑風格極為類似?
可見，文化既是聚落中人的行為的產物，同時也進一步制約了人的行為，文化與人的相互作用最終形成了流坑村的特色內容?
三?宗族對風水的認知與互動形成聚落發展的骨架
流坑村的宏觀布局受江西形勢派風水的具大影響，村中族人在來水天門處建造三官殿，外水口地戶處建觀音廟?同時五龍湖與烏江交接處，由武當閣?玉皇閣鎖住內水口，鎖住水口也就守住了財源?在風水景觀方面，流坑村有十六古跡之說，即“白茅洲?中洲?龍湖毓秀?仙冢流芳?北嶺垂流?西山過化?石遺仙跡?壁寫精忠?峰列臺樓?峽開日月?三山起頂?五桂聯名?天馬南馳?兌魚西鎮?文筆插漢?石印浮江”[5]?此十六古跡中有十一景由風水師楊筠松及弟子所箝?盡管對楊筠松所箝存在爭議，其目的是宗族借助風水將權力延伸到景觀之中，又通過景觀的敘述確定風水及自身合法地位?另有二景，一為中洲，一為文筆插漢?中洲即是現在流坑村龍湖與烏江之間的地塊?由于中洲一帶與流坑村的龍脈相關，因而盡得保護并形成一景，實際也與風水相關?文筆插漢指的是文筆塔，有意思的是，此塔并非董氏族人所建，而是田村姓畢的閣老所建，萬歷年間已塌?[6]流坑村人將此景挪為己用，形成了自己的景觀勢力范圍?如董燧注曰:“東有梅嶺?西有鏡山，南有天馬，北有雪峰，中有寶塔，皆秀拔高聳如文筆” [7]，可知此言不虛?就這樣，流坑村宗族借助風水，通過景觀將自己的心理?想象及勢力邊界充分表達出來，貫穿了整個聚落的發展，形成了聚落發展的骨架?
四?經濟發展是流坑村聚落發展與演變的關鍵[8]
該村經濟崛起，繁榮昌盛，先靠科舉，后靠經商?一朝中舉，仕路大開，伯叔子侄，昆仲鄰里，聲息相通，互為援引，上至宰相?侍郎，下至主簿?教諭，竟達一百余人?而科舉又給流坑村帶來了具大的經濟利益?其后，由于明末該村推崇王陽明心學，朝庭則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天下士人學習準則，所學不合適宜，使許多人投身于工商業活動中?該村所從事的主要為竹木經營，在它發展到一定的時候成為江右商幫的一部分，并得到了這個商幫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烏江上游的竹木貿易到清代已為流坑村董氏所壟斷，該村商人利用宗族的力量控制烏江的竹木貿易，使外姓無法立足分取利益，清朝前期該村還出現了竹木貿易的組織——“木綱會”，成為宗族組織下的一個業緣組織?商人富裕之后，不僅從朝庭獲得地位，也可從家庭獲取聲望?商人們將大量商業利潤作為一種社會投資投入家鄉建設，捐資祠堂和書院，對流坑村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逐漸成為流坑村的主角和核心人物，對聚落的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盡管流坑村商業繁榮，文化昌盛，但明清以來沒有自發地從傳統宗法向近代市場轉變;此外，日本，大片國土淪陷，切斷了流坑村賴以生存的竹木貿易這一命脈?曾經發達的宗族組織也隨之渙散，村中“木綱會”隨之分裂，昔日強大的家族逐漸瓦解，造成流坑村的徹底衰落?
五?行政劃分強化了聚落特色的地域性特征
流坑村現歸牛田鎮管轄，在唐朝屬廬陵縣太平鄉，由于此處出現紫云密布的奇異景象，廬陵縣令將此現象告知于州，州刺史告于朝，遂改名為“云蓋鄉”?宋景佑元年，流坑村董氏一門五進士，云蓋鄉一度由太守奏請朝廷改名為五桂鄉，后恢復原名?五代南唐時，吉州廬陵縣析出水東十一鄉置吉水縣，云蓋鄉屬之?宋仁宗至和元年，從吉水縣析出報恩?永豐?云蓋等六鄉設永豐縣?南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從吉水縣劃出遷鶯鄉歸永豐縣，而將云蓋鄉歸屬撫州樂安縣?樂安行政區劃在宋元無資料可考?明代實施里甲制，樂安縣以下設鄉?里?都?圖?清沿明朝，清同治期間流坑村屬云蓋鄉望仙里第三十八都?1984年至1985年，牛田由公社改為鄉，后又撤鄉建鎮，流坑村大隊隨之改為村委會，歸牛田鎮管轄?可見，村落空間格局的形成，并不僅僅是民間力量在村落自足體內部獨立作用，國家力量也通過行政區劃等手段達到控制鄉村社會的目的?國家對行政區的劃分，意味著管轄區內的不同村莊由于在同一行政權力的指揮下，有著趨同性，而趨同性無疑影響了聚落的營造，這也可以從流坑村與周邊村落建筑的一致性做出判斷?
六?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
1?歷史中的地域性變遷內化為聚落固有的屬性?流坑村的發展，自唐以來均可找到多元文化發展的痕跡;而從宋以后則有確切的歷史記載，體現了中原文化對其深刻的影響;其集中發展則在明末，急劇發展的經濟使聚落發生較為重大的演變，經濟發展成了聚落演變的關鍵?其中，“經濟運行機制和村民的經濟生活則是影響村落構成機制的最根本的因素”[9]?
從行政管轄看，流坑村由于行政上屬于撫州，但村落位于烏江上游，與吉州地區水系同屬贛江流域，地理上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其文化既有吉州(廬陵文化圈)的傳統，又受撫州(臨川文化圈)的熏陶，是廬陵文化圈與臨川文化圈共同作用的產物?從歷史文化底層看，則為三苗文化?荊楚文化?百越和中原文化圈交流與融合的產物?同時，該村本土文化受外來法國宗教文化的沖擊，也體現在建筑中;歷史上中原多次移民也使該村具有客家文化遺存[10]?因此，不妨認為，流坑村是本土文化?中原文化與吳?越?楚文化的交匯地，是臨川文化與廬陵文化的集中體現，是贛江流域的文化代表，江西歷史文化的縮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見證，是具有本土特色和原生態特色的場所?
2?歷史中人地關系的處理形成聚落的主干?早期的聚落，自然環境提供了聚落生產活動必需的各種物質基礎，并以其提供的資源數量和質量影響了聚落中人的生產活動程度，它決定了人的活動內容?因此，早期的聚落體現了以資源優勢為前提，以自然環境以依托的特點，形成了適應自然和調節自然的生態聚落?
中期的聚落，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的結合共同對聚落發生作用?其中宗族與風水的互動對傳統聚落的影響尤其深遠?從聚落的演變來看，風水實際充當了對聚落發展的解釋和操作的作用，而這種解釋與操作是基于宗族中有影響力的仕紳階層在聚落中的倡導才得以實施，二者的共同作用強化了雙方的地位和影響力，并由此而形成聚落發展的骨架?
3?歷史中環境行為的深度體現聚落的文化內涵?聚落中人的行為空間就是人類活動的地區界限，它既包括了人類直接活動的空間，也包括通過交流認識間接活動的空間?這種空間由環境及人的建構所形成，它體現了聚落中人對自然實施控制所達到的深度?因此，聚落空間演變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人類行為的總結?一切聚落中人的文化財富實際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聚落中的宗教及祭祀等風俗是聚落中的人類通過行為創造的人文景觀，從而形成了聚落以民俗文化為核心內容?
總之，以上分析初步揭示了流坑村傳統聚落發展的演變特色與定位，實際上流坑村在景觀?建筑設計上也極有特色，值得進一步思考?只有這樣，對傳統聚落的價值才能有更深的體會和更好的把握?
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過程范文5
關鍵詞：全球變化 水文科學新的進展與挑戰
一. 引 言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支撐地球社會經濟系統發展不可替代的資源。但是，由于全球變化、人類活動的負面影響，地球上水的循環在發生變化，許多地區正在發生嚴重的水的問題與危機，如洪水、干旱和江河水體污染，而成為限制國家河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因子，水科學問題也成為國際地球科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2001年7月在世界知名海岸水利工程建設的荷蘭王國連續舉辦了兩個直接與水科學有關的大型國際科學大會。一個是7月10-13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由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國際人文計劃（IHDP）和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RP）聯合舉辦的“全球變化科學大會(Global Change Open Science Conference)”。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是國際著名的全球變化科學研究計劃，受到國際地球科學屆廣泛的關注和參與。在跨入2000后的IGBP首次重要國際學術活動-“全球變化科學大會”云集來自國際的100多個國家的全球變化研究的專家學者、管理者約1600多人。大會主題是：一個變化的地球的挑戰（Challenges of a Changing Earth）。中國派出以科學院為主體的約60多人的代表團，進行學術交流和討論，其中除了碳循環和土地覆被變化是大會主要議題外，水循環及水資源是大會重要內容之一。
另一個是7月18-27日在荷蘭的馬絲特里特（Masstricht）舉行的第6屆國際水文科學大會。(The 6th Scientific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ydrological Science)。這是一次專門針對國際水文科學進展的回顧和研討大會，來自國際60 多個國家的50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第6屆國際水文科學大會的主題是：一個干旱地球新的水文學（A New Hydrology for a Thirsty Planet）。
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地球科學部的部分資助，筆者應邀參加這兩個大會，并擔任第6屆國際水文科學大會第二學術研討會的分會主席。本文是對這兩個國際會議中關于水科學研究進展的綜述，希望介紹水科學方面一些新的進展，提出我國對國際水科學的貢獻和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二.全球變化與水文科學問題
全球環境變化（簡稱全球變化）是目前和未來人類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共同問題。全球變化既包涵全球氣候變化又包括了人類活動造成環境變化的影響。了解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是國際地球科學發展最為關系的問題。
7月10-13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辦的“全球變化科學大會”，內容十分豐富。但都圍繞有兩大主專題，即：（1）一個不斷變化的地球的挑戰：對全球變化的科學理解。（2）展望未來：地球系統科學與全球可持續性。大會邀請若干專家學者做報告，在大會研討中設立一系列專題研討會和招貼展示論文。
大會專題報告內容有：
·一個不斷變化的地球的挑戰：對全球變化的科學理解（Berrien Moore ）
·土地變化的集中性與復雜性：虛構與現實（B.L.Turner）
·氣候變化與海洋生態系統動力學：可持續資源利用的內涵（Michael J.Fogarty）
·21世紀中的糧食：全球氣候的差異性（Machendra Shah）
·人類時期的大氣化學（Paul J.Crutzen）
·火與薄霧：東南亞空氣質量的社會與政治因素上的不均性（Simon S.C.）
·海洋和陸地碳動力學（Ian R.Noble）
·碳與科學政策的聯系：京都的挑戰（Robert T.Watson）
·對CO2挑戰的工業響應（Charles Nicholson）
2．水與全球變化的關聯：世紀資源的挑戰？（Leena Srivaatava）。
·我們會有足夠的高質量的水嗎？（Hartmut Grassl）
·水會滿足人們的需要嗎？（Peter D.Tyson）
·大壩對漁業的影響：三峽大壩實例研究。Chen-Tung Arthur Chen 教授，臺灣，國家Sun Yat-Sen 大學，海洋地理和化學學院。
·澳大利亞大陸上的水，碳和氮：氣候和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Michael Raupach ）
3．全球生物地球化學：星球新陳代謝系統的理解（Pamela Matson）
·海洋生物地球化學：變化的海洋（David M.Karl）
·陸地上碳的過去、現在和未來（Robert J）
·大氣酸雨、臭氧損耗和氣候變化的案例分析（Oran R.Young）
4．陸地—海洋的交互作用：區域與全球的聯系。（Roger Harris）
·生物地球化學的交互作用與反饋（Tim Jickells）
·沿海地區的全球變化：東南亞的實例研究（Liana Talaue-McManus）
5．氣候系統：預報、變化和可變性
·以前和以后的氣候變化：我們究竟去何處（Thomas F.Pedersen）
·氣候變化的1000年（Raymond S.Bradley）
·正在變化的寒區：高緯區全球變暖的影響（Oleg Anisimov）
·耦合氣候系統：可變性和可預測性（Antonio J.Busalacchi）
6．土地利用變化的熱點地區和地球系統：區域和全球的聯系
·陸地表面與氣候有聯系嗎？北非：撒哈拉沙漠；
·東南亞1：理解變化的亞洲季風系統：大規模植被和土地利用在水循環和氣候中的作用
·東南亞2：人類引導的陸地覆蓋的變化能對亞洲季風有多大的改變？
·亞馬遜河流域和土地利用的變化：未來能平衡嗎？
·陸地表面與氣候有聯系嗎？一種綜合。
7．模擬和觀測地球系統（David Carson）
·處理地球系統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H.J.Schellnhuber）
·監視地球系統的短期不穩定性和長期的趨勢：一個空間的挑戰（Jose Achache）
·虛擬現實的過去、現在和未來（John Mitchell）
8．地球系統需要生物多樣性嗎？（Anne Larigauderie ）
·為什么地球系統科學需要海洋生物多樣性？（Katherine Richardson）
·生物多樣性是如何影響陸地生態系統的過程與功能（Sandra Diaz）
9．科技能夠補償星球嗎？（Mike Brklacich ）
·自然的回歸：為什么和怎樣進行（Jesse H.Ausubel）
·工業變革：生產與消費中的探測系統變化（Pier Vellinga）
10．面向全球可持續性（Hans Opschoor）
·區域和全球可持續性的挑戰和障礙（Julia Carabias）
·轉向可持續性的研究系統（William C.Clark）
·可持續性科學起源討論：什么是可持續性科學？為什么要可持續性科學？（Jane Lubcheno）
·可持續科學和氣候變化（Bert Bolin）
·重新概念化自然-社會的交互作用：將環境和發展結合起來理解（Robert W.Kates）
·雅基盆地資源的可利用性、脆弱性和持續性：環境與社會交互作用中不可持續的發展趨勢（P.A.Matson）
·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脆弱性：尤卡坦南部事例（B.L.Turner）
·各學科間的可持續性科學（Robert W.Corell）
大會專題討論內容十分豐富，有：A1-全球碳循環；A2-大城市與全球變化；A3-南厄爾尼諾的擺動同過去、未來氣候變化的聯系；A4-地球系統的演化；A5-生物多樣性的全球變化；A6-全球變化與火；A7-海岸區人類活動；B1-食品生產和環境間的平衡；B2-理解土地利用的變化，以致重建、描述或預測土壤覆蓋度；B3-冰雪層和全球變化：制度和指標；B4-地球系統分析；B5-陸地生物圈與全球變化；B6-社會轉化過程；B7-海洋與氣候變化；C1-水資源對環境變化的脆弱性：一種系統方法；C2-把人放入地球系統中：受害者或是破壞者，擾亂者或是解決者? C3-大氣和全球變化; C4-全球變化非線性變化和驚訝;C5-生態系統管理可持續發展的展望; C6-科學和政策過程：IPCC ;C7-全球變化與山地區。
大會報告集中在水科學問題的主題有：全球變化中的水問題-21世紀資源的挑戰，尤其值得提到的是7月12日下午，大會專門針對水循環水資源問題，舉行了“環境變化的水資源脆弱性系統分析”學術研討會。WCRP/GEWEX北美主席、美國地理學會水文專業委員會主席、亞利桑那大學水文水資源系的Soroosh Sorooshian教授介紹“WCRP/GEWEX和SAHRA計劃中水問題的研究：半干旱區流域水文循環與可持續性”。 德國的Charles Vorosmarty 教授報告了“地球系統科學對全球水評估的貢獻”。Wolfram Mauser教授研討歐洲GLOWA項目的核心“完整的流域管理”經驗。Joseph Alcamo 教授指出全球“水危機區與脆弱性”。Jim Wallace 教授強調“防洪安全與水資源問題”。Claudia Pahl-Wostl教授研討“面向社會經濟可持續性：水管理部門職能的轉變過程挑戰”。
三.水文科學與水資源安全
7月18-27日第6屆國際水文科學大會在荷蘭的馬絲特里特（Masstricht）舉行。大會對過去水文水資源研究進行總結，對未來水文科學的發展進行展望。會議由4個專題學術大會（Symposium，簡寫為S）和6個學術研討會(Workshop，簡寫為W)組成。會議主要集中在水文科學基礎研究和社會經濟發展與水資源研究兩個方面：
1. 水文學基礎研究
S4. 土壤-植被-大氣轉化方式和大尺度水文模擬
WS4. 高山地區水文過程與冰圈作用
WS2. 水文長期變化與氣候影響
S3. 人類活動對地下水動態的影響
WS6. 海岸濕地水文的演化
2. 社會經濟發展與水資源研究
S1. 社會經濟發展與水危機
S2. 區域水資源管理
WS1. 全球變化與洪水預報
WS3. 信息技術在可持續水管理的作用
WS5. GIS & RS在土壤侵蝕和水質變化的應用
特別需要指出，由于全球變化、社會經濟發展，水資源問題愈來愈突出，給水文科學研究提出新的課題，即變化環境下的水資源形成與演化規律問題。IAHS會議的S1-S2，主要研討這些國際國家和區域尺度急迫的問題。關于S1和S2的研討內容題目摘錄如下：
S1：水脅迫下的社會經濟發展（E . Servat）
水源豐富，資金缺乏，水工業能否繼續生存尚未可知。
·健康部門希望從水文學家那兒得到什么?
·河流生態系統的研究和管理中對水文數據的需求。
·多學科綜合研究—對水危機的響應。
·食物保障中的水資源及管理。
·洪水控制與城市排水系統管理。
·全球水協作計劃
S2 區域水資源管理
S2-1 過去水管理的經驗與教訓（A. Schumann M.C.Acreman，M.Marino）：
·可持續發展的度量及其在實際水管理計劃中的實現。
·可持續水庫發展—津巴布韋實例研究。
·Yamuna 河流域的可持續區域水管理：Delhi區域的實例研究。
·Limpopo河：逐步走向可持續發展和一體化的水資源管理。
·中國新疆博斯騰湖流域的水資源可持續性發展管理經驗的啟示。
·印度干旱地區過去管理實踐經驗總結。
·水壩功能新探——一個不應忽略的問題。
·Dehli區域水資源管理的一體化進程：問題與展望。
·北尼日利亞半干旱區域的Hadejia河上建壩的影響：對未來管理的建議。
·可持續發展的特征及供水管理模型。
·澳大利亞富營養化進程的現階段研究。
·城市水計劃書——印度班加羅爾的實例研究。
·水資源系統中相對可持續發展實現的框架。
S2-2 可持續發展與水資源管理 （夏軍，D.Rosbjerg，G.Schultz )
·為保護水生態系統的整合水質與水量的數學生態模型的發展。
·歐洲地下水可持續發展管理的指導方針。
·清除河岸異生植被是否為一種有效的水資源管理策略。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聯合管理。
·河流管理可視化中的變換系統邊界。
·改善環境中被忽視的因子——監控。
·加入風險基金平衡流域經濟、社會、環境壓力之間的沖突。
·使用風險分析提高水資源系統模型的效率和精度。
·整合水資源管理中的角色分配。
·Volta流域的水資源競爭。
·復雜水環境管理中的空間適應方法。
S2-3 水資源管理的方法 （R.Davis，S.Walker ）
·流域水平上的水資源管理整合模型。
·提高以決策支持系統為基礎的模型的精度——水管理中的一種好的建模實踐。
·持續性水系統的水力學標準。
·人工神經網絡系統實現的河流洪水預報。
·氣候變化影響評估中的不確定因子的概率特征。
·研究城市化 對區域水資源影響的一種流域水文模型。
·水、氮循環的一種大尺度評估模型——在Elbe河流域的基礎研究。
·基于地形學和土壤水文學的濕地 重建計劃方法的發展。
·英格蘭西南部Dartmour地區放牧對水文的影響。 四. 21世紀水文科學的發展機遇與展望
傳統的水文學研究只考慮水量的自然變化，現代水文循環需要考慮地球生物圈、全球變化以及人類活動等方面的影響。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代表國際地球學科發展前沿，水文循環的生物圈方面 (Biosphere Aspects of Hydrological Cycle，簡稱BAHC)是IGBP的核心之一。它注重陸面生態-水文過程與空間格局的變化規律和受人類活動影響的關鍵問題，以科學地解釋：植被是如何與水文循環的物理過程相互作用的？改變陸面生態過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大尺度人類活動改變了陸面覆蓋？還是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的緣故？這些影響變化的水文后果如何？通過這些研究，為認識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下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與陸地表層生命物質過程，評估人類對生物圈的影響，保護環境和資源可持續利用提供科學的基礎依據。
通過7月在荷蘭舉行的IGBP和IAHS國際學術大會可以清楚看出，變化環境（即全球變化與人類活動影響）下的水文循環研究成為21世紀水科學研究的熱點。根據二十一世紀IGBP發展方向，國際上的BAHC研究重點也相應地進行了調整，主要有以下8個方面：
·小尺度水、熱、碳通量研究；
·地下過程作用的評價；
·陸地-大氣相互作用的參數化；
·區域尺度土地利用與氣候的相互作用；
·全球尺度植被與氣候的相互作用；
·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流域系統穩定與傳輸的影響；
·山區水文學與生態學；
·開發全球數據集；
此外，還有兩個交叉研究問題：
·設計、優選和實施綜合的陸地系統實驗；
·情景發展與風險/脆弱性分析。
變化環境下的水文循環及其時空演化規律研究，是國際國內地學領域積極鼓勵的創新研究課題。結合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與陸地碳循環過程的水循環研究，是一個新的交叉方向。研究的熱點問題有：
問題1：全球變化與水文循環問題
它需要研究回答：全球變化對區域水循環規律？過去對氣圈-水圈-生物圈的相互聯系/作用是如何認識？現在又是如何認識水資源的演變？其規律是什么？
值得指出的是，過去在氣候系統與陸地水文循環之間存在一個誤區，即長期以來，水文學者把氣候看作是靜態:一個地區的氣候是指某種統計的平衡，WMO規定系列30年的平均作為準平均，用極差/標準差描述氣候變異。對陸地水文過程研究方面，認為長序列水文均值是穩定不變的，年徑流出現的豐、枯現象，被看作圍繞均值的周期變化。水利（水資源）工程設計：要求的水文計算都是以幾十年-幾百年時間尺度的水文過程穩定不變為前提。未來被看作是過去的重復或外延。例如，水資源的保證率有W75% ，W50% 等；設計洪水有千年設計和萬年校核等。另一方面，在氣候/天氣過程研究中，長期以來 氣候學者把陸地水文看作是靜態，氣候/天氣過程研究僅僅到降水為止，較少研究流域水文循環動力機制與反饋作用。例如， 天氣模式研究中僅設置若干參數代替水文過程變化和空間分布，認為陸面水文-生態的作用也是穩定不變的。例如，許多GCMs對水文循環作用過程考慮相當粗糙，平面無徑流聯系與循環過程。但是，現在人們業已認識：一個地區的氣候 /水文循環過程并不處在統計的平衡狀態，而是以不同尺度變化（年際、十年際、百年際-千/萬年際變化）。決定氣候變化因子不僅僅是大氣內部的過程，還有大氣上邊界（太陽行星系統）和下邊界（陸地水文-生態、海洋系統）的各種物理化學過程。20世紀科學研究與進展顯示：陸面生態系統對大尺度水文循環有十分重要的反饋作用。因此，全球變化對水文水資源的影響是21世紀水文科學研究的前沿問題之一。因此，特別需要大力加強水文學家與大氣物理學家的聯系與合作，積極開展“全球-陸地-區域-流域尺度水文循環”科學基礎的研究。
問題2 人類活動對水循環水資源的影響
人類活動對水循環及水資源有那些主要影響？人類活動如何對水的變化規律產生影響？有什么地區、區域特征規律？如何量化人類活動對水循環水資源的變化及影響？這是近代水科學面臨的主要科學問題。在IGBP科學大會上，特別強調土地利用/覆被變化與水循環、碳循環的關系。需要研究從“點”-“典型流域“的水循環機理、水文循環與生態系統的相互作用、地表水與地下水交換的相互作用，“大氣-土壤-植被”界面過程中的物質與能量轉化規律；開拓流域水文循環過程中的非線性機制研究；創新“分布式流域水文循環模型”，量化區域水文循環演化與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影響關系，為認識陸地表層生命物質過程的提供重要的基礎科學支撐。
結合中國的實際背景，人類活動影響是驚人的。例如，在中國南方的長江流域，建國后洞庭湖圍墾1700余平方公里；鄱陽湖圍墾1400余平方公里；荊北所有通江湖泊被堵閉，減少調蓄長江洪水面積約5700余平方公里。建國后，長江中下游地區約有 1/3以上湖泊面積被墾殖；損失湖泊面積13000 余平方公里，相當于五大淡水湖泊面積總和的1.3 倍；損失湖泊容積500億立方米左右，相當于三峽水庫調蓄庫容的 5.8 倍，淮河年徑流1.1 倍。建國后，中游長江干流河道內的江洲河灘幾乎全部被圍墾。據不完全統計，圍墾面積約1213平方公里；城陵磯至螺山江段河床變遷劇烈，泥沙淤積問題嚴重。98洪水后，國家提出治理長江32字方針：“封山育林、退耕還林、移民建鎮、以工代賑、退田還湖、平垸行洪、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但是，如何退田還湖？如何平垸行洪？認識人類活動（湖區開發、三峽工程）對水循環關系影響水科學基礎問題，都是十分重要又十分現實的問題。
在中國北方，人類活動劇烈。例如，在華北地區，水文循環機理比較復雜，它不僅與陸地表層系統中各種自然地理要素時空分布密切相關，而且與農業開發、都市化等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直接相聯。由于社會經濟發展，人類活動改變了水循環自然變化的空間格局和過程，加劇了水資源形成與變化的復雜性。過去有關部門在華北水資源方面做了相當的工作。但是，在華北地區究竟缺多少水等基礎方面仍分歧較大。有人認為在華北通過自身的節水和提高用水效率可以解決水資源的需求問題；有人認為即使南水北調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北方缺水問題。爭論問題的科學問題焦點是：在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的綜合影響下華北地區水循環演化規律是什么？如何科學測算華北地區可供水資源量？華北地區節水的潛力究竟有多大？如何保障華北地區的水資源安全？爭論的原因是：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加劇情況下的華北地區水循環演變格局與過程機理，有待重新認識；受人類活動影響等變化環境下的華北地區水資源可利用量的測算科學依據不很充分；水資源安全與生態需水、節水潛力、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的量化關系需要研究。因此，開展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下的水循環及水資源安全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意義和研究價值。
總之，21世紀水科學的挑戰問題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科學問題是陸地水循環演化格局、過程與機理，即：
·如何對水、碳和能量在土壤~植被~大氣界面交換中的變化進行認識？
·變化環境下的水文循環時空演化有哪些特征規律？如何識別和量化？
·水循環物理過程在不同尺度（宏觀/中觀/微觀）是如何聯系、影響與作用的？
·如何評價那些由于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被變化而導致的陸面性質的改變，這些變化又影響陸地水循環過程變化和空間格局的變化？
回答上述問題，迫切需要建立認識陸地水循環演化格局的空間信息支撐系統、陸地水循環過程變化的實驗研究支撐系統和可定量描述自然變化/人類活動影響的分布式水循環模型等。這需要在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開展國家水平/國際間的水文科學實驗、變化環境下的水文水資源理論創新研究。這是21世紀水科學發展面臨的新的機遇與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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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土地制度的演變過程范文6
關鍵詞：管理思想演變 真理性探討 理論創新 價值觀
管理實踐古已有之，但系統理論的形成并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卻不長。一般認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出現的古典管理理論標志著管理學的誕生。此后，管理學經過百年發展，已成為學派紛呈、主張林立的學科了。從其發展的歷史及內容來看，本人認為，西方管理理論的發展演變可劃分為四個階段：早期管理思想、科學管理時代、社會人時代和現代管理時代。管理學科的發展，從本質意義上來說，是在科學理性、制度理性和道德理性三者之間尋求一種“最優解”。
一、西方管理理論百年發展軌跡
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藝復興時期，形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展于20世紀30年代，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即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善于20世紀80年代，新發展于20世紀90年代至今。
（一）早期管理思想的形成
在早期管理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的是反商業、反成就和很大程度上反人性的文化價值觀。管理思想大多散落在古代的史籍和各種著作中，沒有相應的專著或出版物。如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在其著作《政治學》中提供了關于管理和組織的遠見卓識：勞動力的專門化，部門職能，集權、分權和授權，配合與領導力等；我國古代典籍《孫子兵法》關于戰爭原則的論述至今仍吸引著大量的讀者，其中關于戰爭中的節制和謹慎、速度、靈活性和適應性、戰略的運用等思想是與現代企業的戰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的。然而，文藝復興為工業化革命以及后來對于理性的、正式的、系統的管理知識體系的需要創造了前提條件。亞當·斯密（Adan Smith，1727—1790）在他的《國富論》中創立了古典學派，并成為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奠基人。他提出：只有市場和競爭，才是經濟行為的調節因素。市場上“看不見的手”將確保資源獲得最好的配置和得到最有效率的回報，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上，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國家在經濟上的自身利益將給所有人帶來最大的繁榮。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第一個明確將管理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同土地、勞動、資本相并列。由此，人們開始考慮個人得失，但它必須適應某種理性的管理框架。在這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隨著文化的改變人們的管理思想也隨之改變而逐漸演變。
（二）科學管理時代
經過英國工業革命的洗禮，西方國家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產生了以美國的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51）、法國的朱爾斯·亨利·法約爾（Henri Fayo，1841—1925）、德國的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1864—1920）等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古典管理理論較系統地探討了經濟管理問題。泰勒等人倡導的科學管理，主要探討了在工程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他們認為：當時工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潛力是很大的。于是他們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制定出所謂標準的操作方法。用這種標準的操作方法對全體工人進行訓練，并據以制定較高的定額。這就是所謂工作定額原理。為了使工人完成較高的工作定額，除了使工人掌握標準操作方法以外，還必須把工人使用的工具、機器、材料以及作業環境加以標準化。這就是所謂標準化原理。為了鼓勵工人完成工作定額，他們提倡實行一種有差別的、刺激性的計件工資制度。泰勒等人認為，通過科學管理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兩者都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并提出了“一等工人”的說法和“人崗匹配”的管理術語。泰勒對設置合理的績效標準和計件工資率激勵機制以及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的評論是：產量提高的真正潛力并不是“更辛苦地工作”，而是“更聰明地工作”，“科學管理的本質就是偉大的心理革命”，體現了他主張勞資雙方互利關系的哲學思想。此外，泰勒等人還對計劃職能和執行職能的劃分、職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組織結構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進行了探討。泰勒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原理》一書。1912年泰勒在美國國會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對泰勒制和其他工場管理制聽證會上的證詞，也是研究科學管理的重要文獻。
法約爾的管理理論是以大企業的整體為研究對象的，而且他認為他的理論不僅適用于公私企業，也適用于軍政機關和宗教組織等。他的管理理論主要包含在1916年發表的《工業管理和一般管理》一書中。他認為，管理不同于經營，只是經營的六種職能活動之一。經營的六種職能活動是：技術活動、商業活動、財務活動、安全活動、會計活動和管理活動。這六種職能活動，是企業組織中成員分擔，只不過由于職務高低和企業大小的不同而各有側重。至于管理活動，則又包含五種因素，即：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法約爾對管理的五種因素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并提出了十四條管理原則，即：分工、權限與責任、紀律、命令的統一性、指揮的統一性、個別利益服從于整體利益、報酬、集權、等級系列、秩序、公平、保持人員穩定、首創精神、集體精神。法約爾還特別強調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可以通過教育使人們學會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韋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組織理論方面，他的貢獻是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組織體系理論，這集中地表現在他的代表作《社會組織與經濟組織理論》一書中。韋伯主張，為了實現一個組織的目標，要建立計劃、分工、職權等級、權利、義務、指揮管理體系或階層體系。組織中，任務分配、教育訓練、薪金、升遷制度等要通過明文規定形成一種“職業的”管理，管理人員必須嚴格遵守組織中規定的規則和紀律。這些規則和紀律是不受個人情感影響而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的。組織成員間的關系完全以理性準則為指導。這種不偏不倚的態度不僅適用于組織內部，而且適用于組織與外界的關系。韋伯認為財富是評分機制，而非目標；他認為有錢的個人、國家是新教特點的代表，懶惰是壞的；勤奮工作才是要旨；專業化勞動分工是神圣的；過度消費是一種罪；應重視儲蓄。這種理想的行政組織體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確性、穩定性、紀律性和可靠性方面優于其他組織體系。
（三）社會人時代
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人們發現單純地強調管理的科學性、理性化不能保證管理的持續成功和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20世紀30年代，霍桑試驗證明生產率不僅僅是取決于管理的科學化，而主要取決于員工的積極性和態度，而員工的積極性和態度又取決于員工家庭和社會生活以及企業中人與人的關系?；羯Ｑ芯繉⑷穗H關系運動推向前臺，并提出了社會人的主題。這也是泰勒和科學管理的后繼者們在組織中，以及管理者在如何應對新時代精神的工作中，發現了新的維度，由此也有了管理理論的一次重要轉變：一是對人而不是對生產的更多關注；二是告誡人們降低組織結構的僵化程度，以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求；三是只是將經濟激勵視為動機結構的一部分；四是更多地關注情感的非邏輯性，而不是效率的邏輯性。揭示了人際關系運動以及作為文化環境產物的幾個基本觀點：提倡社會的、人文的技能，而不是技術方面的技能；強調通過集體和社會團結來重建人們的歸屬感，以便克服精神的混亂；注重通過工會、參與式領導，將工廠中的正式組織和社會系統結合起來，使權力均等化；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管理思想為社會、組織、企業和全體社會人應對經濟蕭條（1929年經濟大蕭條）提供了重要的發展理念支撐。從此，人際關系學派提出了“社會人”的概念。與此相適應，產生了“以人為導向”的管理思想，這是管理史上第一次明確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在以后形成的行為科學中，則始終把人放在管理工作的重要乃至中心位置上，管理也因注入了人的感情而充滿了感性。
（四）現代管理時代
二戰后，隨著科技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企業外部競爭愈加激烈，對企業的戰略規劃和科學經營決策要求也隨之提高，這時行為科學理論對此已力不從心。于是“理性主義”從沉睡中醒來，迎來了綜合古典科學管理理論和行為科學理論的現代管理科學，強調理性精神和人本主義的有效結合、組織結構的創新與發展、管理問題解決范式；積極尋求對管理及其目的、職能和范圍的更好理解，改善組織績效和增強對人的理解，平衡個體和組織在尋求各自目標時的需要，把組合與經濟、技術、社會和政治的環境聯系在一起。管理學理論研究更具專業化：一是源于教學、研究和實踐所需對管理理論進行了綜合探索；二是對組織中的正式要求與組織人的非正式維度之間的和諧展開了探索；三是管理科學與信息系統研究、管理決策量變分析；四是跨文化與全球化管理問題探索；五是商業倫理、公司社會責任感和管理思想發展新思路研究；六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知識在生產中的地位發生了革命性變革，更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更強調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實現了知識經濟時代以能力特別是實踐、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本資本的價值，“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貫穿于理論創新和實踐過程之中。縱觀管理學的演變，現代管理思想的脈絡可簡單概括為：系統管理—科學管理—生產管理—運籌學研究—生產與運籌管理—計算機系統理論和管理信息系統；早期“人文主義”—社會福音派和工業心理學及社會學—人際關系和“社會人”—對霍桑試驗的再考察—自我實踐雙循環學習—組織行為學、人力資源管理及組織理論；對法約爾的重新發現—戈登和豪厄爾報告、皮爾森報告—管理者的角色及對管理者工作的研究—商業政策—公司理論、戰略管理—一般管理理論；韋伯和正式組織理論—作為社會及技術系統的組織—企業的行為理論—組織理論的大量出現—組織與環境及跨文化管理。
二、管理學理論的真理性問題
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美國社會科學家大量涌入商學院，這對管理思想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他們帶來了不同的研究視角，研究工具以及研究理念，由此也引發了關于組織和管理理論的激烈爭議和評判?！耙延械墓芾韺W理論并不是絕對的真理”的爭論成為新的理論研究熱點。本人認為，這一問題的討論既涉及到管理學的科學性，也關系到管理學的真理性或真理標準，對管理學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有關管理學理論研究忽略了管理學范式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而是認為“弱科學性”是由管理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決定的。由此回避了管理學真理性的本質討論，回答管理學的科學性問題，就應當承認管理學理論是客觀的相對真理。
首先，應當承認管理學真理性問題的提出，是與托馬斯·S.·庫恩的范式學說中的 “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概念直接相關的。所謂“范式”庫恩（1974年）作出的明確描述是：指特定的學科共同從事科學研究必須要遵循的公認的“模型”，研究者應遵從的世界觀、基本理論、范例、方法、標準等科學研究相關的所有東西?！安豢赏s性”是庫恩考察科學史后得出的想法：即使在最嚴格、客觀的物理學中仍然有相互沖突的物理世界。庫恩的范式不可通約概念，對科學的“理性”和“客觀性”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它表示兩個范式之間找不到共同的基礎來理性地作出評判。不可通約性在管理學研究中可以包含三重意思：一是有關組織及其管理的科學標準不同，如什么是組織及其管理的問題，這一問題直接導致了管理學真理性問題；二是組織及其管理概念的變遷問題，也就是具有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具有不同的含義問題；三是管理學研究者的世界觀的差異問題。這里，我將重點討論管理學真理性的本質問題，而這一問題涉及到管理學家們對組織及其管理中的多元化范式能否通約的看法。
第二，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約，其實意是“不可共量性”的意思，并不是說范式不可比較。因為過分地強調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約，可能導致人們在認識管理理論的思想方法上走極端的情況。范式的不可通約，可能導致范式的絕對不同，可能導致一種范式把另一種范式視為假想之敵的情況。這就可能否認不同的范式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特性，導致主觀臆斷和相對聯想。應當承認不同的管理學范式既有區別、又有聯系；互相補充、相得益彰。這是因為管理學發展是常規性與革命性、連續性和間斷性、繼承性和批判性的統一；管理學發展過程中各種范式雖有質的差別，但絕不是新范式對舊范式的替代，也絕不是新范式對舊范式的簡單否定，而是辯證的揚棄，既新范式是對舊范式的批判和繼承，新范式中包含著舊范式的客觀的、合理的、正確的內容。本人認為，在不同的范式之間存在著合理發展的鏈條，它既可以對前后發展的不同的管理學范式進行比較，也可以對同一時期在同一領域內對立的管理學范式進行比較，從而揭示出管理科學不斷演化的事實。
第三，應當從新視角認識管理學的真理性。作為歷史科學的管理學范式中沒有“不可違背的”東西，也沒有“不可通約的”東西，一切都是可變的、可修正的、可拋棄的。鑒于管理學發展存在一時期同一領域內對立的管理學范式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合理演化的客觀事實，本人認為，不能用“弱科學性”來說明管理學真理的性質，而是應當承認管理學理論是客觀的相對真理。而不能用一套超歷史的理性標準來規定管理學，用簡單的理性圖式和理性標準來描述管理學發展史，這就是的社會歷史觀。
第四，在科學理論不斷出現的過程中，同一個事物會同時出現不止一個的學說，這些學說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為自然界中的每一個事物進程，都是由多種因素所控制和制約的，而因素是在不停的變化和轉移當中。我們找到了事物之間的內在必然聯系，這種聯系不斷重復出現，在一定條件下經常起作用，并且決定著事物必然向著某種趨向發展，這就是我們要得到的規律。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人們能夠通過實踐認識它，利用它。至于得到的規律是不是真理，就要看這個規律對事物整個過程的分析是否全面，是否完整，在自然界中同類事務中是否有普遍的適用性。真理揭示的是對事物全面完整的、系統的、抽象的、符合事物發展過程的邏輯關系。理論系統都像一座金字塔，真理就是金字塔的頂點。形成這座金字塔所有的基石都是真理的各種觀點和看法。所以真理本身對人們的重要性，比不上人們追求真理過程的重要。管理學理論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帶來的促進和發展，已詮釋和驗證了人們追求真理的過程，而探求真理的過程，使人類的歷史放射出絢麗多彩的光芒。
三、管理學理論的貢獻與創新
管理思想史就是一部人類如何提高效率的歷史。從亞當·斯密對勞動分工的系統研究開始，泰勒、卡爾·巴斯、甘特、哈林頓·埃莫森、亨利·法約爾、馬克斯·韋伯以及后來的行為科學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對管理效率進行了研究，但無一例外都是圍繞著“數量”中心，即如何增加產品的產量。二戰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顧客的需求特征從量化、規?；D變為質化和個性化，他們對產品的質量、樣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使得過去賣方市場的那種“以量取勝”的企業戰略失去了實際意義，從而轉向尋求“以質取勝”的道路，“質優者勝”成為了市場經濟競爭中一條鐵律。各個企業開始實行全面質量管理，質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也往更高層次發展，無論是學術界還是企業界，許多知名學者都提出了有關質量管理的觀念和理論，如戴明的“領導職責14條”和“PDCA循環”、朱蘭的“重要的少數”與“有用的多數”及“三步曲”（質量策劃、質量控制、質量改進）、費根鮑姆的“9M因素理論”、石川馨的“全公司性質量管理”、克勞斯比的《質量不花錢》和《完美無缺—不流淚的質量管理》等等?！百|量管理是企業經營的生命線”的觀點逐漸成為企業和其他組織的核心理念。
從回顧中不難看出，雖然每種理論都有所不同，但所有的理論都是針對當時的具體環境，都是圍繞提高效率這一管理的核心問題而展開的。提高效率經歷了從以“量”為中心到以“質”為中心的轉變這是一種新的哲學思想的轉變。但無論是“量”還是“質”最終歸宿都是管理效率的提高，使企業獲得持久的生命力。效率是管理永恒的研究中心。正如雷恩所說：“人們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因而通過理解這些本性，就可以揭開迄今未探索過的心靈的秘密?！比诵杂^是管理理論的依據，也是構建管理理論的邏輯起點，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發展，清晰地展示了人性假設與管理模式之間的必然聯系。沒有“經濟人”假設，泰勒就不會提出科學管理理論，以泰勒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強調人追求經濟利益的本性，是管理學與經濟學的人性假設趨于一致；之后，梅奧從“霍桑實驗”中認識到除了對經濟利益的需求外，人們對社會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經濟人假設，提出了社會人假設。沒有“社會人”假設，梅奧就不會提出人際關系理論；當代管理學派中對人性的假設紛繁復雜，馬斯洛基于社會中人的自尊與自我實現等高層次需要，提出了“自我實現人”，他認為人都是需要發揮自己的潛力，表現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才會感到最大的滿足。接著，麥格雷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Y理論；在當今社會，人們受經濟、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陶冶和洗禮，人性變得非常復雜，沙因在綜合“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的基礎上，提出了“復雜人”，強調了社會中人的需要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因各種情況采取適當的多樣性模式管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人們除了利己等特征外，在做出經濟行為時，會有道德的自我約束，越來越考慮到或顧及到社會的整體利益和他人利益，即“道德人”。通過對上述西方管理思想中人性設定的演變過程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由“經濟人”、“社會人”到“自我實現人”、“復雜人”再到“道德人”，這條主線也反映了中國的古代哲理：以人為本，本理則固，本亂則國危。它將沿著人性假設的深入思考而不斷深化和完善。然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管理學發展的趨勢也向著新方向快速邁進。一是研究對象不斷外延，不只是組織內部的事務，更加關注組織與全球的關系；二是使命不斷提升，不再是提高效率，首要任務將是精心培植核心競爭力；三是研究重點不斷聚焦，直接對準組織間的競合關系、文化融合、競合雙贏；四是管理內容不斷深化，由對人、事、物的管理轉變為對知識的管理；五是研究方法更加科學，突破定性分析，注重數學模型、經濟學和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應用。
四、管理思想的演變與文化價值觀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飛速發展，加之中國從官督商辦到全民下海，從國家壟斷到自由競爭，從中央計劃到市場主導，中國成為新興市場國家的領跑者，使得人們的眼光重新從西方轉向東方，開始研究中國管理模式及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在當代社會中的重要意義。許多學者研究后發現中國管理模式及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長處往往是西方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管理科學與文化的融合帶來了管理學革命性的變化。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威廉·大衛認為，對于這種源于中國式的管理，“我們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夠將它與我們自己的組織形式進行對比并了解我們的環境內還缺什么東西”。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洽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筑工程、市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一些要點：順“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實、對策、節儉、法治。中國傳統思想的優點主要是：重視發揮人在管理中的能動作用，注意各種管理因素的協調平衡，善于從整體的、長遠的管理目標出發來決定各種管理措施，努力在管理的過程中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倡導群體凝聚的精神，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具體的管理活動中產生了諸如系統工程思想、運籌學思想、信息思想、綜合管理思想等實際應用的光輝范例。管理學理論植根于行為科學，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經濟學，最早探索東方管理思想的學者復旦大學水教授認為，管理思想在三個方面表現出從中方到西方、再從西方到中方的回歸：其一是大家所公認的人在管理過程中的作用，其二是文化對管理發展的作用，其三東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他認為，其具體表現為“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 權益制衡的“三為”管理思想的回歸。
然而，當代西方管理興起的“人本主義”思潮、現代管理思想中科學管理與人文管理出現路線分歧以及中國及東亞國家新經濟所引起的對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討論都不意味著傳統式的人文管理已可取代西方科學的管理，科學管理理論與新的時展現實相結合賦予了新的生命力，科學管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將會變得更合理。事實上，正是由于管理的成功，管理正迅速地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資源和發展中國家的基本需要。正如管理大師德魯克所言：“從作為人們的專門的研究對象，社會的經濟機構，管理與管理者正成為發達社會中普遍的、獨特的、本質的器官”?？茖W與人文的界限并非絕對的，人類的進程與一切事物的進程一樣，合乎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合理的思維方式和管理方式應該是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從外部看，管理思想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價值觀以及環境挑戰和國際挑戰影響下，不斷實踐和發展。同時，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匯合和互補，也將會形成一種全新的科學的管理體系，并成為當今管理科學發展中的一個“熱點”，為管理學的不斷創新插上騰飛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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