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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的利與弊范文1
關鍵詞：計劃生育；避孕藥具；管理；現狀；對策
【中圖分類號】R1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83(2012)08-0057-01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再加之計劃生育這一國策以及深入人心，使得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可會面臨新的挑戰。在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的不斷推進的過程中，隨著計劃生育知識的廣泛普及，使得人們開始自覺地關注優生優育、生殖保健等計劃生育知識，使得關愛健康，珍愛生命逐漸成為人們生活的共識[1]。在計劃生育工作中避孕藥具管理是其主要工作內容之一，在本文中我們將就我國基層計劃生育服務站的避孕藥具管理現狀及對策進行深入地探討研究，以此來有效促進我國基層計生組織的管理工作再上新臺階。
1 計劃生育避孕藥具管理現狀
1.1 目標責任不明確：在基層的計劃生育工作中，在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下基層計生工作得到了有效的落實，但是在計生工作具體到村、戶時，尤其是發放避孕藥具時則出現了眾多的不便。在一般情況下，每個村的計生工作責任人主要是村支部書記或者是婦女主任，而這些責任人基本上都是由村級自己組織選舉的，因而在計劃生育工作中他們都比較被動，缺乏必要的工作積極性，進而無法有效落實基層計生工作的目標責任。
1.2 缺乏完善的計劃生育避孕藥具管理機制：對于我國很多鄉鎮計劃生育服務站而言，在避孕藥具管理上普遍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工作不規范，管理職責不明確，管理目標模糊不清等等問題。尤其是部分條件較為落后的鄉鎮，其計生服務工作隊伍不穩定，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而且對藥具使用的有效隨訪、不良反應調查以及相關問題的處理也存在不足，進而使得大量的育齡人群無法選擇正確的避孕藥具。
1.3 鄉鎮避孕藥具管理與發放工作簡單、粗暴：對于鄉鎮避孕藥具的發放工作，主要是由村婦女主任代為發放，但是由于部分村婦女主任的基本素質較低，不講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在避孕藥具的發放過程中，可能會涉及到村民的個人隱私，若存婦女主任不講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則可能會導致村民不配合其工作的現象，因而對于廣大基層計生工作者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2 加強計劃生育避孕藥具管理工作的對策
2.1 提升避孕藥具管理認知程度
2.1.1 深刻認知避孕藥具管理在實現我國計生目標中的重要性。在落實我國計生基本國策和實現基層計生工作目標中，避孕藥具管理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可以為穩定并有效控制計生水平提供必要的物質保障，尤其是在廣泛普及避孕節育知識以后，人們對避孕藥具的認知與使用都呈快速上升趨勢。
2.1.2 深刻認知避孕藥具管理在人口計生工作中的“先鋒”地位。在長期的實踐中我們發現，在人口計生服務工作中將避孕放在首位，其可有效的減少人們的意外懷孕率，這樣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計生工作者的工作量與工作難度。
2.1.3 深刻認知避孕藥具管理工作中的艱巨性與重要性。在新時期、新形勢下，我國的人口計生工作切實落實“三為主”方針，而在其中避孕藥具的管理工作又是其關鍵所在。因而，做為基層的計生工作者，需要進一步提升對避孕藥具管理的艱巨性與重要性認識程度，進而積極的創新工作方式，切實將基層計生工作中的避孕藥具管理落到實處[2]。
2.2 完善管理制度，確保避孕藥具質量
2.2.1 良好的基礎配套設施是確保避孕藥具質量的基礎。鄉鎮計劃生育服務站需要嚴格按照我國相關計生避孕藥具管理規范以及管理方法，切實建設相關的基礎配套設施，一些鄉鎮計生服務站的面積不得小于45m2，其中存放避孕藥具的庫房需滿足以下條件：較好的通風條件、明亮寬敞、濕度和溫度適中、無任何蟲類鼠類、無雜物堆放等等，除此之外，在日常管理中還需做到防潮防火防盜工作。
2.2.2 嚴格執行藥具出入庫制度和清倉查庫制度。避孕藥具入庫時需按名稱、規格及數量進行詳細的驗收與登記；避孕藥具出庫則需遵循“先進先出”原則， 在出庫時需準確配貨，以保證藥具的質量，同時做到及時發放和完整登記。對于庫存的避孕藥具要進行定期清查工作，尤其是藥物的質量信息需實行報告制度。對藥具在使用中的有效隨訪記錄、不良反應調查以及相關問題進行實施報告制度，若出現嚴重的不良反應，則需要及時上報縣級以上醫療機構或者計劃生育服務機構，以便于對避孕藥具進行調整及對不良反應進行處理[3]。
2.3 強化工作隊伍培訓，實現計生工作動態管理
在上述現狀中我們已經提到：我國基層計生隊伍存在基本素質較低、缺乏必要專業知識、不講究工作的方式、方法等一系列問題，因而需要急切強化基層計生工作人員的基本素質。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強化計生服務人員的培訓與繼續教育工作，進而有效促進實現避孕藥具的管理、發放的良性互動。通過對于基層計生工作人員宣講國家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避孕知識、節育計劃實施步驟方法等等進行詳細培訓，進而加強基層計劃生育服務工作人員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知程度[4]。另外還傳授一些工作上的技巧，這對于在農村地區開展計生工作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不斷深入，避孕藥具的管理工作需要與時俱進，積極探索避孕藥具的服務新機制，制定出相對完善的避孕藥具管理制度，進而逐漸建立起適應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避孕藥具服務體系，進而為實現我國計劃生育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趙生力.關于避孕藥具管理體制改革問題的探討[J].人口與經濟，2007，(06)：145-147
[2] 張梅仙.規范避孕藥具管理,提高服務質量[J].中國現代醫生，2010，48(7)：81
計劃生育的利與弊范文2
【關鍵詞】 計劃生育；街道；避孕藥具；管理方法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6748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6-3429-01
避孕藥具是我國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重要物質保障，藥具工作是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基層地區，尤其是街道地區避孕藥具工作的管理狀況，直接影響著計劃生育及國家人口比例。最近幾年，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建立健全避孕藥具管理服務制度，以優質服務為手段，為計劃生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1 街道避孕藥具管理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第一，認識問題。街道管理部門對于藥具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計劃生育部門對藥具管理工作的重視程度不足，導致避孕藥具在計劃生育工作中的作用發揮不出來，藥具管理工作安排計劃性不強，落實力度不夠。
第二，落實問題。隨著社會文化的進步，街道人口對于避孕藥具有了重新的認識，但是認識的程度還達不到預期的目標。因為街道管理工作比較分散，難以對工作進行細化的跟蹤，就算計劃生育部門調整了工作的重點，也難以對藥具管理工作落到實處。
第三，管理問題。街道避孕藥具管理管理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避孕藥具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人員職責不清，管理工作不規范，管理任務不明確。
第四，使用問題。在避孕藥具正常使用過程中，會出現許多的問題和不良反應，但是由于避孕藥具管理制度不完善，不能及時有效地將問題反應給計劃生育部門，導致藥具使用過程中的問題進一步擴大。
第五，渠道問題。避孕藥具的來源渠道存在著很大的問題，計劃生育部門對于避孕藥具管理不當，藥具供應不能滿足實際的需求，發放方式方法落后，導致庫存和合理，有可能出現避孕藥具過期現象或藥具大量的堆積問題，避孕藥具發放手段、形式、渠道單一，存在著一定的安全隱患，不能滿足現在街道人口的結構變化，無法滿足街道需求。
2 街道避孕藥具管理方法
21 健全組織機構，確保藥具發放流暢 首先，街道計劃生育部門要對避孕藥具的管理工作加強領導，對避孕藥具使用情況加強隨訪，相關的藥具管理人員要有很高的責任心。要有專一的組織結構管理，建立有效的藥具發放制度，實行專人管理專人負責，在各個街道網點進行專人發放，建立有效的藥具發放制度，實現避孕藥具的采購和供應能夠暢通無阻。其次，要成立藥具管理評估小組，定期對藥具管理工作實施考核，對才在的問題進行及時的解決，進行藥具管理年度總匯，確保藥具管理工作能夠有效的進行。第三，藥具管理人員要有很高的責任心，對避孕藥具的使用情況要隨時進行隨訪，對藥具的采購和發放要有詳細的記錄，對避孕藥具的發放工作實施規范化和程序化，提高藥具使用率，加強藥具使用隨訪工作，確保藥具使用過程中安全有效。
22 實施規范化管理、確保藥具質量 第一，避孕藥具倉庫是計劃生育管理工作重要的組成部分，庫存上既要保證不積壓浪費，又要保證供應量需求，主要的任務是確保為育齡群眾提供質量安全有效的避孕藥具，通過科學合理的管理，加快藥具的流動，保證廣大街道群眾的需求。第二，制定嚴格的藥具質量管理流程體系，按照避孕藥具不同種類、品種進行有效的存放，正確有效地存放避孕藥具。第三，進行嚴格的藥具入庫出庫驗收，并做好相應的記錄，嚴格按照“先進先出，近期失效期先出”的藥具管理原則，準確配貨，及時發放。對于即將失效的藥具要對失效藥具進行報告提交相關質量管理部門。通過一系列措施來保證藥具儲存的質量，減少藥具不必要的浪費。第四，要建立相應的藥具使用信息反饋部門，對街道育齡婦女藥具使用人群進行定期的隨訪，將收集到的相關藥具質量信息進行記錄整理，對因藥具引起的各種問題進行相應的分析和上報，為計劃生育相關部門進行下一步工作提供可靠依據。
23 提高藥具管理工作 第一，對街道群眾進行計劃生育教育，使大家清楚國家計劃生育現狀和藥具管理現狀，轉變街道群眾思想觀念，加強對藥具質量管理的必須性、重要性和緊迫性的統一認識，提高計劃生育隊伍的業務素質和服務意識。第二，加強培訓，不斷提高隊伍素質，針對街道藥具管理人員業務和專業知識不足的現狀，計劃生育部門要深入開展藥具工作人員的培訓，使街道藥具發放人員能夠掌握藥具質量管理的基本要求，逐步建立一支能宣傳、會服務、懂管理的高素質藥具管理隊伍。第三，在藥具管理隊伍素質提高的基礎上，要進一步擴大藥具的發放網絡，實行開放式的發放，編輯相應的目標責任書，進一步加強藥具市場監管力度，避免免費發放的藥具流入市場，加強管理工作基礎薄弱的街道督查力度，做到真正的規范管理。
3 總 結
在我國發展的新時期下，計生藥具的管理工作有了一定的發展和提高，但是針對街道計劃生育藥具管理的工作實施和監管還存在著很大的問題，要積極地探索街道避孕藥具的管理工作，加強藥具管理學術的交流，及時掌握新技術、新產品的推廣和應用，滿足街道人群的需要，推動藥具管理工作在街道避孕藥具管理中能夠健康有序地發展。
參考文獻
[1] 王樹南淺談加強基層避孕藥具管理工作體會啪[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08（09）
[4] 李瑛中國的避孕藥具不良反應監測[J]國際生殖健康：計劃生育雜志，2012（09）
計劃生育的利與弊范文3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中國出口產業轉型升級的多維低碳模式研究”（10YJA790025）,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加快推進山東對外貿易發展方式轉型研究”（14CJJJ06）；青島市社科規劃項目“從開放大市走向開放強市--青島開放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研究”（QDSKL1401023)
當前，我國加工制造業在持續三十年的迅速發展后陷入了困境，加快產業的優化升級已成為重中之重。而作為生產業，不僅是制造業產業內和產品內分工的重要連接環節，也是加快提升制造業產業結構的重要環節。中國與日本、韓國、東盟都有大量的貨物貿易和生產貿易，因此，有必要對我國如何增強生產貿易競爭力進行比較研究。
一、中國生產性貿易發展現狀
要研究生產貿易，首先對生產貿易的相關概念進行界定。WTO《服務貿易總協定》將服務貿易定義為服務提供者從一國境內向他國境內,通過商業存在或自然人的商業存在向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并獲取外匯收入的過程。Machlup（1962）最早提出生產的概念，他認為生產業必須是能夠產出知識的產業。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開始重視對生產貿易的研究，Markusen(1989)最早提出了生產貿易這一概念，并將其定義為一種“具有規模報酬遞增性質的特殊的中間投入品”。目前，國內外學者一致認為生產業是一種知識密集型的中間需求業。參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BOP統計,本文將所研究生產劃分為：運輸、通信、建筑、保險、金融、計算機與信息、專利與特許權和其他商業服務8類。
對中國的生產貿易現狀可以從貿易規模、貿易差額和貿易結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由圖1可以看出，除2009年受經濟危機影響外中國服務的進出口總體是不斷上漲的趨勢。自2000年到2013年，中國服務進出口總額由660億美元增至5361億美元，服務出口額由301億美元增至2047億美元，出口增加了5.8倍，年均增長15.9%。中國服務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1%提高到4.5%。同期貨物進出口總額由4743億美元增長至41603億美元，貨物出口額由2492億美元增至22090億美元，出口增加了7.9倍，年均增長18.3%?？梢姺召Q易雖然發展速度很快，但中國的服務出口在世界市場上的比重仍然遠遠低于貨物出口在世界市場上的比重（11.8%）。從圖中可以看出，2000-2013年我國的服務貿易一直處于逆差狀態，在2010年后貿易逆差的規模更是明顯擴大。
從貿易結構上來看，通過對比2000與2013年我國服務出口結構（見圖2、圖3）可以看出，總體上生產貿易在服務貿易出口中所占比例是逐漸增大的，由2000年占商業服務出口的44%增長至2013年的77%。但通過進一步比較可以發現，我國生產貿易的出口結構還很不合理。從比例上看占比最大的一直是其他商業服務，其次是傳統部門運輸服務，且運輸服務的占比是逐漸增大的。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發展極為迅速，由2000年的1%增長到2013年8%，成為生產類的第三大出口服務項，表明我國技術能力顯著增強。但是2000-2013年金融、保險和專有權和特許費服務在出口結構中所占比重非常低?？梢钥闯鱿鄬τ趥鹘y勞動密集型行業，我國的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國際競爭力還是較低，高技術服務行業競爭力相對更低。但是縱向來看我國的出口結構雖然存在不平衡但是正處在不斷優化過程中。
本文選取中國、日本、亞洲四小龍(NIES，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東盟國家(ASEAN4，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作為研究對象。從生產進出口額來看，2013年東亞生產貿易出口額位于前三位的依次是中國、日本和新加坡；進口前三位的依次是中國、日本和新家坡。除韓國、新加坡是貿易順差，其他均為逆差，而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進口額遠大于出口額。從具體行業來看，各國服務貿易中除其他商業服務外運輸服務均占據最大份額。中國的建筑、計算機和信息存在貿易順差，運輸、保險、專利權和特許存在逆差，而通訊、專利權和許可出口額占比不足1%，其中專利權和許可的進、出口額分別為210億美元和9億美元，進口額為出口額的23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日本的專利權和許可，出口額達314.37億美元，是日本貿易順差最大的一項。韓國則建筑服務優勢明顯，新加坡的運輸和金融服務存在顯著順差。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旅游等非生產貿易占比較高，東盟四國的服務貿易出口額普遍較小。
二、生產服務貿易競爭力比較分析
貨物貿易的歷史由來已久，但對服務貿易開始研究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情，所以學術界還沒有針對服務貿易設計出新的評價指標。Sapir和Lutz (1981)研究發現傳統的貿易理論不僅適用于貨物貿易，也同樣適用于服務貿易領域，因此本文就選取貨物貿易研究中經常使用的幾個競爭力評價指標對東亞地區的生產貿易進行研究，便于從不同方面衡量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生產貿易的競爭力水平。
（一）國際市場占有率（MSI）指標
國際市場占有率（MSI）是指一個國家的某種服務的出口額占國際市場上該服務出口總額的比重，用公式表示：
MSIij=Xij/XWj。式中MSIij表示i國家服務j的市場占有率指數；Xij 表示i國家服務j的出口額，Xwj表示世界服務j的出口總額。MSI指數值越高， 表示該國在該服務項目上的國際競爭力越強。
從總體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來看，2013年東亞國家在國際市場占有率均較低，中國最高，MSI為4.48%。其次從具體部門來看，國家間部門差距很大，運輸服務MSI最大的為新加坡（4.81%），其次為日本、中國和韓國且相差不大。建筑服務MSI最大的為韓國（18.32%），其次為中國（10.22）、日本（8.3%）。保險、計算機和信息服務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均為最高且優勢較為明顯，通訊服務各國MSI均不足2%；金融服務除香港、新加坡超過5%其他東亞國家均不足2%，專利和許可權MSI最大的為日本（10.09%），遠遠超過第二位的韓國（1.32%）。東盟四國的服務各部門MSI均低于2%，可見其在生產貿易方面的相對劣勢。中國的金融、專利權和許可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均不足1%，不僅落后于日本、韓國，甚至低于香港和新加坡，顯示中國在高知識、技術方面與先進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
（二）貿易競爭力（TC）指數
貿易競爭力TC指數表示一國進出口貿易的差額占該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反映相對于世界市場上由其他國家所供應的一種服務而言，本國提供的同種服務是否具有優勢以及相對優劣程度。用公式表示：
。式中TCij表示i國j服務的貿易競爭力指數；Xij為i國j服務的出口額，Mij為i國j服務的進口額。TC取值范圍為[-1,1]，如果TC>0，表明該產品具有競爭優勢，反之，則不具有競爭優勢，且絕對值越大，優勢或劣勢就越明顯。
從貿易競爭力（TC）指數來看，東亞地區生產貿易競爭力差距很大，中國的生產貿易TC指數整體處于競爭劣勢。分部門來看，運輸、保險以及專利和許可中國的TC指數顯著為負，在東亞處于明顯的競爭劣勢。通訊、金融服務TC指數接近0，其國際競爭力水平也相對較低。建筑以及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的TC指數顯著大于0，顯示這兩個部門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這與上面MSI分析結論相符。注意到保險服務東亞國家整體不具有競爭力，TC指數均小于0，日本的保險服務貿易競爭力尤其弱，TC指數接近-1，與印尼相當。專利權和許可東亞除日本具有競爭優勢（0.28），其他國家地區均處于明顯劣勢。
（三）顯示性比較優勢（RCA）指數
顯示性比較優勢（RCA）指數由美國經濟學家Balassa于1965年提出，它剔除了世界和國家總量波動的影響，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一國某一產業出口相對于世界平均出口的優劣勢。RCA指數是指一國某服務出口額占該國出口總額的份額與世界出口總額中該服務出口額所占份額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式中RCAij表示第i國j服務的貿易競爭力指數；Xij為i國j服務的出口額，Xit為i國服務的進口總額；Xwj為世界服務j的出口額，Xwt為世界所有服務的出口總額。一般認為RCA<0.8為不具有競爭優勢，0.8≤RCA<1.25為有優勢，1.25≤RCA<2.5為很有優勢，RCA≥2.5表示極有優勢。
從東亞國家的數據來看，各項服務中 RCA>2.5的共四項，為日本的建筑服務（2.67）、韓國的建筑服務（7.58）、日本的專利權和許可（3.24）以及菲律賓的計算機和信息服務（3.14）。從具體行業來看，建筑服務中國的RCA指數最大（2.28），僅次于韓國和日本位于東亞第三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中國RCA指數（1.2）僅次于菲律賓，但競爭優勢明顯高于日韓等其他東亞國家。運輸服務中國雖有優勢但優勢很小，僅強于東盟四國，顯示我國雖然運輸服務數量大但質量不高。保險服務雖RCA值不高，但在東亞地區普遍競爭力弱的情況下競爭力僅次于新加坡位于東亞第2位。但通訊（0.33）、和金融（0.19）服務RCA值都低于0.5，在東亞競爭力也相對很弱。
三、提升中國生產貿易競爭力的主要途徑
通過上文的比較可以看出，近年來中國生產貿易發展速度很快，國際競爭力也得到顯著提升，但是服務貿易逆差很大且逆差額呈擴大趨勢，嚴重制約了中國的貿易競爭力，也與我國作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身份不相匹配。因此，正如當前政府提出的，大力發展生產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戰略。要快速提升中國的生產貿易競爭力主要有以下途徑。
第一，發揮政府的推動作用。在政策上對知識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增加稅收優惠和補貼扶持力度，幫助一些有發展潛力的專利權和許可、金融和通訊等行業服務企業的發展。充分發揮中國駐外使館經商參處的資源優勢，與國內的商務主管部門及行業協會相互溝通、密切聯系，為國內的服務貿易企業提供國外市場信息及準入指導，協助國內優勢服務企業走出去。同時打破行業壟斷，培育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民營資本和外資進入，以增強企業活力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
第二，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國外許多服務業發達的國家如美國等非常注重行業協會對本國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的推動作用，這點值得我們進行借鑒。可以交由企業組建服務貿易行業協會，協會自行制定行業標準和制度章程，進行行業自律管理，打破行業壟斷和低水平競爭，組織服務外包企業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進行參觀交流，為企業參與國際市場服務貿易合作提供機會。面對服務出口面臨的國外貿易壁壘和貿易爭端，可由行業協會組織相關企業進行應對。
計劃生育的利與弊范文4
【關鍵詞】剖宮產率 剖宮產指征 社會因素
剖宮產術是處理高危妊娠和異常分娩、挽救孕產婦和圍產兒生命的有效手段。近年來，基層醫院剖宮產率的升高、剖宮產指征的放寬、無明確醫學指征剖宮產的增加，給患者和家庭帶來不利影響，本文對我院近10年剖宮產率和剖宮產指征進行分析，減少無指征剖宮產的比例，將剖宮產率控制在一個科學的水平。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0年1月至2009年12月，10年間我院分娩3408人，剖宮產1161人，年齡19～42歲，平均24.8歲。初產婦2550人，經產婦858人。孕周32+2～45周。
1.2 方法 統計各年剖宮產率和剖宮產指征的構成比，剖宮產指征按胎兒宮內窘迫、社會因素、相對性頭盆不稱、試產失敗、剖宮產史、胎位異常、妊娠合并癥、妊娠并發癥、其他9大類進行統計、分析其變化。
2 結果
2.1 2000年～2009年剖宮產率逐年上升，由2000年的26.2%上升到2009年的41.5%，見表1
表1 2000～2009年剖宮產情況比較
年份
總產婦數 剖宮產數 剖宮產率%
2000
286
75
26.2
2001
297
92
31.0
2002
310
106
34.2
2003
331
113
34.1
2004
388
131
33.8
2005
387
141
36.4
2006
371
123
33.2
2007
363
115
31.7
2008
350
130
37.1
2009
325
135
41.5
2.2 主要剖宮產指征的構成變化 2000年～到2002年剖宮產指征中胎兒宮內窘迫占第一位；2003～2005年相對性頭盆不稱有增多趨勢；2006～2009年社會因素明顯增加，由2000年的10.7%上升至2009年的31.1%。見表2
表2
2000～2009年剖宮產指征構成比
3 討論
3.1 剖宮產率升高的原因
從表1中可以看出近幾年來剖宮產率逐漸升高，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社會因素的干預，孕婦及家人不愿意胎兒有任何圍產期的缺氧及產傷的風險，對陰道分娩恐懼，缺乏正確認識和信心；其次，產科醫生為避免風險而動員產婦手術產，相對性頭盆不稱未予充分的試產，年輕醫師對難產處理經驗不足，剖宮產幾乎替代了臀助產；第三，由于晚婚晚育、長期避孕、營養加強，使高齡初產婦、巨大兒、珍貴兒出生率增加，這些都是導致剖宮產率升高的原因。
3.2 剖宮產指征的變更及原因
剖宮產指征中社會因素所占比例增高，社會因素即無明顯醫學指征，孕婦及家屬要求而行剖宮產術，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1）人們在分娩認識上的偏差，過分相信剖宮產術的安全性而強烈要求選擇剖宮產。（2）社會、經濟、文化背景影響分娩方式的選擇，有的孕婦為選擇吉日剖腹出生。（3）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優生優育的愿望更加強烈。（4）醫生對自然分娩的宣教不到位。（5）產科醫療糾紛和訴訟增加，產科醫務工作者從業壓力加大，產科醫生過分重視剖宮產，減少了陰道助產技術的學習訓練。
3.3 降低剖宮產率
計劃生育的利與弊范文5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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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的利與弊范文6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 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 （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 年輕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歲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齡中位數 20歲以下 20～30歲 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后，各國又采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轉貼于
年輕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 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谥袊?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 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表1 各種中國人口預測方案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參數比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測單位或個人 平均出生預期壽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聯合國(中方案) 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銀行 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鵬(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學軍（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來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 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 《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 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 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 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 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 1993）。
表2是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模的預測結果。
表2 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模的預測 單位：億
預測單位或個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聯合國(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銀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國老齡委員會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鵬(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學軍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資料來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 《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轉貼于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 （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 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 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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