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范文1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政策 國際協調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生產和交換等經濟活動呈現國際化趨勢，資本流動和其他生產要素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際市場進一步擴大，人們稱之經濟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國政府所運用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容易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和國際金融渠道相互傳遞、相互影響；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成為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課題。我國在加入WTO后，與世界經濟聯系進一步加深，宏觀經濟政策也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原來主要運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不得不考慮外部經濟環境，匯率政策、貿易政策、外資政策將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既要注意內部的協調，更要兼顧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經濟大國的政策協調。本文就是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協調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觀經濟政策運用時需要注意的幾個方面。
一、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分析
自從20世紀50年代世界經濟聯系加強，西方經濟學者就注意到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間協調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要兼顧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同時均衡，就需要這些政策工具相互協調配合。在論述內外均衡時，產生了有名的"米德沖突"思想、"丁伯根法則"、斯旺內外均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特別是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F模型），將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IS、LM曲線和體現匯率政策的BP曲線聯系起來，集中分析了不同匯率制度和資本流動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外市場均衡中的協調配合。他們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在浮動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貨幣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爾提出"政策配合說"（Policy Mix Theory），強調以貨幣政策促進外部均衡，以財政政策促進內部均衡。這些理論，已成為現代經濟全球化形勢下世界各國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基礎。
我國經濟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紀90年代，他們針對我國特殊經濟環境提出了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認為，在我國國際資本流動管制不對稱情況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線是折線而不是直線，并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政策搭配理論。今天，在我國已加入WTO、經濟全球化形勢更為明朗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借鑒西方成熟的經濟理論，另一方面還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國經濟現狀的政策協調理論。
二、我國90s以來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實踐
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互動效應加大，二是我國的改革開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受經濟全球化影響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覺地要求與外部經濟協調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利用世界經濟穩定形勢，專注于國內均衡，在內部協調方面取得長足進步。
在20世紀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經濟實體美國、西歐經濟相對平穩，它們所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比較穩健，這給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運行環境。這一階段，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集中于國內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過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緊"搭配，成功地實現經濟的"軟著陸"。同時，我國政府還對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為日益開放的經濟提供了又一政策平臺。但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雙緊"政策同時運用，使國際收支出現較大順差，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增大。
2、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我國經濟，宏觀經濟政策不得不與之協調配合。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匯率壓力和外貿壓力。由于周邊國家的貨幣都大幅貶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形成了對出口部門沉重的壓力；而且，這些國家自我保護的外貿政策也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出口貿易。進一步地，東南亞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更深遠的影響是外資政策。國際投資者出于對投資風險的考慮而減少對外投資，使外資政策效應減弱。據國家有關統計數據顯示，1997年下半年，我國出口增長逐步放緩，貿易順差減少，貿易部門效益惡化，外國資本流入減少，國內資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經濟環境的負面影響，最終減緩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也導致1998年"通貨緊縮"現象出現。
這一時期，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需要與外部經濟協調，實行人民幣匯率貶值，外貿政策更為寬松，貨幣政策需要擴張；另一方面，為防范通貨膨脹和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政策不便使用，貨幣政策也不能過于擴張。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堅持穩定的匯率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調控經濟的運行。政府也運用外貿政策與國際經濟協調，增加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力度、減免部分出口商品稅收，鼓勵出口。但是，世界經濟特別是亞洲經濟的衰退，以及亞洲諸國采用"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政策，使我國外貿出口更為困難。1998年，我國商品出口總額1836億美元，增速僅為0．5%。對于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外需的減少就加劇了國內經濟的緊縮。這也就是為什么1997-1998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顯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國政府繼續為解決"通貨緊縮"而努力，大力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金融政策，側重于內部政策的協調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經濟增速為 7.1%，物價則持續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眾多的經濟學者認為，我國經濟要盡快走出"通貨緊縮"陰影，外部政策如匯率政策、外資政策、外貿政策必須同時加大調控力度，才能與世界經濟協調配合。
3、2000年下半年開始，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整體放緩，影響到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特別是美國、西歐、日本三大經濟實體出現衰退，它們所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到我國經濟，要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注重國際協調。
面對經濟的衰退，美國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動用行政手段推行貿易擴張和保護政策。這種政策的實施，雖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經濟各國的經濟信心，有助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貫性，便于治理"通貨緊縮"；但是，它使我國外貿出口形勢更為嚴峻，外貿政策效應更小，匯率政策又面臨協調變動的情形。出于經濟發展的長遠考慮和國內的經濟形勢，2000年以來，我國的匯率政策并未改變，只是強調了外貿政策、外資政策與外部經濟協調，鼓勵出口，同時利用穩健的貨幣政策對外國資本進行協調，引進外資。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依舊側重在國內經濟部分，這也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快速恢復。
三、加入wto后，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國際協調
從20世紀90年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實踐看出，政府出于各種經濟的和非經濟因素的考慮，以國內經濟均衡為主要目標，宏觀經濟政策側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而對于匯率政策、貿易政策和外資政策的協調使用則比較慎重。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客觀上要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國際協調。
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范文2
【關鍵詞】時間一致性 理論貢獻 啟示
一、時間一致性理論簡介及其主要觀點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針對動態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時發現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普遍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兩位學者通過以經濟政策與經濟個體之間的互動影響為主要參考因素建立了一個兩期模型進行分析，并據此重新闡述了一種反對相機抉擇政策的理論觀點，并在兩人1977年發表的論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規則勝于相機抉擇：最優計劃的不一致性》）中就時間一致性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時間一致性理論的提出為動態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兩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方面所取得的貢獻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認為時間一致性問題是指由于政策在時間上的不一致性（動態不一致性）所造成的無法完全達到預定政策效果的問題，換言之，即是指政策實施的結果由于受到政策時滯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無法達到預定目標，資源無法達到最優配置的狀況。為解決這一問題，兩位經濟學者提出是否能通過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來增強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終達到一種帕累托得以改進的狀態。他們的理論認為即使在一個公認的社會目標函數的規劃下，政府相繼抉擇政策也不能使社會達到福利最大化的狀態，原因在于當一個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謀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發現其初始制定的最優政策變得不再是最優時，若賦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機會，政府一般會重新選擇和調整最優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政策就出現了時間不一致問題，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政府每一期實施的政策實際上并未達到最優。在此分析基礎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經濟實現完全競爭和達到有效率的均衡狀態為目標的最優經濟政策后，這些最優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不會因為時間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優的狀態；這就要求政府在一開始制定經濟政策時就要充分考慮到政策的長期穩定性，防止因為政策的不斷改變而導致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公信力出現懷疑，避免刺激市場的波動情緒和整體經濟的不穩定情況的出現。因此，基普理論認為政府制定政策時應該基于單一規則而不是基于相機抉擇。
二、時間一致性理論貢獻和方法論貢獻
一方面，該理論的提出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該理論的分析過程成功運用了博弈論的分析方法，開創了新的研究模式，對整個宏觀經濟研究方法產生了深遠影響。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時，通過將政府和個人作為兩個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經濟政策與公眾預期之間的動態影響，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一致性的觀點，動態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個體在做出決策時不僅會對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實施效果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還會對政府未來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個理性預期，并分析自己的相關決策對政府未來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在上述幾種因素的影響下，若政府根據相機抉擇的思路制定政策，當經濟個體在動態決策分析思路的引導下發現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時，政府在以后做出類似的決策時可能會遭遇信任危機，從而極大削弱政策的實施效果。此外，政府在這個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為普通參與人對待的，通過對政府和理性經濟個體的決策行為的動態分析為宏觀經濟政策分析奠定了更為合理的微觀基礎。目前，以基于典型行為人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經濟分析方法已經成為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對整個宏觀經濟實證研究產生的深遠影響將會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時間一致性問題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啟示
總體而言，我們國家正處于關鍵的經濟轉型期，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我們不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但同時更要兼顧穩定大局等綜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就需要在充分借鑒和參考時間一致性理論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分析、抉擇以及有效運用進行指導，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實質上，在我國許多政策領域都存在著明顯的時間不一致問題，政府決策非一致性勢必會導致經濟個體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從而造成政策實施的效果被削弱。實踐證明，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實質上是政府和經濟個體之間的一場博弈，政策的科學性、連續性以及時效性和經濟個體對政策的反應共同決定了政策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我國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一方面要盡量減弱在宏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因經濟個體采取相應對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應綜合權衡各方因素，保證決策科學，盡量避免“朝令夕改”，這樣可以使政府的信譽得到提高，有助于經濟個體形成穩定預期，從而保證經濟平穩運行。
盡管時間一致性理論在宏觀經濟政策決定方面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該理論也并非完美，它強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基于單一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則會導致過分依賴某種規則，缺乏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降低應對經濟活動中突發事件的能力，無法及時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因此，在時間一致性理論的實踐應用中我們應在遵循按照單一規則制定政策的原則上，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努力增強把握政策實施的力度、節奏和重點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強.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論貢獻評述[J].世界經濟研究，2004，(12).
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范文3
一、中國經濟陷入“活亂”循環引發的思考
1978年中國開始進行從微觀經營機制起步的經濟體制改革，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被打破，其中主要的手段是放權讓利使政府的計劃權力削弱和分解，國家財力向企業和家庭部門轉移，經濟增長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已逐步形成，市場機制在經濟運行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經濟改革進程中還面臨著一系列矛盾。產權改革滯后，國有企業問題無法解決，銀行治理結構也沒有實質性的改進，計劃應該進一步退出的領域不能徹底退出，政府對企業進行行政性干預的能力仍然很強，社會資源的動員和配置還不同程度地受制于體制轉軌不完全和市場規則不完全的制約，經濟容易出現“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現象。
我國經濟的冷熱和“活亂”循環，表面上看是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周期性問題，實質上反映出內在體制性癥結。反經濟周期性的宏觀調控具有短期性、周期性特征，只能解決經濟總量平衡等問題，并不具有解決體制性問題的能力[1].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既是市場經濟運行周期性危機的要求，同時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為條件。由于中國市場機制不完善，經濟體制特別是投融資體制還具有很強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特征，一些投資沒有產權約束，貨幣政策很難調節市場機制，影響消費和投資，維持經濟自主增長。貨幣政策很難確保我國宏觀調控取得預期效果，我國的宏觀調控主要采用的是財政政策和行政手段。積極財政政策會放松國有企業和銀行的預算約束，強化國有企業和銀行依賴國家承擔風險的意識；強制性控制財政支出、強制性控制信貸投放和強制性壓制非國有經濟的擴張會導致舊體制的復歸。如果不解決一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和“活亂”循環難以避免。
二、國有企業功能財政化與國有企業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成功是我國經濟改革成功和宏觀調控改進的關鍵。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經在改革國有企業方面想了很多辦法，政府先后采取了“放權讓利”、“利改稅”、“撥改貸”、承包制、股份制等措施，雖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總體上看國有企業改革并不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國有企業的目標不明確，國有企業改革方向不正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只能是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一種特殊的經濟組織，是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必須承擔國家政策性負擔，不可能成為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的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因此，衡量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標準應該是市場經濟中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民營化、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財政化[2].
市場經濟中國家的經濟職能應集中在提供純公共產品、促進社會的公平和穩定、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上[3].政府履行上述經濟職能，有些需要通過建立國有企業來實現，這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中的普遍現象。就連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國家，也特別注重建立并經營一定數量的服務于國家經濟職能和實現宏觀經濟政" 策目標的國有企業。顯然，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更應注重也更容易建立并經營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實現國家經濟職能。政府應當從國民經濟整體利益出發，不僅要經營有關國計民生的自然壟斷行業，更要經營私人不愿進入或無力進入的社會公益、國防工業和高新技術等行業。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具有財政化功能。
1.國有企業具有生產公共物品的功能。公共物品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使私人廠商不愿意生產。實際上，每個人都有搭便車的動機，企圖使用他人可能會生產的公共物品。因此，國防、燈塔、市政建設、道路養護、街道照明、公園、博物館、圖書館，直至義務教育和醫療衛生等公共物品的社會需求將無法得到滿足。政府建立經營國有企業直接生產公共物品是必要的。另外，在自然壟斷產業中建立經營國有企業，將壟斷收入收歸國有，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和提高社會效益。
2.國有企業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國有企業是以國家財政為后盾的，因而它們有能力承擔一些有巨大風險的投資，并通過這些投資消除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瓶頸，例如，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國有企業能夠比較容易地進入國際經濟中那些難以進入的領域，可以迅速提高本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3.國有企業具有穩定宏觀經濟的功能。政府可以利用國有企業來增加社會總需求，如在經濟衰退時期強制國有企業增加投資，安排更多人員就業，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公平；在通貨膨脹時期政府可以要求國有企業放棄利潤，限制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水平，降低產品價格以降低物價水平；強制國有企業在不同地區布局，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強制國有企業停產和轉產，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
為保證國有企業改革成功，我們必須按照中央提出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通過拍賣、租賃、國家所有權債權化等方式將市場經濟中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國家可以集中有限的財政資金搞好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提高國有企業行為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一致性，使其成為國家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
三、國有企業改革、企業信貸硬約束與國家宏觀調控改進
財政收入水平決定了國家經濟職能的大小，也決定了國家創辦經營國有企業的數量。按照這一原則，我國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的數量必須大大減少，市場經濟中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必須民營化，國有企業改革才能成功。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后，銀行與企業成為擁有獨立財產的法人實體，就會自動地在平等、自愿、公平、等價有償、互利互惠、誠實守信的基礎上進行借貸活動，建立起真正的信用制度，產生真正的金融市場[5].政府不必也不能夠通過信貸計劃強制銀行提供企業的資金，“殺貧濟富”的銀行經營原則會形成企業信貸硬約束；政府也不必為了企業的生存對借貸的價格即利率進行嚴格的行政管制，利率可以由資金供求關系來決定。
一個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場可以使貨幣政策發揮對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使我們在今后宏觀調控中少用行政手段，主要采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貨幣政策可以很好地實現宏觀經濟政策四大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貨幣政策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到銀行面向企業和個人的借款，由此影響到總需求，進而影響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資產組合的改變和基礎貨幣或銀行儲備的需求，進而影響物價穩定；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實際工資或勞動生產率，進而影響勞動就業；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進出口價格和外國貨幣資產的需求，進而影響國際收支平衡。
利率市場化是國家宏觀調控改進的核心和經濟運行最終擺脫“活亂”循環的關鍵。利率作為最重要生產要素———資金的價格，既是由金融市場中的資金供求關系決定的，同時又調節著金融市場中的資金供求關系。利率作為一國經濟中最重要的經濟杠桿，具有反應靈敏、制約力強、作用面大的特點，它既是連接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的橋梁，又是聯系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紐帶，它通過調節儲蓄、消費和投資的流向、流量，達到以資金流引導實物流，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帶動經濟增長。利率市場化可以加速我國金融深化，逐步消除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抑制，建立一個能夠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服務的現代金融市場體系。利率市場化也可以為非國有企業提供一個寬松的投融資環境，解決我國非國有企業資金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的問題，非國有企業可以迅速地擴大生產規模和進行技術改革，可以繼續發揮非國有經濟部門支持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利率市場化以后，那些成本過高或凈生產率大大低于平均利潤率的低效率企業將會在均衡利率水平下將被逐步淘汰而自動退出市場，而只有那些凈生產率大大高于平均利潤率的高效率企業才有能力在均衡利率水平下獲得更多的資源以不斷擴大生產或投資規模，這會大大提高我國經濟的整體效益。凡是利率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利率水平能夠反映資金稀缺程度，經濟運行較容易調控，經濟發展也較平穩；而利率由政府嚴格管制、利率水平不能夠反映資金稀缺程度，經濟運行較難調控，經濟發展總會出現大起大落。
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財政化、沒有必要存在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后，可以建立起一個穩定的能夠充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決定了宏觀經濟目標和政策手段之間傳導機制的性質和可能影響的" 程度，進一步決定宏觀經濟政策運用的實際效果。這套制度包括政府的財政預算分配制度、稅率稅種和稅收征管制度、貨幣發行和中央銀行制度、金融體系的內在組織結構、基本的會計統計制度、政府的財政金融監督制度等等。如果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很穩定，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手段的變量之間就會有穩定的統計相關性，可以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手段選擇的科學性，引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中國當前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具有如下特點：政府財力有限和機構膨脹的矛盾日益突出，國家財力在國有企業和銀行的流失十分嚴重，削弱了政府調控經濟可以運用的財力；負責宏觀調控的中央政府部門的改革和政策職能的建設嚴重滯后，加上缺乏互相之間的監督和協調，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手段的選擇錯過了很多最好的時機，加劇了經濟的周期波動；財政金融政策仍然不能擺脫過度集中和缺乏法治的傾向，特別是在金融監管的問題上，很多政策出臺背離市場經濟的原則，用的是計劃經濟的行政手段，干的是拍腦袋的事，結果損害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一個穩定的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可以解決貨幣政策和財政金融政策的選擇失當、政策出發點同政策執行的實際效果背離、決策過程的時滯太長、政府官員瀆職和濫用職權等等問題，改進國家宏觀調控改進，使經濟運行最終擺脫“活亂”循環。
參考文獻：
[2]劉振彪。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功能財政化[J].湖南財經高等?？茖W校學報，2004，（1）。
[3]睢國余，藍一。企業目標與國有企業改革[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
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范文4
1.1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概念
房地產宏觀調控是指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從宏觀上對房地產業進行指導、監督、調節和控制,促進房地產市場供需總量、供需結構平衡,實現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管理活動。從調控體系上可將宏觀調控分為政策調控和戰略調控。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是從經濟角度,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與土地政策等措施對市場行為進行經濟性約束。房地產宏觀戰略調控,是從法律和行政角度,對房地產市場環境與房地產市場系統全局進行引導和規劃。
1.2房地產戰略調控與政策調控的主要區別
調控手段差異。政策調控是對房地產市場行為等進行經濟性約束和懲罰,對市場失誤進行糾正,對市場失靈進行補充,對市場失效進行調整。戰略調控是對房地產市場行為進行引導、懲罰和制度安排,具有強制性和法律性。
調控目標差異。政策調控旨在對房地產市場價格波動進行調節,維持市場短期局部的穩定,協調發展房地產投資市場和消費市場。戰略調控旨在制訂房地產發展規劃、房地產市場戰略調整,維持房地產市場總供需總量平衡,促進其平穩健康發展；同時優化供需結構,保證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房地產戰略調控的必要性
戰略調控有利于調整房地產經濟與國民經濟的關系。當前我國發展房地產業主要從總量上加大房地產業投資,由于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國民經濟過分依賴于房地產業。而戰略調控是從結構上對房地產業進行調整,提高房地產業的增加值,促進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實現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戰略調控有利于推進城市化進程。我國城市化進程緩慢,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城市化與房地產業發展不協調,而政策調控僅調控區域性和短期性市場波動。戰略調控則是從整個房地產市場出發,制訂房地產長期發展規劃,實現房地產業與城市化的協調發展。
戰略調控有利于協調城市規劃和城市經濟的發展。當前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產開發,而忽視城市規劃,造成城市規劃與城市經濟發展不協調。政策調控只是用經濟手段實現資源合理配置,而戰略調控則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強城市建設和城市規劃的約束性,從而更好地協調城市規劃和城市經濟的發展。
2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主要問題及反思
(1)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本身的問題。一是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失靈問題。其一,宏觀調控政策滯后性。宏觀調控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需要一段過程,包括問題的發現、調控政策的制定、實施。而市場的易變性、波動性會使得政策無法執行,形成滯后性。其二,宏觀調控政策靈活性較差。宏觀經濟政策是面向整體市場,解決短期經濟問題。而房地產市場是區域性較強的市場,易造成部分區域適應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據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調控細則,也只是一紙空文。另外,還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對市場問題把握不準。其三,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不力?！吧嫌姓?下有對策”,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沖突、調控細則歪曲調控政策、政策執行者不作為、政策執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產宏觀調控失效問題。其一,宏觀調控政策經濟約束性失效。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因為利用土地、貨幣、財政、稅收政策等對違反市場行為者進行經濟性懲罰。在實施懲罰過程中,會因“尋租”、“招商引資”政策、經濟懲罰力度不夠使得執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資回報遠大于經濟性懲罰,致使政策經濟性約束性失效。其二,宏觀調控政策片面性。綜觀我國已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皆是針對某個具體問題或現象。其三,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時間短。我國宏觀調控實施后,會在短期內產生一定效果,之后問題會更嚴重,主要是因為宏觀經濟政策僅在短期內影響部分房地產市場主體行為。
(2)房地產宏觀調控引發的問題。一是房地產市場環境問題。其一,宏觀調控使房地產市場經濟環境更加惡劣。一方面宏觀調控使得房地產投機回報率增加,投資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產市場儼然是住房投機市場而非消費市場。特別是大量制造業資本或者其他重要實體經濟資本投資樓市,加劇了市場投機行為。另一方面宏觀調控使得開發商大建高檔住房,而高檔住房成交拉動房價,使得中端房價也跟隨上升,中端住房出現泡沫。因此,調控使得房價越調越高,住房越來越困難,房地產市場環境變得更加惡劣。其二,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法律環境受到質疑。我國房地產宏觀政策效用大減,2006年的國八條和國六條實施后,房價出現短暫回調后又升到較高水平。使得人們質疑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多次調控表明,房地產宏觀調控并不能引領房地產市場走向、改變房價走勢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權利。二是房地產市場系統問題。其一,房地產市場投機預期高漲。宏觀政策調控使得房價不跌反漲,投機者信心高漲。根據消費者行為理論,消費者(投機者)“買漲不買跌”,于是投機者看漲預期形成,大量投機資本進入樓市,房價越炒越高。其二,我國房地產市場住房投資功能強于消費功能。目前樓市投機盛行,政府宏觀調控不力,使得購買住房主要是為投資而非消費。宏觀調控使得購房者購房越來越困難,消費市場逐漸萎縮,投資市場成為主流。其三,投資者與消費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開發商與消費者的矛盾,征稅增加開發成本,而開發商會將稅收納入房價,將賦稅轉嫁給了購房者,房價越高,購房越困難,開發商與購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機者與購房者的矛盾,如為抑制投資,提高稅率,但同時增加了自住、投機購房者的購買成本,可投機者掌握大量資本,并不受其影響,他們只需投資回報率大于銀行或其他投資回報率,就不愿退出房地產投機市場,反而使自住需求減少。結果造成一方面投機者擁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購房者又買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完善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新思維
3.1繼續改進和完善我國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
(1)彌補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視對宏觀調控效果評價,制定更加準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準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解決政策失靈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要適時、針對性地執行,嚴格執行制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第二,加大宏觀調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觀調控執行力。執行力關系到效果與目標的差異。要力求避免執行力大打折扣、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不作為的現象,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執行,努力構建宏觀調控政策監督體系。第三,著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積極引導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機制。第一,完善稅收政策調控機制。稅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產要素再分配。對房地產征稅,主要應增加住房投資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費成本。目前我國住房稅收調控既抑制投機,也增加住房消費成本,由此引發住房難問題。因此,很有必要對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轉交易分別設計征稅。只有增大持有投資住房的稅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資投機行為,即讓投資房地產的收益小于成本,才會抑制投機。第二,完善土地出讓機制,最大限度地為保障性住房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我國土地現行的“招拍掛”出讓機制,造成了房價的不斷提高,建議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現行的價高者得的招拍掛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讓而采取應價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價招拍掛,可以實現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將這部分資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設,以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難問題。
3.2逐步啟動和發展我國房地產宏觀戰略調控
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范文5
一、會計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內涵
會計政策分為宏觀（政府）會計政策和微觀（企業）會計政策兩個層次。宏觀會計政策主要指一國或一個地區的會計實務規范的可選擇空間，通常體現為有關會計法規、會計準則和會計原則的制定。微觀會計政策指在既定的可選擇的領域內，根據企業的目標、會計人員的偏好，對可供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程序進行定性、定量的比較分析進而選擇的過程。我國具體會計準則財會字[1998]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中將會計政策解釋為“企業進行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采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不難看出，該定義的會計政策主要指微觀層次上的會計政策選擇。可見，宏觀和微觀會計政策是指會計政策的制定和選擇兩個不同的方面。本文所說的會計政策包括宏觀會計政策，也包括微觀會計政策。
經濟政策是為實現既定的目標，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時期內組織、調節、控制經濟活動的行為規范和準則，一般地，經濟學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主要通過分析國民經濟中有關經濟總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如何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充分利用資源；而微觀經濟學通過分析與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有關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合理配置資源。相應地，經濟政策也包括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國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科學技術政策、國際收支政策、會計準則等。微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賒購政策、賒銷政策、價格政策、股利政策、會計政策等。
由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宏觀會計政策（會計準則），微觀經濟政策包括微觀會計政策?？梢?，會計政策是經濟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與其他經濟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進經濟健康、有序、穩定地發展。
二、會計政策選擇應服務于經濟政策
這是會計理論傳統研究方法中經濟學家的觀點。該方法認為，會計政策選擇要能反映對宏觀經濟指標變動的控制能力的影響，應關注“一般的經濟福利”。比如，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企業為了謹慎起見，對存貨的發出就應該選擇后進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進先出法（FIFO）進行核算，對固定資產就應該采用加速折舊法。同時，會計政策選擇應考慮行為性影響和“宏觀經濟后果”，體現政府宏觀經濟政策預期目標。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報告準則應當能引導個體經濟行為與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相一致……會計準則要符合政府宏觀經濟目標和經濟計劃?！?/p>
1、會計政策和會計程序應充分反映經濟現實。經濟政策是孕育會計政策的土壤之一，是影響會計政策制定和選擇的重要因素。經濟政策是政府對經濟現實進行管理的意圖，反映了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及對產業機構調整的方向。從國家制定的經濟政策可以看出，哪些行業和行為是被限制的，哪些行業和行為是受支持和鼓勵的。經濟政策的貫徹實施離不開會計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輔助。政府會計政策的制定，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都應該充分體現經濟政策，反映經濟現實，只有這樣，經濟政策才可能得到貫徹，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才得以實現。比如，1962年美國國會提出了《收入法》法案，其中規定：技術改造投入的固定資產可以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扣減后再繳納所得稅。其中的扣減辦法有兩種：流進發（固定資產購買當年全部扣完）和遞延法（固定資產分年抵扣）。當時美國的經濟政策是大力鼓勵固定資產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根據這一經濟情況，最終選擇了流金法扣除。此后，又出現了自我保險和大災難公積金，債務重組、通貨膨脹、外幣變動等會計政策。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從來就是依賴于政府部門。會計準則體現的是政府的意志，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就成了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我國《企業會計制度》別規定，企業核算應遵循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就是說企業應當按照經濟業務的實際內容而不是各種形式來確定會計處理方法。如果僅僅依靠經濟業務事項的某種形式來確定會計處理方法，難免會造成會計信息失真。這一會計政策的出臺，不可否認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也有它的經濟政策背景。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失真嚴重，誠信遇到危機。在這種大環境下，國家倡導2002年為“誠信年”，所以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是順應了加強企業誠信建設的這一經濟政策。
2、會計方法和技能的選擇要充分考慮經濟后果。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會計信息會導致社會資源重新配置，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因此，會使一部分集團和個人得利，另一部分集團和個人失利。所以會計政策的制定、會計方法和技能的選擇就成為各個利益集團斗爭的焦點所在。如何權衡各個利益集團的得失，是會計準則的制定和會計政策的選擇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在這里，引用廈門大學會計系陳華在《經濟后果觀與美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一文中提到的一個例子。1975年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頒布了財務會計準則第八號公告（SFAS8），要求跨國企業的外匯折算采用時態法，且折算利得或損失計入當期損益。該準則一經頒布，立即成為眾矢之的，其中反映最強烈的要數企業的管理人員，有些企業甚至在報表附注中對SFAS8的理論基礎表示懷疑。事實上，單純從理論角度看，SFAS8完全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和利率平價理論。但使企業管理層最為惱火的是其易變和不可控的外匯折算差額必須進入損益表，這勢必影響企業管理層的薪酬計劃。同時，波動的會計利潤向市場傳遞的是企業發展不穩定的訊息，從而影響企業在資本市場上對資金的籌集。迫于各方的壓力，六年后FASB頒布了SFAS52，規定改用現行匯率法，并將外匯折算差額作為一個單獨的項目列入所有者權益，平息了企業管理層的強烈反對。可見，因經濟后果的存在，使理論上更為完善的SFAS8無法實施，而理論基礎欠缺的SFAS52卻因兼顧了管理層的利益而得到廣泛認可。所以，在會計政策制定和選擇時，應充分考慮行為性影響和由此帶來的經濟后果。另一方面，有些人為了達到自己希望的經濟效果而利用會計政策選擇來實現。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若CEO的報酬計劃以收益為基礎，管理人員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傾向，則管理人員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會計程序，以求個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將報告收益由未來期間，提前至本期確認；（2）若企業發生虧損，將未來可能虧損提前至本期注銷，以提高未來收益；（3）若分紅計劃包括認股權，則選擇“拉平”收益的會計方法，以保持股票價值的穩定增長。
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范文6
在雙重需要、多重目標的牽制下，結構性減稅對于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將愈加凸顯，是影響此輪宏觀調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營改增”是結構性減稅的主要內容，應加快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同時相應調低增值稅標準稅率，使平均稅負水平實質性下降。
在全面評估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基礎上，2012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了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決定。這樣，我國已經連續實施兩年的“積極加穩健”宏觀經濟政策搭配格局延續至第三個年頭。不過，考察以往宏觀經濟政策運行的軌跡可以發現，繼續實施不等于全面復制。相同的宏觀經濟政策搭配可能包含不同的實際內容，甚至包含顯著的調整或變化。深刻認識、正確把握這些調整和變化，對于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做好2013年的經濟工作十分重要。
積極財政政策須滿足雙重需要、鎖定多重目標
從2008年算起，圍繞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蔓延和演變，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搭配格局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積極財政政策加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積極財政政策加穩健貨幣政策。這兩種搭配，總的傾向都是擴張，只是擴張的力度和結構有所不同。
在連續實施5年的擴張性操作之后，相對于以往，2013年的財政擴張性操作至少有三點不同：其一，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作用下，擴張性操作的效果有所下降。即使再采用類似2008年那樣的大規模經濟擴張措施，其擴張作用也不會達到當年的程度。其二，在擴張性經濟政策自身規律的作用下，粗放型擴張對于結構調整的負作用有所顯現。較之危機前，我們今天面臨的結構調整壓力更大、任務更重，也更加緊迫。其三，隨著全球經濟持續震蕩和我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真正意義上的復蘇不可能在現有的經濟結構基礎上實現；要使經濟走上持續健康發展的軌道，必須加大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力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這意味著，我們不能簡單采用類似2008年那樣的大規模經濟擴張措施，更不能以犧牲調結構為代價實現經濟增長目標，而必須以實現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為目標，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斷優化經濟結構中實現增長。為此，積極財政政策必須滿足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的雙重需要，同時鎖定穩增長、調結構、控物價和防風險等多重目標。
積極財政政策的三個支點：增赤、減稅、擴支
作為一種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操作，積極財政政策的實際內容必然要落實于增加赤字、減少稅收和擴大支出三個方面。
增加赤字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財政赤字的規模及其邊際效應直接決定財政擴張力度的大小。實施財政擴張，2013年的財政赤字就要在2012年的基礎上有所增加。把通過舉借國債和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彌補的財政赤字（分別為8000億元和2700億元）合并計算，2012年財政預算赤字的總規模超過1萬億元?？紤]到2013年的經濟走勢和實施財政擴張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可以預期，2013年財政預算赤字的增加額當以數千億元計。
再看減稅和增支。一筆特定數額的財政赤字可以支撐減稅，也可以支撐擴支，還可以同時支撐減稅和擴支。這取決于對積極財政政策擴張力度的把握。鑒于稅收和支出的乘數差異，一般而言，擴大支出較之減少稅收具有更大、更直接的擴張性效應。然而，考慮到兼顧雙重需要、鎖定多重目標的當下宏觀經濟政策格局并權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則可以判斷，2013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應以實施結構性減稅為重心。
以結構性減稅而非以擴大政府支出為重心，是因為減稅主要通過民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實施經濟擴張。這樣做，一方面有助于實現逆周期調節的穩增長目標；另一方面有助于將更多的投資決策權交給市場，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避免粗放型擴張，更好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對于推進結構調整的作用。正是出于這種考慮，在2012年特別是2012年下半年，結構性減稅已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載體。進入2013年，在雙重需要、多重目標的牽制下，結構性減稅對于財政擴張的作用將愈加凸顯，甚至可能成為影響此輪宏觀調控效果的主要因素。這就意味著，2013年的財政預算赤字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份額用于支撐結構性減稅。
擴大政府支出，對于實施財政擴張無疑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宏觀經濟政策格局中，擴大政府支出的操作曾作為主要載體而立下汗馬功勞。也正是憑借以擴大政府支出為主要載體的操作，我們才得以在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形勢下率先走上回升向好軌道。但是，鑒于宏觀經濟形勢已經發生重要變化，鑒于宏觀經濟政策格局已經作出重大調整，特別是兼顧穩增長和調結構的需要已經日趨凸顯，2013年的擴大政府支出操作將不能不有所節制。各級政府不僅要厲行節約，嚴格控制一般支出，把錢用在刀刃上，而且對即便是必須增加的公共投資支出，也要在鼓勵并引導好民間投資的同時，更多地投向打基礎、利長遠、惠民生又不會造成重復建設的基礎設施領域。這就意味著，在2013年的財政預算赤字中，用于支撐擴大政府支出的部分應少于往年，起碼要少于用之于支撐結構性減稅的數額。
積極財政政策的主戰場：“營改增”
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載體，有關結構性減稅的推進路線和具體安排在2013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格局中備受關注。
推進結構性減稅，可以有多種選擇。比如，現行稅制體系中的18種稅似乎都可以作為減稅的對象，統統砍上一刀。但是，將現行稅制體系格局與“十二五”稅制改革規劃相對接就會發現，減間接稅而非直接稅，減收入所占份額較大的主要間接稅，應該是推進結構性減稅的重點。因此，2012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論及結構性減稅時提出，“要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p>
進一步說，在現行稅制體系中，收入所占份額較大、可稱為主要間接稅的，分別是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2011年，這3個稅種占全部稅收收入的份額分別為41.1%、15.25%、8.79%。其中，增值稅最適宜作為結構性減稅的主要對象。其一，根據“十二五”稅制改革規劃，營業稅的前途已經鎖定為改征增值稅，營業稅終歸要被增值稅“吃掉”。其二，消費稅的基本征稅對象是奢侈品和與能源、資源消耗有關的商品。消費稅的任何減少，都牽涉到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節能減排政策，歷來難以達成共識，不能不格外謹慎。其三，增值稅塊頭兒最大，系當前我國第一大稅種。它的任何變動，哪怕是輕微的變動，都會顯著影響稅收收入全局，其減稅效應可能最大。故而，以減少增值稅為主，顯然是實施結構性減稅的正確選擇。
目前正在上海等地試行的“營改增”方案，本身就是一項涉及規模最大、影響范圍最廣的結構性減稅舉措，為削減增值稅稅負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其一，隨著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因營業稅無抵扣而導致的重復征稅現象，將會通過相關行業納入增值稅覆蓋范圍而趨于減少，從而使其稅負水平得以減輕。其二，隨著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因增值稅轉型改革而帶來的兩稅稅負失衡矛盾（隨著增值稅稅負下降，營業稅稅負相對上升），將會通過相關行業納入增值稅覆蓋范圍而趨于緩解，從而使相關行業的稅負水平減輕。其三，隨著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并新增兩檔較低稅率，增值稅的平均稅率水平以及整體稅負水平將趨于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