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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1
一、會計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內涵
會計政策分為宏觀（政府）會計政策和微觀（企業）會計政策兩個層次。宏觀會計政策主要指一國或一個地區的會計實務規范的可選擇空間，通常體現為有關會計法規、會計準則和會計原則的制定。微觀會計政策指在既定的可選擇的領域內，根據企業的目標、會計人員的偏好，對可供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程序進行定性、定量的比較分析進而選擇的過程。我國具體會計準則財會字[1998]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中將會計政策解釋為“企業進行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采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辈浑y看出，該定義的會計政策主要指微觀層次上的會計政策選擇。可見，宏觀和微觀會計政策是指會計政策的制定和選擇兩個不同的方面。本文所說的會計政策包括宏觀會計政策，也包括微觀會計政策。
經濟政策是為實現既定的目標，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時期內組織、調節、控制經濟活動的行為規范和準則，一般地，經濟學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主要通過分析國民經濟中有關經濟總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如何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充分利用資源；而微觀經濟學通過分析與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有關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合理配置資源。相應地，經濟政策也包括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國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科學技術政策、國際收支政策、會計準則等。微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賒購政策、賒銷政策、價格政策、股利政策、會計政策等。
由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宏觀會計政策（會計準則），微觀經濟政策包括微觀會計政策?？梢?，會計政策是經濟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與其他經濟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進經濟健康、有序、穩定地發展。
二、會計政策選擇應服務于經濟政策
這是會計理論傳統研究方法中經濟學家的觀點。該方法認為，會計政策選擇要能反映對宏觀經濟指標變動的控制能力的影響，應關注“一般的經濟福利”。比如，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企業為了謹慎起見，對存貨的發出就應該選擇后進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進先出法（FIFO）進行核算，對固定資產就應該采用加速折舊法。同時，會計政策選擇應考慮行為性影響和“宏觀經濟后果”，體現政府宏觀經濟政策預期目標。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報告準則應當能引導個體經濟行為與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相一致……會計準則要符合政府宏觀經濟目標和經濟計劃?！?/p>
1、會計政策和會計程序應充分反映經濟現實。經濟政策是孕育會計政策的土壤之一，是影響會計政策制定和選擇的重要因素。經濟政策是政府對經濟現實進行管理的意圖，反映了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及對產業機構調整的方向。從國家制定的經濟政策可以看出，哪些行業和行為是被限制的，哪些行業和行為是受支持和鼓勵的。經濟政策的貫徹實施離不開會計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輔助。政府會計政策的制定，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都應該充分體現經濟政策，反映經濟現實，只有這樣，經濟政策才可能得到貫徹，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才得以實現。比如，1962年美國國會提出了《收入法》法案，其中規定：技術改造投入的固定資產可以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扣減后再繳納所得稅。其中的扣減辦法有兩種：流進發（固定資產購買當年全部扣完）和遞延法（固定資產分年抵扣）。當時美國的經濟政策是大力鼓勵固定資產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根據這一經濟情況，最終選擇了流金法扣除。此后，又出現了自我保險和大災難公積金，債務重組、通貨膨脹、外幣變動等會計政策。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從來就是依賴于政府部門。會計準則體現的是政府的意志，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就成了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我國《企業會計制度》別規定，企業核算應遵循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就是說企業應當按照經濟業務的實際內容而不是各種形式來確定會計處理方法。如果僅僅依靠經濟業務事項的某種形式來確定會計處理方法，難免會造成會計信息失真。這一會計政策的出臺，不可否認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也有它的經濟政策背景。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失真嚴重，誠信遇到危機。在這種大環境下，國家倡導2002年為“誠信年”，所以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是順應了加強企業誠信建設的這一經濟政策。
2、會計方法和技能的選擇要充分考慮經濟后果。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會計信息會導致社會資源重新配置，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因此，會使一部分集團和個人得利，另一部分集團和個人失利。所以會計政策的制定、會計方法和技能的選擇就成為各個利益集團斗爭的焦點所在。如何權衡各個利益集團的得失，是會計準則的制定和會計政策的選擇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在這里，引用廈門大學會計系陳華在《經濟后果觀與美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一文中提到的一個例子。1975年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頒布了財務會計準則第八號公告（SFAS8），要求跨國企業的外匯折算采用時態法，且折算利得或損失計入當期損益。該準則一經頒布，立即成為眾矢之的，其中反映最強烈的要數企業的管理人員，有些企業甚至在報表附注中對SFAS8的理論基礎表示懷疑。事實上，單純從理論角度看，SFAS8完全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和利率平價理論。但使企業管理層最為惱火的是其易變和不可控的外匯折算差額必須進入損益表，這勢必影響企業管理層的薪酬計劃。同時，波動的會計利潤向市場傳遞的是企業發展不穩定的訊息，從而影響企業在資本市場上對資金的籌集。迫于各方的壓力，六年后FASB頒布了SFAS52，規定改用現行匯率法，并將外匯折算差額作為一個單獨的項目列入所有者權益，平息了企業管理層的強烈反對。可見，因經濟后果的存在，使理論上更為完善的SFAS8無法實施，而理論基礎欠缺的SFAS52卻因兼顧了管理層的利益而得到廣泛認可。所以，在會計政策制定和選擇時，應充分考慮行為性影響和由此帶來的經濟后果。另一方面，有些人為了達到自己希望的經濟效果而利用會計政策選擇來實現。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若CEO的報酬計劃以收益為基礎，管理人員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傾向，則管理人員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會計程序，以求個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將報告收益由未來期間，提前至本期確認；（2）若企業發生虧損，將未來可能虧損提前至本期注銷，以提高未來收益；（3）若分紅計劃包括認股權，則選擇“拉平”收益的會計方法，以保持股票價值的穩定增長。
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2
關鍵詞：資本賬戶開放 國際收支結構 可維持性
中圖分類號：F85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770(2006)11－031-02
一、資本賬戶開放的研究成果綜述
資本賬戶開放的現有研究成果較多，除對資本賬戶開放的內涵與外延進行的分析之外，還包括：(1)資本賬戶開放對一國經濟的宏觀、微觀影響，收益與風險分析；(2)資本賬戶開放的國別經驗與國際模式比較，通常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這兩個維度分類與探討；(3)資本賬戶開放的操作問題，一般分為資本賬戶的前提條件、模式選擇、順序選擇三個問題；(4)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研究，包括動因、路徑、現實約束條件、影響、步驟、配套措施，甚至進程等等。其中，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
Benu Schneider(2000)基于國別經驗，指出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賬戶的前提條件涉及到財政的穩固、通貨膨脹、金融部門的改革、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經常賬戶收支、外匯儲備、金融部門的審慎性要求、監管、降低關稅壁壘和多元性的出口等等。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有序路徑”研討會上，與會專家討論認為一個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前提條件是：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強有力的金融制度、一個有力和有自的中央銀行，以及及時、準確和綜合性的信息披露。國內學者吳曉靈(1997)提出開放的四個條件，包括健全的財政體系、靈敏的微觀活動主體、內外資金融機構稅負相當、健全的金融體系和強有力的金融監管。姜波克(1999)提出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穩定的宏觀經濟狀況，一定的發展水平(經濟規模和競爭力)、國內金融體系的深化，微觀經濟主體的塑造，高效穩健的金融監管，合適的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外匯短缺的消除，可維持的國際收支結構，合適的貨幣自由兌換。在此，姜波克首次提到了可維持的國際收支結構，但還沒有明確提出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概念。
二、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定義的提出與內涵
在《資本賬戶開放研究：一種基于內外均衡的分析框架》一文中，姜波克、朱云高首次明確提出了“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概念，指出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有三種定義，包含短期與長期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短期內，經濟和金融體系在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下，可以承受、消化和扭轉大規模短期資金的逆向流動，從而使國際收支免遭重大影響，經濟保持穩定增長。第二層含義是指在長期內，在不危及內部均衡的條件下，一項賬戶的差額可以被另一項賬戶的反差額所彌補，一個時期的國際收支差額被另一個時期的反差額所彌補，即國際收支能保持跨期均衡。朱云高(2004．10)在《論資本賬戶開放的動態條件》一文中提出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核心條件，并在此文中“給出一個更加準確的定義”如下：
所謂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指，如果國際收支平衡和當前實現內部均衡的政策是一致的，這種國際收支結構就是可維持的。反之，如果國際收支平衡要求為實現內部均衡目標而采取的現行政策作一個急劇的變化(如本幣急劇的貶值或強烈的需求緊縮政策等)，那么這樣的國際收支結構就是不可維持的。在該定義中，我們關注的國際收支平衡并不要求總量上每年都達到平衡，而是國際收支內部的結構能否保持協調和平衡的趨勢。因為如果內部結構不平衡的話，即使當前能夠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那么在以后的年份國際收支仍可能會惡化，所以我們非常重視國際收支的內部結構。
盡管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的定義被進一步修正，但對該定義的解釋反而使定義變得更加模糊，此其一。其二，對于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核心條件這一命題，作者并沒有進行進一步的論證，有待澄清和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對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定義的探討
1、內外均衡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系
盡管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似乎是一個新的觀點，但在國際金融學說的研究領域，各國學者們早就對內外均衡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系進行過深入探討。丁伯根(Tinnbergen，J．1959)提出，一國政府若想達到一個經濟目標至少須采用一種有效的政策工具，而有效政策工具被采行的數目須與想達成的獨立的政策目標一樣。多米德(Meade，J．E．1951－55)指出，在開放的經濟中應該用財政政策穩定國內經濟，用貨幣政策穩定對外經濟，一國政府若單獨使用某一改變政策來追求內外平衡，其結果將導致該國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之間的沖突。以上述思想為背影，60年代蒙代爾提出“有效市場分類原則”或“蒙代爾搭配法”。蒙代爾認為，在一個開放型宏觀經濟運行中，內部與外部平衡的矛盾可采用兩種獨立的政策并進行適當的搭配來解決。其中，一種政策用于解決內部平衡，另一種政策用于實現外部平衡即國際收支平衡。他認為，一種政策工具如果同時用以對付兩個相互獨立的政策目標，兩個目標反而都不能實現。因此，要實現多少種相互獨立的政策目標，就要有多少種不同的政策工具，每一種政策工具應被搭配及用來達成其最能有效達成的政策目標。假如一國政府不遵循以上的這個原則，則該國將同時脫離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并且愈離愈遠。如果一國政府能夠適當地搭配與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則將可以同時達成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的經濟目標。當然，蒙代爾政策配合理論也有其局限性，如政策的選擇單調，僅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沒有考慮到利率之外因素對資本流動的影響等等，但是其理論明確地說明在資本賬戶開放及資本管制之間如何實現平衡，政府政策是有所作為的，問題是在政策的采用上的搭配。這種政策搭配也正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因此，前述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的定義有待商榷，因為每一種政策工具將同時影響一國的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作者在對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下定義時，強調的是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目標的政策之間沒有沖突，按照蒙代爾的理論邏輯，這怎么可能實現呢？這是要進一步論證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資本賬戶開放核心問題這一命題所需要解釋的第一點。
2、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與國內經濟金融體制的關系
如果只是強調政策目標的一致性，不考慮現行國內經濟金融體制，只要對現行國際收支的調整政策目標不與國內均衡的調整目標相沖突，國際收支結構就應該是可維持的。然而，僅從政策運用的目標層面來下定義，將導致難以判斷國際收支結構的可維持性。舉例而言，資本賬戶開放之后外國資本可能會大規模地流入，銀行體系的可貸資金將相應增加，中國這種銀
行主導性的國家情況更會如此。他國的經驗表明，面對資本大量流入而引起的銀行體系可貸資金迅速膨脹，如果沒有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那么結果是災難性的，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就是如此。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很可能會放松風險約束，大舉涉足高風險部門或行業，如將貸款直接投向房地產和有價證券等具有高回報率的領域，或是通過參股控股房地產公司和證券公司，變相將資金投入進去，并使這些部門的資產價格迅速膨脹。而這一切將不可避免把整個社會經濟推向泡沫化，并以累積大量的不良資產而告終。
3、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的量化指標
由于提出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這一觀點的文獻太少，對該定義的內涵并沒有一個很清晰明確的界定，對指標的討論顯得為時過早，但對量化指標進行一些方向性的討論應該有助于分析什么是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如果把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的量化指標割裂劃分為經常賬戶與資本賬戶，按照多個維度分別進行競爭力的評價，并不能由此得出一國國際收支結構是否是可維持性的結論。
有觀點認為可維持性的國際收支結構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經常項目在長期中保持平衡。因為經常項目赤字必然要由資本項目的資本流入來彌補，長期的赤字就會造成舊債必須靠不停地借債來維持，一旦資本流入減少甚至凈流出，就會爆發債務危機。另一個要求是資本項目中短期資本的比例要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因為短期資本流動性和投機性很強，一旦基本因素或預期因素發生大的變化，就會大量流出，如果短期資本比例過高，就會使一國的國際收支不可維持，放大基本因素中的不利影響。由此似乎可以總結出相應的判斷依據：經常賬戶的長期平衡，以及資本項目短期資本的比例上限。后者可以在實證分析之后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字或者區間，但經常賬戶的長期平衡則難以量化。
此外，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否可以一分為二，包括經常賬戶可維持性與資本賬戶可維持性，還是如IS－LM－BP模型中，把國際收支均衡表述為零官方儲備交易余額。因為從國際收支賬戶分類的角度看，一共有四類第一類為經常項目，第二類為長期資本流動，第三類為短期私人資本流動，第四類是官方儲備的短期資本流動。
4、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與內外均衡的關系
一國現行的經濟運行狀態是否與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有關，或者說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否建立在一國內外均衡基礎上，對此有待論證。在《論資本賬戶開放的動態條件》一文中，作者指出，“‘內外均衡目標的同時實現’就是我們提出的國際收支結構的可維持性概念。如果資本賬戶開放不能促進內外均衡目標的同時實現，那么即使在資本賬戶開放之前經濟運行的各種指標非常好，也沒有多大的意義”。內部均衡是指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鑒于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之間具有一致性，人們通常定義內部均衡為“無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作者認為，內部均衡應該包括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外部均衡是指國際收支是否能夠平衡。如果說國際收支結構的可維持性在于內外均衡目標在資本賬戶開放之后同時實現．而不管資本賬戶開放之前經濟運行的狀態，那又該如何判斷何時該開放資本賬戶呢？這其中似乎存在難以自圓其說的邏輯陷阱。
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3
【關鍵詞】地方政府行為；效率；影響因素
一、政府行為的內涵與外延
《現代政府管理大辭典》將政府職能定義為政府依法對國家社會生活諸領域進行管理所擔負的職責和功能。政府角色是將政府人格化來定位政府作用，它可以理解為政府的制度化行為，是通過政府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或以職務為名義的行為實現和體現出來的，是對這些政府工作人員具體職務（及職務相關）行為的抽象和概括。政府功能指政府所發揮的有利作用，其涵義比政府作用窄，后者包括有利的，也包括不利的。政府角色同樣也包括好的角色和壞的角色。政府行為是指是政府為了履行其經濟職能與角色，發揮政府應有的作用與功能，在現實中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規則、制度、政策以及其它一切和政府相關的行為總和。本文采用政府行為而不是政府職能，表明研究的重心不是政府應該怎樣，不是出現在政府文件中的政府職責或政府職能，而是實證考察政府在現實中都干什么以及這些行為是如何起到作用的。關于政府行為的概念，我們需要從兩個角度去關注其外延：（1）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政府行為根據內
容，一般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政治行為，即主要是運用政治暴力，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和基本利益，維護本國在國際上的和利益；二是經濟行為，即主要通過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干預經濟活動，實現國家宏觀政策目標，促進經濟發展，為實現統治階級的統治和促進社會發展創造物質基礎；三是公共事務管理行為，即主要是管理社會公共事物和發展社會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環保等事業，以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從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政府的經濟行為以及公共管理行為的內涵總是處于不斷變化和上升的狀態。（2）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政府行為應該包括以下幾個層次：一是包括提供社會治安維護、法律與秩序、基礎設施、基本的公共醫療衛生、基礎教育，以及保護窮人等。這些市場存在和運行的前提，是政府應該不斷加強和完善的，也是政府行為的原則和重中之重，此為政府保障經濟發展的基本行為體現，也是政府行為的核心所在；二是解決壟斷、界定和保護產權、穩定宏觀經濟、外部性、調整產業結構政策等，此是政府延伸的經濟功能。此為政府調控經濟的行為，為政府的適度擴張的行為體現；三是包括提供財政補貼、政府支出和政府消費與采購等等。此為政府發展經濟的行為，為政府積極干預的行為體現。
二、政府行為的效率影響要素
在對政府行為概念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需要對現實中影響地方政府行為作用發揮的因素進行分析，主要包括：（1）體制因素。在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隨著中央向地方的放權讓利，以及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地方經濟的發展壯大，具備獨立的動力機制與決策機制的地方政府行為主體逐步形成。地方政府行為追求模型主要傾向于以下兩種：一是不顧全局利益而只顧追求本地利益從而獲取地方的認可與支持；二是當中央宏觀經濟政策與本地利益相一致時，執行中央宏觀經濟政策以獲取本地利益；而當中央宏觀經濟政策與本地利益發生矛盾時，則會出現各種有違全局利益的逆調控現象。（2）文化因素。傳統文化因素作為政府行為的基本背景，對政府經濟行為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所謂傳統文化，指的是一個民族在經過漫長歲月沉積后留給后人的那些精神財富，由于是世代相傳的東西，因而具有深厚的基礎和廣泛的影響力。與經濟體制與政治法律的前提不同，傳統文化基礎是在潛移默化中對政府行為施加影響，具有隱蔽性、長期性和普遍性的特征。（3）政治法律因素。地方政府行為，不僅受經濟體制的制約，同時受到政治法律因素的影響。在我國，特別是多年行政許可法頒布實施以來，地方政府手中的權力應通過明晰產權直接界定給市場，市場成為創新的主體，由此，地方政府才能真正成為服務政府。（4）政府組織制度因素。政府的經濟行為最終要表現為政府的管理行為，即通過規劃、組織、指導、協調和監督保證政府經濟行為的實施。經濟體制、政治法律制度、傳統文化基礎是制約和影響政府經濟行為的外部的、宏觀的因素，政府自身的組織管理行為則是決定政府經濟行為的內在的、微觀的因素，這種影響表現為在相同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背景下，扮演相同角色的各級地方政府經濟行為主體由于政府組織的效率不同而發生不同的經濟行為。
地方政府行為是外因與內因綜合作用的結果，特定的經濟體制、政治法律前提以及傳統文化基礎構成了政府經濟行為的外部條件，它們作為外部因素規定著地方政府選擇和行動的范圍和邊界。而最終的選擇與行動則取決于內因，即政府自身決策管理的效率與質量。
參 考 文 獻
[l]陳秀山，張可云.區域經濟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7）
[2]陽國新.區域貿易與區域競爭[J].經濟學家.1995（7）
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4
經濟出現負增長。受消費低迷和出口下降等多重因素影響，今年一季度立陶宛經濟呈現明顯下滑態勢。從增長率看，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環比增長-0.6%，較上年四季度下降1.3個百分點，為2012年第二季度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從消費支出看，家庭最終支出增長從2014年第四季度的1.9%大幅回落至今年一季度的-0.6%，降幅達2.5%，為2013年第四季度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從投資支出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環比增幅明顯上升，增長率由2014年四季度的-0.9%回升至一季度的6.2%。從外貿出口看，一季度進出口總額環比下降16.8%，為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最大單季跌幅。
通縮壓力在加大。受國際資源價格下降和美元等國際貨幣升值等外部因素影響，今年以來立陶宛通貨膨脹率處于低位。1月份調和消費者物價指數（HICP）年化率為0.1%，3月份降至-0.2%，5月份和6月份進一步降到-0.3%。近期市場普遍預期，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二季度通縮壓力將會進一步加大。
失業率持續高企。受人工成本高漲、勞務制度不合理及勞動力市場調節機制滯后等多重因素影響，困擾立陶宛的“高失業率”夢魘始終無法打破。1月以來，雖然失業率呈下降趨勢，但5月份仍高達8.2%，預計全年為10.5%。
財政赤字明顯上升。今年一季度，立陶宛中央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為38.1%，環比下降2.7個百分點，但財政赤字擴大到2.9%，高于歐元區19國平均赤字率0.5個百分點，接近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3%上限，為2013年一季度以來的最高值。
經常收支有所改善。5月份，立陶宛經常項目收支25.9億歐元，環比上升0.4個百分點，為2015年以來最高水平。
二、立陶宛經濟走勢展望
（一）有利因素
歐元區經濟保持增長勢頭。一季度歐元區GDP環比增長0.4%，較上季度上升0.2百分點；GDP同比增長1%，也高于上季0.9%的增速。據IMF預測，2015年歐元區GDP增速平均為1.5%，2016年進一步上升至1.7%。
貨幣政策將維持寬松取向。考慮到市場流動性較低、就業市場低迷和財政整頓等多重因素制約，未來一段時間歐央行將繼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從今年3月份開始，歐央行擴大了資產購買規模，每月購買600億歐元，并將一直持續到2016年9月份。4月份召開的歐央行貨幣政策會議決定，將再融資利率繼續維持在0.05%的歷史低位。
產能擴張動力趨于增強。5月份，立陶宛工業生產指數為119.50，環比上升1.7個百分點，較上年8月份的“谷底值”提高約8個百分點。
（二）不利因素
從國際方面看，全球經濟仍存在下行風險。聯合國的《2015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認為，美國貨幣政策的正?；W元區持續不穩定、地緣政治沖突潛在溢出效應及新興經濟體頑固性漏洞等風險因素，將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弱于預期，預計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2.8%，較2014年底的數據低0.3個百分點。同時，加上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分化（美聯儲和英國央行都不再擴大量化寬松計劃，并著眼于近10年來的首次加息，而歐央行正處于全面放松政策態勢，推出1.1萬億歐元的資產購買計劃），兩者可能會對立陶宛宏觀經濟政策形成“疊加壓力”，并不斷影響其宏觀經濟政策作用的空間。
從國內方面看，政策的回旋余地不大。其一，為應對經濟下滑，立陶宛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擴張性財政政策，加大了政府債務風險，若短期內無法有效推動經濟穩健復蘇，未來有可能陷入“高債務+低增長”的尷尬境地。其二，整體創新能力較弱。歐盟委員會最新公布的2015年“創新聯盟”報告顯示，包括海外許可專利收入、專利申請數量和非歐盟國家的博士生人數等在內的多項創新指標，立陶宛都明顯落后于歐盟國家平均水平。其三，能源依賴度過高。目前，立陶宛能源依賴度已達75.2%，遠超過歐盟國家的53.2%平均水平，國際能源市場波動將嚴重影響其宏觀經濟穩定。其四，影子經濟“頑疾”也是立陶宛經濟復蘇和增長的一大制約因素。據評估，目前其影子經濟比重已超過20%。此外，失業率居高不下和經濟轉型等結構性問題也助長了社會悲觀情緒，造成經濟活力下降。
綜上所述，下半年立陶宛經濟可能進一步放緩。IMF將2015年立陶宛經濟增速下調至2.8%，2016年為3.2%。世界銀行將2015年立陶宛GDP增長率從4%下調至3.2%，2016年上升至3.5%。
三、中立雙邊經濟合作發展現狀和存在問題
（一）當前中立雙邊經濟合作的發展現狀
雙邊貿易發展迅速。自1991年9月14日正式建交以來，中立雙邊貿易規模從小到大，呈現出快速上升態勢。2014年，兩國雙邊貿易額為10.2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17.2%。2015年1―3月，兩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2.4億美元，同比增長0.7%。其中，立陶宛對我國出口2641.1萬美元，占其出口總額的0.5%；立陶宛自我國進口2.2億美元，占其進口總額的3.3%。目前，立陶宛是我國在波羅的海最大的貿易伙伴，我國在立陶宛出口市場中排列第27位，在立陶宛進口來源地中列第9位。
貿易結構呈現新變化。在雙邊貿易總量穩步增長的同時，中立兩國的貿易結構也在發生新的變化。在我國對立陶宛的出口中，除家具、賤金屬、塑料及其制品等傳統產品外，有機化學品、電機、電氣、核反應堆和車輛等高附加值產品的比重正在逐年上升，并成為對立陶宛出口的新增長點，特別是有機化學品，2014年出口增幅高達176.6%。而在立陶宛對我國的出口中，玻璃及其制品是重點和亮點，出口增幅高達1506.4%。
雙邊投資穩步增長。隨著兩國經濟合作的不斷深入，雙邊投資規模逐步擴大。截至2014年底，立陶宛在我國投資存量達717萬歐元，在其對外投資國別排名中居于第16位，包括有制造業、批發零售業等領域。另一方面，截至2014年底，我國在立陶宛投資存量為387萬歐元，排名第41位，主要分布在房地產、制造業、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領域。
雙邊合作機制走向深入。2009年中立政府間經貿合作委員會建立，2014年中國―立陶宛商會成立，2015年中國招商局集團與立陶宛就“一帶一路”合作簽署雙邊合作備忘錄，雙邊合作機制的不斷建立與發展賦予了兩國更多的歷史機遇和更廣泛的合作空間。
（二）當前中立雙邊經濟合作存在的問題
貨物貿易方面，表現為“傳統性”。當前，兩國之間的貨物貿易主要還是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多元化的進出口格局尚未形成。
服務貿易方面，表現為“低開放性”。當前，中立之間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服務貿易（如金融、保險、咨詢和計算機服務等）發展緩慢，雙邊開放程度不高，且重視程度也不夠。
雙邊投資方面，表現為“低水平性”。一方面，兩國之間的雙邊投資總量偏低，涉及領域較窄，還主要集中在傳統領域。另一方面，在立陶宛對我國投資額連年攀升的同時，我國對立陶宛的投資額卻增長緩慢，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兩國經貿合作的可持續發展。
體制機制方面，表現為“滯后性”。當前，兩國之間尚未建立起適合各自國情的“有促有限、有出有進”的雙向經貿調控機制，高端的經貿投資對話機制有待進一步加強。
四、推進中立雙邊經濟合作對策建議
積極推動中立“一帶一路”合作建設。共建“一帶一路”是新時期我國深化對外開放的重大部署，立陶宛作為歐元區成員國和波羅的海三國之一，對于謀劃對接“亞太”和“歐洲”兩大經濟圈具有一定的“橋梁”和“紐帶”意義。當前，要積極與立陶宛就“一帶一路”建設相關問題進行溝通和協調，建立多方位合作機制，并發揮好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建設性作用，爭取在產業合作、投融資便利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人文教育交流合作等方面盡快取得早期收獲。
加快打造中立互利合作升級版。進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包容互鑒；大力拓展合作空間，取長補短。具體說來，在政治方面，要不斷豐富兩國合作關系新內涵，在涉及重要國際和區域問題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推動兩國關系邁向更加緊密持久的新時代。經貿方面，當前要著重加強市場規則、競爭政策、準入條款、知識產權以及技術性貿易措施（TBT）等層面的協作，共謀合作共贏之道。
著力創新經貿投資合作方式。關鍵是要因地因業因企施策，靈活采取貿易、投資、園區建設、技術合作等多種方式，不強求形成“統一化”的合作模式，將兩國經貿合作打造成優勢互補的新典范。建議兩國海關、商務、外事等部門盡快出臺在稅收、標準、勞務、簽證、投資者權益保障等方面的相關配套措施，為兩國經貿和投資合作提供全方位支持和綜合保障，盡快做到“1+1>2”。
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5
[關鍵詞] 區域貨幣合作 最優貨幣區(OCA)理論 區域貨幣一體化
在世界經濟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區域貨幣合作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并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嘗試性實踐，其中歐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最引人注目。與區域貨幣合作直接相關的理論是最優貨幣區理論(簡稱OCA理論)。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對迄今為止幾個影響較大的區域貨幣合作案例進行剖析，通過對歐、美、非三種貨幣合作的比較后，認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一、區域貨幣合作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OCA)是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p>
1961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理論》一文，以全新的視角看待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問題，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研究匯率和貨幣區，開創了觀察匯率問題和貨幣區的全新視野，觸發了有關“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大量文獻。蒙代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所以有人將他的OCA理論稱為要素流動論。
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密切關注，也引起了更多經濟學家對有關最優貨幣區判斷標準的討論，促進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對最優貨幣理論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最優貨幣區的構成條件上，這些討論從不同的側面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經濟開放度”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又一評價標準，即一國生產或消費中貿易品占社會總產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凱南 (P.B. Kenen) 在《最佳貨幣區：一個折衷的觀念》提出，經濟高度多樣化的國家是貨幣區的更為理想的參與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為了達到貨幣區的最優化，有必要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觀點。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分別提出把“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即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國家更適于達成貨幣一體化。1976年，愛德華?托維爾 (E?Tower)、托馬斯?維利特(T?Willet)和弗萊明強調把“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政策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但是，以上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這些標準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標準難以量化，缺乏實際上的可操作性。第三，這些理論在強調組成貨幣區的正面效應時忽視了一國加入貨幣區的成本問題。加入貨幣區在給一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特別是，貨幣是一國經濟的象征，加入某一貨幣區即意味著該國對其的放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對一個考慮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而言，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展。傳統的對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視角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濱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國家加入貨幣區的福利含義。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理論加入了私人部門的自由選擇權和自由放任思潮?？唆敻衤蛫W博斯菲爾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對該理論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提出了通過GG一LL模型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實世界一體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的增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逐步從相對孤立的宏觀經濟穩定轉移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發展上，匯率制度本身越來越成為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僅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性的假設，綜合了各種關于最優現實標準的探討，而且提供了從動態視角闡釋”最優”的研究思路。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對稱性的動態聯系，成為主導最優貨幣區成本一收益判斷的主要因素，對于區域貨幣合作前景的判斷，從關注成本――收益的現實約束狀態，放到關注區域貨幣一體化發展和實質經濟一體化發展，以及同區域內部對稱性增強之間的動態前景上，研究的視野更加寬廣。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實踐
1.歐洲貨幣一體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的前身）就開始了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歐元正式流通，成為歐元區各國惟一的法定貨幣。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是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創舉。正如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杜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
隨著歐元區資本市場不斷一體化發展，歐元區國家投資者，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愿意在歐元區而非國內市場借債，單一貨幣歐元為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的優勢，同時投資銀行費率的降低和投資者傾向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也帶動歐元區的債券發行的增長。以歐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已經遠遠超過以美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比重。伴隨著歐元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巨大的具備較強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的形成，歐元擁有了挑戰美元作為最大儲備貨幣的潛力。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時越來越青睞于歐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降至約64.7%，而與此同時，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從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隨著近年來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屢創新高，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也會不斷提高。
2.拉美國家美元化。拉美國家貨幣美元化的內涵，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替代”現象 ?！柏泿盘娲笔侵敢粐用褚驅Ρ編诺膸胖捣€定失去信心，或本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低時發生的大規模貨幣兌換，從而外幣在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等貨幣職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幣。在經濟易發生動蕩的拉美國家，為尋求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國貨幣同等的法定貨幣資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區域化現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議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團，NAFTA的貿易伙伴們在許多貿易中已經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據統計，已經有包括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厄瓜多爾、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個國家已成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國家。
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拉美經濟“美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拉美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不斷加強區域內聯系與合作,以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美洲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協作體的建立,就是這種合作的體現。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貿易一體化推動了貨幣一體化。當貿易關系加強時,同主要的經濟伙伴分享一種共同貨幣自然會帶來利益,因為利用匯率差別轉移資本的成本會變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加強了拉美同占統治地位的美國市場的貿易聯系,并加速了這個地區的“美元化”。
3.非洲區域貨幣合作。非洲的貨幣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時期，法屬殖民地和英屬殖民地的各類國家群體聯合進行了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當時實行的貨幣制度安排主要采取兩種方式:英屬殖民地國家的貨幣釘住英鎊，并由英鎊支持，當地政府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殖民行政當局憑借在英國政府儲備投資的利息而獲得領地特權收入;而法屬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釘住宗主國法國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最終是由法國財政部的可兌換性保證和對政府借貸融資幅度的限制來支持的。
非洲法郎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貨幣、經濟和文化區域，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融合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真正的地區性貨幣體系。非洲法郎區貨幣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屬殖民地的法郎聯盟逐漸擴展基礎上組成了非洲法郎貨幣聯盟。該種模式的特征是：從技術層面上講，法郎區是一個具有內外聯系的貨幣體系。從政治層面上講，法郎區則是各成員國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組織（張延良、木澤姆，2002），它以一種國家責任的方式實施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是不發達金融合作體系的典范。
三、區域貨幣合作給我們的啟示
從區域貨幣合作理論和以上實踐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1.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歐洲、非洲單一貨幣的實踐使區域貨幣合作由匯率合作上升到了統一貨幣管理的階段。區域貨幣穩定的前提是經濟趨同和政策協調，這是貨幣聯盟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是歐元對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最大啟示。從歐洲貨幣聯盟的運行機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頓森林體系所完全沒有的強有力的、超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權（分別由歐洲央行和歐盟委員會承擔），這是以歐元為中心的統一匯率制度運行的基本保證。亞洲貨幣合作必須借鑒其經驗，建立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能犧牲各個國家局部利益從而確保全局利益的超國家機構，制定、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區域結構政策，協調、監督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
2.歐元的出現，糾正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過分強調全球性貨幣合作而忽略了區域性貨幣安排的弊端，它啟示我們，全球范圍的貨幣合作可能從區域貨幣合作和貨幣一體化邁開實質性步伐，從而為全球貨幣的統一奠定基礎。區域貨幣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機資金的沖擊。歐元的產生突破了以往國際貨幣合作僅限于匯率合作的傳統觀念和做法，使創新后的貨幣體制更富有效率。而從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踐看，法、德兩大主要國家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必須有幾個主要國家的支持，這對當前尚處于起步階段的亞洲貨幣合作來說是一個有益的啟示。亞洲在推進貨幣合作進程中，應該加強該地區兩個經濟強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合作，發揮主要國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它預示著國際貨幣體系將成為以美元、歐元等少數貨幣的新格局，以致匯率風險主要集中在美元與歐元之間。其次，它導致了貨幣這一傳統的國家要素從國家中分離出來。再次，它暗含著經濟全球化的歸宿終將為兩極化或三極化而非多極化。
4.非洲區域貨幣匯率合作給我們的啟示是:一項國際經濟、金融制度安排，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個政治問題。一項制度協議即使在經濟上合乎邏輯且能夠帶來共同利益，成員國的政治實力和意愿也會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它是否能夠正常而有效地運行。換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協調與配合，在現實中就很可能會出現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博弈最終將導致非最優甚至是糟糕的結果。
參考文獻：
[1]《蒙代爾經濟學文集第五卷》第3頁，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涵范文6
[關鍵詞]公債管理；資產組合理論；西方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5-068-01
一、現代西方理論中公債管理政策的內涵
一般來看，廣義的公債管理是指政府決策當局和公債管理部門圍繞公債運行所進行的決策、組織、規劃、指導、監督和調節等一系列工作，具體內容不僅包括公債的發行、流通、使用和償付，還包括管理體制、債券評級、反假防偽等諸多內容，管理對象既包括債務規模也包括債務結構。而狹義的公債管理僅指政府的債務管理機構對既定規模下的公債結構所進行的調整措施，相應地，管理對象僅指既定債務規模下的債務結構。與之相對應，廣義的公債管理政策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債政策，它既包括公債規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債結構的調整政策。狹義的公債管理政策僅指后者，具體而言，即是指政府通過發行、償還和調換等政策措施來調整公債的結構，以此來影響經濟動向、實現既定經濟目標的一種宏觀經濟政策。
二、資產組合理論與公債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公債管理是否可以成為政府用于調節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債結構的調整是否能夠對實質經濟變量產生影響，即公債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事實上，現代西方經濟學家關于公債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問題的討論上。20世紀中葉，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 and Scott（1963）和托賓（1963）等經濟學家發表了關于公債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獻。尤其是托賓發表的《論公債管理政策的原則》一文從資產組合和累積角度探討了公債管理的經濟效應，開創了現代公債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哈里·馬科維茨于1952年創立的，他認為最佳投資組合應當是具有風險厭惡特征的投資者的無差異曲線和資產的有效邊界線的交點。威廉·夏普則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指出無風險資產收益率與有效率風險資產組合收益率之間的連線代表了各種風險偏好的投資者組合。根據上述理論，投資者在追求收益和厭惡風險的驅動下，會根據組合風險收益的變化調整資產組合的構成，進而會影響到市場均衡價格的形成。
三、公債管理政策有效性的爭論
沿用托賓開創的組合分析方法，以后的許多經濟學家都為探索公債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但所得出的結論卻并非完全一致。斯科特（R.H.Scott，1965）在對金融資產的流動性進行研究后得出：公債平均期限的變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金融市場長短期利率的波動。但是，莫迪利亞尼和薩奇（FModigliani and H.Sutch，1967）在根據他們的生命周期假說理論進行實證分析后卻發現，公債期限的調整對美國當時金融市場利率結構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
弗里德曼（1978）在托賓等人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了分析公債效應的組合平衡模型（mrffolio balance model），論證了如果調換后的公債與實物資本的替代性比調換前更差，那么這樣的公債管理操作則可以促進實物資本需求的增加，從而導致“擠入效應”（crowd-ing-in effecl）。他的研究實質上是將托賓的理論進一步實證化、模型化，結論也與后者不謀而合。
羅里（V.V.Roley，1979）則從另一個角度建立了公債管理政策的研究模型。他將馬科維茨的資產組合中的效用最大化思想和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多種證券均衡決定的方法應用于公債管理的組合模型中，利用拉格朗日方程推導出：公債管理對實物資本需求的影響取決于資本的方差和各種公債與資本的協方差。組合中的方差與協方差越大，投資的風險越大，此時投資者為降低風險就會減少對資本的需求，資本需求的下降直接降低了托賓的q值，從而對經濟產生緊縮效應。政府可通過計算特定經濟條件下資本的方差和各種公債與資本的協方差，確定不同的公債結構調整方案，根據需要選擇擴張性的債務管理政策、緊縮性的債務管理政策和中性的債務管理政策。
幾乎與公債管理政策的資產組合方法發展同時，以盧卡斯為首的經濟學家將理性預期和時間一致性問題引入到公債管理，為公債管理政策開辟了新的方法。Persson等人（1987）和Bohn（1988）將理性預期和時間一致性理論應用于名義債券和指數化債券的分析；Bohn（1990）將時間一致性問題用于分析公債的幣種結構；Broeck（1997）則將該理論運用于公債的所有者結構的分析。他們均得出了與盧卡斯等人相似的結論，即政府在進行公債管理時都會遇到時間一致性的問題，即在缺少充分承諾的情況下上述諸種公債結構調整政策均會趨于無效。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