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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1
【關鍵詞】時間一致性 理論貢獻 啟示
一、時間一致性理論簡介及其主要觀點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針對動態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時發現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普遍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兩位學者通過以經濟政策與經濟個體之間的互動影響為主要參考因素建立了一個兩期模型進行分析，并據此重新闡述了一種反對相機抉擇政策的理論觀點，并在兩人1977年發表的論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規則勝于相機抉擇：最優計劃的不一致性》）中就時間一致性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時間一致性理論的提出為動態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兩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方面所取得的貢獻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認為時間一致性問題是指由于政策在時間上的不一致性（動態不一致性）所造成的無法完全達到預定政策效果的問題，換言之，即是指政策實施的結果由于受到政策時滯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無法達到預定目標，資源無法達到最優配置的狀況。為解決這一問題，兩位經濟學者提出是否能通過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來增強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終達到一種帕累托得以改進的狀態。他們的理論認為即使在一個公認的社會目標函數的規劃下，政府相繼抉擇政策也不能使社會達到福利最大化的狀態，原因在于當一個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謀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發現其初始制定的最優政策變得不再是最優時，若賦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機會，政府一般會重新選擇和調整最優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政策就出現了時間不一致問題，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政府每一期實施的政策實際上并未達到最優。在此分析基礎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經濟實現完全競爭和達到有效率的均衡狀態為目標的最優經濟政策后，這些最優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不會因為時間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優的狀態；這就要求政府在一開始制定經濟政策時就要充分考慮到政策的長期穩定性，防止因為政策的不斷改變而導致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公信力出現懷疑，避免刺激市場的波動情緒和整體經濟的不穩定情況的出現。因此，基普理論認為政府制定政策時應該基于單一規則而不是基于相機抉擇。
二、時間一致性理論貢獻和方法論貢獻
一方面，該理論的提出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該理論的分析過程成功運用了博弈論的分析方法，開創了新的研究模式，對整個宏觀經濟研究方法產生了深遠影響。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時，通過將政府和個人作為兩個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經濟政策與公眾預期之間的動態影響，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一致性的觀點，動態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個體在做出決策時不僅會對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實施效果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還會對政府未來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個理性預期，并分析自己的相關決策對政府未來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在上述幾種因素的影響下，若政府根據相機抉擇的思路制定政策，當經濟個體在動態決策分析思路的引導下發現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時，政府在以后做出類似的決策時可能會遭遇信任危機，從而極大削弱政策的實施效果。此外，政府在這個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為普通參與人對待的，通過對政府和理性經濟個體的決策行為的動態分析為宏觀經濟政策分析奠定了更為合理的微觀基礎。目前，以基于典型行為人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經濟分析方法已經成為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對整個宏觀經濟實證研究產生的深遠影響將會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時間一致性問題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啟示
總體而言，我們國家正處于關鍵的經濟轉型期，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我們不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但同時更要兼顧穩定大局等綜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就需要在充分借鑒和參考時間一致性理論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分析、抉擇以及有效運用進行指導，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實質上，在我國許多政策領域都存在著明顯的時間不一致問題，政府決策非一致性勢必會導致經濟個體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從而造成政策實施的效果被削弱。實踐證明，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實質上是政府和經濟個體之間的一場博弈，政策的科學性、連續性以及時效性和經濟個體對政策的反應共同決定了政策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我國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一方面要盡量減弱在宏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因經濟個體采取相應對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應綜合權衡各方因素，保證決策科學，盡量避免“朝令夕改”，這樣可以使政府的信譽得到提高，有助于經濟個體形成穩定預期，從而保證經濟平穩運行。
盡管時間一致性理論在宏觀經濟政策決定方面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該理論也并非完美，它強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基于單一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則會導致過分依賴某種規則，缺乏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降低應對經濟活動中突發事件的能力，無法及時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因此，在時間一致性理論的實踐應用中我們應在遵循按照單一規則制定政策的原則上，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努力增強把握政策實施的力度、節奏和重點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強.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論貢獻評述[J].世界經濟研究，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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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逢金融危機漸漸消退，歐洲多國債務危機卻逐漸顯現。在其影響下，許多國家開始審視因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世界一些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也正試圖從刺激經濟政策轉向財政緊縮。在此，G8峰會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恐怕是力不從心了，而G20峰會的多邊國際合作與協調機制更具有廣泛性和多樣性，特別是在“后危機時期”。
面對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G20成員在多邊合作與協調的機制下，通過協調一致的刺激經濟政策，共同渡過了艱難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時期，這是有史以來國際經濟不可多見的全球性宏觀政策的合作與協調。
從金融危機到金融市場穩定、從經濟衰退到經濟復蘇的周期性規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復蘇需要經過三個階段：首先是經濟刺激和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階段；其次是經濟出現明顯復蘇跡象和金融市場逐步恢復穩定的周期性逆轉階段；最后是經濟的全面復蘇和金融市場的繁榮與活躍階段。
第一階段，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G20的多邊合作與協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顯示了G20多邊合作與協調的活力。各國不斷出臺的利好經濟、金融數據證實：全球經濟逐步從衰退走向復蘇，國際金融危機急劇惡化的勢頭得到抑制。然而，雖然這標志著全球經濟基本走出表退時期，金融危機也已經過去，但不能說明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由此步入了全面復蘇的時期，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處在由衰退和危機向復蘇過渡的轉折階段。
G20合作與協調機制架構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表退的情況下，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多迫國際合作與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渡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
在形式上，G20的合作與協調機制是以不同經濟體國家的獨特方式來協調經濟、金融政策的多邊架構。雖然，G8峰會在這方面曾經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G8峰會在主導全球經濟，金融的代表性和權威性等方面不斷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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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中雖然充滿了模型和數學，但還談不上是一門精密的科學。即使經濟學如此不精確，宏觀經濟政策在應對經濟形勢的變化時，依舊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例如，當面對總需求不足時，使用財政貨幣政策進行刺激通常會取得效果；當面對石油漲價等供給沖擊時，使用減稅等供給面措施也能奏效。一個由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組成的簡單宏觀經濟模型，對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而言，依舊能帶來重要啟示。
美聯儲和歐洲央行在零利率附近層出不窮的數量寬松手段，體現的并不是新的經濟理論，而只是反映了貨幣政策本身能克服流動性陷阱，彰顯了貨幣政策能在需求管理政策中大有作為。即使格林斯潘對金融市場失靈和貨幣政策的失誤進行檢討時，也仍沒有超越已有的經濟學理論，只是重申了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提醒了對不完全的金融市場進行審慎監管的必要，以及貨幣政策要考慮金融市場波動的必要。
目前的世界對宏觀經濟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中國經濟正面臨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雙降局面，這時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需求刺激是一個標準的政策處方?？墒乾F在突然發現，財政刺激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貨幣刺激可能會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杠桿率，兩者都只會進一步惡化中國經濟，而不是改善中國經濟。該怎么辦？
微觀上，推動企業去杠桿化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措施，但由于企業去杠桿化的時滯效應大，所以短期內的效果不明顯。那么宏觀上減稅會有效嗎？當總需求下降時，用減稅的辦法，確實可以穩定產出增長，但是會加速價格下降，甚至造成通貨緊縮，而通貨緊縮同樣是宏觀政策的敵人。于是宏觀政策捉襟見肘，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觀政策的時滯效應無法消除，也就是說政策不能立竿見影；另一方面宏觀政策的微觀基礎薄弱，容易使同一宏觀政策產生的效力相互抵消，反而降低宏觀政策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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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作為高校開設的重要課程，其重要性不容忽視。但宏觀經濟學具備較強的抽象性與理論性，學生在實際學習中總是缺乏積極性，學習效率不高，從而影響了該課程的教學效果。因此，本文主要針對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路徑進行了分析與探討。
關鍵詞：
宏觀經濟學；問題；教學效果
宏觀經濟學的傳統教學模式旨灌輸宏觀模型的推導，不注重理論模式實際背景的講解與解釋，以及不注重現實經濟現象的分析。為此，大部分學生都認為宏觀經濟學不進理論抽象而且模型繁雜，學生對于教材中包含的圖形、模型與專業術語等都難以了解與掌握，學生逐漸喪失學習積極性，但宏觀經濟學又是一門十分重要的課程，所以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路徑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教學方式簡單
最近幾年，為了進一步提升教學質量，大多數高校在學生考核方面做出了調整，即除了考試成績，還著重開創了部分實驗課程，但宏觀經濟學的課堂沒什么顯著的改變，仍是以教師灌輸為主。教師利用多媒體進行教學，學生被動記筆記，由于授課篇幅較大，學生往往趕不上教師的進度，所以學生根本沒有獨立的思索。
2、學生學習缺乏積極性
“教學”是由“教”和“學”組成，有著兩次含義，所以“教學”不僅局限于“較”，更為重要的是“學”。但傳統教學方式與灌輸式教育思想深入人心，大部分學生都缺乏學生的積極性，盲目聽從教師的安排，即上課聽教師講，沒有獨立思索，課后等教師安排作業等。在學習中，學生僅注重教師所講內容的理解與掌握，沒有真正做到“學”，他們缺乏學習的主動意識，缺乏運用所學知識處理現實中的經濟問題，這無疑降低了教學效果。
3、理論聯系實踐不夠
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重要的學科，其的創建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緊密相連，一定程度上說，宏觀經濟學發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務于資本主義制度。縱觀國外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他們在教材中有效融合了學生身邊的案例，而我國卻無法選取較為適宜的安排模仿經濟形態，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社會體制存在差異性，教師缺乏豐富的經濟社會經驗。
二、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路徑
1、創新教學方式
宏觀經濟學的學了需要認真聽講與記筆記，更為重要的是主動思索，這樣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其理論精髓。所以，教學方式需要創新，也就是說在傳統課堂灌輸的前提下，增添課后復習與課前預習階段，讓學生在課前先整理一下本節課所需要學習的知識，標記出自己無法理解的知識，帶著問題聽講，課后再加以復習?；谡n前、課中與課后三階段的融合，不僅有利于開發學生的思維而且有利于內容的融會貫通。從課堂灌輸階段來看，可以在傳統教學方式上增加多種形式的互動，如小組討論、主體講座等；可以增加熱門話題討論，如對人民幣升值的看法等，從而激發學生的探索欲望。
2、引發學生思考，提高積極性
分析問題、理解問題是宏觀經濟學教學的重點，針對同一個問題，每個學派會有自己獨立的觀點，導致答案不同甚至相反。為此，教師首先需要引導學生對各個學派提出的觀點，以及觀點的限制與背景等加以分析，從而解除心中的疑惑，即學生會發現各學派對于同一個問題之所以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得出相反結論的原因在于它們假設的前提存在差異性，所以不存在哪個學派推導不正確的說法?；趩栴}的思考及思維的分析，有利于幫助學生明白每一個宏觀理論都具備假設的前提，不是絕對精確的真理。這樣，在日后理論模型的學習過程中，學生便會對理論模型的前提條件與假設條件加以重視。其次需要引導學生積極討論與交流，以批判性眼光分析各種經濟理論，勇于提出自己的見解，基于不同觀點的碰撞，主動創建自己的知識系統。批判地吸收與掌握不同學派的觀點，既可以幫助學生開發思維又可以幫助加深學生對抽象知識的了解與認識。最后，需要引導學生進一步掌握宏觀經濟學的特征，鼓勵學生大膽講述自己的觀點，主要原因在于宏觀經濟學發展較短，不夠健全，不是一門較為精確的科學，在處理相關經濟問題與解釋相關經濟現象是沒有統一的標準大難與選擇，從而培養學生良好的經濟學習素養。
3、加強理論聯系實踐
理論聯系實踐有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知識，同時有利于提升學生處理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為了保障教學內容的合理性與時效性，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在充分了解與掌握宏觀經濟學理論知識的基礎上開展相應的專題講座，如與宏觀經濟發展緊密聯系的熱點與重難點，如從加息至減息等。從宏觀經濟政策來看，在具體學習過程中，若一直延續圖形分析的方式進行講解，學生自然會感到厭倦，所以教師需要加強理論聯系實際，即融合我國相關宏觀經濟政策實行實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具備實例的分析過程中，教師需要依據學生學習的實際情況設計相關問題讓學生進行回答，如貨幣政策具備什么性質，這些性質背景下的貨幣政策會形成曲線移動，且以什么方式進行移動；財政政策具備什么性質，這些背景下的財政政策會形成曲線移動，且以什么方式進行移動?；谶@些問題的回答，學生自然對這樣理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礎上教師在布置相關宏觀經濟政策讓學生進行練習，加以鞏固，這樣的方式有利于提升學生的學習的積極性，培養學生深入了解與掌握知識點的方式方法，從而幫助幫助更好地掌握宏觀經濟教學過程中極為重要的內容。由此可見，理論只有與實踐有效融合，才能更好地發揮積極作用。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宏觀經濟學的必要性，但實際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因此我們需要通過創新教學模式、加強理論聯系實際等方式，讓學生充分了解與把握理論知識、具備一定的經濟思維等，從而真正提升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培養高素質的經濟人才。
作者：李坤澤 單位：西安翻譯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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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開放經濟；財政金融政策；米德沖突；挑戰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010-07
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多方的挑戰，當前尤其要關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從完全不具備到逐步具備的問題，畢竟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靈敏反應和傳導機制的通暢是財政金融政策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觀點或研究結論為：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首要挑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區域；時至今日，中國仍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利用傳統的分析方法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一、米德沖突：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
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在國際社會對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及其調整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將更加復雜化。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不僅要考慮內部平衡目標，而且要考慮外部平衡目標，但是這兩個目標常常會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使得針對本國國內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從而削弱政策效應的發揮。我們認為，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最大挑戰。
(一)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國際收支》中，以凱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一國要同時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和外部均衡(國際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樣的政策組合的問題。米德認為，一國如果只立足于本國的經濟利益，其經濟政策目標有兩個：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內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經濟處于充分就業、通貨穩定的狀態。外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的國際收支處于平衡狀態，既沒有逆差也沒有盈余。米德將所有的政策組合分為三種：(1)金融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前者是指銀行體系通過提供額外的貨幣供給量以放松資本資金借款條件，或通過限制貨幣供給量以嚴格資本資金借款條件，而促成資本資金借貸條件的變化(米德將此變化稱為利率的變化)，后者是指財政部門為了影響國內總支出，而促成稅率或政府支出額的變化；(2)價格調整政策，這里的價格調整是指貨幣工資率和匯率的調整；(3)直接控制，米德將直接控制分為金融控制、商業控制，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對進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認為，一國可以通過以上三種政策去調節國際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響總需求水平，從而影響進口商品需求和出口產品的供給。價格調整政策是通過國內貨幣成本的膨脹或緊縮或者通過匯率調整來影響一國相對于另一國的價格與成本。金融政策和價格調整政策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改變兩國間的一般經濟關系以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不直接觸及具體的國際收支項目。
為了便于討論，米德將直接控制劃分為金融控制和商業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貨幣控制和財政控制。貨幣控制是指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財政控制包括國際收支定項目的稅收和補貼。商業控制主要包括數量控制、關稅限額和國家對貿易的壟斷。
假定一國(D國)出現赤字，另一國(s國)出現盈余。米德認為，D國和S國之間的資本流動所產生的影響，取決于兩國的特定經濟政策。資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慮不同的政策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在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D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下降，S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增加。當兩國需求彈性的總和大于1時，D國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足而s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過度將使D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的總水平下降，而s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總水平將會上升，此時，D國的貿易差額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匯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動通過國內總支出變化引起價格的變化，再引致貿易進出口的變化，從而促使國際收支自動恢復平衡。
如果D國和s國都采取謀求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們以本國通貨表示的總需求將保持不變。在這種情況下，D國和S國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只能通過匯率的調整來消除。在D國和s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大于1的條件下，D國的貨幣貶值會改善它的貿易差額。貿易差額的變化將使D國恢復外部平衡。
米德認為，上述兩種制度，通過價格和收入的調整能夠同時保持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沒有某些直接的干預，要同時實現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則是不可能的。
米德還特別討論了短期資本突然和大規模地從一種通貨轉變為另一種通貨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熱錢”(hot money)問題。在金本位制下，資本如果從D國流向S國，將引起D國的黃金儲備流失到S國。米德認為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政策，第一種是D國采取緊縮的政策，使D國的貨幣工資成本向下調整；第二種方法是建立外匯管制制度，以阻止資本從D國向S國流動；第三種方法是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D國通貨買進。使匯率保持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這三種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種政策需要D國經濟的緊縮，如果價格是剛性的，這種調整不一定有效。緊縮的政策會造成大量的失業。重要的是，D國價格的下降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政策的可能結果是既沒有影響到D國向S國的資本流動，又會導致D國的經濟衰退。第二種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種政策的弊端，但是這種辦法的有效實施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種政策可以避免上述兩種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國當局的充分合作。因為這涉及到S國能否提供給D國足夠的S國通貨。盡管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釋，如果遇到短期的，突發性的資本流動，最好的政策是資本流出國和流入國之間進行合作來消除它們之間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應用外匯管制的方法。萬不得已，才采取犧牲國內經濟的方法，采取緊縮性的政策。
如果資本流出和流人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D國和S國都采取穩定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兩國貨幣之間實行可變匯率，此時有什么辦法應付D國向S國的資本外流呢?米德認為有三種政策可以采用：(1)讓兩國之間的匯率自由浮動，即D國的
貨幣貶值，S國的貨幣升值；(2)D國實行外匯控制的方法阻止資本外流；(3)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B國通貨買進，以保持匯率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米德認為，如果D國實行外匯管制來阻止D國到S國的資本流動，可以在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國不對資本轉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價格調整的方法來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貿易條件發生不利于D國的變動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國的名義收益高于D國的名義收益會導致資本從D國流向S國外，如果D國對資本或資本收益征收特別重的稅，而S國沒有這樣做，那么D國的居民可能會將他們的財產轉移到S國以避免D國的稅收。即使D國所產生的實際收益高于在S國得到的實際收益時，這種流動仍然也會發生。當存在上述情況時，如果使用外匯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資本的交易或流動，而又不影響經常性的支付，那么外匯管制的范圍就要擴大到所有的對外支付，否則要想嚴格限制資本流動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匯管制當局將面臨區分資本支付和經常支付的困難。
以上是對米德沖突的理論分析。對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同樣會面臨“米德沖突”這樣的兩難選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中國加入WTO組織時的承諾，資本項目下將會逐漸實現可自由兌換，屆時中央銀行要維持外匯市場上匯率的穩定，就難以根據國內市場的要求實施調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出現了三次明顯沖突：1994年至1996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和較高的通貨膨脹之間的沖突；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快速下降和物價持續下降之間的沖突；1998年至1999年，匯率穩定和本外幣利差倒掛之間的沖突。例如當外匯儲備增幅較快時，貨幣供給量本該相應增加，但由于國內經濟又出現了通貨膨脹，中央銀行不可能繼續擴大貨幣供給助長通貨膨脹的壓力，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造成內外市場上需要實行兩種相反的貨幣政策，使中央銀行陷入兩難的境地。
(二)內外均衡沖突的形成機制
內外均衡沖突主要有三種形成機制。
1．外部經濟沖擊。包括實物沖擊和金融沖擊兩大類
(1)實物沖擊。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場的異常變化，導致國際商品貿易、貿易差額和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從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成沖擊。傳導的途徑有：首先，與國際市場有著直接聯系的對外經濟部門因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其次，與國際市場沒有直接聯系的國內經濟部門，因貿易部門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最后，對外經濟部門和國內經濟部門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調整過程中，內外均衡之間可能會發生矛盾和沖突。實物沖擊的主要類型包括：國際貿易條件變化帶來的貿易條件沖擊；國外收入水平波動帶來的收入沖擊；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劇烈變化帶來的供給沖擊。
(2)金融沖擊。金融市場的變化導致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發生變化，從而對有關國家的國際收支和國內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常常把經濟波動從一國傳遞到另一國，其傳遞速度很快，影響范圍更廣。對內外均衡影響巨大的金融沖擊主要有利率沖擊、投機性資本流動沖擊以及自我實現的金融危機預期沖擊等。
2．經濟體內部的自我調整力量
包括：
(1)技術進步。技術進步能夠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本國生產能力及競爭能力的增強。技術進步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是經濟增長率提高和產出水平增加，但同時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技術進步對國外經濟部門的影響則是，通過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出口，從而產生本國國際收支順差。于是就會形成米德式的內外均衡沖突。
(2)轉軌過程中的結構性變動。市場取向的改革釋放了過去被壓制的物價上漲壓力，這種因體制改革而產生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換來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此同時，外資因看好國內的市場機會和經濟增長的前景而大量流入，從而形成通貨膨脹、國際收支順差和本國匯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內外均衡的矛盾。
(3)自發性消費或投資的變動。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存在逆差的狀態，此時若自發性消費或投資減少，會造成總需求的減少，經濟可能會走向衰退，這就要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金融政策刺激經濟恢復，而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會進一步造成經常項目收支的惡化，形成內外均衡的沖突。
(4)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處于順差的狀態，這說明消費者的偏好從國外產品轉向了國內產品，于是國內產品的需求增加，進而引起總需求的膨脹，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此時要求政府采取緊縮性的財政金融政策進行調整。其結果只會進一步增加經常項目的順差，這顯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標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經濟又將產生內外均衡的矛盾。
3．國際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一國的經濟政策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和連鎖的“反饋效應”。各國的經濟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點，對不同的經濟政策目標存在著不同的效應。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國內經濟部門發揮作用，一些則主要在外部經濟部門發揮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對兩個部門同時發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間出現不一致、不協調，就會產生內外均衡目標的沖突。除了“米德沖突”之外，“費爾德斯坦定理”也對政策協調失敗有較好描述。費爾德斯坦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內外均衡影響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國內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通過國債發行來彌補，造成國內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國外資本流入，造成本國貨幣匯率升值；匯率升值抑制了本國產品出口，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國際收支逆差壓制了國內需求，使得財政政策的努力失敗。因此，“費爾德斯坦定理”強調只有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協調，才能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與作用區域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認為由于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實際匯率的變化可以明顯
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因此政府應采用支出增減型政策來解決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
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情況相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迄今，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利用貨幣政策增加國民收入較為有效，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從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除了部分國家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外，許多國家還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是實行有管制的浮動匯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業的國家最好還是重視利用財政政策。
但是，一個國家除了要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外，在穩定經濟政策上，還要取得國際收支平衡。這就涉及到為了實現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時財政一貨幣政策如何進一步配合的問題。
所謂內部平衡是指國內的總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業下的總供給，所謂外部平衡是指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等于貿易出超時的均衡狀態。
假定國民收入水平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決定，也就是說，國民收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函數。用g代表財政盈余的數量，用i代表利率，則：
y=y(g，i) (1)
在一般情況下，國民收入是財政盈余的減函數(aY/ag
如果用B代表國際收支余額；用E代表出口凈額；用F代表資本外流，則
B=E-F=E(y)-F(i) (2)
一般來說，出口凈額是國民收入的減函數(aE/aY
在圖1中，E點是YY'曲線和BB'曲線的交點．表示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同時達到平衡。YY'曲線和BB’曲線把該圖劃分為四個區域，表明四種經濟狀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實現了內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時，表示實際經濟情況在YY'曲線上。比如，日點就表示，在內部平衡的情況下，國際收支存在盈余。這時，政府首先應當采取能夠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旨在引起資本外流以平衡國際收支，使H點向左移至H'點。在H'點上，外部平衡雖然達到了，但又有國內經濟出現膨脹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財政盈余的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平衡。從上述簡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是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貨幣政策則是對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與調整的大背景下，過去只側重于解決內部平衡問題的中國宏觀調控模式必然會受到外來的各種沖擊，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從而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一，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于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部門的發展極其不利，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并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傳輸的數量、質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較過去大為增強。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趨于理性，必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而變得完全無效。為改變微觀經濟主體與政府之間的“動態不一致”狀況，關鍵在于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第三，中國加入WTO組織以后，其的多邊規則對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一方面，WTO組織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采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組織的規則。另一方面，WTO組織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以及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組織以后，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將受到WTO組織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中國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經濟調整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和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全球經濟調整中的宏觀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應該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四、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微觀基礎與傳導機制的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存在著如何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問題或爭論，這種爭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盡管每次大的爭論都能夠把人們對宏
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引向深入，但是每次爭論的焦點問題并沒有解決。這個焦點就是，如何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宏觀調控實踐結合起來。
經濟學是求真與致用之學。然而，西方現代主流經濟理論除了在少數概念(如稀缺、供給、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邊際分析、彈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實用性外，在整體上是一種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訴我們經濟中的現實情況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訴我們在經濟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經濟人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證明市場經濟可以達到完全競爭和一般均衡狀態)的學問。為了保證其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對稱性，同時為了堅持市場經濟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試圖將復雜而生動的社會經濟現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場交換行為基礎上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問題的關鍵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試圖以這種簡單總量均衡關系來替代其他各種經濟關系對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和解釋，并且試圖給出政策處方。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主要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有關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觀點，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倍受質疑和常常碰壁，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市場經濟關系更加復雜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運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時必須更加謹慎。盡管從學術入門來看，了解這種高度抽象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這種關系的認識來直接指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實踐，則有可能使人誤入歧途。
很長時間以來，在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人們一般都會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礎之上的：需要有發達而完善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生產、消費、投資和儲蓄等經濟變量對利率反映較為靈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設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簡單地利用該框架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雖然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經濟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較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實際上，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有賴于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但利率的有效傳導須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并不能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利率傳導機制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意義。
即使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經濟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
市場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信貸機制來進行的。斯蒂格利茨認為，信貸的可得性是影響貨幣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是私人部門獲得信貸的條件以及信貸數量，而不是貨幣數量本身。”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說，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與貨幣政策一樣，中國財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觀基礎和傳導機制。1998年以后，面對國內通貨緊縮的狀況，中國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從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什么兩樣。
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范文6
關鍵詞：PPI；通貨膨脹
一、問題提出
通貨膨脹是經濟體中主要的商品和勞務價格的長時間持續上漲，對通貨膨脹水平的測量主要是由政府承擔，近年來由于通貨膨脹與居民生活、企業經營成本、宏觀經濟發展階段和健康度等各個指標具有直接或者間接的聯系，所以很多科研單位、投資銀行等機構也開始重視對通貨膨脹的測量和預測。通常認為，量測通貨膨脹的指標包括：一是消費者物價指數（CPI），CPI是最典型和最常用的衡量通貨膨脹的指標，主要是由居民消費者經常購置的商品和勞務的價格籃子組成，用于衡量居民日常消費所承受的價格上漲水平。在很多發達國家，CPI指標不僅僅用于衡量價格總水平的上漲，還用于在工資水平的修訂和勞資談判等各項工作中，并作為工資和特別稅種等指數化調整的重要標桿。此外，CPI指標的變化還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熱度以及貨幣政策有效性等宏觀經濟政策指標有明顯的關系，所以也是制定和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方向的主要指標。
二是生產者物價指數（PPI），PPI是衡量工業企業產品出廠價格變動趨勢和變動程度的指數，是反映某一時期生產領域價格變動情況的重要經濟指標，也是制定有關經濟政策和國民經濟核算的重要依據。目前，我國PPI的調查產品有4000多種（含規格品9500多種），覆蓋全部39個工業行業大類，涉及調查種類186個。
三是GDP平減指數（GDP deflator）是指現價GDP增長與剔除價格變化后的GDP增長之間的比值。與CPI類似，GDP平減指數也是衡量宏觀價格總水平變動的重要指標。但是與CPI不同之處在于，GDP平減指數包含的范圍更加廣泛，不僅涉及全部的商品和服務，還包含了生產資料、進出口情況等，是更加宏觀和更加全面的指標。
CPI、PPI和GDP平減指數是衡量通貨膨脹問題最主要的指標，也是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必須重視的關鍵指標。除此之外，衡量價格變動的指標還包括批發物價指數（WPI）；生活成本指數（CLI），商品價格指數（commodity price index）等等。每一種衡量通貨膨脹的指標都具有不同的出發點和特征，其衡量的結果也具有不同的政策含義。
我國近年來理論界和實業界對對通貨膨脹的解釋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對CPI的理解和研究上，重視CPI指標變化帶來的宏觀政策影響和含義。應該認識到，僅僅通過CPI認識通貨膨脹的問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CPI變化主要反映了我國總需求層面的變化和貨幣政策的調整，認識通貨膨脹問題必須還要看到實體經濟和供給層面的影響，這些問題的解決就依靠認真的分析PPI等指標的波動和成因分析。本文的出發點是在對我國CPI指標變化進行分析和解釋的基礎上，重視對PPI指標的分析，進而解釋反映實體經濟和供給層面的因素對通貨膨脹總體水平和走勢的影響，從而從總供給和總需求兩個方面提出更加全面和系統的通貨膨脹治理政策。
二、國內研究的進展和文獻綜述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通貨膨脹問題日益成為宏觀經濟管理中的重要問題，我國國內理論界也開始深入分析通貨膨脹深層原因，以及將總供給和總需求納入到統一的框架中，討論通貨膨脹的問題。主體來說，我國近年來關于通貨膨脹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對PPI的重新認識可以分為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PPI與CPI的區別和具體的傳導途徑；二是PPI與CPI走勢不一致的原因分析；三是基于PPI趨勢分析的通貨膨脹治理政策的提出。
第一，在CPI與PPI的關系問題上，爭論的較為激烈。賀力平、樊綱、胡嘉妮（2008）運用2001年1月至2008年7月中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數據，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提出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與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是相互聯系并有顯著區別的概念。討論中可以引出三個結論：第一，消費者價格指數與生產者價格指數在概念上既有密切聯系，又有重要區別。從構成上看，兩個價格指數之間可能存在多種因果關系或非因果關系。第二，針對中國近年來數據的計量檢驗表明，消費者價格指數是生產者價格指數的單方向的格蘭杰原因，即前者的滯后值可幫助預測后者，而后者卻對前者無此作用。第三，就消費者價格指數較多地反映消費需求因素而生產者價格指數較多地反映工業原料供給因素而言，上述計量結果可以進一步引申為:在近年來影響以消費者價格指數來衡量的國內通貨膨脹走勢中,需求因素相對顯著于供給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