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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二胎政策范文1
由此可見，當時出臺的“獨生子女政策”，即“一胎化”政策并非最佳選擇，而是在中國人口過剩、計劃生育起步階段不得已而為之的“急剎車”政策，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是，這項政策只考慮30年，也就是一代人是不科學的，至少應再考慮三代人，否則不可能認識到“一胎化”可能產生的社會弊端，結果可能導致30年后“一胎化”政策被否定。到頭來，這種國策是難以持續的，甚至還會出現反復。
基本國策當以百年計
其實，早在1980年9月25日“獨生子女政策”作為基本國策正式出臺之前，筆者就在1979年冬提出，下一代要實行“雙獨可以生二胎”，即一百年四代人平均為“1.5胎化”的中國人口戰略主張。30年過去了，實踐證明筆者當年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
一項長期政策，特別是基本國策，必須考慮眼前利益和長遠影響，權衡利弊，作出最佳戰略選擇。人口戰略所涉及的計劃生育應該作為百年大計來考慮。也就是說，計劃生育至少要以100年為單位，以25年為一代，考慮四代人應如何實施計劃生育，而不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要么“一胎化”，要么“兩胎化”，把根本國策混同于臨時對策。
“一胎化”政策在當時是必要的，但也伴隨著巨大的弊端?！耙惶セ鄙邔嶋H上是以“剝奪”人們自主選擇生育數量的權利為代價的，其帶來的另外一個弊端就是“老齡化”。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0／2011》預測，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到2050年，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為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從現在起就要應該計劃地實行中國計劃生育的新戰略“1.5胎化”。
有選擇地“1.5胎化”
近期有報道稱，“十二五”期間，中國將開展“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政策試點工作。2011年將首批在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浙江五省試行；然后，在京滬津等大城市實行；計劃在“十二五規劃”(2015年底前)內，實現全國全部執行“單獨二胎”政策。這與筆者的人口架構理念比較接近。
我認為，中國最合理的計劃生育和人口戰略應該是在未來100年，即1980年至2080年，實行“有選擇地1.5胎化”。即，從中國在全國范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后，以未來四代人為對象制訂計劃生育長遠規劃，具體做法是：
第一，凡是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選擇權，而他們的下一代人生育第二胎則要受到一定限制，提倡重返生育獨生子女。
第二，凡是夫婦中男方是獨生子女的，原則上可以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選擇權。如果只有女方是獨生子女，則這對夫婦則不能享有生育第二胎的選擇權。這非歧視女性，而是在客觀上有利于保護女嬰。
第三，父母是獨生子女的“二胎選擇”并非硬性規定，而是一種選擇的權利，如果放棄這種權利，便意味著這種把權利移交給了自己的下一代。這就增大了人們接受的自愿性和自主性。城市和農村應統一政策，少數民族可以例外。這有利于提高人口質量、素質和中華民族多民族合一的國家特色。
計劃生育二胎政策范文2
199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她被陜西省商州市板橋鄉的計生隊抓起來，推上一輛手扶拖拉機，頂著寒風來到15公里之外的鄉衛生院，做“自愿”結扎手術。
在沒有暖氣的手術室里，醫生打開她的腹腔。這時停電了。醫生于是坐等來電。 40分鐘過去了，醫生讓護士點起蠟燭，開始做手術。此時，效力已過。
閻梅說：“幸好我沒有死?！?/p>
在當年，有閻梅這樣遭遇的育齡婦女不在少數。那一年，作為中國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施了12年。
兩個寶寶的驚喜
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計劃生育政策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只生一個好。”
20多年來，這句口號在廣大衣村俯拾即是，甚至“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的極端標語也在個別地方出現了。
“城市一孩，農村一孩半，少數民族地區三孩，80％的農牧區沒有限制”，中國逐漸形成如此生育模型，并成為國際上人口控制的楷模。
轉眼又過了12年，到了2004年。
2歲的兒子在身邊蹦蹦跳跳，微微隆起的肚子已在孕育新的生命，幸福的上海媽媽陸穎蕓，懷孕4個多月就在家里安心等待第二個寶寶的降生。
35歲的陸穎蕓是上海一家事業單位的財務，和丈夫一樣，都是家里獨苗的他們忘不了童年的孤單?！澳莻€年代還不提倡計劃生育，同學、朋友家里都是兄弟姐妹成群，于是就老幻想要是有個妹妹、弟弟的該多好。”
今年5月，陸穎蕓再次懷孕。恰好，新的《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在半個月前生效，取消了符合生育二胎條件的夫婦(如雙方均是獨生子女)必須間隔4年再生育的限制。
這個新條例在取消生育間隔的同時，也將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涵蓋到13種情況。
今年9月，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對10多個國家駐滬總領館官員做專題介紹，表明上海在繼續貫徹執行計劃生育的同時，不提倡丁克家庭，取消原先對婚后無子女夫妻在退休時給予一次性獎勵的政策。
新舉動引起了媒體的極大興趣。有報道稱“中國的計生政策即將做出重大調整”。與“只生一個好”對應的另一句話――“一個家庭兩個孩子的政策更合適”也成了萬眾矚目的話題。
微調從上世紀就開始了
要說起來，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實屬不得已。
從1949年至1980年，中國凈增人口4.3億。為遏制人口過陜增長的勢頭，中國政府只好采取“急剎車”辦法，從1980年開始在全國普遍提倡―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
不過，在這期間，中國事實上也在微調生育政策，如80年代中期，就對農村的生育政策做了適度調整。
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情況又有了變化。新華社2000年報道說，中國絕大多數省份都已出臺法規，規定均為獨生子女的城鎮夫妻，可以自愿生育第二個孩子。
新華社說，由于此前中國多數省份已允許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農村夫妻生育二胎，這意味著今后中國多數獨生子女夫妻可以生兩個孩子。
2000年5月7日，中國政府《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明確提出今后10年人口總數要控制在14億以內，要穩定現行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依照法律法規合理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政策規定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
國家計生委人口專家委員會專家宋杰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多數省份允許城鎮獨生子女夫妻生育兩個孩子，是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的微調，這符合國情。
而農村的情況也與以前不一樣了，越來越多的已婚育齡婦女可以根據自己的身體條件，選擇包括結扎、宮內節育器、避孕藥、、避孕膏膜等在內的各種短期或長期避孕方法。
所謂“知情選擇”就是要確保已婚育齡婦女在選擇避孕方法時享有知情權、選擇權和決定權，這是2001年12月頒布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首次作出的明確規定。
本文開頭提到的閻梅式的故事，慢慢聽到得少了。如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對計生工作者形象的描述：我們正從過去“可恨的人”、“可憐的人”變成“可愛的人”。
多數省放開了二胎生育間隔
最近，部分城市實行的取消生育間隔的新措施，實際上對生育兩個孩子的條件作了“更符合人性”的進一步放寬。上海不是第一例。
兩年前的7月，湖南就對該省的計劃生育條例做了調整，擴大了育齡婦女生育二胎的范圍。同年8月，浙江省也調整了計劃生育條例，對生育間隔不再做硬性規定。9月，安徽省也出臺類似舉措。
2003年9月1日實施的新版《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按照北京市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微調。舊條例規定，“依照本條例規定允許生育第二個子女的，生育間隔不得少于4年，女方年齡不得低于28周歲”；新條例中修訂為，依照條例規定允許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只要符合“生育間隔不少于4年”和“女方年齡不低于28周歲”兩者中的任一條，即可生育第二個子女。
今年10月14日出版的《法制日報》援引張維慶主任的話說，各地方新出臺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突出了依法行政、維護公民實行計劃生育合法權益的思想，普遍取消了一些行政審批制度，修訂了各種不符合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收費和罰款項目，如二胎生育調節費等。多數省放寬了二胎生育間隔，吉林、上海、海南三地取消了生育間隔。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研究員、人口學博士任遠目前受命擔任國家人口發展戰略課題組研究員。他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根據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中“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的規定，20年后，由于進入生育期的大都是獨生子女，中國城鎮將自然過渡到大部分家庭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條件。
目前僅是針對特殊人群
專家認為，部分地區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的微調，有利于調整城鎮和農村人口比例，減緩人口老齡化，提高人口素質。
以上海為例，連續11年的人口負增長后，勞動力結構日益老化，人口老齡化向深度老齡型社會演進。早在1979年，上海 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數量超過10％，提前全國20年迎來銀潮。
“從2006年起，上海勞動力適齡人口總數將逐步減少。屆時，社會保障體系將面臨巨大壓力?！鄙虾Ｊ腥丝诤陀媱澤瘑T會主任謝玲麗說。
近20年來上海年出生人數峰值為22萬，低谷僅為7萬，專家預測新的生育高峰要到2006年才開始。
“年齡結構的多峰谷交錯現象對教育、衛生、就業、醫療和養老等產生交替性影響，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社會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不利于上海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復旦大學人口所所長彭希哲對《望東方周刊》說。
“壓力之下，上海一直在爭取積極的生育政策?！鄙虾Ｉ鐣茖W院人口所常務副所長周海旺告訴記者。
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03年的調查表明，15.17％的城市受訪者希望生育2個孩子，而且生育意愿與年齡、文化和經濟收入成正比，高收入和高學歷家庭最想擁有兩個寶寶。
“從研究者的角度講，最理想人口的政策就是盡可能地符合人們的生育意愿?！敝芎Ｍ鷮Α锻麞|方周刊》說。
在2002年上海舉辦的人口與發展論壇上，時任上海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的周劍萍就曾建議：“建立人口出生公眾預報制度，同時，取消對計劃內第二孩的生育間隔規定……2010年左右達到生育高峰后，應及時調整生育政策，允許普遍生育兩個孩子。”
張維慶表示，這樣的調整僅僅是針對特殊人群?！拔覀冎v大政策的穩定，大政策穩定就是說，主流人群的政策要穩定，特殊人群的政策可以微調?！?/p>
基本國策毫不動搖
張維慶的說法，實際上表明了，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并不會做大的調整。
媒體說，“一個家庭兩個孩子的政策更合適”這句話出自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司司長于學軍之口。但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鄔滄萍表示：“這是于學軍作為個人意見來談的?！?/p>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司政策研究處調研員顧海路告訴《望東方周刊》，于學軍說這句話既非官方意見，也非個人意見，而是作為一個學者的意見。他表示，在說這句話的時候，于學軍尚未擔任該司司長。
顧海路說，從目前來看，人口政策還沒有松動的跡象?！坝媱澤菄?，不是我們政策法規司說了算的。如果有大的調整，那也是由中央做出決策。”
于學軍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表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現在還沒有出臺這樣的政策。我們現在正在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課題，待結果出來后我們會向中央提出建議?！?/p>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段成榮教授評論道，“比較一下最近幾年的政策，其實沒有松動。”
于學軍認為，一些地方生育政策的變化只能說是在國家總的生育政策范圍之內所做的微調，在政策上和指標上都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并沒有突破或超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原則范圍。
想生不一定能生
雖然部分城市已經允許在一定條件下生育二胎，但中國多數城鎮年輕夫妻事實上無意要第二個孩子。
經濟的壓力、個人價值訴求的提高以及社會養老體系的建立等使得現代城市人有了不同以往的生育文化?！吧幕瘜θ藗兊纳袨樵谛睦砩掀鹬顚哟蔚淖铚蛲苿幼饔谩！迸硐Ｕ芩L告訴《望東方周刊》。
還在2000年，黑龍江省計劃生育委員會就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在100240名20至30歲的被調查者中，表示不想生兩個孩子的占69.9％。上海去年的調查表明，想要二胎的人也只有15．17％。
“以目前0．4％的總和生育率為基數，如果50％的符合者生育了二胎，總和生育率最多回升到1．4％―1．5％，仍然處于低生育率范圍?？梢钥隙ǖ氖?，上海不會在短時期再度擴大生育二胎的范圍?！敝芎Ｍf。
新條例頒布之初，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開展了20649名現場訪問者的 18―30歲年輕人生育意愿調查發現，青年一代的生育意愿已降到20年來的最低，打算生育孩子的平均數為“1．10'’，較20年前的“2．04'’幾乎縮減一半。
獨自經營廣告公司的崔麗是那種特別嚷嚷著要生二胎的人，但落實到行動上，卻是不可能。
已有一個7歲孩子的她終日忙于經商，兒子由外祖母帶著，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老人已感力不從心，崔麗不得不每天抽出時間輔導孩子功課。她告訴《望東方周刊》：“如果再生一個孩子，根本沒有精力管教?！?/p>
最想要兩個孩子的群體之一當數“海歸”。年屆不惑的李雙龍留學日本11年，回國任教后帶回了一雙兒女。
雖然4口之家被朋友視為美滿，但是李雙龍卻一臉疲憊?！敖逃С龀闪藝鴥燃彝プ畲蟮囊还P投資。盡管我們夫妻雙方都是上班族，但經濟和精力上的壓力比以前大很多?！?/p>
獨生子女獎勵、獨生子女家屬醫療補助……李雙龍發現和孩子有關的很多制度都和一胎制掛鉤，“這和日本有很大區別。由于只有一個孩子可以享受單位的醫療補助福利，我們還得面臨著孩子健康支出的壓力”。
那么將來呢，按照任遠的“過渡理論”，20年后，大部分城鎮家庭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條件，屆時，中國會不會迎來人口猛增的高峰?
張維慶向媒體表示：這個我們測算過，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允許生兩個孩子，從人口總量上來講不會增加多少。第一，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他們結婚不一定都生兩個，現在一個孩子不要的也多的是。他們也不一定養得起。另外，城市人口只是中國人口的一小部分，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數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增多，但對中國的人口總量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人口仍是達摩克利斯之劍
不管怎么說，龐大的人口，既是中國的資源，也仍然是中國的巨大拖累。
任遠博士說，中國人口總數已達13億，已經超過了目前技術條件下的社會承載力，致使人口、土地和資源的矛盾非常突出，且今后20年里看不到矛盾的任何緩解跡象。
任遠透露，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國社科院、南開大學等數十家單位正對中國人口的發展進行嚴密監測，未來人口在哪一年達到最高峰，各家單位的監測數據并不相同，但最保守的判斷是在 2030年左右，中國人口達到15億，在2043年左右達到15．5億，不超過16億。
計劃生育二胎政策范文3
注定失敗的官司
從2009年12月21日二女兒若楠降生的那天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楊支柱就開始成為公眾人物。因為超生，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學校的解聘通知。
這起“教授超生被辭退”事件引發媒體關注，上升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煩并沒有就此結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區計生委向楊支柱夫婦出示了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指控他們“違法生育第二個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會撫養費”240642元。
24萬，對于一個要撫養兩個孩子的大學教授來說，是一個無法承受的巨額負擔。2010年底，這個倔犟的湖南男人，決定海淀區計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里規定的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并不是“強制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而且相關法律法規中都沒有“違法生育”這個詞；如此高額的“社會撫養費”，顯然有失公平。
“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護，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卻沒有生育自由？”這位曾撰文力挺重慶“最牛釘子戶”的學者，如此發問。
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出任律師，“主要是從技術上來切入，比如說行政處罰程序合不合法，處罰數額合不合理，并沒有想根本上否定計劃生育的合法性?！睏钪е粚W校解聘后只發給他600多元工資，扣除有關規定項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職帶孩子無收入，計生委向楊支柱夫婦征收240642元社會撫養費，顯然違反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款“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征收的規定。
2011年1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楊支柱一審敗訴，海淀區法院認為，海淀區計生委作出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決定，認定事實清楚，符合法律規定，征收額度也無不當。楊支柱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4月，楊支柱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兩個月后，北京市一中院做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判決。
其實，楊支柱沒有指望通過這起官司改變什么，只不過“想通過這種‘行為藝術’，達到拷問計劃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早在2010年10月的一個周日，楊支柱就去“行為藝術”了一把，不過，地點不是海淀區計生委門口，而是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過街天橋。這個地點的選擇是楊精心考慮過的：既不會引發交通堵塞，也有足夠大的人流量，在警察來阻撓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時間“撤退”。
倚在天橋欄桿上的楊支柱，身前擎著一張巨大的綠紙，上書“賣身交罰款”幾個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罰的經歷：“考慮到賣身之后不能照顧孩子，我希望多賣40萬補償她們，一口價64萬元。誰買我，我就給誰當奴隸，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身”沒賣成，卻再次在社會上引發了對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輪關注。
“等計生政策廢除？我等不起”
第二個孩子的到來純屬意外。
2004年，38歲的楊支柱和陳虹結婚。他曾對妻子說：“你生多少個我就養多少個，我肯定不嫌多?！碑敃r陳虹還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楊支柱還高?！岸ァ保€是一個他們觸摸不到的話題。2006年，陳虹懷上第一胎，生下了女兒若一。
3年之后，陳虹再次意外懷孕。她的態度與丈夫一樣，選擇把孩子生下來。在事后一封于網絡的聲援丈夫的公開信中，陳虹說：“老楊喜歡孩子，因為他認為一個孩子對成長不利，容易慣壞。很多獨生子女很‘獨’，不能接受和弟弟或妹妹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3歲的女兒并不這樣，她強烈地要求有個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過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沖動的人，和很多中國人一樣因為‘理智’太多而過著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這樣的行為會帶來什么社會意義，那也并非我們的初衷?！?/p>
處罰是楊氏夫婦倆意料之中的事。其實也不是沒有辦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來，生完后帶回來說是親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學一下楊支柱認識的一位書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過請客送禮，只被罰了5萬塊；再不然，就像楊支柱認識的一個學院院長，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兒說成殘疾，說女兒心臟有個洞，讓醫院開個證明?！皩嶋H上計生委知道你這個是假的，但你送點兒錢他就不管了。醫院里開個證明，幾千塊錢就搞定了嘛！”
可是，楊家最終都放棄了，“因為怕麻煩別人，因為覺得沒有尊嚴”。
就在楊支柱為自己的“二胎”抗爭的一年多里，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長、計劃生育制度副總設計師田雪原分別撰文呼吁調整人口政策，這被解讀為“計生領域內部也發出了不同聲音”。對于這些消息，楊支柱并不樂觀。
對于“生二胎”的態度，楊支柱在3年中迅速地變化著：2008年，他曾與眾多學者一起，共同簽署了《放開二胎倡議書》；但到了2010年11月，他的題為“必須無條件停止計劃生育”的評論文章，明確表示“放開二胎”是錯誤的；近日，在回答“你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應該向哪方面調整”時，他說，“沒法調整”，“應該徹底廢除計劃生育，并鼓勵生育”。
但是，從制度層面來說，他并不樂觀。
根據他的觀察，現在為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鼓與呼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已經越來越少?！?007年有二十幾個人發言，你現在找二十幾個人還找不出來，因為說話的好多人都退休了?！?/p>
抗爭的代價
如果不要“二胎”，楊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樣子：寫論文，當教授，出席各種學術活動。在外界看來，“二胎”終止了他的學術生命。但談起這些，他絲毫沒流露出后悔之意。
楊支柱被學院解聘之后，先后有同事上書院領導，希望學校能“善待楊支柱夫婦的選擇和追求”，超越現行不合理的規定，對楊支柱免于處分。但這些陳情，并未獲得校方的積極回應。
現在，楊支柱一家擠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家屬區。被學院解聘后，經濟拮據的楊支柱一度想把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帶妻子孩子到鄉下去住?！皩W校的房子很搶手，一個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p>
但這個主意，被妻子陳虹堅決拒絕了。
楊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為一些報刊寫評論專欄，但也不太穩定，“很多地方都沒譜，第一是發不發沒譜，第二是發了什么時候給錢沒譜”。
對楊支柱夫婦來說，孩子的未來，是個敏感話題。
雖然經歷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兒若楠還是不能上戶口?！巴獾赜泻芏嗟胤蕉伎梢越枞丝谄詹闀r機給超生孩子上戶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給上。”楊支柱說。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透露，經過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國登記到沒有戶口的人有1300多萬，其中多是超生人員。雖然僅占到全國人數約1%，但仍然是個龐大的群體。
楊支柱也明白，這是一個無證寸步難行的國家，以后孩子要上學，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證。但他仿佛一位大戰風車的騎士，盡管形容落魄，但還沒想去屈服。
對于丈夫的堅持，妻子陳虹淡淡地說：“路都是自己選擇的，走一步看一步吧?！?/p>
計劃生育二胎政策范文4
從2011年兩會期間已開始發酵的“單獨可生二胎”傳聞終于有了切實的進展，作為中國第一人口大省的廣東，近日正式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試點的申請，但能否得到批準，尚待國家決定。但不管結果如何，其背后給我們的思考是，中國的人口政策似乎需要未雨綢繆，進行必要的調整。
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進行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不包括港澳臺地區的話，中國大陸地區現有總人口為13.39億，2000年以來，年均增長0.57%，處于低生育水平階段；與此同時，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個百分點，我國老齡化進程逐步加快。據預測，到2030年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將達到3.55億，成為不折不扣的“銀發社會”。選擇“未富先老”，還是放開單獨二胎，顯然已執行30年之久的計劃生育政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過去30年被稱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如果人口政策始終不進行調整與完善，老齡化趨勢不斷加速，將直接沖擊社會經濟發展，“人口紅利”很可能成為“人口負債”。目前我國社會普遍家庭架構為“4-2-1”結構，所謂養老金，就是用將來“子”創造的經濟價值來養育將來的“老”，一旦“人口負債”出現，就不會有合理比例的年輕勞動力來創造足夠的經濟價值，這將是社會不能承受之重。
同時，過低的生育率會導致人口長期的慣性負增長，進而在宏觀層面上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力、社會結構乃至民族生存造成沖擊，在微觀層面上牽動這個國家中每一個家庭和個人的幸福與權利。日本老齡化拖垮經濟，已被公認為是一個典型。美國《時代》曾發表文章說，日本“失去的10年”有可能延續為數十年，這主要和人口老齡化以及年輕人職業安全感的缺失有關。全球經濟衰退再次暴露了困擾日本經濟的結構弱點：過分依賴出口推動經濟增長、內需疲弱、企業生產效率低下和市場競爭存在障礙。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日本人口結構的失衡，人口的老齡化不僅壓縮了勞動力大軍的規模，而且也影響到了消費市場。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如今的超低生育率是由誠實守法公民的節制生育維系的，遵紀守法的、正式單位上班的、高學歷人群生育受到控制，而政策外的超生則在基層人群、流動人口與富人名人中普遍存在。社會的中堅力量本是中產階級，但這部分人對于計劃生育的守法成本卻過于高昂。開放單獨二胎，無疑可以改變這種守法成本不一致所造成生育權利事實上不平等的狀態，也有利于未來民族素質的整體提高。值得擔憂的是，即使放開單獨二胎，在生育子女成本高、生育意愿不足的情況下，中國人口的生育率不但無法回升到一個比較溫和合理的水平，反而會在低生育率的軌道上越滑越遠，尤其是高素質人群的生育意愿沒有反彈跡象。過去30年，發達國家一直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生育率，但沒有特別有效的方法。一旦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難自拔。讓人們少生孩子容易，當少生孩子成為習慣后，再讓他多生孩子，難度可能更大，特別是提高高素質人群的生育意愿。至少目前全世界，沒有一個成功案例。
30年過去了，調整人口政策，開放單獨二胎，并不是要否定計劃生育國策，相反是與時俱進地看待這一國策，誠如總理在今年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的那樣，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計劃生育二胎政策范文5
一是將農村只收養一個子女或兩個女孩的納入計劃生育獎勵扶助制度范圍
目前納入獎勵扶助對象范圍的是農村實行計劃生育的獨生子女戶和雙女戶，所以在調查核實階段特別注重調查申報納入獎扶對象的子女是否親生子女。只要不是親生子女，無論是合法收養還是非法收養的一律不納入獎扶范圍，引起了收養子女家庭的不滿。普遍認為反正他們只有一個孩子，為什么親生的給獎勵，收養的就不獎勵，并有人多次到縣人口計生局和負責審核的工作人員理論；有的老人怕收養的子女找借口不孝順或不負擔養老義務，從收養的孩子懂事之日起就避而不談其是收養的，一直說是自己親生的。通過審核人員耐心細致負責任的調查，將收養的秘密揭開后，反而引起了部分家庭的不和，雖然是極少數，但也給農村的社會和諧造成了一定影響，特別是對收養子女的農村老人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
收養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收養關系成立之日起，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養子女與養父母的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于子女與父母的近親屬關系的規定。養父母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收養關系的成立而消除。
收養法第三條規定，收養不得違背計劃生育的法律、法規。
一些地方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也規定，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規定，有子女而收養的，按照子女數比照政策外生育子女的標準征收征收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由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作出書面征收決定；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可以委托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作出書面征收決定。
按照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筆者認為，既然收養法規定了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一些地方的計劃生育條例又規定了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規定，有子女而收養的，按照子女數比照政策外生育子女的標準征收征收社會撫養費，且社會撫養費由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征收。當養父母年老時，就應象其他自己生育子女的計劃生育戶一樣，享受到國家的計劃生育獎勵扶助政策。更何況，獎勵扶助金是由政府出資、財政保障，不是計劃生育一家的事，將收養子女的農村老人納入計劃生育獎勵扶助范圍，合乎民心、順應民意，有利于農村的和諧穩定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當然，何時納入、怎樣納入、需要辦什么手續，是需要進一步考慮和細化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和自己生育子女的一視同仁。只要戶口本上顯示只有一個子女或兩個女孩，就直接和其他人一樣按程序納入獎勵扶助對象范圍。
二是符合條件但提前生育或未辦理二胎生育證而生育兩個女孩的家庭應在一定條件下納入獎扶范圍
按照目前實行的計劃生育獎勵扶助制度，納入獎扶對象的必須是實行計劃生育戶。我國的一些地方性計劃生育條例在不同階段對農村規定了具體的照顧生育二胎條件，如山區只有一個子女，平原丘陵第一個子女系女孩，農村中男到女家落戶，雙方或一方是少數民族等。為完成人口控制目標，又規定了具體的生育間隔。但在實踐運行過程中，由于多種原因，有一部分符合照顧生育條件的農民卻違反生育間隔規定提前生育了第二個子女，或未辦理二胎生育證生育了第二胎。其實他們本來有可能是實行計劃生育戶的。這當然主要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但也不排除有我們工作不到位，宣傳、辦證不及時，極少數人為亂收費達不到目的故意不給符合條件的人辦證，讓內生變外生的因素?，F在有的省市在修改人口和計劃生育條例時取消了生育間隔，甚至還有人提出要對符合條件的生育二胎夫婦實行免費登記制度，這就給在一定條件下將符合條件但因種種原因本可以內生卻外生的人群納入計劃生育獎勵扶助對象創造了機遇。應在適當時機將這部分人納入獎扶對象范圍。條件是必須按當時規定足額繳納了社會撫養費，領取了結論證。提前生育的還應按提前生育的年數相應推遲享受獎勵扶助的時間，第二個子女必須是女孩。
計劃生育二胎政策范文6
黨的十召開以后，報告中的一個提法備受關注，即“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逐步完善政策，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边@個提法平和大氣，繼往開來，考慮周詳。但是，到2013年年初，突然出現一種論調：堅持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不動搖，穩定低生育水平是當前首要任務。追根溯源，這個提法有一個背景，就是早在2000年中央就頒布過一個“穩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決定》，穩定低生育水平成為此后人口計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認為低生育水平來之不易，所以要千方百計穩定它。
坦率說，2000年五普以來，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TFR）已經在1.3這個警告性低生育率之下而且持續走低，2010年六普時只有1.18，2011年只有1.04，超低生育率所引發的弊端、惡果日漸顯現，概言之中國正在形成年輕人口減少、萎縮和虧損為核心的新人口危機！應當看到，總結國際經驗，對超低生育率和嚴重少子化的危害認識不足是相當危險的。所以，在中國進入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時代，依然將“穩定低生育水平”放置人口工作的首位是讓人費解的，恐怕不僅與科學發展觀所推崇的“以人為本”原則嚴重相悖，也與科學人口觀所追求的“人口和諧”格局背道而馳。
1980年9月25日：中國人口發展的分水嶺
1980年9月25日，以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為基調的《公開信》，這一天成為中國人口發展的分水嶺，拉開了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歷史帷幕――從70年代的“晚、稀、少”的提倡計生迅速過渡到80年后“一胎化”的強制計生。從此，中國人口政策就以“以數為本”、“以人口零負增長為戰略目標”。當時追求的目標之所以是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是為了實現上個世紀末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所以在人口控制上采取了有史以來最嚴格的措施，但強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戰略代價巨大，這一點現在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
1979年起，中國的人口決策開始被“負人口觀”所導航。人口的負面被嚴重夸大，典型的“見數不見人”。人口數量論、人口負擔論、人口過剩論、人口分母論、人口壓力論、人口無限增長論、人口癌細胞擴散論一度甚囂塵上，使得政府對正常的人口轉變增長充滿了擔憂，唯恐20世紀末四個現代化的“強國夢”夢碎人口無控增長上。必須看到，當時由于受制于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人口的正面影響和潛在優勢均被嚴重忽視了。強制推行的以一胎化為方向的人口控制戰略風險大、代價高。從家庭視角來看待和反思計生政策，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獨生子女家庭有很大的風險性，本質上是風險家庭。風險性就在唯一性。放大來看，獨生子女人口占主體的社會本質上是一個風險社會。我們國家存在著很大的人口風險問題，而且諸多風險在不斷積累、擴展和爆發，對于獨生子女的人口風險問題，現在學術界和社會各界慢慢也形成了一些共識。
始自2002年，穆光宗提出和逐步完善的人口風險-代價理論認為，1980年以來的人口生育政策人為制造了家庭失獨風險、獨子傷殘風險、獨子成材風險、雙獨婚姻風險、家庭養老風險、社會發展風險和國家國防風險，以及人權代價、健康代價、親情代價、社會沖突代價和行政成本代價。例如，有很多婦女因為引流產付出了沉重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2003年元旦，穆光宗去甘肅的酒泉調研人口計生綜合改革，當地領導談到為什么他們主張要放棄政策性生育間隔呢？是因為有多名婦女僅僅因為政策性生育間隔不到被強制引流產時不幸死亡，而這些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常識告訴我們，每個家庭情況有別，生育間隔不一樣，有些長一點，有些短一點，平均也是有間隔的，不過“自然間隔”優于“強制間隔”，因為影響家庭決策的因素各不相同，也更有利于人口發展的生態。持續的生育少子化和獨子化不僅造成了年輕人口萎縮虧損、可婚女性人口短缺等人口生態問題，而且產生了未富先老、未備先老和孤獨終老為基本特征的“少子老齡化”問題。
強制計生為何能夠延續至今？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人口誤判。無視超低生育率的巨大危害，無視人口生態失衡的巨大風險，無視強制一胎化的巨大代價，一概認為：中國人口問題是總量問題，即規模太大、人口過剩。但具體到現實生活，我們卻不知道該定義哪些人口是“過剩人口”，是你、是我還是他？其實，每一類亞人口都存在潛在的紅利，例如殘疾人口、老年人口也會產生特殊的人口紅利。
低生育目標的實現，并不意味著中國人口問題的終結；相反地，伴隨著人口問題的轉型，西方有人口轉變理論，中國有人口問題轉型。根據我們的觀察，中國人口問題有三大轉型，即從體制型人口問題轉向政策型人口問題，從多子的人口問題轉向少子的人口問題，從增長型人口問題轉向結構型人口問題。一胎化人口政策本身是有負作用的，所以，穆光宗于2004年10月18日在《學習時報》發表“構筑以人為本的人口戰略和人口政策”一文時就提出我們要注意政策性人口問題，要盡量避免政策性人口問題的產生和擴散。過去是多育、早育、密育，現在是少子、晚子，甚至不育的問題。以前是增長過多，現在是結構性的，比如性別比失調，過度、過快的老齡化，包括我們很難預期的深度老齡化的挑戰，我們面臨的是獨子少子老齡化等等的挑戰，在世界各國中可能是最嚴峻的。其次，集權決策。集權決策可以無視民意，集體決策誰負責？本來生育決策應該是人民自己負責的私權，卻演變為公權力替代了私權利的悲劇。再次，基本國策。地位尊崇，難以撼動。將一個應急政策固化為國策，產生了強大的政策慣性。最后，利益集團。飯碗問題，官位問題，利益問題。計生系統擔心自身的出路問題，擔心這么多干部職工的吃飯問題。其實，人口和家庭發展委員會的體制選擇遠勝于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回歸計劃生育的本意
計劃生育怎么理解？我們認為，計劃生育在方式上可以有三種理解。一種是自主的計劃生育，就是家庭計劃，比如政府提倡生二胎，是不是很多家庭會生三胎、四胎呢？第二是提倡計生，無論是倡導多生還是少生，政府扮演的是助推者的角色，而不是決策者的角色。第三是強制計生，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愿意不愿意，只能按照政府的意志來決定生育的間隔和生育的子女數?，F行計生的政策和男女平等的政策天然是有沖突的。
現在失獨家庭和老人越來越多。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全國0-30歲獨生子女人數有209894700人，概數2.099億，其中0-17歲的獨生子女人數1.6336億，18-30歲的獨生子女人數4653萬。根據王廣州等通過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建立生命表推算，大約有3.91%的人活不到18歲，有5.1%的人活不到30歲。這樣的話，大概有638.8萬獨生子女活不到18歲，大概有1070.5萬獨生子女活不到30歲。18-30歲的成年獨生子女夭折人數可能達到432萬。也就是說，2005年失獨老人人數可能達到864萬之多！
由于各種風險的存在和疊加，獨生子女夭亡的人數和失獨老人將是增加的趨勢。風險有兩類，包括了內源性風險，就是政策的唯一性風險、身心的脆弱性風險，外源性風險則是的破壞性風險（疾病和意外）。一旦破壞性風險爆發并與內源性風險疊加，獨生子女家庭就會演變為獨生子女殘缺家庭、無后痛苦家庭。隨著時間的推演，獨生子女家庭孩子夭亡的個體自身風險、政策內源風險和環境外源風險都會進一步放大。獨生子女夭折人數在逐年增多，衛生部數據稱每年新增7.6萬名夭亡的獨生子女。
失獨群體是新的弱勢群體，突出的問題是“精神痛苦”和“心理弱勢”。他們心里有很多不平，對計生政策有很多怨言，其實選擇一個孩子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政府強制選擇的結果，政府是有責任的。在數量上，計生也是有彈性的，無論少生也好，多生也好，都可以理解為計生的含義。但是我們現在缺乏有彈性空間的計生政策。
雖然一胎化制定之初學術界就有不同的呼聲，比如梁中堂先生從一胎化不符合農村實際的角度提出修正方案，后來也有不同學者提出要反思計生政策，計生政策不是十全十美的，要不斷反思，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再到學界，都是有不同聲音的。近年來網絡上出現了越來越強大的民間反思計生政策的聲音，這種聲音是值得重視的。我們現在回看1980年的決策，依據是不充分的，是脫離國情民意的。計生政策畢竟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國家的命運，影響非常廣大、深遠，所以各界很關心這個事情。
人數是人口的一個外衣和表象，實際上內在的是人的存在，人口是一人一口，但是人決定口，所以以人為本，抓住了牛鼻子，人是最重要的。我們要樹立正確的人口觀，把“人”看得大一點，把“口”看得小一點，這樣才符合科學人口觀。
通常所說的人口壓力，是指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從而出現了人口分母說、人均指標說，可稱之為人口數量的壓力。比如現在講循環經濟、綠色發展模式、生態文明，都可以改變人口數量變動對資源環境的作用方式、方向、力度和強度。我們還應該看一看分人口和分人口的關系問題，人口學視角下的人口壓力實際上是說人口生態的匹配關系，是被負擔人口與負擔人口的關系，比如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關系，老年人口與年輕人口的關系，可婚男性人口與女性人口關系，可稱之為人口結構的壓力，人口失衡之后，人口結構的壓力越來越大。
計劃經濟是一種短缺經濟，過去很多物品短缺，所以出現了計劃經濟時期人口增長的分母效應，因為要福利性分配，所以人口對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壓力是很大的。當時我們進入了一個陷阱，是制度性的人口增長陷阱，我們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有問題的，這個體制使得很多農村的勞動力作為一個隱性失業人口存在，難以轉化為必要勞動力。后來我們進入政策性低生育時期，認為少生就是一切。在某種情況下，一胎化是政治體制的產物，民意、民權的意識是非常微弱的，一胎化政策缺少科學依據、文化基礎、群眾基礎，也違背人口規律和社會規律。
鼓勵二胎：人口政策的戰略底線
人口生育政策應該有戰略性的底線，這個底線是不能被突破的，突破的話是一定要付出代價的。生育要適度，政策的倡導不要低于兩個孩子。
“低生育水平”這個提法是一個事實判斷，但我們還需要一個價值判斷，低到什么程度是合適的，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回答，這是很遺憾的。比如日本在TFR達到1.57的時候，就驚呼“1.57沖擊”，中國需要重建大國人口觀。生育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肯定不是，這是經過長時間的檢驗和評判的，中國需要確立適度的生育水平。我們需要區分政策生育率、意愿生育率和實際（條件）生育率，這三個率有重要的區別和聯系。
人口問題的確非常復雜，人口問題是指人口內部失衡以及人口發展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沖突。對于具有強大慣性的人口變動過程，我們應該有一種長遠的眼光，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應該只看到它當下的表現。“人口顯問題”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人口潛問題”則是海下冰山。所以我們應該看到人口問題有一個潛伏期和爆發期，人口變動是長周期的現象。等我們發現了人口的冰山露出海平面了，往往問題積重難返，為時已晚。
必須看到，生育文化的力量強于生育政策。實在說，中國少子化危機日趨深刻，即使放開人口政策，我們在短時間內也難以跳出超低生育率的陷阱，因為現在生育率太低了，很多80后根本不愿意多生，不要說生兩個三個，甚至一個都不想要，丁克家庭并不鮮見。上世紀80年代以后，我們逐漸進入了一個外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推動力包括計生政策強制力、計生文化的誘導力和經濟發展的自發力。
如果說發展是最強的避孕藥，那么政策就是最強的墮胎藥。由于長期鼓勵、提倡和限制只生一個孩子，到了2000年以后，中國的生育率陷阱就更深了，進入了內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五普和六普所展示的TFR數據應該是值得尊重的，反映了主要的趨勢?！?001年全國計劃生育與生殖健康調查》結果表明，35.6%的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是1個；56.4%的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是2個，想要3個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婦女分別占7%和1.1%?！?002年全國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調查》顯示，在有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被調查者的意愿生育子女數為1.78個；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意愿生育子女數為2.04個；無論城市、農村還是小城鎮，想要“一兒一女”的比例都是最高。
城市新婚家庭不少扮演著車奴、房奴、孩奴的角色，害怕生兩個孩子，在城市里生活壓力很大。2006年北京獨生子女夫婦理想子女數不到1.2。江蘇省人口計生委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啟動了為期5年的“江蘇省群眾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研究”。全省18600余名城鄉育齡婦女接受調查，包括15000多名已婚婦女。在這項研究中，值得關注的是，符合江蘇省生育二胎條件的育齡婦女中，超過70%的選擇放棄生育第二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為的中間環節會受到除生育政策外的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影響而發生變化。盡管社會普遍關注二胎政策，可現實情況是，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也有不少，但真正申請生二胎的很少。南京每年符合“雙獨”條件可以生二胎的家庭至少上萬個，但向計生部門發出二胎申請的“雙獨”家庭只有100個左右。
80后生育二胎意愿并不明顯。2011年上海共有1萬多對夫婦申請辦理第二胎生育手續，其中僅不到一半的夫婦最后生育二胎。據2012年6月上海抽樣調查顯示：本市戶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為1.2個孩子。雙獨家庭根據現行生育政策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但是實際生育的并不多，有的來自經濟的壓力，也有的來自工作的壓力。
上海本市戶籍平均生育率只有1.2，后來由于種種條件限制，可能還更低，所以實際生育的話，很多家庭即使符合標準，也會放棄生育二胎的指標，80后雙獨家庭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但是沒有強有力的措施，生育率根本提不起來。上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進一步加強政策宣傳，推進家庭計劃指導，引導家庭按政策生育。
中國已經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難以自拔。人口少子化的危機已經爆發而且將深化和擴大。國家實力削弱，內憂外患：在內，社會和諧受到威脅；在外，國家安全受到挑戰。
最后，本文有三個結論：
第一，厘定人口政策戰略底線，允許并鼓勵二胎，理解并不限多胎。我們認為多胎不要去限制，事實上這只是小概率事件，無礙大局，對提升適度總和生育率反倒是有幫助的。我們可以利用經濟的杠桿、文化的杠桿去鼓勵、獎勵二胎生育。很多家庭還是希望生兩個孩子，比如有一個數據證明，全國育齡婦女生育二孩率由2000年的26.1%上升至2009年的29%，有些家庭認為一個孩子不保險，但是落實到行動上也只生一個孩子，這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家庭友好的政策。從宏觀來講，要保障國家的人口安全，人口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保障，要走出超低生育的陷阱，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中國不要過份陶醉于低生育率所取得的暫時的勝利，為此我們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還將面對巨大的風險和挑戰。生育率過低和年輕人口儲備不足是人口的“顯問題”，也是人口的“潛問題”。過猶不及，古有明訓；不察時弊，必失未來。形勢逼人，人口危機紛至沓來，政策調整迫在眉睫！中國需要只爭朝夕、小步快進、不要坐收最后的戰略機遇！現在的情勢是，實際生育率調整到平均兩個孩子難度極大！
第二，人口問題不僅僅是總量過大問題，更重要的是結構失衡問題。人口數量問題包括存量、增量和流量問題，存量問題需要的是開發人力、提供素質、合理分布和保障人權，但不存在絕對的人口過剩和人口壓力問題。人口增量對人口存量的壓力不是線性的。
第三，中國需要從控制人口轉向優化人口，從限制生育轉向鼓勵生育。必須考慮適度生育、平衡結構、投資人口，目標是實現四個發展，一個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二是家庭健康、幸福的發展，三是社會團結、和諧的發展，四是人口優化、持續的發展，這些發展的結合是一個“有機發展”的概念，應該以這個作為我們的改革導向和前進方向。樹立強大的正人口觀才能幫助我們挖掘人口增長與人口發展的“正能量”，這就是：鼓勵生育，持續發展；保障自由，幸福家庭；人口和諧，社會穩定；人口優化，中華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