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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對經濟的影響范文1
劉志剛（1989—） 男，漢族，鄭州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水利水電工程專業
摘要：水利工程在造福人類，帶來經濟利益與工業效益的同時，還應以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為目標。
關鍵詞：水利工程；環境經濟；影響
隨著現代經濟的飛速發展與水利事業的興起，水利工程的建設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一大批水利工程的修建在改善周圍環境，給社會帶來巨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同時，也從一定程度程度上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因此，如何將興水利除水害與資源環境保護結合起來成了必須考慮的前提。
一、水利工程對經濟的影響
所謂水利工程，是指對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進行控制和調配，以達到興利除害的目的而修建的工程。水利工程的修建大大緩解了水資源在空間上和時間上分布不均勻與天然來水和用水之間供需不相適應的矛盾，為人類的農業生產和資源開發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水利工程的興建不僅可以防洪、供水，而且也可以發展供電、航運、港口等各項任務，為國家的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對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許多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隨著大壩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帶動了養殖、旅游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同時為能源急速消耗的當代社會提供了電能，使中國這個自古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在灌溉、供水、排水上得到了更大的發展。
阿斯旺大壩，為世界七大水壩之一，它橫截尼羅河水，高峽出平湖。高壩長3830米，高111米。1960年在原蘇聯的援助下動工興建，1971年建成，歷時10年多，耗資約10億美元，使用建筑材料4300萬立方米，相當于大金字塔的17倍，是一項集灌溉、航運、發電的綜合利用工程。高壩建成后，其南面形成一個群山環抱的人工湖。阿斯旺水壩，湖長500多公里，平均寬10公里，面積5000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人工湖，深度和蓄水量則居世界第一。大壩水庫的巨大容量不僅調節了下游流量，防止了洪水泛濫，還利用蓄積的水量擴大了灌溉面積，因此，近100萬公頃的沙漠得以被開墾成耕地。同時大壩電站每年發電80億度，解決了埃及的能源緊缺問題。并且水庫建成后，水庫周圍5300-7800公里的沙漠沿湖帶出現了常年繁盛的植被區，使得水庫周圍的經濟得到了更快的發展。[1]
二、水利工程對環境的影響
在面對環境這個千百年不變的重要問題中，水利工程以及現代技術手段得到不斷發展，通過調節水利，合理計劃配置水資源，提高了防洪抗旱能力，減輕水旱災害損失，促進了農業發展，同時也減輕了水污染，改善了干旱地區缺水的現狀。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大壩等水利工程對環境與生態的影響是持久的，一旦建成，其負面后果甚至是難以治理的，這就要求在我們研究水利工程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萬萬不可忽視其負面后果。
1.水利工程建設對局部氣候、水庫水溫結果、水質和地震的影響
大型水庫的建設使庫區微氣候環境條件有所改變，包括氣溫、風速、濕度、降水等。水庫的水溫結構分為分層型和混合型兩種?；旌闲偷乃疁亟Y構對環境的影響比分層型小。水庫水溫的變化主要取決于水溫的分層溫度高低的變化。水庫下部的低溫水對農作物、水生生物、人類生活等產生危害：①造成農作物（主要是水稻）減產。②影響水生生物（主要是溫水魚類）的生長和繁殖。③不利于工作、學習和娛樂。水利工程的建設對水質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一方面水體經過長距離的輸送或一定時間的儲藏，都會使復氧過程充分，從而豐富了水體潛在的環境容量資源。另一方面，在庫區內水位抬高，水流緩慢，不利于污染物擴散。同時水庫中由于大量水體的聚集，會使庫區地殼結構的地應力發生變化，容易誘發地震，特別是隨著高壩水庫的修建，強烈的水庫地震時有發生。
2.水利工程建設對土壤環境的影響
水利高洪成的建設對土壤環境的影響也是有利有弊，一方面通過筑堤建庫、疏通水道等措施，保護農田免受淹沒沖刷等災害；通過攔截天然徑流、調節地表徑流等措施補充了土壤的水分改善了土壤的養分和熱狀況。另一方面水利工程的興建也使下游平原的淤泥肥源減少，土壤肥力下降。同時輸水渠道兩岸由于滲漏使地下水抬高，造成大面積土壤的次生鹽堿化和沼澤化。例如。阿斯旺大壩的興建使得泥沙淤積在水庫內，汛期不再出現洪水泛濫肥沃兩岸的土地。三峽水庫的中下游地區大面積低湖田面臨沼澤化威脅，漬害田比例增大。[3]
3.水利工程建設對動植物、水生生物的影響、
修筑堤壩使得魚類特別是洄游性魚類的正常生活習性受到影響，生活環境被打破，嚴重的會造成滅絕。例如，長江特有的白甲魚、巖源鯉、中華鱘在漁業產量中的比重已經很少，特別是白鰭豚近幾年來的種群數量急劇下降。水利工程的建設使自然河流出現了渠道化和非連續化的態勢，這種情況造成庫區內原來的森林、草地或農田被淹沒水底，陸生動物被迫遷徙。[2]
為此，在修建水利工程前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在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壩時，由于當時人們認識上的局限，低估了水庫庫區淤積的嚴重性，因而對大壩工程可能的效益過于樂觀。興建大壩時形成的巨大的納賽爾湖，有泥沙的自然淤積，水庫的有效庫容逐漸縮小，因而導致水庫的儲水量下降。水利工程效益大大降低。此外，浩大的水庫水面蒸發量很大，每年的蒸發量就相當于11%的庫容水量，這也降低了預期的水利工程效益。更為嚴重的是，埃及政府和工程設計者在建造如此宏偉的大壩時，還忽視了大壩對生態和環境的影響，既沒有對此作出認真評估，也未曾慎重考慮生態和環境受破壞后的應對措施，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1）大壩工程造成了沿河流域可耕地的土質肥力持續下降。2）修建大壩后沿尼羅河兩岸出現了土壤鹽堿化。3）喝水性質的改變使水生植物及藻類到處蔓延，不僅蒸發掉大量河水，還堵塞河道灌渠等等。[1]
僅僅討論大壩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還是不夠的。因為大壩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會轉變成對人類社會經濟的損害。阿斯旺大壩建成后，尼羅河兩岸肥力下降迫使農民 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這大大增加了農業成本，降低了農業收益。1982年有一位土壤學家估計，由于土壤肥力下降、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使得農業凈收入下降了10%。結果，雖然因為水利灌溉條件的改善，使農作物由一年一季變為一年兩季，單位土地結果的年產量增加了，但投入成本卻增加得更快，導致農民凈收入下降。
現代水利不僅要有工程觀點、經濟觀點，還要有生態觀點。把水利建設的立足點放到環境水利上，以生態環境的動態評價為準則，促進當代水利科學有一個新發展。因此全面系統研究水利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不但是水利發展的需要，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4]（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
參考文獻：
[1]《阿斯旺大壩的經驗教訓》
[2]《當代中國研究》 1997年 第3期
環境對經濟的影響范文2
關鍵詞： 石油化工；環境影響； 對策
中圖分類號：F407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在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中，石油化工產業是重要的能源基礎工業。石油化工產業雖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位置非常顯赫，但是整個生產過程，以及產品的消費過程等對環境的破壞也是顯而易見的。眾所周知，石油化工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有害物質，這些有害物質給人類的生產、生活環境帶來了很大的威脅。因此，在石油化工企業的生產過程中必須要貫徹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環境保護理念，爭取盡快實現綠色化工。
一、 石油化工產業對環境造成的主要污染
1、 水污染
石油化工行業的廢水主要是在石油開采、煉制的過程當中，產生的各種有機物，或者無機鹽等組成的水，這些廢水中含有非常多的油、鹽，以及酚等有害物質，不僅成分復雜，而且排放量大，處理起來非常困難。因此，石油化工產業的廢水污染不僅浪費了大量的水源， 而且還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污染，給水體帶來一定程度的傷害。
2、 大氣污染
石油化工產業的廢氣污染有著不同的形式，根據生產行業主要分為石油煉制廢氣、合成纖維廢氣、石油化肥廢氣，以及石油化工廢氣等。石油化工產業的生產裝置非常復雜，治理方式各不相同，而且在提煉石油的過程中往往由于需要大量熱量，排出較多的氣體，含硫量非常大，造成了嚴重的大氣污染。
3、 土壤污染
石油化工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主要廢棄物有很多，諸如酸渣、鹽泥、堿渣以及污泥等，在這些廢棄物中，還有很多的重金屬，對土地的污染非常嚴重。與此同時，石油化工產品在開采與運輸的過程中，也會有一些石油類的物質深入到土壤中，經過化學反應、物理反應的發生，更加嚴重的污染了環境。
二、 石油化工企業環境保護的現狀
1、 缺乏環保意識，缺乏強有力的宣傳
有許多石油化工企業單純地將精力放在生產環節，在整個的生產與經營過程中沒有形成環境保護意識，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益，經常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一些企業甚至認為環境保護是政府的工作，在政府監督機制放松的情況下，投機取巧，恣意妄為，一些石化企業的高層管理者環境保護意識淡薄，片面追求企業利潤。另外有些石油化工企業缺少對環境污染治理的資金投入，寧愿將資金花費在政府的污染處罰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治理污染的費用要遠遠高于處罰資金數額，一般來說后者只占據前者的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這就對企業環境保護的發展帶來了阻礙。
2、 缺少健全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以及相關的環保制度
從目前我國相關的法律體系來看，關于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體系只占據很少的一部分，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新型經濟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新情況出現，這些法律已經無法全部覆蓋，甚至存在一些制度方面的法律空白；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規指導，環境保護工作很難得到落實，這必將為環境保護工作帶來巨大挑戰。
三、石油化工企業環境安全保護的對策
1、 加強處罰
政府環保部門要加強執法力度，采取“誰污染、誰治理”的方法，對嚴重污染環境的企業實行“突然死亡法”以及不斷加大社會監督力度等。
石化企業生產也要采取“誰污染、誰治理”的方法，加強對員工的監督管理。石化企業要成立專門的環保部門，并配置專業的環保管理人員，才能為環境保護提供基礎保障――機構與人員的，而且環保部門的負責人最好是企業的高層管理者，這樣才能確保其作用有效的發揮。環保部門需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環境風險評估、生產過程的監督與控制、工程搶險，做好人員職責的分工，科學地制定任務與工作目標。
2、 要加強環境意識的教育
環境管理目標與生產管理、安全管理的目標之間是協調統一的，他們相對獨立而又有內在的必然聯系。而許多石化企業的管理者往往認識不到這一點，從而導致對環境管理的漏洞，或者說僅僅是環境管理部門的事情。因此，管理者不僅要提高環境合法意識。還要把環境管理工作運用在全體員工的各種生產活動過程中，管理者在提高自身自覺守法的同時， 還要積極不斷地培養企業員工良好的環境意識和工作習慣。例如，對企業的環境意識培訓，可分為管理層培訓，內審員及骨干培訓，普通員工培訓，并通過生動的案例教學、事故分析， 擺事實、講道理，提高全體員工的環境意識。隨著有關環境法律法規的不斷修訂，還要把新的規定及時傳達給大家。
3、 加強員工操作規范的培訓
實際在許多時候，由于不規范的操作方法產生環境問題的事故時有發生，特別是石化企業的員工如果不按規定操作，就有可能導致工序紊亂，排放大量的廢水、廢氣、固體廢物， 從而導致環境事故和環境問題的出現。近期在大連新港附近的中石油輸油管道起火，據調查事故發生原因是由于油船在卸油過程中，工人操作不當引起輸油管線爆炸，所幸并無人員傷亡，但是輸油管線的爆炸給當地環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因此一線生產單位在操作過程中，要檢查現有的操作規程是否合理，員工是否容易掌握，對不合理的要不斷改進；其次密切關注員工的日常操做方法是否符合規范要求，是否有不良的操作習慣，要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以期達到好的環境績效。
4、 加強設備和材料的環境管理
在生產過程中采用良好的符合規定標準的設備，不僅可以保證工藝技術和產品質量的實現，也大大地保證了物料的節約和高效利用，以及減少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因此，石化設備在采購或改造時，首先要充分考慮環境管理的要求，以保障其高效運作。例如現在高硫原油的供應比例已超過50％，這樣在生產加工、輸送、貯存、后加工等各個環節對常壓塔、減壓塔、閃蒸塔等設備的設計制造及其材料的選擇上，都要具有更高的防腐蝕能力，所以設備材料必須嚴格遵守國家的行業標準。
5、 環境計劃的運行與應急預案
目前大多石化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薄弱環節是環境計劃的運行控制，存在著生產操作與安全環境的矛盾，在發生異常、緊急狀況時，多數企業往往會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在企業的環境管理過程中，對于水處理、廢油、固體廢物的焚燒過程要時時加強檢查，要有嚴格的全程的跟蹤、檢查規定、記錄。要強調運行控制文件的制定與執行，必須制定有應急預案，明確異常情況時的應急處理措施，盡可能避免事態擴大。應急預案是指組織識別可能對環境造成影響的潛在的緊急情況和事故而做出的響應方案。應急預案來自于日常管理，又嚴于日常管理，是我們減小事故危害的最后屏障。但有些企業往往缺乏有效的應急預案或不嚴格按規定執行。青島市“11.22”中石化東黃輸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別重大事故的發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據調查濰坊輸油處及青島輸油站、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在事故發生時對事故的嚴重性并未及時作出風險評估，沒有及時下達啟動應急預案指令，并且現場處置人員沒有對泄漏區域實施有效的警戒和圍擋，此次事故共造成62人遇難，136人受傷，齋堂島街大片路面和膠州灣附近海水受到嚴重污染，教訓非常慘痛。
目前，國內很多石化企業在對化工過程采用計算機管理同時，建立了應急響應專家管理系統，對生產全過程進行監控，效果很不錯，非常值得借鑒。
結束語
當今社會，在人類對資源需求越來越高的同時，石油化工生產給環境造成的污染也越來越嚴重，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因此，在社會中生存的我們必須要樹立起強烈的環保意識，自覺加入到節約資源的行動中。在石油化工生產中， 企業應加強現場檢查，不僅要保證達標穩定，而且要不斷改進生產工藝，降低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同時，石油化工企業還要采取科學的手段，防止大面積污染，最大限度地避免環境的污染，進而促進石油化工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延山等.石油微生物采油技術[M].化學工業出版社,2009.
環境對經濟的影響范文3
一、知識經濟概述及特點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1996年題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報告中所提出的定義是：“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
就特點而言，知識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的是知識及智力，知識經濟與傳統的工業經濟發展相比，智力和知識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說明在知識經濟中，知識及智力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人力資源的發展中，人才是知識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知識經濟時代下，經濟的增長方式也隨之發生變化。某種意義上，勞動型的密集產業被知識經濟型的產業所代替。知識經濟中，信息化和網絡化是發展的助力器，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信息的傳輸變得更加容易，而且經濟活動變得日漸全球化。此外，知識經濟還體現出無形化與虛擬化的特點，一定的無形資產在知識經濟發展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網絡化的發展使得經濟活動變得更加虛擬化，并且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經濟活動的網絡化及數字化，便于人們相互溝通，使得經濟活動更加全球化。全球資源日漸匱乏的今天，知識經濟還表現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形態，循環經濟的興起和新能源的使用不斷地讓人們的智力、知識，得到開發和積累。智力和知識是知識經濟時代下最重要生產要素，在今后的發展中起到增值作用。
二、知識經濟環境對會計的影響
（一）對會計基本假設的影響
會計工作中基本的前提條件是會計的基本假設，是現存的環境所賦予會計工作的基本特征。經濟環境的不斷發展，影響會計基本假設的原因是新問題的出現。首先，知識經濟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會計的基本假設。另外，知識經濟下，全球化經濟發展成為現實，并且促使網絡化成為企業經營發展的新場所。一種新的經濟組織形式應運而生，虛擬企業成為一種網絡臨時性的結盟組織，它與傳統意義的組織不同，主要借助計算機網絡，將市場、目的進行重組。對于會計主體而言，它們在不斷地整合中發生變化，呈現出多方位、多層次的特征，并在知識經濟下對會計信息系統空間的界定上，將“虛擬企業”及集體涵蓋在內，有必要反映價值運動。
（二）對持續經營假設造成影響
持續經營假設在正常情況下，會計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按照既定的發展目標持續進行，并做出預見。會計系統中持續經營假設具有一定的時間范圍，而且該情況下，通常采用的是保持一致的會計方法，是成本及權責發生的基礎。知識經濟時代下，競爭日漸激烈，商品、設備更新換代較快，企業市場份額的占有在短時間內被搶走。另外，相應的產品周期大大縮短，極大程度上造成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導致企業解體風險增加。
（三）對會計分期假設的影響
事實上，會計領域內分期假設是對經營假設的補充，由于持續經營將會計的主體看做長期經營單位，但是對信息的使用者而言，它通常因關注一個短期的決策，而需要對經營成果信息進行掌握。這就需要結合企業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再作出決策。在具體的會計分期假設中，受到手工會計模式的影響，系統信息的加工中需要投入相應的人力及物力，將企業的持續經營劃分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又相互銜接，進而實現持續性及規律性?，F如今的知識經濟時代下，因網絡化、技術化的不斷應用，使得人們對會計分期的必要性及劃分方法。另外，在知識經濟愈演愈烈的情況下，信息成為應用的關鍵，而且對前瞻性的信息呼聲高漲。當今，會計信息假設滿足不了信息使用者隨機利用會計信息及時性決策的需要，信息的使用者需要在網絡上獲取聯機實時報告。信息化產業的發展下，會計信息快速更新的特點，為實時報告提供了技術可行性。
三、知識經濟下，會計的發展對策
（一）完善無形資產的會計核算
在傳統工業經濟條件的發展下，對于實體企業的發展而言，主要是通過資本運營進行銷售，進而獲得利潤。但是，知識經濟時代下，有型的資產不再是獨有的，企業能否良好發展還需要具有人力資源、知識產權等相應的無形資產。而且，現如今的企業中，企業總資產的組成部分中金融衍生資產和無形資產成為最重要的資產內容之一，而且所占有的比重越來越大。
（二）增強宏觀會計的主體假設
在知識經濟下，互聯網經濟日漸發展，企業想要獲得大發展，就必須借助互聯網尋找發展機會。尤其對集團跨國公司而言，包括母公司和各個子公司在內，公司與公司之間的交流及合作必須借助網絡技術傳遞信息。另外，會計信息作為“利益相關聯合體”，對其會計信息數據進行收集和處理產生極強的影響。我們應該正本清源，增強宏觀會計的主體假設，將相應的會計系統限定在一個經營良好或經濟相對穩定、獨立的單位，并從理論上將會計系統限定在特殊的空間范圍內。目的在于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利益相關聯合體”會計信息披露的問題。
（三）提高對人力資源的重視
具體來說，知識經濟下，應加快將人力資源會計納入會計系統的發展中。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指明，經濟系統的知識水平和人力素質成為企業生產及發展的內在表現部分，成為生產力及內在動力的基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發展，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中體現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對知識經濟環境的發展而言，對資產的概念進行評價已經顯得力不從心，所以對人力資源的應用評價需求顯得相當迫切。
環境對經濟的影響范文4
The influence and strategy of the monitoring room environment for the postoperative patients
BAI Xia，ZHU Li-jun.Tianjing Municipal Hospital,Tianjin 300211,China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of ICU patien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rating factors and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cause som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which have effects on recovery.Improving ICU circumstances,implementing sterilize and isolated,applying aseptic manipulation are th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and 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ICU patients.
【Key words】 ICU;postoperative;infection;nursing care
在醫院,燒傷病房和ICU是感染的高發區［1］。由于ICU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復雜［2］,加之高齡、免疫力低下、營養不良、慢性基礎疾病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ICU醫院感染發生率相對較高，嚴重威脅患者的生命?？偨Y我院ICU自1999～2001年收治的363例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分析，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
1 臨床資料
我院自1999～2001年ICU病房收治的363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多發傷12例；開放骨折8例；合并顱腦損傷3例；合并血氣胸5例；合并脾破裂1例；膀胱破裂3例；大型手術后9例，其中脊髓損傷術后3例，外科疾病術后3例；人工關節置換術后1例；惡性腫瘤術后2例。以上患者合并內科疾病21例。363例患者并發醫院內感染50例，其中傷口感染9例，肺部感染41例。9例傷口感染患者經換藥后，傷口一期愈合。41例肺部感染患者經全面系統治療痊愈36例，死亡5例，病死率12.2%。
2 原因分析
ICU收治的患者多為創傷、大手術后、多臟器損傷患者，可攜帶不同部位程度感染的病原體，發生感染的機會比普通病房高5～10倍，ICU內肺部感染是指重癥監護病房這個特殊環境內的獲得性肺部感染（NP）［3］。分析ICU患者出現感染的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2.1 免疫機能受損 ICU內患者病情危重，多發傷、開放骨折及大型手術后患者，常伴有創傷性、失血性休克，機體處于應激狀態，且年齡較大，伴有嚴重的基礎疾病，如糖尿病、肝硬化，嚴重損害機體健康狀況，或直接損害機體的特異性體液和細胞免疫，使機體整個免疫功能低下，極易發生感染。
2.2 吸入性因素 由于老年人咽喉部細菌生長較快，加之呼吸道清除功能障礙易造成口咽部分泌物的吸入而造成肺部感染的發生，意識障礙的患者70％易發生吸入性感染。由于長期留置胃管會削弱食道括約肌的功能，容易發生胃食管反流，胃內細菌隨反流物進入呼吸道。
2.3 人工氣道及機械通氣因素 致病菌逆行感染，各種侵入性操作，如氣管插管或人工機械通氣等使呼吸道黏膜抗菌本質受到損害，細菌容易直接侵入局部組織，定植引起感染。導管相關性感染成為醫院感染的常見類型［4］。呼吸治療的器械污染：呼吸機管道、氧氣濕化瓶消毒不徹底或被污染等諸多因素均可導致感染。呼吸道分泌物的沉積：胸腹部手術后患者常因懼怕疼痛不愿深呼吸及有效的咳嗽，使痰液潴留，為細菌繁殖提供了條件，引起感染。正常菌群失調：長時間大量應用抗生素，可助長細菌移生，同時選擇性地消除人體的正常菌群，使耐藥菌群大量繁殖，造成感染。
2.4 病房內的交叉感染 長期住院患者往往是多種細菌的攜帶者，細菌可以通過患者的咳嗽、噴嚏以飛沫的形式傳給他人。危重患者各種侵入性檢查導致感染機會增多。由于患者病情危重，肢體活動受限，較多治療護理操作，使患者與醫護人員密切接觸，通過手及其他途徑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3 預防措施及護理對策
3.1 切斷交叉感染的傳播途徑,有效控制感染，盡早拔除各種留置導管 如:氣管插管、各種胸腹腔引流管、導尿管等引流管。嚴格掌握留置導尿的適應證，盡量考慮用其他方法代替［5］。嚴格執行無菌技術操作，不認真執行消毒隔離制度和無菌操作規程，使患者在醫院發生交叉感染［6］。提高醫護人員對洗手的重視程度，由于洗手是防止感染擴散的最簡單而最重要的一項措施，在進行各種操作及接觸患者的分泌物后，要正確洗手才能防止致病微生物擴散。重視病情觀察，加強呼吸道管理，促進患者排痰，防止發生肺部感染。只能用密封的藥物呼吸道給藥，盛液體的容器或藥瓶一經開啟，24h內未用完，應予以廢棄［7］。嚴防因霧化吸入器污染導致醫源性感染［8］。
3.2 保持各種引流管的通暢 每日更換，無菌操作，防止逆行感染。加強各種治療設備的消毒和管理。嚴格消毒各種治療用具，包括呼吸機各種管道、霧化器、氧氣罩、換藥碗等。增加一次性無菌物品的應用，可有效避免交叉感染的發生。定期細菌培養，合理使用抗生素，減少真菌感染［9］。各種有創引流管拔除時均應留取標本做細菌培養、藥敏試驗，以指導臨床用藥，有效控制感染的發生。每月對空氣、物體表面、工作人員的手進行細菌學監測，并符合要求。堅持監測是做好消毒工作的保證［10］。
3.3 嚴格病房管理及消毒隔離制度 病房布局合理，保持病室整潔，通風良好，空氣清新。每日紫外線空氣消毒2次。做到一床一套，一桌一布，濕式打掃。嚴格探視制度，減少細菌傳播。探視、陪護人員是帶菌者由于做不到消毒隔離因而污染病區和病室［11］。在發生呼吸道感染時，立即采取有效的隔離措施。
3.4 合理應用鎮痛劑 目前，自控鎮痛泵的應用有效地緩解了患者術后的疼痛問題。自動給藥途徑較多，采用形式有靜脈或硬膜外［12］。加強健康教育，做好心理護理教育的主要目標是提高住院病人住院適應能力和自我保健能力［13］。應用合理的教育方法，采取適宜的教育形式對目標的實施起了事半功倍的作用［14］。護士是監護環境下主要的支持因素，在調節患者情緒，減輕其痛苦方面起著重要作用［15］。術后患者鼓勵咳痰，在做各種侵入性操作時，詳細向患者解釋，消除恐懼，取得配合。加強營養，指導合理飲食，多吃高鈣食品，綠色蔬菜等，減少鹽的攝入量，禁煙少飲酒［16］。對危重病患者可進行胃腸外營養，以增強機體的抵抗力。
4 總結
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各種侵入性操作日益增多，隨之而造成的醫源性感染率明顯上升，而一旦感染危重患者不僅增加住院天數，同時住院費用也會成倍增長，更嚴重的是增加了患者的痛苦，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嚴格消毒隔離制度，認真執行無菌操作技術，加強基礎護理，對預防和控制醫院內感染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王今達，王正國.通用危重病急救醫學.天津：天津科技翻譯出版公司，2001，473.
2 戴曉娜.ICU護士與普通內科護士心理健康水平的對照研究.天津護理，2000，8（3）：110.
3 應明英.實用危重病檢測治療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288.
4 鄭立，李義賢，陳潔紅.經胸前區腋靜脈置管感染危險因素分析.天津護理，2004，12（2）：63.
5 張琴.淺談導尿引起尿路感染的預防及護理.天津護理，2000，8（3）：137.
6 安士惠.護理行為與法律.天津護理，2002，2（10）：101.
7 張華，朱英俊，張小娟.清開靈、地塞米松超聲霧化吸入治療上呼吸道感染療效觀察及護理.天津護理，2000，8（5）：216.
8 劉亞新，王亞霞，魏琴，等.腫瘤病區醫院感染的分析及護理.天津護理，2003，11（2）：94.
9 鐘秀玲，程棣妍.現代醫院感染護理學.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6，162：1.
10 胡安建，杜益平，張春玉，等.醫院重點科室消毒工作的護理管理.中國實用護理雜志，2004，20（1）：68.
11 辛愛玉，郝風霞.加強護理管理降低院內感染的發生.天津護理，1997，5（2）：72.
12 羅愛倫，黃宇光.鎮痛方法學研究進展.中華麻醉學雜志，1997，17：757.
13 黃津芳.醫院健康教育的研究方向.中華護理雜志，1998，33（11）：677.
14 劉克麗.對CCU患者實施健康教育的探討.天津護理，2000，8（4）：191.
環境對經濟的影響范文5
(一)社會利益觀的理論依據
利益，是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為了滿足其自身生存和發展而應運而生的，是人類最原始動機、最終目的的有機結合，但它也是受到客觀規律的制約。作為一部社會本位法的經濟法，社會利益是其所要保護的首要利益目標。亞當•斯密倡導的是人類所的一切經濟活動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對于社會利益的促進則放在次位，這樣會使其行為要比出于自身本意的情形下會更加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的發展。此時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個人本位主義并不能夠很好地促進對社會利益最大化的保護。19世紀社會法學派、目的法學派所提倡的恰恰相反。美國學者龐德認為社會利益是法律保障的主體需求。并強調社會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目的法學派代表耶林認為，法律的創造者是社會利益。也是法律的唯一的源頭，一切法律的產生都是以社會利益為目的。這一利益理論為國家規制個體本位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經濟法是對國家、社會、個人利益起著協調平衡的作用，通過立法的傾向對弱勢群體給予保護。企業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破環了環境和不可再生資源的耗竭，導致社會和公眾為其行為買單，這有背于正義、公平。經濟法對企業負外部影響予以否定評價，對其規制從而實現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兼顧和協調。由此可見，社會利益觀為企業所要承擔的社會環境責任夯實了理論基礎。
(二)企業生態環境社會責任的價值成因
法律的價值屬性和功能表現為滿足主體的需要。社會經濟體中的企業自身不斷的發展和壯大，更凸顯了對社會生態環境環境的影響，企業是與社會多方面利益相關者有著密切聯系的獨立體，在追求企業價值的同時，還應該依法承擔起生態環境這一社會責任。通過對企業生態環境社會責任是否符合法律基本價值這一問題的論證，就能得出法律追究機制對企業生態環境社會責任的合理性、正當性。一是從秩序價值來看，所體現的是在社會進程中與自然進程中兩者之間表現出來某種程度的連續性、一致性、確定性。是實現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法律的轉變，達到利己與合作的協調與平衡，實現社會聯帶、社會統合，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和諧構建。企業社會環境責任對秩序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首先是益于構建一個穩定的秩序利益關系。其次是益于構建一個良好的資源秩序。二是從自由價值來看。自由價值主張主體行為和法律規范的有機統一，如果主體實施的行為符合法律規范，就享有法律所對其界定的行為權利。法律對自由的保護主要表現為對個人權利的界定，是在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統一關系中。企業如果不考慮社會利益以及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不顧及到社會公眾和后代的發展，肆意開采、損耗資源，排放污染物這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對人類社會所賴以生存自然環境的奴役。三是企業生態環境社會責任的正義價值，是人類恒久的價值追求，是法學界研究的永恒主題。實現社會正義的途徑是要以社會條件以及各階層的經濟為基礎，通過其所享有的基本的權利、義務等進行平等分配，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正義。如果企業怠于承擔社會責任，法律通過其強制力推動企業承擔生態環境社會責任。四是效率價值。是要符合社會發展的基本價值目標，最大限度地利用社會資源用于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自然生態價值是人類發展所投入的最重要的成本，所以企業在發展的同時要最大限度地創造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經濟模式，以發展低碳經濟，減少對資源、能源的消耗，保護環境，實現社會公眾的環境權，使企業肩負起經濟行為和生態環境保護行為的多重社會責任。
二、實施責任追究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建立企業責任追究機制的必要性
有利于企業本身適應和參與國際化競爭的需求。也是激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來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對企業實施環境責任追究制，實質是有效地促進企業自身的競爭力因此，對企業實施責任追究機制不僅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也是必然要求
(二)建立企業責任追究機制的可行性
在目前的國情下是完全具備對企業實施責任追究機制，并使其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一是上述已說明實施企業責任追究機制所具備的思想、理論基礎。法律制定、法律體系都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思想價值觀。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充分表明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變能力在不斷的加強，但負面影響凸顯，人類開始認識到尊重自然規律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也使生態人文主義取代了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理論。二是充分體現公眾利益和企業利益的一致性。由于我國社會性質所決定，國家、社會公眾與企業的根本利益存在一致性，這是建立企業責任追究機制的基礎和原動力。企業其各個經濟活動環節，自覺地肩負起環境保護意識，適應新經濟發展的要求，由此體現出公眾利益與企業利益的一致性。三是建立追究制具有法律保障。我國憲法、刑法對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生態環境，以及危害、破壞自然環境等都做出了明確規定?！吨腥A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循環經濟促進法》以及國家頒布實施的一系列保護環境、防止污染及其他公害的法規，從一個側面表現出企業社會環境責任的重要性，通過法律追究、激勵機制使企業更好地肩負起其社會責任。所以，建立和完善企業責任追究機制不僅有堅實的理論依據，同時也具備了客觀的現實基礎。
三、完善企業責任追究制的幾點思考
(一)建立行之有效的賠償基金制度
在加大對違規企業懲治力度的同時，還要通過財政投入、稅費征收、社會捐助等籌集賠償金以達到為環境污染的受害者提供救濟為目的，是對環境污染而遭遇損害的有力補充，其實質是責任的社會化分擔。賠償基金具有基礎性、積極性、最后保障性的特征。將基金用于傳統民事無法救濟的責任轉嫁給社會的一種方式，形成對污染者規制失控的救濟，實現責任的個人本位到社會本位的轉變，促進了社會的公平。
(二)建立多元共治的企業環境社會責任監督機制
鑒于我國對企業環境責任現狀，應建立以法律監管為主，社會監督的多元共治的監督機制。多元共治是在充分調動社會各主體進行監督的積極性，是政府、行業組織、消費者、社會媒體等共同參與運作，構建多重監督的良性互動機制，其表現形式為政府有效督導、中介科學評估、社會通力配合。政府監管雖具有強制性和組織化、制度化程度高的特性，但成本也是高昂的，對企業只是要求法律所規定的最低標準。而社會監督盡管缺乏強制性，但所具有的預警性強、覆蓋面廣的優勢，且對企業要求高，能夠對企業在環保問題上達到更為理想的狀態。
(三)構建企業環境社會責任公益訴訟機制
一是擴大訴訟原告主體資格。要從擴大原告資格入手，將環保訴訟資格要件擴大到有間接利害關系者，這就為其提供了及時獲得救濟的保障，也能達到對潛在的環污企業產生威懾力。二是構建公益訴訟制度。環保部門和社會相關組織應當為對具有原告資格的當事人，在給予精神鼓勵的同時提供法律援助和相關的技術支持，從而使訴訟更具有公益性，免除原告的后顧之憂。三是建立公益訴訟費用制度。為維護公眾的環境權，應改變有償主義的訴訟費用征收標準，建立公益訴訟費用制度，對公益訴訟勝訴的，應判決被告承擔涉案的一切費用(監測、鑒定、化驗、評估等費用)，提高公民環保公益訴訟的積極性。四是完善激勵機制?？梢酝ㄟ^法律規定從被告的賠償金或由國家、地方政府及組織出資設立的環?；鹬薪o予原告一定的獎勵。
四、結語
環境對經濟的影響范文6
關鍵詞：并購；宏觀經濟環境；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4）06-0087-08
一、引言
關于并購活動的動因，西方學者通常是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和行為理論進行解釋的。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為并購浪潮一般由經濟、管制和科技等因素的沖擊所導致（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Brealey and Myers，2003；Harford，2005；Martynova and Renneboog，2008）[1-4]；而行為理論則認為并購浪潮是由管理者的問題、自負及羊群行為所引起（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Bikhchandani， Hirshleifer and Welch，1992；Milbourn，Boot and Thakor，1999）[5-7]。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并購浪潮是資本市場的發展、公司管理者利用資本市場的過高估價而擇時并購的結果（Shlei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hwanatan，2004；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hwanathan，2005）[8-10]。盡管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環境不同，但并購活動總體上也呈浪潮式發展，并且具有周期性（唐紹祥，2006；劉淑蓮，2010；張秋生，2010）[11-13]。對這一現象的研究，國內學術界主要運用歸納性假設分析方法來研究并購浪潮的驅動因素（劉淑蓮，2010；張秋生，2010）[12-13]，在采用實證方法研究中，唐紹祥（2007）運用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檢驗了1998―2006年我國總體性并購活動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聯性，發現經濟周期、利率及股價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存在長期均衡關系[14]。
總體而言，采用實證方法檢驗并購與宏觀經濟的關系，特別是運用中國公司并購的時間序列數據檢驗宏觀經濟沖擊的影響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于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發起的并購事件為研究樣本，運用協整檢驗、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方差分解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及股價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利率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并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與股價是總體性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而利率并不是總體性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短期內，經濟發展水平波動與股票價格波動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波動存在正向影響，利率波動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波動存在負向影響。與其他研究中國并購活動的實證論文不同，本文的研究樣本時間跨度長，采用協整檢驗、平穩時間序列數據的向量自回歸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檢驗并購動因，一方面可以克服多元線性回歸在刻畫經濟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時可能存在的偽回歸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與非平穩時間序列數據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相比較。本文研究結果與唐紹祥（2007）的結論有所不同，得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結論。本文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檢驗我國已取得的各種歸納性假設，而且還有助于理解我國上市公司總體性并購活動的發展趨勢，明確影響并購活動的宏觀驅動因素，為公司預測與選擇并購時機、提高并購協同效應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依據。
二、文獻回顧
關于并購活動的驅動因素，西方學者大多是側重于微觀經濟個體研究并購的形成動因，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的結論。盡管對并購動因的理論研究尚存較大分歧，但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大部分并購活動幾乎在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公司同時發生，這表明并購活動可能存在共同的驅動因素（Harford，2005）[3]，即不同于微觀經濟個體的宏觀經濟動因，這些因素可能是經濟發展水平、資本市場、產業沖擊、科技進步等，本文主要從前兩個方面作一個簡要的回顧。
Reid（1968）提出了并購活動-經濟繁榮理論[15]，為更好地理解并購活動與宏觀經濟的關系作出了開創性的工作。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并購活動與經濟周期存在著相關性，即并購活動存在順周期特征（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Becketti，1986；Makaew，2011）[16-18]；并購活動的強度與經濟增長及資本市場狀況的變化正相關（Nelson，1966；Liu and Wen，2010；Palmquist and Sandberg，2012）[19-21]。Maksimovic and Philips（2001）研究發現并購活動通常在經濟繁榮時期升溫，而在經濟衰退時期放緩[22]。Lambrecht（2004）采用實物期權方法研究表明并購活動與產品市場需求正相關，當產出價格處于高位時觸發并購[23]。因此，并購活動與產品市場周期相關。從宏觀經濟指標與并購活動的關系分析，Steiner（1975）研究發現并購交易數量與GNP正相關，且并購活動的增加與經濟環境的改善相關[24]。Golbe and White（1988）也證實并購交易數量與GNP正相關，但與實際利率負相關[25]。
Harford（2005）不僅認為并購活動是應對經濟環境變化的結果，而且還認為資本市場的繁榮所帶來的足夠的資本流動性是驅動并購的必要因素[3]。Shleifer and Vishny（1992）認為并購活動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聯性由資產流動性價值與債務融資能力的關聯性所驅動[26]。Eisfeldt and Rampini（2006）也認為公司之間資產重新配置的順周期緣于資本重新配置成本的反周期[27]。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將并購作為股票價格和債券利率的函數來解釋并購活動，他們的研究發現：（1）股票價格上漲（下跌）后一個季度內出現并購活動的增加（減少），由于并購談判往往在并購完成兩個季度前才開始，所以并購談判可能比股票價格的變化領先一個季度；（2）并購活動與先前的債券利率負相關，但其相關程度弱于并購活動與股票價格的相關程度[16]。這些結論表明融資可獲得性是主并公司進行并購活動的重要驅動因素，當資金較容易獲得時（股票價格上升、利率下跌），并購活動增加。這與資本市場狀況或其背后的原因可以解釋并購活動的觀點是一致的。李瑞海、陳宏民和鄒禮瑞（2006）認為中國的兼并活動與GDP增長率和市場化程度正相關，而與股票指數存在較弱的相關性[28]。唐紹祥（2006）研究發現中國總體并購活動呈浪潮式發展，并購活動具有周期性，而非遵循隨機游走過程[11]。唐紹祥（2007）認為經濟周期和利率是中國并購浪潮形成的主要原因[14]。潘勇輝（2007）通過對中美兩國1991―2005年跨國并購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驗證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和短期修正關系[29]。
行為金融學的發展使股票市場與并購活動的關系得到了新的注釋。Brealey and Myers（2003）認為引發并購的原因是部分股票的價值被錯估，特別是當股票市場處于繁榮期時，股票價值被高估公司的管理層更傾向進行并購交易活動[2]。從行為學的角度分析，股票市場錯誤定價與管理者的過度樂觀與自信的交互作用共同推動了并購活動。Shleifer and Vishny（2003）明確將這種觀點概括為“股票市場驅動并購”[8]。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R-KV）認為繁榮的股票市場使得主并公司可以通過被市場高估的股票去收購被市場低估的目標公司[9]。雖然R-KV給出了收購者行為的解釋，但仍然存在一個問題，即既然主并公司的股票被高估，為何目標公司會接受股票對價并購交易呢？R-KV認為主并公司與目標公司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目標公司不足以正確估計并購行為本身的價值。他們對股票價格的總估價錯誤導致了對并購協同效應的估價錯誤。因而接受了主并公司被市場過高估價的股票。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wanathan（2005）將公司的市場賬面價值比率拆分成公司成分與市場成分，認為市場層面的錯誤定價是并購浪潮發生的顯著影響因素[10]。Rosen（2006）檢驗了并購對主并公司股票價格的影響，研究發現相比于其他時期的并購活動，并購市場繁榮時期的并購活動給主并公司帶來的收益較高，但是從長期來看，并購收益較低[30]。這表明過度樂觀的投資者誤判了并購所能帶來的協同效應。股票市場雖然是并購活動的一個顯著驅動力，但不能完全解釋并購活動的出現。由于受到其他經濟因素的影響，股票市場的繁榮可以刺激更多并購活動的發生，但并不是并購浪潮唯一顯著的驅動力。
除上述經濟發展水平、資本市場等宏觀經濟因素外，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Harford（2003）的研究不僅證明并購活動和經濟環境中的股票市場有關，同時他們發現經濟、制度、產業沖擊等因素都會引發集聚的并購活動[1，31]。也有的學者分析技術進步對并購的影響，他們認為技術沖擊對產業環境、經濟環境的影響，改變了市場上要素的平衡關系，通過并購手段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新的平衡（Jovanovic and Rousseau，2002）[32]。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并不存在唯一的并購活動驅動因素，并購浪潮的出現是各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正如Ali-Yrkk？（2002）所認為的那樣，宏觀層面的因素諸如經濟繁榮、技術發展、全球化與規制等引起行業沖擊，為了有效應對這種沖擊，微觀層面的管理者出于經濟動機、管理動機與自負動機而作出并購決策[33]。因此，我們認為雖然并購更像是公司層面的事件，然而這種微觀層面的并購交易活動的發生往往具有聚類的趨勢，形成一種浪潮，這種現象表明從宏觀上來看，可能存在著一種普遍的長期均衡環境驅動著并購活動。本文主要從宏觀經濟環境層面來研究我國總體性并購活動的驅動因素，檢驗宏觀經濟環境與總體性并購活動是否存在著長短期關系。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經濟發展水平與并購活動
根據“并購―經濟繁榮理論”，經濟增長和資本市場繁榮與并購活動呈同方向變化，如果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代表總體經濟增長水平，那么，GDP越大，并購活動的交易量與交易額就越大。這是因為GDP絕對規模越大或者GDP增長率水平越高，意味著總體經濟需求越大，因而可能導致經濟資源的重新配置以達到最佳使用。而這種經濟資源重新配置的需要又觸發了并購活動。在美國、英國和歐盟其他地區，并購浪潮總是發生在經濟強勁增長、股票市場高漲時期，并購浪潮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緊密，全球并購的興起與衰退伴隨著世界經濟發展水平高峰與低谷的輪回而交替。同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動，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化對公司并購活動也產生周期性變動。GDP對并購活動的正向影響也得到了Resende（2008）的支持，他們認為國內總體并購活動與GDP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34]。另一方面，Healy and Palepu（1993）認為GDP規模越大，公司現金持有水平越高，而公司則會利用這些超額現金去并購當地的其他公司以增加公司規模及獲得市場支配力[35]?；谏鲜龇治觯覀兲岢鋈缦麓龣z驗的假設。
假設1：經濟發展水平（GDP）對并購活動存在正向影響。
（二）市場利率水平與并購活動
并購作為一種投資行為，需要大量的資金作保證。由于并購公司的內部資金有限，完成并購交易所需要的資金一般是通過債務融資支付對價，因此，并購活動可能會受到現行實際利率水平的影響。較高的利率水平將意味著較高的資本成本以及緊縮的貨幣政策，將不利于并購活動的發生。結果，并購活動與現行實際利率水平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Golbe and White，1988；Weston，Mitchell and Mulherin，2004）[25，36]。融資約束可能會阻礙公司的并購交易活動，而較低的利率放松了公司的融資約束，當公司持有更多的現金或更容易進入外部資本市場融資時，就會更容易發起并購活動（Harford，2005）[3]。已有的研究表明并購水平與經濟環境及資本市場狀況的變化相關，并購活動為主并公司的融資可獲得性所驅動，較低的利率降低了融資成本，當資金較容易獲得時，并購活動增加（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16]。Yagil（1996）研究發現利率與并購活動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37]?；谏鲜龇治觯覀兲岢鋈缦麓龣z驗的假設。
假設2：市場利率水平對并購活動存在負向影響。
（三）股票市場狀況與并購活動
根據預期理論，股票市場狀況直接影響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期。股票市場越繁榮，股票價格越高，越容易引發公司的并購活動。Geroski （1984）、Guerard（1989）考察了股票價格與并購活動之間的關系，認為股票價格對并購活動具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高股票價格降低了公司的資本成本，提高了并購活動所能帶來的未來回報的凈現值；二是現行的股票價格在預測未來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方面在統計上顯著[38-39]。Gort（1969）提出了用以解釋并購活動與股票價格之間關系的“經濟突變理論”（Economic Disturbance Theory）[40]。他認為外部經濟因素的變化（如股價的上升）會引起持股股東和非持股股東對公司價值的不同預期，從而引起并購活動水平的增加，變動的股市比靜止的股市能產生更多價值被低估的公司，促使公司去收購價值被低估公司的股票，從而解釋在股市上升或下降過程中產生并購活動的出現。當一國股票市場進入蕭條期時，股票價格往往被嚴重低估，就會出現較多的跨國并購現象。Shler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認為股票市場估值驅動并購浪潮。他們認為繁榮的股票市場導致主并公司用過高估價的股票去并購被市場低估的目標公司的資產[8-9]?；谏鲜龇治觯覀兲岢鋈缦麓龣z驗的假設。
假設3：股票價格指數對并購活動存在正向影響。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由于中國較為頻繁的上市公司并購起始于1997年，所以，本文采用的數據起止日期為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為了保持數據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將各變量數據調整為季度數據，并對明顯具有季節性的變量數據利用X12方法進行了季節調整。并購數據來源于CSMAR中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研究數據庫，GDP、利率與股票價格指數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及Wind資訊。
（二）變量定義與模型設定
1. 變量定義。（1）并購交易數量。衡量并購交易活動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根據并購交易的數量，二是根據并購交易的總金額。單獨考慮并購交易的數量，可以做到對所有并購交易活動一視同仁，是對發生在中國的并購活動廣度的一個明顯度量。相對地，單獨關注并購交易的總金額，是對大規模交易的深度或重要性的度量。但由于不少中國上市公司的并購交易金額并未披露，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問題，本文決定采用并購交易數量的季度數據來衡量中國上市公司的總體性并購活動。根據CSMAR中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研究數據庫的重組類型標準，將并購限定為資產收購、股權轉讓、吸收合并以及資產置換，而不包括資產剝離、債務重組與股份回購等形式的廣義并購活動。在實證研究之前，利用X12方法進行了季節調整。變量用M&A表示。
（2）GDP。為了研究經濟發展水平對中國上市公司總體并購活動的影響，本文采用實際GDP的季度數據進行度量。變量用GDP表示。
（3）利率。本文利率指標采用六個月期貸款實際利率的季度數據。變量用R表示。
（4）股票價格指數。由于綜合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滬深300指數只能獲得2005年及以后的數據，且國內沒有其他反映滬深股價綜合水平的指數，同時考慮到深圳綜合指數與上證綜合指數的波動幾乎保持同步，因此，采用深圳綜合指數的季度數據來反映股票市場狀況。數據在使用之前采用X12進行了季節調整。變量用StockPrice表示。
2. 模型設定。為了研究宏觀經濟環境對中國上市公司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本文建立（1）式的基本模型，以分別考察經濟發展水平、股票市場狀況以及市場利率水平與并購活動之間的關聯性?？紤]到各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我們將對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變量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采用的研究方法具體包括協整分析以及建立VAR模型，通過運用脈沖響應函數與方差分解，檢驗各宏觀經濟變量對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動態影響關系及其影響程度，最后對各宏觀經濟變量與總體性并購活動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M&At=？琢+？茁1GDPt+？茁2Rt+？茁3StockPricet+？著t（1）
（1）式中，M&At為并購交易數量，GDPt為國內生產總值，Rt為利率，StockPricet為上證綜合指數，εt為隨機擾動項。
五、假設檢驗與結果
（一）宏觀經濟變量與并購活動的長期關系檢驗
1. 單位根檢驗。Chowdhury（1993）認為大多數宏觀經濟變量與并購活動的替代變量為非平穩變量[41]。因此，在模型的構建過程中，為避免時間序列出現偽回歸的現象，本文利用Augment Dickey Fuller（ADF）檢驗以及Phillps-Perron檢驗，以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
從表1可以看出，這些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I（1），即它們本身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而其一階差分序列都為平穩時間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
2. 協整檢驗。Johansen檢驗和用于單方程的基于回歸殘差檢驗的ADF檢驗不同，它是基于回歸系數的協整檢驗，用于檢驗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M&A、GDP、R與StockPrice這四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均為I（1）過程，從而采用Johansen檢驗法分別檢驗M&A與GDP、R及StockPrice之間的協整關系。表2至表4的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檢驗方法的結果同時表明，M&A與GDP及StockPrice之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而M&A與R之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協整關系。表明并購活動與經濟發展水平及股票價格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而并購活動與利率之間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二）宏觀經濟變量隨機波動影響并購活動的動態過程分析
由協整檢驗確定了M&A、GDP、R與StockPrice四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之后，我們利用VAR模型考察變量間的短期動態關系。在VAR模型中，它直接把系統中的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沖擊，從而解釋各種經濟沖擊對經濟變量造成的影響。為了考察并購活動、經濟發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場狀況之間的短期動態關系，我們建立了包括并購交易數量、實際GDP、六個月期貸款利率以及深圳綜合指數的VAR模型，見方程（2）。由于平穩時間序列在建立VAR模型時效果較好及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在下文中將使用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分析。
AiM&AtGDPtRtStockPricet=？椎i+？著it（2）
其中，Ai為i維矩陣，i為滯后階數，？椎i為常數項向量，εit為白噪聲擾動向量。
1. VAR模型滯后階數的確定。建立VAR模型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最佳滯后階數的確定，滯后期的選擇可能會影響VAR模型估計的結果。因為模型的解釋變量多了，解釋力就要大一些，而解釋變量的增多會帶來自由度的損失。因此，在選擇滯后階數時，既要有足夠數目的滯后項，又要保證足夠數目的自由度。而各種信息準則考慮了自由度的損失，可以作為判斷模型階數的依據。本文采用常用的LR檢驗、AIC信息準則以及SC信息準則等來判斷恰當滯后期（見表5），由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滯后1期的VAR模型最為合適，因此，建立VAR（1）模型。
2. VAR模型的平穩性檢驗。VAR模型具有穩定性是模型適用的前提，模型穩定的充分必要條件是所有特征值的模都在單位圓以內（小于1），本文通過VAR單位根表對模型進行平穩性檢驗，得出模型中不存在大于1的單位根（見表6），所以建立的VAR（1）模型是非常平穩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行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檢驗宏觀經濟變量波動對并購活動的影響。
3. 脈沖響應函數。VAR模型的系數通常難以解釋，而脈沖響應函數描述了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或新息（Innovation）對內生變量的當期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因此，研究者通常運用脈沖響應來推斷VAR的內涵。在VAR模型基礎上，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技術，通過脈沖響應函數來進一步分析并購活動對GDP、R與StockPrice的一個標準差新息的脈沖響應。
從圖1來看，對GDP的一個沖擊，M&A在初始階段呈正向影響，之后這種擾動沖擊對并購的影響緩慢減小，在第三期后，并購的波動趨于零。說明中國并購活動的波動與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GDP的波動正相關，處于擴張或繁榮階段的宏觀經濟環境有利于并購活動的開展。然而GDP沖擊對M&A的影響較為微弱。原因在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如西方國家那么成熟，并購重組活動大多在行政主導下完成，帶有政策性色彩，真正通過市場化運作完成并購交易的較少。
從圖2來看，對R的一個沖擊，M&A在短期內有較小幅度的下降，在三期之后趨于穩定?？梢姡①徎顒拥牟▌优c利率的波動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說明在短期內融資成本的高低直接影響并購交易活動的發生。
從圖3來看，對StockPrice的一個沖擊，M&A在短期內有較小幅度的上升，在三期之后趨于穩定。說明并購活動的波動與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正相關。但StockPrice沖擊對M&A的影響較為微弱。原因在于中國政策性的股票市場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股市不能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另一方面由于中國上市公司長期以來股權分置，存在股權高度集中，“一股獨大”現象，不利于股票在并購交易中充當支付工具的角色，同時，由于政策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也不利于主并公司利用股票市場的錯誤定價而擇時并購。最后，從并購交易支付方式的角度，我們也可以看出股票市場狀況對并購交易的影響較為微弱。劉淑蓮（2010）根據CSMAR數據庫對并購支付方式的分類標準，統計了1998―2008年共20 647起并購案，發現采用內部資金支付方式的并購案為90%以上，股票支付等方式占的比例非常小。這說明中國主并公司較少利用股權融資來完成并購交易活動。
4. 方差分解。分析了并購活動波動對經濟發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場狀況擾動沖擊變化的響應之后，我們將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經濟發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場狀況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度，從而了解各新息對并購活動變化的相對重要性。
從表7可以看出，在對并購活動波動的影響中，如果不考慮并購活動自身的貢獻率，利率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率雖然最大并且長期保持穩定，但也只達到0.8%左右；而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GDP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率較小，一直在3%左右；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率也同樣較小，一直在0.2%左右?？傊?，在短期內，GDP、利率及股票價格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影響均較為微弱。
5. 基于VAR（1）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由單位根檢驗的結果可知所有變量均為I（1）序列，即原序列是非平穩時間序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要求變量序列是平穩的，且滯后期的選擇很重要。而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卻可以運用于具有協整關系的非平穩時間序列，滯后期的選擇也是確定的?；赩AR（1）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
檢驗結果表明，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GDP與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股票價格指數是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而貸款利率并不是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說明繁榮的經濟發展與股票市場狀況確實有助于并購活動的發起，而貸款利率對并購活動發起的影響不甚明顯。
六、研究結論與展望
本文運用時間序列數據深入地研究了經濟發展水平、利率與股價指數對我國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總體性并購活動與經濟發展水平及股票市場狀況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而總體性并購活動與貸款利率并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從因果關系看，存在著經濟發展水平與股票價格指數到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單向因果關系，而利率與總體性并購活動不存在因果關系。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與股票價格指數是我國并購浪潮形成的重要原因。（2）在短期動態調整過程中，各宏觀經濟變量波動的沖擊對并購活動波動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GDP波動在短期內對并購活動波動有著正向影響，但這種影響幅度較小。影響程度雖然沒有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宏觀經濟的繁榮與否確實影響著公司的投資行為。雖然利率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并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利率波動在短期內對并購活動波動有著一定幅度的負向影響。說明融資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并購活動的發生。股票價格指數波動在短期內對并購活動波動也存在正向影響，影響幅度同樣較小。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我國證券市場還不是很成熟，為典型的政策市場，而且股改前后，我國股票市場均存在大量的國有股與法人股，這使得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很難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波動產生顯著的短期動態影響。通過以上分析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與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是形成并購浪潮的重要原因，而利率波動雖然短期內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有影響，但并不存在長期穩定的影響。
本文僅研究了反映宏觀經濟環境的幾個主要因素對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而進一步地研究需要在此基礎上，結合微觀層面與行業層面的因素來分析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因素，及其分析驅動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各層面影響因素的相對重要性。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逐漸深入，對不同國家的總體性并購活動的主要驅動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將進一步加深對全球性并購活動驅動因素的理解。
參考文獻：
[1]Mitchell M L， Mulherin J H. The Impact of Industry Shocks on Takeover and Restructuring Activity[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6，（41）：193-229.
[2]Brealey R A， Myers S C.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M]. seventh ed. McGraw-Hill，New York，2003.
[3]Harford J. What Drives Merger Wav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7）：529-60.
[4]Martynova M， Renneboog L. A Century of Corporate Takeovers：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Where Do We Stand？[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8，32（10）：2148-2177.
[5]Shleifer A， Vishny R W. Takeovers in the '60s and the '80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1，（12）：51-59.
[6]Bikhchandani，Hirshleifer， Welch. A Theory of Fads，Fashion，Custom，and Cultural Change as Informational Cascad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5）： 992-1026.
[7]Milbourn，Boot， Thakor. Megamergers and Expanded Scope： Theories of Bank Size and Activity Diversity[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9，23（2-4）：195-214.
[8]Shleifer A， Vishny R. Stock Market Driven Acquisi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70：295-311.
[9]Rhodes-Kropf M， Viswanathan S. Market Valuation and Merger Waves[J].Journal of Finance，2004，59（6）：2685-2718.
[10]Rhodes-Kropf M， Robinson D， Viswanathan S. Valuation Waves and Merger Activity： The Empirical Evide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7（3）： 561-603.
[11]唐紹祥.我國并購浪潮假說的實證檢驗[J].財貿經濟，2006，（9）：75-80+97.
[12]劉淑蓮.上市公司并購重組演變與理論研究展望[J].會計師，2010，（4）：4-6.
[13]張秋生.并購學：一個基本理論框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
[14]唐紹祥.我國總體并購活動與宏觀經濟變量的關聯性研究――對我國并購浪潮成因的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1）：83-91.
[15]Reid S. The Conglomerate Merger： A Special Case[J].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 Review，1968，（2）：141-66.
[16]Melicher R， Ledolter J， D'Antonio L. 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Aggregate Merger Activity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3，65：423-430.
[17]Becketti S. Corporate Mergers and the Business Cycle，Economic Review[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1986，71：13-26.
[18]Makaew T. Waves of Inter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R] AFA 2012 Chicago meetings paper，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 Moore School of business，（October）.
[19]Nelson R L. Business Cycle Factors in the Choice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Growth[M]//.Alberts W， Segall J. The Corporate Merg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
[20]Liu J， Wen Z.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usiness Cycles and M&A[R].Management and Service Science （MASS），2010 InternationalConference，Leshan，China，24-26 August.
[21]Palmquist S， Sandberg V. The Art of Surfing the Wave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Sweden[D].（Doctoral dissertation，？rebro University）.2012.
[22]Maksimovic V， Phillips G.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Assets： Who Engages in Mergers and Asset Sales and Are There Efficiency Gains？[J].Journal of Finance，2001，56（6）：2019-2065.
[23]Lambrecht B. The Timing and Terms of Mergers Motivated by Economies of Scal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4，72：41-62.
[24]Steiner P. Mergers： Motives，Effects，and Policies[M].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
[25]Golbe D L，White L J. 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US Economy[M]//.Auerbach A J. Corporate Takeover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Chicago： NBER 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26]Shleifer A， Vishny R W. Liquidation Values and Debt Capacity： A Market Equilibrium Approach[J].Journal of Finance，1992，47：1343-1366.
[27]Eisfeldt A L， Rampini A A. Capital Reallocation and Liquidity[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6，53（3）：369-399.
[28]李瑞海，陳宏民，鄒禮瑞.影響中國企業兼并宏觀因素的實證研究[J].管理評論，2006，（5）：50-53.
[29]潘勇輝.跨國并購與經濟增長的長短期關系研究――基于中美的比較研究[J].管理世界，2007，（7）：152-153.
[30]Rosen R. Merger Momentum and Investor Sentiment： the Stock Market Reaction to Merger Announcements[J].Journal of Business，2006，79：987-1017.
[31]Harford J. Efficient and Distortional Components to Industry Merger Waves[R].SSRN Working Paper，2003，No. 39.
[32]Jovanovic B， Rousseau P L. Mergers as Reallocation[R].NBER Working Paper，2002，No. 9279.
[33]Ali-Yrkk？， Jyrki.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eason and Results[R].ETLA Discussion Papers，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Finnish Economy （ETLA），2002，No. 792.
[34]Resende M.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aves in the UK： a Markov-Switching Approach[J].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2008，18（13）：1067-1074.
[35]Healy P M， Palepu K G.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Equity Acquisitions： Who，Where and Why？[M]//.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Kenneth A Froot （e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36]Weston J F， Mitchell M L， Mulherin J H. Takeovers，Restructuring，and Corporate Governance[M].Pearson Education，Inc. Publishing as Prentice Hall.2004.
[37]Yagil J. Mergers and Macroeconomic Factors[J].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6，5（2）：181-190.
[38]Geroski P 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gate Merger Activity and the Stock Marke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84，25：223-233.
[39]Guerard J. Mergers，Stock Prices，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Further Evidence[J].Economics Letters，1989，30（2）：161-164.
[40]Gort M. An Economic Disturbance Theory of Merger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9，83：624-642.
[41]Chowdhury A R. Univariate Time-Series Behavior of Merger Activity and Its Various Compon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J].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1993，（3）：61-66.
The Impact of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on M&A Activit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ime-series Data
Li Jinglin1，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Wuhan 430205， China；
2. Hubei Account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