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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建議范文1
關鍵詞：金融穩定；融資結構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4（7）-0046-03
從世界金融業的發展歷史來看，沒有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就沒有金融業真正的可持續發展。而當金融體系整體或局部受到破壞導致金融服務中斷，就會對實體經濟產生潛在負面影響1。2013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引導信貸資金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因此，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還在不斷顯現、國內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區域經濟加快發展的背景下，進一步有效利用和優化配置金融資源，提升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和效率顯得尤為迫切。
一、新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現狀
目前，國內還沒有確定的衡量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和質量的通行標準。但從金融穩定的角度，同時考慮到宏觀審慎管理目標，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和質量可以從總量、結構、效率、可持續性等幾個維度進行描述。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適應，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從發展趨勢看，2006-2013年新疆經濟年均增長11%。與經濟增長相適應，新疆地區全社會融資總量增長迅猛，從2006年的167.78億元增長至2013年的3199.9億元。與快速發展的社會經濟相比，2013年新疆社會融資總量與GDP之比為37.6%，較2006年提高了32.1個百分點，較全國同期多提高16.9個百分點，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
（二）融資結構日趨多元化，金融對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不斷提高。近年來，新疆金融機構類別日益豐富，尤其是地方法人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迅速，新疆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呈現多元化發展勢頭。一是直接融資在配置資金中的作用繼續加大。2013年新疆非金融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籌措資金202億元，是2006年的5.4倍。二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增長較快。2013年末，新疆全轄共有270家小額貸款公司，注冊資本金153億元，各項貸款余額141.08元，較2009年2增長11.93倍、14.27倍和20.4倍。三是實體經濟通過金融表外融資規模增加。2013年金融機構通過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及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方式新增表外融資合計329.2億元，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10.28%，較2006年提高17.1個百分點。
（三）資金運用效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信貸結構進一步優化。從貸款產出比3看，2006年以來新疆貸款產出比走勢基本與全國一致，且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11年以前均在1.0以上，即經濟增加值大于單位貸款投入；2013年新疆貸款產出比為0.86，仍然超過全國水平，資金運用效率較高。從宏觀角度看，經濟結構的調整變化是信貸結構調整根本性因素，大批新型工業化重點項目以及重要基礎設施加快開工建設，以及房地產剛性需求帶動中長期貸款快速增長，2013年固定資產貸款和個人住房貸款合計新增800.5億元，占全部新增中長期貸款的73.5%。同時，對“三農”、中小微企業、民生領域等支持力度明顯增強，2013年農戶貸款、微型企業貸款增速分別為28.3%和61.6%。
二、新疆金融業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存在不適應方面
2006年以來，新疆金融業在資產總量、金融結構等方面均優化發展，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反過來促進新疆金融業自身的健康發展。但同時，金融業自身發展依然存在著與實體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
（一）金融業發展的步伐相對緩慢和滯后。從戈德史密斯1969年提出的金融相關率（FIR）4看，新疆2006年至2013年的平均值僅為3.71，北京、上海等地區的FIR值是該值的2至3倍。2013年末，新疆金融業產值占GDP比率僅為5.2%，而同期沿海發達地區的同一比例已達到10%至20%。
（二）儲蓄投資轉化率較低。數據顯示，新疆金融機構2006年以來存貸差以年均18.5%的速度增長，至2013年末新疆機構存貸差達到4248.3億元，是2006年的2.73倍。存差率52008年以來呈下降趨勢，至2012年末達30.1%，較2006年下降10.2個百分點；貸存比較2006年末提高10.1個百分點，儲蓄被轉化為投資的比率略有提高。與全國相比，這兩項指標仍有近5個百分點的差距。
（三）金融資源配置結構與實體經濟的產出結構不匹配。主要表現為非國有經濟貢獻率與獲得的金融支持不相匹配。2013年1-11月新疆非國有控股企業工業增加值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27%，較2006年增加16個百分點。但由于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相對滯后，銀行仍然主要面向大型國有控股有企業，而非國有控股經濟獲得的信貸比重一直很低，出現了金融資源的錯誤配置。以小微企業為例，其獲得的貸款在整體貸款中所占比例依然較小，2013年末僅為15%。這說明新疆現行的金融結構不具有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6的機制，也不適應非國有經濟的快速發展。
（四）經濟增長過度依賴間接融資，金融運行潛在風險加大。新疆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與GDP的比值總體呈現明顯的上升態勢。2013年為121.9%，較2006年水平上升了40.7個百分點。這既表明新疆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信貸投放，融資渠道亟需進一步拓寬；也表明新疆經濟運行的杠桿率相對較高，國民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潛藏較大風險。2013年民間融資調查數據顯示，民間借貸平均利率約為正規金融機構貸款3倍，個別利率突破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利率4倍。其潛在的風險是，不僅高利率下借貸市場的逆向選擇問題增多，而且這些貸款組織的風險有可能向正規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傳染擴散。
三、進一步提升新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建議
作為金融宏觀調控部門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作為從事具體金融管理和服務工作的人民銀行分支機構，改進金融服務，支持實體經濟，更多地要從實實在在的具體工作做起。就要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三個途徑出發，按照當前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各種理解，綜合起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支持，既包括提供銀行貸款這樣的間接融資，也包括幫助實體經濟到金融市場發行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二是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交易支付便利、金融信息支持，比如支付結算、貨幣發行、征信服務等。三是通過金融交易的價格發現功能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在維護轄區金融穩定的前提下，拓展和深化“兩管理兩綜合”工作，加強對金融機構的業務監管，引導金融機構穩健經營，使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得到有效發揮，確保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長期可持續。
（一）繼續加強政策引導和窗口指導，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的有效提升。在當前貨幣環境下，積極運用穩中趨緊的政策走向，通過倒逼機制，促使金融機構將加快經營轉型內化為自身經營的需要，用好增量，積極盤活存量，更加精細、科學統籌安排信貸增量，主動加快信貸結構優化升級，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的有效提升。這就要求繼續加強政策引導和窗口指導，按照新疆“十二五”發展規劃，圍繞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加強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銜接配合，努力保持貨幣信貸增量和社會融資總量合理增長。
（二）繼續引導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滿足實體經濟的發展多方需求。引導金融機構推出創新產品與服務，將產業與企業的發展優勢，與金融的各個要素進行重新組合與安排，實現從被動融資提供者向主動融資推進方轉變。首先，圍繞實體經濟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積極研發適銷對路的金融創新產品。其次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創新信貸經營方式，結合新疆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在抵（質）押方式、業務模式、貸款手續等方面不斷提高對企業、農戶需求的滿足能力。
（三）以財政資金為杠桿撬動金融資源，提升薄弱環節金融服務水平。進一步完善財政資金風險補助機制、信用風險分擔機制，使金融創新收益與風險之間形成動態平衡，推動民生金融逐步由金融機構履行社會責任向實現商業可持續轉變，對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從“增量”向“擴面”轉變。例如，可以對部分地區小微型企業貸款貼息，按同期貸款基準利率利息金額的一定比例給予資金支持。同時，對中小企業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集合票據等債券進行費用補貼和建立風險緩釋基金進行風險代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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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曉強.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支持實體經濟[J].中國金融， 2012，（11）：23-24。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建議范文2
1廣義貨幣存量與實體經濟融資規模不匹配
近幾年來，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影響，我國廣義貨幣供給的增速較快，以M2為例，截至2017年1月末，M2余額為15759萬億元，同比增長113%。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2017年1月金融統計數據報告。自2006年起，連續十年間的平均同比增速高達166%。與之相比，國內經濟的增長速度則相對緩慢，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十年間平均同比增速為96%。如圖1所示，相對于國民經濟的增長而言，貨幣的增長速度相對較快，貨幣的擴張與實體經濟對資金的應用并不匹配。我們用社會融資規模這一指標代表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當中獲得的資金支持，截至2017年1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是指一定時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實體經濟（境內非金融企業和個人）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余額。為15965萬億元，同比增長128%。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2017年1月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統計數據報告。對比社會融資規模與廣義貨幣供給可以看得更為明顯，如圖2所示，十年間，M2與社會融資規模之間的差異很大，貨幣供給當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沒有進入到實體經濟當中，這對實體經濟的增長和穩定都會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2實體經濟融資結構失衡
從前述分析可知，M2反映了金融體系為實體經濟提供的資金總量，但這些資金采用何種渠道進入到實體經濟當中，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效率如何，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研究進入到實體經濟當中的資金的數量和渠道，我們可以采用“社會融資規?！边@一概念?！吧鐣谫Y規?！笔侵敢欢〞r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方法，其主要包括：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投資性房地產、保險公司賠償等。從上述概念可知，現階段，金融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主要有兩條，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間接融資主要是利用銀行作為中介的相關業務，包括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直接融資主要指不利用銀行作為中介，借貸方直接進行的融?Y行為，包括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的境內股票。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分析，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傤~的絕對優勢，除了2014年和2015年之外，都穩定在80%以上，十年間平均占比達到83%，而間接融資平均只占14%，雖然最近幾年債券和股票融資有所增加，但也只有2015年達到20%以上。從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對比也可以看出，實體經濟融資結構明顯失衡，社會融資主要來自間接融資。
3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匱乏
中小企業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體經濟融資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情況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就更加明顯。大型企業，如央企、國企可以順利地通過銀行信貸獲取資金，而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卻難以從銀行得到資金支持。在我國，中小企業數量巨大，占企業總數的99%以上，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解決就業問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關鍵力量。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建議范文3
關鍵詞：經濟增長；金融發展；金融統計；社會融資結構；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3）05-0019-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5.04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的融資總量擴張很快，社會融資結構多元化趨勢明顯，金融體系開始由銀行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轉變，以新增人民幣各項貸款作為重要的貨幣政策監測、分析和調控中間目標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融資規模。因此，當前提出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符合經濟金融發展和金融宏觀政策的需要。201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中國人民銀行也提出“在宏觀調控中需要更加注重貨幣總量的預期引導作用，更加注重從社會融資規模的角度來衡量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以社會融資規模取代M2和新增貸款規模，作為金融宏觀調控的中間目標，對于提高貨幣政策決策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從機構看，金融體系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社會融資規模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指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資金運用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全部資金支持，即金融機構資產的綜合運用，主要包括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信托貸款、委托貸款、金融機構持有的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的賠償和投資性房地產等。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機構服務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銀行承兌匯票、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及企業債的凈發行等。三是其他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產業基金投資等。根據定義，金融機構獲得的融資、政府財政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不應計入社會融資規模，而民間融資和私募股權理論上應計入社會融資規模，但由于數據可得性差，暫不計入，未來條件成熟時，可考慮將其計入。
二、文獻綜述
社會融資規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義、定性分析及金融宏觀調控等方面。盛松成（2011）研究社會融資規模的理論基礎和國際經驗，并從金融宏觀調控市場化的角度說明了其重要性[1-2]。張鑒君等（2011）研究了三大貨幣政策工具對社會融資規模有效性，分析了貨幣政策工具與社會融資規模的關系和影響程度[3]。黃雋（2011）認為融資結構的變化使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發生改變，銀行理財業務使貨幣政策的影響力下降，新興融資方式加快了貨幣流通速度，并建議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應逐漸細化，尤其是要增加宏觀調控的監測指標，逐步確定金融監測的指標體系[4]。晏露蓉等（2012）運用經濟學中的供需平衡、潛在產出和貨幣需求函數等理論，辨析社會融資規模合理性的標準及測量方法，提出建立“合理社會融資規模需求函數模型”和“基準資金價格指數調控社會融資規?！钡臉嬒隱5]。
關于社會融資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研究，譚太平（2011）建立可變參數狀態空間模型，分析了國內信貸、貨幣供給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6]。張嘉為等（2012）建立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模擬結果表明：貨幣政策調整對間接融資市場與直接融資市場均產生顯著影響，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將更能反映貨幣政策調整對資金供給的影響，其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要大于銀行信貸變動的影響[7]；若信貸額度控制，窗口指導等政策導致貸款難度變大，銀行信貸向直接融資轉移，從而從社會融資規模角度考察資金供給將更全面。
深入開展社會融資規模、結構對實體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與已有文獻不同，本文將利用狀態空間模型，分析社會融規模對實體經濟總體的動態影響，社會融資結構（即社會融資規模中銀行貸款部分、非銀行貸款部分）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社會融資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社會融資規模和結構變遷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動態變化。
三、模型設定
（一）狀態空間模型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建議范文4
【關鍵詞】金融業 發展 思考 建議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大力發展金融業，對于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縣域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山東省五蓮縣高度重視金融業發展，堅持市場化推進與政府引導相結合，以健全現代金融體系，加快金融創新，加大政府扶持，優化金融生態環境為抓手，引導和支持金融產業做大做強，進一步提升了金融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能力。
一、五蓮縣金融業發展現狀
（一）金融工作明顯加強
自2010年以來，五蓮縣高度重視金融業發展，先后制定《關于進一步加快金融業發展的意見》、《關于支持小微企業健康發展的意見》，激發和調動金融機構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建立了與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協調機制，定期召開會議，研究分析形勢，協調解決問題，暢通了政、銀、企溝通渠道，金融與地方經濟互動融合、互相促進的局面初步形成，金融業已成為該縣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2012年全縣金融機構共上繳各類稅收6057萬元，其中縣級稅收實現5179萬元，同比增長38.1%。
（二）金融體系初步完善，貸存余額穩步增長
該縣現有金融機構31家。其中，銀行機構10家，保險機構16家，小額貸款公司3家，融資擔保公司2家，金融機構數量比以前大為增加，金融組織體系初步完善。存貸款金額快速增長，金融總量持續擴張。2013年3月末，全縣各項貸款余額91.54億元，比2010年初增加50億元，增長121%；各項存款余額158.32億元，比2010年初增加74.3億元，增長88.6%，為全縣實體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三）金融產品穩步創新
多次召開金融創新服務縣域經濟對接會議，推進了政、銀、企的交流、合作、共贏與發展。先后推出了適應地方經濟特色的鋼結構資產抵押貸款、采礦權、林權和收費權質押貸款以及保理融資、集合信托融資等新型信貸產品，累計信貸投放7.6億元，有效破解了中小企業融資瓶頸。
（四）金融生態環境不斷優化，金融業發展質量穩步提高
注重加強征信體系建設，出臺《關于A級信用企業培植的意見》，大力實施“三信”工程建設，引導金融機構對優質企業授信評級，目前A級信用企業達202家，是2010年初存量企業數的2.5倍；出臺《五蓮縣信用鎮、村、戶及農民專業合作社評選標準》，啟動了市北經濟開發區“信用示范區”建設工程，評選表彰了首批12家誠信企業，對首批誠信企業增加授信4.5億元；實施利率優惠傾斜政策，一次性利息優惠273萬元。
二、制約該縣金融業發展的困難和問題
該縣金融業在金融機構經營效益大幅提高、資產質量不斷改善的同時，金融服務水平的提升、支持和保障縣域經濟發展能力的提高仍有很大空間，金融業向更高層次發展仍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
（一）發展金融業的氛圍不夠濃厚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該縣針對金融業的考核激勵機制尚不完善；財政資金杠桿撬動作用還需進一步增強，財政在擔?；?、專項財政貼息、信貸風險補償等方面投入力度還不夠大。
（二）金融機構服務縣域經濟發展的力度不夠大
金融產品創新還有很大潛力，重存輕貸、重大輕小、重城市輕農村以及重利潤輕責任的思想仍很明顯，怕險保穩現象仍很突出，導致滿足縣域經濟獨特需求、服務“三農”和小微企業的商業信貸模式不健全、擔保方式單一、貸款手續繁瑣、擔保成本高。
（三）金融存貸款總量小、存貸比不高
到2012年底，該縣存貸款總量為224.9億元，僅占全市總量的8%。存貸比僅為57.5%，遠低于全市的89.6%、市轄區的100.2%。各金融機構之間存貸比不平衡，差距大。
三、加快金融業發展的幾點建議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只要在充分尊重金融產業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形成共識，凝聚合力，主動作為，就會有效解決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使金融業真正在成為實體經濟“血脈”的同時實現自身的發展壯大。
（一）充分發揮政府組織協調引導作用
加強與上級主管部門、業務機構的聯系溝通，協調金融機構爭取信貸額度、提高存貸比和上級行直貸方面的傾斜支持；深入研究國家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加大對金融業發展的引導和服務，進一步完善政府部門與人民銀行、金融監管部門的溝通協調機制，暢通與金融企業的聯系渠道，完善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和定期聯席會議制度，及時組織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融資和項目推薦、金融新產品推介等活動，努力構建和諧的政銀企關系，健全良性互動交流平臺，全力推進金融業又好又快發展。
（二）鼓勵發展地方銀行和非銀行業金融機構
積極支持國有銀行和地方銀行的改革與發展，加快推進農村信用社銀行化步伐，引導銀行機構加大銀行業務、產品創新的本土化程度，推動金融機構加大投入，擴大信貸投放。積極引導民間資本，建立小額貸款和擔保公司、村鎮銀行、社區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地方金融機構，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
（三）做大做強產業集群，為金融業發展創造更大空間
應大力培植扶持龍頭型、科技型、成長型企業，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和競爭力，使企業做強、產業做大，為金融機構信貸投放創造更大空間。
（四）建立健全激勵考核機制
強化激勵引導，調整優化指標設計和考評體系，突出貸款增幅、對地方財政貢獻等量化考核指標，加強對保險、小貸、擔保等非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考核，充分調動工作積極性。
（五）大力招引、培養金融人才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建議范文5
經濟危機凸顯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價值
在以美國次貸危機為導火索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的情況下,中國銀行業受益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和科學監管,同時也因自身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度較低,到目前為止蒙受的直接損失尚不高。但此次金融海嘯對實體經濟的嚴重沖擊卻已暴露無遺,這其中,在中國實體經濟里占據重要地位的中小企業更是首當其沖。
據統計,中小企業占我國企業總數的90%以上,中小企業對國家GDP的貢獻度為近60%,工業增加值占75%,社會銷售額占近60%,稅收占46%,出口額占62%。因此可以說,隨著經濟危機的深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將越深,中小企業直面的困境也就越嚴重。
我們常說,金融供給是實體經濟的“血液”,金融供給的滿足度在很多時候都對實體經濟有著“生殺予奪”的效應。而即便在經濟上升周期里,中小企業融資難都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上攵?在經濟增速放緩甚至逐步走向衰退的情況下,中小企業將面臨比以往更大的融資困難。但反過來講,如果金融供給者能夠在這時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助其脫困,對于促進經濟增長、保證城鄉就業、維護社會穩定等都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因此可以說,經濟危機的發生和蔓延,更加凸顯出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社會價值。
八項創新顛覆中小企業傳統信貸模式
在“輸血”和“抽血”的抉擇問題上,民生銀行可以說是一家反彈琵琶的銀行。作為中國第一家主要以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入股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民生銀行與中小企業、民營經濟有著與生俱來的血緣關系。而在成立之初,它就將自身的主要服務對象定位為民營企業、高科技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經過10余年發展,到去年年底,民生銀行從一家只有13.8億元股本的小銀行成長為一家資產過萬億元的中型商業銀行。在這10余年的實踐歷程中,民生銀行服務中小企業的理念和方法也不斷得以發展和完善。
2008年,民生銀行在中國銀行界首次推行事業部制改革,其中就成立了專門服務中小企業的內部事業部――工商企業金融事業部。在內部事業部模式下,民生銀行革新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探索和實踐可主要概括為“創新”:
體制創新。在傳統銀行的總行、分行、支行架構下,客戶經理不講求專業分工,大客戶、中小客戶甚至微型客戶都可以開發。由于大客戶業務具有“做一單管吃三五年”的特性,因此“大客戶驅逐中小客戶”成為客戶經理趨利性選擇的一種常態。事業部體制揚棄了傳統銀行架構,按照銀監會“六項機制”要求,以相對獨立于母體的“類公司化”模式專業運作中小企業金融服務。事業部實行獨立財務核算,按照“人財物相配套、責權利相對應”的原則,組建專業化團隊,設計專業化產品,開展專業化信貸審批和專業化服務與管理。
體制保障已經成為民生銀行完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最重要利器,全行工商企業金融事業部僅2008年前10個月就新增中小企業授信250億元,占民生銀行全年新增授信計劃的20%多。
制度創新。改革授信審批授權體制,根據中小企業信貸“小額多戶、時效要求高”的特點,一方面堅持獨立評審,另一方面強調與市場的貼近性。即根據各區域信用環境、產品風險度和審批人素質,進行差異化授信授權,并將受權人派駐到基層經營單位,通過建立多層級、多通道的有權審批人體制,提高授信效率。
技術創新。自主研發和引進吸收相結合,積極探索中小企業先進授信評審、風險監控等風險管理技術。比如:
針對中小企業授信單筆金額小、依靠傳統專家評審效率低、成本高等特點,民生銀行與國外先進同業合作,研發中小企業信用評級系統,通過邊實踐、邊完善,嘗試建立符合國情的小企業信貸工廠。
針對中小企業貸后管理難、監控成本高等特點,民生銀行正自主研發“Easy Warning”(便捷預警)系統,通過過濾、集成等方式綜合利用人民銀行企業征信系統、個人征信報告、企業結算賬戶系統、海關數據查詢系統等系統中的預警和價值信息,實現系統自動風險監控。
產品創新。針對工廠化審批要求,推出了標準抵押授信、小額標準抵押授信等新產品。而針對中小企業抵質押物少、擔保難的特點,推出了動態融資、集群聯保授信、組合擔保、小額信用貸款等適應中小企業生產經營特點的標準化產品,將企業交易背景、業主個人及企業現有資源充分結合,對傳統擔保方式進行創新,突破擔?！捌款i”。
服務創新。豐富“服務”的內涵,變單一的信貸供給為一攬子、全方位金融服務。實施全流程品質管理,提升反應速度,提高客戶滿意度。在工商企業金融事業部,成立專門的品質管理部門,對12個關鍵客戶接觸點制訂服務標準,進行持續監控和分析,不斷優化業務流程,提高客戶滿意度。
管理創新。從客戶需求出發,以客戶滿意度的提升與銀行持續的盈利為目標,設計了包括市場調研、產品開發、市場營銷、團隊建議、風險管理、客戶關系管理、考核激勵、品牌建設和品質管理等一整套商業模式。
文化創新。揚棄了原有的“基于客戶信用、基于抵押擔保物簡單判斷”的傳統信貸文化,倡導建立以經營風險為核心的新型信貸文化。強調風險管理是市場和風險人員共同的責任,只與熟悉的行業或企業開展業務,強化“按制度辦事”的理念,并且更加重視企業的交易背景和經營現金流。
理念創新。樹立為客戶創造價值、與客戶共成長的價值主張,專門推出“財富羅盤”這一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品牌,努力成為中小企業的戰略合作伙伴,爭取成為客戶的唯一或主要合作銀行。
十條建議構建中小企業和諧發展環境
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是一項社會性課題,在銀行革新理念和體制的同時,全社會共同努力構建適宜于中小企業和諧發展的外部環境,是一項更為浩大的基礎性工程。結合筆者近年來的思考與實踐,在這方面提出如下建議:
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征信系統體系。由于中小企業數量眾多,布局分散,銀行面臨著巨大的信息不對稱風險,這直接影響著銀行服務中小企業的信心。建議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征信體系,構建銀行間信息通報平臺,同時將中小企業稅務、水電等公共事業費用、商業信譽、用工記錄等其他方面的信用記錄納入統一的中小企業征信平臺,為中小企業金融業務的健康發展鋪路搭橋。
優先支持商業銀行設立面向中小企業的營業機構。建議金融監管部門向商業銀行中小企業專職經營部門發放經營牌照,真正實現公司化經營和獨立財務核算。放寬商業銀行在縣域設立中小企業專業支行的審批條件,優先支持商業銀行設立中小企業金融專業分支機構,縮短服務半徑,降低銀行和中小企業的成本。
給予商業銀行更寬松的中小企業撥備政策和不良資產核銷政策自主審批權。雖然財政部放寬了50萬元以下對公貸款呆賬認定標準,但適用范圍仍然較小。建議有關部門給予商業銀行更寬松的中小企業撥備政策和不良資產核銷政策自主審批權,允許商業銀行提高對小企業金融業務的風險容忍度,真正做到經營風險,收益覆蓋風險。
出臺中小企業授信盡職免責指引。中小企業信貸風險高,產生不良貸款的概率大。建議商業銀行監管部門出臺中小企業授信盡職免責指引,各商業銀行依此出臺實施細則,減輕中小企業授信從業人員的思想壓力,令他們安心、放心。
出臺針對中小企業的差異化監管要求。中小企業往往存在企業和業主賬戶及資產不分、財務管理不規范等現象,因此嚴格地說,中小企業授信工作較難達到大企業授信的監管標準。建議商業銀行監管部門出臺針對中小企業授信的差異化監管要求,使監管工作更貼近銀行中小企業業務的特性。
引進、總結和推廣先進中小企業信貸技術。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在中小企業信貸技術方面的自身經驗積累不多,可借鑒的經驗也十分有限。建議商業銀行監管部門組織引進國外先進中小企業信貸技術,同時總結國內成功經驗,并在國內商業銀行推廣。
降低中小企業業務經濟資本占用標準。建議商業銀行監管部門參照巴塞爾協議Ⅱ,比照零售業務標準計量中小企業業務經濟資本占用,降低商業銀行經營中小企業信貸業務的資本成本。
制訂專利權、商標權等無形資產質押授信指引。中小企業具備很強的創新能力,掌握著大量的商標權、專利權等,但這些資源并未被有效利用,因此建議建立一個針對中小企業專利權、商標權等無形資產的權威評價機構,同時銀行業監管部門制訂專利權、商標權等無形資產質押授信指引,增加中小企業融資可擔保資產范圍。
給予中小企業和中小企業金融業務更多財稅支持。建議加大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中小企業財稅支持力度,如降低中小企業稅費標準,嘗試包稅制,給予貸款財政貼現補助,設立專項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等。同時,適當提高商業銀行中小企業信貸業務不良撥備稅前調整標準,對商業銀行中小企業和大企業業務實行差異化的營業稅和所得稅標準。
政府加強中小企業金融服務配套機構建設。完善制度設計,將會計師事務所由有限責任公司制變為合伙人制,即變有限責任為無限責任,強化其責任感。加強資產和房產評估機構的監督和管理,提高其公信力。建立社會化、多元化動產監管體系,增加企業融資可擔保資產范圍。建立政府背景、具有明確支持方向、政策性擔保機構。改革和完善不良資產處置法律程序,建立快速不良資產處置通道和平臺。建立和完善非上市公司產權交易市場,為企業產權快速處置和交易提供便利的通道。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建議范文6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金融深化程度不斷加強,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中介得到了長足發展。與此同時,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備受金融界青睞,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然而遺憾的是,開發性金融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卻很少受到關注,更少有人結合開發性金融實踐活動對其進行深入研究。
目前有部分學者對開發性金融從理論上加以定性說明(白欽先、曲紹光1993;王偉2002,2005;陳元2000;程偉2005;羅學軍2005)。也有部分學者從實證角度,試圖檢驗開發性金融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溫守義2005;蘇緯、梁士濤2007;李志輝、張曉明2007),但是他們對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分析以及相關的度量指標,都是直接沿用一般金融的分析框架,并沒有從本質上體現開發性金融與一般金融的差異,因此計量結果與開發性金融實踐有一定偏差。
本文引用動態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模型,對開發性金融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借鑒一般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衡量指標,構建符合開發性金融本質特征的衡量指標;最后,基于相關數據對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檢驗,進而結合開發性金融改革實踐提出相關建議。
二、相關文獻回顧及簡單評價
經濟學界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由來已久。早在1912年,Schupeter就指出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隨后,Gurley和Shaw(1950)闡述了金融與經濟的關系以及各種金融中介機構在儲蓄投資過程中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從“需求跟近”和“供給引導”兩個方面論述了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重要關系;Hicks(1969)詳細考察了金融革命對工業革命的刺激作用。
1919年,Goldsmith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做了開創性研究,首次提出了金融相關比率,并用其來衡量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開啟了量化的先河。通過對35個國家1860-1963年的數據歸納和分析,得出關于金融與經濟增長的10個結論,其中包括金融與經濟增長平行發展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原有的看法,為金融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之后,Mckinnon和Shaw(1973)針對發展中國家,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論”,主張金融自由化、市場化,并給出了用貨幣化率來衡量經濟的金融深化程度。隨后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78,1980)等相繼對金融抑制理論進行了延伸和推廣。
1993年,King和Levine改進并彌補了Goldsmith研究中的不足,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做了突破性研究。他們運用1960-1989年的數據,對80個國家進行了深入研究,在系統控制其他長期影響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檢驗了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過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廣為后續研究者使用。同時他們對金融發展水平是否可以預測長期經濟增長、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等問題也進行了研究。隨后Boot和Thakor(1997),Durra和Kapar(1998)以及Greeword和Smith(1997)等人對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以及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如何伴隨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發展等問題給出了最為規范的解釋。國內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談儒勇(1999)首先借鑒國際慣用指標———金融深化指標和銀行重要性指標等,對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金融中介總體規模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存款貨幣銀行重要性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的結論。他認為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可能適合我國情況,并且指出金融的不發達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隨后,其他一些學者也展開了相關研究,李廣眾(2002)認為國內現有的對金融研究的衡量指標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國金融現狀,提出應該根據中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構建指標體系。冉光和(2006)研究表明我國西部具有金融發展引導經濟增長的單向長期因果關系,不存在明顯的短期因果關系;而東部則有雙向長期和短期因果關系等。
綜上所述,一般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雖然日漸成熟,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對于一類獨特性質和特殊職能的金融———開發性金融,它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又將如何呢?本文借鑒一般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框架以及衡量指標的構建和改進方法,對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
三、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影響機制分析
縱觀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過程,金融發展類型大致分為兩類:需求跟進型和供給導向型。需求跟進型金融經濟發展模式本質是指實體經濟的增長對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產生更多額外需求,金融部門為滿足經濟增長需要而迅速跟進的金融支持促進金融發展。該理論是一種傳統且成熟的金融理論,強調經濟發展對金融的決定作用,多適用于一般性金融理論,得到了廣泛的實證檢驗(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80等),發展中國家檢驗結果更為顯著。其基本路徑可表現為:
經濟增長金融需求金融供給金融發展
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發展模式更多地表現為金融發展的主導性、超前性。通過現代金融功能和作用的發揮以及對經濟的滲透,為經濟增長和其他金融發展提供條件和動力。其發展模式有兩大功能:資源轉移和企業孵化。該理論符合開發性金融本質特征,開發性金融本質上是一種供給導向型金融(謝家智、周振2006),基于此,我們可以用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發展模式來分析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和路徑。
現在引入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模型,遵循Feder(1983)、Odedokum(1996)、Wang(2003),同時參照賴明勇、謝小曉、包群(2006)進一步拓展的動態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發展模型,來描述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該模型假定整個經濟活動只有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兩部分組成。生產函數為:
Ft=Ft(lFt,KFt)
Rt=Rt(LRt,KRt,Ft)
Yt=Ft+Rt
其中Ft,Rt,Yt是指t時刻金融部門、實體經濟和社會總產出;LFt,LRt,KRt,KFt是指t時刻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所雇傭的勞動力和使用資本。值得說明的是,由于金融部門外部性作用存在,實體經濟不僅是資本和勞動的函數,也是金融服務的函數,改進Rt得:
Rt=Rt(LRt,KRt,Ft*)
F*t代表t時期金融服務的外溢因子,度量金融部門對實體經濟的外溢效應。在此基礎上同時引入適應性預期模型和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要素邊際生產率差異性因素,并且假定某一部門勞動力邊際生產率與全部經濟范圍人均產出存在線性關系①:
RL=β·(Y/LK),RK=α
假定金融部門通過不變彈性ω影響實體經濟產出,現對期望外溢因子F*t進行動態迭代,并利用幾何滯后變換,可得如下動態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發展模型:
dYt\Yt=θ·δ/（1+δ）·dFt/Ft·Ft/Yt+θ·ω/[1-(Ft/Yt)]·dFt/Ft+αθ·dKt\Yt+βθ·dLt\LKt+(1-θ)·dYt-1\Yt-1
其中θ代表金融部門外溢效應在當期預期外溢效果與前一期實際外溢效果之間的選擇:0θ1;α,β代表某一部門資本,勞動力邊際生產率與全部經濟范圍人均產出存在的線性系數;δ代表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要素邊際生產率差異;不變彈性ω代表金融部門產出的增加帶動實體經濟部門產出的增加。該模型反映了供給導向型金融部門主要通過兩個渠道影響經濟增長:其一是金融資源生產率的提高,即模型θ·(δ/(1+δ))·(dFt/Ft)·(Ft/Y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機構的運營效率、資本利潤
率、資產利潤率、投資轉換率、資本形成效率、規模效應等因素;其二是金融部門的巨大外部性作用,這也是開發性金融的本質體現,即模型θ·(ω/(1-(Ft/Yt)))·(dFt/F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機構的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金融產品的創新外部性、金融市場建設、金融制度健全以及金融生態等因素。
四、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檢驗
基于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模型路徑分析,本文從開發性金融運行效率、開發性金融資本形成效率、開發性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三個方面構建開發性金融衡量指標。
(一)開發性金融衡量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
國外研究者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金融衡量指標大多采用金融相關率(FIR)、金融深化程度(DEPTH)、存款貨幣銀行重要性(BANK)、金融信用私有化程度(PREVATE)等幾個指標。國內研究者主要借鑒國際慣用指標,同時根據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對相關衡量指標進行了調整和改進。基于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模型路徑分析,本文選擇能夠同時反映開發性金融資源生產率和金融資本形成效率的金融深化指標,以及反映開發性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銀行重要性指標。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比較的客觀性以及開發性金融顯著特征,本文對上述兩個指標重新進行了精煉和改進。
第一個指標為調整后的開發性金融深化指標LOAD:本文不使用通用的金融深化指標DEPTH=(M2/GDP),該指標所衡量的我國金融發展水平偏高,甚至與發達國家相比也處于高位。貸款指標在國內外實證分析中經常使用,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能體現金融中介的直接經濟意義,并且(M2/GDP)指標不能直接衡量開發性金融深化水平。考慮以上原因,本文采用經過季節性調整的國家開發銀行季度貸款余額與經過季節性調整的季度實際GDP之比來反映開發性金融資源生產率和金融資本形成效率。季度貸款余額CDB,選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計24個數據。因為國家開發銀行從1998年開始進行改革,其前后變化較大,統計口徑難以同一,而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運營相對比較穩定,計量分析更加可信。貸款數據均來源于國家開發銀行年報。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選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計24個數據。數據均來源于歷年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整理。
第二個指標為調整后的開發性金融重要性指標CDB:借鑒存款貨幣銀行重要性指標的計算方法,本文嘗試采用經過季節性調整的季度貸款余額與經過季節性調整的貨幣當局季度債權之和的比值來反映開發性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這里使用經過季節性調整的國家開發銀行季度貸款余額近似代替經過季節性調整的國家開發銀行季度債權之和,是因為國家開發銀行債權的80%,甚至80%以上來源于國家開發銀行基礎性貸款②。貨幣當局季度債權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季度數據整理。
(二)經濟增長衡量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
選擇季度實際GDP環比增長率GY作為經濟增長衡量指標。為了使得各季度的GDP具有可比性,模仿King和Levine(1993),本文首先計算各季度實際GDP,然后對實際GDP進行季節性調整,消除季節性因素影響,最后利用GDP環比增長率公式(GDPt-GDPt-1)/GDPt-1計算GDP環比增長率。季度GDP來源如前,零售商品價格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季度數據整理。經濟增長有時可能會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所以檢驗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否獨立于其他變量具有現實意義,有必要控制一些變量,限于數據等原因,本文僅選用季度通貨膨脹率作為控制變量。根據一些研究者的實證經驗(談儒勇1999)以及本文的實證檢驗發現,季度通貨膨脹率始終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方程,說明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獨立。
(三)計量經濟模型的選擇及說明
鑒于本文檢驗的開發性金融衡量指標、經濟增長衡量指標以及控制變量均為時間序列數據,具有非平穩性,本文選擇了比單方程更加可靠的多變量VAR模型③,來檢驗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多變量VAR基本模型:Yt=A1Yt-1+…+ApYt-p+BXt+Et
經過一階差分的內生變量中各序列均平穩,所以只有構成ΠYt-1的各變量的是I(0)時,才能保證新信息是平穩過程。
五、結論分析與相關建議
(一)結論分析
無論是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模型還是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檢驗都表明,開發性金融明顯不同于一般金融,它具有更高的金融資源生產率和更大的經濟外部性,能在市場框架下充分利用組織優勢開拓市場、建設制度,主動引領經濟增長,對國民經濟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具有明顯的長期支持效應。
第一,開發性金融具有更高的金融資源生產率。在制度設計方面,開發性金融無論是貸款期限、利率水平,還是其融資方式都有自己獨特的優勢,能夠有效避免一般金融貸款期限不匹配、利率不匹配等缺陷;在金融發展類型方面,開發性金融屬于供給導向型金融,可以相對超脫于即時經濟運行,主動彌補市場失靈、信用缺失,從市場建設角度構建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大大提高了金融資源的運行效率和配置效率。
第二,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實體具有更大的經濟外部性。開發性金融資金投向隸屬國家基礎性戰略性生產領域,具有強烈的乘數傳導效應和巨大的經濟溢出效應。與此同時,開發性金融作為重要的宏觀金融工具,肩負著開拓市場、建設制度、貫徹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使命,經濟外部性顯著。
第三,開發性金融對經濟發展具有長期的支持效應。開發性金融強調基礎性建設和發展平臺的搭建,注重“開發”、“拓展”、“創新”,著眼于經濟未來的發展態勢,尤其體現在它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以及由技術進步所帶來的一系列重大變革上,所以開發性金融資金投放規模巨大、運作周期較長,具有明顯的長期支持效應。
(二)相關建議
基于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以及開發性金融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檢驗,同時結合開發性金融改革實踐現狀,提出三點建議:
一是認清開發性金融與一般金融的差異。開發性金融是一種新的金融形式,既不同于傳統政策性金融,也不同于商業性金融,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供給導向型金融,而一般金融則隸屬需求跟進型金融,兩者之間的差異十分顯著,具體表現在運作主體、信用依托、業務領域、運作方式、運營目標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