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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1
從人文地理學發展歷程看，大數據迎合了人文地理學“計量轉向”與“社會轉向”的發展規律。1950年代，得益于計算機處理數據能力的提升，人文地理學研究出現了“計量轉向”。數量模型的引入提供了空間研究的方法基礎，避免了簡單、抽象、定性的約束。特別是舍弗爾 （Schaefer） 等為代表的學者倡導地理學是一門追求普遍規律的實證主義科學，并力圖借助數學模型等工具發現空間法則。大數據提供了豐富的、詳細的、實時的信息，有助于社會科學家更加全面、大尺度、精細化地研究各類社會科學問題，考慮到越來越多的大數據攜帶的地理空間屬性，無疑也為關注空間的人文地理研究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同時，更加重要的是，在當前社會科學空間轉向的大前提下，大數據為人文地理學科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內爭取更多的關注與重視提供了新的契機。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由早先的以定性描述分析為主到計量革命后的定量方法興起，到20世紀70、80年代以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模式，再到大數據環境以數據驅動的人文地理學研究，這其中通過對人與自然交互活動過程的實時、精細、動態感知，使從原先只能由結果去推斷過程的研究模式轉變為可以對事件發生的全過程實現可感、可知、可控的革新。這就是以數據驅動，特別是大數據環境人文地理學研究范式的一個創新。
大數據給人文地理學帶來的變革除了思維模式以外，對現象與要素數據的實時性、覆蓋面、精細程度（實時監測數據）也是一個極大的補充。傳統統計數據由國家權威部門提供，而大數據時代到來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為統計數據的提供者與者（VGI），這是一種由下至上的自發數據收集形式，可能促使傳統統計數據采集方式有所革新。帶有空間信息的大數據給人文地理學研究帶來了機遇。大數據與計量地理革命以及社會轉型不應該被忽視，因為其提供了大量帶有時間與屬性信息的人類行為數據。新的數據源：大數據時代向通常以傳統統計數據為研究基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數據來源、方法論、思維方式。數據采集方法也已經從傳統的統計年鑒數據、調查問卷數據、訪談數據轉變為網絡數據（社交網絡數據）與新的空間定位數據（GPS，智能手機，位置服務等）轉變。
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2
對于一門課程來說基本概念是基礎，是其他理論、方法論展開的重要根基。本文圍繞地理學課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經濟活動區位概念及區域概念進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內涵。
1 關于經濟地理學研究對象的探討
經濟地理學是研究經濟活動區位、空間組織及其與地理環境相互關系的學科。這一定義明確了當今國內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領域為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問題兩大模塊，與過去的相關教材相比具有鮮明地理學特色并體現地理學科研究優勢。教材中明顯將經濟活動空間問題研究和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并重為經濟地理學兩大研究對象。作者認為經濟地理學擅長研究的領域自然是經濟活動的空間問題和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人地關系）。由于地理學向來擅長研究的領域為人地關系地域系統，因此對于后者大家普遍認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為地理學的根基是區域性與綜合性，對于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研究來說，綜合性不必費筆墨，人地關系系統包括諸多要素的綜合，自然體現地理學的綜合性。地理學的區域性主要體現在區域內部的一致性及區域之間的差異性，而區域差異性主要由地球的圓形形態與太陽的位置關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質演化歷史所決定。其中，地球圓形形態與太陽的位置關系這一基礎物理條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熱量分布產生區域差異，即維度地帶性規律。熱量分布差異帶來諸多自然地理要素（氣候、植被、土壤）的空間差異，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間差異是地理學區域性特點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質演化帶來當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陸分異狀態，而上述差異又進一步影響水熱分布狀態，進而影響“區域性”。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的基礎是“地”，即人地關系協調的關鍵是地理環境的承載能力，因此從此種意義上講，人文地理學科的基礎亦是自然地理學科，這是由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所決定的。
經濟活動的空間問題研究這一領域若將其獨立與人地關系之外進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學所擅長的，而傳統經濟學比較擅長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問題。其原因有：（1）經典區位理論，如杜能的農業區位理論、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以及廖什的市場區位理論，均為經濟學家或受到經濟學思維的地理學家所創。（2）上述有關區位經典理論雖關注的是經濟活動的空間問題，但關注的核心問題為經濟活動的空間成本或空間支出問題，而成本與收益問題顯然是經濟學的基本問題。（3）目前區域經濟學諸多著作中介紹經典區位理論的情形常見，由此看來區位論對經濟學和地理學都非常重要，兩種學科均將其視為本學科的基礎理論或基礎理論之一。若地理學將經濟的空間問題與本學科擅長的基礎理論――人地關系理論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學科更好地發展。
本文認為，經濟地理學應將研究對象中的人地關系概念進一步強化，而空間問題的研究需要以人地關系研究為前提即在經濟地理學的空間（或區位）問題研究中，首先以人地關系的區域性和綜合性研究為基礎，便能更好地發揮地理學在空間問題研究上的特色與優勢。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此處簡單舉一例：如以某區域城鎮體系空間優化為例，從單一的經濟學視角分析，城鎮體系的空間規劃，無一例外都是按照嚴格的假設條件，遵循中心地體系（或其他經濟學理論模式）即可。因為在僅考慮少數經濟學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況下，地理環境因素（綜合性和區域性）的作用或影響不能夠充分體現，而現實的區域城鎮體系規劃應首先考慮地理環境，考慮人地關系的協調性。原因是，地理環境為人類生存基礎，而成本―效益等諸多經濟因素是人類在保證生存基礎之后的發展方面的問題?；谏鲜稣J識，本文認為在地理學教材中應將學科研究對象描述為人地關系（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及人地關系協調基礎上的區位、空間組織等問題更為合理。
2 關于經濟活動區位概念的探討
地理學眾多教材將經濟活動區位定義為人類經濟活動所占有的場所。這一定義范圍較廣，年輕學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內涵。本文認為，經濟活動區位有兩大核心內涵，一是相對位置的內涵，即“此經濟活動”與“彼經濟活動”之間的相對位置決定“此經濟活動”的區位的“好壞”或“優劣”，而教材所定義的經濟活動所占有的“場所”一詞，不能很好地體現經濟活動本身的相對位置的內涵。二是須從某一視角去看待區位這一概念。例如在比較兩種地理事物的區位中“誰優誰劣”，須從同一視角進行比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連浩特的區位“誰更優”的問題，中國和蒙古國的經濟貿易往來這一視角看問題，那必然是后者的區位優勢顯著。但從國家層面去比較區位優勢，顯然前者具有絕對優勢。我們經常看到或者聽到“什么與什么比較起來，哪一個更具區位優勢”等表述，這樣的表述顯然忽略了兩種事物的比較必須在某一個統一視角下進行才有意義這一基本常識。本文認為，經濟活動區位更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應為，“某統一視角下，經濟地理事物的相對位置”。
3 關于區域概念的探討
區域概念在諸多領域中無統一定義，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定義。政治學認為行政界線既是區域邊界；區域經濟學認為統一經濟特征的區域即為其邊界；地理學認為區域是具有一定范圍的地理空間。本文主要探討地理學對于區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學對于區域的上述定義與區位定義同樣，其內涵較為寬泛，沒有一定的專業基礎的本科生理解起來較為困難。定義表述中的“一定范圍”一詞，其所指范圍寬泛，如，“一定范圍”從小到社區，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學生頭腦中植入清晰的空間概念，易出現歧義。由于地理學的兩大根基之一的“區域性”是在自然區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有很強的自然地理屬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學研究中，也應強調區域的自然地理屬性。因此本文更傾向于將區域定義為，某一標準下，具有內部一致性，外部差異性的地理單元。其中，“某一標準”一詞是為區分不同學科（或不同研究視角）對區域的不同認識（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學中的文化區僅僅是從文化這一視角劃分區域的，而經濟區僅僅是根據經濟類指標對區域進行劃分的。因此“區域”在一定標準下才具有實際意義，同時在一定標準下區域內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對外必然產生差異性。
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3
1．1教學內容相對陳舊，內容更新緩慢
城市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中發展最快的學科之一．從全球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城市地理學的多元化趨勢日益明顯［10］，全球化、信息革命、網絡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城市、網絡信息空間等成為新的研究領域．從國內看，城市區域化、城市連綿區的趨勢明顯，城鄉統籌發展的局面正在形成，城市群規劃、都市圈規劃不斷推出，由此引發的研究范圍不斷拓展，研究尺度不斷擴大，其時代性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明顯．這些成果已經或者正在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顯然，城市地理學教學應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將最新的研究進展納入到課堂教學中，以更好地推動城市地理學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應用．而當前的城市地理學教學，大多拘泥于教材，教學內容更新較為緩慢，特別是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應增加城鄉協同發展的教學內容，但僅有個別院校的教學內容涉及該內容，教學中依然是有“城”無“鄉”．
1．2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和方法論教學
我國的高等教育已基本實現了由“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的轉變，絕大部分高校應緊跟社會需求，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要任務．而受“理論灌輸式”等傳統教學模式以及教學經費短缺等因素影響，高校教學中“重理論教學、輕能力培養”的問題依然明顯．在城市地理學教學中，表現為強調掌握基本概念與理論體系，而對提高學生動手實踐能力，對由知識到能力轉變有關鍵作用的實踐教學和方法論教學涉及較少，特別是忽視城市地理學日趨強調定量和計量手段的潮流，即使在教學過程中設置了相應的環節，也多以認知性為主，極少有針對性的、綜合性強的設置課程設計、城鄉調查實習或強調定性定量相結合的綜合性作業等，學生的工程訓練程度不足，對所學內容多停留在認知層次上，理論與實踐脫節，應用不靈活，動手能力差，很難將理論方法轉化為技能，這既限制了課程的實踐性和應用性，也影響了學生就業技能的提高．
1．3案例教學存在較多問題，案例選擇缺乏系統性
城市地理學與經濟社會發展聯系緊密，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實用性，這也為開展案例教學提供了豐富的案例來源，使得案例教學法成為教學中應用最為廣泛的方法之一．在實際教學過程中，選用案例的時候，往往過多的考慮案例的典型性，忽視前后教學內容間的聯系，不同的教學內容選用不同區域的案例．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案例教學應有的作用，但選用不同區域的案例，由于案例的背景不同，每個案例都要花費大量時間介紹，不僅占用寶貴的教學時間，而且學生明顯缺乏感性的直觀認識，增加了其學習壓力．更為關鍵的是忽視了各章節內容上的聯系緊密、關聯性強的特點，選用不同案例，不能體現教學內容的關聯性，割舍前后章節知識間的連貫性，也掩蓋了城市地理學的系統性，學生很難通過不同區域的案例建立起各教學內容間的聯系，使案例分析大多停留在淺層次上，制約學生綜合能力的提高．
1．4現有教材存在較多不足
目前，國內城市地理學教學多選用由許學強、周一星、寧越敏合編的《城市地理學》（第二版），該教材最大的特點在于闡述理論時，引用了大量最新學術研究成果，涉及到很多公式的推斷以及海量數字的整理［5］，但教材仍然有不足．（1）我國城鎮設置模式多樣，這是導致學生對城鄉劃分、城市地域、城鎮人口統計相關概念內涵不清的重要原因；（2）我國有按戶籍統計和按居住地統計兩個人口統計標準，與之相關的城鎮人口、常住人口、非農業人口等既緊密聯系，又有明顯區別，有必要對其辨析；（3）雖敘述了城市產生與發展的區域經濟地理條件，但缺乏對內在機制及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發展之間關系的解釋，而這一部分內容對于城鎮化道路的選取極為重要；（4）城鎮體系的規模、職能、空間結構互為聯系，理應對城鎮體系的概念、特征、發展機制、類型、相互作用關系系統及城市群做出系統闡述；（5）缺乏對城鄉統籌發展、城鎮化進程與資源環境效應的闡述；（6）雖然各章節中有研究方法與手段的敘述，但較為零散，如果能將研究方法與手段作為獨立章節闡述，則效果會更加理想．
2經濟社會發展對城市地理學教學提出新要求
2．1城市地理學教學改革的時代背景
2．1．1我國亟需城鄉規劃人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時期和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關鍵時期［11］．一方面，經濟的快速發展，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深入推進，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社會結構轉型不斷加速．另一方面，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不斷凸顯，長期以來的城鄉分離政策和城鄉規劃脫節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城鄉二元結構加深［12］，工業化與城鎮化引發的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增強，主要依靠土地等資源粗放消耗推動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模式不可持續．當前，城鎮化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13］，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總抓手［14］，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更是將我國城鎮化列為21世紀影響世界的最大兩件事之一［15］．我國提出走新型城鎮化道路，將城市與鄉村統籌發展作為國家的中長期發展戰略，并頒布《城鄉規劃法》，編制《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等法律、規劃，以促進城鄉協同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顯然，我國亟需大量具有扎實的城鄉規劃理論和技能，能從事城鄉規劃、城鎮化與城鎮體系規劃工作的應用型人才．
2．1．2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1999年，我國高校實行擴招政策．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雖然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了更多的具備較高素質的勞動力，但也帶來一系列問題，如辦學條件壓力大、人才培養目標定位不準、培養方案與社會需求脫節，造成培養的人才質量大受影響［16］，不能滿足社會需求，這必然制約學生的就業．自2008年以來，受國際經濟持續低迷及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經濟下行壓力不斷擴大，加之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進城務工和企業對高校畢業生提出的更高要求等，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形勢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峻．
2．2城市地理學教學改革必要性分析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由原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專業拆分而來，旨在培養能從事城鄉規劃與土地規劃管理的應用型人才．作為該專業的核心課程，城市地理學在城鎮化水平測度、城鎮化進程及資源環境效應、城鎮體系規劃、城市可持續發展、城市擴展與土地利用等內容上，可供選擇的教學實踐切入點多，可操作性強，綜合訓練程度高．課程將經濟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等理論課程與區域分析與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等規劃課程有機銜接起來，并且與地圖學、GIS、RS、地學統計等技術課程聯系緊密，在整個人才培養方案中起著從理論到實踐、從知識到技能轉變的關鍵環節，是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培養城鄉規劃與土地規劃管理領域應用型技能人才的主要載體和平臺，對提高學生綜合能力，特別是實踐訓練上作用突出．但如前所述，當前的城市地理學教學仍然存在諸多問題，這與課程在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中的核心地位明顯不符．因此，城市地理學教學必須緊扣時代要求，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圍繞應用型人才的專業培養目標，以能力培養為核心，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提高，結合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教學理念、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實踐教學等方面進行系統的教學改革．
3城市地理學教學改革設想
3．1更新教學理念
教學理念是課程教學改革的核心問題．就城市地理學而言，其教學理念就是要樹立教學服務就業、提高就業技能、增加就業機會的思想．在教學目標上，要以服務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為方向，在應用型技能人才的培養目標指引下，摒棄以傳授理論為主的錯誤觀點，以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與素質為核心，以工程化訓練為重點，強化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規劃制圖能力、野外調查能力、定量計量能力訓練，讓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活化知識，系統掌握課程的基本理論與方法，達到靈活應用的效果，提高學生的專業技能和職業關鍵能力．在師生關系上，要樹立以學生為主體，建立新型的人才觀念和師生關系，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提倡學生自主學習．在課程考核上，更新考試模式，改變以往重理論、輕能力的局面，以考核能力為重點，弱化對基本概念、基本理論的考核，強化關于理論與方法應用的考核，加大實踐教學環節在考核中的占比．
3．2優化理論教學內容
應緊扣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本著“原理—方法—實踐”的主線，突出課程的實踐性與實用性．從以下幾個方面優化理論教學內容：（1）城市概述部分，增加我國城鎮設置模式，為城市地域、城鎮人口統計等相關概念的講述奠定基礎；增加城鎮人口、城鎮非農業人口、常駐人口及建成區、城市規劃區等內容．結合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增加市帶縣和省管縣的優劣勢分析；（2）城市產生與發展部分，增加城鎮發展的內在經濟機制及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發展的關系；（3）城鎮化部分，進一步充實城鎮化水平的測定與預測方法，增加城鎮化進程的資源環境效應分析；（4）增加研究方法與研究手段內容，特別是定量計量化和GIS、RS手段；（5）增加城鎮體系，介紹城鎮體系的規模結構、職能結構及空間分布之間的內在關系，系統闡述城市群的內涵、特征、類型、判別等；（6）增加城鄉統籌發展內容，包括內涵、評價、途徑、模式等，增加城鄉結合部；（7）刪除理論性過強的城市經濟區及應用較少的城市市場空間、社會空間和感應空間等，內部空間結構僅保留城市地域結構模式、CBD、開發區．
3．3構建課程內外結合的實踐教學環節
實踐教學是理論聯系實際，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重要途徑，也是檢驗學生對所學知識靈活應用狀況的重要手段．城市地理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必須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強化學生的“工科化”訓練，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根據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設計實踐教學：（1）設置課程設計，內容可以考慮與其他章節練習緊密、綜合性強的區域城鎮體系規劃，該部分注重培養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綜合應用能力；（2）大型課程作業（課程論文），可以考慮區域城鎮化水平的測定與預測、區域城鎮體系職能結構、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測定等，該部分以培養學生對實際問題的綜合分析能力以及定量計量化能力為主；（3）相關專題圖制作，如城市大中小位置分析圖、城市區位圖、城鎮體系現狀圖、規劃圖、城市建成區范圍與城市行政區域等，該部分以培養學生規劃制圖能力與綜合分析能力為主；（4）城鄉區域調查，可以針對城市的內部空間結構、城市發展與區域交通及經濟發展關系、城鄉結合部、城市實體地域調查等內容，該部分以培養學生野外調查相關技能訓練為主；（5）選擇優秀學生參與教師科研以及大學生科研立項，這部分以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自主學習能力．
3．4積極推行“一案貫穿式”案例教學
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4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老齡化地理；西方國家
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志碼：A
0 引言
自19世紀后期法國最早出現人口老齡化開始，西方許多國家相繼進入老齡化社會，在全球面臨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背景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老年人健康、養老服務、社會福利等問題及其政策應對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早期的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醫學和生物學等領域為主，20世紀40年代伴隨人口老齡化發展起來的老年學和其它交叉學科開始借鑒地理學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動、環境等），20世紀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為代表的北美和英國地理學家進行了老齡化地理領域的開拓性研究。
西方老齡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學的人口地理學、醫學地理學、健康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和社會地理學，以及社會老年學的文化老年學、環境老年學等分支學科[1]，是一個跨學科（主要為老年學和地理學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領域，也被稱為“地理老年學（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齡化地理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對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間和地方之間關系的研究[3]。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的發展歷程與人文地理學研究轉向和思潮有密切關系。20世紀60年代“計量革命”引發的西方地理學界實證主義研究，70年代以來人文主義思潮下人文地理學從宏中觀尺度描述向微觀個體行為空間研究的轉變，90年代以后在后現代主義、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學出現的“文化轉向”，均對地理學的老齡化研究產生深刻影響，據此將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歷程劃分為3個階段：
（1） 20 世紀80 年代及以前。老齡化地理領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國地理學家的開拓性工作為始，初期的研究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環境相互作用調查、服務提供的政策導向等主題的描述性分析[4]，此時期更多的是人口學、老年學、醫學等學科領域借鑒地理學方法作為一種工具來研究老齡化。直到20世紀80 年代末，老齡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為社會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其關于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運用經驗主義或實證主義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間分布及其隨時間的變化和為老服務提供等兩大主題[5]。
（2） 20 世紀90 年代。地理學家在反思持續占主導地位的經驗主義和實證空間科學方法的不足基礎上，對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的傳統主題和方式逐漸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齡化空間趨勢和老年人口行為、各種老齡化設施和環境的考察、保健和護理等方面。同時，受人文主義思潮影響，地理學與老年學產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齡化地理研究的視角除了關注健康、醫療保健、照護等傳統主題外，還開始關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經驗，老齡化的研究范疇已不僅限于社會地理學，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2]。
（3） 21 世紀以來。在地理學研究“文化轉向”的總體趨勢下，老齡化地理學從人文地理的文化轉向中學習理論和方法論，與學科的理論發展尤其是社會批判理論、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相聯系[6，7]，老齡化的地理關注范圍進一步擴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會老年學關于老年人流動性、居住、福利、護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傳統經驗領域，尤其是在社會和文化地理學延伸更廣泛，促進了老齡化地理研究理論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發展[2，8]，如并行發展的人文地理學和社會老年學分別以各種方式批判性地與人文科學重新結合后，日益轉向參與老年人個體日?，F實經驗的微觀層面的研究，對包括傳記、自傳、口述歷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質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現代人文地理的關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論取向探索的興趣與日俱增[1]。
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以上階段的中心議題，主要集中于關注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和老年人口遷移、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老年服務供給的政策評估、老年個人日常經驗等4個方面研究內容。下文將從這4個方面對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進展進行評述，并結合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現狀提出國內相關研究的可借鑒之處。
1 對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和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
長期以來，人口老齡化的空間方面議題一直是人文地理學者和社會老年學者等對老齡化地理的研究焦點，包括老年人口空間分布、老齡化地區成因和老年人口遷移等核心內容。
1.1 人口老齡化和老年人口空間分布
老齡化空間格局作為地方、國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擴散的例證，被廣泛應用于各種經、環境、財政、衛生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典型的如聯合國每幾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齡化》系列報告，提供了對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和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齡化：成功的挑戰》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齡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眾多的社會、經濟和政策影響的基礎[10]；Mccracken 等學者通過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數量分布變化，運用匯集人口、流行病學和老齡化轉變的模型描繪全球人口老齡化發展演變的地理-歷史進程[11]。亞太地區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機構和學者對這些區域老齡化空間分布、人口老齡化與健康、家庭與社會服務等方面的重點關注[12，13]。老齡化空間研究通常還包括對隱含老齡化負面含義的死亡率和發病率（例如癌癥和心臟疾?。├L制地理范圍圖[14]，對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間環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復能力特征的分析[15]，縱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發展促進對人口老齡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認識[16]，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和空間數據的多層次模型繪制人口趨勢地圖[17]等方面。
學界關于老年人口空間分布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從國家和區域層面展開實證描述老年人口空間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較多。學者對歐美國家層面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較大差異，如，早期對美國巴爾的摩、費城和匹茲堡三大城市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口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間分布呈分散趨勢，反之則呈集中趨勢[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和東北部等9個州集中分布了全國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紀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區及郊區吸引了較多老年人[20]，對俄羅斯聯邦和整個加拿大城市系統老年人口空間集聚模式和趨勢的審視[21，22]也說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區、特定區域（如類似州、城市之間）等。在城市層面，對美國俄亥俄州托萊多市的研究顯示內城老齡人口密度較高而郊區和新建城區較低[23]；美國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顯集中于都會區的核心區，從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認為，老年人大多青睞大都市區，其中一半的人首選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區[25]；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城市地區人口空間分布研究結論[26]說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會區的中心地帶和偏遠的鄉村區域，城市中心城區人口老齡化程度保持較高水平而郊區老齡化程度逐漸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齡化地區成因
對于城市內部老年人口多為集中分布于舊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齡化地區的研究結論，學者們進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如城市擴張引起的年輕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遷率、城市核心區不同社會階層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階段等對城市老齡化地區形成區域的影響[16]，但考慮政治和文化因素對人口老齡化影響的研究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對人口老齡化空間不均衡起普遍影響作用的[27]。Golant指出，復雜的老年人口空間分布模式說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區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也都具有不盡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亞快速發展的新興城市的人口分布后發現，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設年代越久遠的地區數量越多，這是由于城市居住區向郊區擴張帶來大量年輕人口從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導致的[29]。在美國的研究則發現，20世紀60～70年代，美國老年人口增長較快地區為非都市區，但70～80年代末出現了老年人口逆向遷移，從非都市區或鄉村轉向城市地區，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轉向郊區化遷移趨勢。由此說明，老年人口分布狀況隨時因不同的城市化階段影響而出現即時的變動，城市老年人集聚區也隨之發生變化。
有學者進一步探討老齡化地區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個老齡化地區的發展過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遷移還是當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結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區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響，不同地區人口遷移率是對老年人口集聚差異影響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學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產生和從外遷移來的人口都對區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產生重要的影響[30]。對此，比較具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解釋是美國學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間集聚學說”，他在對美國20世紀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間分布格局變化的研究中，通過分析人口的動態遷移歸納出3種老齡化地區類型：①美國在50年代經歷了城市化快速發展下非老年人遷出和老年人殘留的非都市區老齡化的“殘留集聚（accumulation）”過程；②60年代經歷了郊區化趨勢下退休老年人遷入郊區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遷移的郊區老齡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過程；③70年代經歷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時遷入但老年人遷入比例相對較高的郊區老齡化“匯合集聚（congregation）” 過程?？梢?，各地區老齡化的過程和結果會因其不同年齡人口的遷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遷移
老年人的空間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動力之一是老年人的遷移，因此，對老齡化空間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學者對老齡化和移民長期關系研究的興趣[32]，20世紀70～80年代，歐美國家對此進行的大量實證研究從國家、區域和城市內部等不同的空間尺度展開。
對一國范圍內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多為利用普查數據，探討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變，如退休、喪偶、再婚、重病傷殘等發生時，在不同地域間的遷移行為。如對美國的研究顯示，20世紀60年代老年人口移動的數量和比例增加，多數是由北部各州遷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等陽光地帶（the Sunbelt）[33]，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遷入數量逐漸減少直至變為凈遷出區域，原來為凈遷出的東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遷出數量出現下降趨勢[34]。在這些老年移民中，年輕時因為工作離開故鄉而退休后選擇回鄉養老的遷移稱為回歸遷移，同樣較多的回歸遷移是趨向陽光地帶或者退休者地帶[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體機能下降或失偶而回遷，還可能因為更進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養老機構遷移，這樣一個遷移周期體現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階段的遷移模式[36]。同時國家尺度的研究出現了少量的關于老年人季節性遷移和跨國遷移的文獻，研究學者們通過問卷調查獲取數據后分析認為，季節性遷移的經常發生可能預示著老年人會發生居住地的遷移[37]，如果老年人經常進行季節性遷移且滯留遷移目的地時間較長，超過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時間時，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義[38]。
基于都市區與非都市區和城市內部空間尺度的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顯示，這一尺度的遷移是老年人口遷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國20世紀70年代老年人與其他年齡人群一樣從農村向大都市遷移，此后又從同一個都市區內部大規模穩定地遷出到非都市區[39]，同時遷入都市區、尤其是中心市區的老年人數量逐漸減少，都市區成為老年人外向凈遷出的區域[40]，整體呈現老年人口從都市區向非都市區擴散遷移的趨勢。同樣的對美國城市內部的老年人遷移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從城市中心CBD到郊^的離心遷移大于從郊區到CBD的向心遷移[41]。
關于老年人遷移動因的研究主要關注于老年個人屬性特征、家庭特征和遷入地特征3個方面的影響因素。Walters探討美國退休老年人群遷移影響因素并劃分3種遷移類型：第一類老年遷移者具備較好的經濟、身體狀況，為了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而遷往具有宜人氣候和居住環境舒適的地區，屬于享樂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類老年遷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經濟和身體條件較差者，由于經濟和居住的依賴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較低的地區遷移或是尋求成年子女照顧而選擇和孩子居住，屬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類老年遷移者通常是不與配偶同住的嚴重傷病者，因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專業的陪護和護理，因此會遷向醫療設施較好的地區，這類老年移民屬于嚴重傷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見，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經濟、家庭特征和社會環境特征等導致老年人發生遷移行為的原因不同。
2 對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與照護
地理學者從人文主義、女權主義以及其他理論視角持續而深入關注老齡化領域的研究聚焦于醫療、保健、照護和空間的關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學主要集中于在較小的單位區域對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進行調查分析并集合成諸如社會健康圖集的文獻[44]，或是繪制具有老齡化負面含義如死亡率和發病率（例如癌癥和心臟疾?。?、剝奪和死亡率之間關系的范圍圖[14]，以及大量關于老人護理的研究文獻如關注于發展良好的社區護理實踐模式和在這些模型后面的理論框架、正式和非正式護理之間的關系和隨之而來的政策影響、增長的社區護理對家庭的影響等主題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地理學者一直致力于關注健康地理的演變和擴展合作，專注于把地方（place）當做一個健康老齡化決定因素的研究任務，即空間和地方影響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徑[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學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從局部或微觀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間的關系入手，揭示在此語境下照護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內容涉及理解老年人與家及周邊環境契合的狀況及體驗，這些空間情景的社會、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這些空間、距離如何影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給老年人的照護[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別是家）是如何和為什么對老年人口照護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環境
地理學家持續關注人類經驗中環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護理的地點、空間和時間的重要性并形成了關于地點是不確定的、復雜的和有爭議的重要觀點[47]。隨后對環境和設施的深入關注使地理學家進一步理解了社區、城鎮、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環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護理環境和醫院[49]等支持或挑戰老齡弱勢群體[50]的方式。生活在農村環境中的老年人面對的挑戰繼續吸引少數地理學者的特別關注[51]。
地理學者從社會老年學角度長期關注老齡化和空間、地點之間聯系及擴展[52]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環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對住宅設施設計的影響、老齡社會空間隔離等，這些研究為應對以現行政策和規劃為導向的 “健康老齡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區”主題做出了貢獻[53]。學者們關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會結構分析的變換，晚年住房選擇形式不斷地受到結構約束，老年人面臨的多種住房選擇依賴于他們的時間、空間和社會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不平等持久影響晚年住房機會的分化，且通過政府住房政策被進一步限制，從而也影響老齡化社區空間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環境影響的研究方面，對某些特定環境如住宅[56]、封閉的退休社區[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們生活其中變化的社會和物理環境之間的關系。
對老齡社會空間隔離的研究出現了批判性地評估社會和空間結構之間的關系的傾向，揭示種族、性別和階層的空間綁定定義[58]，探索老年人的空間和社會分異，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齡的社會和空間隔離背后的現實[59]，Laws的研究通過追蹤年齡關系的城市歷史來反映代際關系與城市建設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60]，Rogerson運用GIS空間技術比較了美國15個最大城市地區老年人群體的社會隔離狀況[61]。
3 對老年服務供給的政策評估
由于老齡化社會的需求，西方國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老年服務設施和老年社區建設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環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養老機構接受照護服務。但隨著越來越增加的老年人養老保障和服務需求，20世紀80年代許多國家遭遇了“福利危機”，政府為了減輕沉重的養老負擔，實施了以私營化占相當重要地位的各項社會福利改革方案，與官方和民間達成的將家庭及社區當作最佳養老地點的共識――“就地養老”相關的照護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國的“基于家庭和社區的服務”和歐盟的“長期照護制度”方案等。對此，許多西方地理學者對老年服務供給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實施的效果進行分析后一致認為，社會經濟、政治和制度的變化造成了衛生服務重組，導致了服務設施區位變遷，從而影響了老年人獲取、使用衛生保健服務的方式[62，63]。
學者對加拿大安大略省長期護理服務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服務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長期護理服務改革的觀點，結果顯示在特殊的政治結構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務供給模式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對老年人使用服務和服務提供者導致更大的潛在的脆弱性[64]。長期護理服務改革的影響也波及到更廣泛的空間：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蘭的研究揭示，長期護理提供的私營部門轉向已經導致在農村地區相對于城市地區較少的服務，盡管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住在農村社區[65]；Fortney 等對美國社區服務方案的研究表明，農村老人因為居于地理可達性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獲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務，他們可能面臨在醫院或養老院接受照護的困境[66]。針對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區服務缺乏的農村地區的狀況，很多學者強調需要為此考慮解決的策略。所有這些地理學者探討的焦點是，要想保證服務供給分配的相對公平，該如何規劃布局服務設施的區位和尋找適宜的服務提供方式。
4 對老年個人日常經驗的研究
歐美國家的地理學者認為，老齡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義傳統提供了許多了解老齡化和老年人與空間、地方關系的新視角，從人的層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體驗出發，研究一定環境條件下其對空間和地方在身份、意義、滿意度和依戀感方面的體驗質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與老年人的生活和經驗之間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斷交織發展的多層次、動態過程，從而完整理解老齡化的演化過程及其社會效應。這方面研究的獨特視角是關于地方（場所）的研究，以美國地理學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區變化中老年人的地理體驗[52]為始，持續在微觀尺度上關注老年人對各種地方（如家庭、社區、村莊、城鎮、養老院等）的主觀體驗，多運用傳記、口述歷史、民族志、回憶錄等參與性、質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邊生活環境對其地方依賴、身份認同及身心照護等的影響[67]。
對老年人經驗的研究較大部分是關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環境的體驗。Rowles持續對阿巴拉契亞農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進行探索，使用充滿地方感和農村環境生活感覺的定義和概念評論老齡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詳細研究芝加哥入住單人間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經驗時，采用民族志傳統，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爭的細節，并發現他們的“街道危險故事”加劇了窮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會隔離[69]。Harper利用符號相互作用理論和民族志材料來探索老年人與他們生活周邊環境的關系以及他們與親屬發展的相互關系[70]。Elder的研究明確指出老年個人生活中歷史（時間）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給予了地理學者以生命歷程線索重要性的啟迪[71]。近來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題是與家的意義相結合的研究。隨著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時間增加，老年家庭逐漸變成保健和社會照護的一個站點，家居空間日益呈現復雜性質[72]。地理學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間影響生活和經歷的復雜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義和依戀感方面的體驗質量[48]。此外，家居空間被看作是這樣一個地點――一方面，它使人產生舒適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懼和失落或提供脫離接觸和撤離的地點[73]。
對老年人經驗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時有影響力的“精英”式歷史人物的傳記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對生態學的先驅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討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對Uvedale Price（1747-1829）――一個英國風景畫作者的研究通過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評論年老和疾病對他的影響，他對于老齡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夠保持體力和智力活動，以及人們如何看待他的年齡增長的[75]。Said 關于“晚期風格”的工作認為偉大的藝術家和作曲家晚年創造的音樂并不總是與他們的生活和事業相協調而以平靜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結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斷裂和充滿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輝煌和富有影響力[76]。
5 對中國老齡化地理研究的啟示
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以老齡化和老年人與空間、地方之間相互關系為核心，從區域空間、社會經濟和文化、地理學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的3個基本視角[8，77]，對人口老齡化的空間模式（老年人口空間分布和遷移）、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老年服務供給和政策評估、老年人日常生活體驗等方面展開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義思潮和文化轉向的影響，由之前宏觀層面研究探討老齡化社會演化的自然規律轉向對老齡化的演化過程及其社會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義進行理解和詮釋，研究方向越來越趨向于從中觀和微觀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環境和個體生命體驗，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數理統計定量分析方法轉向傳記、口述歷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參與性的方法，質性分析和個性化案例研究越來越受重視。西方老齡化地理研究分階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圖1所示。
中國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1999 年60 歲以上人口超過10%，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作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社會發展面臨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和挑稹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者開始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從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老年學、醫學、建筑規劃學等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的研究視角，重點關注人口老齡化演變趨勢預測及生育政策調整、老齡化社會經濟影響尤其養老保障和養老保險、積極老齡化應對策略等領域。中國地理學界對老齡化的研究起步較晚，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成果逐步豐富，研究內容涉及人口老齡化時空特征和區域差異[78-80]、老年人日常活動和流動遷移行為[81，82]、老年公共服務需求和老年社區建設[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環境[85，86]、養老服務空間組織和規劃[87-89]等，多為運用定性描述分析、統計分析和地域空間分析、空間統計學等實證研究方法來刻畫宏觀的老齡化空間格局，以及對老年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總體來看，中國老齡化地理研究在較短時間內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齡化較多方面，研究體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論、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議題方面還較為薄弱，老齡化地理學需要進一步完善充實。借鑒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學的研究，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 拓展研究視角。與國外的研究相比較，國內老齡化地理學研究偏重于區域空間視角的老齡化區域空間差異和老齡化設施規劃等少數方向，較多與人口學、公共健康、環境心理、城市規劃等學科交叉融合而較少與社會文化和經濟、管理等相關學科融合，因此地理學在面對老齡化影響地域空間的實際問題時缺乏多維度多空間尺度的綜合應對。今后老齡化地理學應注重拓展社會、經濟和文化視角的研究，加強與社會、經濟、文化、管理、技術等相關學科的交叉融合，從中汲取多樣化的理論和方法以促進學科持續發展。
（2） 擴展和深化研究內容。雖然中國地理學已經從多角度對老齡化問題進行了探索，但對比國外老齡化地理學圍繞老齡化與空間、地方相互關系核心問題的各方面進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來越趨向于注重中微觀的地方與老齡化關系的研究，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則更多偏重宏觀和中觀尺度的空間研究。實際上，對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比如社區和家庭照護的現實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對老年社區建設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老齡化地理學在地方和老齡化關系方面進一步擴展和深化的重點研究內容之一；同時加強對老年人日常生活體驗及心理情感等微觀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圍繞老年人養老照護的相關利益者的需求以適應老齡化社會的規劃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對比國外老齡化地理學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數理統計分析方法轉向運用民族志、口述歷史、傳記等具有創新性的、參與性的質性研究方法，中國地理學研究老齡化問題仍多采用地域空間分析、空間統計學等傳統的實證研究方法。為了在描述社會空間格局演變和機制的同時深入細致探究現象背后的本質，未來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應該對質性研究、關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視，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進學科領域內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研究并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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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5
關鍵詞：經濟地理學；教學內容；教學方法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基本學科之一，在教育部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地理學類包括地理科學、地理信息系統、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三個專業，經濟地理學也自然成為三個專業的主干課程。從2009年開始，中國科協開展了學科發展研究。在地理學學科發展研究中，我國著名地理學家指出，“明確人文-經濟地理學學科具有重要意義”，標志著經濟地理學的科學地位得以進一步明確和鞏固，這既體現了地理學學科結構的客觀要求，也充分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別是高師院校在課程設置、課程內容體系、教學方法、實踐環節等方面并未真正凸顯人文-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地位，而經濟地理學教學在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經濟地理學科發展、學生綜合素質與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明顯薄弱，同時，高師地理科學專業更因為中學新課程教學內容改革的現實，加強高師經濟地理學課程建設及其教學內容體系與教學方法改革顯得尤為迫切。
一、經濟地理學教學內容與方法改革的基本原則
國內高師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存在如下問題：課程體系設置重自然輕人文-經濟；課程內容選擇與學科根基有偏離傾向、重國際輕國內、與中學地理新課程改革脫節；教學環節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教學方法選擇與學科綜合性特點及應用創新型人才培養不適應；等等。要解決國內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存在的諸多問題，順利實現地理科學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教學內容體系改革優化和教學方法改革是目前國內經濟地理學教學改革面臨的當務之急。我們以為，經濟地理學教學改革必須立足學科根基——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即經濟活動地域布局體系研究，凸顯學科特色，并遵循經典與現代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國際與國內結合、高師教育與基礎教育結合、學科內容與教學方法相結合等原則對經濟地理學教學內容與方法進行整體優化改革。近年來我們主要圍繞科學制定培養方案、優化理論教學內容、創新實踐教學、探索綜合性教學方法等方面進行了系列改革探索。
二、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內容體系的優化
1.修訂地理科學專業培養方案，科學架構經濟地理學課程體系。修訂高師地理科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確立經濟地理學作為地理科學專業的核心課程地位，應明確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分為理論和實踐教學兩大部分，以突出課程的實踐教學地位。鑒于課時及經費等實際情況，經濟地理學課程實習可與人文地理學系列課程聯合進行，并在培養方案中以“人文-經濟地理課程實習”課程的設置來體現。同時，在理論課程設置上，增加區域分析與規劃、中國區域發展論、可持續發展概論等必修或選修課程，適當時候還可以設置農業與工業地理、城市經濟地理、鄉村經濟地理、第三產業經濟地理、現代服務業地理等選修課程。
2.改革優化理論教學內容，創新經濟地理學內容體系。針對目前流行的主要教材內容選擇的缺陷，在經典與現代、理論與實踐結合、國際與國內、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結合等原則指導下，經濟地理學理論教學內容改革優化的邏輯思路是：
（1）人類經濟活動必然面臨區位選擇：經濟地理學就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的結合關系，即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布局體系或經濟活動的區位與空間組織的學科。明確經濟地理學發展歷史、研究對象、學科特點與內容體系等基本問題。（2）經濟活動區位因素分析：經濟活動區位因素的影響分析是經濟活動區位選擇與空間組織的基礎。（3）區域產業部門結構與布局：產業部門差異與區位因素時空變化的交互作用導致產業結構演變和產業部門布局差異，該部分內容包括產業結構及其演變規律、第一產業布局、第二產業布局、第三產業布局。（4）區域經濟發展與空間結構：產業部門差異與區位因素時空差異及其演變必然導致區域經濟發展的時空差異，該部分內容可以包括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與模式、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模式、區域空間結構演變規律等。（5）經濟區劃與區域發展規劃：經濟活動區域分異必然導致區域分工及經濟區域形成發展，經濟區域劃分、區域發展規劃、區域分工與協調則成為必要的內容。（6）經濟活動全球化及區域影響：全球化發展使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空間擴大，主要包括經濟全球化的地理特征以及區域影響等內容。（7）經濟地理學的方法論。
3.注重課程教材選擇與建設，提高經濟地理學教學效率。目前比較通用的經濟地理學教材主要有：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經濟地理學》（李小建等編）和國家教委重點教材《經濟地理學導論》，這兩部教材均為國家重點教材，但根據學科發展背景和基礎教育實際，這兩教材都不能很好地滿足高師地理科學專業之需。鑒于《經濟地理學導論》教材符合教學大綱和人才培養的要求，內容豐富且與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結合緊密并與現行中學地理新課程標準內容銜接較好，通過教師優化更新教學內容，該教材更適合師范大學教學需要，因此，可以選擇使用《經濟地理學導論》（修訂四版）作為本科教學的主教材，而將《經濟地理學》作為輔助教材。當然，也可以將這兩部教材的教學地位互換，還可以參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區域經濟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原理、方法與應用》等。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能唯教材是從，必須集思廣益，博采眾長，在充分突出科學性、理論性、系統性的前提下創造性地利用和開發教材。教師要力求實現經濟地理學教學內容體系經典與現代、國內與國際、高師教育與基礎教育相結合，從而發揮教材在實現人才培養目標中的科學高效的引領作用。
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范文6
綜合研究有現代過程的研究和歷史過程的研究兩個互相關聯、互相補充的方面。地理環境中現代過程的綜合研究包括：地表熱量、水分的分布、轉化及其在地理環境中的作用；化學元素在地理環境中的遷移過程；生物群落與其環境之間物質、能量的交換。景觀學和土地科學從類型結構角度對自然綜合體進行綜合研究，而自然區劃則從區域角度進行綜合研究。
在中國近現代地理學的發展歷程中，自然地理學的發展較之人文地理學更強一些。20世紀50年代以前，林超、黃秉維等就已從事自然地理的綜合研究工作，如黃秉維在30年代編撰了《自然地理原理》[1]和《中國地理》[2]等，周廷儒在30～40年代開創對歷史時期環境變化的研究。我國綜合自然地理學經歷了20世紀的初的西方近代地理學的傳入，又繼承了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傳統。還受到原蘇聯地理學思想的深刻影響，與國家的經濟建設密切結合，形成和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自然地理學，目前在科學之林中占居一席之地。50多年來，中國的綜合自然地理學研究在古地理學、綜合自然區劃、景觀學和土地科學、現代自然地理過程、區域自然地理等領域均取得了顯著進展。
1古地理學
自然地理學方向的古地理學，主要研究新生代以來的地理環境演變。此項研究遵循“將今論古”的現實主義原則，通過沉積、孢粉、同位素、冰芯、樹木年輪、考古和歷史文獻記載等多種分析手段獲取各種代用資料，對過去的地理環境進行復原。
我國古地理學研究是隨著近代地質學、近代自然地理學、近代氣候學等地球科學的出現而起步的。20世紀50年代后，古地理學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周廷儒于60年代初提出發展自然地理學的古地理方向，1962年在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系開設古地理學課程，隨后創建古地理研究室?！吨袊匀坏乩怼す诺乩怼穂3]和《古地理學》[4]，分別為國內古地理研究的第一部區域性與原理性專著。80年代后，他將自然景觀—受人類活動改變的文化景觀—未來景觀的預測聯成一體進行規律的探索，以期把握未來環境變遷的方向，引領中國環境變遷研究。7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上對過去全球變化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國的古地理學研究也獲得了重大進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竺可楨開創的基于考古和歷史文獻資料的氣候變化研究，劉東生、安芷生等領導的中國第四紀黃土及古季風研究[5]，施雅風領導的中國東西部第四紀冰川研究[6]、以及全新世環境演變研究，汪品先等領導的中國海域第四紀環境演變研究，及其他大量區域環境演變研究[7～9]。青藏高原、第四紀黃土和考古與歷史文獻記載的研究是我國獨具特色的研究領域，主要研究新生代以來的地理環境演變，在國際上居領先地位，備受中外學者重視。
古地理學研究的突出成果可概括為以下幾方面：中國第四紀以來環境演變過程與全球變化過程在總體格局上一致；青藏高原的隆起不僅使其自身從亞熱帶景觀向干寒方向轉化，還導致現代季風環流系統的建立與加強，強化了我國西北內陸地區的干旱程度，出現荒漠環境；新生代以來我國的環流系統經歷了非季風、古季風和現代季風的演變過程；第三紀是我國自然環境格局形成的關鍵時期，該時期我國氣候普遍比現代溫暖，其后隨著全球性的新生代衰退，溫暖程度逐漸降低；第四紀時期，隨著全球性冷暖期的交替變化，我國自然地帶發生多次推移；全新世暖期盛期，我國東部地區平均溫度較現代高2.5℃左右，增溫幅度北方大于南方；氣候干濕程度變化對我國的影響，不亞于冷暖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中國西部和華北的干旱化趨勢得到認證；第四紀時期，海面隨冰期—間冰期的交替而升降變化，最后冰期時海面低于現代海平面130～150m，與此相應，大規模的海陸變遷成為第四紀東亞地區最顯著的地理變化之一。
我國自然地理學方向的古地理研究恰與國際性的全球變化研究相接軌，積極參與了PAGES等國際研究計劃，正進一步深入研究全球變化在中國的表現與響應、以及中國環境演變對全球變化的影響。主要是關注15萬年來及兩千年來兩個時間尺度的環境演變，注重分析技術的改進、新代用資料的開發、高分辨率序列的建立，及定量化程度的提高。
2中國綜合自然區劃研究[10]
綜合自然區劃研究是對自然區域的劃分、研究、描述。一個國家的自然區劃水平是反映對自然地理環境認識深度和自然地理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
綜合自然區劃是從自然環境的綜合特征出發進行的地域劃分。綜合自然區劃不僅要正確認識地域分異規律，還要深入分析各組成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是對各級自然綜合體自然環境與資源的全面認識。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各地綜合科學考察的逐漸深入，各類觀測站網的建立，比較全面地、系統地積累了許多基本科學資料，中國綜合自然區劃研究因而有了長足的進展。先后有林超等[11]、羅開富[12]、黃秉維[13～15]、任美鍔等[16，17]、侯學煜[18，19]、趙松喬[20]、席承藩等[21]以及鄭度等[22～24]、傅伯杰等[25，26]幾個方案。其中侯學煜、鄭度、傅伯杰等的方案更多地滲入了生態學的觀點。當然，影響最大的還是黃秉維方案。由于該區劃的主要目的是為農、林、牧、水等事業服務，區劃所采取的原則，一是先進行類型區劃，然后進行區域區劃；二是偏重現代的自然特征及其相互關系；三是以地帶性為第一性因素，非地帶性為第二性因素；四是地帶性因素先考察較難以人力改變的溫度，然后考察在一定條件下、一定限度內可以人力改變的水分狀況；五是在擬定溫度帶(原稱熱量帶)和水分狀況地區的界線時，一般先著眼由溫度及水分狀況的地域差異所導致的其他現象的地域差異，然后選取界線，再尋求較能體現地理相關性的界線指標。原則和方法既適合中國特點，又便于與國外相比較。綜合自然區劃的結果顯著地顯示出自然地理地帶性規律，將全國劃分為3大自然區，6個溫度帶，18個自然地區和亞地區，28個自然地帶和亞地帶，90個自然省。這是中國最詳盡而系統的全國性區劃，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60年代和80年代，黃秉維又對該方案進行了系統的修訂。
50年代以來，中國各省區大多先后完成自然區劃研究，并有專著出版。如甘肅省綜合自然區劃[27]，青海省綜合自然區劃。一些特殊區域，如河西走廊、珠江流域、華南熱帶、川西滇北、青藏高原、橫斷山區、干旱及半干旱區、黃土高原等也都作了相應的綜合自然區劃。此外，還有為特殊目的服務的自然區劃，如為水土保持服務的黃河中游黃土區自然區劃[28]，橡膠宜林地區劃，為公路建設規劃服務的全國公路自然區劃[29]等。
目前，中國學術界對自然區劃的若干基本問題仍然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不同見解。例如，從時空角度綜合來看，地帶性因素與非地帶性因素相互作用表現出來的形式，是地表最基本的分異規律。因此，在自然區劃中，應該將貫徹始終、影響全局、決定分異本質和過程的地帶性和非地帶性的有機結合關系放在重要位置，作為總的指導思想。但在具體劃分中，往往需要根據不同分異聯系的主導規律，是否應如此就引發了單列系統和雙列系統之爭。發生學原則早在19世紀后半期就已開始應用到區劃實踐中，但迄今國內外學者仍缺乏共同的理解和明確的認識。20世紀60年代，中國學者發表了不少文章闡述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此外，關于區域共軛性原則的爭論集中在這一原則的具體應用上等。
對于區劃原則和等級單位體系存在的觀點分歧和方案的不同，集中地反映在各級區劃單元界線劃定上。為了解決熱帶與溫帶之間連續過渡所產生的困難，結合中國亞熱帶性特別顯著的特點，借用氣候學的概念，劃分出一個亞熱帶，可以緩沖和彌補某些缺陷，更正確地刻畫自然界的漸變。竺可楨[30]、黃秉維[31，32]等多數學者認為中國亞熱帶的北界接近北緯34°，即淮河、秦嶺、白龍江一線。由于這條界線無論在自然條件方面，還是在農業生產上，意義都比較明確，各方面的意見比較一致。但界線的具體擬定仍存在一些分歧。中國的半濕潤地區和半干旱地區地域廣袤，兩者之間無論在自然界的客觀實際還是在農業生產狀況方面都存在顯著不同，把它們區分開來是有意義的，但它們之間的界線劃分至今仍存在較多的分歧和爭議[33～40]。
自然地域分異規律是地表最基本的分異規律，亦是進行自然區劃的基礎。關于地帶性學說，近百年來一直存在著廣義和狹義的兩種不同的理解。黃秉維主張從廣義來理解地理地帶性分異規律，認為自然地理地帶性包括緯度地帶性、經度地帶性和垂直地帶性等3個組成部分。胡煥庸等主張狹義理解，即地帶性主要是指緯度地帶性，而經度地帶性和垂直地帶性屬于非地帶性。中國自然環境異常復雜，在眾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下，客觀上存在著地帶性規律難以辨識的困難，黃秉維1959年中國綜合自然區劃方案揭示并肯定了地帶性規律的普遍存在，這對于中國自然地域分異規律研究，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自然地域分異規律作為各類自然區劃中最基本的理論依據而得到充分反映[41]。
在黃秉維1959年區劃方案中，直至第三級的劃分都遵守生物氣候原則，即根據氣候與土壤、生物、農業的相關性來劃分。所考慮的規律主要是廣義的地帶性，劃分的結果亦基本上是水平地帶性規律的反映。低級區劃單位的地域分異則是地方性差異，主要取決于非地帶因素，以地貌、地質構造與巖性、土壤溫度與土壤水分、地表水、地下水……等因素為劃分依據。
在垂直地帶性規律支配下，具有一定高度的山體所產生的由下而上的帶狀更迭，稱為垂直自然帶。發育在不同地域山體的垂直自然帶具有各自特殊的帶譜性質、類型組合和結構特征。發育在不同水平地帶的垂直自然帶的各類型之間，亦存在一定的聯系，反映出它們在三度空間上的規律變化。黃錫疇[42]研究了歐亞大陸溫帶山地垂直帶結構類型，劃分出大西洋沿岸垂直帶結構亞綱、大陸垂直帶結構亞綱和太平洋沿岸季風區垂直結構亞綱。姜恕[43]在劃分川西滇北山地垂直帶類型時，主張將垂直帶譜分為綱、類、型等3級。
多山地和高原是中國自然界的突出特點之一。60年代以后，隨著青藏高原自然區劃工作的開展，高原山地自然區劃問題逐漸被提上日程，并日益深化。應用三維地帶性觀點進行垂直自然帶譜分析，已較廣泛進行。中國幾大高原的地勢結構不一，海拔高度不同，在自然區劃中的位置也不一樣，鄭度等[44，45]認為，要闡明其自然地域分異，必須對高原各種地貌類型組合的基面的海拔高度進行比較分析，按照不同區域確定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度范圍，以便首先使水平地帶性得到充分反映，然后再體現垂直地帶性的差異。張榮祖等[46]按照垂直自然帶譜的基帶、帶譜結構、優勢垂直帶以及溫度、水分條件等特點，將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帶劃分為季風性和大陸性兩類帶譜系統，前者又分為濕潤、半濕潤和高寒半濕潤3個結構類型組，后者又分為高寒半干旱、高寒干旱、高寒極干旱、極干旱、干旱和半干旱等6種結構類型組。鄭度、楊勤業等[41]認為，熱量平衡隨高度而改變是垂直地帶性的起因，是在能量分布和水分作用等基本分異背景下派生的地域分異規律。垂直自然帶既有與水平地帶相同的成分，但亦有大量相似的和獨特的成分，它不完全重現緯度地帶的序列。同時，垂直帶的類型結構存在于它所處的水平地帶，是在水平地帶的基礎上發育和發展起來的。
水平地帶和垂直自然帶關系的深入研究，為高原山地的自然區劃提供了可能。關于青藏高原地域分異規律，長期存在不同觀點。或認為水平地帶性被垂直地帶性所掩蓋，或認為高原上的地帶僅能由垂直帶辨認，或強調高原非地帶性明顯，不應劃分為自然地帶等。鄭度等[47]認為，從三維地帶性出發，高原邊緣的垂直帶與毗鄰低地的水平地帶有聯系，在內部其基帶優勢垂直帶在高原面上聯結、展布，反映出自然地帶的水平分異，反過來又制約著垂直自然帶的特點，是三維地帶性在高原上的體現。從上述認識出發，依據大地貌的區域差異，溫度、水分條件的不同組合，地帶性植被、土壤和垂直自然帶結構類型的異同，高原被劃分為9個自然地帶。這一劃分已經成為協調區域資源、環境、人口、發展的重要自然基礎。亦為世界其他高原山地提供了借鑒[48]。
地表的自然地帶性是復雜歷史過程的產物，每一個地帶都有自己的歷史和年齡。由于現代自然地域分異規律是歷史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四度時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張榮祖等[46]研究了上新世以來青藏高原水平地帶和垂直自然帶的變化，以及兩者的相互關系。邢嘉明等[49]分析了更新世以來華北平原水平地帶的變化。楊勤業等[50]繪制了黃土高原不同時期自然地帶示意圖，認為現代自然地帶是第三紀以來地質歷史演變的產物。但時間因素或殘遺因素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尚待今后進一步深入。
3景觀學與土地科學研究
土地類型的研究對象是自然地理各要素(氣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綜合體。它是在自然地理要素研究，以及繼綜合自然區劃研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類型研究，因而其形成、發展被看作是20世紀綜合自然地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
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陳述彭等[51]就開展了大比例尺景觀調查與制圖的實踐。此后從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廣東鼎湖山、北京懷柔、內蒙古毛烏素、甘肅民勤等地進行大比例尺的土地類型調查與制圖，隨后相繼開展了中比例尺制圖與調查研究工作。60年代以來對許多山區進行的山地垂直帶研究和制圖工作，也是中、小比例尺的土地類型研究[52]。自70年代起，以土地類型為基礎進行土地資源評價，確定土地利用結構并開展農業區劃的應用研究有較大的發展。在林超、趙松喬、陳傳康的倡導和推動下，吸取德、蘇景觀學派和英、澳土地學派的長處，以土地類型為基礎的土地資源、土地評價、土地利用、土地規劃和土地管理決策的系統研究，已經全面發展為土地科學的系統研究。根據1978年制訂的全國自然科學和基礎科學發展規劃，在全國開展了編制1∶100萬土地類型圖、土地資源圖和土地利用圖的研究工作。此期的研究成果，一是提供了宜農荒地自然類型、質量高低、開發條件和面積數量，為國家農業開墾提供了基本依據，二是在土地類型分級和土地系列制圖上積累了經驗，逐步完善和建立了獨立的土地類型學體系，并為土地科學在我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了基礎。
20世紀80年代我國土地類型調查和制圖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主持下，1981年1月成立了由39個科研、教學、生產單位組成的中國1∶100萬土地類型圖編委會(主編趙松喬)，參與此項研究的專業人員200余名，至20世紀末，取得的進展包括：第一，確立了土地類型在綜合自然地理學中的地位，明確其研究對象是地理環境中的類型綜合體，具有反映地段綜合特征和屬性的功能。通過系列制圖的實踐，土地類型基本上可分為三級：土地類、土地型和土地單元。從中國國土遼闊、地域差異大的實際出發，中國1∶100萬土地類型圖編委會在土地類之上設立0級單位(土地綱)，作為土地類型分級的控制單位，實際上也是綜合自然區劃的基本單位。土地綱劃分的基本依據是水分、溫度大尺度分異，將全國劃分出：A濕潤赤道帶，B濕潤熱帶，C濕潤南亞熱帶，D濕潤中亞熱帶，E濕潤北亞熱帶，F濕潤半濕潤暖溫帶，G濕潤半濕潤溫帶，H濕潤寒溫帶，I黃土高原，J半干旱溫帶草原，K干旱溫帶暖溫帶荒漠，L青藏高原。土地類為土地類型分級單位的高級單位，反映了主導分異因素地貌的變化，如灘涂，低濕河湖洼地，海積平地，沖積平地……等。適用的制圖比例尺為小于1∶100萬。土地型是土地類下的續分單位，表示植被型(或亞型)，土壤類(或亞類)的組合匹配形式，適于1∶20～1∶50萬比例尺作圖。土地單元是土地類型分級的基層類型單位，表示的是植被群系(或群系組)、土壤屬(或種)的組合，或局部地段的綜合特征，適宜于1∶5萬～1∶10萬比例尺成圖；第二，具有大批同一區域不同比例尺土地類型系列圖件，適于滿足不同管理層次級別的精度需求。至1989年，按國際分幅出版了西寧等8幅彩圖，鑒定評審通過了北京等23幅，覆蓋面積達國土面積的40％以上。各省(區)同期為農業區劃需要編制了大量1∶20～1∶50萬比例尺土地類型圖件，基本制圖單位為土地型。以省區級獨立完成的有寧夏等19個省區，大部完成的有四川等10個省區；第三，擁有大量典型區域以土地單元為制圖對象的資料、圖件，是深入解析不同自然區的地域分異規律和土地合理布局的基本依據；第四，對某些特定條件下形成的土地類型，如沼澤、海涂，荒漠、綠洲等進行調查、制圖，在促進區域開發和環境整治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第五，亦有不少理論方法總結，如《土地類型結構與農業綜合自然區劃的初步研究——以北京市為例》[53]、《貴州省地域結構與資源開發》[54]、《雅魯藏布江中游地區土地系統》[55]等。
以土地類型為基礎進行不同利用目的的應用研究，在80年代取得了重大進展。應用最為廣泛的是農業合理用地規劃、調整土地利用結構方面?！吨袊?∶100萬土地資源圖》的編制(主編石玉林)，基本摸清了我國宜農、宜林、宜牧土地質量與數量，并為國家制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農業發展規劃提供決策依據。在若干地區的研究中，也取得成績。如自治區土地利用的研究[56]，在相當大的范圍內應用航空航天遙感技術，完成大中比例尺的現狀調查，這在全國是沒有先例的。服務于單項目的的土地質量評價研究，亦有很大發展，如對水稻、柑橘、茶葉、橡膠的單項土地適宜性研究，均可視為土地屬性深入研究的成果。80年代后，土地的應用研究領域不斷拓寬，擴展到旅游、城市用地和環境綜合整治方面。旅游質量用地評價依據土地利用的歷史文化價值、藝術觀賞價值、科學研究價值，采用景點、景觀單元、游覽線和景區的結構分析方法進行評價，通過對北京旅游區、烏魯木齊南山風景區、廣東丹霞山風景區、黃果樹瀑布區等的研究，初步確立了我國旅游用地評價體系。城市土地評價在90年代中國房地產業的興起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不僅考慮土地的自然屬性，更多地依據城市土地的經濟價值(地租)進行評估，對于建立城市用地合理結構有積極意義。以土地類型生態屬性為基礎開展環境綜合整治的研究，有80～90年代在中國“三北”防護林建設體系的林灌草布局規劃、黃土高原重點產沙區水土流失治理設計、吉林西部退化土地恢復整治生態建設、中國脆弱生態環境綜合整治等。利用土地類型空間結構分析方法進行自下而上綜合自然區劃的工作，80～90年代完成了北京市、貴州省、青海省、云南省、甘青寧“三北”地區、江漢平原區、關中地區、秦巴山地等區域。在土地類型與土地資源評價研究基礎上，80～90年代相繼開展了土地生產潛力與人口承載能力的研究。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等單位開展了以土地評價分等單元為依據的類型等級法，進行了柴達木盆地、黃河大柳樹灌區的研究。這一領域的研究，由靜態研究轉變為跟蹤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活水準提高的動態研究，以適應動態管理決策的需求。
由于航空航天遙感資料和計算機的應用，土地研究日益向定量化方向發展。80年代，利用假彩色合成衛星圖像和彩紅外合成航空像片逐漸普及，解譯準確性和制圖精度亦漸趨成熟，90年代開展了超小比例尺航空像片的解譯及應用。利用衛星像片編制1∶50萬土地類型與土地資源圖件在80年代已經成功，利用1∶10萬TM衛星像片編制相應比例尺土地圖件，已較廣泛應用于若干重大項目。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IS)進行土地利用管理決策和ARC/INFO軟件制圖的新技術應用，90年代亦日漸成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研究作為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正廣泛開展，并取得可喜成績[57，58]，成為土地系統分析與評價、土地質量指標體系建立與環境效應預測的重要科學基礎。但是，不同驅動力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驅動力尤其是人類活動的定量化表述存在難點，從而嚴重阻礙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的綜合研究以及動態預測模型的建立與運行[59]。
景觀作為科學名詞被引入地理學，具有地表可見景象的綜合與某個限定性區域的雙重含義。最早是19世紀的德國地理學家洪堡倡導景觀研究作為地理學的中心問題，探索由原始景觀變成人類文化景觀的過程。自20世紀30年代景觀生態一詞為C.Troll首先提出，景觀的概念被引入生態學，作為位居生態系統之上的一種尺度單元。景觀生態學是一門在景觀地理學和生態學綜合研究相結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交叉學科，它以生態學的理論框架為依托，吸收現代地理學和系統科學之所長，研究景觀的結構(空間格局)、功能(生態過程)和演化(空間動態)，研究景觀和區域尺度的資源、環境管理，具有綜合整體性和宏觀區域性的特色，并以中尺度的景觀結構和生態過程關系研究為所長。
景觀生態學的建立源于西歐20世紀30年代，在80年代進一步發展。在我國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1981～1988年是引入介紹階段。1983年林超發表了C.Troll的“景觀生態學”和納夫的“景觀生態學發展階段”兩文的譯文，在國內是首次介紹景觀生態學的代表性文獻。1985年陳昌篤發表“評價Z.納維等著的景觀生態學”，1986年景貴和發表“土地生態評價與土地生態設計”，陳昌篤發表“論地生態學”，對景觀生態學和地生態學內涵作了有意義的探討。1988年李哈濱等發表“景觀生態學—生態學領域里新概念構架”，重點介紹美國學派的景觀生態學研究進展[60，61]。80年代末，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我國景觀生態學的發展方向、景觀空間結構、景觀異質性動態變化、景觀生態類型、遙感和地理信息系統應用、生態過渡帶研究、以及其他方法研究。90年代，出版了幾種景觀生態學教材。以后，景觀生態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被國內同行廣泛接受。
4現代自然地理過程研究
早在20世紀50年代黃秉維就提出自然地理學要分別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學的和生物的自然過程，然后加以綜合。他指出，從更廣闊的視野看，3個方向存在著外延部分疊合的關系，可以將不同尺度的研究結合在一個統一的體系之中，并將導致對地理環境中現代過程及其地域分異秩序的全面了解[62]。這樣，就突破了描述性的、以要素為主體的傳統綜合研究模式，為綜合自然地理學的深入和自然地理綜合研究開創了新路。物理過程包括風力作用、水力作用、地表水分和熱量平衡；水力作用研究包括徑流的形成過程，侵蝕作用與河床過程，則與坡地利用和坡地持續生產力研究相聯系，偏重解決生產實際問題，學科本身的系統研究只是在20世紀末才漸有起色。化學過程原以鹽分平衡開端，水鹽動態著手，后來轉向與人體健康有關的地方病和環境保護研究；生物過程則與農業生產潛力相聯系。后來，發展為土壤—植物—大氣系統(SPAC)的綜合研究。它包括蒸發過程、蒸騰過程、根系吸水過程、土壤水分運動、土壤水與地下水的相互交換過程以及水分在傳輸過程中各環節和界面上的勢能變動和阻力等在內的水分傳輸和能量傳輸研究。1956年，黃秉維就提出要發展自然地理定位觀測與實驗。60年代初相繼在石家莊、德州、衡水和延安、武功、民勤等地開展定位試驗。又于1979年在山東禹城建立了禹城綜合試驗站，80年代籌建了北京農業生態系統試驗站，對太陽輻射能、光量子能量、農田二氧化碳濃度、土壤水分狀況、作物葉面溫度、作物氣孔阻力等進行了為期數年的測定，還對灌水定額和灌溉制度、耕作和輪作制度等方面的問題開展了研究，完全與農業生態系統研究融為一體。隨后幾年研究的主要進展是建立了田間試驗研究網絡。1988年由中國科學院直接主持的田間試驗網絡包括從中溫帶至中亞熱帶，濕潤、半濕潤、半干旱及干旱地區不同生態類型的8個試驗站，在80年代進行了兩整年的同步觀測、其中作為農業生產潛力研究基本組成部分的太陽輻射分光譜(包括紫外、可見光、紅外輻射)觀測研究在國內是首次開展；建立了計算農業自然生產潛力的數學模型。這些定位觀測試驗的部分研究可以認為是黃秉維開創的熱水平衡研究和左大康開創的太陽輻射研究的繼續。但實驗研究和測定技術仍然薄弱。1973年黃秉維首先提出了光合潛力的概念、計算公式及公式中各項系數的數值。認為，光合潛力是在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正常，其他環境因素都處于最適宜狀態時，具備最適宜于接受和分配陽光的群體的，高光合效能作物充分利用陽光所能生產的植物質(包括根、莖、葉和繁殖器官含水15％的干物質)。所采用的光合潛力估算方法是將太陽總輻射〔卡/厘米[2]〕數值乘以0.124(后訂正為0.123)便是光合潛力[斤/畝]數值。這個方法很簡單，但每項參數的選擇都經過比較仔細的考慮，又經過一些驗訂，總的傾向是偏保守一些。隨后又完成了光溫潛力、光溫水潛力的分析計算方法，并就全國各區域的情況分別予以討論。此后，農業生產潛力研究被廣泛應用到不同自然區域的綜合研究工作中。過去幾十年，點上的觀測試驗、方法論研究和過程模擬已經相當深入，還可以繼續深入下去，深入是無止境的，但工作內容過細，學科比較單一，已經不像綜合自然地理意義上的試驗研究。似應建立更加綜合的試驗基地，開展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氣候、生態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才是正確的方向。同時，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的綜合顯得十分不夠，亦需要予以解決[63]。
5區域自然地理研究
區域研究是自然地理學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全國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主要有：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自然區劃(初稿)叢書、70～80年代的中國自然地理叢書的《總論》、任美鍔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綱要》、《中國自然區域及開發整治》，趙松喬的《PhysicalGeographyofChina》以及各大學地理系編撰的《中國自然地理》教科書等。
區域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豐碩?！吨袊珊祬^自然地理》[64]從綜合自然地理、地貌、氣候、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以及動物地理等方面對干旱地區分別進行了概要分析和探討?！缎陆C合自然區劃概要》[65]分析了新疆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資源概況，并對區劃劃分的各個單元進行綜合研究，闡明其基本特征及其利弊，以及開發利用中的問題，和相應的建設性意見?！蹲匀坏乩怼泛汀吨袊那嗖馗咴穂66]全面闡述了青藏高原基本自然特征、組成自然地理環境的諸多要素，揭示了高原區域的自然地域分異規律。其中，《自然地理》是我國第一部重視從生態學角度進行區域地理闡述的著作，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和贊揚?！稒M斷山區自然地理》[67]討論了橫斷山區地域分異特點、垂直自然帶譜、地形因素以及區劃界線等問題，進行了綜合自然區劃?！堆鹏敳夭冀杏蔚貐^土地系統》探討了高原山地地區土地系統的整體性和綜合性特征，分析了土地類型、土地結構、土地分區、土地評價、土地生產潛力、土地發展規劃和土地人口承載潛力等子系統，并討論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和作用?！吨袊G洲》[68]比較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干旱荒漠區的基本自然地理過程，綠洲地域系統及其類型、特征和演變，綠洲結構及其功能，綠洲經濟與文化，綠洲發展規劃與管理體系建設等?！吨袊焐阶匀坏乩怼穂69]是對我國境內天山全面系統論述的自然地理著作。此外，較具代表性著作還有《湖南自然地理》[70]、《湖北省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71]、《河南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72]、《青海省自然地理》[73]、《黃土高原地區自然環境及其演變》、《青?？煽晌骼锏貐^自然環境》[74]、《南迦巴瓦峰地區自然地理與自然資源》[75]、《喀喇昆侖山—昆侖山地區自然地理》[76]、《廣東自然地理》[77]等?？梢?，區域自然地理研究大多與綜合考察相結合，始于邊遠、資料缺乏的地區，而后才逐漸向較發達、人口較多的地區延伸。同時，研究亦從單純的自然地理學向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相結合的方向發展。此外，綜合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工作還包括資源合理開發利用、退化土地的整治與恢復、坡地改良與利用、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被變化、景觀生態規劃與設計、自然災害的綜合研究以及環境脆弱與環境沖突研究等領域亦都取得成績[78～80]。
區域地理學新的發展趨勢包括綜合研究與區域整合、新區域地理學的興起、全球環境變化及其區域響應、區域地理研究的信息化以及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等幾個方面。強調自然與人文的結合，關注人在區域性質的產生、延續與演變時所起的作用[81]。
6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