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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史范文1
隨著上個世紀90年代末我國高校的普遍擴招，大學畢業生的數量陡增。大學生就業問題每年都是政府面對的棘手問題。2017年，我國高校畢業生預計達795萬人。每年畢業季，這些新增社會勞動力都要涌向市場。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就業率維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如何從政策上支持大學生就業，使就業與經濟發展實現良性互動，已經成為國家面臨的重要課題。
大學生就業支持政策
目前，我國大學生就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我國大學生就業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國家應該如何完善大學生就業支持政策以實現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本文將以上問題進行分析總結。
一、我國大學生就業面臨的主要問題
“就業難”、“供需失衡”、“地區失衡”是目前我國大學生就業面臨的主要問題。首先，是就業難。自1999年高校開始擴大招生規模以來，高校畢業生就業率日趨下降。一方面高校畢業生以每年50萬的平均速度遞增，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和全球范圍內的經濟低靡使得就業崗位相對短缺。應屆畢業生當年或來年都找不到合適工作的比比皆是。他們有的到處投簡歷但都石沉大海，有的奔波于各大城市參加公務員或事業單位考試，屢敗屢戰，有的輾轉于全國各地的人才招聘市場尋找被雇傭的機會。來自社會、家人和自身的壓力讓他們覺得迷茫。托關系找熟人，卻成了當下除了考試之外最有效的就業途徑。其次，人才的供需失衡造成“有人沒事干，有事沒人干”的現狀。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技術性強、專業性強的工作找不到合適的人做。有的專業供過于求，無數同專業的畢業生競爭同一個職位。有的專業供不應求，雖有相關專業畢業生但找不到技術到位的。再次，就是地區失衡。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失衡導致地區性的就業失衡。經濟發達地區人才過剩，基層貧困地區人才貧瘠。這種地區性失衡往往導致貧富進一步分化，帶來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惡性循環。
二、我國大學生就業困境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在普及、擴招的同時，教育質量未能同步提升。中國的全日制本科教育課程內容大多過于空泛，重視理論體系，廣而不精，缺乏實踐結合。造成四年學習的知識不深入，沒有實用性。大學的嚴進寬出，高考前備考為目的的填鴨式教學，進入大學后散漫的教學模式，都是大多數畢業生感覺學不到東西的原因。
人口基數大，國民經濟創造的新增就業崗位遠不及新增勞動力數量。我國是人口大國。人口學一般以16歲-64歲期間的人口為勞動適齡人口。中國一般規定男子16歲-60歲期間、女子16歲-55歲期間的人口為勞動適齡人口。勞動適齡人口約占總人口的70%。龐大的勞動力基數支撐了我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但同時如何更有效的利用龐大的勞動力、合理分配人力資源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考驗。
國家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政策支持不夠完善，宏觀調控的效果不明顯。我國出臺的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政策雖然不少，但作為一個體系還不夠完善。國家政策作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在解決大學生就業難方面起到的調控作用還有待加強。
大學生自身的職業期望值過高，“高不成低不就”。伴隨著精英教育的普及，大學生整體素質的不斷提高，高校畢業生對就業的期望值也就一直居高不下。調查顯示，大學生的理想起薪集中約有15%的人定位于4000元以上，而僅有不足3%的人選擇1500元以下。而大部分的企業全部選擇1500-2500元。部分大學生就業期望值依然居高不下，過高的期望值不可避免地讓他們失了大量的就業良機。
三、國家應該如何完善大學生就業支持政策以實現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注意“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在高薪、高待遇、高福利等的吸引下，大部分高校畢業生就業觀念也在跟隨經濟發展方向，選擇在經濟發展較快的地方尋求發展空間。而一些經濟發展比較落后，急需人才的地區，卻很少有人問津。國家要制定政策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城鄉基層就業。力求東部西部的平衡，大城市與中小城鎮城鄉的平衡。于此同時，既要保證傳統行業“后繼有人”，又要鼓勵畢業生到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等領域就業創業。以可持續發展的眼光，在保證發展的基礎上做到可持續。
鼓勵制定針對地方的就業指導政策，因地制宜，結合當地經濟發展、就業狀況，制定相應的政策制度。各級地方政府應根據本地方的大學生就業狀況，制定政策，吸引本地生源高校畢業生回鄉就業創業。緩解一二線城市擁堵，增加三四線城市及城鄉就業吸引力。
大力扶持中小企業，初創小微企業。擴大中小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調查顯示，有30%以上的求職者更有意愿到小微企業就職，這種意愿在互聯網、科技、金融、保險、中介等領域人才的比例更高。國家應采取簡化審批、稅收減免、研發獎補、項目用地、金融保險等多項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擴大其吸納就業的能力。
鼓勵“眾創空間”，“創客空間”等創業平臺，以創業帶動就業。倡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發展“互聯網+就業”，促進傳統產業“互聯網+”轉型升級。眾創空間是順應創新2.0時代用戶創新、開放創新、協同創新、大眾創新趨勢，把握全球創客浪潮興起的機遇，根據互聯網及其應用深入發展、知識社會創新2.0環境下的創新創業特點和需求，通過市場化機制、專業化服務和資本化途徑構建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開放式的新型就業創業服務平臺的統稱。發展眾創空間要充分發揮社會力量作用，有效利用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國家高新區、應用創新園區、科技企業孵化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有利條件，著力發揮政策集成效應，實現創新與創業相結合、線上與線下相結合、孵化與投資相結合，為創業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空間、網絡空間、社交空間和資源共享空間。
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史范文2
[關鍵詞]契合；經濟思想史；歷時性；共時性；主流和非主流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3）01-0087-09
知識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論發展的途徑不應該通過知識的高度專業化及單一思維的絕對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類所積累的知識之間的互通和整合。對社會科學更是如此，因為每個社會科學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視角或層面來審視共同研究的課題。當然，理論的發展除了要對共時性知識作跨學科的橫向契合外，更重要的是要對歷時性知識作學科內的契合。究其原因，學科內的歷時性知識提供了更為集中的研究視角、歷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論深化的基本軌跡。因此，要提升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知，就要獲得足夠的相關知識，而其中的重要途徑就是潛下心來對前人的思想和文獻做細致的梳理。波蘭尼就曾指出：“科學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識良心進行搏戰，他總會考慮到與整個科學的傳統進行接觸――事實上便是與他引為典范的所有過去的科學家，與所有承認他在進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學家，與所有他打算為之而建立新學說的未來的科學家――進行接觸”。
事實上，整個科學理論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學術傳承的基礎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學中那些看似完全對立的理論，新理論的確立也是建基于對舊理論的深入解剖而不是憑空構造之上。否則，如果學術“不再尋求對話，彼此肯定完全脫節，雙方當然就沒有共同語言”，又何以有理論的發展？相應地，就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而言，其理論發展更需要契合經濟史及經濟學說史的知識。一者，如熊彼特所說，“因為每個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不管他對純理論多么嗜好，總離不開事實，而大多數事實，照我們看來，必然是歷史性的?！倍撸缲惱人f，“與社會整體掛鉤的社會科學，必須是歷史的和哲學的社會科學。狹義的專業社會科學已經提供了關于當代社會的多方面的有價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時又缺乏或沒有歷史感。社會科學家在提供關于過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謀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們關于現在的發現相差無幾?！?/p>
然而，現代經濟學教材卻將歷時性演化的各個理論放在同一個共時性的平面框架中，從而抽去了理論的時代性、主觀性和規范性，而留下一堆沒有人文思維的技術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經濟學原理往往蛻變成為脫離現實的說教，并遮蔽了我們對真實世界的認知。顯然，要緩和這一弊病，就需要加強經濟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為往圣繼絕學”本身就是學者的本色。事實上，有機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鑒和反思這雙重含義，從而需要注重知識的繼承性和積累性；特別是，如果說基于常規科學范式的研究比較適合自然科學的話，那么，對前人思想的討論、爭鳴和反駁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發展途徑。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來對現代主流經濟學進行反思。
一、經濟學界對思想史的認知
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這種規律來自于經驗事實又超越經驗事實；因此，要透過當前的經濟現象而揭示內在規律，就需要梳理經濟事實的發展歷程，而歷史則是經濟學家探究經濟規律的一個重要材料來源。同時，對特定歷史事實的研究構成了特定時期的經濟學說，它是對歷史事實的提煉和概括，從而有助于后人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現狀，因而經濟學的研究也要充分關注這些學說史上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時代的產物，經濟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歷史相對性的影響。這意味著，經濟學說史的學習必須結合對經濟史的了解，兩者的結合才會真正有助于經濟學家對經濟規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說：“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我有三條理由：首先，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經濟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其次，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不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羅、阿萊這樣的數理經濟學家，也都強調歷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萊說：“如果為了理解經濟學，人們必須在掌握經濟史或掌握數學和統計學之間作出選擇，那么毫無疑問他們應該選擇前者”；因為“歷史事實、學說和經濟思想是最具指導性的，別的什么都不能與之相比。無論是經濟制度、實際收入的變化、貨幣現象、人口統計、國際關系、意識形態，還是這些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它們的因果鏈接，沒有什么比這些更重要了?！痹诤艽蟪潭壬希枷氡旧砭褪菤v史的產物，因而思想史和歷史往往也是同步發展的。經濟思想史家斯皮格爾就指出，“思想史其實只是……經由人類頭腦過濾之后才反映為一般的歷史”。為此，熊彼特、阿萊等人都認為，經濟學研究至少需要四個方面的知識：理論、歷史、統計和經濟社會學；并且，他們都更為強調歷史的重要性。當然，一般學者似乎都傾向于把這四個方面看成是獨立和平等的，但實際上，這四個方面卻是渾然一體的，并且又是存在層次之分的。
一般地，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包含了四個層次，它們都涉及歷史和思想史的知識。首先是方法思維層次，這是研究者觀察和思考社會現象的哲學理念和基本視角，是演繹主義還是歸納主義，是因果探究還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還是均衡的分析，是整體主義的還是原子主義；顯然，通過對學術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認知到各種方法的優劣和適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其次是理論素養層次，這要求研究者通曉各個不同甚至對立的理論，了解它們所站立的背景、哲學理念以及觀察的側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觀點、思維；顯然，通過學術史的學習，更便于對理論來龍去脈的梳理，并便于結合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從而更有利于理論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達層次，有了思想和觀點就需要表達出來便于與他人交流和傳播；顯然，通過學術史的學習，就可以發現多種多樣的分析工具：文字邏輯的、圖表矩陣的、數學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適用性，便于在闡述自己的理論時更好地進行表達。最后是實證檢驗層次，這一層次是對理論的檢驗，可以運用案例調查或者統計分析的方式；通過學術史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統計實證得出的社會規律的適用性及其缺陷。事實上，拉弗曲線、奧肯定律、恩格爾定律、工資鐵律以及格萊欣法則等都具有嚴格的適用條件。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則認為，增發貨幣可以促進就業，但顯然在不同環境下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簡單地運用某些局部的數據來實證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論。
而且，任何理論都是一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都體現了特定背景下的主體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如果離開了時代背景、離開了特定的主體，那么理論就成為毫無生氣的一堆骷髏：沒有思想、沒有內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標，而只留下形式。米爾斯就指出，經濟學中那些影響延續若干世紀的觀念都具有一個關鍵特征：“它們――至少就它們在人們心目中的現象來說――幾乎都是一些清晰、簡單并且對每一個智力尚可的相關人士來說都可以理解的觀點”；但“事實上，幾乎所有曾對經濟思想的發展有所貢獻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經歷了很長的時期，經常是經歷了幾十年，其問它們的思想觀點逐漸成熟和變化。在他們就這些思想著述的時候，他們不僅清楚地知道這些思想的長處，而且清楚地知道它們的短處和需要與它們相配套的先決條件以及它們的限定范圍。然而，一旦這些思想滲透到公共領域，往往就會被簡單化。經過多年研究才能認識到的那些先決條件、限定范圍和微妙差別，往往會遁為烏有?！蓖瑯樱鼙颂匾矊懙溃骸凹热粴v史是經濟學家材料的一個主要來源，同時由于經濟學家本人是他自己時代和所有以前時代的產物，經濟分析及其成果必然會受到歷史相對性的影響，問題只在于影響程度的大小而已?！虼思词菇洕鷮W家自己不是經濟史學家，僅能閱讀別人寫的歷史報告，他們也必須了解這些報告是怎樣產生的，否則就不能評價其真正意義。”此外，?？藗惖潞秃詹貏t認為，“人類只能按照他們曾處的位置來判斷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而且，由于歷史是人的研究，我們忽略歷史便是以冒著不理解我們自己的風險為代價的?！边@就是說，我們探討任何理論都必須弄清楚它背后的東西，這主要包括主體的基本思維及其提出該理論或分析框架的目的，離開這一點，我們根本無從真正理解理論。
不幸的是，自從邊際革命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就逐漸拋棄了對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進行剖析的思路，而將研究對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資源如何配置這一問題上；接著，經過幾代人為建立“純”經濟學的不斷努力，經濟學最終成為只專注于“個人致富發財”的微觀技術。正是由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以普遍化假設為基礎，而專注于理性模型的構建或者通過對現時、現世問題的計量分析來論證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漸拋棄了研究方法和知識素養這兩個主要層次。斯特拉斯曼就寫道：“目前的經濟學知識來自越來越準確的分析進化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計量經濟學與數據收集的技術進步以及數學發展的結果?！毕鄳?，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拋棄了自身的發展史，把建立普適性的數理模型視為理論的，而把那種反對將個人物質利益內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張歷史地分析具體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及其動機的經濟學視為缺乏理論的。而且，在功利主義和科學至上主義的主導下，承襲新古典主義思維的經濟學就日益鼎盛，從而成為主流經濟學；相反，那些對現實制度以及新古典經濟學持批判態度的則被稱為非主流經濟學，或是“異端”經濟學。尤其是，受主流化效應的引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子熱衷于遵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常規范式，并逐漸舍棄其他社會科學和經濟思想史的知識素養，以致現代經濟學的思想越來越空洞化，形式越來越僵化。其實，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大量運用數學以求經濟學達到所謂硬科學的要求，從而導向了經濟學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爾指出的，“經濟學不可能成為一門計算結果的精確科學。它本性是成為批判性的想像的題材，本質上適合文字從書面表達的題材，如同它自己的歷史一樣。”
二、基于思想史對經濟學科的審視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僅有利于經濟學的學術研究，而且有助于對經濟學科進行全面審視。事實上，通過對經濟思想史的梳理，我們可以深深地認識到，不僅經濟學本身具有非常廣泛的研究內容，甚至往往與其他社會科學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決不僅限于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推崇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數學符號的均衡分析，或強調實證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經濟學研究內容而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表明，目前紛繁蕪雜乃至相互排斥的經濟學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統一的，它們有一個共同源頭。經濟學的內容根本上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資源的配置問題；二是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主要關注具體社會關系中人的行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經濟學以后，這兩方面內容卻越來越分裂了，并形成了兩個越來越對立的學科。二者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經濟學大多走跨學科的交叉道路。凡勃倫指出，“對于任何對經濟現象感興趣的現代科學家來說，人類文化的任何特定階段所包含的因果鏈條、在人類行為結構中由于習慣性行動積累起來的種種變遷，比起那種把人類行動看作是在給定的正常、不變的條件下不斷地平衡快樂與痛苦的方法來，顯然更能引起人們強烈而持久的興趣。前者是種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問題，是關乎文化傳承發展和世代命運的問題；而后者則是這種文化發展歷程中的某些給定情境下的個人決策問題。前者是人類處理其生活的物質資料的行為體系及制度的連續性和可變性的問題；后者，如果按照快樂主義的看法，關注的是社會個體成員的一段段的感官經驗?！?/p>
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割斷了思想史的傳承，而熱衷于一個普適性的常規范式。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界普遍信奉這樣的觀念：“如果足夠多的人足夠強烈地相信一個陳述，那么，這個陳述就構成了知識。”相應地，既然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為當前大多數人所信奉，并且為主流學者提供了經濟行為分析的基本路徑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數經濟學人也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這種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嗎？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訴我們，許多人完全虔誠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強度是知識的標志，我們就不得不把關于神靈、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獄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識”；“因此，即使一個陳述似乎非?！欣怼?，每一個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偽科學；而一個陳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沒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學上也可能是有價值的。一個理論即使沒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說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學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當前經濟學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論導向的研究，結果，就嚴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導致了經濟理論的萎縮。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經過長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奧塔爾則強調，懷疑是科學進步的結果，而這種進步也是以懷疑為前提的。事實上，一些具有巨大貢獻的科學家們甚至對自己最偏愛的理論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懷疑；為此，拉卡托斯說，“科學行為的標志是甚至對自己最珍愛的理論也持某種懷疑態度。盲目虔信一個理論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過?！苯洕鷮W的發展也是如此，經濟學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斷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誕生起就遭受各種批判，經濟學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更是遭到諸多科學哲學家和方法論專家的批判。M.鮑曼就寫道：“正是在經濟學（經濟人）分析思路樂觀自信的擴大過程中，人們也聽到了對其行為模型普遍適用性越來越多的懷疑聲。人們質疑經濟人模型作為一般社會科學研究計劃的惟一基礎是否還能滿足也必須針對經驗理論‘硬核心’提出的經驗合適性最低條件。在試圖將經濟行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為的過程中，人們無法再對相反的事實視而不見。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慣例?！?/p>
那么，如何對主流的學術取向進行反思呢？其中一個根本途徑就是，分析社會經濟的演化史并從中剖析相應的思想根源。黑格爾就指出，“思想的活動，最初表現為歷史的事實，過去的東西，并且好像是在我們的現實之外。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于我們有歷史，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領域里，過去的東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構成我們現成的，那個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與我們的歷史性也是不可分離地結合著的。”而且，基于思想史的學科反思對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正如前面指出的，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都是與特定的時代相適應的，從社會環境的歷史變動中就可以探析經濟學的主要研究領域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試圖撇開社會環境而研究抽象的個體理，同時又熱衷于尋找一種普世性的技術分析工具；結果，就將經濟學分析與歷史和思想史割裂開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視了對歷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現代主流經濟學就背離了經濟學科的根本特性。因此，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貌似強大，但在眾口為經濟學抽象化分析鼓噪的聲浪中，我們還是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學者一貫的治學態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來真正審視流行的理論。
事實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無論是在研究對象還是相應的研究方法上，都與自然科學存在根本性差異。一般來說，自然科學知識的積累具有明顯的進步性質，因而自然科學家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各門學科的最新發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輩們從事的工作中幾乎沒有湮沒什么有價值的東西；相反，社會科學的歷史不是按在時間中進步的序列發展的，無法用自然科學的進步標準進行相應的處理，而且，社會科學的每一種現代方法幾乎都有其古遠的歷史起源，因而研究經濟史的經濟學家卻常常會碰到很有啟發性的見解以及有用的教益。這意味著，諸如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論都值得后人認真地進行梳理。實際上，正如斯坦利?L?布魯指出的，“經濟思想的演變好像是螺旋式前進。確實經常有一些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與以前的理論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們卻是在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層面上被提出來的?！崩纾姑軐嶋H上已經發現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一機制的特點及其問題，不過，由于歷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選擇自由得到承認的今天，新制度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才再次將之提升和發展。再如，歐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闡述了人力資本觀點，但也一直默默無聞，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由于知識成為關鍵生產要素以及勞動力的異質化加劇，這個理論才被舒爾茨和貝克爾等人所重新闡釋，從而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發展。
同時，由于社會現象比自然現象要復雜得多，影響因素也多得多；因此，兩者的理論研究取向也存在差異：研究社會現象要防止復雜事情簡單化，研究自然現象則要防止簡單事情復雜化。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抽象化研究時要更為慎重，社會科學的理論抽象不能完全脫離具體經驗事實；特別是，社會環境往往處于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變化過程中，理論抽象也應該與此保持歷史的一致性。譬如，中國目前的工業化形勢與斯密、穆勒、馬克思等所處的古典時代就具有很多的類似之處，因此，盡管斯密、穆勒、馬克思的分析可能與西方社會的現實越來越相脫節，對當前中國問題的刻畫和分析卻極具啟發意義。再如，美國當前在世界的霸權行為和國際法的制定也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了解當時的諸子謀略也便于對當前國際走向的分析。其實，理論的抽象是科學的抽象，而不是“為抽象而抽象”；抽象應該是基于具體的抽象，因為社會科學首先是要處理具體的社會現象。這意味著，研究要強調科學化但不是惟科學主義、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義。也即，理論研究要謹防落入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陷阱，任何東西一旦上升到“主義”的層次，就開始了異化的發展。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根本危機也正在于它越來越形式化，并已經形成了越來越強烈的帝國主義傾向；結果，其發展也就成為越來越脫離現實的極端抽象化思維方式，成為純粹的數字游戲，從而窒息思維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對經濟學科的演化和現狀，更好地認識現代經濟學的結構體系，更好地認識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優點和不足，從而避免盲從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庫恩等就指出，“我們每獲得一點知識，都伴隨著相應的損失，這樣一來就不可能斷定什么時候我們進步了，甚至不可能斷定我們是否在進步。”而基于經濟思想史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這一點。事實上，當前經濟學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異端之分，而且，主流經濟學往往標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進步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但顯然，這也正是經濟學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稱，經濟學家們只是因為信仰才墨守正統經濟學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著存在能夠證偽這種主流理論的材料，那么，主流經濟學又何來科學性而言？事實上，我們又有誰發現數學、物理學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盡管法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也會形成多數研究的氛圍，但它們從來沒有宣稱它們擁有一種關于世界的通論，如社會學就有家庭社會學、工作社會學等等。相反，大多數學科中一直都存在強烈的反正統力量，如生物學等學科中就存在還原論以及進化選擇的適當單位等爭鳴，這些都有力地維護了這些學科的活力。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相信不可分的個體是行為的基本粒子，而始終把個人意圖和偏好的心理或社會基礎等等排除在學科的討論之外。試問：如果抽掉那些毫無實質內容的模型框架，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統和異端的區分意味著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把自己當成了憑信仰而非邏輯的基礎，以致一些經濟學“泰斗”的著作、觀點只能被解釋而不能被懷疑，反對它的都成了異端。事實上，1973―1978年間在美國主流或正統經濟學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試圖否證已有的假說，只有極少數經濟學家真正敢于對正統觀念提出挑戰。當然，由于學術學院化之后，真正為求知而探索的學者越來越少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主要興趣在于職業和地位與學術聲望等其他個人目標。顯然，由于這些東西往往要通過依附一定的學術團體才能獲得，因而年青經濟學人就被迫在正統和主流的框架中進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從而限制了他們對經濟科學的貢獻，也限制了經濟學的實質發展。而所有這些問題，借助于經濟思想史，我們就容易看清楚。布勞格寫道：“經濟學史揭示，經濟學家也像任何人一樣容易錯把糟糠作小麥，當它們擁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復雜的定義或偽裝成科學原則的價值判斷時，就宣稱擁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經濟學史，否則就無法完全了解這種傾向?？梢钥隙?，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論、標榜為科學的遇見或具有隱蔽的價值前提的政策建議。”
其實，從經濟學說的發展史上看，所謂的主流也是在不斷變更的，現在成為主流的那些理論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異端。這意味著，主流的東西并不一直就是對的，今后也一定不會一直是主流。譬如，現代的主流就是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期間世界范圍內掀起的國民經濟計劃化的產物，國民經濟的計劃要求日益精確的資源統籌、線性規劃乃至日益細化的投入一產出表格設計，這導致了數量經濟學的偏盛；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國的實踐已經開始證明了這種設計是“致命的自負”，它源于建構理性主義的思維，因而也日益為社會實踐所拋棄。然而，盡管實踐已經改弦易轍，但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卻依然一成不變地因循守舊，甚至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只不過，經濟學的研究目的開始有了轉變：不是為了政策應用，而是變成了象牙塔內的游戲。所以，加爾布雷斯指出，思想從本質上說都是保守的，它們不會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擊，卻會屈從于它們難以應付的環境的巨大沖擊；正是每次大的社會環境的變動，才最終能夠促成經濟學的真正發展。事實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當一個新環境的來臨都必須產生一種大規模的爭論，從而才促進經濟思想和理論發生陣痛性變革；顯然，這也是經濟學說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綜合發展軌跡的緣由。有鑒于此，筆者認為，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不應該為當前的所謂“主流”所牽引，而更應以反思的態度相對待；只有當知識分子堅守這種學術態度，經濟理論才可以不斷取得進步，或者說，學術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續的擴展秩序。
同時，由于主流學說已經越來越定型和僵化，我們往往就只有從非主流中才更容易獲得新的思想洞見?？v觀經濟學說發展史，那些被稱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處于非主流的邊緣地位，從戈森、古諾、杰文斯、凡勃倫到凱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絕大多數思想大師都是通過與這些處于邊緣地位的學者進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獻的基礎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統洞見。譬如，諾思在伯克利讀書期間就是一個激進的者，所以他后來說，“對我影響最大的教授全來自非主流的正統經濟學之外?！焙振憷柙赋?，一般真理的命運是，以異端邪說開始，以迷信告終；經濟學的發展歷程正表明了這一點，經濟學的任何發展都是建立在對以前理論的反思基礎之上的。當然，要進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對理論出現的前因后果進行梳理，勞丹強調，“在對任何一個學說的歷史發展（以及該學說的競爭對手的發展歷史）沒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實際的合理評價?！币虼?，通過對經濟思想史的梳理，特別關注已經逐漸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將對理論的發展和思想的萌發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如果真正通曉了經濟思想史的發展過程，特別是如果拋開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那么，我們就可以發現，“實際上，我們必須首先假定，經濟學不過就像經濟學家和同時代的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其現代定義毫無‘科學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歷屆前人一樣，它很可能再次改變。”
因此，經濟學說發展史告訴我們，不能以靜態的、單向的思維來看待現代主流經濟學，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更不能為所謂“主流”范式所牽引。事實上，經濟學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都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經濟學本身就是針對具體社會狀況而產生的一門學問，它的根本特點就是現實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本身就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一方面，是經過了古典經濟學時期國民財富的生產已經取得了極大成功，從而經濟學開始把注意力從財富創造轉移到資源配置方面來；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物質資本的匱乏，導致了如何最佳使用這些資源成為經濟學關注的焦點，從而極端地發展了數理化的傾向。不幸的是，盡管任何真正的認知都來源于基于新的實踐對過去理論的反思，并且作為一個致用的經濟學根本上也就是對現存社會制度中內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卻撇開了這種對制度變遷以及人性發展的關注，而在一個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為。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取代老制度經濟學，除了當時的制度主義者并沒有提供有效解決蕭條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凱恩斯經濟學沒有涉及制度變革問題，從而減少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生命力的懷疑；特別是，麥卡錫主義和冷戰的興起造成了一種對任何改造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敵意的政治氣氛。顯然，經濟思想史提醒我們，應以反思的態度審視現代主流經濟學，只有這樣，經濟理論才能不斷進步，經濟學科才能不斷發展。
四、結語
理論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應該建立在對各類知識之有機契合的基礎之上，這種契合是建立在對主流理論進行反思的基礎之上；而要對一個學科進行卓有成效的反思，則首先必須對該學科的發展史進行梳理。事實上，絕大多數科學哲學家如庫恩、勞丹、夏佩爾等都把歷史看成是對科學作出哲學斷言的來源或至少是部分仲裁者；對自然科學如此，對社會科學更是如此，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首先必須要建立在學說史和社會史的學習上。究其原因，自然現象僅僅是現象，它的背后并沒有思想，從而也就不要求科學家認識自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社會現象卻不僅是現象，它的背后還有思想，任何社會現象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由人的思想所指導的，因而這就要求社會科學家必須吃透實踐背后的思想。例如，偉大的歷史學家柯林伍德就強調，史學家之所以關心歷史事件，僅僅在于歷史事件反映了思想，表現了或體現了思想；在他看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因而“史學的確切對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為?！闭驗樯鐣茖W的理論和歷史是不可分離的，因此，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必須注重思想史和經濟史的梳理。
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史范文3
【英文摘要】AnewerandhigherdemandforthestudyofChina''''s.economichistoryisaddressedbothbyChina,whotakestheeconomicconstructionashercentraltask,andthecontemporaryworld,whosesocialeconomyhasundergonegreattransformationsafter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ThestudyofChina''''seconomichistoryfacessomegreattransformationssuchaswideningitsfield,deepeningitscontents,renewingitsmothedandsoon.ScholarsonChina''''s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shouldtrytocreateanewaspectinthestudy,enrichanddevelopMarxismbyimprovingtheirowncognitioninordertoproviderighttheoreticalprincipleandbeneficialhistoricalexperiencetochina''''smodernconstruction.
【關鍵詞】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內容/方法/提高認識Chinaeconomichistory/studyfield/contents/mothed/toimprovecognition
【正文】
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應該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當代中國現代化理論研究中最根本、最深刻、最關鍵，也是最迫切需要的一環，然而卻是最薄弱的一環。這很有必要提醒包括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界和有關方面的注意，并給予重視。
一
改革開放伊始，經濟史學界立即抓住新時機，不僅很快恢復了原有的研究機構，還組織成立了中美合作企業史資料中心等新的研究機構開展工作，編輯出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期刊，組織成立全國的經濟史研究會和省區經濟史研究會，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招收經濟史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等十幾所高校和中央高級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分別編寫出版了十幾部質量較高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古代經濟史、中國經濟通史等教材，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河北大學等高校聯手合作編寫九卷本的從先秦到清代的斷代經濟史專著，傅筑夫等老一輩中國經濟史專家都有多部研究專著問世，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史專著也有十余種出版，東北、山西等省區編寫出版本省區的經濟史專著，北京、上海合作編輯出版多卷本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寧可主編了從遠古到1998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史》，還有其他專題性的經濟史專著數以百計、論文數以萬計；尤其是國家組織聯合攻關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完成，更是意義重大。與此同時，還積極開展中外學術交流（派訪問學者出國研究考察、召開有外國學者參加的研討會、翻譯出版國外關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論著等）。在首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中，經濟史獲獎比例很高，5部二等獎中占了2部，12部三等獎中也有3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活躍和成績是前所未有的。
盡管經濟史研究取得的成績是顯著的，但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向中國經濟史研究提出的要求是遠不適應的。尤其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日趨不振，近乎于有氣無力。很多高等院校的中國經濟史課程被熱門的經濟學新學科所擠掉，連經濟學研究生也不開設中國經濟史課程，中國經濟史專業出身的教師被迫改教其他課程；經濟史專業畢業的研究生也不愿從事經濟史的研究和教學（因經濟史研究繁難，出成果不易，時間長，評職稱極受影響），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和教學出現危機。
形成這樣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經濟史研究本身。當今社會經濟伴隨新的科學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而演變，內容愈來愈豐富，結構愈來愈復雜，給包括中國經濟史在內的經濟科學提出了愈來愈多的新課題。這本來是中國經濟史研究新的歷史機遇，但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沒有抓住這個大好的新機遇，卻遠遠落后于這樣的新形勢。
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
1.研究領域不寬。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目前仍局限在傳統的課題方面，無非還是歷史上的所有制（包括土地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等），國民經濟各部門（工業、手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金融業等），對外貿易和國際貿易，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小農經濟，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原始積累，企業史，歷史上重大經濟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經濟活動，歷史上各種產品的產量與產值、人口、租稅，歷史上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生產力和技術史等等。對這些傳統的中國經濟史課題進行研究當然是必要的，但當代中國及其發展趨勢，尤其是經濟建設的各種取向和目標選擇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要求，絕不是這些傳統課題的研究所能滿足和解決得了的。它要求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新時代的新視角開拓研究的新領域。比如經濟體制和經濟機制是現代社會經濟的新概念，馬克思《資本論》中尚未出現，但不等于古代和近代社會經濟中沒有經濟體制和經濟機制。再如“三次產業結構”，是20世紀30年代產生的新概念，在中國經濟史上“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歷史發展的研究，也是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新領域和新課題。經濟史是經濟學的交叉學科，研究領域應覆蓋整個經濟學。經濟學有“經濟學帝國主義”之稱，它的研究領域已擴展到技術、生產力、數理、環境、國土、生物、知識、信息等等領域，并出現了技術經濟學、生產力經濟學……等相應的學科。經濟史的研究也應相應地跟進。研究領域狹窄，局限在傳統的領域課題中，使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發展受限。
2.研究內容不深。研究領域的拓展當然也是研究內容的深入。若拋開研究范圍說，內容的深入顯得舉步維艱。中國經濟史傳統的研究課題之所以必要、有意義，不僅在于還有相當多的內容有待去研究，更在于已經研究的內容還須要深入，不能停留在現有認識層面上。例如一直是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熱點，卻總是在其性質問題上爭論不休，相互觀點歧異，且又在同一層面上認識。研究不深入恐怕是主要原因。中國原始氏族經濟、小農經濟、奴隸制經濟、地主制經濟、封建經濟、官府手工業、土地制度等等，與發展成資本主義經濟的西歐古代經濟，共性與個性各是什么？所有這些課題的研究，對中國社會經濟史走勢能說明什么樣的規律？等等。不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就難以走出低谷。
3.研究方法不新。研究領域拓寬、研究內容深化，既需要研究方法的更新去實現，又提供或包含有新的研究方法。當年馬克思曾經說過：“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范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边€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1](P108)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作為生產組織，比當年的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更發達、更復雜得多，為經濟史的研究不僅提出新領域、新內容，也指出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方法。不研究現代經濟結構和現狀，不研究當代經濟的所有理論問題，即“人體解剖”，難以更好地研究、理解古代和近代的社會經濟，即“猴體解剖”。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風靡于70年代美歐的“新經濟史學派”，就是這樣。新經濟史學派不同于傳統經濟史學派，根本之點在于研究方法之新：一是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經濟史，二是用計量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并借助于現代計算工具計算機研究經濟史。他們自己說他們的方法“產生于歷史問題和先進統計分析的結合。在這里，經濟理論是女儐相，計算機是男儐相”[2](P492)。經濟史作為經濟學同歷史學的交叉學科，僅僅用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方法對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證分析、敘述史實、分期和定性等是不行的，必須有經濟學及其各門分支學科的范疇、原理等理論分析和經濟學的定量研究等各種經濟學方法，才有別于政治史、軍事史等，才稱得上經濟史。中國經濟史研究方法更新當然不止這些。隨著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歷史研究方法的變革、哲學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新成果的展示和被運用，都會給中國經濟史研究提供新方法。要善于選擇和運用新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使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新的面貌出現在當今中國的學術界。
二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有其豐富的內涵，這里著重指出一點，這就是列寧非常正確、很有針對性指出的關于“唯物主義歷史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3](P336)很清楚，經濟史研究在通史研究、各專業史研究、現狀（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理論和規律研究、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本身的研究、乃至理論的發展中，處于根本性、基礎性的地位，有著關鍵的意義。
正是因為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理論研究事業中，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領域的擴大，研究課題的具體，就愈感到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和發展他們的學說迫切需要經濟史知識。為此，馬克思仔細閱讀了當時僅有的毛勒、摩爾根、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經濟史著作，高度評價研究中世紀馬爾克的毛勒著作，說“他的書是非常有意義的”[4](P258)；療養中聽科瓦列夫斯基講述俄國的村社，并對他們的著作都做了詳細的摘要和評語，準備寫這方面的經濟史著作。遺憾的是，組織無產階級革命和《資本論》寫作的急切，他未能如愿以償。后來恩格斯以《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一“現代社會主義主要著作之一”[5](P43)以作“稍稍補償”[6](P1)。恩格斯到晚年更是深切地慨嘆“經濟史還處在襁褓之中呢！”并鄭重地提出：“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保ㄖ攸c號為引者所加）“這方面，我們需要很大的幫助，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彼麑Ξ敃r那種“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的知識……盡速構成體系，于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的淺薄非常厭惡，對“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鉆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還對他有更多的認識呢”[6](P476)的狀況感到擔憂。七十高齡的恩格斯對于經濟史的研究這樣諄諄相告、語重心長，是非常值得細細體味的！
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是這樣總結馬克思的理論研究的：“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盵7](P37)所以，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沒有經濟史的研究，就沒有歷史唯物主義，就沒有，就沒有科學社會主義。這里同樣地可以說，沒有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沒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遵循中國社會經濟自身發展的歷史趨勢，依據中國社會經濟自身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才能有效和成功。系統、全面、深刻、準確地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歷史進程中的特點和規律，探究中國社會經濟歷史趨勢，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明道路、提供豐富的歷史借鑒，這就是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基本任務和根本目的。同時，通過中國經濟史研究，豐富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和，使之在更高層次上指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從根本上保證中國現代化的正確方向，以更科學的理論武裝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健康發展和快速成功。
三
中國經濟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認識、認清研究任務、明確研究目的、開拓研究領域、深化研究內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關方面也需要同心協力，真抓實干。
1.端正思想路線，堅持實事求是。這里需要澄清一個糊涂認識，即認為堅持實事求是與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相矛盾的。實際上二者完全一致。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對長期統治人們歷史觀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思想解放，就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實事求是。同現在某些人懷疑、排斥歷史唯物主義及其思想指導（所謂“信仰危機”）相反，國外越來越多的學風正派的非歷史學者，在他們研究實踐的深入中，愈來愈承認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就開始承認“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種一元論的歷史觀，無論我們是否準備把它作為對一般人類進步的一種充分解釋來加以接受，我們全都必須承認它在激勵學者們思想和擴展歷史學與經濟學的觀念與概念方面已經起到了有益影響……它將在精神發展和技術進步的記錄上占有一個尊榮的地位”。1912年美國“新史學派”創始人魯濱遜更說道：“第一個對于科學的歷史學作出巨大貢獻的”是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歷史學家研究過去時所應該注意的。他并且對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學的解釋”。隨著資本主義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愈來愈證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馬克思的歷史判斷的正確性這時看來得到了證實……這次不是‘否定他對歷史思想所作出的貢獻’，而是‘用我們逐漸積累起來的而他卻完全不知道的關于過去的大量證據’去對他的歷史解釋‘進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及其挑戰”。“新史學派”認為馬克思是他們的“先師之一”，如果“建造先賢堂”，馬克思“一定會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這些非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些評價足以說明，歷史唯物主義是被愈來愈多的歷史事實證明了的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研究方法。實事求是所反對的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教條化運用，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
2.開展對外學術交流，積極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美、日學者不少，這是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躍研究的外部條件，應主動加以利用。同時，還要大膽地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經濟史研究方法）。這方面經濟史研究比經濟學研究要落后得多。經濟學中的宏觀與微觀、規范與實證、產權、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車”等概念和理論，早已廣為使用和運用。經濟史研究中僅有計量經濟、區域性經濟、比較經濟等幾項。最近有學者提出中國經濟史研究有著“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趨勢，這就更加需要開展對外學術交流。
3.擴大研究隊伍，增強研究力量。這里首當其沖的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對經濟史的研究興趣遠不如美國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新經濟史學家都是經濟學家。蜚聲史壇的新經濟史學家福格爾(Robert.W.Fogel)和諾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另一新經濟史學家提出經濟史對經濟學的價值有5個方面：“(1)更多的經濟事實；(2)更好的經濟事實；(3)更好的經濟理論；(4)更好的經濟政策；(5)更好的經濟學家?！盵9](P39)曾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說：“歷史、統計和‘理論’，三者合起來構成我們的所謂‘經濟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10](P28-29)。國外經濟學泰斗這些議論，都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之談。如果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者都能進入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隊伍中，不僅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面貌大為改觀，中國經濟學也一定會步上一個新臺階。
4.加強組織協調領導，發揮研究機構和學會團體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亟待領導重視和加強組織協調。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課題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規劃列在經濟學中，但比重極小，2000年49個經濟學選題中經濟史僅有1個。這樣少的課題項目，能申請上的人寥寥無幾，研究者們只好自擬自選課題，而且這種無政府狀態也浪費人力。要振興中國經濟史研究，國家課題規劃應增加列入項目。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部門還應組織經濟學、歷史學、中國經濟史學和外國經濟史學等學科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研究會等學術團體，制訂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中、長期規劃，爭取經費，組織和集中力量積極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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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Z].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
[10]〔美〕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三
中國經濟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認識、認清研究任務、明確研究目的、開拓研究領域、深化研究內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關方面也需要同心協力，真抓實干。
1.端正思想路線，堅持實事求是。這里需要澄清一個糊涂認識，即認為堅持實事求是與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相矛盾的。實際上二者完全一致。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對長期統治人們歷史觀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思想解放，就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實事求是。同現在某些人懷疑、排斥歷史唯物主義及其思想指導（所謂“信仰危機”）相反，國外越來越多的學風正派的非歷史學者，在他們研究實踐的深入中，愈來愈承認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就開始承認“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種一元論的歷史觀，無論我們是否準備把它作為對一般人類進步的一種充分解釋來加以接受，我們全都必須承認它在激勵學者們思想和擴展歷史學與經濟學的觀念與概念方面已經起到了有益影響……它將在精神發展和技術進步的記錄上占有一個尊榮的地位”。1912年美國“新史學派”創始人魯濱遜更說道：“第一個對于科學的歷史學作出巨大貢獻的”是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歷史學家研究過去時所應該注意的。他并且對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學的解釋”。隨著資本主義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愈來愈證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馬克思的歷史判斷的正確性這時看來得到了證實……這次不是‘否定他對歷史思想所作出的貢獻’，而是‘用我們逐漸積累起來的而他卻完全不知道的關于過去的大量證據’去對他的歷史解釋‘進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及其挑戰”?！靶率穼W派”認為馬克思是他們的“先師之一”，如果“建造先賢堂”，馬克思“一定會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這些非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些評價足以說明，歷史唯物主義是被愈來愈多的歷史事實證明了的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研究方法。實事求是所反對的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教條化運用，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
2.開展對外學術交流，積極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美、日學者不少，這是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躍研究的外部條件，應主動加以利用。同時，還要大膽地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經濟史研究方法）。這方面經濟史研究比經濟學研究要落后得多。經濟學中的宏觀與微觀、規范與實證、產權、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車”等概念和理論，早已廣為使用和運用。經濟史研究中僅有計量經濟、區域性經濟、比較經濟等幾項。最近有學者提出中國經濟史研究有著“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趨勢，這就更加需要開展對外學術交流。
3.擴大研究隊伍，增強研究力量。這里首當其沖的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對經濟史的研究興趣遠不如美國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新經濟史學家都是經濟學家。蜚聲史壇的新經濟史學家福格爾(Robert.W.Fogel)和諾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另一新經濟史學家提出經濟史對經濟學的價值有5個方面：“(1)更多的經濟事實；(2)更好的經濟事實；(3)更好的經濟理論；(4)更好的經濟政策；(5)更好的經濟學家?！盵9](P39)曾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說：“歷史、統計和‘理論’，三者合起來構成我們的所謂‘經濟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10](P28-29)。國外經濟學泰斗這些議論，都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之談。如果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者都能進入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隊伍中，不僅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面貌大為改觀，中國經濟學也一定會步上一個新臺階。
4.加強組織協調領導，發揮研究機構和學會團體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亟待領導重視和加強組織協調。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課題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規劃列在經濟學中，但比重極小，2000年49個經濟學選題中經濟史僅有1個。這樣少的課題項目，能申請上的人寥寥無幾，研究者們只好自擬自選課題，而且這種無政府狀態也浪費人力。要振興中國經濟史研究，國家課題規劃應增加列入項目。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部門還應組織經濟學、歷史學、中國經濟史學和外國經濟史學等學科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研究會等學術團體，制訂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中、長期規劃，爭取經費，組織和集中力量積極實施。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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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三
中國經濟
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認識、認清研究任務、明確研究目的、開拓研究領域、深化研究內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關方面也需要同心協力，真抓實干。
1.端正思想路線，堅持實事求是。這里需要澄清一個糊涂認識，即認為堅持實事求是與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相矛盾的。實際上二者完全一致。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對長期統治人們歷史觀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思想解放，就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實事求是。同現在某些人懷疑、排斥歷史唯物主義及其思想指導（所謂“信仰危機”）相反，國外越來越多的學風正派的非歷史學者，在他們研究實踐的深入中，愈來愈承認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就開始承認“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種一元論的歷史觀，無論我們是否準備把它作為對一般人類進步的一種充分解釋來加以接受，我們全都必須承認它在激勵學者們思想和擴展歷史學與經濟學的觀念與概念方面已經起到了有益影響……它將在精神發展和技術進步的記錄上占有一個尊榮的地位”。1912年美國“新史學派”創始人魯濱遜更說道：“第一個對于科學的歷史學作出巨大貢獻的”是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歷史學家研究過去時所應該注意的。他并且對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學的解釋”。隨著資本主義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愈來愈證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馬克思的歷史判斷的正確性這時看來得到了證實……這次不是‘否定他對歷史思想所作出的貢獻’，而是‘用我們逐漸積累起來的而他卻完全不知道的關于過去的大量證據’去對他的歷史解釋‘進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及其挑戰”?！靶率穼W派”認為馬克思是他們的“先師之一”，如果“建造先賢堂”，馬克思“一定會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這些非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些評價足以說明，歷史唯物主義是被愈來愈多的歷史事實證明了的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研究方法。實事求是所反對的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教條化運用，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
2.開展對外學術交流，積極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美、日學者不少，這是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躍研究的外部條件，應主動加以利用。同時，還要大膽地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經濟史研究方法）。這方面經濟史研究比經濟學研究要落后得多。經濟學中的宏觀與微觀、規范與實證、產權、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車”等概念和理論，早已廣為使用和運用。經濟史研究中僅有計量經濟、區域性經濟、比較經濟等幾項。最近有學者提出中國經濟史研究有著“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趨勢，這就更加需要開展對外學術交流。
3.擴大研究隊伍，增強研究力量。這里首當其沖的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對經濟史的研究興趣遠不如美國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新經濟史學家都是經濟學家。蜚聲史壇的新經濟史學家福格爾(Robert.W.Fogel)和諾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另一新經濟史學家提出經濟史對經濟學的價值有5個方面：“(1)更多的經濟事實；(2)更好的經濟事實；(3)更好的經濟理論；(4)更好的經濟政策；(5)更好的經濟學家?！盵9](P39)曾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說：“歷史、統計和‘理論’，三者合起來構成我們的所謂‘經濟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10](P28-29)。國外經濟學泰斗這些議論，都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之談。如果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者都能進入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隊伍中，不僅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面貌大為改觀，中國經濟學也一定會步上一個新臺階。
4.加強組織協調領導，發揮研究機構和學會團體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亟待領導重視和加強組織協調。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課題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規劃列在經濟學中，但比重極小，2000年49個經濟學選題中經濟史僅有1個。這樣少的課題項目，能申請上的人寥寥無幾，研究者們只好自擬自選課題，而且這種無政府狀態也浪費人力。要振興中國經濟史研究，國家課題規劃應增加列入項目。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部門還應組織經濟學、歷史學、中國經濟史學和外國經濟史學等學科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研究會等學術團體，制訂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中、長期規劃，爭取經費，組織和集中力量積極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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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史范文4
一、波蘭會計研究及其特點
（一）波蘭會計研究發展的外部環境 波蘭位于中歐，其顯要的地理位置及地形使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這導致波蘭的歷史上連年的戰火，幾個世紀以來波蘭的版圖也一再更改，從而形成了波蘭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特征。波蘭曾三次被沙俄、普魯士和奧匈帝國瓜分，經歷1795年的第三次瓜分之后，波蘭亡國，波蘭就從歐洲地圖上消失長達123年。1918年11月11日恢復獨立，成立資產階級共和國。1939年9月，法西斯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納粹軍隊占領了波蘭全部領土。 1944年7月蘇軍與在蘇組建的波軍進入波蘭國土，波蘭新國家誕生。1989年東歐劇變中，波蘭最先由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演變為西方歐美資本主義制度?？v觀波蘭的近現代歷史，波蘭基本上處于被占領的狀態，即使在二戰后獨立了，由于照搬蘇聯模式，實際上沒有取得獨立自主的權利。由于上述歷史原因從根本上造成了波蘭各個地區有著不同的經濟模式，經濟發展極為不平衡。這些都對波蘭的會計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首先各個地區采用的會計模式有所不同，其次波蘭各個地區會計發展水平也不同?？傮w來看，20世紀以來，波蘭的會計研究在列強分裂統治的夾縫中頑強地發展著。本文根據Richard Mattessich 教授的《Two Hundred years of Accounting Re-
search 》一書中第16章的內容，結合波蘭的歷史進程將劃分為三個階段來進行評述：第一個階段是1900年～1944年兩次世界大戰前后波蘭的會計發展；第二個階段是1944年～1989年，波蘭社會主義時期的會計發展；第三個階段是1990年以后，波蘭的會計發展。
（二）波蘭會計研究主要成就 包括：
一是1900年～1944年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前后波蘭的會計發展。（1）主要特點：強調會計是一種實用型技能。盡管這一時期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都燃燒到波蘭，但是波蘭的紡織業，制造與化工，冶金業，礦業與航天還是有所發展，它們的發展加大了克拉科夫與利沃夫的貿易流從而深化了會計工作的重要性，推動了會計的職業化發展趨勢。這一時期絕大多研究者認為會計是一種實用型技能，很多教育機構紛紛開設會計學科以滿足波蘭經濟發展的需要，這使得會計專業知識與技能開始顯現出其實用性特點。波蘭國內對高資歷會計師的需求也與日俱增，1918年之后越來越多的中級商學院與在華沙（1924），克拉科夫（1925），利沃夫（1922），波茲南（1926）四大高等教育機構紛紛開設了會計這門學科，進行會計實務教育，出版各種會計教材，強調會計的實用技能。（2）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波蘭的會計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分作兩大類，一類是強調會計實用型技能的研究；另一類是在會計實用性大潮中進行的理論研究。強調會計實用型技能的研究主要體現在會計實務手冊和會計實務教材的編寫與出版兩個方面。在這個時期，簿記學與編制審核資產負債表的圖書主要是實用型手冊。（Skrzywan 1967）。同時涌現了很多學者積極投身于編寫主流教材，主要代表人物有Józef Aseńsko， Tomasz Lulek， Witold Skalski， Franciszek Tomanek， Witold Góra， Witold Byszewski，Marcel Scheffs and Stanislaw Skrzywan。在此期間雖然波蘭的會計研究注重實用性，國外先進的會計理論雖然不被接受（Scheffs 1936；Skrzywan 1964：205 ），但有些理論出版物還是引人注目的。波蘭會計理論家們的主要議題集中以下幾個方面：會計基礎理論和會計賬戶理論；會計術語；資產負債表和損益項目的結構；評估問題；資產負債表分析；賬目審計和財務報表；解釋和評價現存會計法規；會計演化的歷史觀點。其中，主要的代表學者有Góra，Lulek，Byszewski，Skalski，Scheffs。Góra在著作中闡述了好的資產負債表對于股東，債務人，債權人進行評估決策的重要性。Góra對比了德英法資產負債表的范本，提出波蘭資產負債表的范本。1922到1927年波蘭的高度通脹使資產負債表上的數據失去了意義，因此價值評估的問題特別重要。Lulek對波蘭通貨膨脹的回應強調了資產負債表再評估的重要性，在《資產負債表的正常化》一文中，他提出了資產負債表的標準。但Lulek（1922，1922 to 1924）對會計理論的主要貢獻是賬戶分類，他曾在《商家賬戶的理論依據》一書中分析并批判Schr與Ciompa的會計經濟理論，并提出復式記賬理論源自于經濟學，認為所有權，資本，利潤等概念是具有經濟特性的而非法律特性。Byszewski的貢獻是推動了波蘭的復式記賬法體系，他對賬戶的擬人化學說和當時流行教授會計準則的方式提出質疑，盡管Lulek 和 Byszewski的觀點并未超越靜態資產負債表理論，但他們引入大量的先進元素：例如會計等式三要素（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商業資產的收入效用與經濟主體優先于法律形式。（Kawa 2002：72）。Skalski解釋了資產負債表與實際賬戶（與名義賬戶對比）的主要準則與功能。此外，他探討了總分類賬與其他賬簿的聯系，將其融合于一個記賬體系。Skalski（1934）研究了這樣一些問題，如資產負債表的結構、存貨的原則、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的價值、所有者權益、借入資本，留存資本，隱藏的規定和調整資產的價值和資金項目，以及“真正價值”的概念?！罢嬲齼r值”的概念在1934年被用于商法典。Scheffs是一位在銀行界和企業界著名的會計專家，在Scheffs的著作中（1939 b），他堅信會計不僅僅是一種實用的技能，也是經濟科學的一部分。Scheff（1936，1938，1939，1939 b）的研究領域很廣泛，從評估問題、無形資產、生產成本、資本市場和立法審計到會計的歷史都是他感興趣的話題。他對經濟和哲學的興趣，也融合到有關會計問題的研究中。自1939年以來有三個連續的沖擊影響著波蘭會計：德國、蘇聯和西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國占領的地區強制執行德國統一會計制度。在被蘇聯吞并的東部地區，引入蘇聯的統一會計制度。
二是1944年～1989年，波蘭社會主義時期的會計發展。（1）主要特點：計劃經濟下成本會計的長足發展。1944年波蘭政府重建，由Stanislaw Skrzywan 和 Edward Wojciechowski （Jaruga and Szychta 1997）于1946年制定的第一個統一的會計計劃，深受德國模式影響。由于它是前蘇聯的西鄰，歷來被后者視為它面向歐洲的屏障，對蘇聯來說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因此，盡管波蘭政府重建了，但是蘇聯模式強有力地影響著波蘭，在1951年～1953年期間，中央計劃經濟取代混合經濟，并采用蘇聯經濟計劃模式和金融體系，從而引進蘇聯會計計劃和會計科目表，經歷了幾次改革和改進，如在1960年，1976年等都進行相應調整，使之適應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管理的目標。盡管蘇聯的政治經濟模式深深影響波蘭，但是在文化傳統上，法國對波蘭的影響甚至大于二戰前的俄德奧三個宗主國，二戰前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蘭西”之稱。因此這一時期波蘭的會計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鑒了法國的先進經驗。（2）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在波蘭計劃經濟時期，波蘭的成本會計有了長足的發展。這一時期波蘭學者對成本會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本的分類，標準成本，成本模式，成本會計準則等方面的研究。其中jaruga教授對波蘭成本會計的理論研究有較大的影響。波蘭的成本分類主要借鑒了法國的成本分類思想，其成本分類是基于宏觀經濟目的，如盈余賬戶，增值表以及在兩個會計循環中的成本流轉（Jaruga 1972，1988，1993a ，1993b）。在中央計劃經濟下，會計是作為政府引導國有企業計劃的一個管理工具。在此過程中，名義利潤是實際產出和預算數目的對照，這很關鍵（Dixon and Jaruga1994），因此管理決策首要關心的是效率的提高，這種效率是以某個標準成本會計制度監測的，這確保內部責任（也叫責任會計）和適當的單位成本的決策（Jaruga and Ho 2002）。成本會計問題和會計一般理論構成了會計論文的兩大主題，20世紀90年代前許多著作都反映這兩大主題，其中最值得提的是S. Skrzywan，W.Malc，Z.Fedak，B.Siwoń，W.Nowaczek，P.Tendera，H.Sobis，T.Wierzbicki，B.Binkowski，A.Jaruga，J.Skowroński，K.Sawicki，J.Matuszkiewicz，E.Burzym and Z.Messner.這些人的專著和編制的教科書。由于Skowroński融合了完全成本和可變成本決策的特性，其特別之處在于生產要素的成本模式（Jaruga and Skowroński 1986）。雖然學術期刊強調成本會計用于決策以及內部經濟責任（Fedak 1962，1967；jaruga 1966；Messner1967），但是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前它們沒有監管的作用（Jaruga 1989：6-7）。針對會計法規的學術研究（尤其是關于成本會計規則）在20世紀70年代已可見到，部分原因是由于1976年的總會計科目規定，以及相關的會計賬戶（各種分支）的標準規定。部分原因是由于成本會計準則現代化（Decree of 1983- see Ministra finansów1983； Zarzdzenie Nr 83）。另外，許多學術著作（B.Siwoń，W.messner，T . troszczyński， A. Jaruga， J. Skowroński and I. soba
ńska）已經運用在大量的成本會計和管理會計項目（ Jaruga and Skowroński 1994；167）。在計劃經濟時期，波蘭的成本會計發展較快，包括高等教育的規劃，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管理會計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在冷戰期間，波蘭學者也表現出對現代會計研究的特別興趣，Wojciechowoski （1962，1964）（1962，1963）介紹了他的規范會計理論之后，Peche（1959，1963）在波蘭會計研究領域提出“演繹趨勢”，而Skraywan（1967）發起了實證研究，這種與西方密切的聯系通過一系列用英文寫的論文（Jaruga 1972，1974，1976；Berry and Jaruga 1985）以及各種關于波蘭會計話題得以證實。
三是1990年以后，波蘭的會計發展。（1）主要特點：會計發展與國際接軌。1989年，東歐巨變，波蘭是前蘇聯、東歐國家“劇變”中的帶頭羊，也是劇變后迄今為止經濟發展狀況最好的一個國家。1989年～1999年十年間波蘭先后換了8屆政府，卻并未影響經濟的快速復蘇與增長。波蘭自1989年底開始實行市場經濟以來， 其會計規范建設發展迅速。1991年以財政部長法令形式通過了新的會計法規。1994年， 在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幫助下， 政府起草了新的基本法， 基本法在1995年1月成為法律。波蘭議會在2000年對會計法案進行了重大修訂， 修訂部分在2002年或以后執行。修正的會計法案更接近于國際會計準則。（2）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在新的時期，Jaruga和Szychta（1996）及其著作一如既往，涉及多個方面，如統一的會計原則和會計發展、審計以及工業會計的會計表及其重組問題。Krzywda等（1998）和Vellam（2004）分別對波蘭審計法定的發展和國際會計準則的實施提出了建議。一系列的相關論文在波蘭的核心會計期刊《會計》上出現。相關著作也相繼出版，如szychta（1989，1996a）關于會計參考文獻以及關于Mattessich（與szychta 合著1996b）的會計理論的書籍。自從新千年伊始，在波蘭的各個城市舉辦了一系列國際會計研究會議。相應的內容相繼以一般會計原則為標題（每年有不同的副標題——也被稱為GATI，GATⅡ和GATⅢ）被出版（英文），（Dobija，2003；Dobija和Martin2004，2005）。他們的一些貢獻（和他們的著作）闡明20世紀波蘭或其他東歐國家的具體會計問題。典型的例子有：Bednarek （2003）將波蘭政府會計和美國政府會計相比較。W·dzki（2004） 研究了關于波蘭企業破產的預測，Wójtowicz（2004，2005）指出用國際會計準則對波蘭會計的影響以及波蘭公司的利潤表的客觀性；Jaruga等（2005）關于在波蘭采用國際會計標準以及Szplit和 Hnidan（2005）對波蘭的稅務會計進行了研究。如2002年波蘭財政部第11號指令，包含了投資基金、養老金、銀行信托人等特殊行業的會計準則， 確認計量披露金融工具的詳細規定及編制合并報表的規定。在會計法案未規定的領域中由會計準則委員會規定如果沒有本國準則， 則采用國際會計準則， 這是一條比較重要的規定。這對波蘭會計信息的質量將產生較大的影響。
（三）波蘭會計研究評析 20世紀以來，波蘭會計研究的發展猶如大海邊懸崖裂縫中的一棵小樹，面對著變幻莫測的洶涌波浪，只要有一絲陽光，就會努力地向上生長著。兩次世界大戰，使波蘭處于連年戰火中，動蕩不安，波蘭會計界的學者和其他科研工作者一樣在國家危難時期用自己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推動著波蘭的科學理論前行，他們并不屈從于外國勢力采用完全的“拿來主義”，而是采用了一種批判的態度對待歐洲會計思想成就，多角度進行研究，提出了適應波蘭經濟發展狀況的本土會計學理論和會計實務處理方法。從而使波蘭的會計研究在世界會計史占有不可磨滅的影像。二戰后，世界范圍內成本會計迅速發展，波蘭的會計發展追趕著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與時俱進，融貫東西。盡管波蘭的政治經濟受到蘇聯的控制，在蘇聯模式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仍然積極吸取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文化與管理思想，使本國的會計研究東西交融，在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的研究上有了較快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劇變，波蘭的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盡管有近十年的時間波蘭政府如走馬燈似的更迭，但波蘭在動蕩中逐漸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浪潮中，并于2004年加入歐盟。在歐盟的大家庭里，波蘭找到了自己的發展方向，波蘭的會計發展也與國際會計的發展接軌。
二、烏克蘭會計研究及其特點
（一）烏克蘭會計研究發展外部環境 烏克蘭的歷史與波蘭的歷史有極大的相似性，長期處于被列強分裂的狀態。烏克蘭地理位置重要，是歐洲聯盟與獨聯體特別是與俄羅斯地緣政治的交叉點。1795年，除加利西亞（1772年～1918年屬于奧地利）以外，烏克蘭其余地區均在沙皇俄國統治之下。1917年底東烏克蘭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18年至1920年外國武裝干涉時期，西烏克蘭（東加利西亞和西沃倫）被波蘭占領。1922年蘇聯成立，東烏克蘭加盟，成為蘇聯的創始國之一。根據波蘭和蘇聯簽訂的《里加條約》，西烏克蘭成為波蘭領土，1939年，二戰爆發，波蘭被分割占領，西烏克蘭與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合并。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德國占領了烏克蘭全境。1944年，蘇軍重返烏克蘭，解放了烏克蘭。1991年蘇聯解體后，烏克蘭獨立。與波蘭類似，20世紀以來，烏克蘭的會計研究在列強分裂統治的夾縫中頑強地發展著。在這部分將依據Richard Mattessich教授的《Two Hundred years of Accounting Research 》一書中第16章的內容，按烏克蘭的歷史進程與政治地域范圍將劃分為三個區域來進行評述，分別是西烏克蘭、俄屬東烏克蘭和蘇聯統治時期的烏克蘭、獨立烏克蘭。
（二）烏克蘭會計研究主要成就 包括：
一是西烏克蘭會計的發展（19世紀中期至1939年）。（1）主要特點：深受德國影響，會計實務研究與理論研究齊驅并進。20世紀初期，烏克蘭會計學發展主要受到兩個會計學派的影響——德國學派和俄國學派。從1772年到1918年，當今烏克蘭西部地區（Halychyna）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發展速度高于東部和中部地區。1870年，Halychyna成為自治政府，自治政府大力發展經濟和社會基礎建設，推動了Halychyna地區商業銀行，合作社，公會以及公司記賬的興旺繁榮。在這種情況下，Halychyna的會計學受到德國會計學派（那個時候在歐洲最具盛名的學派之一）的影響。（2）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在西烏克蘭時期，烏克蘭的會計研究蓬勃發展，會計的理論研究與實務研究同時并進，研究學者不僅有會計學界的人士，還有經濟學界的人士，運用多學科理論來研究會計問題。其中著名的學者有Ciompa，Krasitiski，Kormosh， Gora 等。這個時期發表的書刊以實務類型和與其相關會計程序以及資產負債表預備工作為主要內容（Krasitiski 1851；Kormosh 1875，1912，Gora 1920）。這些書刊的出版引起了法律規定強制性的會計和報告要求。根據奧匈的法律關于 “商業合作關系與合作利潤”的規定（1873年4月9日），這些企業必須記賬、記錄和保存這些資料至結賬和報告資產負債表后的六個月（Kormsh 1912）。在19世紀中期，會計理論和各種各樣的會計概念開始在烏克蘭出現——尤其是在Halychyna的首都利沃夫。20世紀初期，經濟學家兼利沃夫奧匈銀行的主記長Ciompa（1910），發表關于會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的著名研究（雖然這些觀念不被現代世界認可）。他說：我稱這部分economography為計量經濟學；記賬是數學的一個實際應用，反之亦然；計量經濟學僅僅是記賬原理（Ciompa 1910.5. translated）。所以，Ciompa堅持從經濟角度、而非法律角度解讀會計的觀點。他認為實質重于形式，他在下述言辭中表達了支持經濟學方法和反對在資產負債表上采用法律方法的原因。第一，從經濟學觀點考慮，應當考慮商業實體，因為它最主要的目標是生產發展，不應該用法律內容來取代經濟事項（Ciompa 1910：70，translated）。后來，他繼續說道：還不清楚為什么法律觀點會比經濟過程更重要，通過法律來強制記賬的這種傳統上的形式主義在資產負債表上僅僅起表面上的和裝飾性的作用。Ciompa著作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財產，資金和效率“三棱鏡”來看會計學：記賬的目標是在數學上或程序上計算財產的使用結果以及管理資金的效率（Ciompa 1910：14，translated）。此后，在20世紀初期，Pawel Ciompa支持以管理為導向的會計概念，注重經濟績效評價決策。這種方法被許多當地和同時代的會計學界高度稱贊。后來，在一些書籍里，如Gora（1920），記述的管理方法提高，并且有了極大發展。杰出的經濟學家Teofill Kormosh（？～1927）在20世紀初期發展了烏克蘭版本的德國會計學模式——以資金概念、成本分類和標準為中心。Kormosh是為合作組織編寫第一本關于商業管理和會計的烏克蘭教科書的人。Kormosh是Lvóv和Przemgsl的各個工會和組織的合作者和領導者，在20世紀初期，參加過許多商業和社會活動。他支持降低管理成本，創造條件維護股東利益。在19世紀20年代（烏克蘭西部地區會計強力發展時期），烏克蘭合作社（合作機構）改良運動（the revision Movement of Ukrainian co-operatives （RMUC））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發行周刊，《聯營（合作）企業縱橫》（The Business co-operative Republic）（1921-44），還有每月評論，The co-operative Republic（1928-39），聯合了超過3000家合作社，幫助傳播當地會計思想；還發行烏克蘭的教科書，烏克蘭語書籍和文獻，并且為會計人員組織了專門的培訓（mnykh etal，2000：100）。其中一本關于培訓合作團體的最廣泛使用的教科書是RMUC審查官寫的（I.Sterniuk （1926））為烏克蘭合作團體提供統一的會計學技術，這本書和kormosh（1912）所著的那本書以烏克蘭語被Halyehyna的公司廣泛使用。
二是俄羅斯帝國時期（1900年～1917年）的東烏克蘭會計和蘇聯時期（1917年～1991年）的烏克蘭會計。（1）主要特點：會計理論和實務顯著變化，會計組織的創立和會計雜志的創建，形成烏克蘭會計學派。在17 世紀和18世紀，大部分烏克蘭（除了halychyna）屬于俄帝國。在1775年，凱瑟琳二世女王結束了烏克蘭獨立國最后的島嶼zaporizhska sich的自治。在19世紀和20 世紀初期烏克蘭的大部分領土是俄帝國的一部分，沒有獨立的政府。在19世紀的最后幾十年里，俄帝國的經濟和工業迅速發展，烏克蘭地區成為俄國最有實力的工業地區之一。以制糖，煤炭，冶金工業為開端，還有鐵路建設迅速發展，所有這些變化提高了會計職業和會計人員的地位。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在烏克蘭出現了第一個專業的會計協會。1894年，在Kherson建立了第一個省級會計協會，1970年在Kiev出現了會計師和簿記員聯盟（Sokolov 1991：364）。在這段時期，幾乎所有的關于會計學的雜志和書籍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發行，只有少量的書籍出現在烏克蘭的屬于俄羅斯的地區（Grass 1899）。1912年～1914年烏克蘭僅有的一本名為《簿記與商業》的雜志在Kharkov出版——這是一本高品質的專業雜志（Butynets 2001a：191） 。后來，在蘇聯統治的第一年這種俄語版的會計雜志（ 如《會計與控制》， Kiev： 1927-28）和《 會計員》， Kharkov：1927-28）都在烏克蘭發行了。由于斯大林時期開始的對會計師的漸進式鎮壓導致這些雜志的壽命短暫。（Butynets 2001a：195）?？傊?，在斯大林時期會計學的發展特點是會計理論和實務的顯著變化，那是大革命時期俄國的會計學派取得逆轉性成果所引起的。這改變的力量來自于中央集權政府的強硬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的經濟方面的變化。在20世紀50年代 蘇維?！獮蹩颂m會計學派（重要性僅次于莫斯科學派和列林格勒學派，在前蘇聯位于第三）逐漸成形。（2）代表人物及其研究。烏克蘭學派的創建人是 P.P. Nimchynov 教授（1906-1983），他被認為是一個用新的、先進的方法研究農業會計學和農業企業的創始人（cf. Nimchynov 1976）。還有Igor V. Malyshev （1908-1979） and Mykola G. Chumachenko （1925-）。Nimchynov（1976）是嘗試創建既合乎實際又標準統一的賬戶分類體系的第一人，他也寫了一些關于會計理論的書籍（e.g. Nimchynov 1977） ，總共出版了9本著作200多篇文章。這個學派的其他相關作家有M.T. Bilukha，A.M. Kuzminsky， O.S. Borodkin，F.F. Butynets，Y.Y. Lytvyn and M.V. Kuzhelny。另外一個著名的烏克蘭會計師是Malyshev教授。1961年他是烏克蘭農業學院會計系的領頭人，既是一個著名的理論家又是一個實務者，主要論文都致力于會計學理論（Malyshev 1971， 1981）。除此之外，Chumachenko教授是烏克蘭國家科學院的成員之一，發表了幾百份的論文、教材、專著和文章。主要著作主要是與工業會計、成本計算程序和“規范”會計學（Chumachenko 1965， 1966）有關。1980年到1990年這段時期，Chumachenko屢次到國外 （例如，在伊利諾利州大學） 工作，參與組織合作研究項目，與美國，加拿大，中國和德國的科學機構合作。他是第一個參與研究的蘇聯科學家，將會計學研究完全應用于美國工業。Chumachenko（1971）開始在蘇聯推廣西方會計思想。Valuev （1984）， Kuzminsky and Sopko （1984）， Kuzminsky （1990）， Pushkar （1991）為蘇聯會計學理論做出了許多其他重大貢獻。在20世紀的后三十年，像Murashko （1974，1979）； Kuzhelny （1985）這樣的烏克蘭會計學者在會計實務上做出修改和控制，Chumachenko （1960，1968）和Shkaraban （1988） 研究了實際運用分析。這些學者的研究對現代烏克蘭的會計學產生了很大影響。
三是獨立烏克蘭的現代會計學與審計學的形成（1991年至21世紀初）。（1）主要特點：會計學科各分支的深入研究，與國際接軌。獨立烏克蘭時期的會計研究百花齊放，會計學科各個分支學科均有所突破，總體上緊跟國際會計研究的步伐。（2）研究成果。包括：其一，會計學的理論與實踐的發展。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烏克蘭宣告獨立。那時，烏克蘭的的會計學開始逐步平緩地向國際會計準則過度。烏克蘭會計學模式將其本國死板的會計學規章與從西方實踐引進的原理漸漸趨同初現端倪。1999年，隨著《關于烏克蘭的會計與財務報告》的法律頒布，以及新的會計科目表和國家會計準則的施行，2000年1月1日起， 所有按照烏克蘭法律建立的法人企業以及經濟業務外方代表必須遵照《烏克蘭會計報告法》進行會計處理和提交財務會計報告，烏克蘭會計學自由化進程得以提速。近十幾年內，已經出版了若干有關會計學理論的新教科書，如 （Sopko 1998； Butynets 2000； Kuzhelny and Linnyk 2001）。例如Goritskaya （1999）， Golov and Kostiuchenko（2001）and Voinarenko （2002）這些烏克蘭的會計學者們已經撰寫了很多論文旨在解決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趨同中產生的各種問題。此外，烏克蘭新的財務會計體系受到更多的關注，同時，各種會計學分支：工業會計，商業會計，農業會計，商業銀行以及公共部門會計等也受到關注。1992年，由 Kuzminsky發起，創辦了第一份烏克蘭現代會計學期刊——《會計學與審計》。隨后，如《會計世界》， 《會計萬花筒》， 《資產負債表》等和其它專業性的雜志也出版了。會計學和審計學的開業者們已開始有意識地組織并形成相關的專業協會，如烏克蘭審計師工會（Ukrainian Auditors Union）；烏克蘭職業會計師與審計師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 of the Ukraine）；烏克蘭注冊會計師與審計師協會（the Ukrainian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烏克蘭農工聯合企業審計師、會計與財務師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Auditors， Accounting and Financiers of the Agro-Industrial Complex of the Ukraine）；烏克蘭財務分析師公會（the Ukrainian Society of Financial Analysts）。這些組織對烏克蘭國家會計學的職業、教育、研究和立法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二，管理會計和成本會計的發展。在蘇聯統治期間，烏克蘭人并不了解管理會計學。在蘇聯的會計體系中，只使用了些許成本會計學的概念。但是這些概念都只為了服務命令行政性的政府管理模式。只有在蘇聯解體后，即在1990年的初始，烏克蘭的會計師才有機會親自去了解并實踐西方的管理會計學。之后，管理會計學成為了烏克蘭會計學研究的主要項目并由此發展至如今的規模。關于管理會計的精髓，概念及商業中的地位的談論已在烏克蘭成為熱點，很多當地經濟學家（例如1997年的Borodkin，2003年的Lastovetsky）都甚至否認了它存在的理由，申稱其過于呆板，沒有實踐價值。另外一些親西方的會計人員則反對上述主張，并極力維護管理會計的發展及引入烏克蘭企業的重要性。（Golov和Efimenko1996；Pshkar，1995，1999；Chumachenko，1997，2000，2003； Napadovska，2000）。大部分的烏克蘭會計學者和專業人士都對英美管理會計學派有很高的評價，然而，德國的“控制”理念也對烏克蘭會計有很大影響，例如Pushkar（1999）認為烏克蘭的會計應該是側重于三方面：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和內部控制，Pushkar利用了控制一詞表示了戰略決策控制的意思。英國作者稱它為“戰略決策會計”。在最近幾年，很多學者和專業人士除了對傳統管理會計的概念感興趣，還對戰略管理會計，戰略成本管理和平衡積分卡感興趣，這些流行工具已被烏克蘭欣然接受，特別是翻譯高品質的教科書隨處可見，如Ryan（1995）；Ward（1992）； Shank和Govindarajan（1993）；Kaplan和Norton（1996，2001）。這些觀點反映在烏克蘭作者的論文和著作中，例如Golov（2003）編寫的戰略管理會計， Petrenko（2003）的戰略控制會計和Redchenko（2003a，2003b）的績效測度和平衡計分卡。最近幾年由Dobija和Napadovska（2007）編著出版的選集（傾向于“教材”），收錄了美國，加拿大，波蘭，德國，及烏克蘭一些文獻。其三，審計的發展。1993年后，“審計變革”的相關法律條文被通過后，審計在烏克蘭獲得了官方的地位，在那時，烏克蘭第一部審計教材的編訂是由Robertson（1990），Aren和Loebbecke（1991）完成的。自1993年以后，烏克蘭審計方法的主要特點是以西方審計理論為基礎的并以前蘇聯的修訂版的實踐為參考的，這一狀況延續至最近幾年，直到在烏克蘭審計署決定接受國際審計準則作為烏克蘭審計準則以后才有所改變。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烏克蘭學術界出現很多關于審計理論的教科書和專著（Zubilevych和Golov，1996；Rudnytsky，1998；Dorosh，2001；Redchenko，2001）并且有關審計人員與會計學員的應用準則陸續發表（Bilukhaz，1994，1998，2000；Red’ko，1995；Kuzminsky，1996；Davydov，2001 ；Goncharuk和Rudnytsky，2002；Gutsailiuk，2002等）。然而，烏克蘭的審計實務與西方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三）烏克蘭會計研究評析 西烏克蘭的經濟發展促進了會計的發展，會計理論、會計實務、會計法制、會計教育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各種組織的創立與發展，會計出版物的大量涌現對于當時的會計思想、會計知識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顯示了烏克蘭會計的發展對其經濟的促進作用，正如Krasitski曾指出：每一個企業，無論是工業企業還是農業企業，應當通過記賬來記錄其商業活動，這樣商人可以在任何時候在數值計算方面清楚了解商業活動的結果，并做出必要的（決策）調整。這一點特別適用于發生在Halythyna快速變化的農業活動中。而俄蘇統治下的烏克蘭會計可謂是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環境下發展的，一方面經濟的迅速發展，提高了會計職業與會計人員的地位，促進了會計的發展，這時烏克蘭會計的研究在強大的俄蘇國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自成一派；另一方面，強權的政治和扭曲的社會意識形態，對會計人員的漸進式的鎮壓，阻礙了會計研究的發展。在獨立烏克蘭時期，烏克蘭的會計發展取得了跨越式的進步，百家爭鳴，會計界人士，經濟界人士，企業界人士紛紛加入到會計理論與實務研究的討論中，使烏克蘭的會計發展更傾向于西方會計理論與實務，但是要追趕西方的會計研究非一朝一夕之功，烏克蘭的會計學者仍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探索，烏克蘭的會計研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三、波蘭與烏克蘭會計研究啟示
縱觀波蘭與烏克蘭會計的發展史，時轉事移，有些研究現在看來存在爭議，但是仍然很有借鑒意義：
（一）會計理論研究要有社會價值 為波蘭與烏克蘭的會計發展做出杰出貢獻的會計界著名人物奧匈銀行的主計長Pawel Ciompa，多角度研究會計理論問題，并將其運用于實踐，解決企業及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他對當今的會計研究者進行研究也具有榜樣作用，給人們深刻的啟示是會計理論研究的社會價值問題?，F代會計作為一個交叉學科，其發展有其自身規律同時吸取了其他學科的養分，從而使其理論與實務能夠在近現代取得突飛猛進的進步。對于會計理論研究者來說，廣泛涉獵多學科的知識，拓展研究視野，在大量多學科文獻閱讀的基礎上，厚積薄發，才能做出有一定深度與廣度的研究成果，取得學科領域內的創新?！疤鰰嬁磿嫛?，正如郭道揚教授曾經指出：研究會計問題，不僅僅是研究會計理論、會計方法、會計技術，還要研究企業、研究市場、研究國家政策、研究社會環境以及國際環境，這樣會計理論研究才能更好地發揮其管理經濟與社會的職能；從戰略決策方面來考察會計研究，使之上升到政策高度，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
（二）會計實務研究與會計理論研究相互促進 20世紀早期波蘭與烏克蘭將會計視為一門實用型技能，各級教育機構進行會計實務教育，出版各種會計教材，強調會計的實用技能。會計研究者進行會計實務研究主要注重于描述已觀察到的實務，并為這些實務的分類提供教學式的規則。雖然有時也能洞察到特定實務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但早期的會計理論工作者并未試圖建立一套能夠在總體上解釋會計實務的原因。20世紀30、40年代會計理論工作者才開始關注如何對公司報告進行限定的問題，開始重視對會計政策提出建議。直到2000年的《烏克蘭會計報告法》對從原始憑證到財務會計報告等一系列會計行為，作出了非常具體的規定。其包含的會計制度制定主體的多元化，實施的預審制度，框架的法律化、內容的多元化，對世界會計實務研究不無裨益。
（三）會計教育研究面向大眾 從波蘭與烏克蘭的會計教育研究來看，兩國十分重視會計教育與社會的融合，注重與企業的結合，培養應用型會計人才，為經濟發展提供適用的會計人才。這對我國當前會計教育有很好的借鑒作用。針對各種層次會計人員的培養與職業培訓，各學校如何根據本校的辦學定位，將學生培養目標結合社會需要來構建會計專業體系，進行課程設置，加強會計教育的實用性、技能性、職業性是當前會計教育急需研究解決的問題。
［本文系郭道揚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會計通史系列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1&ZD145）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郭道揚：《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會計控制、會計教育縱橫論》，《會計論壇》2003年第1期。
［2］郭道揚：《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會計控制、會計教育縱橫論（續一）》，《會計論壇》2003年第2期。
［3］郭道揚：《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會計控制、會計教育縱橫論（續二）》，《會計論壇》2004年第1期。
［4］金雁：《波蘭經濟轉軌的成就、經驗與教訓》，《國際經濟評論》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