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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成就范文1
關鍵詞： 國際經貿專業 教學內容 課程體系 實踐環節 教學經驗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的發展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體現在國際經貿專業領域，對國際經貿從業人員的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要求正日益提高。具有創新能力的國際經貿人才必須富有探索精神并能積極有效地解決問題，擁有清晰的思維和判斷力，熟練掌握語言的交流技巧，能準確獲取信息并快速學習和反應。對國際經貿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教學內容進行改革，注重先進性、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相結合、實踐教學體系的構建等問題，成為當務之急。
一、教學內容必須反映學科領域的最新發展
1.增加新的教學內容，滿足社會發展對知識結構更新的要求。
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要現代化，就要增加新的教學內容，同時也要用現代的知識觀來審視、選擇和組織好經典的、傳統的教學內容。由于我國外貿管理體制的歷史原因，國際貿易常常被看成是單獨專門業務，體現在國際經貿專業人才培養計劃中課程體系以外貿業務流程的內容為主。隨著貿易管理體制的改革、貿易經營權的放開和世界經濟的融合，國內的貿易業務日益成為企業的國際貿易操作是其企業運營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學生應當更多地從企業管理和運營角度學習和應用貿易知識，而不是專門學習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結算、國際貿易物流與保險等課程。提高我國高校培養的國際經貿人才在企業的適用性，需要將人才培養計劃中的課程設置延展至金融、營銷、商業策略、企業管理等領域，引入期貨交易、國際投融資、國際市場營銷等課程。這樣有助于學生就業和未來的職業規劃，讓學生在經濟貿易一體化的國際商務環境中工作做好充分準備。
2.兼顧傳授知識與能力培養的雙重目標。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觀念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有人稱當今世界為知識爆炸的時代，特別是電子計算機問世以來，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越來越快，周期越來越縮短，需要掌握的知識太多，單純靠在學校有限的時間里傳授是無法適應時展的。因此，教師除傳授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學會學習的方法，掌握不斷更新知識、自我發展的能力，要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備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的適應能力、競爭能力及再學習和創新能力。為配合這一目標的實現，我校在課程中加入課內實踐環節，以靈活多樣的實踐方式培養學生運用知識進行研究性學習的機會；對于實踐性較強的課程配套、課程設計或單項實訓課程，針對經貿知識跨學科、跨專業、綜合性的特點又在高年級設置了綜合性實訓課程。整個教學計劃的課程設置始終貫徹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培養的指導原則。
二、構建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正確處理好兩大關系
構建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以開放性、綜合性、彈性為特點，在調整過程中應處理好以下兩大關系：
1.正確處理單門課程建設與系列課程改革的關系。
當前課程體系調整與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整體的而不是局部的(一門課)，僅停留在單門課程的原有框架內改革是不夠的，因為各門課程彼此獨立地進行優化后再相加并不等于整體的最優。首先應解決整體宏觀的最優問題，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各門課程的結構、內容劃分。具體到某一門課程的改革上，應當首先確定它的宏觀定位問題，應從課程結構的總體上根據未來社會發展的要求，進行結構和內容的創新，認真提煉各門課程的基礎性內容，同時把全球經濟融合、世界經濟一體化、貿易投資一體化發展背景下，國際貿易理論和實務出現的新情況、中國對外開放出現的新情況，引入到課程內容之中，使課程內容不斷地升華和提高。
2.處理好繼承和發展的關系。
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改革，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求得發展。一方面，要堅持取消那些內容陳舊、脫離實際的課程，設置內容新穎、符合實際的課程(例如經濟類、法律類的課程等)。另一方面，又不能對過去所有課程和內容采取簡單的、全盤否定的態度，而要實事求是地對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進行分析研究，明確哪些是過時的，哪些是重復的，哪些需要重點講授，哪些學生需一般了解，哪些基礎知識應當保留，哪些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必須補充的新的基礎理論。本著寬口徑、厚基礎的人才培養要求，我校國際經貿專業目前的課程體系結構為學科基礎課、專業核心課和專業選修課的三維結構課程體系。學科基礎課包括教育部規定的經濟類專業必修的若干門主干課程，為學生在今后對應用經濟學領域的發展打好理論基礎。專業核心課程是與專業聯系比較緊密的一類課程，國際經貿本科專業人才培養中的重點、厚基礎體現在對這些專業核心課程的教學要求更高上。專業拓寬的課程屬選修課。這種三維結構的課程體系加強了課程之間的相互聯系和溝通，以少而精的核心課程為中心，能更好地適應社會需求的變化。
三、加強綜合性和設計性實踐內容建設，著力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加強實踐環節，是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解決實際問題、激發學生創造性能力的重要途徑，也是對學生實施綜合素質教育的重要環節。結合國際經貿專業知識結構的綜合性、實踐性特征與創新型人才的培養目標的要求，應遵循從理論到實踐，從感性認識到實際運用，從單項到綜合的原則，構建一個符合認知心理規律的、循序漸進的實踐教學體系。
我校國際經貿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中的校內實踐教學包括課內實踐和課程實訓兩個層次。課內實踐和課程論文是在理論教學過程中或結束后，作為課堂理論教學內容的擴展和應用，將專業理論知識與國情和企業實際結合起來，鍛煉學生應用所學知識分析問題能力的實踐環節。對于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如“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國際經濟學”、“國際經濟合作”，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采用討論式、互動式課堂教學，增加小組研討的課時，采用講授和小論文結合的實踐教學方式，幫助學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理論內容。引入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學生作業和考試更多的是大量的文章閱讀和資料的收集分析，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得到結論，真正培養起學生運用知識進行創新實踐的能力。
課程實訓可以包括單項技能實訓和綜合技能實訓。單項技能實訓是在教學計劃內所列理論課程的配套實驗，這類實訓課程是較為重要的需獨立開課的實驗操作環節，是對一個階段所學單門知識的應用與設計，旨在通過實驗來鞏固、理解、運用之前理論課所學的知識，實現知識的積累。單項技能實訓一般是短期的，根據內容不同可分為理解型實訓、技能型實訓和任務驅動型實訓。如外貿函電、國際商務談判、外貿單證與結算、商品檢驗等課程在理論教學課時結束后，一般都配套有1―2周的實訓。
由于國際貿易業務涉及商業機密，企業一般不愿意讓學生接觸到核心部分，許多學生的校外畢業實習收獲并不大。為了確保學生能夠全面了解國際貿易業務的實踐過程，依托軟件平臺開展進出口業務的綜合模擬實訓就顯得格外重要。綜合實訓的設計更強調專業核心知識在解決實際問題時的關聯性，強調單項技能在解決實際問題時的整合性。在進出口業務的綜合模擬實訓中，學生可以利用單項技能與單科原理解決綜合性問題，完成復雜連貫的工作任務。
進出口業務綜合實訓課程是依托建立在校內局域網絡環境下的軟件模擬實訓平臺展開的。雖然只是在一個虛擬的貿易環境中，但學生能夠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全面、系統、規范地掌握各個業務環節的業務技能。學生以業務員的身份進入一家中國貿易公司并在公司通過局域網與“指導老師”――國外客戶、銀行、海關、船公司和保險公司等進行業務交流。指導老師隨時調整的各種宏觀經濟指標如成本價格、貨幣匯率、運費率等讓學生學會外貿公司利用各種方式控制成本以達到利潤最大化的思路；認識供求平衡、競爭等宏觀經濟現象；充分體會貿易業務的風險控制和規避的重要性；激發學生了解關心實際經濟運行動態的興趣。學生經過此類綜合實訓，可以大大縮短進入社會的實習期和適應期。
四、廣泛吸收先進的教學經驗，采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革教學手段為教學服務
當前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改革中，膨脹的知識結構與有限的學時之間的矛盾表現得很突出。而將計算機技術及各種現代信息技術等媒體教學手段與專業知識教學結合起來，在學科基礎課或專業核心課教學中開發計算機教學軟件，改革傳統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這樣在有限的時間可擴大課堂教學的信息量。另一方面，計算機輔助教學突出的優點是克服了教師一塊黑板、一支粉筆教學的局限性，創造出傳統教學手段所達不到的效果。它能夠通過語言、音樂、圖像、動畫、數據的運用等優化教學內容，同步調動學生的聽覺、視覺、想象力等，取得直觀、生動、深刻的教學效果，還能夠模擬各種操作環境，使學生不出校門，就能身臨其境地訓練操作技能。因此，在國際經貿專業的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的改革中，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運用對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效果提高大有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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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成就范文2
在如此嚴峻多變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大背景下，經濟轉型已先行一步的發達地區尚不能躲避稅收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命運，而主要依靠小規模制造業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反而能獨善其身？作為經濟學者，筆者對此問題很有興趣，卻一直苦思無果。
巧的是，筆者前段時間有幸參加了一個宴請，在座的有幾位地方縣城的主政官員，而且恰好有一位是主管經濟的常務副縣長。席間談到今年的經濟形勢和財政收入情況，筆者拋出上面的問題予以討教。
副縣長告訴我，其實今年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很不好，日子不比北京等發達城市好過。之所以財政還能大幅增長，一是有賴于罰款收費等非稅收入的增長，二是有賴于“總部經濟區”的設立。
一個小小縣城里也有“總部經濟區”？這倒是新鮮事。他解釋說，“總部經濟區”就是在縣城里有一固定區域，然后從外地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大城市拉來一些企業，在此注冊虛擬的分支機構。當然，實際業務還在外地做，只是開發票和納稅在縣里，縣里會將已繳稅的地方稅收分成按一定比例返還給企業，返還比例為50%-80%。2012年全縣稅收收入兩個多億，這樣引來的稅收就有一個多億，占一半以上。
聽罷此解釋，其他幾位地方官員也紛紛表示，現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做，有些偏僻的縣市甚至100%稅收返還，“稅款一日游”只為地方財政收入統計時在數字上好看。
原來答案是如此的簡單。有觀點認為“縣際競爭”有利于經濟發展，甚至可以很好地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成就，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仡欉^去30多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我們確實處處能見到“縣際競爭”的身影。
但伴隨“縣際競爭”而來的負效應論述已經不少。在目前體制下，政府的目標很可能演化為當政官員的政績最大化。為招商引資，可以零土地費用，可以免稅，可以犧牲環境，如此等等。由此，“政府主導”自然就成了“縣際競爭”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特點，問題也就隨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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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角度理解，筆者以為，“改革紅利”就是“制度變遷紅利”。
過去，我們主要看重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所以一說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就會提及“消費紅利”、“出口紅利”和“投資紅利”，反而忽視了中國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最根本動力――“制度變遷紅利”。實際上，據有關研究估計，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遷紅利對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貢獻最大，其貢獻率大約為45%-48%。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經濟制度創新的結晶，也是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演繹和實踐的典型案例。
為什么要重提改革紅利？
首先，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已經發生變化。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經濟增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為第一階段，增長的動力主要來源于對外開放和解除經濟管制等制度大變革帶來的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上世紀90年代至2008年為第二階段，經濟增長受益于中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出口拉動，以及基于出口需求基礎上的資本形成；2008年以后為第三階段，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逐漸弱化，企業生產成本快速上升。中國出口型制造業遭遇發展困境，一面要與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國家競爭，另一面要與歐美國家的“再工業化”戰略競爭。由此，中國出口占全球份額再也難以繼續大幅度提升，經濟增長的源動力被倒逼轉向內需和產業升級。在第三階段，如果中國繼續依賴過高的投資增速，由于投資形成的產能增長缺乏有效的需求支撐，加之我國投融資體系改革滯后，過多的信貸資源就會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與國營企業。過重的“政府主導”色彩導致的“國進民退”和產能過剩在加重財政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同時，還會進一步抑制民間經濟的內生創新活力，搞不好中國就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另外，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的轉折點）的到來也使得我們一向占有優勢地位的勞動力資源正逐漸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短板。
其次，我國經濟和社會長期非平衡發展所積累的“公平負債”正成為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難以承受之重。所謂公平負債，是指過去這些年，我們的改革在有些方面的停滯甚至倒退而帶來的經濟效率損失。比如經濟領域的“國進民退”、“投資依賴癥”，社會領域的分配不公、因“維穩”而導致的社會活力喪失與體制僵化等等。由于過去我們對“效率”的偏好和對“公平”的重視不足，經濟發展上的“不平等”、“不公平”已逐漸向政治、社會等其他領域擴散。社會不和諧現象和社會價值觀的缺失可能成為制約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大障礙。
此外，我們還面臨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的壓力。經濟改革進行了三十年了，而與之配合的政治體制改革相對進展緩慢。目前，改革中遇到的很多深層次矛盾，單靠經濟領域的單邊改革已經無法完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變革束縛經濟發展的管理體制，相應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短板急需彌補。
如何繼續釋放改革紅利？
時至今日，我們的改革思路已經越來越明晰。從1995年最初提出的“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純經濟一元轉型戰略，到十六大提出“三位一體”，十七大提出“四位一體”，發展到十的“五位一體”的多元社會發展戰略。可以說，在當前形勢下，戰略思路已定，當務之急就是要找到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的突破口。
從長遠來看，最大的也是最值得期待的改革紅利就是十報告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就是說，要經濟轉型首先要政府轉型。
從短期來看，要進行全面改革，以下五個方面可能更值得期待：
第一，2013年經濟增速仍然定在7.5%是大概率事件。目前中國經濟短期內已企穩回升，市場對2013年經濟增長的預期普遍要比2012年高，經濟增速仍有希望重回8%以上。國內經濟短期軟著陸的態勢已經確認，但為破冰一些增長中的結構性矛盾，為經濟轉型進一步騰挪政策空間，政府仍會傾向于主動調低經濟增速。這確實很重要，因為這彰顯政府轉型的姿態。
第二，2013年的經濟工作最終目標由過去的“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轉變為“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一元目標已經演化為二元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態是對以往經濟改革的反思，是對重啟改革共識的肯定，特別是包含有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改革是對以往漸進式改革的大突破，不僅僅是既有改革的深化，更是改革的再出發。
第三，提振內需應該會是2013年的經濟亮點。擴大內需的地位近年被一再強調，今年更將其提高到了經濟的“基礎”地位，強調要培育一批拉動力強的消費增長點。不論是因為短期外需整體不容樂觀，還是因為中長期經濟結構改革，這一舉措都有其必然性。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發展旅游消費、養老消費等等，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內需消費將會更加多元化。但短期而言，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仍然十分關鍵，消費基礎作用的培育絕非一蹴而就。
第四，溫和的基建投資策略仍會繼續，這是“穩增長”的需要。2013年貨幣政策仍會體現穩健和謹慎性，“邊調邊看”恐怕還是主基調，但2013年財政政策會在2012年的基礎上適當從寬。
第五，圍繞新型城鎮化建設旨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系列改革會逐步拉開帷幕。其一，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提高農村土地征地補償標準是信號，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肯定不會止步于此，農村土地股份制改革、農村集體土地物權流轉、土地市場的交易主體改革，甚至土地“農轉非”的市場化過渡都值得關注； 其二，改革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開放異地高考是首選。在保持小城鎮和縣級市對農民入戶敞開的同時，戶改還要逐步向大中城市推進，不改變戶籍與城市公共福利的掛鉤，農民市民化就無從談起；其三，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農村社會保障由“量”到“質”的提升，城鄉公共服務要圍繞建立城鄉統一保障制度進行；其四，配套財稅體制的改革，財政收入要向地方傾斜。這是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改革戶籍制度的配套措施，不改革財政分配體制，地方政府就沒有足夠財力和動力為非戶籍人口提供同等的公共福利。
國內經濟成就范文4
出口拉動中國經濟成就輝煌。三十年來，出口對于中國國力的提升，改善中國國際收支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從1978年至2007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體規模擴大了57倍。其中出口擴大44倍，年均增長達到16.4%，遠遠超出同期GDP的增長速度。
出口彌補內需不足的現狀，從1994年開始，中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和拉動率基本處于正值。2001年隨著中國加入WTO，外需再次成為促進中國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經濟也因此進入2005-2007年依靠外需促增長的“黃金期”。
“穩出口、擴進口、減順差”已經確定為外貿發展的“十二五”總體規劃，中國外貿政策正在發生實質性轉變，逐步放棄“獎出限進”思路，也不同于金融危機前的單方面壓出口，而是在不影響出口的前提下，更加鼓勵并側重于進口。
擴大進口重要性凸顯
在宏觀經濟領域，過度出口造成了“貧困化增長”，使外部環境偏緊。過度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以大量出口廉價制造品的形式加以釋放，以此來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這在一段時間內的確能夠奏效，但是長期的巨額貿易盈余，必然會導致本幣升值壓力。
由貨幣當局大量購買外幣，以此來保持本幣的低匯率，這樣做的后果是長期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積累起大量過剩的購買力，最終便反映為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過度出口引發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即貿易順差和資本順差。雙順差導致大量外匯涌入中國，迫使中央銀行不得不大量發行人民幣收購這些外匯，央行在外匯占款項目下發的人民幣過多，導致國內通脹壓力增大。
出口的增長過多造成資源承載率過高，抑制經濟實體的內生性增長動力，影響經濟增長質量。以國外消費代替國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不但加大國內經濟的不穩定性，也削弱了國內消費的擴張。
同時過大的順差也加劇了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目前中國已經連續多年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順差的壓力首次來自于2007年，當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同比增長了47.7%，居世界第一位，外貿順差的過快增長，加劇了中國與歐盟、美國等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
來自商務部的資料顯示，目前中國與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存在貿易順差，雖然大量貿易順差的產生與全球產業分工以及中國在產業鏈中所處的位置有關，并非中國本身意愿，卻容易引發貿易爭端，令中國面臨來自多國的壓力。在全球經濟二度低迷之際，全球經濟增長需要再平衡，外部環境要求人民幣升值、要求中國擴大進口、擴大內需的聲音越來越響。
微觀經濟領域中，過度出口造成了企業技術進步緩慢、效率下降。以出口導向為目的引起的要素價格扭曲是企業創新動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企業在長期依賴于扭曲的低要素價格以后，短期來看這些企業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優勢會增強，長期來看可能會影響企業在提高產品差異性上所做出的努力。過度依賴出口對非貿易領域有著持續的“擠出效應”，使得非貿易領域投資率大幅下挫，就業易受國際市場的波動影響。
從中國自身的利益出發，擴大進口的外貿戰略與擴內需的目標相輔相成。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未來對進口商品有著巨大需求。中國總體上已經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加快發展時期，重化工業規模迅速擴大，工業發展和城鄉建設方興未艾，投資主體將日益多元化，投資規模將長期保持較快增長，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和其他投資品的需求將持續旺盛。
中國能源、資源消費率提高和國內滿足率低的矛盾將長期存在。根據海關統計，近幾年中國初級產品貿易除了食品、活動物和飲料以外其他均出現了較大逆差，目前進口大宗商品排前列的主要是原材料和加工貿易所需的半制成品。在國民生活水平提高和高收入人群擴大形勢下，國內消費越來越呈現多樣性，中高檔消費品需求增大。過去一直對中高檔消費品征收較高的進口環節稅，使得許多消費者不得不從境外購買，今后，這類商品進口有很大的增長潛力。
實踐證明，減出口、加快人民幣升值不可行，增加進口是“減順差”的唯一路徑。2007年，中國曾冀望通過“壓出口”的方式來減少貿易順差，降低了很多行業的出口退稅率，但這一政策令眾多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不堪重負。
尤其是金融危機期間，出現的企業倒閉和關停造成的失業讓“壓出口”政策更加謹慎。而迫于西方壓力，加速人民幣升值，同樣會使出口企業的成本大幅上升，產品失去競爭力。因此，實現“減順差，促平衡”的經濟目標，中國必須采取 “穩定出口，擴大進口”的策略，通過主動擴大進口來避免加息的壓力。
中國進口貿易問題
進口商品結構不合理。對初級產品，特別是對不可再生的資源密集型產品的進口較少，中國進口的重要資源主要用于生產，戰略儲備性商品進口少。中國近年來工業制成品的進口占全部進口額的比重都在70%以上，初級產品的進口比重卻不足30%。
2009年制成品進口7161.19億美元，占71.19%，初級產品進口占28.21%，其中，以原油、化工原料、羊毛、鐵礦砂等在生產過程中高消耗、污染重的產品進口為主。美國每年進口的大量原油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馬上加工利用，而是作為戰略儲備，中國石油儲備的最大能力僅為90天的石油消費量，遠遠低于日本的169天。
軟性技術進口少，由于國外主要技術輸出國對中國采取歧視性做法，核心技術進口更少，中國進口的關鍵設備大多為歐美等發達國家淘汰的產品，不便于及時掌握國際領先技術。據商務部統計，2010年全國共登記技術引進合同11253份，合同金額256.4億美元，遠低于當年貨物進口額13948.3億美元。
中國一直以來主要靠國內生產滿足消費需求，消費品進口比例偏低，且低檔消費品嚴重積壓與高檔消費品供給不足的消費斷檔，造成國內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無法滿足。出于保護國內產業安全的考慮，中國對一些重要的服務部門和行業（如金融）進行了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使中國在服務進口方面基本處于空白狀態。2010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口1921.7億美元，服務貿易占中國進口比重為13.8%，而世界服務貿易的進口比重為20%-25%。
在進口市場的選擇上，中國的進口市場過于集中。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進口主要來源于日、美、西歐、港澳等少數發達國家和地區，結構比較單一。近年來，中國進口市場擴展至東盟、韓國、中國臺灣等亞洲國家和地區，在中東、拉美、非洲、俄羅斯等國家(地區)進口額大幅提升，進口地區格局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但主要進口來源的排名基本不變。
一些發達國家壟斷了先進設備的生產，在國際市場上有一定的定價能力，一旦國際局勢發生不利于中國的變化，會造成國內進口成本上升，貿易條件惡化，不利于國家經濟安全。中國沒有培育出較強的自主研發能力，而又對關鍵設備和技術的進口依存度過大，可能使中國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受制于人，甚至有可能被鎖定在國際產業分工的末端。以韓國為例，近年來韓國已經成為中國主要的高新技術產品進口來源地，2010年，中國從韓國進口高新技術產品693.7億美元，同比增長41.8%，占全部高新技術產品進口的16.8%。
貿易結構方面，一般貿易的逆差和加工貿易的順差之間的矛盾依然較為突出。加工貿易的增值率很低，是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其“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特點對進口的擠出效應大，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國出口的增長，使中國的貿易失衡狀況更為嚴重。
1993年之前，一般貿易進出口額大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的發展速度比較緩慢，1993年后，加工貿易超過一般貿易，且發展越來越快，特別是2002年之后，各年的增長在20%以上。
另外，由于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其原材料供應和市場銷售完全依賴國外，與國內投資和消費的相關性相對較低，加工貿易的進出口增長出現大幅波動，對中國經濟波動必然也會產生放大效應。例如，中國外貿總量增長自2000年后相當快，其中加工貿易增長更快，但受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及經濟危機影響，中國外貿特別是加工貿易也遭遇重創。
中國通過加工貿易進口了大量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不利于國內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生產與優化升級。由于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在商品結構、目標市場和進出口配額等方面存在雷同或競爭，其發展會在一定程度上擠掉一般貿易，使國家稅收減少。
擴大進口的可能路徑
優化和調整進口商品結構。中國將重點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國內緊缺物資進口。在這方面，歐洲、美國、日本這些貿易伙伴占中國進出口大概40%左右，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進口，同時減少由于產業結構分工導致的對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
產業方面，逐步放開對一些產業的準入管制，將抓住國際服務業轉移的機遇，大力發展服務貿易進口，通過引進金融、電信等知識、人力資本含量較高的服務業，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將減少配件和中間品的進口，爭取進口配件的本土生產，克服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附加值較低的特點。研究中國的進口產品結構會發現，進口的很多產品是中國有能力生產的，或者雖然目前沒有能力，但是具有潛在生產優勢的。
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從長遠看，國內對過于耗費土地和水資源的農產品的進口需求將持續擴大。中國地少人多，土地和水資源依賴程度較高的農產品生產不具有優勢，過去強調保護農民利益，限制了進口。
調整、優化進口地區結構：制定進口國別政策，實現進口來源渠道與進口主體多元化，通過多元化戰略分散進口風險。為了平衡貿易順差，將增加從主要出口市場的進口，推動重要資源進口方式和來源的多元化，確保進口安全。
中國擴進口是與歐、美、日雙贏之舉，隨著中國市場逐漸開放,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高科技進口需求進一步增加，這都為促進雙邊貿易平衡提供了很好的客觀條件。數據顯示，中國與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貿易順(逆)差數據，與不同國家單邊限制對華出口政策的寬松程度相吻合。
中國高新技術類產品從2006年以來就一直占中國機電產品進口額的60%以上，中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口來源地前四位分別是東盟、韓國、日本、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從美國進口的高新技術產品份額卻從2001年的18.3%下降到了2010年的6.3%。
擴大同自貿區成員、逆差較多的成員以及最不發達國家的進口。2010年中國對所有最不發達國家進口到中國的產品減少了47%的關稅，未來三年時間，中國將單方面對這些國家出口到中國的95%的產品采取零關稅。
隨著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對能源、礦產等的需求越來越大，這就需要開源節流，通過多種渠道擴大進口來彌補供給缺口，一方面繼續加大從傳統進口國的進口，另一方面積極尋找能源進口的來源國，穩定進口渠道，使進口多元化，并嘗試建立與能源國的產需循環。
利用關稅和非關稅措施，完善鼓勵進口的一些政策，促進進口的便利化?？傮w而言，由于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大幅度提升，加入WTO后中國關稅水平持續下降，降低關稅應有一定的浮動空間。中國平均進口關稅水平為9.8%，處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上，其中，農產品平均關稅為15.2%，工業品平均關稅為8.95%。
按照國內產業發展的要求，中國將結構性下調進口關稅，這樣有利于降低進口產品的成本，擴大進口需求。進一步降低部分先進技術設備和能源、原材料產品的進口關稅，以降低進口成本，引導企業更多地進口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資源和商品，尤其是要出臺支持先進技術、關鍵設備、零部件和國內短缺的能源、原材料三類產品進口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取消部分進口減免稅。
積極改進其他價格工具，包括進口貼息、進口信貸、進口信用保險等。當前貿易進出口過程中，海關檢驗檢疫、銀行服務、稅務服務，這些環節仍有較大的改革余地，這也是國務院最近抓擴大進口的重要內容。
推行擴大進口政策面臨阻礙
在擴大進口的過程中，不僅需要中國政府部門的努力，還需要國際合作，包括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以及在節能環保領域的技術合作。在美國產業安全局現行10大類《出口管制商品清單》中，核材料、設備及其他材料、化學制品、微生物和霉素，材料加工、電子設備、計算機、電信與信息安全、傳感器和激光器、導航與航空電子設備、船舶、推進系統、航天器及相關設備等每一類都有對中國出口限制的物項。
另外，歐盟也明令禁止電子信息、新材料、傳感與激光、船舶與海事設備等產品向中國出口，日本同樣在高技術領域實施對華出口限制措施。各個部門對于不同產業的保護措施，可能在當下擴大進口的大戰略中受到沖擊，一系列擴大進口的政策可能會推行艱難，其最大的障礙主要在消費品領域，特別是中高檔消費品。2010年，進口貨物增值稅和消費稅收入占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29.5%。
擴大進口對企業的影響
擴大進口，尤其是擴大進口先進的產品、技術和設備，以獲得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有利于提升企業的技術水平，幫助加工企業的發展。近期大力下調原材料的進口關稅，企業有望卸下“成本壓力”的包袱。
擴大進口，優化進口結構對跨國企業的影響。中國在拓展進出口市場的同時，將加強與進口市場國生產企業及商貿企業的合作，給跨國公司帶來眾多機遇。中國在積極擴大進口的同時，將引導外資參與綠色經濟發展，支持具備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境內資本市場上市。
國內經濟成就范文5
經過30年的改革，智利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企業私有化過程已基本結束，一種新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已初步形成。從當前情況來看，智利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既不在于其經濟體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而在于這種新的發展模式的局限性。
關鍵詞智利，經濟改革，經濟政策，發展模式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以“華盛頓共識”為指導的經濟改革在拉美地區普遍展開，這個地區的經濟呈現出劇烈動蕩和增長乏力的局面。然而，智利經濟卻表現不俗，不僅宏觀經濟形勢基本保持穩定，而且增長勢頭強勁，1991-2000年以年均增長6.6%的業績居拉美各國之冠(1990-2003年為5.6%)，比同期拉美地區的平均增長率(3.3%)高出1倍，成為智利發展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對于智利經濟的出色表現，究竟應當如何解釋?智利是新自由主義模式成功的樣板嗎?智利的發展模式究竟有什么特色?本文試圖就這兩個問題進行一些探討。
一對改革進程的回顧
筆者認為，智利的經濟成就是政府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實行自主的、有創意的經濟政策的結果；或者說，是智利逐步背離新自由主義的結果。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有必要對智利的經濟改革進程作一個簡要的回顧。智利經濟改革是在軍隊通過1973年“九一一”阿連德領導的“人民團結”政府之后啟動的，迄今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1974—1982年，1983-1989年，1990年至今。
第一階段的智利經濟改革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特點，不僅嚴厲譴責“人民團結”政府“全面破壞了經濟”，“企圖把智利變成一個的極權國家”，而且全盤否定前期由國家主導的、高保護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主張建立徹底的自由市場經濟，推行自由貿易，發揮比較優勢。當時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放松管制，歸還前政府征收的私人土地和企業，實行貿易自由化(平均關稅由1973年的94%降至1979年6月的10%，取消非關稅限制)，開放金融市場和資本賬戶，反通貨膨脹(包括采取貨幣升值手段)，等等。這些改革的指導思想是：“一旦確立了市場力量的統治，資源就會(無代價地)重新配置給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工業，從而既帶動出口也帶動整個國民產值的快速增長?！比欢?，這個階段的改革成效并不好，表現為經濟劇烈的起伏動蕩，其中1975年和1982年分別出現負增長(-12.9%和-14.3%)，1974-1981年的平均增長率僅為3.3%，低于1960-1970年的4.2%。雖然這個階段出口明顯增長，但進口增長更快，形成大量貿易赤字，到1981年出口已呈現下降趨勢，到1982年智利因舉借外債失控而陷入債務危機。
第二階段的改革依然是在軍政府時期進行的，但在政策上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弗倫奇—戴維斯把這種調整稱之為“對新自由主義正統的偏離”(unadesviaciondelaortdoxianeoliberal)。他指出：“為了應對1982年的嚴重衰退，智利被迫調整政策以對付外部的嚴重限制和促進國內的復蘇。于是就出現了從主要是在70年代及80年代初確立的非常正統的或新自由主義的模式向一個更實用主義的模式的轉變，包括從某些初期改革中的局部倒退?！?/p>
第二階段主要的政策調整有以下幾個方面。(1)重新提高關稅。前期快速的貿易自由化改革引起進口激增和外來商品的劇烈競爭。為扭轉這種局面，智利政府在1982年以后再度提高關稅，由原來10%的統一關稅逐步提高，1984年9月達到35%的最高水平。1985年3月起關稅開始緩慢下調，直到1991年年中才穩定在11%的水平上。盡管如此，1984-1989年的平均關稅水平仍為20%，比1980-1982年期間高出1倍。(2)實行出口退稅制度(sistemadereintegro)，并對出口生產商進口機器設備減免關稅。(3)調整匯率。1983年，智利重新實行爬行匯率制(paridadreptante)，官方匯率根據國內與國際通貨膨脹的差別不斷調整，不僅糾正了原來的貨幣升值，而且使貨幣逐步貶值，1982-1988年期間貨幣實際貶值幅度達130%。此外，80年代期間，政府還采取了加大反傾銷力度，實行主要農產品價格按國際行情浮動，對出口企業提供技術支持以及減稅等措施。上述政策措施至少反映出債務危機發生后國家對經濟生活采取了一種主動干預的積極態度。這些政策調整不僅促使資源配置進一步向可交易產品生產部門轉移，推動了出口的增長，而且也帶動了替代進口商品的生產，對于緩解80年代因債務危機引起的困境起了積極作用。整個80年代，拉美地區經濟出現“失去的10年”，1980-1990年地區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1%，智利卻仍然達到3.0%，比地區平均增長率高出1.7倍。
隨著1990年文人政府取代軍政府上臺執政，智利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J.拉莫斯認為：“的確，在智利，從1990年起，隨著民主的到來，(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偏離就更大了。發展戰略雖然是建立在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基礎上，但已經作了修改，旨在建立一個致力于同時取得增長與公正的更積極的國家(unEstadomasactivo)，而不是像新自由主義所說的公正是增長的結果?！备惼妗骶S斯對智利文人政府經濟班子的基本立場做了進一步的解釋：“新的看法是既贊同對開放過程中的失誤有理有據的批評，開放過程造成了70年代嚴重的工業化倒退和大批企業的破產，但同時也考慮到，新自由主義改革在16年前就開始了，并已在1979年結束。做過了的已是既成事實。翻過那一頁，重新開始?！边@就是說，文人政府奉行的是對原有的改革再進行改革的方針?；蛘哒f，文人政府所繼承的主要是改革的基本目標，即由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內向發展模式轉向外向型發展模式，由國家主導型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至于基本經濟政策，則要由政府根據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自主地決定和調整。
二文人政府經濟政策舉要
1990年以來，智利前后幾屆文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并表現出明顯的政策連續性。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內，不能論及所有這些政策，只能擇其主要者加以介紹。
貿易政策。90年代初，文人政府在保持原有的貿易自由化水平的同時，貿易政策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先后與拉美、北美、亞洲、歐盟等一系列國家和地區集團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智利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對外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最多的國家。這一政策調整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第一，盡管智利的貿易開放程度已經很高，但是，在當今世界區域集團化迅猛發展的情況下，一國的單邊貿易開放所能獲得的收益是有限的。必須利用自身貿易開放的條件，與對方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才能通過相互的貿易優惠獲取更大的收益。第二，鑒于智利的貿易自由化程度明顯高于其他拉美國家，因此，在90年代以前，智利的貿易政策就具有一種脫離拉美而面向其他地區的傾向。隨著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各國貿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和地區經濟一體化向“開放的地區主義”方向發展，智利必須重新重視發展與本地區的貿易，而采取與其他拉美國家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是貫徹這一方針的有效途徑?？梢哉f，90年代以來，智利通過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明顯地擴大了出口市場。
匯率政策。如前所述，智利在80年代實行根據國內外通貨膨脹率的變動不斷進行小幅調整的爬行匯率。進入90年代以后，外資、特別是短期私人資本的大量流入，對本國貨幣形成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針對流入的外資以美元為主的形勢，智利政府對匯率政策做出重要調整，放棄了本幣單獨與美元掛鉤，改用釘住多種貨幣即“貨幣籃子”的辦法，增加了央行對兌換市場的干預，并對流入的短期資本采取強制存款(encaje)的政策(關于這項政策，下面再做進一步介紹)。上述政策無疑對于穩定匯率和防止貨幣過度升值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一點對于像智利這樣出口對國民經濟具有重大影響的國家尤為重要。盡管在90年代中期，主要在1996-1997年期間，智利依然未能有效遏制投機資本的過量流入，以及1995年至1997年10月期間貨幣累積升值16%，并由此導致亞洲金融危機引起的沖擊波和1999年改用自由浮動匯率制，但與某些拉美國家長期采用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相比，智利在這方面所遭受的損失要小得多。由于出口市場的擴大和匯率制度比較合理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智利的出口在90年代一直保持強勁增長勢頭：1990-1994年為10.0%，1995—1998年為9.5%，1999—2001年為7.3%。
強制存款政策。眾所周知，外來的短期投機資本對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和嚴重的后果。智利是最先對這類投機資本采取防范措施的國家之一。1991年6月，智利央行出臺了所謂“強制存款”政策，規定投機性的短期資本流入(主要是短期貸款和存款)必須將相當于資本流入量的30%存人中央銀行1年，不付利息。這一做法實際上就是提高外部融資的成本，是限制投機資本流入數量和調整外來投資結構的調節措施之一。后來，隨著資本流入壓力的下降，強制存款比重也逐步下調，直至2001年最終放棄強制存款政策。學術界迄今對這一政策仍有爭議。支持者認為，從宏觀經濟政策角度看，這一政策能給貨幣政策提供更大的活動余地，可以避免因短期資本流入過多引起的周期深化；在使用外部融資較少的情況下，由資本流入形勢逆轉所造成的損失就比較小。反對者則認為，這一政策往往并不能達到所追求的目標，特別是在限制資本流入量方面，有可能給國內企業融資帶來困難并加大融資成本。e不過，筆者認為，智利在特定的環境下采取特定的政策的做法，從決策層面看是有創意的；與短期投機資本在一些國家造成嚴重的金融動蕩相比，智利實行這一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智利文人政府當政以來，對于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財政政策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據有關文獻介紹，智利政府通過適度限制公共開支，根據形勢變化對增值稅稅率進行一定幅度內的向上或向下調整，建立穩定化基金(rondodeestabilizaci6n)，保持公共財政相當于GDPI%的結構性盈余等手段，逐步形成了一種穩健的、負責任的財政政策。90年代以來智利保持了27%-28%左右的投資率，達到其歷史最高水平，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與此同時，國家維持了對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投人，并償還了大量外債。“實際上，90年代期間，國家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持續的財政支持，包括1998—2002年經濟減速期間也不例外，中央政府的債務余額由1989年占GDP的43.8%降至2002年的15.9%。”轉支持中小企業政策。智利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政策體系和與之配套的體制架構。這個政策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面向中小企業的專門融資渠道，其中包括由國家生產開發公司(CORFO)擔任中介的中小企業投資貸款；由CORFO購買銀行債券，銀行將發行債券收入專用于向中小企業貸款；國家提供擔保補貼的貸款，即向中小企業放貸的金融機構直接向保險公司購買擔保，其費用的75%由國家支付，等等。(2)提供技術援助。智利于1993年建立面向中小企業的技術援助基金(FAT)，專門資助這類企業聘請顧問，以解決諸如市場分析、產品設計、控制污染、建立信息系統等。(3)中小企業研究與開發援助。智利于1991年建立全國技術與生產基金(FONTEC)，支持中小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活動。(4)培訓。軍政府曾對國家培訓體制進行改革，但效果不佳。1995年，文人政府制定了面向中小企業的培訓計劃，其中包括對中小企業業主、經理及管理人員的培訓和對小農業生產者的培訓。1998年還建立國家培訓基金(FONCAP)，為中小企業員工培訓提供資助。此外，政府對這類企業的支持還包括某些鼓勵出口的政策性優惠，以及鼓勵同一地區的同類企業形成某種聯合體等。
社會政策。社會政策并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智利在取得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并沒有忽視社會發展。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由于生產率的增長，工會作用的加強，也由于一度非常滯后的最低工資快速而集中的增加和稅收的重要增長(超過GDP的2%)，實際工資以每年將近4.5%的速度提高，并顯著增加了被拖欠的人力資本(衛生、教育和住房)投資，以及最低養老金和家庭撥款。因此，貧困人口已明顯地降至總人口的30%以下，收入分配有了改善?！?/p>
三關于“國家”(Estado)的定位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智利90年代以來經濟形勢的明顯好轉似乎有兩個重要因素值得考慮。第一個因素是，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智利經濟改革的啟動要早10-15年，進入90年代后智利已經渡過了改革前期的混亂與沖擊。在經濟改革的前期階段，由于指導思想的偏差和政策的不當，智利經濟經歷過劇烈的起伏動蕩，人均GDP的平均增長率僅為1.5%左右，貧困家庭比重由占30%上升到超過40%。正如有的學者指出：“在(智利改革的)頭10年中，自由貿易導向的主要沖擊是一種‘對內的破壞效應’，其中最突出的是前幾十年間逐步形成的國內經濟遭到局部性的破壞或肢解，造成了巨大的負面社會效果?！睂ζ渌绹叶?，90年代還正處在改革的前期階段，正在經歷著類似智利前期的“激進式”改革所引起的強烈沖擊。這或許是我們觀察這些國家90年代經濟與社會形勢的一個重要視角，但這并不等于說這些國家面臨的嚴重經濟與社會問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自動化解。這就涉及我們所說的智利經濟形勢好轉的第二個因素：政府在改革指導思想和經濟政策上的重大調整。
在論及智利政府改革指導思想和經濟政策的調整時，我們應當看到，智利改革在追求建立市場經濟、實行自由貿易、發揮比較優勢、讓私人企業起主導作用等基本目標上是前后一貫的。90年代以來智利歷屆文人政府改革指導思想的調整主要集中于對國家職能的重新定位，并把國家的干預或調控集中于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
在智利改革過程中，新自由主義者在國家的作用問題上有兩種觀點較具代表性。一是在對國家作用的整體看法上，認為“市場是自足的、良性的經濟調節機制”，國家只會造成扭曲與無效率，主張取消政治和國家，因而被批評為“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二是認為國家的收入再分配職能是對企業部門的負面干預，收入再分配過程是經濟“停滯之源”。根據國外學者對智利國家改革的研究，可以把智利政府對國家的重新定位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1)國家不再是企業創建者、經營者和直接生產投資者，但與此同時，國家為保持國民經濟的活力與穩定不斷地進行調節(如對危機局面進行干預)；通過政府促銷、提供補貼、刺激投資、簽訂貿易協定等支持企業擴張；采取多種辦法吸引外資；提供道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對人力資本的形成進行干預，等等。(2)國家不再在投資資源的配置上起決定作用，而是成為“第二線的資源配置者”，主要是通過提供補貼、提供投資政策優惠、放慢關稅減讓速度等來扶持某些部門的發展。(3)國家在發揮收入再分配職能時堅持一條原則：不在大企業家階層中造成不信任感。政府的行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向特定的社會集團轉移資源，包括現金和減免教育、醫療收費，確定最低工資水平，支持中小企業等；二是向貧困地區轉移資金和建立特定的地區發展基金。(4)國家通過諸如匯率、利率、財政等方面的政策調整保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5)國家制定必要的市場運作規范，包括對已經私有化的企業進行必要的干預，特別是在公用事業領域確保用戶的權益不受侵害。正如勞爾·岡薩萊斯指出：“盡管國家的分量比過去減小了，但上述情況表明，智利經濟絕不是一種不要國家的經濟。國家保留了它在現代國家應當出現的所有領域的存在，并限制著教條式新自由主義的得逞?！?/p>
四關于智利的發展模式
經過30年的改革，智利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企業私有化過程已基本結束，一種新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已初步形成。從當前情況來看，智利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既不在于其經濟體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而在于這種新的發展模式的局限性。
智利經濟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徹底改變以往由國家主導的、高保護下的內向工業化發展模式，建立一種發揮資源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這一改革目標的確定是基于這樣一種判斷：原來的發展模式是逃避外部競爭的封閉模式，所形成的工業體系既無效率又無活力，阻礙著勞動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因此，新發展模式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產業結構大調整的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前期的改革主要是通過快速地、大幅度地降低關稅和非關稅保護(平均關稅降至原有水平的1／10)，使工業部門在激烈的外部競爭中遭到“破壞”或“肢解”。這就是筆者在前面說過的改革的頭10年中，自由貿易導向造成對內的破壞效應。從債務危機發生到80年代末屬于第二階段，政府采取重點發展出口生產部門的方針，這既是建立新的發展模式的基礎，也正好與債務危機發生后解決對外支付問題的緊迫性相吻合。可以說，國內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貨幣的大幅度貶值和國內的低工資政策等因素，成就了這個階段出口部門的發展。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80年代后半期私有化中國家將大型銅礦企業保留下來。90年代文人當政后，政府進一步強化了促進出口的方針，推動智利產品出口成為國家外交工作的重心之一，簽訂了大批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實施特殊部門補貼政策(如林業補貼)；專門制定礦業部門外國投資法；擴大出口產品種類，增加出口生產基地；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等等。出口快速擴張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60年代，外貿占智利GDP的9%左右，到90年代末，這一比重上升到30%。
國內經濟成就范文6
【關鍵詞】 科技支撐 “中部金三角” 金融創新 新增長極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總體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等東部沿海地區的要素成本持續上升，資源環境壓力逐年加大，既有的比較優勢日益減弱，傳統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尤其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周邊國家競爭力加劇的影響，沿海地區加快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的步伐刻不容緩。與此同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優勢明顯上升，其產業發展空間日益廣闊。因此，大力推動“中部金三角”的跳躍式發展，加快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對優化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布局具有深遠的重大戰略意義。
一、“中部金三角”的由來及其戰略定位
近些年來，國內有部分經濟學家將湘、鄂、贛三地界定為“中部金三角”地帶。所謂“中部金三角”是指由中部地區地理位置接近的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共同組成的一個經濟區域，參見圖1。三者之間分工協作不僅可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而且會產生強大的擴散效應，從而帶動更大范圍區域的集群發展。
從表1可以看出，“中部金三角”目前的GDP總量合計排名位居全國第五位，進一步集聚發展的潛力十分巨大。在全國主要經濟區域中，目前“中部金三角”的經濟總量僅略低于山東半島城市群。
1、區位概況、經濟社會狀況
一般意義上，我國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個省區，面積為102.76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10.7%。2010年人口達3.56億，占全國人口的26.6%。
本文所指中西部八省市，系指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包括西部地區的陜西、重慶、貴州等省市，以中西部地帶八省市，加以統稱。武漢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稱，是中部地區經濟、貿易、金融、交通、信息、科技、教育、制造業中心，也是以長江水系連接東部沿海的要沖。
2、“中部金三角”在全國經濟振興中的腰脊中樞地位與區位優勢
（1）區位、交通中樞。中部具有獨特的區位核心優勢：中部地區位于中國的內陸腹地，承東啟西，呼南應北。中部地區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物產資源豐富，文明久遠，人力富集，市場廣闊。中部地區還具有強大的交通輻射力。
（2）產業梯度轉移中的樞紐是支持西部大開發、向西輻射的最佳平臺。獨特的區位條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相對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決定了“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將成為21世紀支撐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前進基地和示范區。
3、政策短板與現實窘境
（1）可能性并不等于現實。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種種原因，“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正逐步成為政策邊緣化城市。
（2）中西部特別需要具有輻射能力的核心城市群。中西部地區缺乏大都市，沒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態群，難以帶動和整合區域的資源和優勢，也難以形成連接整個地區的產業鏈。從而變成了個別優秀大企業單打獨拼，難以依托區域整體競爭力成長的艱難局面。中部地區，最突出的問題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超級中心城市，這制約著整個中部崛起的進程。
因此，“中部金三角”經濟起飛，務必深化改革、打破常規、大興創新創業之風，扎實培育優秀企業與優秀企業家，緊靠“科技+金融”，真抓實干，尋求突破。
二、科技與金融結合及其高新技術產業群建設
1、科技和金融結合，是發揮科技支撐引領作用的關鍵
歷次產業革命的實踐都充分證明，科技創新和金融創新緊密結合是人類社會變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人類社會的一部發展史充分證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
（1）人類社會每一次大的產業革命，都是源于科技創新，成于金融創新。古往今來，世界經濟發生的五次科技革命，也印證了科技和金融結合這個牛鼻子的作用。例如，由紡織技術革命引發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中，股份制模式和現代銀行制度功不可沒；由蒸汽機發明和鐵路系統的技術創新所引發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中，資本市場的創立發揮了重大作用；由信息和遠程通訊技術創新所引發的第五次產業革命，與始于硅谷的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產業基金等緊緊地相伴相隨。每一次大的科技革命都伴隨著重要的產業革命，當科技創新與金融創新高度融合時，往往會呈現出經濟的高度繁榮和社會財富的高速增長。誰在產業革命中成功做到了科技和金融的交相融合，推動了科技與經濟的深度結合，誰就能在產業革命當中贏得先機，獨占鰲頭。南方的深圳騰訊QQ，北方的百度搜索，都將科技研發與風險投資等金融創新方式融合得淋漓盡致，因而碩果累累。
（2）“十二五”規劃的關鍵詞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笆濉币巹潖娬{，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轉型。根據《中國社科院2011年藍皮書》，武漢市位居中國科技競爭力前十名；長沙、合肥等地的科技創新能力也毫不遜色。走進“十二五”，挖掘科技創新資源，并實行政、產、學、研、用一體化，“中部金三角”優勢得天獨厚，機會無限，潛力巨大。
2、激勵創新創業，積極發展中西部八省市高新技術產業
根據國外經驗，在教育、科技產業密集的地帶，可以建立高科技園區，以中心城市發展帶動周圍地區發展?！爸胁拷鹑恰背鞘腥和耆梢越梃b美國“硅谷”，像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一樣，著力培養自主創新、創新創業的開拓氛圍。按照科技+金融+產業化+產業集群的排列組合方式，充分挖掘武漢市及其華中地區的科技資源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雄厚潛力，大力培育出“華中的HP”、“華中的微軟”、“華中的英特爾”，從而極大地釋放出知識經濟的巨大能量，鑄造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打造出又一個中國的“硅谷”。因此，應充分發揮高科技園區的骨干帶頭作用，搶占戰略型新興產業制高點。
3、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功能，創設武漢“新三板”市場，弘揚創新創業精神
資本市場對于培育和發展創新企業是很重要的，它是為創新企業提供早期創業資本、中期成長資本以及后續發展擴張的持續融資平臺。美國、以色列、印度等國高科技產業的興起與發展，無不與資本市場有著密切的關系。美國作為全球科技最先進、創新最活躍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發達、成熟、完善的資本市場。兩相對照，“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擁有數以萬計的科研人員及中科院武漢分院、合肥分院，成批的重點高校，悠久的產業基礎；時至今日，卻仍是沉睡的“巨人”，沒有取得本來應該獲得的經濟成就，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三、“大金融”手段
1、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的基礎作用，為中西部崛起“鋪路搭橋”
要實現中部地區崛起，確保“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經濟起飛，首先要有企業的興旺，需要資金支持。由于私人資本在規模和投入目的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難以支持一些資金需要量大、投入時間長或短期內經濟效益不顯著的產業發展，尤其是難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必須要有國家支持，即采用政府主導模式。而開發性金融由于具備下述三大特點，能夠為中西部崛起發揮更大作用。第一，開發性金融有很強的政策性。開發性金融肩負著重要的政策使命，其貸款投放的方向和力度與政策導向密切相關。第二，開發性金融有很強的政策執行能力。從制度設計上來說，開發性金融無論其貸款期限、利率，還是融資手段，都有著獨特的優勢，可以以市場手段實現政府的發展目標。這種制度設計，為開發性金融的政策執行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第三，由于開發性金融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這就使得開發性金融相對超脫于即時的經濟運行，能夠注重彌補市場失靈、信用缺損，從市場建設的角度構造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在培育市場的過程中開拓業務，為商業性金融的后期介入起到“鋪路搭橋”的作用。這一本質特點切合我國中部地區區情，有著廣闊的運作發展空間。 2、努力構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部資本市場，建設中部區域性金融中心
應考慮建立中部地區區域性的政策性銀行，以及以武漢為總部所在地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中部發展開辟更多融資途徑，支持中西部基礎設施、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重點項目建設，以促進“中部金三角”的發展來帶動整個中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
（1）在金融方面予以充分支持。發揮現有國有商業銀行的分行、中心支行的骨干作用；創立區域性證券交易所，設立場外交易、產權交易中心等新興市場，提高工商企業投融資效率，培育中部產業集群。
由于中部地區與東部、西部條件都不相同，如果按全國統一標準建立單一層次的全國性資本市場，很難適應中部地區特定的需要，不利于發揮資本市場支持經濟發展的功能。因此，在中部地區建立一個區域性的資本市場是很有必要的。中小企業的發展，需要多種融資渠道的支持，建立創業板、新三板、發展場外交易、產權交易，目的就是為新興的、經營狀況好的、有成長潛力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便利?；謴椭饕嫦蛑胁康貐^的武漢柜臺交易市場，符合我國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基本思路，也符合資本市場本身的發展規律。武漢柜臺交易市場能夠給中西部地區的中小企業提供一個方便快捷、低成本的直接融資渠道。
（2）建立中部崛起產業投資基金。助推“中部金三角”經濟起飛，選擇產業基金這種形式進行投融資運作，是由其本身的優勢決定的。
第一，中部崛起需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而目前國家財力和銀行信貸難以滿足其巨大的資金需求。從世界發達國家來看，實現基礎設施融資的證券化，特別是利用產業投資基金為基礎設施發展融資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產業投資基金聚小為大，使基礎產業的民眾投資成為國家財政投資的有力補充，就可以配合國家投資，改變中西部地區基礎產業比較滯后的局面。
第二，高科技產業是充滿風險的產業，依靠銀行貸款來支持高科技產業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以創業基金的形式支持高科技產業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創業基金具有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優勢，是支持科技發展事業，提高產業領域的科技含量，實現經濟集約化發展的有效途徑。
3、以金融之手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大企業，擇優扶植中小企業，實行“抓大放小”
對于大企業，應該促進其上市，同時發行企業債券，使這些企業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擴大規模，形成良性循環，成為中部地區的支柱。對于中小企業，可借鑒臺灣經驗，組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借提供信用保證，達到促進中小企業融資目的，進而協助中小企業健康發展。
四、“中部金三角”經濟圈成為中國經濟第四增長極
1、增長極理論與“中部金三角”
（1）增長極理論。增長極理論認為經濟增長首先出現在具有優勢的地方，比如港口、大城市、交通要道沿線和資源聚焦地。增長極產生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前者導致生產要素向極點集聚，后者導致生產要素向外圍轉移。增長極發展初期，聚集效用明顯，增長極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擴散效應逐漸占主導地位，推動整個區域經濟發展，同時造成地區間的差異。
增長極理論是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經典理論，國外的很多地區和國內的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經濟區都依托該理論為發展戰略，并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珠江三角洲以香港為極點，長江三角洲以上海為極點，周邊各地以極點為產業龍頭，按產業鏈從高到低進行分工協作。兩區域都在二十年內迅速崛起，成為了全國經濟最發達、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實踐表明，增長極的形成有賴于三個條件：一是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和企業家群體的存在；二是所在地區具有集中相當規模的資本、投資、技術、人才形成規模經濟的能力；三是要有良好的區位環境條件，即周圍交通、通訊、能源等基礎設施較好，能吸引周圍廠商投資、人才和技術，才能最終促成增長極的形成。在中西部的都市圈建設中，應重點考慮這三方面的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招商引資、鼓勵企業發展和聚集是三個關鍵要素。
通過反復調研、定性與定量分析，我們認為，在中西部地區唯一具有核心增長極和輻射源潛質的就是“中部金三角”。都市圈內的城市通過錯位發展、特色發展和梯度發展完成了產業升級。周邊城市支撐武漢做大做強，武漢又與周邊廣泛交流與協作，通過各城市間良性循環實現共贏。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構建長江中游都市帶，并向四周輻射，將會極大地帶動整個中西部地區的快速崛起。因此，中西部八省市以“中部金三角”為極點，經濟起飛，前景光明。
（2）中心城市聯網輻射理論與幫助落后地區脫貧致富。中心城市聯網輻射是對網絡開發的進一步拓展，是指幾省的若干中心城市一致行動，協同發展作用，以中心城市的經濟力量進行輻射。
通過對長江中游地區實地考察，我們認為：中部地區若要解決中心城市聯網輻射戰略，首先要搞好城市化建設規劃，形成中心城市網絡。以長江中游地區為例，可以在發展鄂東城市群、湘東北城市群和贛北城市群的基礎上，推進三群融合，群策群力建設“中部金三角”；通過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網絡將各中心城市連接起來，促進長江中游經濟一體化。中西部八省市完全可以聯合規劃、互為支點，從根本上提高整體經濟實力，實現跨越式發展。
2、以產業紐帶來強化中部城市群與產業集群的建設
（1）國外城市群發展特點及對中部城市群建設的啟示。根據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的定義普遍劃分出世界六大都市圈。
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包括了紐約、波士頓等著名城市，是美國經濟的核心地帶，制造業產值占全國的30%，是國內最大的生產基地，也是美國最大的商業貿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該城市群的核心是東京，它是日本經濟最發達的地帶，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樞，分布著全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開發機構。
英國以倫敦為核心的城市群：它是產業革命后英國主要的生產基地，倫敦現已成為歐洲最大、同時也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歐洲西北部城市群以及長三角城市群）之一。
在美國的都市圈中已經形成了分工明確的產業集群城市，如底特律汽車城、波士頓飛機城。這些城市內部已經具備了完備的產業鏈，城市之間又彼此相連，共同構成北美制造業帶。而在我國中部地區，產業集群的模式還未完全建立，包括城市群的建設為產業集群發展創建的環境還不完善。
總之，我國中部城市群的綜合優勢還未完全體現出來，這就更需要結合“科技與金融”創新，科學規劃，優化城市群內部產業結構，協調區域內各城市群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2）確立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發展城市群經濟。湖北武漢城市群是以一級龍頭城市武漢為核心，輻射半徑300公里，不僅包括了傳統意義上的武漢“1+8”城市圈，還融合了湘、贛、皖部分城市，旨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的發展。湖南“長株潭”城市群結合“兩型社會”建設，應優先發展戰略型新興產業，扎實推進傳統產業及其經濟結構轉型。長、株、潭三市互補、融合、集群發展，并為河南中原城市群、江西贛北城市群、安徽“合肥—蕪湖”城市群協調發展作出示范。
（3）科技創新、金融創新相互結合，新型城市群的建設為產業集群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所謂集群是一個生態概念。生態當中的生物集群是指在一定的區域或環境里，各種生物種群相互有規律地結合在一起的一種結構單元。而產業集群是在特定的領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集中，且有相關關聯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的廠商以及相關的機構（如大學、制定標準化的機構、產業協會等），由它們構成的群體。集群具有專業化的特征，其成員企業包括上游的原材料、機械設備、零部件和生產服務等投入供應商；下游的銷售商及其網絡、客戶；側面延伸到互補產品的制造商，技能與技術培訓和行業中介等相關聯企業，以及基礎設施供應商。轉貼于 產業集群發展模式會帶來經濟的外部效應，在發展過程中許多同類企業甚至完全不同的企業有許多可以共享的資源，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帶來經濟發展的低成本優勢；產業集群模式會實現范圍經濟，包括外部的企業聚集和內部分工體系的完善；產業集群還會帶來技術制度創新優勢和市場優勢。
中部產業集群主要集中于汽車、鋼鐵、農產品加工的制造業。其中包括武漢—襄樊—十堰汽車產業帶，湖南國家新材料成果轉化及產業化基地，武漢鋼鐵、株州有色金屬、湘潭鋼鐵材料、貴溪銅業基地等。
目前，中部地區產業集聚受行政區劃的影響較大，工業園區建設離集群化要求有較大差距，產業集群的發展層次較低。實際上，產業集群的很多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顯示出城市群集聚功能性的缺乏，由此我們看到，城市群的建設對于產業的發展尤為重要。城市群整合了區域內各城市現有資源，實現資源共享，避免重復建設，增強區域競爭力，實現區域整體經濟騰飛。假如要把這種巨大作用變為現實，就特別需要以下條件：第一，創造良好的資源配置條件、公共基礎設施、服務環境條件等，形成廉價的資源配置成本，以利于提高區域競爭力；第二，區域內應有合理的產業鏈，形成緊密的經濟聯系。這就要求圈群內必須有一個特大城市作為內核，它是產業鏈的龍頭和輻射源。同時具有廣闊的經濟腹地，作為產業鏈存在的基礎，產業鏈內分工明確；第三，域內要有一個強大的共同市場，并具備良好的市場秩序和有效的政府行為，它是城市群內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條件，能夠促進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各經濟要素間的關聯及交通、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的互補、共享。所有這些從客觀上要求我們，加快建設以“中部金三角”為核心的中部城市群，以強化產業集群競爭力。在實際工作中，“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務必加快現代服務業的開發開放，結合“十二五”轉型，穩步提高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有效拓展其產業增長空間。務必緊密結合“十二五”轉型，全力改造傳統制造業，降低能耗，實行低碳環保；奮力推進以光電子、新材料、新能源為代表的戰略型新興產業上臺階，建設富有中國特色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培育“領軍式”產業集群。
五、促進“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經濟起飛的戰略構想及其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就全國而言，建設“中部金三角”，有利于打造中國經濟第四增長極。就中西部八省市而言，建設“中部金三角”，則是探索發展新路徑、建設核心增長極、建立中西部區域協作機制及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客觀要求。實現中部崛起，在總體上可以采用梯度推進和中心城市聯網輻射相結合的戰略。以“中部金三角”為核心，實行產業集群推進，充分發揮城市群互補優勢。這既符合我國一貫的區域發展思路和地域上明顯呈梯度格局的現狀，又能彌補極化作用進一步擴大區域間差距的弊端，實現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在宏觀上，第一，要提高認識、更新觀念，打破地區封鎖、惡性競爭，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以及產品和服務的徹底開放；第二，組建規范的、權威的區域協調機構。但在目前的體制環境下，有了區域內的協調機構，在實際工作中也要引入政府行為，發揮政府協同作用，解決諸如城市區域內空氣污染、河流及湖泊水源利用和污染治理問題；第三，要探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在操作層面上也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由國家發改委、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牽頭，建立官民結合的“中部金三角”城市群規劃協調性機構，科學規劃、優勢互補，有序推進“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建設。
第二，有效實行全員培訓，變人口大區為“人口紅利”，下大力氣培養企業家與企業家階層。
第三，在中西部八省市，科學規劃分中心支點城市，有序建設各具特色的生態城。例如在河南信陽、湖北荊門、湖南岳陽、江西九江、重慶萬州、陜西安康等地，結合產業發展、科技研發、節能環保、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推動現代服務業縱深發展，挖掘中西部人力資源，擇優扶持高效化產業，大力建設中西部綠水青山式的生態科技園、生態產業園。
第四，在特色產業群、城市群優化的基礎上，借鑒美、日，實行政、產、學、研、用一體化，穩步建設“中部金三角”城市群，使其成為繼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經濟區后，中國第四個快速發展的經濟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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