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學定義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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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定義

人文地理學定義范文1

關鍵詞: 分形理論;人文地理;實際應用

所謂人文地理學,主要指的是以人地關系理論為基礎,對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以及變化等進行研究探討的一門學科。在整個人文地理學中,涉及到了多種理論基礎,分形理論作為最主要的一項,目前已經得到了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本文主要對分形理論在人文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進行探討,以此來為今后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一、分形理論的概述

1.1分形理論的內涵分形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數學家芒德勃羅提出的,該概念提出之后,分形理論繼而形成。 分形理論認為:每一個被分形研究的部分都是整體中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分形研究的部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將其視為整體的再現,分形部分所體現出來的特征與發展確實,也可以代表整體的特征和發展趨勢。

1.2分形理論的特征

分形理論的特征主要體現在5個方面,首先,該理論中所涉及的分形系統十分精細,系統中任何一個細節,其所占據了比例數值都可以任意小。其次,由于分形整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規則性,因此,在對集合的整體與分形整體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的時候,不能單純的用文字來進行敘述。第三,分形集合往往具有自相似性。第四,相對于拓撲維數來說,分形維數要顯得大的多。最后是在大部分時間里,分形集合的產生的方式都是以迭代方式為主的。

二、分形理論在人文地理學各個分支的實際應用

城市地理、經濟地理和交通地理是人文地理學中的三項重要分支,分形理論作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在以上三項分支中都得到了廣泛應用。

2.1分形理論在城市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

分形理論在城市地理學中的廣泛應用始于90年代,自從該理論提出并廣泛應用以來,相關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城鎮體系作為城市地理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分形理論在此方面的應用相對來說比較成熟,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對其進行研究,即城鎮體系等級結構的分形研究和城鎮體系空間相互作用的分形研究。其中,城鎮體系等級結構也可以稱之為城鎮等級規模分布,其主要指的是在特定的區域范圍內,該城鎮規模的層次分布情況。通過對該區域層次分布情況的分析,來推斷城鎮整體的層次分布情況。在研究過程中,如果我們選取r作為城市劃分的標準,用N(r)代表區域內城鎮數目,那么二者的關系將滿足分形理論中的盒子維數N(r)∝r-D,因此可以判斷這是一個分形模型。其中的分形維數便是字母D。根據D取值的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城鎮等級規模結構也不盡相同。比如說,當D1的時候,則表示城市等級規模的分布情況比較集中,整個城鎮體系的發育較為成熟。

而對于城鎮體系空間相互作用的分形研究,則主要指的是對城市結構分布中受空間作用影響的基本狀況。該部分研究主要是對中心城市吸引力的研究。所謂中心城市吸引力,主要是以中心城市為圓心,取一個半徑值。在此前提下,半徑與城鎮數目二者之間的關系同樣滿足分形理論中的盒子維數,D仍然是其分維值。同樣,D的取值仍然表示中心城市吸引力的情況。當D的值分別大于2、等于2和小于2的時候,則分別表示中心城市吸引力逐漸衰減、均勻和逐漸增強。

2.2分形理論在經濟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

分形理論在經濟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主要體現在區域差異上的分形理論,區域差異作為經濟地理學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目前對于研究所采用的衡量指標主要是基尼系數,該系統與分形之間也存在一定的聯系。意大利經濟學家Pareto在對該問題進行研究的時候,首先對各個國家的收入分配進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一下規律:N=N0X-b(b>0)。式中,N0、X和N分別表示總人口數量、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低于X的人數。從以上規律的等式我們可以看出,該等式與盒子維數相符,滿足分維的定義。同時,諸多研究也表明每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在以上關系式中,人均收入可以說是一個隨機變量,因此,我們很容易得出關于X的分布函數,即:F(X)=(X0-b-X-b)/(X0-b-Xn-b)。其中,XnXX0。X0和Xn分別表示最低收入水平和最高收入水平。從以上的分析我們能夠看出,如果我們分別用X、N和N0來表示我國各省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大于某一標度值X的省區市的個數和所有省區市的個數。那么按照上文中所提到的公式,我們便可以求出一個GR,這便是各個省區市年度生產能力的差異狀況。通過該項指標,我們還能夠對未來我國區域差異的動態過程進行準確預測。

2.3分形理論在交通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

分形理論在交通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主要體現在網絡密度和網絡連通性兩個方面。其中,網絡密度主要指的是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所有交通線之間所構成的交通網絡。在整個交通網絡中,各個城鎮則作為每個結點存在。上文中我們提到,城鎮體系的空間結構具有一定的自相似性,這也就說明交通網絡整體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因此,分形理論在交通地理學中也必然會有一定的實際應用效果。在給定一個具體區域的前提下,該區域中所形成的交通網絡長度必然有一個特定的長度,區域的范圍與交通網絡長度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也就是說,交通網絡的長度主要取決于區域范圍的具體設定。

在網絡連通性的研究中,網絡的可達性與連通性是評價一個區域交通網絡的優良狀況的兩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傳統的網絡分析中。評價網絡連通性的方法有很多種,其中最常用的則要屬矩陣算法。由前文的討論可知:O≤Dg2≤g1,Dg2≤Dg1,因此0

結語:

綜上所述,分形理論作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項重要理論,在人文地理學的各項分支中都有較為廣泛的應用。本文試圖對分形理論進行簡要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其在人文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進行探討,以此來為今后該理論的進一步實際應用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作者單位:臨滄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參考文獻:

[1] 劉長庚.淺析分形理論在地理學中的應用[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3()[19]

[2] 岳文澤,徐建華,司有元.分形理論在人文地理學中的應用研究[J].《地理學與國土研究》.2001(02)

人文地理學定義范文2

關鍵詞 旅游營銷文本;地方;視覺表征;社會構建;文化研究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Tourism Advertising Researches

LIU D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d and late 1990s,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saw a major theoretical incident―“Cultural Turn”, whose core was to put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system of humane geography and stress on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space and place. For marketing many destinations use pictures to show their landscape, which some scholars nam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se marketing pictures just are texts which involves culture, place and ma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made are: Firstly, the destination is an image and myths. Secondly, postcards are narrative texts involving many social signifiers. Thirdly, those visual marketing texts often make fake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hosts.

Key words: tourist marketing text; pl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tudy

一、 問題來源

二戰后,西方人文地理學的理論思潮呈現階段性變化,從1960年代的“數量革命”(計量地理學),演變到1970年代的“行為革命”(行為地理學)和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①,再到1980年代中期的“轉向”(即結構地理學,或稱激進地理學)。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會科學總體上對人類文化的興趣大大增加,文化成為普遍性的研究熱點,西方人文地理學也隨之呈現出“后現代的”多元化屬性,并最終導致經濟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等各分支學科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轉向,約翰斯頓稱其為“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1]。

與上述理論走向相一致的,就是西方人文地理學方法論和哲學基礎的某些變化。例如,西方學者逐漸意識到,實證主義影響下的那種強調空間分析、運用“經濟人”假設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s)、對經濟活動空間規律的探討很少涉及社會過程和文化層面等做法,在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復雜的地理現象時越來越顯示出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于是,人本主義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社會批判(social critics)的以及后現代(postmodern)的方法論逐漸得到重視,一系列原本用于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所謂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2,3]被采納。其中,不少學者注重探究人類的視覺體驗,通過分析攝影圖片、影視光碟等視覺資料,來揭示地理現象中的政治和文化意義,有學者稱其為“視覺方法”(visual approaches)[4,5]。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學“地方”的視覺表征與社會構建利用攝影圖片進行旅游地的視覺營銷一直是旅游企業所重視的策略[6,7]。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后,“文化轉向”思潮在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分支之一――旅游地理學的研究中開始有生動的體現,眾多西方學者對明信片、旅行指南、導游手冊中的攝影圖片進行了符號學(semiology)、修辭學(rhetoric)、敘事學(narratology)、語用學(pragmatics)的分析,揭示了旅游地(“地方”,place)如何被視覺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被社會性地構建(socially constructed),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問題、研究內容和結論,極大地豐富了對人類旅游活動的理論解釋。

自1999年起,我國學者就敏銳地預見到西方人文地理學文化轉向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紛紛在《地理學報》[8]、《地理研究》[9]、《人文地理》[10-12]、《經濟地理》[13-15]等刊物上進行介紹和評述,著重從研究體系或框架上概括出該學術事件在經濟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文化地理學以及區域地理學等分支學科中的基本特征,更有部分學者率先選擇國內案例地做了某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16]。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學者對西方學者關于旅游地視覺表征的研究這一“文化轉向”思潮中最活躍的學術活動尚缺乏了解,相關的綜述與評價也鮮有見到。本文擬在此方面有所貢獻。

同時,如果說國內先前已有的那些關于“文化轉向”的綜論性文章重在粗線條的勾勒,那么接下來該做的,就是在此基礎上從微觀層面考察國外同行如何進行地理學問題的文化研究。鑒于此,本文就將綜述的起點放在西方學者的典型案例研究上,然后再對他們的理論工作加以評價和闡釋。

二、 述評方法

本著從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角度探討旅游營銷圖像的原則,筆者將文獻收集范圍限定于旅游研究中的視覺文本分析。文獻來源主要有兩類:國際旅游研究領域內僅有的兩個被SSCI科技文獻檢索系統收錄的期刊《旅游研究紀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一直代表了旅游研究的前沿成果,它們從1980年代以來的學術論文就成為本文綜述的第一類文獻;另外,2003年6月,英國Sheffield Hallam大學舉辦了主題為“旅游與攝影:靜態的視覺影像與動態的生活”的國際學術會議,會議交流論文80余篇,集中反映出該議題的國際研究動態,它們是筆者關注的第二類文獻。

在具體評述時,筆者將分兩個層面進行。

第一層面是案例研究觀摩。筆者從國外同行的諸多研究個案中選擇三個代表性工作加以詳盡的解析,目的是細致地觀摩和學習他們有哪些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如何開展工作,以及做了哪些理論解釋。

第二層面是關鍵詞的抽取與闡述。借鑒近年來文化研究領域(也包括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等)日益推崇的“關鍵詞”(keywords)研究思路[17-21],筆者從西方學者關于“地方”的視覺表征和社會構建的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他們使用頻率相對較高的若干核心詞語(這其實是學者們取得的某些共識所在),然后將這些核心詞語視為該議題的“關鍵詞” 逐個進行簡要分析。顯然,這些關鍵詞彼此勾連應合,已形成一條西方學者關于旅游營銷文本的視覺文化研究的理論主線。

三、 典型案例觀摩

西方學者認為,旅游業的發展歷史受制于一定時空范圍內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以及決定這種經濟制度和結構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某一“地方”之所以成為旅游地,成為旅游者消費的對象,實際上是歷史的選擇,是一定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集中體現。同時,他們還認為,探究旅游營銷圖像的產生過程,是洞悉旅游地形象問題的最佳切入點之一。國外同行的多項研究表明,旅游地是視覺表征的結果,是當地政府、旅游開發商與銷售商、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或host)以及游客共同地、社會性地重構原地方后形成的一個“非真實世界”[21,22]。

1. 旅游地是一個“意象”:蘇格蘭旅游委員會案例

Caroline E.等人以蘇格蘭旅游委員會(STB)為例,試圖回答物質景觀如何實現話語轉換,成為導游手冊里的圖片影像這一問題[23]。研究發現,在導游手冊里旅游空間被設計、轉化成某種視覺表征需要經歷三個媒介傳播過程:市場調研機構提供游客需求信息,并由此提出形成蘇格蘭地方特色的關鍵性圖符(icon);專業攝影師運用技術和社會文化知識選擇性地拍攝景物;導游手冊編輯設計人員使用媒介話語精心編排出一個極具勸服功效的導游手冊,最終完成影像表達。三方在整個過程中都需要遵循當代社會關于旅游發展、關于導游手冊角色的約定。作者不無幽默地描述導游手冊編輯設計人員的工作之一就是將合適的東西放在合適的頁面里,以引起游客注意,讓他們想到:“哦,這很有趣”,或者“嗯,這地方看來值得一去!”

據此,Caroline E.等人認為,地理背景并不能單純地決定一個地方是否成為旅游目的地。對某一地方而言,不是其自我評價,而是外來因素合力對它進行的描繪使其成為人們所說、所觀看到的“地方”。即,旅游地實際上是一個“意象”(image),它由旅游運營商“經營”(operate),由市場營銷人員“包裝成型”(model),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perpetuate)。供需雙方共同建造了一個地方“神話”(myths)。

2. 自然界是一系列值得拍攝的機會:加拿大杰士伯國家公園案例

旅游資源管理、生態環境保護、可持續旅游一直是國內外旅游研究的熱點,其中如何看待旅游地是西方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加拿大學者Keri Cronin的研究可圈可點。他以加拿大杰士伯國家公園(Jasper National Park,簡稱JNP)這樣一個典型的生態旅游地為研究對象,卻一改不少學者從旅游地生態與環境監測、生態評價、旅游者行為管理等入手進行研究的慣例,而是收集有關JNP的旅游營銷圖片,對它們進行內容分析,解析圖像中具體的構圖元素(element)和修辭手法(rhetoric),探究圖像所隱喻的自然資源管理人員、旅游開發經營人員對JNP生態環境的認知,以及資源利用的主張,由此剖析該旅游地生態環境問題的深層原因[24]。

Keri Cronin注意到,導游手冊、明信片、旅行指南里關于JNP的圖片的畫面“主角”始終是廣闊無垠的原始森林或其它自然景觀,似乎刻意避免出現人類活動的痕跡,以塑造JNP“未被侵染的、純凈的、新奇刺激的野生環境”之形象。但這顯然違背公園的發展實情:其旅游業發展得十分紅火,某些地段和景點常常游人如織。同時在導游手冊里,人們滿眼看到的是公園內一長串適合拍照的景點,以及相應的取景角度和時間說明。對此,Keri Cronin不無諷刺地寫道:“在旅游營銷文本里,自然界變成了一系列值得拍攝的機會(photo-opportunities),導游手冊簡直就是一個為攝影發燒友服務的向導(shutterbug Guides)?!绷硗?,研究者還發現,JNP的管理政策也大多是從有利于旅游發展的角度制定的,常常為取悅游客而人為干涉生態系統的自身循環。例如,公園有禁火規定,每年干燥季節里自然燃起的山火都會被立即撲滅,并在最短時間內原地補種樹苗或草坪,目的就是保證游客的眼睛和照相機鏡頭所觀察到的都是一片生機盎然的綠色世界。

Keri Cronin進一步揭示,旅游營銷圖像樹立的JNP“自然絕境(the sublime)”的形象誘使更多的游客前往觀光體驗。當這些被“藝術化唯美化”的旅游廣告圖片“洗腦”后的游客大量涌入時,很難期望他們能夠自覺意識到JNP所面臨的環境壓力,以及過度的旅游、拍攝行為可能導致何種生態損害。研究者總結道,為了JNP的旅游業發展,公園管理者、旅游批發商和游客等群體的態度和行為都是“以人為中心的”(humancentered)的,他們不約而同地將人與自然對立起來,認為野生地(wilderness space)是一個非人類世界(nonhuman world),人類可以不斷地征服和利用它。就這樣,攝影和旅游營銷圖像“進入了國家公園的生態過程(ecological processes)”,并在其中起到不容忽視的消極作用。

JNP案例再一次證明:但凡被營銷者貼上“生態旅游地”標簽的地方,永遠維持“處女的” 形象和狀態就成為它們的重要任務。因此,地方是表征的結果,被如何表征則受控于人類社會的選擇。

3. 明信片是一種“社會能指”:札格勒布市案例

Sanja KalaposGasparac將前南斯拉夫克羅地亞共和國的首都札格勒布市( Zagreb )作為研究對象,比較了二十世紀初到二戰和二戰后這兩個歷史時期內札格勒布市明信片中影像的不同[25]。研究發現,在第一段時間里,當地人一直有“札格勒布市是歐洲中心”這一地方認同感。明信片里的影像大都是展示該市精美絕倫的教堂、高貴典雅的文化場館、古典厚重的城市雕塑以及奢華迷人的貴婦人等,那些五色琉璃、世界名畫、人體線條、蕾絲花邊等構圖要素無時不在傳遞札格勒布市濃厚的浪漫主義文化氣息。而二戰后,作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明信片里的影像則更多地試圖樹立“新札格勒布”、“人民的札格勒布”的形象,各種能集中反映“繁榮”、“進步”、“平等”、“祥和”、“兄弟手足情”等社會主義特質的生活場景成為明信片的畫面主題,且這些特質通過陪襯物、拍攝角度、畫面色彩以及文字說明等手段逐一突顯出來。

同時,研究者還發現,以上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明信片都形成了強大的勸服誘導功效,它們為游客量身定做了一個札格勒布市,通過符號和象征規定和指導了游客如何選擇該市的旅游景點、如何欣賞城市風景、如何選擇拍攝對象、如何產生“合適”的情感以及日后如何形成“應有的”記憶等。當然,兩個歷史時期的旅游者,也都分別認為自己欣賞到了當時札格勒布市的精華所在。

這一案例表明,明信片很容易被人們操縱,它是政治、審美、修辭的合力結果,是具有多種意義的強有力的“社會能指”(social signifiers)。無論是二戰前的浪漫之都,還是二戰后的社會主義新城市,札格勒布市都是城市管理者(政府部門)、旅游開發商、景點銷售商以及游客等一起為自己精心重構的一個旅游地。他們共同策劃并聯合演出了一幕戲劇,所有演員各取所需:旅游產品的供給方獲得金錢,旅游產品的購買方獲得暢快、愉悅或刺激等體驗。

四、關鍵詞的抽取與闡述

從西方學者的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歸納他們頻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將十分有助于我們洞察旅游地被視覺表征和社會構建的基本特征和實質,準確把握國外同行的若干理論點。筆者視這些核心概念為“關鍵詞”。通過串連、參照、對比、整合這些關鍵詞,能夠較為清晰地梳理出西方學者關于該議題的一條理論主線。

1. 抽取關鍵詞

這些核心概念可劃分為如下5部分:

第一部分屬于旅游地視覺表征問題的研究基點,或者是一個理論分析工具,主要有“凝視/被凝視”(gaze/gazed)這一對關鍵詞[26-34]。

第二部分是西方學者用以解釋旅游地視覺表征和社會建構過程中的人及其行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發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和“編碼/解碼”(incode/decode)這兩對關鍵詞[35,36]。

第三部分是西方學者進行旅游營銷圖片視覺分析時重點使用的概念,包括“圖符”(icon)、“符號”(sign)和“符碼”(code)等[37,38]。

第四部分是西方學者揭示旅游營銷圖片如何激發人們產生旅游動機時所頻繁使用的核心詞語,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39,40]、“隱喻”(metaphor)[41]、“敘事”(narrative)[42,43]、“修辭”(rhetoric)[44]、“象征”(symbol)[45,46]、“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47,48] 等。顯然,這些關鍵詞分別援引自符號學、修辭學、敘事學、語用學以及文化研究和社會批判學派?,F代西方人文地理學與其它學科的交融日益深刻和廣泛的事實也由此可以略見一斑。

第五部分是西方學者用以回答旅游地視覺表征和社會建構過程之本質的核心詞語,包括“文化再生產”(cultural reproduction)[49,50]、“話語”(discourse)[51,52]、“權力”(power)[53-55]等關鍵詞。

2. 闡釋關鍵詞

上述5類關鍵詞深刻揭示出旅游地被視覺化表征和社會性構建的原因與過程,其間有復雜多樣的政治緣由和意識形態問題。筆者將選擇其中幾個關鍵詞進行闡述。

第一,“凝視/被凝視”。它表明旅游者(凝視主體)與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凝視客體)之間的關系。旅游,原本就是一個看與被看的過程,游客正是通過欣賞旅游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而獲得審美、愉悅、刺激、新鮮等情感體驗的[11]。而在西方文化里,凝視主體與凝視客體之間客觀存在著某種權力之爭?!澳?被凝視”這一對概念其實就暗含有這樣一個觀點,即,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不平等。顯然,“凝視/被凝視”是國外同行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視覺化地表征?其中的社會建構過程和意義是什么?”之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所有相關論述都由此深入展開。

第二,“發送者/接收者”和“編碼/解碼”。它們描述了旅游營銷文本與游客之間的一個基本的傳播過程:廣告設計者以滿足游客需求的原則對旅游地景觀進行重新設計,精心拍攝廣告圖片并撰寫文字說明(即編碼),然后以明信片、導游手冊等形式銷售或贈送(即發送)到游客那里;游客閱讀和理解這些營銷文本,并做出自己對旅游地景觀和吸引力的判斷(即解碼),決定是否出游。

第三,“圖符”、“符號”和“符碼”。這是社會批判、傳播學以及視覺文化理論中常見的核心概念。其中,口頭語言、書面語言、人的動作與姿態、服裝、建筑、飾物等所有的社會與文化活動或產品都可以視為符號;而符碼則是這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員明確或不明確贊同的規則的符號系統[11]。換言之,文化成員不僅借助于這些符號和符碼去表達、傳遞和構建某種意義,同時也有意無意地采用固有的文化慣例和規則破譯并理解這些符號、符碼。基于此,整個社會生活得以延續和推進。顯然,旅游廣告的設計者(我們完全有理由擴展到旅游產品的開發商、經營商)和旅游廣告的閱讀者(包括潛在游客和實際到訪游客)都是這樣一些文化成員,他們共同通過某些符號、符碼來完成旅游產品的供給與消費。于是,在西方學者分析明信片或導游手冊里的旅游營銷圖片時,畫面主角、色彩、拍攝視角、背景物、附加文字等各個要素就被他們視為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表征和社會建構的理想切入點,國家公園的原始森林、城市街頭的燈飾圖案、女性衣裙的蕾絲花邊等也都成為一系列符號被逐一探測和解釋。

第四,“表征”、“隱喻”、“敘事”、“修辭”、“象征”、“意指”、“能指/所指”。國外同行通過這些詞語揭示了一個事實:旅游營銷圖片其實就是使用一系列符號,通過隱喻、修辭、象征等手段引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鳴,促使他們產生旅游的欲望。例如,一望無際的綠色森林(森林是一種符號)象征生態旅游地的處女地性質,貴婦人華美的衣帽(衣帽是一種符號)隱喻城市古典文化,海浪、懸崖、野生動物意指未被征服的自然界絕景,等等。

第五,“文化再生產”、“話語”和“權力”。這些關鍵詞揭示出旅游地被表征和社會構建的最本質問題――如何生產意義?如何使意義合法化?誰掌握了權力?首先,這里需要分別解釋“文化再生產”和“話語”的含義。因為與前述若干關鍵詞相比,它們并不為人文地理學家所普遍熟悉,而是國外同行從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轉借過來的概念,帶有某種“后學”傾向[56,57]。

“文化再生產”表示文化領域作為一個各階級為爭奪社會利益而在意指方面進行不斷斗爭的場所所發揮作用的方式。其結果是文化在任何時代都或隱或現地有利于解釋支配階級的利益,有利于他們的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產就是使統治階級集團利益的社會權威自然化與合法化的過程。同時,什么能夠得到再生產不是一個可預知的結論,而是特定空間與時間中運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長的結果[58]。

同樣,在文化研究和批判學派那里,“話語”也決不簡單地等同于“語言”。前者本身兼有名詞和動詞兩種屬性,同時指涉思想和傳播的交互過程與最終結果。同時,話語是社會化、歷史化及制度化形構的產物,它體現著權力關系,而意義就是由這些制度化的話語所產生的。話語包括電視和新聞這些媒介話語,以及諸如醫學、文學和科學等制度化的話語。因此,話語是一種社會控制力量,各種話語無不體現著社會權勢的意志,無不對應著特定的權力機構[59]。

借鑒文化研究和社會批判的上述觀點,西方學者揭示出旅游地被視覺表征和構建為某種非真實世界的深刻內涵,即,刻意設計、規劃和選擇性拍攝旅游地景觀,然后通過明信片、導游手冊等旅游營銷方式將其大量復制和廣泛傳播,并最終強烈地影響游客的消費決策和體驗,這一切行為說到底就是一種文化再生產。同時,這樣的文化再生產并非隨意或偶然地發生的,而是文化產業的各個相關機構(institutes)(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圖片社、出版商等)通過國家各項發展政策、經濟法律制度等共同界定和規范了旅游者的凝視主體地位和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凝視客體地位,其后暗含著復雜的制度化、政治化操縱意味。換言之,旅游營銷圖片就是媒介話語的一種具體形式,它具有強大的說服和洗腦功能;旅游者掌控了話語權,他們決定了究竟哪一地方能講故事,為誰講,以及如何講。

至此,我們就可以勾連到第一類關鍵詞“凝視/被凝視” 進行初步總結:正是因為要滿足旅游者觀光、凝視和消費的需求,旅游地才被表征和社會性地建構為游客所希望的“模樣”。迎合旅游者的凝視偏好是塑造和強化旅游地形象的根本動力之一。

3. 簡析西方學者的理論走向

在現代西方人文地理學發生“文化轉向”思潮這一重大理論事件中,各個分支學科各有不同的表現。其中,文化地理學的要點就是借鑒“后現代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最新成果,將文化研究和社會理論納入人文地理學的分析體系中。在“新文化地理學”看來,“景觀”并不是傳統文化地理學所定義的“那些我們在地面上看到的風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類對世界的“多種解讀方式”(ways of seeing)[60]。至于區域地理學,學者們則普遍關注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把“地方”定義為“利用空間來提供社會相互作用的場所”的觀點,開始偏重小尺度的視野。于是,作為對文化轉向的響應,“新區域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就由過去的“區域”(region)轉變為被賦予了社會化涵義的“地方”(place)。在“新區域地理學”看來,“地方”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是個人和各種組織實現其功能的限制空間[61]?;诖?,我們對比分析前文所述的西方學者關于旅游地的視覺表征與社會構建的前沿研究,就不難發現他們是在旅游研究領域里接受和演繹了人文地理學中關于“景觀”、“地方”的某些新觀點。在他們看來,所謂旅游地形象并非客觀世界的直接反映,相反地,它受制于人們觀看的方式(即旅游者的凝視偏好),是社會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

當然,我們還可以將思考范圍進一步拓展到后現代地理學關于“空間”(space)概念的某些觀點,來理解西方學者對旅游地視覺表征的若干結論。例如,后現代地理學的先驅者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其專著《空間的生產》里指出:空間不僅是物質的存在,更是社會關系的容器;空間具有其物質屬性,更有其精神屬性[62]。著名地理學家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在其著作《社會公正與城市》一書的后序里寫道:“空間和空間的政治組織體現了各種社會關系,但又反過來作用于這些關系”[63]。西方思想界大家、后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學者米歇爾????Michel Foucault)更堅信權力的分析就是空間的分析[64]。他論述道:“是的,空間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極為重要;空間在任何權力的運作中也非常重要。知識一旦按照區域、領地、移植、置換、過渡來加以分析,人們就會捕捉到知識作為權力形式和傳播權力效應的過程?!盵65]并非巧合地,在剖析旅游地的視覺表征時,不止一位國外同行提出這樣的觀點:攝影術提高了人類操縱視覺空間的能力,它可以反映事實,更可以創造事實。攝影中常用的方法,如取景、剪裁、調焦距、柔化、布景以及對底片的技術處理等,都使它具有隱藏、神秘化和欺騙等功能。實際上,攝影照片從來沒有描繪客觀事實,它總是陷入社會、經濟意義所編織的網中,參與社會歷史進程。當與旅游營銷目的結合時,攝影便表現為社會權力手段,旅游地(“地方”)按照人的意愿在時間上和空間上被重新構建。因此,無所不在的旅游營銷圖像幫助人們搭建起一個想象的空間――旅游地。在那里,山水、樹木、雕塑、街燈等景物都被賦予特殊意義;在那里,旅游者與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之間凝視/被凝視的權力關系得以體現和強化。顯然,這是后現代地理學和社會批判理論中的空間思想(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在旅游研究中的某種滲透和引用[11,66]。

應該說,把艱深晦澀的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應用于旅游現象的研究是有相當難度的,西方學者的研究也存在不少或牽強附會或膚淺僵化的缺憾。然而,他們探索性的前沿工作卻極大地豐富了旅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拓展了人地關系、人人關系的思考方向。當然,對他們的某些社會批判思想也應該結合其國家發展狀態和社會文化背景進行具體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學者的批判目的并非簡單地否定一切(如否定旅游廣告、否定圖片營銷、否定旅游需求),而是希望提出一種思考社會現象的方式來幫助人們理解旅游現象。

五、 對我們的啟示

近年來,隨著我國旅游業的迅猛發展,不僅成熟旅游地異常重視旅游市場營銷,某些深藏于偏僻山區的自然景觀和民族文化也因其獨特的旅游吸引力而被迅速納入到旅游消費市場中。通過攝影營銷圖片和各種大眾傳播媒介,這些區域特有的人文事象被越來越多的公眾所知。它們反映了當代社會的某種審美與消費偏好,并獲得了社會制度、政策以及相應組織、機構的引導和支持。雖然國情和文化背景決定了我們的研究對象和學術旨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國外同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借鑒他們的經驗和學術觀點進行如下思考:當下國內旅游營銷文本的特征是什么?它們如何介入到旅游地的發育過程中?這又反映了怎樣的文化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緣起與結果?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不能僅僅停留于某一具體研究議題的層面,本文的寫作初衷也絕非局限于旅游話題,西方學者在人文地理學領域內異?;钴S的科研探索才真正需要引起國內同仁關注。一個有意思的事實是,在國內最近兩、三年問世的傳介西方學界關于都市文化和空間研究的若干新觀點的譯著或編著中,有不少是專業背景為文藝美學的學者完成的。例如包亞明[67-70]、周憲、許鈞等[71,72]學者,他們對亨利?列斐伏爾、戴維?哈維、愛德華?蘇賈②、米歇爾???碌葘W術大家思想的評述十分可貴,其中不乏對“地方”的文化研究和后現代地理學傾向。相反地,國內嚴格意義上的地理學家們卻顯示出某種缺席,無論是編譯、述評還是實證研究,近來相關論著所見不多[73],這或許是一個遺憾。筆者謹借旅游地視覺表征這一小議題,提示國內同行應該對西方人文地理學及城市社會學的發展方向保持必要的學術敏感性。

注釋:

① 雖然有譯為“人本主義地理學”的,但文獻檢索發現國內學界學多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參見:(1)馬潤潮:《人文主義與后現代化主義之興起及西方新區域地理學之發展》,《地理學報》1999年第4期;(2)張祖林:《當代西方地理學中的人文主義》,《自然辯證法研究》1999年第4期。同時,該流派的創始人段義孚(Yifu Tuan)先生也同意“人文主義地理學”這種譯法。故本文采納之。

② 當代杰出的地理學家Edward W. Soja,國內也有人翻譯為“愛德華?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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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定義范文3

關鍵詞:現代城市、文化景觀、現狀發展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一、文題的源起

城市是人類生存發展的聚居地。它既是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容器,也是人們交流思想、體驗和傳播文化精神的載體。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即由來已久的歷史沿革和今天的物質形態、精神面貌及未來的規劃目標和發展方向。

過去的歷史人文、地域文化是城市體內的遺傳基因,現代的城市景觀是外在的形態風貌,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它可持續前行的驅動力。尊重自然、關注生態環境、傳承歷史文脈,使我們的城市景觀少一些雷同和均質,多一些歷史底蘊和地域特征;結合城市現代化發展方向,增強城市景觀文化的可識別性,構建現代文化景觀的精氣神,這是基于對城市文化景觀的保護也是對傳統地域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于是,本文針對當前城市文化景觀中存在的問題,運用上述理念,對其進行梳理和解決,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設計方法。

二、城市文化景觀的理論概念

1、文化景觀的概念發展史

文化景觀是景觀整體含義中的一個支系, 早期被人們稱為歷史景觀,與

人為景觀或人文景觀具有詞義等同性。1906 年北美地理學家卡爾?蘇爾提出將人類創造的景觀作為地理學的主要研究任務, 1925年,在他的經典著作《景觀形態學》中,他定義景觀為一個物質和文化形式的混合體,并指出在景觀中,“文化是原動力,自然區域是媒介,文化景觀是結果”[1]。蘇爾闡釋出了文化景觀的定義,并開始了文化景觀起源的研究項目。該項目從分析自然景觀開始,接著研究居住于某個地域的文化群體,隨后,蘇爾創立了著名的文化景觀學派,“文化景觀”一詞開始在地理學中被廣泛使用。1927 年,在《文化地理學的近今發展》一文中,蘇爾又給出文化景觀一個簡單的定義, 即“附加在自然景觀之上的各種人類活動形態”。蘇爾指出文化景觀概念的核心在于強調景觀的文化屬性。隨后越來越多國家的學者們都對文化景觀的概念做出了定義。

2、文化景觀的概念和類型

我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奠基人李旭旦教授認為, “文化景觀是地球表面文化現象的復合體, 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著名文化地理專家王恩涌教授認為,“文化景觀是指人類為了滿足某種需要, 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 在自然景觀之上疊加人類活動的結果而形成的景觀”[2]。綜上所述,文化景觀是指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景觀,它反映出某一文化體系的文化特征和某一地區的地理特征。

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景觀的定義修改如下:

1) 有意設計的景觀:被人類有目的設計和創造的景觀,包括由于藝術審美原因建造的花園、公用場地景觀,其通常結合宗教或紀念意義的建筑和景觀群。

2) 有機進化的景觀:它產生于最初始的一種社會、經濟、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過與周圍自然環境相聯系或相適應而發展到目前的形式。這樣的景觀反映了其形式上和組成特征的進化過程。

3) 關聯性文化景觀:結合了自然因素,反映了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證為特征的景觀,它可能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存在。[3]

這三條定義也同時將文化景觀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是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包括園林和公園等設施,經常與宗教或其它紀念性建筑物有聯系;

二是有機進化的景觀,包括殘遺物(或化石)景觀和持續性景觀。

三是關聯性文化景觀,這類景觀多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三、我國城市文化景觀的現狀和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急劇加快,致使一些超級城市的擴張呈指數級增長,而另一些中小城市則正在日益萎縮,處于經濟轉型期或候鳥模式的轉變下,不管是哪一種縮張變動,其城市的歷史文化正經歷著徹底的分解和重組。歷史文化區域的分解也導致了城市傳統社區的弱化。片段式的文化遺產保護、孤島式的文化遺產圈存破壞了城市的歷史肌理和文化景觀的整體性。

與中國經濟崛起,城市現代化進程所取得巨大成績相比,城市文化景觀的建設還存在不少問題,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城市景觀缺乏整體規劃,商業化建設割裂了城市的歷史文脈及人地關系。有些城市打著 “文化城市”的旗號,不惜大拆大建,以毀壞本土自然人文風貌的代價,去營造換取異國情調、另類體驗:假古董、假建筑、假風俗……建造了一個個異域文化主題旅游景點,盲目追究旅游經濟效益,完全不顧地方城市文化特色,使得城市景觀缺少自己本該有的地域文化性格,造成了歷史文脈的斷裂;

第二、城市文化景觀建設浮于表面,沒有深層挖掘歷史文化。目前出現了兩種設計傾向:一種是過分追求景觀的現代形式,忽略了對文化主題的探求;另一種是表現形式過于陳舊,不足以適應現代城市的設計形式需要。前一種情況由于忽視了對城市地域文化深層內涵的挖掘,設計缺少文化,游客缺乏樂而忘返的文化情境體驗;后一種情況,景觀元素表達單一、呆板,形成文化概念的被迫填給,給人們造成了極大的視覺疲勞。

第三、沒有充分發揚民俗風情 。部分地區在城市景觀建設中,不僅沒有充分發揚當地傳統民風,甚至將其看成落后的標志,加以排斥,這是對當地住民的不尊重,也是對地域文化缺乏理解的表現。在實際案例中往往出現面積很大的廣場設計,卻總給人以假大空的感覺。

第四、沒有認真選取當地材料,未能利用好地方植物群落 。在一些城市景觀設計過程中,設計師并沒有掌握好當地建筑材料及植物品種的詳盡信息,不善用地方的物質資源載體,造成了對當地資源的浪費,破壞了地域文化景觀的整體和諧。

四、城市文化景觀的設計思路和應對策略

基于對以上分析,筆者對我國城市文化景觀設計進行了如下應對思考。

其一、整體規劃設計城市文化景觀,加強地域文化保護,注重傳統民俗風情的繼承和弘揚。從城市的歷史文化出發,規劃城市地塊及組團的建設,在滿足現代人生活要求的同時,將設計保護付諸行動,使城市歷史文化的印記更加清晰深刻,使現代景觀設計更富文化底蘊和魅力。

其二、選取體現城市地方文化靈魂的景觀設計主題。文化主題的選擇直接決定了城市景觀的性格表達。設計師此時要加強自己的文化修養,深入學習當地的歷史文化,善于捕捉提煉地方特色文化符號,這樣才能推陳出新,設計出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景觀。

其三、主題表達和諧、統一,忌繁復、雜糅。常見某些城市景觀為了強調文化元素表達,將多個主題填入一個空間中表達,致使觀賞者摸不清文化主線,從而阻礙了對文化的探尋與領悟。因而,景觀文化主題的表達不能盲目求多,應該越專一、越深入越好。

其四、文化景觀的主題表達形式需多變新穎。如果風格形式過于陳舊,僅僅是設計手法或景觀元素的堆砌,那么其表達的文化也是缺少生機與靈動的,最終無法形成感人的景觀。以新穎獨特的方式表達歷史文化主題,更能引導游客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品味景觀中的文化元素。

最后,文化景觀應該注意空間氛圍的營造,忌陳列說教式表達。景觀空間中存在著無形的氣場。通過文化空間營造,讓人們在有形的空間里感受到無形的文化氛圍,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感染。這樣便能將文化從硬質雕塑小品中釋放出來,讓景觀元素間相互對話,真正將人地關系打通,地脈歷史串連,富于景觀以文化的精神和靈魂。

五、回顧與展望

綜上所述,文化景觀是體現城市靈魂的名片,它展現著城市亙古的文化底蘊和現世的精神風采。文化景觀也是城市的形態剪影,通過精簡的城市輪廓,表達出城市的品位和理念。在社會民眾中,文化景觀是追憶、展示和傳承本土文化的象征。所以城市文化景觀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和探索,有利于提高我國的城市文化品位,增強城市魅力,創造有活力和靈性的城市文化空間。在行文末尾,祝愿我國的城市文化景觀有著更美好的未來,生生不息、繁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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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定義范文4

一、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

1.跨學科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通對文學現象中的道德、倫理、思想、宗教、地理、經濟等多種社會價值標準進行評判,并通過比較研究區分審美與藝術形式,使得文學的發生與發展與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更緊密聯系在一起。武漢大學張榮翼教授在發言中提到了西方正盛興的“生態批評”,即把文學與環境保護相結合。在強調該領域研究具有跨學科和全球性視角的同時,認為我國學者研究生態批評應具有自己的視野和更客觀的角度。正如文學反應的任何一個社會側面一樣,環保絕不是一個單純孤立的概念,它牽涉到諸多的政治和社會因素,蘊含集團與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和博弈。武漢大學張箭飛教授則以“比較文學之外———略談風景學的范圍和重點”為題闡述了兼容或跨越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空間研究(spacestudies)、環境研究或生態批評(ecocriticism)———三支貌似獨立的學科的風景學(landscapestudies)。比較文學的風景學研究屬于跨學科研究,其研究對象鎖定在其與文學、藝術和美學交疊的范圍之內。近年以來西方學界圍繞風景的定義、風景引發的諸如文化民族主義、地方感、身份認同、自我意識、人與環境等重大議題曾展開爭論。中國學者的研究有必要在厘清諸家學說的承繼或揚棄關系的基礎上,對許多問題進行重新界定從而確立學術走向。鄒建軍教授在題為“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反思與構建”的發言中,反思了國內學者的文學地理學研究。他認為中國現有研究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對西方空間批評的翻譯和介紹、文學的歷史地圖描繪、文學中心的地理變遷、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可以從三個方面對比較文學地理學批評進行建構:對重要概念術語(如地理基因、地理建構、地理影像、地理敘事)進行定義,使其具有方法論意義,在文學地理學的框架下來重新梳理文學史,探討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并可援引其指導其他一些研究。武漢大學張晶通過《山楂樹之戀》及《唐山大地震》所引起的反響談到文學通過影視藝術的嫁接、傳播及文化的透視所引起的思考,由此比較文學研究應可涉及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傳播學、文學與文化等多個方面。中南民族大學尹銳則以“人文地理學與英語后殖民文學的關系”為題提出了將人文主義地理學與后殖民文學進行結合研究的倡議,他認為后殖民文學在當今是熱點,人文主義地理學至少可以從風景與創傷、風景與權力、地理與逃避等三個方面切入研究。

2.比較文學研究實例。除了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進行理論探討,與會學者也對自己在本領域所進行的一些實例研究進行了交流?;葜輰W院外語系湯富華教授首先以“論翻譯之顛覆力與重塑力量———重思中國新詩的發生”發言,利用大量文學史料論證了翻譯在中國新詩的產生過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武漢紡織大學譚燕保教授則以“他者鏡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藍的眼睛》中的女性書寫”為題,從比較文學形象學角度分析了湯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書寫方式角度上的表層相似,但深層書寫方式的巨大不同。通過對比二者去追溯主體的身份訴求便可明顯看出其差異,進而推知同為美國少數族裔的華裔和黑人在美國的生存狀況。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蔣金運則以“北美華人詩歌中的生態倫理中國想象”為題,通過生態倫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內容的研究透視了北美華人作為主流文化邊緣體的心理圖式。安徽大學劉云以“《莊子•齊物論》與《盜夢空間》的互文性解讀”為題,從互文性視角從三個方面分析了兩部作品中的“夢”的異同,從而昭示了東方文化的務虛和西方文化的務實。武漢紡織大學劉慧則以“生態倫理視域下楊克的悲劇”為題,對奧尼爾戲劇“毛猿”中的珠寶店、皮貨店場景、人與猩猩的握手細節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細節的精心設置顯示劇作家強烈的生態倫理意識和人文關懷。湖北警官學院張友文教授談了自己對公安文學的研究。武漢大學博士生韋照周和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生杜雪琴分別關注了“羊皮紙效應”和易卜生創作中的地理詩學問題。

二、比較文學研究原則的堅守

比較文學自誕生百余年來,可以說一直是危機重重,質疑不斷。中南民族大學葉緒民教授通過對比較文學學科肌理的再思考,在承認比較文學不斷吸納新方法、新角度的創新意識的同時,道出了比較文學的核心何在之疑惑。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應謹防過寬,應注重比較本體及本體的文化角色,在文學流通中去進行比較研究。如果說比較文學研究以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來分,本學科應以內部研究為主,且在外部研究中注重文學性這個關鍵所在。武漢大學趙小琪教授則認為比較文學就是在質疑聲中顯示其生命力,其研究吸納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并化用,應謂之順理成章。同時,比較文學的學科特征在于主體間性,主要表現在研究主體與研究主體間性、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主體間性、研究對象主體與研究對象主體間性等方面。這種學科特征決定了比較文學主要研究不同國別文學的間性關系、不同詩學的間性關系、文學與文化理論的間性關系、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間性關系。胡亞敏教授對比較文學提出了三點思考:其一,比較文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拓展應讓我們更加清醒認識本學科所受到的理論沖擊、文化沖擊及與政治的結合。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理論與文化沖擊,使得比較文學研究的范圍越來越大;而與政治的密切關系,使得本學科擔負著對強勢文化反叛的使命。其二,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應清楚,比較文學應有自己的堅守。應當把比較文學定位為跨文化的文學關系研究。比較文學既要開放又要保守,要有自己的陣地,要有助于文學的發展。其三,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研究的民族性堅守。當今的中國需要研究民族文學,民族文學與他國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而湖北省比較文學的特點,在于中文與外語兩支學術隊伍的融合和互借,及身處中國腹地的包容胸襟。綜上所述,此次研討會不僅關注學科理論構建,也重視具體案例研究。這昭示著,比較文學的發展不僅要吸納各種新思潮和新觀點,更要有自己的學科堅守和發展原則。

人文地理學定義范文5

鄉村分廣義鄉村與狹義鄉村,廣義的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區域,狹義的僅指農村居民點。鄉村地理學家HughClOut認為鄉村人口密度較小,具有明顯田園特征;鄉村社會地理學家GarethLewis認為鄉村是聚落形態由分散的農舍到能夠提供生產和生活服務功能的集鎮所代表的地區[1],本文的研究對象針對廣義的鄉村。學界對鄉村人居環境的定義持不同態度。城鄉規劃學與建筑學認為鄉村人居環境是鄉村建筑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所有地表空間的綜合;生態環境學的觀點是,鄉村人居環境是人地相互作用、以建設平衡生態系統為目標的紛繁復雜的生態巨系統;風水倫理學的觀點則認為鄉村人居環境是人工景觀與自然萬物的沖突與融合;社會學、1.鄉村人居環境內涵鄉村分廣義鄉村與狹義鄉村,廣義的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區域,狹義的僅指農村居民點。鄉村地理學家HughClOut認為鄉村人口密度較小,具有明顯田園特征;鄉村社會地理學家GarethLewis認為鄉村是聚落形態由分散的農舍到能夠提供生產和生活服務功能的集鎮所代表的地區[1],本文的研究對象針對廣義的鄉村。學界對鄉村人居環境的定義持不同態度。城鄉規劃學與建筑學認為鄉村人居環境是鄉村建筑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所有地表空間的綜合;生態環境學的觀點是,鄉村人居環境是人地相互作用、以建設平衡生態系統為目標的紛繁復雜的生態巨系統;風水倫理學的觀點則認為鄉村人居環境是人工景觀與自然萬物的沖突與融合;社會學、人類學認為鄉村人居環境以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為基礎,以人為主體,關注人的需求的滿足;形態學認為,鄉村人居環境是生產方式與生活狀態的統一,物質與精神的契合,人工與自然的協調。綜上,鄉村人居環境的內涵為:以鄉村居民為主體,在鄉村(包括鄉鎮、村莊和聚居點)地域范圍內進行居住、耕作、交通、文化、教育、衛生、娛樂等日常生活,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地過程中形成人與自然、物質與非物質結構相結合的有機體,滿足鄉村居民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需求[2]。

2.國外的鄉村人居環境研究

2.1鄉村地理學研究

國外鄉村人居環境研究始于鄉村地理學。該研究階段主要研究鄉村聚落與地理環境。1826年杜能提出古典農業區位理論,運用經濟學分析生產區位與消費區位間距離,得出在空間上農業生產方式顯同心圓式圈層結構。1841年德國科爾首次系統闡述聚落的形成,對大都市、集鎮和村落等類型的聚落進行比較分析,論述了聚落分布與地理環境及交通線之間的關系,重點研究地形對村落區位的影響[3]。1933年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創立中心地理論,為鄉村地理學和空間聚落研究做出突出貢獻。20世紀60年代起,學界更加專注鄉村社區演變與重構、開敞空間保護、鄉村矛盾沖突等問題。

2.2鄉村發展研究

20世紀中期,人口由城市轉向鄉村,鄉村發展模式在利益驅動下發生巨變,景觀和空間形態改變,歐洲國家鄉村問題突出,鄉村經濟振興需謀求新的出路,工業化、城市化作用于鄉村,帶來褒貶不一的影響。該時期研究重點拓展到社會學、經濟學、環境學、生態學等更廣闊的學科領域。漢森提出政府應該加大對貧困地區的經濟支持,尤其是教育、技術的投資,進行遷移援助計劃的申請,從而轉移貧困地區的剩余勞動力[4]。托馬斯分析了英國農村的交通問題,認為應該建立政府基金,負責大部分農村的服務資金,用于建設城鄉交通網絡[5]。布恩斯探討了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化對鄉村聚落產生的影響,并提出相關公共政策[6]。在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鄉村作為工業拓展空間被大規模占用,城鄉差異逐漸縮小,但是傳統的鄉村空間形態改變,社會結構面臨重組,聚落內部出現“空心化”,村落出現無序或蔓延現象,大規模的工業化促使鄉村資源大量開發利用,超過鄉村環境承載力,生態系統破壞。此外,學者認為鄉村發展必須注重城鄉互動,指出政策制度對于鄉村發展所起到的作用[7]。

2.3鄉村轉型研究

近二十年,西方國家普遍進入后城市化時代,城郊鄉村開始依托城市主體謀求與城市的融合發展,但總體環境卻因居住空間拓展、社會階層混雜、生態空間占用而惡化。而距城市較遠的偏遠地區鄉村依然貧窮,交通不通暢,自然文化遺產不受應有的重視而屢遭破壞,隨之鄉村聚落空間形態變遷進程緩慢。1996年在《伊斯坦布爾宣言》中,聯合國“人居環境中心”明確提出要突出可持續的人居環境發展觀,強調必須使城市、城鎮和鄉村不同層次的人居環境均實現可持續發展。2004年聯合國于世界人居日,再次明確提出城鄉關聯發展。這一時期的鄉村轉型研究關注可持續發展背景下的鄉村功能和鄉村空間的轉型,倡導開放性的鄉村空間。

3.國內鄉村人居環境研究

我國真正的系統研究鄉村人居環境起于20世紀90年代,集中反映在建筑學、城鄉規劃學、地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上。

3.1建筑學與城鄉規劃學研究

建筑學和城市規劃學者針對城市化背景下鄉村環境巨系統開展探究。吳良鏞最先提出中國人居環境研究理論,建立起人居環境研究基本理論框架,為中國人居環境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8]。雷振東、劉加平等注重鄉村聚落空間形態研究,關注村落發展模式[9],注重探索鄉村建筑設計模式,推廣生土建筑。李昌浩等主要研究人居環境中的建筑設計,側重于微觀住宅設計的節能系統、生態系統建設,在實際的農村住區建設中采用新理念、運用新技術。趙萬民針對重慶地區山地人居環境建設進行理論和實踐探索,重點研究山地人居環境[10];趙煒根據山地人居環境建設的發展過程,提出山地人居環境的總體發展思路[11]。

3.2地理學研究

從地理學層面來看,鄉村人居環境偏向于類型研究、鄉村聚落區位分析等宏觀研究。鄉村聚落重構、鄉村土地利用和生態環境整治等問題成為研究重點。自然地理學者從地形、地質、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方面研究鄉村環境演變,如甘枝茂等研究了陜北黃土溝壑的鄉村聚落土壤水土流失情況,提出防治措施[12]。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學者更關注鄉村土地利用狀況、鄉村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自然環境保護的互作用。王成新等總結村落“空心化”的發展階段,從規劃設計、管理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探討解決措施。

3.3社會學研究

社會學更加關注鄉村政治、社會變遷及文化轉型。周世亮通過實證研究村莊政治文化變遷,分析中國城鎮化對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影響[14];陳玉平重點研究鄉村轉型對鄉村傳統民俗文化的影響[15]。朱康對關于鄉村文化轉型的認識,提到鄉村城市化的問題,認為鄉村社會分化是城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沖擊,同時城市社會規范深入鄉村,在矛盾和沖突中,實現城鄉整合,伴隨著文化鎮痛[16]。然而,鄉村文化演變過程在空間上的特征和具體行為研究仍不深入。

4.目前鄉村人居環境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4.1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框架,各學科割裂、創新性不足。

國內外鄉村人居環境的研究尤其集中于地理學、建筑學、城市規劃、社會學、政治學、生態學等學科。但鄉村人居環境理論仍缺乏整體性、系統性的理論研究框架,學科間缺乏通力合作,溝通不足,割裂明顯,各領域研究較為片面。深入鄉村內部,對鄉村行為主體與鄉村人居環境之間的行為影響研究、鄉村聚落發展模式的探索實踐比較欠缺,研究的內容宏觀,對于解決問題適用性不強,研究成果生搬硬套,較少考慮不同地域的需求。

4.2研究方法傳統,資料來源有限,實時研究技術運用不廣泛。

鄉村人居環境研究目前的研究方法單一,多為經驗性研究,累計積累素材進行階段性整理和總結,尤其是大數據時代的空間分析技術(RS-GIS)和實時動態監控等技術手段未得到普及,造成科研成果滯后,不能及時反映鄉村發展問題。調研資料來源有限,影響科研進度、精確性和科學性,不利于掌握鄉村聚落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

5.對鄉村人居環境研究的相關建議

5.1強調學科交叉滲透,著重進行基礎理論建構

鄉村人居環境理論對學科的綜合性要求日益增加,學科交叉明顯,因此充分發揮各學科的優勢,如加強地理空間分析技術在鄉村人居環境研究中的運用,使鄉村人居環境基礎理論研究更深入。

5.2重視鄉村人居環境的本土化資源整合、重構與優化

鄉村人居環境研究應堅持因地制宜,以鄉村本土環境為基礎,將鄉村本土的資源進行整合,從鄉村實際出發,探索運用鄉村自身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塑造鄉村聚落空間形態的有效可行途徑。研究課題應更加關注鄉村人文環境和生態環境建設,解決限制鄉村發展的主要瓶頸問題,提出鄉村發展時序和關鍵途徑,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相對應的人居環境建設對策,使鄉村人居環境實現本土化資源整合、重構與優化。

5.3注重鄉村居民的生存感受與傳統文化傳承,強調可持續

人文地理學定義范文6

關鍵詞:人地關系論;歷史軌跡;哲學思考;預測

自人類自產生以來,人類便和地理環境之間通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形成了對立統一的人地關系,由此產生了相應的人地關系論,并影響著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通過對人地關系論演變的歷史軌跡的哲學思考,我們可以探討未來人地關系的價值取向。

1.國內外主要人地關系論梳理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可以認為是一部人地關系的演進史。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點的人地關系理論。在傳統人地關系中,中國古代形成了以天命論、人定勝天論、天人合一論等為代表的人地關系論,尤其是“天人合一”論對人地關系的發展演變影響深遠。西方學者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早期既有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也有“把地球作為人類的家鄉來研究”[1]的觀點。文藝復興以后,J.博丹和孟德斯鳩等學者開始關注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重點研究了氣候條件對人類活動的作用[2]。近代地理學的開山大師AlexandervonHumboldt和KarlRitter對人地關系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Humboldt強調地表事物的整體研究,即地理學不僅關注人類社會活動,還要探討地表各自然現象;Ritter認為“地理學研究的目的,要求人們將其活動及其空間作為一個統一的舞臺,因而,要敘述的不僅僅是這個舞臺本身,而是其與人的關系”,主張通過研究自然現象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來探討地理學的人文方向。這些思想為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德國地理學家F.拉采爾詳細探討了居民分布、人口遷移和民族性格等對地理環境的依賴關系,并引入C.R.達爾文的生物進化思想,提出各地區人類活動受到地理環境的嚴格限制。這種思想被美國地理學家E.C.森普爾等廣為介紹,將其發展成為環境決定論[2]。20世紀初,法國地理學家P.維達爾•白蘭士等進一步發展了人地關系理論,提出或然論(可能論)的思想,指出要重視人類在適應和利用環境方面的能力;其學生J.白呂納深入研究了該理論,提出“心理因素”在人地關系中起著關鍵作用。此后,西方地理學界相繼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環境感知論、文化決定論、和諧論等著名的人地關系理論。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地理學計量化的發展,人地關系理論又取得了新發展。在生態論和文化景觀論基礎上發展形成了地理系統論,該理論強調人類社會系統和地理環境系統及其之間的動態聯系。

2.各種人地關系論的時間起點研究

2.1原始采集狩獵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沒有產生人地關系的思想理論。大約在200萬年前后,人類以小規模的群體即部落形式散布在地球上。由于處于人類的形成階段,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采集、狩獵是部落人群的主要生活方式,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文明采集文明得到創造和發展。但受生產力水平限制,人類與基本沒有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人與其他生物融洽共處。這一時期人地關系表現的最為微弱,甚至可以說是自然在掌控者人類,人類只能依附于自然環境。

2.2農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的我國的著名觀點有:最早見于殷虛卜辭之中的“帝其令雨”和“帝其令風”等記載[2],強調天氣晴雨變化和收成好壞都是由“天”定的。管仲在《管子•地員》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崩像踉凇兜赖陆洝分袑懙溃骸叭朔ǖ?,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軻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況認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強調自然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人類可以通過順應自然規律達到“有其治”的效果[3]。國外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古希臘著名學者希波革拉第在《論空氣、水和地方》中專門論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柏拉圖《國家論》中闡述了理想國的基本構想,認為對國家最有利的公民數量為5040人;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完美最美麗的國家,就是能夠維持人口數目使之不超過一定限度的國家”[4],即一國的人口規模應當和土地規模相適應。在農業文明時期,隨著人口數量增加和人類生產、生活技能的提升,人類逐步從崇拜自然過渡為改造自然,由原始的依賴自然而直接消費變為自己生產而后消費。并且隨著人類對自然改造力度和廣度不斷擴大,人類活動對自然的作用強度不斷加大,這時候已經開始產生小范圍的生態破壞,例如水土流失等環境問題已經開始顯現。相對于原始時期而言,農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中的力量對比已經在開始轉變,人地關系中人的地位和影響力越來越大,而自然的力量卻相對的在減小[3]。

2.3工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的主要觀點有:地理環境決定論、可能論、人類中心主義、適應論、生態論等。其中,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可能論強調人類對地理環境提供的可能性的適應和選擇能力;人類中心主義則把人類視為自然界的主宰,認為人類完全可以控制自然;適應論則強調人類對自然地理環境的適應和人類與地理環境的協調;生態論主張研究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反映,側重探討人類在空間上的關系。工業文明時期,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在工業化初期,機器代替了大部分體力勞動,生產力有了很大突破,對自然資源(包括土地資源、能源、礦產資源)開始進行掠奪式開發,人地關系性質有了新的變化。人類對自然開始進入到改造征服階段。到工業化中期,科學技術取得進一步發展,人地系統中人類與環境的對抗性表現非常突出,結果出現諸如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等問題。特別是到20世紀中葉,人類進入到工業化后期階段,工業化在全球迅速擴展,導致了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環境質量下降,同時也出現了全球規模的人口快速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現象,人地矛盾異常尖銳,人類生存的環境受到嚴重挑戰,人地關系的不和諧已開始震驚人類[4]。

2.4后工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的主要理論有:和諧論與可持續發展理論。和諧論的核心觀點是人地關系應當“和諧”,強調人類在順應自然規律,科學利用地理環境的同時,要對不協調的人地關系進行優化調控,實現人地系統的良性互動??沙掷m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是于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上提出。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系統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并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沙掷m發展理論是對傳統發展理論的創新和反思,強調區域發展中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相互協調,工業文明時期,人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人們開始意識到單純以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在以信息革命為標志的后工業文明時期,人類社會的組織管理機構和生產生活方式及思維習慣等都產生了一系列變革,信息技術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提高資源利用水平,同時人類對人地關系的認識進一步提高,開始利用高新技術等對人地關系進行模擬監測和優化調控,促進人地系統向和諧方向演進。

3.對人地關系理論的再認識

從對人地關系研究的各種流派來看,可將人地關系理論歸納為三類:①強調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以地理環境決定論為代表;②主張人定勝天,忽視或貶低自然環境的作用,以唯意志論、生產關系決定論等為代表;③關注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重視人地關系的協調與適應,以適應論、或然論、生態論和人地協調論等為代表。人地關系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受到特定歷史條件和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個人世界觀和生活經歷的影響。因此,在每一歷史階段都有特定的人地關系思想產生,即使是在同一階段也會有很多側重點不同的人地關系理論,且每一種理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在評價某一種人地關系理論時,不能片面地說其對或者錯,而要放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背景下進行綜合考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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