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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的作用范文1
一、人口紅利的含義
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特殊人口年齡結構所產生的效應。人口紅利與人口年齡結構是不同的，其是在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勞動力撫養率較低的時期，因為合理的產業結構和政策措施而形成的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從本質上來看，人口紅利與人口年齡結構是不相同的，但是二者卻具有十分緊密的關系，人口紅利是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而形成的，是在人口結構有效變化的基礎上產生的。當前，我國的人口撫養比例越來越低，而勞動力卻越來越高，這就說明我國進入到了人口紅利時期，對于經濟的全面發展有重要意義。
二、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人口紅利時期，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富足，人們的經濟負擔相對較小，撫養比率較低，有足夠多的時間投入到經濟發展中，這就為我國經濟的有效發展提供良好的作用。具體來看，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分析：
1. 人口紅利使勞動供給不斷提升
要想推動經濟增長離不開勞動力，只有勞動力供應較為充足，才能夠為經濟增長奠定基礎，而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相對年輕化，這就能夠提升國家的勞動力競爭優勢，而勞動撫養比例的下降，也能夠使得勞動供給不斷增多，從而使得更多的人員參與到經濟建設中，為經濟的有效發展提供基礎。
具體來看，在人口紅利時期人口結構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著勞動的供給，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嬰兒潮時期出生人口逐漸開始進入到勞動力市場中。就相關的分析可知，嬰兒潮出生時期的人口當前已經逐漸開始進入到勞動高峰期，這就使得勞動人口的比例不斷提升，而人口撫養的比例不斷降低，從而有助于這些家庭更好地提升收入，推動經濟發展。其次，從當前人口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家庭規模處于不斷縮小的狀態中，女性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這就使得更多的勞動力家庭開始從非生產性活動向生產性活動轉移，如此能夠使得人們投入到勞動中的時間得以延長，從而為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有利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供給較為充足，人口年齡結構處于年輕化的狀態，就能夠為社會財富的有效創造提供基礎。
2. 人口紅利能夠促進資本形成
相對而言，人口年齡結構與資本形成的關系研究通常都是圍繞儲蓄與消費來探究的。理性消費人員通常會依據自身的收入情況來進行消費支出的分配，通過對勞動力的具體生命周期進行分析可知，在適齡勞動年齡，如果收入高于消費，那么通常會將消費之后剩余的部分轉化為儲蓄，所以可以說適齡勞動人口就是儲蓄人口。而人們在老年時期和少兒時期往往是沒有收入的，只有消費，所以這個階段的人口可以說是處于消費人口階段。從國家的層面來看，人口紅利期，人們的撫養比例較低，負擔較輕，而勞動力卻比較高，這就說明越來越多的人處于儲蓄人口時期，從而能夠為社會帶來較高的儲蓄率，積累大量社會資本，從而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三、人口紅利持續促進經濟發展的對策
1.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經濟發展
由于在 2035 年以后我國可能會進入到人口紅利的結束時期，勞動力供給優勢以及經濟發展的整體優勢將會消失，所以我國政府當前應當抓住這個人口紅利的有利時期，不斷提升勞動力素質，合理進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為后期經濟實現良好增長創造有利條件。第一，應當做好發展觀念的更新。不同級別的政府、企業等都應當根據中央所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來進行工作的開展。第二，要加強科技創新與技術進步。要合理進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制定，構建有效的激勵措施，增強科研部門、企業等的創造力，為技術創新與進步做好基礎。
2. 推動勞動力質量的全面提升，有效開發老年人力資源
隨著我國老齡化趨勢的不斷加重，勞動力的撫養負擔將會更重，為了減少負擔，可以對老年人力資源進行合理開發。老年人口并不是完全的消費人群，其經歷比較豐富，因此政府可以在滿足老年人工作意愿的過程中，為其安置短期或長期工作，為他們提供發揮余熱的有利條件。還可以構建激勵措施，鼓勵老年人參加社會服務活動，充分對其人力資源進行利用，為經濟的更好發展做貢獻。
3. 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
我國政府應當加強人才培養，不斷提升教育力度，為勞動生產效率的提升打好基礎。要想促進未來經濟的長遠持續發展，必須要從人才發展入手，不能單單依靠資源、勞動力、資金等，合理推動人才質量的提升，將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以此來彌補人口紅利的消失，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動力支持。這就要求我國政府應當構建科學化的人才培養體系，根據人才的結構合理進行政策制定，為人才水平的全面提升做好基礎。
結束語
人口紅利對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在人口紅利時期應當做好經濟發展策略的有效制定，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礎，同時，建立科學化的人口紅利對策，使人口紅利時期能夠得以有效延長，為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做好鋪墊。
參考文獻
人口紅利的作用范文2
【關鍵字】 人口紅利；江西；收獲途徑
中圖分類號：C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4-010-01
一、江西省人口紅利狀況分析
（一）人口紅利
近年來，隨著中國人口在生產類型的轉變，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問題成為很多學者研究對象。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由于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亦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在人口學中稱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期”。
（二）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
關于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學術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是以蔡昉、王德文、王豐等學者為代表的“顯著論”。蔡昉認為我國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長是靠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獲得的，這即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另一種是以Bloom，Williamson，余南平，李善同為代表的“非顯著論”。他們認為，大量勞動年齡人口的存在不一定會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源泉，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桎梏。
對于這兩種觀點，本文更傾向于前者的觀點。其實第二種觀點也沒有否認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同的是后者更加強調未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源泉應當從依靠良好的人口結構（即“人口紅利”）轉為以技術創新能力為主，這種轉變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同樣可行。當然，人口紅利并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需要一定的條件。勞動力的充分就業是獲得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是實現人口紅利的關鍵，勞動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給是利用人口紅利的保障。
二、人口紅利收獲途徑分析
(一)國內外相關經驗介紹
上世紀50―60年代，為了充分利用在二戰后“嬰兒潮”出生的豐富勞動力人口，日本大力推廣“工業高中”制度，培訓社會需要的技術工人。通過充分開發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日本既滿足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對大量勞動力供給的需求，也通過人力資源積累來實現科技創新，從而為日本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
韓國在其人口轉變的同時從自身基礎條件、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出發，及時捕捉和積極利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機遇，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資源、資金支持，有力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另外，中國臺灣在勞動力人口數量多的情況下，通過大力發展教育，建立專門針對缺乏技術勞動者的培訓制度、設立職業學校和訓練中心等措施，培訓社會所需要的產業技術工人，為經濟起飛創造條件。
(二)收獲途徑探究
現階段，江西省的人口紅利正處于一段豐厚回報期，但隨著人口老齡化、“未老先富”及“用工荒”等問題的不斷強化，人口紅利危機也相應的存在著。從江西省統計局2010年的《江西人口紅利形成過程及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一文中可以了解到，江西省的人口紅利期預計在2035年左右消失。因此，在“劉易斯拐點”來臨之前，探究人口紅利的收獲途徑顯得尤為重要。前文簡要介紹了一些國家和地區人口紅利期的政策措施，政府應該借鑒相關經驗，結合江西實際情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進行產業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F如今，越來越多的企業崗位出現空缺，這些用工矛盾最為突出的崗位是普工、一線操作員，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有的甚至一年到頭都在招人。針對這種情況，政府應該考慮如何處置這些現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其面臨的這種“用工荒”現象得以緩解或解決。當然，政府既不能把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全部關掉，也不能全部向其他地區轉移，應該轉變其經濟發展方式，實行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
第二，擴大就業，大力促進就業型的經濟增長。面對江西省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相對稀缺的資本資源，在產業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結構的進程中，要把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較為突出的位置。在江西獲取最豐厚人口紅利的時期，如果無法為豐富的勞動力供給創造出足夠的就業機會，則必將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和競爭優勢喪失。政府在制定經濟增長和產業調整政策時，應突出創造就業崗位和擴大就業的戰略目標，實現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和促進充分就業的雙重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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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條件。但它的兌現離不開良好的政策制度匹配,當它在良好制度環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下充分兌現時,則有利于儲蓄率上升,促進經濟增長,增加財政收入和應對老齡社會養老挑戰。
關鍵詞:人口紅利 勞動年齡人口 撫養比 經濟發展
“人口紅利”概念是由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轉變對東亞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時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紅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明確提出人口轉變將產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給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機會窗口。后來聯合國人口基金在1998年到2005年每年的《世界人口現狀》中都提到“人口紅利”這個詞(王洪春,2006)。
我國學者普遍認為,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會逐漸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也就是人口負擔系數比較低的局面,總人口中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大,0~14歲的青少年人口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小,這種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人口的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形成了對經濟社會發展十分有利的條件,被稱為“人口紅利”。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又稱為“人口紅利期”等。本文在明確人口紅利概念的基礎上主要闡述它與經濟增長、儲蓄率、財政收入(政策)和養老保險之間關系。
“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
關于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經歷一個逐步深入認識的過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新馬爾薩斯主義認為,孩子多了會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從而阻礙一國物質資本的投資,影響國民經濟增長。80年代,經濟學家提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是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甚微。在過去,經濟學家又開始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是有影響的。聯合國的報告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真正重要的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而不是人口增長本身,同時認為人類壽命延長,出生率下降,會導致可就業人口與其需負擔人口之比的提高,同時,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更多的婦女有可能進入勞動力市場,只要勞動力市場能夠吸收更多的工人,人均產出就將增加,這就創造了“人口紅利型”經濟增長。與此同時,生育的減少使得父母有更多的錢投資于孩子的健康和教育,創造一個更具生產力的勞動力人口。
國內許多學者認為人口發展因素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只是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這種作用的顯著性不盡相同。認為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能通過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為經濟增長帶來潛在的人口紅利。一般來說,當少年兒童或老人占總人口的比例較大的情況下,社會負擔率較高,生產性較低,對經濟增長不利。而在勞動年齡人口比例較高的情況下,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也高,則有利于經濟增長。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恰好處于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階段上,并且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蔡,2004)。
事實上,人口紅利的出現并非是自動的,它需要兌現匹配性條件。如果一個地區的人口結構更具生產性,同時還有良好的機制(主要是促進就業)誘致出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相對應的高儲蓄,才能促進經濟增長。只有在人口負擔比、人力資源充裕、人力資本合格都具備的時候,才可能現實地發揮出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作用。只看到相對數的存在就認為進入了人口機會窗口,就認為具備創造經濟奇跡的機遇,是失之偏頗的(穆光宗,2006)。正如有的學者提出要注意人口轉變過程中“紅利漏損”問題,人口紅利意味著對勞動力資源更加充分的開發與利用,只有勞動年齡人口都處于充分就業狀態才能兌現人口紅利。如果失業問題長期化,總撫養比就不能真實反應人口的經濟負擔,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必然會打折扣,就會存在“紅利漏損”(劉家強、唐代盛,2007)。
“人口紅利”與儲蓄關系
儲蓄率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經濟因素。二戰以后,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等東亞國家和地區戰后獲得了高速經濟增長,高儲蓄率是解釋它們實現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儲蓄率與國民收入之間并不一定就是正相關關系,即人均收入水平高,儲蓄率就高。如果邊際消費傾向高,國民儲蓄反而隨著收入水平提高不斷下降。不過,高儲蓄率與經濟發展階段有明顯的相關性,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起飛時儲蓄率都很高。在中國高儲蓄率被認為是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對于中國儲蓄率不斷上升趨勢,大多數理論從政府動員儲蓄和金融市場發育狀況等角度進行解釋。然而,在這些解釋中,人口轉變這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變化因素則被忽略了。實際上,家庭規模、人口結構和城鄉分布對家庭的儲蓄和消費行為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Leff(1969,1971)利用1964年74個國家截面資料研究發現,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速度、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總撫養比對國民儲蓄率均有顯著影響。Ram(1982)利用1977年128個國家截面數據進一步研究,也得出基本相似的結論。通過人口轉變(將會出現“人口紅利”或“人口負債”)對儲蓄率的影響的研究發現人口轉變對儲蓄率有顯著性影響。隨著人口轉變,少兒撫養比大幅度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經濟負擔不斷減輕,國民收入中用于消費支出的部分相對減少,用于儲蓄的部分相應增加。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轉變對儲蓄的貢獻率將不斷減弱。據測算,人口轉變使得中國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享受人口紅利。改革以來,總撫養比下降對中國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5%左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4強(王德文等,2004)。
“人口紅利”與財政(政策)關系
“人口紅利”期工作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年輕的勞動力均是凈儲蓄者,同時社會撫養少兒人口和贍養老年人口負擔減輕,社會總的負擔水平下降,意味著更多的資源可用于儲蓄和投資,增加財政收入;儲蓄和財政收入增加進一步增加投資,更多投資與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準、充分供給的勞動力結合又帶來更高的財政收入和更高的儲蓄水平,從而進一步成為促進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的源泉?！叭丝诩t利”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機遇,而要將這較短的而又潛在的機遇轉換為現實的經濟增長,首要條件是勞動年齡人口能充分就業,因此必須輔之以及時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調整: 選擇促進就業導向的財政政策。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的同時,擴大就業還取決于政府的宏觀經濟發展目標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第一,政府在財政政策的取向上,對創業者要給予傾斜,在稅收上予以優惠,要為創業者在小額信貸、社保補貼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第二,政府除了制定以提高經濟增長拉動就業能力為取向的宏觀財政政策以外,還應加大對吸納勞動力容量大的企業的財政政策扶持力度,通過增加公共投資項目和落實減稅政策來擴大就業和控制失業率。第三,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幫助失業下崗人員再就業。政府要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大對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扶持力度,防止“人口紅利”的流失(漆莉莉,2004)。
選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和有效轉移的財政政策。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從某種意義上講,收獲“人口紅利”程度大小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利用。因此,財政政策的取向首先應考慮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發展農村和農業,要加快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要進一步“開放城市”,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制定各種符合農村人口在城市工作、學習和生活的財政政策,實現“人口紅利”的充分兌現。
選擇建立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財政政策?！叭丝诩t利”不是免費的午餐,在享受“人口紅利”之后,我們將面臨較大的養老壓力。在完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過程中,財政應遵循“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關系,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根據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特點,在財政政策的取向上,應迅速轉向完全積累制,同時將非正規就業人口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一方面,實行完全積累制可以降低未來社會養老負擔,使養老負擔率的分子逐步減少;另一方面,非正規就業人口被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可以擴大分母,增強社會養老負擔能力。
“人口紅利”期與養老保險關系
低出生率和人們壽命的延長最終將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重社會負擔。一旦人口變遷的過程完成,人口紅利收于囊中,各國政府又將面臨養老挑戰,因此,在“人口紅利”期就需要未雨綢繆為應對養老危機的挑戰做好準備。
人口紅利期與養老保險籌資模式。建立以完全積累制為主的三支柱養老保險籌資模式是“人口紅利”期的現實選擇。結合世界其他國家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實踐,第一支柱是基本養老保險?；攫B老保險由政府提供,以現收現付為基礎,政府通過征收與工資相關聯的稅收(或繳費)來籌集資金,養老金給付則與社會平均工資相關聯。第二支柱是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采取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儲蓄形式,基金由合格的金融機構管理,確?；鸬谋Ｖ翟鲋怠５谌е瞧髽I年金和自愿儲蓄計劃。企業年金是企業為職工提供一部分養老金,以提高職工晚年生活質量的補充養老保險;自愿儲蓄計劃是指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收入情況,選擇由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的各種年金計劃,或者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的各種養老儲蓄計劃,國家在稅收方面給予適當優惠。在三支柱的養老保險籌資模式中,完全積累制的個人賬戶應該為主體,這不僅可以提供足夠的資金積累以應對以后出現的養老金支付高峰期的挑戰,而且可以增加資本積累,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獲取“第二人口紅利”以及充分挖掘并延長轉瞬即逝的“人口紅利”(陳澤華、袁友文,2006)。
“后人口紅利”期的養老危機。“人口紅利”機會窗口關閉后,將迎來人口老齡化挑戰和養老危機。來自世界銀行一組數據顯示,按照1997年以來執行的制度,如果沒有任何財政補貼,即養老體系的赤字完全由當年繳費承擔的話,要使養老金體系達到資金平衡,中國的企業和個人需要承擔的費率將達到工資總額的37%。長期依靠高繳費率和財政補貼支付養老金帶來的壓力將使政府和參保者不堪重負。由于缺少資金積累,當前發放的養老金只能以在職職工繳費來支付,不得不維持高繳費率以應付收支壓力。測算顯示,中國養老金體系在未來幾十年中除了短暫的“人口紅利期”略有盈余外,將長期處于赤字狀態。除非中國在“人口紅利期”對養老保險體制進行及時改革并積累足夠的資本,以應對隨之而來的撫養比例上升帶來的壓力,否則防范與化解養老金危機的機會將轉瞬即逝。尤其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退休保障缺口增大,養老金負債問題將不可避免地波及貨幣政策(吳學安,200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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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的作用范文4
關鍵詞：人口紅利；人口轉變；經濟增長
文章編號：2095-5960（2016）06-0001-06；中圖分類號：C061.2；文獻標識碼：A
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已經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經歷了人口轉變的國家得到證實（Bloom，Williamson，1997[1]；Bloom，Canning，2001[2]；Kelley，Schmidt，1969[3 ；蔡P，2004[4]）。目前，研究者們更為關注兩個問題：第一，在人口轉變結束之后，這個增長源泉（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會消失（Lee，Mason，2010[5]；Van der Gaag，Beer，2014[6]；陸D，蔡P，2014[7]）？第二，在持續低生育率的老齡社會，人口變化是否還可以帶來新的增長機會（World Bank，2016[8]），或者說，第二個人口紅利能否抵消老年撫養負擔加重帶來的不利影響（Mason，Lee，2004[9]；Lee，Mason，2010[5]；王穎等，2016[10]）？這兩個問題對中國而言非常重要也非?，F實，因為中國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李建民，2014）[11]。在給中國經濟帶來豐厚人口紅利的人口轉變結束之后，第二個人口紅利能否如期而至？需要怎樣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創新才能夠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這些問題的答案有賴于我們對人口紅利的來源、結構和機制的深入認識。
一、人口紅利的來源
從歷史發展的邏輯看，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給經濟帶來的一個增長源泉。有研究者認為，從世界范圍看，1960―1995年期間的人口變化對人均產出提高的貢獻率接近20%，在亞洲和歐洲這個貢獻份額更大（Kelly，Schmidt，1969）[3]。人口紅利是由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在一般意義上講，人口紅利是由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個體（家庭）經濟行為變化為經濟增長做出的貢獻。人口紅利有三個直接的來源。第一個來源是由生育率下降帶來的人口撫養負擔下降和勞動年人口比重提高，這種變化增強了人口的生產能力和儲蓄能力，進而提高了人均收入（Bloom，Williamson，1997[1]；Lee，Mason，2010[5]），這種“年齡結構效應”（Bloom et al.，2009）[12]，也被稱為“第一個人口紅利”（Lee，Mason，2006）[13]，其中的邏輯關系實際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被美國人口經濟學家Coale和Hoover （1958）[14]所揭示。第二個來源是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的增加，死亡率下降減少了勞動力的減損，而生育率下降則提高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Angrist，Evans，1998[15]；Bloom et al.，2009[12]；Aguero，Marks，2011[16]）。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不僅從絕對規模上擴大了勞動供給，同時也強化了“結構效應”，使得第一個人口紅利更加豐厚。第三個來源是個人和家庭面對因人口轉變所帶來的變化而在決策和行為上（如儲蓄、勞動供給、子女教育等）所做出的反應，因此被稱為“行為效應”（Bloom et al.，2009）[12]。這種行為反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育孩子數量的減少激勵了父母對子女人力資本（主要是教育和健康）投資的需求，也提高了父母進行這種投資的能力（Becker，Lewis，1973[17]；Becker，Tomes，1976[18]；Lee，Mason，2010[5]），此外，它也為父母對自身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提供了更多機會；二是預期壽命的延長可以改變人們的消費決策、儲蓄決策和退休決策等。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高預期壽命條件下，人們會主動調整自己整個生命周期的規劃和風險應對策略（Acemoglu，Johnson，2007[19]；Bloom et al.，2003[20]），這些微觀個體（家庭）行為的變化（增加儲蓄、勞動力供給和對子女教育與健康的投入等）在宏觀層面上聚合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如促進資本深化和創新。這些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行為效應”就是“第二個人口紅利”（Mason，Lee，2004）[9]。
從來源上看，第一個人口紅利與第二個人口紅利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第一個人口紅利主要是一種結構效應，第二個人口紅利則主要是行為效應。但這種區分并不是絕對的，在第一個人口紅利中也存在著行為效應，如女性勞動供給的增加、父母對子女人力資本及自我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等。同樣，在第二個紅利中也存在著結構效應，如延遲退休可以推遲第一個人口紅利的終結時間和減緩負擔比加重的速度。同時，兩個人口紅利之間也存在內在聯系，第二人口紅利是對第一人口紅利時期形成的有利條件的釋放和利用，保持了一定的連續性（楊英，林煥榮，2013）[21]，或者說，在第一個人口紅利中已經蘊含了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機會。這種連續性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積累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是第二個人口紅利期國民儲蓄能力的重要基礎；其次，第二個人口紅利中的人力資本收益是在第一個人口紅利期中對年輕一代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再次，兩個人口紅利在時間上存在著一個交疊時期。由人口變化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的長短取決于人口轉變的速度，即人口轉變的速度越快，人口撫養負擔下降就越快，達到的負擔水平就越低，但人口紅利期就越短，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老齡化的速度就越快。一般來說，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可以持續40多年，那些人口轉變速度比較緩慢的國家的人口紅利期甚至可以持續50年，而像中國這樣的人口轉變非常迅速的國家，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則不到40年。即使如此，生育率轉變過程中的出生隊列，在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結束之前就已經加入勞動力，他們接受了比父輩更多的教育和健康等投入，這個人力資本增量實際上在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就為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綜上，我們可以從人口紅利概念中引申出另一個概念，即人口的生產性。人口的生產性是基于人是生產者這一基本前提而產生的。人口是一個集合性概念，是由不同的個人組成的。不同的人在勞動能力、勞動力供給行為和生產效率等方面都會有所不同，因此，有這些具有不同經濟特質的個人集合而成的人口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生產性，或者呈現出生產性的強弱之別。在這個意義上講，人口紅利是指因人口轉變而帶來的人口生產性的提高。其中，年齡結構效應和勞動供給效應可以提高人口的生產性和儲蓄能力，人力資本投資效應則可以通過資本深化和技術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了人口轉變以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影響儲蓄、勞動供給和人力資本投資。這些與人口轉變無關的因素導致的儲蓄、勞動供給或人力資本的增加，并非人口紅利。
二、人口紅利的結構
人口紅利是一個具有結構性特征的人口經濟現象，包括了儲蓄、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等多個維度。按照這個認識邏輯，我們就會面對另外兩個問題：一是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口紅利的結構是否會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對經濟增長有怎樣的影響？二是不同國家的人口紅利結構是否不同？不同的人口紅利結構是否會導致經濟增長的差異？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還需要做嚴謹的實證研究，本文在此僅做理論上的探討。
第一個人口紅利的結構特征是儲蓄效應、勞動力供給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的聚合，但是在人口紅利期的不同階段，這三種效應并非總是同時發生，其作用程度也不同，這種結構差異會影響到不同階段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整體貢獻。例如，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階段和發展的中期階段，最為短缺的生產要素不是勞動力，而是資本。因此，撫養比減輕導致的儲蓄率提高就成為人口紅利中的首要因素，因為儲蓄率提高可以為經濟增長注入所需的資本，而投資增長則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吸納剩余勞動力。從中國的經驗看，在經濟增長的絕大時段，投資都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當經濟發展水平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人口紅利的結構開始出現變化，勞動力供給效應和人力資本效應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在臨近“劉易斯轉折點”（蔡P，2010）[22]和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時候。
第二個人口紅利的結構與第一個人口紅利的結構基本相同，但由于第二個人口紅利的來源主要是個人（家庭）的行為效應，因此，第二個人口紅利的結構特征更為鮮明。首先，因為每一個人（家庭）所具有的資源稟賦不同，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同，所涉的制度安排不同（這一點對中國尤為重要），因此，盡管每一個人（家庭）都追求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但在儲蓄、勞動供給和人力資本投資等經濟行為上都存在著明顯差異。這種微觀行為的差異性會直接影響到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水平和結構。其次，相對于儲蓄效應和勞動供給效應，人力資本效應在第二個人口紅利中變得更為重要，因為在第一個人口紅利已經終結的老齡化社會，新加入勞動力的隊列在規模上要小于新退出勞動力的隊列規模，如果要使整體勞動力保持原有的生產力或者具有更高的生產力，前提只有一個，即新加入勞動力的隊列具有更高的人力資本存量。一個隊列的人力資本存量越高，其勞動生產率就越高。由于人力資本投資與生育率有密切關系，一個隊列人口的勞動總產出并不會隨著這個隊列規模的縮減而成比例減少，甚至很可能增加（Mason，Lee，2004）[9]。再次，第二個人口紅利中的儲蓄效應和人力資本投資效應持續的時間更長，也更穩定。以儲蓄為例，在第一個人口紅利中，儲蓄率提高主要是因為出現了消費剩余，之后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出現了目的性儲蓄，但基本上都屬于短期儲蓄行為。在第二個人口紅利中，人們的儲蓄動機主要是為了更長的老年時期的生活做經濟儲備，因此是一種長期儲蓄行為，這為資本市場提供了一個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
三、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已經終結？
對人口紅利結構的解析和對人口紅利結構變化趨勢的認識，直接關系到對中國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終結的判斷。隨著中國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和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研究者也開始關注中國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已經結束（蔡P，2006[23]；陳友華，2005[24]；劉懷宇，馬中，2011[25]；Ogawa，Chen，2013[26]）以及如何延續第一個人口紅利的問題（蔡P，2009[27]；李稻葵等，2015[28]）。
國外學者關于第一個人口紅利終結的判斷標準主要是基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動態特征，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低于總人口增長率和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開始下降時，人口紅利就轉變為“人口負債”（Van der Gaag，Beer，2015）[29]，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人口紅利期轉變為人口負債期。也有學者從更嚴格的意義上定義“負擔比”，即從有效勞動供給角度判斷生產者與被負擔者之間的比例關系（Mason，2007）[30]。世界銀行（World Bank，2016）[8]在一份報告中把人口紅利期的變化劃分為4個階段，或者說，把世界各國劃分為4種類型：（1）處于前人口紅利的國家，這些國家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在4左右；（2）處于人口紅利早期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小于4，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3）處于人口紅利后期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2.1左右，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但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還不快；（4）處于后人口紅利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長期低于21，老年人口比重的較高并將繼續提高。
國內學者的觀點分為兩派，其中一派的觀點與上述觀點基本一致（王豐，2007[31]；蔡P，2013[32]），認為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在21世紀10年代中期已經結束，因為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自2013年以來已經出現了持續減少的情況，而人口撫養比水平則持續上升。Ogawa和Chen（2013）[26]根據分年齡的消費和生產曲線計算了有效勞動供給，認為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期在2014年結束。還有一些學者（李稻葵等，2015）[28]持有相對樂觀的看法，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尚在，因為中國可以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改革退休制度來增加有效勞動力供給，從而延長人口紅利期。另一派的觀點是根據人口撫養比的水平（如低于50）來判斷第一個人口紅利期的時限（陳友華，2005[24]；劉懷宇，馬中，2011[25]）。這種觀點對中國人口紅利可以延續的時間更為樂觀，認為它可以延續到2030年甚至更長遠（田雪原，2006[33]；劉家強，唐盛代，2007[34]；陳佳鵬，2012[35]）。筆者認為，以人口撫養比水平作為人口紅利期的起始標準是一種靜態判斷方法，在邏輯上存在著一個缺陷。例如，當人口撫養比的提高時，即使其仍處于50以下的區間，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種變化也不可能給經濟增長做出任何貢獻。
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綜合判斷中國的第一個人口紅利是否消失。首先，從年齡結構效應看，2012年以來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持續減少，2010年以來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持續下降，經濟活動人口比重持續下降。這意味著中國第一個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結構效應）已經枯竭。其次，在生育率轉變已經完成和低生育率水平條件下，生育率變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效應不復存在，實際上，中國的勞動參與率（特別是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近年來出現了下降趨勢。再次，如果按照前文提到的世界銀行分類標準，中國已處于后人口紅利階段。
四、第二個人口紅利實現的機制
目前的中國人口和經濟都處在歷史轉折點上，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也在發生著重要變化（李建民，2014）[11]。后人口轉變時期的人口形態是人口轉變的歷史承繼，隨著第一個人口紅利走向終結，第二個人口紅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人口紅利將貫穿中國經濟的整個發展過程。從人口紅利角度，我們可以把中國經濟發展過程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人口紅利發展階段和第二個人口紅利發展階段。中國的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高度契合，人口迅速轉變帶來的第一個人口紅利為中國經濟擺脫“馬爾薩斯均衡陷阱”和實現中等收入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王豐， 梅森，2006[36]；王德文等，2004[37]）。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后人口轉變階段和第二個人口紅利期，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國內外學者都高度重視人口紅利的實現機制（Mason， Lee，20049]；Lee ，Mason，2010[5]；Eastwood，Lipton，2012[38]；蔡P，2004[4]；王豐，2007[31]；陳衛等，2015[39]），如果沒有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人口紅利只能停留在人口統計學意義上，或者說只是“數學上的紅利”。對于中國而言，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還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從而全面啟動第二個人口紅利的實現機制。
第一，建立一個更具有彈性和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在老齡化社會，深入挖掘勞動力資源和激勵勞動力供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完善勞動力市場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主要機制。具有彈性和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可以真實地表達勞動力供求關系，可以促進勞動力的流動及勞動力的優化配置，可以動員潛在的勞動力資源進入市場，進而增加勞動力供給。
第二，建立更有利于人力資本投資的教育制度、職業培訓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人力資本效應是第二個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之一，因為人力資本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創新的主要力量，進而人力資本投資是創造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重要機制（Lee， Mason，2006）[13]。發展和完善包括教育制度、職業培訓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在內的人力資本投資體系，是中國收獲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重要條件。
第三，建立富有激勵性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這種激勵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勞動供給激勵，二是儲蓄激勵。這兩個激勵應該成為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則。具有這兩個激勵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可以避免“福利病”，而且還可以使社會保障制度具有生產性，即可以有效地動員勞動供給和儲蓄。只要人們在老年時期不是過分依賴公共或家庭轉移支付，第二個人口紅利就可以抵消老年負擔比提高的不利影響（Lee，Mason，2006）[13]。
第四，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的基本條件是伴隨人口老化新增的儲蓄必須以資本的形式進入市場（王豐，2007）[31]，而資本市場是把儲蓄轉變為投資的重要機制。完善的資本市場不僅可以保障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投入經濟活動。
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從長期的角度看，一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應該實現三個均衡：一是勞動者的收入與其勞動生產率的均衡，二是勞動者的終生收入與終生消費的均衡，三是勞動者的收入增長與生命周期階段變化的均衡。具有這三個均衡特征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同時激勵人力資本投資、勞動供給和儲蓄，因此是實現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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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的作用范文5
關鍵詞：人口結構;經濟增長;影響1、 分析山東省人口結構現狀
山東省是經濟人口大省，山東省的經濟發展水平一直處于全國的領先地位，人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也屬于全國較低的地區，從而逐漸致使山東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方面，生育率迅速降低使得人口總撫養比明顯下降，勞動年齡人口份額迅速增加，山東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省常住人口為9579.31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時的907931萬人相比，十年共增加了500.00萬人。增長5.50%，年平均增長0.54%。全省常住人口中，0-14歲的人口為1507.43萬人，占15.74%，山東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全省人口中，0-14歲的人口為1892。78萬人，占20.85％，現在比之前增加減少了5.11個百分比?？梢娚恃杆傧陆怠Ｉ綎|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15-64歲的人口為6457.09萬人，占71.12％，第六次普查中，15-64歲的人口為7128.90萬人，占74.42%，比上次提升3.30個百分點，可見勞動年齡份額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平均預期壽命的增長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顯現出來。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計算，2005年我省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5.02歲，比2000年增長1.6歲，其中男性人口7243歲，女性77.62歲，分別增長1.42歲和1.63歲。2012山東省人口預期壽命已近77歲，比之前又增長了一個臺階。山東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729.44萬人，占8.03％，第六次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942.98萬人，占9.84%，比上次增長1.81個百分比，增長數額也是比較龐大的，老齡化人口迅速增加?？梢娖骄A期壽命的增加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顯現出來。
2、 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 人口結構變遷對山東省經濟增長的影響
假設總量生產函數為 Y=AF（K，N）
其中，Y是總產出，K是實物資本存量，N是人力資本存量，A是索洛余值或者稱之為全要素生產率，用它來代表技術水平。因此這個式子是規模不變的生產函數。
人均產出y=Y/N=AF（K/N,1）=A k
ΔY/Y=（1―θ）N/N+θK/K+A/A
其中，（1―θ）為勞動在總產出中所占的份額，θ為資本在總產出中所占份額
方程表明，總產出增長率來源于三個部分：勞動投入的增長率，資本投入的增長率和技術進步率。
Δy/y=θΔk/k+ΔA/A(由y=Y/N，k=K/N對兩式取對數求導得到）
因此，由上式可知，人均增長源于人均資本增長和技術進步。
這說明人口增長會影響勞動的投入，從而會引起經濟增長。人口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人口由農村向城鎮轉移，也就相當于向城鎮轉移了勞動力，因此城鎮的勞動率增加，根據上式方程，從而使得經濟增長。
（2） 人口老齡化對山東省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第三次人口普查來看，山東省人口老齡化程度越發嚴重，老年化成上升趨勢，老年人口不斷的增長。2007年山東省老齡化程度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高出了2.1%；2006年的山東省老年撫養比與全國的平均水平相比基本持平，均為12.71；山東省城鎮老年人占全省老年人比重的39.08，與全國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即山東省與全國平均水平較為接近，老年人口以居住在農村為主。
我認為,人口老齡化越是嚴重,經濟增長越是緩慢,人口日益的老齡化將會對經濟產生一系列的負面影響.人口老齡化的日益嚴重以及人口增長率的逐年下降,必然會對影響勞動力的供應,從而影響了整個地區的健康發展。同時，人口老齡化會嚴重降低某些行業的生產效率,在人們為踏出校門進入社會前,一直都是消費者,在工作以后,才開始得到穩定的收入并進行儲蓄,根據邊際效應遞減曲線，其儲蓄的數額也會隨著工資的提高而逐年增加,當退休之后,日常的花費再依靠養老金和以前的儲蓄來進行生活,從而再次成為了純粹的消費者,隨著儲蓄額的降低,資本形成也會逐漸減少,對投資、貿易以及進出口均有較大的影響。在于養老金以及整個社會福利體系之中，養老金數額比例會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隨之增大，對政府的財政預算支出上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從而使政府預算中應用于其他行業的發展支出相對減少，這必然損害了經濟發展。同時，老年人的身體抵抗力弱，患病機率高，使財政收入中用于醫療和保健的開支的比重增加，這也對經濟造成了不利影響。
（3） “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人口紅利是由生產與消費的差異與人口年齡結構相互作用而產生的。1984年，山東省進入人口紅利時期，伺候總撫養比不斷下降，到21世紀初期，人口紅利達到最高程度，也成為人口暴力時期，伺候總撫養比又不斷上升，到2030年山東省人口狀況又由人口紅利時期過渡到盈虧平衡時期，人口紅利時期共持續約46年。所以我省現在正處于人口紅利逐漸減少的時期，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正在逐漸消失，所以，我們應該利用好人口紅利的最后階段的這一優勢，盡最大可能促進經濟增長。
對策：
首先，應當擴大公共教育投入規模，尤其是提升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實現由人口紅利轉向人力資源紅利，即向所謂“二次紅利”的轉變；從人口紅利對消費和儲蓄所產生的影響上來看，其實老齡人口比重的增加在一定時期內并不一定使儲蓄率必然下降，相反還有可能使儲蓄率進一步得到提高。因為在老齡化的初級階段，剛退休的人們往往都還會繼續保持較高的儲蓄率，其較高的儲蓄傾向也繼續持有一段時期，因此也可以說這一階段是第二次“人口紅利”期。
其次，通過提高技術進步來突破“未富先老”的局面，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因為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使得勞動力短缺，以投資和出口促經濟增長的基礎也就不復存在，此時技術進步無疑是促進經濟增長最可靠的動力之一；要從根本上解決“未富先老”，還得依靠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最后，加強制度建設，除了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還要限制特權和打擊腐敗，尤其是用人制度的腐敗，通過制度創新使得“人盡其才”。目前，我省極其需要完善社會主義的法規、政策和政治制度建設，設計良好的制度使得人才到最適合的崗位上，盡可能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生產力，通過制度變革促進“人口紅利”轉向“人力資源紅利”和“制度紅利”，從而使得我省變成一個強省!
參考文獻
人口紅利的作用范文6
世界各國的人口，不論是否實行計劃生育，都或遲或早會經歷人口再生產類型的兩次轉變：第一次人口轉變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第二次人口轉變是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
在第二次人口轉變過程中，在出生率下降的初期，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齡化速度。這樣，會形成一個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都比較低的局面，并會持續幾十年時間?？側丝诔尸F“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即勞動力人口多，老人與兒童少，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也稱為“人口紅利期”。
國家總撫養比是指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在人口學上，一般把總撫養比小于50%的時期稱為人口紅利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
任何一個經歷過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這樣一種“人口紅利”。但較早實現人口轉變的歐洲國家，人口轉變因經歷時間較長，因而“人口紅利”效應并不明顯，例如，丹麥的人口轉變始于1780年，到1930年，人口才達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而新興工業化國家由于人口轉變的歷程較短，往往只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轉變歷程，“人口紅利”效應才引起人們的關注。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從1950年至2050年這100年間，總撫養比為先升后降再上升。1950年的總撫養比為61%，然后逐漸上升，至1970年的總撫養比達到最高點79%，然后逐漸下降。到1990年，總撫養比降到50%，人口機會窗口開始打開。到2010年，總撫養比降到最低點40%。此后，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總撫養比將停止下降轉而開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總撫養比回升到50%，人口機會窗口開始關閉?？梢?，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到2030年，持續時間為40年。到204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將上升到與1950年時一樣，為61%。
人口紅利的是與非
然而，能不能說總撫養比小于50%的時期就一定是人口紅利期？筆者認為，不能一概而論。
其一，由于撫養老年人與撫養兒童所需的社會資源不同，負擔也大不相同。各國研究結果都得到相類似的結論：撫養一個老人的費用，相當于撫養2―3個兒童的費用（取其平均數為2.5個兒童）。為了比較撫養負擔，我們可以把老年撫養比換算成少兒撫養比，即把老年撫養比乘以2.5這個系數，就得到少兒撫養比的負擔。舉例來說：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為40%，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各占20%，那么我們可以換算為：20%+20%X2.5=70%，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總撫養比相當于70%的少兒撫養比。
因此，一個總撫養比為40%的國家，可能比總撫養比為50%的國家的撫養負擔更重。舉例來說：A國少兒撫養比為10%，老年撫養比為30%，總撫養比為40%，相當于10%+30% X2.5=85%少兒撫養比；B國少兒撫養比為40%，老年撫養比為10%，總撫養比為50%，相當于40%+10% X2.5=65%少兒撫養比。
從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B國的總撫養比雖然高于A國，但B國的實際撫養負擔比A國輕。1950年和204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雖然都是61%，但實際撫養負擔有很大區別，因為1950年的撫養負擔以少兒撫養比為主，而2040年的撫養負擔以老年撫養比為主。
可見，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雖然高于50%，但如果老齡化程度很低，也可以說處于人口紅利期。例如，雖然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是從1990年才開始，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老齡化程度只有5%左右，因此仍可以說那時中國處于人口紅利期，經濟也快速發展。從那時起中國開始進入“人口紅利”階段，表現為：一是勞動人口比例不斷上升；二是撫養系數比例迅速下降；三是家庭人口規模減少，家庭戶數大幅度增加；四是總人口就業率和家庭就業面提高，促進了人均收入增長。
另一方面，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雖然低于50%，但如果主要由老年撫養比組成，也不一定處于人口紅利期。例如，雖然到2030年，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才關閉，但到本世紀20年代，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很高，已不能說中國仍處于人口紅利期了。2015年前后是中國“人口紅利”階段的轉折點。此后，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人口老齡化加速將給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其二，人口學角度提出的撫養比是理論撫養比，而不是實際撫養比。實際撫養比應是非就業人口與就業人口之比。如果失業率過高，勞動年齡人口不能充分就業，那么勞動年齡人口與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一樣都是被撫養人口。人口紅利的收獲不僅需要有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人口，而且需要為這樣一支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還要將已經收獲的人口紅利投資于人力資源的積累和開發。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為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2009年，全國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總數約為1200萬個。從勞動力供給看，2009年城鎮新增勞動力資源超過13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610萬人、城鎮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360萬人、未能升學的城鎮初高中畢業生280萬人、需在城鎮安置工作的復員轉業軍人50萬人。同時，全國還有上年結轉的登記失業人員800多萬人、“農轉非”200萬人、企業下崗需要轉崗就業等人員100多萬人。全年需要就業的人員總數達2400多萬人?？傮w看來，2009年勞動力供求缺口達1200萬人。綜合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就業形勢更加嚴峻。這意味著相當大的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實際上成為被撫養人口。
人口紅利的利與弊
一個國家處于人口紅利期間，其人口有如下三個特征為發展提供機遇：一是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且勞動力價格低廉，從而使得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擁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二是由于勞動力人口結構較年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會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于人口老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
人口學家經過計算認為，在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一個單位，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年至2000年，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了20.1％，帶來經濟增長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長速度在8.6％左右，相當于人口轉變對人均GDP增長貢獻在26.8％，即四分之一強。
然而，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率而獲得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也會帶來不利的影響：第一，少兒人口減少，從而減少了內需，而內需不足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阻力。中國生產的產品大多是普通消費品，是需要絕對數量的人口來消費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10歲―14歲的人口有12539萬，5歲―9歲的人口有9015萬，0歲―4歲的人口只有6897萬，下降速度極為迅速。少兒人口減少，也是中國市場內需嚴重萎縮的原因之一。
第二，由于需要撫養的孩子少了，父母有更多的時間參加工作，婦女勞動參與率過高，造成就業壓力增大。生育率下降過快，少兒撫養過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過大，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沒能充分就業，一部分人口紅利被浪費掉了。
第三，人為地降低生育率，會加劇將來的老齡化問題，而嚴重的老齡化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步喪失導致經濟減速，是亞洲四小龍和歐美發達國家曾經都經歷過的發展過程。經濟學模型顯示，老齡化比重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收入增長幅度可能會下降0.115個百分點。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認為：中國自1973年全面推行計劃生育以來，生育率迅速下降，導致人口撫養比下降1/3，比其他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提前半個多世紀跨入低生育水平 國家行列，為中國經濟增長創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期。但實際上，由于實行計劃生育，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也就是“未富先老”。通過計劃生育實現的“急剎車”式的人口轉變，為我國創造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到2030年，只有短短的40年，而發達國家一般在80年以上。在獲取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的同時，我們必須承擔人口老齡化提前和急速到來的后果。今天的人口紅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負債，加速到來必然也將加快其結束。
人口紅利其實是一種“透支消費”。一個人的收入與支出相平衡，就不會有透支消費。一個國家的平均每對夫婦生2.1個孩子，就達到了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如果生育率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一種“透支消費”，也稱為“寅吃卯糧”?，F在只生一個孩子，做父母的比較輕松，因為節省了撫養孩子的費用和精力，這可看作是對未來的一種透支或預支。透支消費在未來是需要連本帶息償還的，其結果必然是加重了未來人口的負擔，透支未來的可發展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