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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1
【關鍵詞】桐鄉發展定位空間結構
【Abstract】On research of advantage, opportunity, challenge of TongXiang, clearify the future develop direction, this paper takes TongXiang city as an example, figure out the overall positioning and industrial system, propose several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spacial modes to realizing the Striding development .
【Keywords】TongxiangPositioningSpacial Structure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識碼： A
桐鄉，一座以烏鎮聞名于世的城市，一座積淀深厚的江南歷史文化名城，一座以輕紡產業與專業市場而壯大的縣域城市，在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崛起與國家經濟新一輪發展的契機下，面對城市自身轉型升級與周邊競爭加劇態勢，必須重新謀劃城市發展的方向與未來。本項目需要從根本上回答三個核心問題：桐鄉如何發展的問題；桐鄉發展什么的問題；桐鄉發展如何落地和怎么操作的問題。具體將從以下四大篇章加以解析。
一、定位篇
從基礎條件看，桐鄉的發展有三大核心優勢與戰略機遇:
優越交通區位。桐鄉位于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核心區域，是滬寧和滬杭甬發展帶、京杭大運河發展帶及環杭州灣發展帶的戰略疊加區。
特色產業基礎。桐鄉是浙江省特色產業集群發展的典型代表，形成了包括經開區玻璃纖維、洲泉化纖、崇福皮草、濮院毛衫針織等特色產業集群。烏鎮品牌效應與領先優勢顯著，是桐鄉最具國際化的城市名片。
空間環境與資源條件。桐鄉地處杭嘉湖平原腹地，素有“魚米之鄉，百花地面，文化之邦”的美譽，生態與環境優勢顯著，形成“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中央是桐鄉”的空間格局。
從發展現實看，桐鄉發展面臨兩大瓶頸與挑戰:
經濟與產業發展瓶頸。桐鄉經濟增速趨緩，省內及周邊城市競爭壓力較大，面臨二次創業的壓力，服務型經濟、創新型經濟、開放型經濟總體發展滯后。
中心城區與重點片區發展空間制約。城市化肌理與脈絡不夠清晰，城市功能格局框架總體偏小且不夠完整，城鎮建設用地緊張，制約城市重大發展項目的建設。
基于上述研究，圍繞國際化、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三大維度，明確桐鄉三大發展方向的戰略邏輯。
方向一: 補缺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建設，打造面向國際的江南文化與生態名片；
方向二: 引領浙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桐鄉新興產業與服務經濟發展；
方向三: 示范國內中小城市轉型突破，建設長三角南翼特色中等強市。
結合桐鄉本地優勢與國家、長三角與浙江省發展態勢，把握城市轉型升級戰略訴求，提出桐鄉“四個城市”的總體發展戰略定位：
塑造城市發展魅力，建設國際江南文化旅游名市
增強城市發展活力，建設全國現代商貿流通大市
提升城市發展實力，建設長三角新型工業強市
夯實城市發展動力，建設浙江生態宜居新市
基于桐鄉發展戰略定位與城市特色，提出“世界烏鎮 • 江南桐鄉”的形象定位，明確“更江南、更美好、更發達、更宜居”的城市目標，構建“世界風、江南韻、生態城”的戰略格局。
二、產業篇
立足桐鄉現實基礎與發展態勢，對接國家和地方宏觀戰略與政策指引，構建桐鄉“1+3+2+x”矩陣式現代產業體系。
“1”是一個主導產業集群，即全產業鏈“世界一流現代輕紡產業集群”，涵蓋研發設計、原材料精加工、裝備制造、服裝制作、商貿流通、專業服務幾大鏈條，重點由生產制造向價值鏈微笑曲線兩端延伸，實現傳統與現代融合，制造與服務融合，科技與創意融合，生產與生活融合。
“3”是3大特色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重點聚焦“新材料、新裝備、新醫藥”“三新產業”集群。
“新材料”聚焦新型化纖、非金屬材料、金屬材料三大重點優勢領域，培育新增長點；“新裝備”聚焦針織設備、環保裝備、成套設備三大特色發展門類，提升區域產業聯動發展；“新醫藥”聚焦疫苗與試劑、新型制劑、現代中成藥三大重點門類，強化產業發展基礎。
“2”是2大現代服務業產業集群，涵蓋專業型生產業與高等級消費業。
專業型生產業重點發展專業服務、商貿流通與現代金融，打造特色區域生產中心。高等級消費業重點發展現代旅游與文化創意產業，建設面向國內外的特色消費業集群。
“X”是若干基礎產業與新興產業集群。綜合考慮桐鄉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功能建設及現狀基礎產業轉型升級訴求，重點關注都市生態農業、新經濟培育與城市公共服務業三大領域，重點聚焦生態涵養與城市個性風貌，聚焦新興經濟培育點。
三、規劃篇
充分考慮桐鄉自然環境條件與現狀發展特性，借鑒國際區域都市空間發展的成功經驗與先進理念，本次規劃倡導“可持續的城市精明增長模式”，提出如下規劃發展策略：
策略一：動態、彈性的城鎮體系結構
劃分都市區與都市域城市格局，實行差別化空間發展模式。規劃以梧桐街道、振東新區、經濟開發區、濮院為核心，形成連片緊湊、密集發展的都市區。其他鎮區嵌套在自然生態基底之中，通過交通及水系廊道相聯系，組成疏朗組團、生態和諧的都市域。都市區與都市域之間通過綠化廊道隔離，形成城鄉空間融合發展形態。
策略二：有機縫合城市，實現緊湊增長
堅持可持續發展的空間策略，適當密度的城市開發，確定合理的城市增長邊界，實現城市緊湊集約增長。優先發展的公共交通走廊將城鎮區域有機縫合，優化城鎮結構。
策略三：以交通走廊為導向，引導城鎮發展
沿杭桐軌道快線和有軌電車廊道布局城市重要功能，形成以客運交通導向的TOD開發模式。打造鳳凰湖節點交通樞紐，無縫銜接整合各類交通方式，引導周邊用地開發。
策略四：城鄉融合，創建自然有機的區域生態體系
尊重自然，體現地域獨特風格，城鎮發展呈細胞狀組團溶解在市域自然生態基底之中，運河水系與基礎設施廊道交織成網，創建城鄉一體的生態綠化系統。
策略五：打造城市發展新亮點，凸顯水鄉風貌氣韻
“小河流水人家”是地域特色空間的真實寫照。以綠化系統為基礎，與水系結合形成人性化的濱水景觀，塑造出親水宜人的城市風貌意象。選取重要歷史人文及現代自然景觀節點，如烏鎮、石門灣、濮院歷史街區、振東新區革新區等，塑造出新的城市景觀標志與亮點。
市域整體空間結構可概括為：“一核、一軸、兩帶、廊道串聯、板塊發展”。
一核為以老城區和振東新區為核心的城市功能核心區。一軸為以中心城區為核心，北連烏鎮，南連高橋的南北向城市功能發展主軸。兩帶為北部以烏鎮為核心的旅游發展帶，南部以濮院、高橋、崇福為核心的產業發展帶。主要發展板塊為：以梧桐街道、振東新區、經濟開發區、濮院為核心的中部城市功能服務板塊；以烏鎮、石門為核心的北部文化旅游板塊；以高橋新區、崇福為核心的南部產業功能板塊。沿運河水系的生態綠化廊道將中心城區及各個鎮區有機串聯。市域城鎮總體用地規模至2030年約為132平方公里，遠景城鎮發展用地控制在187平方公里以內。
對市域道路交通網絡進行整合，優化高速公路出入口，將規劃杭州二繞與錢江通道北接線的相交位置南移，與320國道的出入口結合，有利于桐鄉交通快速通過杭州二繞集散。構建以干線公路為骨架的聯系鎮間交通的都市域公路網絡，干線公路盡量繞行鎮區邊界。優化都市區城市干道，依托環城東路南北向重要公共交通客運走廊，帶動城市中心區域發展。杭桐軌道快線串聯起沿線重要城鎮組團，最高車速為100到140公里/小時，車站分布內密外稀，城區段減小站間距，采取地下敷設。有軌電車將烏鎮、中心城區、高橋新區便捷聯系，與高鐵站點和軌道快線設置換乘樞紐，最高車速為70公里/小時。
桐鄉市域生態功能區域劃分為城鎮功能區和生態保育區兩大類。城鎮功能區主要發展第二、三產業和都市型生態農業，嚴格限制污染型、高耗能型產業。生態保育區即城鎮鎮區之外的廣大地區。區內以第一產業為主，保護基本農田，優化生態環境。
發揮桐鄉水系發達、河流密布的優勢，航道建設以改造、整治為主，將京杭運河、京杭運河二通道及杭申線升級成為三級航道，杭平申線、東宗線規劃成為四級航道，增強通航能力。形成桐鄉港、崇福、洲泉三個主要港口及屠甸、石門兩個次要港口。
中心城區規劃建設用地面積約為77平方公里?？臻g結構為“雙核驅動、三軸擴展、多廊、八組團發展”。老城中心區與振東新區構成“雙核心”城市結構驅動城市生長。將振東新區打造成為新的城市商貿商務行政綜合區與開放區。“三軸擴展”為在現有十字發展軸基礎上，增加環城東路發展軸，構成更大區域范圍內聯系烏鎮、高橋的區域性城市發展軸線。以京杭運河、北港河、康涇塘等豐富城市水網構成多條水系綠化廊道，塑造水鄉城市特色。老城中心片區、振東新區、經濟開發區及擴展區、文化創意區、龍翔片區、濮院產業區、濮院生活服務區構成城市功能組團。
中心城區道路骨架形成“一環、六縱七橫、中心放射式”的格局。在原有繞城公路基礎上，將北環線二環北路北移至龍翔形成新的城市環線。擴大后的城市環線骨架可滿足城區未來功能拓展需要?！傲v七橫”路網構成城市主干道網絡，起集散交通與服務聯絡的功能。以中心城區為核心，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呈發射狀的對外聯系道路與周邊城鎮形成便捷聯系。
中心城區遠景建設用地控制邊界為120平方公里。遠期將龍翔、振東新區、經濟開發區與濮院連為一體。強調南北軸向延伸，強化與北部烏鎮，南部高橋的有效聯系。發展預留用地為32平方公里，保持城市彈性增長。
四、設計篇
立足未來桐鄉城市化肌理和脈絡，對接城市戰略定位與規劃功能格局，選取振東新區鳳凰湖區域作為城市設計核心區，面積約為5平方公里。這里擁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基底，是桐鄉都市區城市擴展的橋頭堡，是桐鄉建設現代、時尚、生態、宜居開放區的最佳載體之一。
設計構思為“有鳳來儀”，鳳的形象給方案以啟迪，鳳凰湖區域以鳳起之勢，矗立于桐鄉中心城區發展的核心位置，鳳優美向上的形象象征桐鄉蒸蒸日上的城市發展態勢，有鳳來儀代表著桐鄉喜迎八方貴客，大氣開放的包容姿態。
五、結語
面對國家十二五規劃與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建設的戰略機遇，面對浙江省、桐鄉發展轉型的戰略挑戰，桐鄉市空間發展戰略規劃正當其時。通過準確的時機把握、前瞻的理念指引、清晰的發展定位、合理的規劃布局、人性化的城市空間設計、可操作性的實施策略，必將推動桐鄉新一輪跨越式發展，為桐鄉這座“枕河人家”的千年水鄉城市譜寫最華美的篇章。
（本項目為《桐鄉市空間發展戰略規劃研究》征集方案之一，項目主要參與者還有：曲毅、呂志勇、張慧民、賈枚、趙如韻、石巍、姚靜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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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2
20xx年x月x至x日，縣發改委負責人率相關科室人員赴**縣、**市##縣、++縣等地進行學習考察，通過與當地發改部門及有關企業負責人座談、實地考察等方式的工作交流，深切地感受到三縣突飛猛進的發展和日新月異的變化，耳目為之一新，思想受到很大觸動和震憾。
一、三縣基本情況及經濟發展主要特點
**、++分別是我省20xx年度縣域經濟考核中一類縣、二類縣的科學發展先進縣。##縣隸屬江蘇省會**市，是全國百強縣，位于長江之濱、**南端，與**、++接壤，是承接蘇南、輻射皖南的長三角區域重要節點。**縣面積×平方公里，轄×鎮×鄉，人口×.×萬。##縣面積×平方公里，轄×鎮，人口×萬。++縣面積×平方公里，轄×鎮×鄉，人口×萬。三縣經濟發展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發展速度較快，經濟實力較強。20xx年，**縣兩項指標（指gdp、財政一般預算收入，下同）分別完成×.×億元、×.×億元，分別增長 ×.×%、×.×%，自20xx年起，連續八年位居全省綜合“十強縣”前列。##縣兩項指標分別完成×.×億元、×.×億元，分別增長×.×%、×.×%，是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江蘇省全面小康達標縣。++縣兩項指標分別完成×億元、×億元，分別增長×%、×.×%，自×起連續三年榮獲++省縣域經濟考核“科學發展先進縣”稱號。
二是主導產業鮮明，產業集聚明顯。**縣工業企業已基本形成了冶金壓延、機械制造、醫藥化工、食品加工和紡織服裝等五大特色鮮明的產業集群。##縣工業經濟規?；?、集群化發展特征明顯。做強三大優勢產業，即建筑業、水產養殖業和造船業，兼顧發展其他產業，在全縣工業經濟總量中，上述產業約占總量的×%。++縣工業上圍繞打造面向長三角的產業配套加工和先進制造業基地，致力發展“×+ ×” 產業，其中“ ×”?。杭粗攸c發展裝備制造、電力電子、金屬壓延、輕工紡織、農副產品深加工五大主導產業；“ ×”?。杭葱录夹g、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
三是企業和項目規模大，發展后勁足。位于**縣太白鎮占地五千畝的++長江鋼鐵股份有限公司，20xx年以前是低水平的粗放式的鋼材加工小企業，通過技術改造，20xx年底具備年產×萬噸鋼生產能力，總資產×億元，利稅過億元，今年正在實施×萬噸鋼產能置換技改項目（遠期實現×萬噸鋼規模），總投資為×億元，項目竣工達產后，可實現銷售收入×億元，利稅×億元。##縣擁有紅太陽集團、紅寶麗公司、高陶公司等×家本土上市公司；“十一五”期間，該縣工業實現工業總產值、主營業務收入、工業增加值等主要經濟指標年均增幅在×%以上，同時全縣工業企業個數和資產規模不斷壯大，全縣工業企業個數凈增近×家，全縣工業企業總資產增長×倍，其中：紅太陽集團總資產達×.×億元。
四是城市發展水平高，城鄉一體化進程快。**縣“十一五”期間城鎮建設累計投資×億元，污水、垃圾處理等一批市政設施投入使用，城鎮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城鎮服務功能進一步提升?？h城通過“東擴西拓、北接南延”，城區框架進一步拉開，建成區面積由×平方公里擴展到×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由×萬人增加到×萬人。全縣城鎮化水平達到×%，在全省縣域處于前列。##縣縣城建成區面積×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萬。##擁有“三山、兩水、五田”的生態黃金比例，有著“自然山水在城中，城在自然山水中”的鮮明特色，秉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堅持把生態作為地區發展的第一競爭力，“十一五”期間累計投入×億元實施生態濕地、森林公園、污水處理等生態工程，先后贏得全國唯一“國際慢城”、江蘇省首批國家生態縣、國家園林城和國家衛生縣等一系列“金字招牌”。++縣開展城市景觀和泛園林化概念設計，主城區面積達到×平方公里，建成郎川大道、亭子山路、東路等×條共×公里主次干道，城市形象明顯提升。
二、三縣發展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經驗
一是堅持不懈地發展工業。無工不富，無工不強。三縣在追求跨越式發展中，始終堅持把發展工業作為第一方略，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縣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發展期間把“工業強縣”作為謀求崛起的一貫戰略，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著力推進傳統產業新型化和新興產業規模化，著力培育超百億元產業、超億元企業集團，不斷增強核心競爭力。##縣把“工業強縣”戰略作為打造“實力##”的重要抓手，以高效、低碳、環保為導向，著力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主體、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現 代高效農業等為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努力形成新興產業的先發優勢，現代服務業的品質優勢，傳統產業的品牌優勢，現代高效農業的規模優勢，提升產業競爭力。++承接長三角產業轉移過程中，“++現象”、“++速度”引起泛長三角區域的廣泛關注，“十一五”期間++縣工業經濟快速崛起，工業企業規模和實力不斷壯大，全縣規模以上企業增加到×家，年均增長×%。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加到×億元，年均增長×.×%，三次產業比由20xx年的×.×∶×∶×.×調整為20xx年的×.×∶×.×∶×.×。
二是堅持不懈地招商引資。**縣堅持招商選資、招大引強不動搖，全力開展“招商引資突破年”活動。20xx年實際利用縣外資金×億元，增長×%，其中利用省外資金×億元，增長×%；利用境外資金×萬美元，增長×%。##縣對外開放水平全面提升，“十一五”期間累計注冊登記縣外投資企業×家，其中外資企業×家，實際利用外資×.×億美元，比“十五”時期增長×.×%。++縣作為皖江示范區建設“兩翼”“宣城一翼”，充分發揮區位和后發優勢，先行先試，主動承接，全力打造示范區建設“先行區”，呈現出客商蜂擁而至、項目扎堆而來的良好態勢，“十一五”期間該縣利用內資達×億元，利用外資×萬美元，分別是“十五”的×倍和×倍。
三是堅持不懈地打造平臺。**縣對外開放平臺建設加快推進，全縣園區建設達×平方公里，**經濟開發區升格為省級開發區，博望等重點鄉鎮工業集中區初具規模。20xx年，**經濟開發區新建園區道路×公里，完成各類基礎設施投入×億元，全年工業產值×億元、財政收入×.×億元，分別增長×%、×%；博望、太白工業集中區實現工業產值×億元、×億元，分別增長×%、×%。市縣共建的馬鞍山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園區全面啟動建設。##經濟開發區總規劃面積×.×平方公里，截至20xx年，##經濟開發區×.×平方公里產業區基本建成，先后落戶工業企業×家，集聚了“紅太陽、##陶瓷、紅寶麗”三大上市公司和十四所國睿產業園、大地水刀、美大電器、融點食品等一批優質項目，引進中電科技、深圳高科、廣東世達等×多家國內外知名企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形成裝備制造、電子信息、新型材料、綠色食品、軟件和現代服務業五大特色鮮明的產業集群。20xx年，全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億元，增長×%；財政收入×.×億元，增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其中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億元，分別增長×%、×%，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戰場。++縣“兩區三園”擴區升級，規劃面積近百平方公里，縣經濟開發區、十字開發區先后被批準籌建省級開發區。特別是近兩年來，園區建設加速發展，++開發區一期×平方公里框架全面拉開，企業基本布滿；一大批產業集群相繼落戶，被省委、省政府贊譽為“++現象”。
四是堅持不懈地推進城市化。三縣都把城市建設作為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高起點規劃，大手筆建設。**縣以建設山水園林中等城市為目標，在主城區大力推進東部新城、南部新城、濱江新城、北部新城“四大新城”建設，到× 年，建成區面積達到× 平方公里，人口達到× 萬人。該縣在推動“新城”建設上，積極以社會公益基礎建設項目先行，如將**一中、**縣人民醫院搬遷到東部新城，然后帶動相關發展很值得借鑒。##縣制訂了“一軸、一主、三次、多點”的新型城鎮空間布局形態，在城市建設上呈現“放射狀”建設，推進老城區改造，規劃建設東部新城區，構建以老街為核心的文化風景區，以寶塔路為軸線的現代商貿區，以鎮興路為軸線的行政中心區，以北嶺路為軸線的專業市場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層次。++縣堅持縣城、十字開發區“雙核”發展，突出規劃先行，高起點、高品位編制縣城總體規劃、鎮村建設規劃及各類專項規劃，明確了縣城“中國綠茶之都、江南水韻之城”和“九德++”總體定位。先后提出了“五項改革”、“三個集中”和“建設新城區、稀釋老城區、整治結合部”等一系列符合++實際的發展思路，全面推動新一輪城市大開發、大建設、大提升。
五是堅持不懈地優化環境。**縣積極為企業發展創造寬松的環境，如實施重點企業“綠卡”保護、組織開展涉企收費集中清理、推進行政審批“兩集中三到位”和流程再造、頒布實施機關效能建設崗位禁令等效能制度、組織開展“企業評機關”活動和強化經濟發展環境投訴受理工作等，在全縣上下形成了“人人講開放，人人參與或服務開放”的良好社會氛圍。##縣優化軟硬環境，構筑引鳳金巢。一是優化政務環境。按照《行政許可法》清核、精簡原有行政審批事項，改進行政審批方式，將以往按順序、按部門審批的傳統方法變為并聯審批和聯合審批，提高辦事效率，方便客商投資創業。二是優化法制環境。制訂涉企檢查審核備案和行政處罰申報備案制度，進一步規范行政執法行為，對涉及客籍企業檢查、罰款的行政執法行為，統一把關核準，防止發生不上報、不備案、未批準的涉企檢查行為。三是優化城市環境。堅持用生態理念建設、經營城市，建成湖濱大道、人居森林等一批生態綠化工程，營造“城在湖邊、林在城中、人在林里”的舒適居住空間，吸引客商在淳購房置業、長期發展。++縣始終秉承“客商就是上帝、服務就是天職”，潛心鑄造優質高效的服務品牌。在硬環境建設上，著力打造“四個平臺”即：“無縫對接”基礎設施平臺、“集約式”用地平臺、“多贏”融資平臺、“穩固”勞動力平臺；在軟環境建設上，深入實施行政審批權相對集中改革，推行全程服務。在全省率先開設了縣級人文大講壇——“郎川人文大講壇”，邀請國內知名專家、學者和發達地區領導為++發展指點迷津。在與一家從無錫整體遷移企業老總座談時，該老總意味深長地說到，他們在考慮搬遷時考察過不少地方，有的地方是開起門來迎客，關起門來宰客，選擇++是因為她們與蘇南地緣更近，后續服務跟得上！可以說，目前的++，“有形的變化有目共睹，無形的變化更為深刻”。
找尋三縣經濟發展的軌跡，有很多寶貴經驗值得我們思考與學習。
一是選擇了符合本縣發展實際的好路子。三縣都找到了一條經過實踐檢驗符合實際、成功的路子，而且是不松勁、不搖擺，一屆接著一屆干。**縣立足走在全省縣級前列的目標，積極實施工業強縣、東向發展、全民創業、城鄉統籌戰略，堅持工業化和城鎮化雙輪驅動，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取得重大成就，在全省縣域經濟綜合考核中連年位居十強縣前列。##縣圍繞建設特色##目標，全面實施“工業強縣、生態立縣、特色興縣”戰略，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城市現代化、產業特色化”進程，著力營造“大工業、大交通、大旅游、大商貿、大環境”新優勢，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都取得了新成就，20xx年順利通過江蘇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考核驗收， 20xx年成為江蘇省第一個國家生態縣，20xx年躋身全國百強縣行列。##經過多年的發展，現在開始調整用力方向，一方面打造建筑業、水產養殖業和造船業三大優勢產業；另一方面著力打造生態經濟，在丘崗地區再放大“國際慢城”效應。##是地域、人口小縣，但她是建筑大縣，至“十一五”末，該縣有建筑企業×家，其中一級資質企業×家，二級資質企業×家，三級資質企業×家，勞務企業×家。年產值超×億元的×家，超×億元的企業×家，超×億元的企業×家?！笆晃濉逼陂g，累計完成總產值×億元，年均增幅在×.×%。20xx年建筑業完成產值×億元，同比增長×.×%?！笆晃濉逼陂g，全縣建筑業累計上繳地方稅收×.×億元，年均增長×.×%，20xx年上繳地方稅收×.×億元，建筑業上繳地方稅收已占到全縣地方稅收的三分之一，建筑業對全縣財政稅收作出了重要貢獻。建筑業從業人員保持在×萬多人，已占到全縣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對農民人均純收入貢獻額保持×%增長速度，已占到農民純收入的三分之一，建筑業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支柱產業、富民產業。++縣圍繞“躋身全省縣域發展第一方陣”的目標，全縣經濟社會發展厚積薄發、加速崛起，20xx年以來，連續三年進入全省“動態十佳縣”行列，20xx年-20xx年連續三年被評為省二類縣考核“科學發展先進縣”稱號。
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3
關鍵詞：設計藝術學；設計史；六朝時期；物質文化生活；文化特征；新視角
中圖分類號：J5 文獻標識碼：A
六朝（東吳、東晉、宋、齊、梁、陳）是中國中古歷史的一個重要階段，六朝時期的歷史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有十分顯著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1.高度集權的統一王朝的消失，從動亂分裂走向再度統一。
2.漢代經學的消退，玄學、佛學、道學的興起，形成三位一體，互通互補。
3.長江流域經濟開發，促進南方經濟重心的形成。
4.精神思想自由，科學技術發展，文化繁榮，盛況空前，燦爛奪目。
5.秦漢文化的承繼，隋唐文化的孕育，承上啟下，完成歷史的轉折。
我們對于這一重要的歷史時期，中華民族為中國文化和世界文明所做的貢獻，還有一些新的認識。
六朝歷史文化的創造，造物設計作為文化載體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時期設計的演變，對六朝社會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特征，六朝社會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時設計的面貌。六朝時期的造物觀、設計形式以及由此而成的禮俗制度，不僅規范著六朝人的生活、生產方式，也對之后的中國社會文化表現出很深的歷史影響。
論及六朝，以政治上的分裂、偏安、短促而輕視其地位、貢獻，是片面的，①重讀六朝，如果在文化上重精神、輕物質，重宮廷、輕民間，重文學、輕器物，重經典、輕一般，同樣是片面的。②如何把握這一巨大轉折時期的歷史，的確需要全面的探討，應開拓新的專題，力求“建立起對六朝歷史更深透、更清晰的立體認識”。③六朝這一歷史階段的文化、生活及民族心理，是一個多層次、多方向凝聚而成的歷史結構，精神與物質、宗教與現實、藝術與實用，清與濁、縱與橫、進與退相互交織，在戰亂與紛爭中，一系列新的思想與審美情趣日益興起，一種清新簡約、超然絕俗的文化獨特新風才漸漸形成，我們的考察與辨識，正在于此。
一、六朝造物設計在遺傳與變異中形成清新靈動的特色，呈現出不同于漢代傳統的物質文化新格局。
六朝作為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變革時期，在思想、文學的進步之外，還特別表現在物質文化新格局的建構上，其中，造物設計的作用尤其明顯。經先秦長期發展至漢代逐漸形成的造物規范體系，不僅在六朝初期的設計中仍然有著明顯和切實的影響，而且在物質文化領域中有著更為重要的制約整合作用。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歷史的車輪駛入六朝，佛教傳入、道教意識、玄學思想、個性價值，登上了文化藝術的舞臺，一個新的物質文化時代也就正式揭開了帷幕。在這場空前的歷史變革中，文化的進步在巨大的歷史動蕩中邁出了艱辛的步履。雖然在東漢末期，新的文化觀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已經孕育，然而，單就某個方面的吸收，某種思想知識的選擇，只能形成一般意義上的傳承和演變，還不能構成新的格局。新的物質文化格局是一個時代“文化基因”上的遺傳與變異所致，尤其在六朝時期，遺傳與變異是文化的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征。但文化不只是宮廷、士人的專利，也有民間工匠造物的參與，如佛教的異文化知識及宗教功能只有當它經由“物”的呈現，使一般民眾也感受到精神的解脫時，才能發揮其作用，才能構成地域性文化的世界圖像。
從這一角度看，新的基因上的突變，既同這一時期讖緯神學轉向玄學本體有關，同科學發展與經濟開發有關，同社會風尚與審美風貌的轉變有關，也同物質文明與生活方式有關。因此，六朝物質文化新格局還不能只是從政治、思想、宗教、文學等方面來解釋，而應結合“物”的世界來把握，考察造物在六朝時期的傳播與衍變，考察定型的漢代造物技術、知識的完整結構如何在六朝被打破，漢代造物的意匠化與政教功利結構如何變異為宗教化與清新靈動結構。而這一造物結構的變動對于探尋六朝物質文化新格局極具價值。
二、六朝造物具有地域特色，也具有南北設計的共通性。六朝設計并不因政治上的分裂、偏安而中斷了與外界的交流，并不因南北對峙而局限于“地域特色”。
從普通陶器、瓷器、織物、漆器等日常器物以及農用器具、交通工具、工藝作坊、物品流通等等生活設計史要素而論，六朝設計在許多方面與北方地區的設計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有著相對的一致性，尤其在社會下層、民間生活用品上十分明顯。這是因為一方面，東晉時期的大遷徙不僅有大批工匠南下，帶來北方造物的種種技術、觀念和形式，也與南方造物相融、相合，逐步形成具有時代特征的六朝設計；另一方面，南方造物也不斷影響北方，至南朝時，南北雙方在設計方面仍交流不絕，《齊民要術》中多有南方事物的記述，所錄北方事物也與南方事物相類同，可見在造物上的息息相通。
這也為肯定六朝歷史地位再次提供了物質文化方面的依據，秦漢造物傳統在六朝得以發揚廣大，傳統成熟的造物文明在南方延續、發展、創新，并給予北方設計較大影響。顯示出六朝造物設計是這一時期最為發達、時尚、先進、周密、合理的類型，具有整體的代表性。誠如范文瀾所言，“東晉南朝對歷史是有貢獻的，不能因為政治上是偏安，輕視它們的貢獻”，④現代學者也多有呼吁和論證“六朝對于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⑤歷史上也有以東晉、南朝為正統者，如司馬光編《資治通鑒》。如此，六朝設計史的“共通性”、“代表性”與“整體”面貌才可以被理解。
三、北方造物工藝的傳入，加上江南經濟的開發，服務于六朝社會生活的造物設計十分活躍，并朝著生活化、個性化方向發展，構成了六朝社會生活的豐富多樣性。
在江南經濟開發中，六朝時期造物技術不斷提高，造物種類有所拓展。從織物技術看，南方麻織技術達到了很高水平，會稽所產越布號稱精美，⑥絲織技術也普遍提高并推廣；從服飾設計看，北方服飾傳至江南，結合南方原有樣式，在適應中不斷發展出符合南方生活的變化多樣的、個性獨特的新款式；從建筑設計看，宮苑、臺閣、士族莊園雖規模遜于北方，但精致、奢糜、朝隱、野致遠勝于秦漢與北朝。
在“六朝金粉”之外，普通民居、生活器物、生產用具在種類、樣式、功能上也表現出江南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多樣和豐富，各類物品隨社會經濟的進步而呈全面發展景象。儉樸與豪華、普通與珍貴上下互動，迭合一起，在六朝人的生活中發揮出巨大作用。
四、六朝時期文化上繁榮，精神上自由，精英階層推己及物，影響六朝藝術朝著“超然絕俗”的傾向發展，民間工匠順應其變，產生設計上的充實感性與唯美風格。
如果說六朝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轉折時期，呈現出物質文化新的格局，那么，其中關鍵之處在于人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境界的追求。這是一個崇尚自然、禮贊生命的時代，一個個性與才華閃耀的時代，活躍著一些敢于超脫禮法，發揮無畏精神，胸襟瀟灑、氣度超邁的年輕精英，他們勇于創新，敢于實踐，引領時尚。也活躍著大批技藝高超、眼界開闊、不甘束縛、努力創新的無名工匠，他們雖然身份卑微，難于“自由”，但卻能超越技術，順應潮流，推陳出新。這是一個在造物上精英與工匠、經典與一般、精致與儉樸并存，共同創造的時代。過去我們只關注藝術上的空靈、絕俗，而少注意設計上的充實、感性。對于六朝藝術的理解，我們一直強調文學、繪畫、雕刻中自然與生命、玄遠與意趣等精神領域，這當然是最主要的一面，但六朝藝術還有諸多器具、服飾、工具、建筑甚至農具等方面的發展與進步，這些日常生活中獨具感性與唯美的“實用藝術”鋪墊了六朝物質文化最基本的底色。因此，我們對于六朝文化藝術的認識，還可以看得更寬一些，進入到“物”的領域，觀察得再深、再細微一些，惟有如此，我們對于六朝文化轉折及其物質文化新格局的過程，才能看得更加全面，其軌跡更顯清晰。
五、佛教傳入與外來文化的引進，最先滲透進造物領域，構成造物設計的異域風尚，為六朝設計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迅速影響六朝社會民眾的信仰世界。
東漢末至東吳時期，已有數量眾多的與佛教有關的器物發現，⑦到南朝時期，佛教在造物領域已經全面滲透，傅抱石曾經說，魏晉南北朝“洵可說是完全的佛教美術時代”。⑧理解“佛教美術時代”的造物，可以著眼于兩個方面：一是造物的文化機制，一是造物的交流與傳播。⑨任何一個開放時期的造物，都是這兩個方面相互交織的產物。
東漢帝國崩潰，舊有傳統動搖，宗教新派蜂起，形成思想多元的局面。自漢代完善起來的造物系統并非死板一塊，而是“在內部機制上做了變革的準備，佛教傳入與南北文化的碰撞，成為突破的契機”。⑩從造物的文化機制上看，中國造物文化中，對外來的文化藝術均有共存、包容、吸取的氣度。但無論如何變異，即使是“完全的佛教化”，卻始終不會完全“異域化”，六朝造物仍然是中國樣式的繼續，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另一方面，六朝時期在思想、文化、藝術上的活躍，正是這個全面開放時期中外“物”的交流引發的，以絲綢為主的大批六朝物品輸往大秦、波斯、東南亞、南亞等地，東羅馬、薩珊王朝的手工制品包括玻璃器、紡織品等奇珍異物也相繼傳入中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它深刻廣泛地影響到中國造物設計的歷史發展，于是，包容、吸收、共存的造物文化機制和中外交流、南北相融、佛道互補的狀況迭合到一起，成為六朝物質文化風會之所在。
六、六朝設計不滯于“物”的實用，而擴展至心靈世界，達到了“創造生活”這一設計的終極目標。六朝設計既創造了六朝人生活的價值，也創造了六朝人生命的價值，體現出中古時代中國文化的智慧，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個典范。
六朝之際，不僅在造物上，也在社會、生活、藝術的各個方面都是一個歷史的分界或轉折。在社會生活中，南朝寒人興起、宗族突顯，逐漸改變著東晉以來的貴族制社會格局，佛教依附玄學又擺脫玄學，真正滲入到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心理之中，道家學說的現實與超脫理想，契合社會安定與生活中樂生重生的追求。在藝術上，山水畫的產生，表征著繪畫從原來附著器物的形式轉而獨立為純藝術的開始。在造物上，設計的發展不再強調物的日用和繁復雕琢的裝飾形式，而是致力于表現內在的品質和靈性，一種“情必極貌，物必追新”的造物傾向逐漸形成。
這種“質而有趣靈”的變化，表明造物設計正從對“物”的瑞祥寓意裝飾，轉向對人的內在情感的表達。由于長期戰亂帶來生活現實的痛楚，需要一種精神的傾瀉與慰藉，人自身的價值也在此時得到認識，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物質器物也被賦予一種精神情感色調。社會生活中的清談風氣進一步強化了“物”重質輕文的轉變，從而創造了六朝人的生活價值和生命價值。
六朝物質文化的轉折，有三個至為重要的關節：一是設計中對人及生命價值的重視和表現，由此而轉化了儒家“政教”規范，使造物理想和設計終極目標得以實現；二是設計中對自然美的發現、欣賞和表現，轉化了造物評價系統，對物質文化的發展帶來重大的轉變；三是設計中佛道思想的影響和體現，深刻地轉化了造物觀念及人們的精神價值取向，物質文化結構因此而得到更新建構。
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4
[關鍵詞]工業行業 轉型升級 供地對策
一、前沿
當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相對緩慢。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依然過大，部分行業盲目擴張，產能過剩問題仍然比較突出。產業結構層次偏低，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產業用地政策不完善，土地粗放利用方式沒有改變。高新技術產業落后于時代要求，工業發展中現代高新技術的比重偏低。不少領域產能過剩、重復建設的問題突出。筆者從產業供地門檻來探討，以南京市江南八區2007年至2011年五年工業供地情況分析，工業供地的產業類型是否符合產業轉型升級的要求，以提出相應的供地對策，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
二、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
研究中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07至2011年統計的江南八區工業供地出讓情況的調查統計表。該統計表主要涉及到江南八區不同區的工業用地出讓的序號、公告、地塊編號、行政區、板塊、地塊簡稱座落、實際出讓面積、產業類型、容積率和綠地率。從統計表中可看出工業用地出讓地塊主要行政區集中在棲霞區、建鄴區、雨花臺區和玄武區。并且主要集中在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雨花經濟開發區、棲霞經濟開發區等。由于玄武區供地面積較少，下面我們對其不做過多分析。2.江南八區供地情況
其中五年內雨花臺區共出讓地塊 43，建鄴區18塊，棲霞區56塊，玄武區只有3塊。其中供地面積較為突出的是雨花臺區和棲霞區。2008年雨花臺區出讓面積達2100畝，2009年棲霞區出讓面積達1582畝，2010至2011年棲霞區土地出讓面積仍然很高，分別為922畝和1176畝。建鄴區五年內工業供地變化不是特別大，在35-130畝范圍內變動。
3.棲霞區、雨花臺區、建鄴區不同產業類型供地面積情況
雨花臺區2007年至2011年工業用地出讓中，科研用地出讓了12塊，面積達457畝，占所有出讓面積的12.14%，研發用地出讓了7塊，面積為495畝，占所有出讓面積的13.14%，鋼壓延加工業出讓了3塊，面積為2099畝，占所有出讓面積的55.78%。其余的產業占所有出讓面積1%以上的有：金屬制品業、電器及器材制造業、倉儲業、電子產品制造、交通運輸設備、文化辦公用機械。
棲霞區工業供地的產業類型較為豐富，總的供地面積達到3997畝。其中研發產業仍然是占主要部分，供地面積為772.7畝，占所有出讓面積的19.33%，其次是電子設備制造業，占15.21%，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業面積達442.9畝，占11.08%。所占出讓面積比例超過1%的還有電器機械、農副產品加工、專用設備制造、通用設備制造、非金屬礦物制品業、機械制造、物流、通信電子設備制造、醫藥制造、科研等產業。
建鄴區供地的產業類型不多，且集中在科研和計算機一些高新技術產業上。其中科研供地最多，有11塊，面積占到所有出讓面積的66.95%。其次是軟件業，供地達3塊，面積約為61畝。
4.棲霞區、雨花臺區、建鄴區的工業供地的容積率和綠地率分析
各個行業的容積率是符合工業用地的控制指標的。不同產業的容積率之間也存在這很大的差別。農副食品加工業和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的容積率相對比較低。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的容積率相對比較高。當前工業供地的綠地率都較高，多數超過了30%.而且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不同的綠地率產業類型也是多種多樣的。同一種綠地率，產業類型多種多樣。同一種產業，其綠地率也是存在差別的。
三、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產業供地對策和建議
（1）產業園建設必須與節能減排節地相結合。
從棲霞區、雨花臺區、建鄴區近五年供地情況分析，供地同時，應在南京市內加強指導，統籌規劃，防止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造成各類“園區”過剩，地區間無序競爭，浪費資源。工業園區建設，有利于產業集聚，增強規模經濟效益。從三個不同園區的供地情況分析，產業類型比較豐富，但同時要突出不同園區的優勢，突出不同園區的主導產業，充分發揮不同園區的資源優勢，而不能只為引進項目而引進，缺乏合理規劃和相關政策約束，可能在異地重復落后產業，不利于產業的發展。在產業供地的同時要強化產業集中度和競爭力，堅持科學而嚴格的規劃和硬約束的產業政策。在實施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要加快原有工業區的整合改造，把園區周邊的零散工業用地整合起來，促進土地集約利用。
（2）產業轉型升級必須遵循特定產業的演進規律，因地制宜因“產”制宜，因“企”制宜，強調效益，切忌一刀切和一哄而上。
南京市在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注意到了處理好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的關系，“ 拿來主義”與自主創新的關系，根據不同產業、不同企業的實際情況 ，分類規劃、分類指導、分批推進。從近五年不同產業的供地情況來看，南京市很注意“引 ”和“育 ”?！耙笔侵敢M新的技術、新的項目、新的產業促進區域產業轉型升級；“育”是指培育新興產業、 培育企業創新能力，促進產業向 “微笑曲線 ”兩端延伸。近五年棲霞區、建鄴區和雨花臺區高新技術產業用地（科研、研發、軟件業）共供地2048畝，占總供地面積的25.1%，所以整體看南京市工業供地是以科技為導向的。符合南京市產業轉型升級的要求。
（3）對于重點項目，優先供地。促進鼓勵性項目的供地和抑制限制性項目的供地， 實行差別化供地政策。
針對不同行業的工業供地要實行差別化供地原則。提高供地門檻，對于一些新興的、高技術性的產業要優先供地，且要有些優惠和鼓勵政策，以保證新興產業的供地和發展。設立供地門檻時要充分考慮：產業類型、投資強度、容積率、綠地率以及其他方面影響項目效益的因素。（1）對于鼓勵發展類產業，即那些技術含量高，市場潛力大，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有利于南京市產業轉型升級的，比如高新技術產業等要積極供地，保障其用地需求。（2）對于限制發展類產業，即那些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的，低水平重復建設比較嚴重的，產能明顯過剩的產業，要限制其供地或者不予供地（3）對于淘汰類產業，即高污染，高耗能，產品質量不符合國家或行業規定的最低標準的行業，要不予供地。
（4）加大力度控制綠地率，提高供地門檻
從近五年江南八區工業供地情況來分析，容積率基本上符合江蘇省工業用地控制指標規定的容積率，供地的產業類型從整體上來看和南京市產業轉型升級的要求也吻合，但是產業的綠地率都偏高，這不符合產業用地的集約利用。所以為進一步促進產業用地的集約化，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在工業供地時，要著重強調產業的綠地率，一定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才能使產業的效益最大化。
參考文獻：
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5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保?）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澳觇b”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凹坌敝赣捎谝兀ㄖ饕侨丝冢┑募卸a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保ㄗⅲ褐烊鹞?、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6
但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在這一進程中，
許多地方粗放用地、揮霍用地的狀況仍在延續，亟待引起相關部門重視。
急速膨脹的城市空間
4年前，中部地區一個鄉鎮為推進城鎮化建設，借新農村建設之名，大肆擴張。記者當時在現場看到，該鎮新區的規劃圖分為居住區、工業區和集貿金融區，規劃總面積達1025畝，其中未批先占良田700多畝。
前不久記者回訪發現，整個新區冷冷清清，當年圈占的部分農田上建起了樓房，除了步行街兩側的店面開門經營外，其余街道的店面都關著門，新區的寬大菜市場內只有少量農戶在擺攤，大片農田被平整閑置，雜草叢生。原來規劃的工業區和集貿金融區因招商未果都已停頓。
盲目發展的沖動并未止息。中部地區一個國家重點扶貧開發縣在2010年年中確定的城市發展思路中，以“超常規的氣魄和膽識”作出了超常規的戰略部署：“城鎮化率要以每年5～6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到2011年，城區、工業園區面積分別拓展2倍，使城市框架達到32平方公里”。
一個總人口才21萬的貧困縣，縣城新區框架卻要擴張至32平方公里，在人氣沒有聚集的情況下，快速拉開城市框架，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必然是大量土地被浪費閑置。
記者調研發現，由于國家卡緊土地審批關口，在城區擴張中，一些地方干脆未批先占、少批多占。一些地方以建廣場和辦公樓的名義征地拆遷，在實施時貪大求全。
江西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麻智輝近兩年受地方邀請前往多個縣市調研。他說，城市擴張沖動愈演愈烈，在自己所到過的縣（市、區）中，絕大部分地方大肆圈占土地建設新城，建成的新城區房屋林立，但是鮮有商業配套，沒有產業支撐，一到晚上少有人影，冷寂得讓人害怕。
中科院院士陸大道告訴記者，改革開放前后，我們大中城市的人均綜合占地，包括道路、廣場、工廠在內，大概在七八十平方米，重慶、上海等大城市只有60多平方米，而到了最近幾年，我國大中城市人均綜合占地一下子擴展到120平方米以上。這里面，就出現了大馬路、大廣場、大草坪、大立交。一些貧困縣，政府辦公樓都是幾萬平方米，這些做法，在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的人均耕地比我們多得多，都很少見到。
閑置鋪張的工業園區
記者最近在重慶東南某縣采訪時，縣工業園區提出所謂的“栽下梧桐樹、引來金鳳凰”開發理念，征占大面積土地搞園區建設，并進行“三通一平”。1月上旬，記者在該工業園兩年前已完成征地拆遷的拓展區看到，數百萬立方米土石方已完全填平了下面大面積的耕地和農房，但是拓展區內除了零散地停著六七輛工程車和挖掘機之外，并沒有進行大規模建設的跡象，四周顯得很空曠。由于連日降雨，園區內滿地稀泥，大小水坑遍布其間。
當地群眾反映，由于地處偏遠，難以吸引社會資本投入，園區招商引資并不理想，2008年就開征的近300畝土地圈而未用、批而未建，至今仍然荒廢。
在江西，存在同樣的問題。2010年12月，江西小藍經濟開發區收回閑置用地550多畝。小藍經濟開發區是江西省政府設立的省級開發區，規劃面積18平方公里，現有落戶企業500多家。清理前，在開發區落戶的企業中不少土地閑置，有嚴重違約，不具備條件未開工的項目；有土地閑置面積較大或雖有少量建設但未投產的項目；有私自轉讓土地、股權套現的項目；有長期停產、停建，長期建設未投產的項目。
單位用地投資、產出強度是衡量土地資源利用效率的核心指標。為集約節約利用土地，重慶市曾下達“硬指標”：重慶主城9區工業園區投資強度每平方公里不得低于50億元、產出不得低于100億元；渝東北、渝東南貧困地區投資強度不得低于20億元，產出不得低于30億元。
然而重慶各級國土部門集約用地調查評價發現，目前重慶43個市級以上工業園區中，約有一半未能達到市里規定的投資產出要求。在經濟發展較為滯后的三峽庫區某些區縣，其工業園區投資強度僅有8-10億元／平方公里，不到規定標準的一半，普遍存在規模小、效率低、投入產出不達標等問題。
重慶廣生制藥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林仁偉透露，目前一些企業之所以能大手筆拿地，也不在乎什么土地浪費，歸根結底在于土地便宜，企業多是看中土地升值的收益，而把投資和產出強度放在次要的位置。
西部某省一個縣的國土資源局局長告訴記者：“我們縣的經濟開發區主要承接從珠三角轉移過來的電子、食品企業，但是縣里買地企業的工業用地一般是一畝8-12萬元，相對縣里房地產用地每畝300萬元的價格低了幾十倍。”
“但是沒有辦法，縣里為了發展經濟，追求GDP，必須以較低的成本吸引東部的企業過來。雖然我們縣也是‘土地財政’，但是工業用地這一塊實際上是不賺錢的，土地收益主要來自房地產。”這名縣國土資源局局長說。
奢華氣派的大學校園
如果說工業用地還有投入產出比等硬指標的話，像教育、廣場等公共基礎設施用地的浪費就隱藏得更深，讓人難以察覺。以教育用地為例，從2003年開始，為提升高等教育水平，解決重慶高校發展空間不足、硬件滯后等問題，重慶著力進行了大學城建設。目前重慶大學城規劃占地已達到20平方公里，投入建設資金80億元，入駐高校13所，師生總數達15萬。
可以說大學城建設已能滿足高校用地需求，但據記者了解，重慶個別高校為擴大規模，仍在區縣拿地設立分?；蚍衷骸Ｓ械膶W校在區縣占地近百畝，卻僅安排大一年級部分院系四五百名新生就讀，不可不說是對土地資源的浪費。
西南大學教授、重慶市國土局原副局長邱道持告訴記者，現在不少學校都在爭地、搶地，因為發展對土地的需求是剛性的，現在能低成本拿地實際上就是抓住了財源，不管怎么說都能穩賺不賠。
陸大道認為，大學城的建設是對的，可以改善師生教學、科研、生活的條件，但是有的做得太過分了。
“有的大學城離城市20公里，利用政府的力量，一征地就是幾個平方公里。一個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北京大學改革開放以前的校園面積。那時我在北大上學，校內住5000左右的教職員工，1萬多學生，還有未名湖、三個體育場、大型圖書館、綠地、山丘，一平方公里能夠容納這么多建筑和人口?！标懘蟮勒f，現在有的學校占地幾個平方公里，這不是浪費是什么？
過度超前的基礎設施
位于武漢東郊長江南岸的白滸山外貿碼頭，是湖北省和武漢市第一座外貿專用深水碼頭，共有兩個泊位，岸線長700多米，可長年停泊5000噸級海輪。該碼頭自上世紀80年代建成以來，吞吐量一直沒有達到60萬噸散雜貨年設計能力，長期“吃不飽”。近年來，為了尋找出路，碼頭的部分倉庫、泊位被租賃給中石油，改做成品油儲存和運輸業務。
不久前，記者來到白滸山碼頭，只見里面人跡寥寥，冷冷清清，只有一輛運送鋼材的貨車在等著卸貨，兩個泊位只有一個有工人作業，四、五名工人正在為?？吭诖a頭邊的一艘輪船裝運鋼材。碼頭設施陳舊，通向躉船的鋼引橋護欄上銹跡斑斑。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白滸山港還將擴建，新建2個碼頭，達到300萬噸的年吞吐能力。
湖北省社科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彭智敏認為，當年，為了搶占深水岸線資源，白滸山港本來就是一個重復建設的產物。缺乏配套和產業支撐，擴建后的白滸山港仍可能面臨“吃不飽”的困境。
白滸山港不是孤例。近年來，我國機場、港口、公路等基礎設施迅猛發展，其中不乏重復建設、過度超前的情形。
交通設施建設仍在大規模地浪費土地。陸大道憂心忡忡地說，為京滬高鐵新建的上海虹橋火車站，占地達5000多畝?！耙粋€火車站，一些輔助設施，要那么大的面積干什么？日本有高鐵，德國有高鐵，法國也有高鐵，他們的車站在城市里占地只需要幾百畝，我們的人均耕地遠比不上德國、法國，為什么還要占那么多地？”
無序建設的空心村莊
所謂“空心村”，是指在農民新建住宅過程中，由于村莊規劃嚴重滯后等原因，新建住宅大部分集中在村莊，而村莊內卻存在大量的空閑宅基地和閑置土地，形成外實內空的村莊布局。
記者最近在河南省部分“空心村”采訪時看到，許多房屋長年無人居住，墻皮脫落、房門朽爛，屋頂垮塌。一些群眾形容：“外面像個村，進村不是村，老屋沒人住，荒地雜草生?！?/p>
河南省新鄉市提供的一份調查材料顯示，農村改革30多年來，隨著農民收入不斷增加，經濟條件不斷改善，該市農村先后經歷了3次建房：由改革開放前的土坯房到上世紀80年代的半磚半土，再到90年代的磚瓦房，最后是新世紀初的磚混房。在這個過程中，農戶建房投資明顯加大，建房速度也呈加速趨勢。
農村建房無疑使農民的居住條件得到一定改善，但由于缺乏科學引導，村莊沒有規劃，建房無序、濫占亂建問題嚴重；有的群眾盲目攀比，爭風水、搶地邊，院子越圈越大，占地越來越多，個別農戶甚至大到1畝多地，造成嚴重浪費。
與此同時，一些村莊由于人口大量外流，也導致不少農村建設用地閑置、浪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