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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1
【關鍵詞】城市公共物品；內在規律；供給現狀；有效供給
1.城市公共物品的特征
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公共物品的概念是區別于私人物品提出的。相對于私人物品而言，公共物品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消費的非競爭性，是指公共物品允許許多人消費，而且增加一個消費者，不會影響其他消費者的消費效果，即增加一個人消費的邊際成本為零。公共物品消費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物品生產出來，任何人都能消費。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物品即純公共物品的特征。只要具有這兩種特征之一的物品，都稱為公共物品。本文所指的公共物品，指這種廣義的公共物品。
根據公共物品消費的區域性，可以將公共物品區分為全國性的公共物品、準全國性的公共物品及地方性的公共物品。城市公共物品屬于地方公共物品，其消費只能被該城市消費者共同平等地消費。與全國性或準全國性公共物品相比，城市公共物品具有以下特點：
（1）城市公共物品的消費具有區域性。該城市的居民能夠享受這種公共物品的消費，而非該城市的居民則被排斥在公共物品的消費之外。
（2）城市公共物品的消費人數有一個適度的規模。如果消費者數量超過一定限度，則會出現擁擠成本，也就是說新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大于零。比如一定規模的城市道路最多只能容納一定的車流量和人流量，如果車流量和人流量超過了此范圍，則會出現交通阻塞現象。
2.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內在規律
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和新舊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如何優化城市公共物品供給是擺在城市政府面前的全新課題，對城市公共物品供給內在規律性進行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1）整體性
城市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必須與外部發生經濟聯系。城市之間經濟聯系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城市群。發達的交通條件使生產要素和產品流動加快，從而使城市群內部各個城市能夠擺脫自身資源有限和市場不足的弊端得以更好地發展。同時城市公共物品的內部和各項城市公共物品之間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和互為因果的關系。
（2）層次性
把城市服務功能、聚集功能、擴散功能和影響力以及人口數量等指標作為城市等級結構的劃分標準，將城市分為世界級城市、跨國級城市、國家級城市、區域級城市、地方級城市。一定量的人口、一定規模的產業需要有相應的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給作為支撐。城市公共物品供給具有多級結構層次，在城市內部分街道級――區級――城市本級三級供給層次。
（3）動態性
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動態性規律是指城市公共物品隨著城市經濟發展的時空變化而動態地變化。一般情況下，城市公共物品供給規模的擴大應同城市人口規模的上升同步進行。可見，城市公共物品供給規模同城市人口規模之間的內在聯系也決定了城市公共物品供給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4）多樣性
不同發展水平城市的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多樣性，不同類型城市的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多樣性，公眾對城市公共物品需求的多樣性也會導致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多樣性。
3.我國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現狀
我國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給嚴重不足：城市交通、能源、通訊產業“瓶頸”存在已久；教育、科研經費嚴重不足；社會治安狀況不理想，公安、司法系統職工的工資得不到應有的財政保障，有些地方不得不靠收繳罰款來解決。同時，公共部門的工作效率低下、管理不善，如許多公共服務部門“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這些都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歷史的、體制的原因以外，我們還應注意到以下事實：
（1）政府公共財政的觀念尚未真正確立。市場化進程中，城市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政府財政支出沒有更多地向主要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向轉變。
（2）投資融資方式比較單一，不夠靈活。由于認識上或觀念上的原因，在許多公共物品的投資領域，我們依然認為只能由政府來提供。在新增公共物品的投資中，投資主體也多限于政府部門，而將民間的或國外的投資主體排斥在外。同時，融資的方式主要是財政撥款、銀行信貸等，一些市場經濟體制下通用的融資方式還沒有得到充分運用。
4.提高城市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對策
（1）轉變政府職能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要求政府由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物品與服務的直接提供者，轉變為社會經濟秩序的維護者，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
（2）增加對城市公共物品生產部門的資本投入
傳統體制下，政府是唯一的資金積累和投資主體，國有資產的分布極為廣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公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應該體現在“控制力”上，政府可以將國有資產退出競爭性私人物品生產領域，轉而進入公共物品生產的領域。
（3）推進投資融資體制改革，加大對城市公共物品的投資
首先，在公共物品領域應該取消有關不合理的限制，如產業限制和所有制限制。另外，國家禁止城市政府發行債券，我們可以考慮其他辦法，開辟多種融資渠道。同時，我們要改變政府對投資融資的調控方式，如現行的國家投資審批制度就存在著許多弊端，許多方面都需要改進。
（4）改善政府對公共物品生產的管制方法
適當加大公共物品供給的市場化民營化比率，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對公共物品完全放任不管。公共物品的特性決定了政府在其生產中必須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這就是對公共物品的政府管制。政府管制包括價格限制、數量限制、進入限制和利潤協議等。
5.小結
目前我們的政府職能正面臨著從經濟建設型轉向公共服務型。由于我們若干年來沒有把行為目標鎖定在滿足城市發展尤其是城市公共需要上，在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給方面的投入不足，因此，一方面我們要盡快從那些不屬于社會公共需要的領域抽身，降低財政支出中用于經濟建設的比重，加大對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給力度；另一方面，我們要根據城市公共物品的不同特性，壓縮越位的城市公共物品供給，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積極探索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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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2
一、開發區的現狀和主要管理體制類型
我國開發區自上世紀80年代初建設發展以來，經過1993年和2003年兩次大規模清理整頓，到2006年底，以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體的開發區從原有的6866個減少至1568個，其中國家級開發區222個，省級開發區1346個。近十年來，開發區的數量增長趨勢放緩，但隨著各種新功能試驗區試點的進行，開發區的類型逐漸增多，如省級政府批準設立的工業園區、產業園區、產業集聚區、工業集中區、高技術產業示范區、出口加工區、物流園區等。截至2014年底，國家級開發區共有486個，其中：經濟技術開發區215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14個、各類保稅區81個、出口加工區63個、旅游度假區13個。
由于類型范圍和統計口徑等原因，目前尚無省級開發區的準確底數。按照全國市縣兩級政府轄區內均有省級開發區的推算，省級開發區保有量在3000個左右。目前，開發區管理體制主要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準政府的管委會體制。這類開發區管委會是轄區政府的派出機構，其主要職能是經濟開發規劃和管理，為入區企業提供服務，具有經濟管理權限及相應的行政權力，還擁有一定的行政審批權。大部分開發區在建設初期都采取這種模式，國家級開發區也較多實行這種管理體制。其主要特點是管委會代表政府對開發區內的發展規劃、投資建設、招商引資等進行管理，其內設機構精干，運行效率較高。
第二種：開發區管委會與行政區政府合一的管理體制。開發區管委會與所在行政區政府有機合一，以開發區管理為主，兼顧行政區管理，實行一套機構兩塊牌子的運行機制。其內設機構基本保持開發區管委會的架構，適當保留行政區政府必要的機構和職能。實行這種管理體制的開發區，其地域分布一般是覆蓋整個行政區，或開發區就是原行政區的一個組成部分。近些年來，我國各地均有開發區采用此模式，以東部發達地區居多。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是整合開發區和所在行政區內的行政管理、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職能，使得開發區管委會能夠充分行使其職權，在處理開發區內經濟發展事務的同時，還有權處理區域內的社會事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管委會的權限范圍。同時，由于開發區擁有較為獨立的行政地位和職權，管委會可以根據該地區的特點因地制宜地開展區域內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創新和改革。
二、開發區管理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開發區在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等方面不斷探索創新，有力地保障了開發區的建設發展。但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逐步顯現出來。
(一)開發區的功能定位有偏移
現有開發區的功能定位大都是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先導區和示范區，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和區域優惠政策，高效引進外資、吸引先進技術，以區內經濟帶動區外經濟的發展。大多數開發區采用準政府的管理體制，這使得開發區既不能像一級政府那樣管理服務全覆蓋，又要接受各方面的考核，其開發功能、經濟功能和創新功能淹沒在繁雜的行政和社會事務中，削弱了招商引資和創新發展的能力;加之，隨著開發區建設規模的擴大，其承擔的管理服務職能逐漸拓展，而國家宏觀政策不斷調控，開發區以前享有的一些特殊政策和經濟管理權限被削弱，開發區逐漸趨同于普通行政區，造成開發區功能定位的偏移。當前，開發區面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發展，打造城市經濟核心區的良好機遇和重大挑戰，如何應對，需要在新形勢下明確開發區的功能定位，以適應開發區轉型升級成為區域經濟引擎和城市化加速器的目標要求。
(二)開發區管委會的主體地位不明確
開發區管委會作為政府派出機構，其主體地位在目前的地方政府組織法中沒有明確界定，相關規定散見于地方出臺的《開發區管理條例》以及中央有關部門規章之中，如江蘇省政府出臺的《江蘇省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條例》，但這些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只是明確了開發區管委會的一些行政管理權限，對開發區的功能定位、管理模式、組織原則和組織形式等并沒有從法律上予以確立。開發區的法律地位不明確，造成制訂的地方性法規與現行法律法規相沖突，難以執行。其次，管委會的性質沒有一個明確的立法界定，其行政主體地位一直備受質疑，給管委會依法管理開發區事務帶來障礙。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和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開發區與區域社會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勢必要求開發區管委會的主體地位要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確。開發區管委會若繼續作為區域政府的派出機構，則需要建立一套關于開發區的法律法規體系或對現行的法律法規進行修訂。
從國家層面來看，為屬于地方政府管理的功能試驗區制定或修訂法律法規，其難度很大;若是通過改革融入所在行政區政府，則按照現行法律法規管理沒有問題。開發區管委會何去何從，涉及多個方面，是理順開發區與政府、企業、社會之間關系，實現依法治國，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
三、開發區管理體制改革趨勢分析
(一)改革趨勢
我國開發區具有優良的投資環境、較高的土地集約程度、開放的經濟體系、集中的現代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突出的產業集聚效應等優勢，持續發展動力強勁。當前，在國家各項政策措施的激勵下，開發區已經跨入二次創業的發展階段，總體目標是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聚集高端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向城市次中心、現代化新城區發展，全力打造好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平臺。面對著新的形勢和任務，作為保障改革順利進行的管理體制，其改革事關重大、勢在必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必須按照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健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體系，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加快完善各方面體制機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按照這一總體要求和行政體制改革相關要求，結合開發區發展改革需求，今后一段時期，我國開發區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是以提升開發區治理能力為目標，進一步理順開發區與市場、社會、政府之間的關系，建立符合簡政放權、轉變職能、提供服務要求的組織架構，形成功能完善、分工合理、權責一致、運轉高效、法治保障的機構職能體系。
(二)對分類改革模式的考慮
鑒于我國開發區類型多、數量大、情況復雜、發展不平衡，又長期積累了管理體制問題，很難通過改革一次性解決，需要堅持問題導向，區別不同情況分類進行。第一類改革模式：開發區規模較小，管委會主要承擔規劃建設、招商引資等經濟管理職能，功能比較單一，其改革的重點是完善管委會的功能和組織架構，理順管委會與區域政府工作部門之間的職責關系，仍作為區域政府的派出機構管理。第二類改革模式：開發區面積擴大、人口增多、產業升級，管委會所承擔的經濟管理、行政管理和社會管理職能增加，公共服務需求增大，其改革的重點是將管委會與所在行政區政府進行融合，逐步形成二合一或合署辦公的組織架構;其內設機構以開發區精干高效、具有現代管理理念的機構設置為藍本。第三類改革模式：開發區規模較大，規格較高，屬城市經濟發展核心區，管委會承擔相同行政區政府的所有職能，由于產業升級，市場拓展和社會事務增多等，其改革的重點是通過調整行政區劃，將開發區或與其他功能試驗區組合，并入調整后的行政區政府，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以開發區管委會精干、高效的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為主體，組建城市新區政府。新區內設有一個或多個產業集群功能區(一區多園)。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3
關鍵詞：貧困;社會保障;社會救助;地區收入差異
中圖分類號：F1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7）07-0023-01
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總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是，與這一主要發展趨勢不協調的是城鎮貧困群體的不斷增加，城市貧困現象已經成為我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雖然我國在社會救助方面已經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們必須盡一步完善社會救助制度，兼顧效率和公平，縮小地區、城鄉之間的差異，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
1 城市貧困居民現狀及其特點
1.1 現狀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對城鎮居民采取供給制度，城鎮居民總體生活水平雖不算太高，但較為穩定。城鎮貧困人員主要是“三無人員”（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贍養人或扶養人），由于數量少，政府能較好地解決。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貧困人口的數量開始逐年增多，1997年達到281萬人，2000年達到402萬人，2003年已達到2053.6萬人。近幾年國家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同時，也加大了對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顯著。
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抽樣調查顯示，1996年全國城市貧困率為4.2％，近幾年的城市貧困發生率基本為6%-8%,而2006年我國城市貧困率為5.3%。城市貧困發生率有下降趨勢，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 特點
分析2006年幾個省市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狀況的問卷調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點：
1.不同類型區域與城市的貧困程度差異較大
2006年東南沿海地區的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4.7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4.18%，而東北地區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10.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9.1%。2006年的低保平均水平為203.6元，東北地區為143.1元，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而東南沿海地區為221.5，高于平均水平。顯然，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貧困程度較東南沿海比較發達的地區更為嚴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與區域經濟結構特征和城市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有關。
2.城鎮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
近幾年的城鎮貧困發生率基本在6%-8%，而2006年的這一數字下降到5.3%，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這得益與我國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計劃的多年累積效應。近幾年來，我國不但致力于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問題，而且也更加關注城市貧困群體，相繼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社會救助計劃。
2 致貧原因分析
我國城市居民致貧原因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因素，即由于區域產業的結構調整與企業破產，致使職工下崗與失業，家庭實際收入減少；二是個人因素，如個人健康問題、素質問題、擇業觀念等原因，導致不能從事或只能從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贍養系數大或其他負擔過重等等。
本調查問卷設計了五個具體原因和一項其他原因。
從調查結果看，首要原因是無固定職業；其次是下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學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災。
其中，無固定職業的比例最大，為40%， 所占比例將近一半。其次是下崗，所占比例為16%。這一現象的產生與我國這些年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是分不開的。一些受舊體制束縛的行業和企業，人浮于事，冗員膨脹，工作效率低，經濟效益差，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的需要，企業陷入極大的困境。國家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使下崗、失業人員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經濟困難。這一宏觀經濟因素已經成為當前城鎮致貧的主要因素，應當予以重視。
根據調查結果，子女上學已成為城市居民貧困第三大原因。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物價指數的提高，教育費用也水漲船高，在居民消費開支中，教育開支占有很大的比例， 這對本來生活上就難以維繼的貧困居民來造成很大的壓力，對子女教育費用的支出可能導致其更加貧困。調查結果顯示，其他致貧原因主要來自貧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勞動者身體狀況差失去勞動能力、家庭突遭變故等。
3 政策建議
對于低保戶最須解決的問題，本次調查列出了六個項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建立助學機制”、“給介紹一份合適的工作”和“建立養老機制”。根據調查結果，列為解決的問題首位的是工作問題，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來依次是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助學機制和建立養老機制。
我國現階段主要通過社會救助制度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其主要是由政府牽頭，通過法律保障，建立社會救助制度。我國針對城市貧困的社會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災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決當前貧困問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決了我國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基本生活問題。正如調查結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鎮居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所以我們應該充分發揮低保制度的優越性借以解決當前城鎮貧困問題。但是這項制度在實踐中存在一些問題，必須加以重視，如：低保制度覆蓋范圍過窄、低保制度的管理問題、低保標準不夠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與效率問題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調查結果，雖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政府應該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多方面擴大就業渠道。具體建議如下：
（1）實施再就業培訓計劃，提高貧困勞動者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為再就業提供保障。
（2）通過發展勞動力市場，積極轉換就業機制，從以行政安置為主向以市場配置為主轉變。
（3）鼓勵各地、各部門根據自身情況，增大就業安置量。組織失業職工參與以服務街道為主的便民利民活動、公益勞動、家庭手工業等進行生產自救。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4
關鍵詞：經濟結構;失衡原因;具體表現;對策研究;矛盾
一、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具體表現
（一）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
我國總體經濟趨勢還處在中高速增長階段，但增長的速度已經趨于緩慢。同時，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還出現了經濟結構失衡的現象。近十年的相關經濟資料顯示，我國居民收入提高速度低于人均GDP的增速，居民收入占我國GDP的比重也呈現下行趨勢。反觀我國的國有企業和我國的政府，這兩者的收入卻超過GDP的增速，這就說明“錢不能為民所用”，國家在進步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卻在退步，這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經濟結構，也不利于緩解國家內部的矛盾。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同時，居民的消費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之前的經濟危機加上持續走高的房價和物價，致使居民消費水平增長，而當這一風波過后，人民的生活又恢復正常，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則呈現下降趨勢。正如《2012年中國薪酬報告》所指出，2011年中國居民收入同比增長9.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8%，比同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低0.7個百分點。2012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22.5%，企業收入增長了18.5%，都大大超過中國居民收入增長9.6%的水平。
（二）諸多產業投資過度，造成產能過剩
產業過度投資也可以理解為產業盲目投資，盲目投資產業直接造成我國的產能過剩。這不僅不會帶來經濟增長，還會浪費我國的自然資源，破壞我國的環境。就目前而言，我國還是有很多產業存在產能過剩的現象。我國的鋼鐵產業，國內的實際產量明顯大于需求產量，即使能夠向國外出口，也不能完全消耗所生產的鋼鐵量;而我國的水泥產業產能過剩更是高得離譜，大約有將近3億噸的水泥富足量。2012年鋼鐵業的產能已經高達9億噸，仍然在建的還有1億噸以上，而國內目前能夠消化的最多7億噸。與此同時，國家為了推進新能源開發利用速度，將更多的資金投向新能源開發，這也會造成更大的產能過剩。盲目投資會給我國帶來極大的經濟壓力，政府只注重開始而忽視了過程，久而久之，就會造成我國的經濟結構失衡。
（三）巨額經營項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
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不合理，國家開始制定多種政策刺激國內民眾消費，以此調整現有的經濟結構，拉動中國的經濟增長。現階段，政府應該解決巨額經營項目的相關問題。我國在2009年經濟危機時，外貿出口量超乎想象的跌落，并在2010年10月份出現了首次貿易赤字。這說明了我國的經濟結構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對于巨額經營項目的利用效率極低。
（四）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與環境資源超限開發矛盾日益突出
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均環境資源卻相對緊缺，而我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嚴重破壞了我國的生態環境。2010年全國流經城市的河流中，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3億農民無法喝到安全的飲用水，75%以上的湖泊出現了富營養化問題，很多民眾都不能保證自己正常的生活，這種犧牲環境換來經濟增長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二、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調整滯后
重視投資、輕視消費、重視增長、忽略過程，這樣的增長方式會造成經濟結構失衡，同時也會破壞地方的環境。政府優先發展沿海地區，忽略了中部、西部城市的開發，以局部帶動整體的發展方法也顯示了我國的經濟戰略調整滯后。
（二）相關部門市場化改革滯后
我國的四大國有銀行是我國的經濟主體，但是由于國有銀行內部體制的原因，其面對經濟變化所提出的改革政策仍是處于落后階段，而且其解決問題方式也過于單一。而我國的自然資源部門的改革也相對落后，政府的政策支持，導致了我國的廉價自然資源被浪費，在破壞環境的同時卻沒有回收相應的成本。相關數據顯示2014年8月19日，在不到9個月的時間里，人類花光了2014年地球整年的生態“預算”。從這天起，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消耗開始“透支”，“支出”超過地球在本年度生物承載力總“供給”。
（三）經濟發展制度體制改革滯后
城鄉經濟體制不健全也是導致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一大原因，城市憑借其工業及居民消費引領城市經濟發展，而農村還是依靠傳統的經濟收入引導經濟發展，城鄉之間的差距越大，我國的經濟結構失衡程度就越大。
（四）產業結構調整創新力度不夠
產業創新力度不夠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經濟轉型。目前，我國應該將創新利用在經濟增長方式、資源利用方式、減少經濟發展中的能耗上，但還是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相關的人才去監督上述過程。
三、我國經濟結構失衡對策研究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大量的時間及多方面的協調配合，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
（一）實施長短結合的政策組合
我國的經濟體制創新能力太差，導致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均衡，致使我國的很多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出現了不和諧的基調。結合相關問題，我國應該實施長短結合的經濟政策。在短期方面，應該穩定現有的局勢，避免國內矛盾進一步被擴大，同時還要保持我國的經濟增長;在長期方面，國家應該不斷完善現有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在現有的體制上進行創新，應該結合我國未來的發展趨勢以及世界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制定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政策，這樣有利于平衡我國現有的經濟結構，也能讓市場經濟在我國發光發熱。
（二）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既然引入了市場經濟，我國就應該將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最大化地發揮。經濟結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對于我國的過剩產業，應該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同時，利用法律、國家政策等手段對其進行調整。因此，要想解決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就要完善我國的金融體系，完善國有企業的企業制度;同時還應統一全國的市場，避免地方壟斷。除此之外，還要加強法律對地方市場的保護力度，建立統一的市場經營規則。
（三）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指導，構建戰略動態調整機制
對于現階段的經濟結構失衡現象，政府更應該借鑒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指導意見，以此建立更為完善的動態調整機制。十八屆山中全會的精神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必須堅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堅持深化改革的正確方向、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識、注重深化改革的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各項改革。因此，政府應該處理好自身與市場之間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不是讓政府掌控經濟發展動向，同時政府還應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制定相關經濟發展戰略，實現對經濟的動態調整。
（四）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步伐，充分發揮資源配置作用
政府應該放寬對中小企業的經濟限制政策，鼓勵我國的中小企業進行自主發展，同時還應該讓國家的銀行放寬對中小企業的資金限制政策，讓企業能夠有充足的資金面對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政府還應該轉變自己的工作職能，市場體制能夠解決的問題就讓市場去解決，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主要起引導和調節的作用，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五）構建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創新體制與環境
經濟發展需要我國政府推進體制改革和政策改革，企業改組難、申請資金難、企業金融風險大，這些阻礙企業發展的種種原因都與體制和環境有關。這需要政府多出臺經濟鼓勵政策，簡化不利于企業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以此創造和諧的環境。
（六）促進投資體制改革，積極發揮市場的自動調節作用和政府的有效管理作用
改革現有的投資體制，讓我國的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同時加強我國政府的有效管理。政府可以完善現有的項目審批制度，落實以企業投資為主體，賦予企業更多的投資權力;政府還可以鼓勵社會團體進行投資，放寬社會資本投資的領域，這樣有利于我國的市場體制發揮作用。除此之外，我國政府還應該規范現有的投資行為，規范現有的投資項目決策機制，規范投資資金的管理機制，優化現有的投資結構，讓政府和市場發揮各自的作用。
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國不應該一味地追求高速的經濟增長，而是應該調整現有的經濟結構，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的作用，這樣才能保證我國的經濟充滿活力，才能讓國家更為強大，人民生活更為富足。
參考文獻：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5
摘要：文化體制改革在國家政策層面為民營文化企業的發展拓寬了路徑，新的市場環境在造就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的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挑戰。在冷靜面對挑戰的同時亦要把握難得的發展機遇，在市場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產品的質量產出和民營文化企業的生存有著極為縝密的聯系。
關鍵詞：文化企業 體制改革 資源配置 挑戰 機遇
從1996年到2011年，文化體制改革這一概念已經是第六次出現在中央的文件中，在體制改革的宏觀背景下，作為文化產品生產者之一的民營文化公司的生存問題是我們不可規避的話題。影視產品、文化旅游、動漫產品、音像出版等諸多文化產品都是有民營文化企業制作和出品的。而從其他角度分析不難發現，相對于國有或者國家控股的大型文化公司或者傳媒集團而言，民營文化企業呈現出資金力量弱小和產品產出質量較低的尷尬態勢。于是乎，數量眾多的民營文化企業如何在體制改革的洪流中持久地生存并不間斷地為社會民眾提供優質的文化產品是當下亟待解讀的核心問題之一。
市場資源自由配置導致民營文化企業的生存更加艱難。伴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經濟體制改革而迅速發展起來的民營文化傳媒企業，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建立的條件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民營文化企業正處于機遇和挑戰并存的風口浪尖。其挑戰主要來自改組或者重組的國營或者國家控股的股份制文化傳媒綜合性集團，這類大型企業在文化產業鏈條的上、中、下游的絕對資源優勢將實力相對弱小的民營文化企業打壓到市場的邊緣。大型文化集團的不斷出現排擠甚至攫取了民營文化企業并不寬裕的市場生存空間。
民營文化企業的融資系數增大。持續不斷且足夠份額的融資能力可以視為企業在市場博弈中生死存亡的關鍵之舉，對自身帶有資金密集性企業屬性的文化企業來講尤為重要。毋庸諱言，企業融資的終極目的并不是在表層意義上彰顯自身的信用價值和融資能力，而是運用充裕的資金進行文化產品的生產，一個文化企業只有在其產品的市場行銷獲得文化市場的認可的時候，才可能獲得較高的經濟收益和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同時構筑良性循環的企業信譽。
產品制作資金短缺。不能高效地配置文化資源是民營文化企業在產品制作層面的主要制約瓶頸。當下文化制作的現狀呈現出畸形的發展態勢：大型文化集團公司占據眾多的文化資源，包括文化創意人員、制作人員、產品的市場包裝和營銷人員，同時具備較為完善的市場運作機制，文化資源在被大型文化公司占有，同時以“驢打滾”的聚合方式無限制膨脹；而一般的文化企業，尤其是綜合實力一般的民營文化企業對優質文化資源的占有量極為有限，處于文化資源配置市場的邊緣位置。我們知道，對于一部影視劇來說，除卻導演、編劇、演員和攝影等主創人員以外，服裝和美術對其視聽語言的整體外化形式和受眾的視聽感染力起著重要作用。導演馮小剛的《夜宴》中也出現了標志權利和欲望的暗紅色與灰黑色，把人物的內心和性格特征進行了符號化的解讀。民營文化企業較少占有文化創作資源的境況的出現與大型文化傳媒集團對文化市場和文化資源的壟斷有密切關系，但就中小規模的民營文化企業自身而言，“一些文化產品生產和服務主體片面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急功近利、金錢至上”。[1]其視野的狹隘性和投資的盲目性也是造成其文化資源缺失的重要原因。
文化產品產出品質低下。這種境況的出現可以視為民營文化企業不能有效資源配置投入資金和無法高效聚合文化創作資源的結果。民營文化企業若不能采取積極有效地措施應對庸俗、低劣的文化產品的產出問題，將無法實現自身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進而陷入融資斷裂――資源缺失――產品貧乏的惡性循環的怪圈。
在文化改革的非常時期，新的體制和市場環境在為民營文化公司帶來諸多挑戰和生存問題的同時也為他們的長遠多元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而這種機遇對于在文化市場對壘的民營文化企業來說亦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霸诟母镩_放以及文化體制改革的有力刺激下社會各界對文化產業開始進行大量投入，社會力量和外資參與中國文化經濟發展新格局已開始形成。”[2]換言之，如果能夠把握好當下有國家宏觀政策所提供的發展機遇，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即可占據有利的位置。論及文化體制改革對民營文化公司的造就的發展機遇可以通過以下三個層面來論述：
其一，準入門檻逐步降低。文化生產自古至今都是一個有異于其他生產方式的領域。“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同時發展是我們對文化這一特殊存在形式的全新認識，也是我們文化體制改革所要努力地方向。就當下的文化市場環境而言，國家已經“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培育市場，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促進各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盵3]民營文化企業可以進入文化創意、文化產品生產和文化產品營銷的等整個產品鏈條的全部領域。
其二，稅收政策對民營文化企業傾斜。國家對民營文化企業的扶持在稅收層面體現的最為明顯。國家支持大學生自主創業，提供小額貸款的同時對其營業稅進行免收，大學生自己設立的美術工作室、動漫工作室、影視工作室等都在國家稅收照顧的行列，此舉減輕了民營文化企業的競爭壓力，在另一層面上，提升了文化企業的市場生存能力。
其三，市場參與度更為廣泛。準入門檻的降低使得更多的民營企業參與到文化市場中來，稅收改革為民營文化企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市場活動空間，基于以上發展契機，民營文化企業的市場參與度亦有著質的提升。對于市場風險較大的文化工程，民營文化企業可以與大型的文化傳媒集團進行股份制合作，“遵循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律，利用特定的文化功能載體在體制機制創新、文化資源要素集聚等方面的優勢”[4]進行企業間的強強聯合
文化體制改革對于民營文化企業來說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挑戰與機遇并存。民營文化企業只有以積極地姿態應對體制改革過程中所帶來的挑戰，才能夠充分地利用和把握現有的發展機遇，進而獲得長足的發展動力。
注釋：
[1]王合清.當前我國文化改革發展亟待破解的幾個難題[J].理論視野，2011年第3期
[2]頂康權.創立硬品牌 增強軟實力――關于無錫民營文化企業的思考[J].江南論壇，2009年第6期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范文6
論文摘要：吉林省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實施出現了就業結構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的現象，兩者之間出現了較強的非均衡性，表現出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離。本文從投資結構、技術進步、城鎮化與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探討了影響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離的原因，提出了增加吉林省就業的對策。
傳統的經濟理論已經論證了勞動力和國民收入在產業間分布的規律：農業部門實現的國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及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隨著時間的推移處于不斷下降之中；工業部門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大體是上升的，然而工業部門勞動力的比重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服務業部門的勞動力和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呈上升趨勢。一般而言，有什么樣的產業結構就有什么樣的就業結構與之相對應。從吉林省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發展變化來看，由于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實施，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具有明顯的超前性特征，就業結構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兩者之間出現了較強的非均衡性，表現出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離的現象。
一、吉林省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離的現狀
結構偏離度是指某一產業的就業比重與增加值比重之差。一般情況下，結構偏離度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結構偏離度大于零（正偏離），該產業的就業比重大于增加值比重，表示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較低且存在勞動力轉出的可能性；相反，結構偏離度小于零，則表示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較高，存在勞動力轉入的可能性。在國民經濟全部開放的情況下，即呈現完全競爭的狀態，通過市場對勞動力資源實現優化配置，會使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逐步趨于一致，產業之間的偏離也逐漸趨于零。
吉林省第一、二產業一直存在較高的結構偏離程度。吉林省第一產業長期處于正偏離的狀態，從1997年到2006年，10年之中平均偏離程度為26.4%，這也意味著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在三次產業之中處于最低狀態，且這種負偏差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處于上升的趨勢，農業就像一塊“吸滿水的海綿”，存在大量的勞動力等待轉移就業；第二產業長期處于負偏離的狀態，10年間平均偏離水平為-23.4%，這表明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在三次產業中最高；第三產業結構偏離度雖然也處于負偏離狀態，10年間年均偏離度為-2.94，但第三產業與第一、二產業相比較，其就業的相對比重與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正在成為吸收勞動力就業的重要部門。
吉林省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離表現出明顯的累積性特征。一般而言，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其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都表現出正相關的變動關系，也即某一產業比例下降，該產業的勞動力比例也下降，反之則產生相反的變化。但是就業結構由于受到諸多因素影響，有時并不表現為與產業結構同步變化，就業結構調整可能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吉林省作為傳統的老工業基地，重工業的發展速度與規模明顯超過輕工業，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導致吉林省超越了輕工業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存在明顯的超前性，這種產業結構的超前性使就業結構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轉變，出現了較強的非均衡性，非均衡性的存在又對就業問題帶來深刻的影響。而且這種積累性的出現又進一步使滯后性加速發展。吉林省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離的特征表明，在三次產業結構轉換過程中，各次產業的勞動力之間流動還存在很大的障礙，勞動力資源在三次產業之間還沒有形成優化配置。
二、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離的原因及對就業的影響
1、投資結構非均衡的影響
吉林省不斷加大對工業的投資尤其加大對制造業的投資規模。2006年，吉林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055.9億元，其中制造業完成投資892.9億元，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43.4%，其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石油化工工業、農產品加工業和醫藥制造業等支柱和主導產業完成的固定資產投資占全部制造業的56.8%。而且這部分投資更多的是傾向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2006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資產存量占全省資產存量的67.8%，集中在重工業的資產存量又占到全部資產存量的79.7%。吉林省在工業化發展階段，投資的不斷增加客觀上帶動了吉林省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本推動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胡鞍鋼教授認為，吉林省目前經濟發展的驅動方式主要是依賴資源驅動和資本驅動相結合，總體上靠資本驅動。但不容忽視的問題是，隨著工業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資本替代勞動降低了對勞動力就業的吸納，資本投資的增長率與就業的增長率并不是同步進行的。2006年，吉林省制造業產值占第二產業產值的58%，但制造業就業僅占第二產業就業總量的24.6%。投資結構的非均衡進一步導致吉林省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偏離程度不斷增加。
2、技術進步的影響
技術進步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是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不斷創造著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它在促進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也導致對勞動的替代。2006年吉林省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4.3萬元/人，而制造業當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達到21.1萬元/人，農產品加工業達到18.8萬元/人。這些行業都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吉林省“十五”時期gdp年均增長率為10.63%，技術進步率則達到35.88%，比“八五”時期提高了近40個百分點。而且，隨著吉林省科技興省戰略的進一步實施，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會進一步增強。但是，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負效應也逐步顯現出來。由于技術進步所導致的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需要更多具有較高素質的勞動者與之相適應，同時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和獲得最大利潤的動機，采用先進技術、放棄無效勞動是企業不得不面臨的現實問題。建立在技術進步基礎上的產業結構調整步伐遠遠快于就業結構調整的步伐。
3、城鎮化的影響
據有關資料顯示，吉林省城鎮化發展水平在不斷加快，由1990年的42.7%上升到2006年的52.9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9.07%。城鎮化發展速度加快，意味著就業人口也在不斷增長，就業壓力不斷增加。2006年吉林省城鎮就業人口達到644.9萬人，比2000年增加了12.5%。據有關資料推算，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會增加就業人口21.8萬人。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不僅使城鎮勞動力的數量增加，而且也在加劇城鎮尚未解決的就業矛盾。這表現在：隨著第一產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步伐加快，會在較長時間內對城鎮就業產生巨大的壓力。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一方面，就業人口開始出現年輕化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吉林省調查總隊的一項統計調查，16-24歲的失業率達到20%左右，30歲以下的就業人口已經占到全部城鎮就業人口的半數，這已經成為需要關注的新特點；另一方面，下崗群體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表現在“40-50”年齡段成為下崗職工的主體，并且下崗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其中受過初等教育的人員占到下崗職工群體的半數，這部分人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普遍缺乏勞動技能，難以適應經濟結構快速變化對勞動力素質的需求，轉崗或再就業的難度加大。
4、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就業結構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表現在經濟主體產權制度的變革與勞動就業制度的變革對就業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使就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方面，國有企業雇用城鎮勞動力的比重出現下降的趨勢，由改革初期的90%下降到2006年的65%。隨著國有企業改革進程的加快以及技術進步的影響，國有企業發展面臨著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資本技術代替勞動的趨勢不斷加強，對勞動力就業的吸納作用不斷減弱；另一方面，吉林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猛，對勞動力就業的增長起到了推動作用。2006年，非公有制經濟在吉林省增加值中的比重已經占到36.6%，非公有制經濟當中就業人數已經占到全部城鎮就業人數的27%，促進勞動力就業的潛力得到不斷發揮。但是，吉林省民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是規模較小、數量較少、實力不強，民營經濟只占全部經濟總量的30%，民營經濟就業空間仍有更大的潛力可以挖掘。
三、促進吉林省就業增長的對策
1、實施積極的產業政策，優化產業結構
遵循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發展第三產業是促進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選擇。從總體上來看，吉林省仍然處于勞動力比較豐富、資本相對稀缺的發展階段。因而，在大力發展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與化工工業的基礎上，發揮吉林省人力資源較為豐富的優勢，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尤其是發展農村非農產業是促進吉林省勞動力就業的最佳途徑。吉林省第三產業發展具有極大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空間，發展第三產業是解決吉林省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途徑與渠道。吉林省發展第三產業的重點應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利用吉林省優勢的科技資源，發展與科技進步相關的新興產業，比如信息產業與各類技術服務業等；二是發展就業容量大，與居民生活消費密切聯系的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與倉儲業等。
2、實施統籌城鄉發展，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
實施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在于以城市帶動農村，以工業反哺農業。城鄉互動發展是解決城市要素向農村擴散的主要途徑。當前吉林省城鄉關系發展正處于要素向城市集聚階段，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目前聚集效應占優勢的情況下，如何促進城市要素向農村轉移？筆者認為關鍵要解決好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發展縣域經濟是實施統籌城鄉發展的突破口，這是因為縣域經濟具有城市經濟的特點，有相當基礎的工業，同時縣域經濟又與農村經濟緊密相連，以農業發展作為基礎，這就決定了縣域經濟發展成為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紐帶。另一方面，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是中小城鎮發展的支撐，吉林省城鎮化發展的步伐加快，客觀上要求有支撐中小城鎮形成與發展的產業基礎，而目前吉林省鄉鎮企業發展處于較低水平，因而應利用目前我國東部地區產業升級的機遇，積極承接從發達地區轉移出來的技術與產品，實現吉林省鄉鎮企業的優化升級。而且，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步伐的加快，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又可以吸納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實現轉移就業，以減輕對城市就業的壓力。
3、提高勞動力素質，改善就業結構
提高勞動力素質是滿足勞動者就業需求的基礎，同時也是勞動者適應經濟結構快速變化的主要途徑之一。首先，努力提高城市下崗職工的素質。政府可以通過中介組織的力量對下崗職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使這部分人員掌握適應于經濟發展要求的適用技術，實現轉崗就業。其次，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素質。一方面，積極開展農業科技知識的培訓教育，利用農村合作組織的力量，發揮農村各級科技服務組織的作用，將農業科技向農村推廣。通過開展農業科技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發展現代農業的能力，實現吉林省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另一方面，對農村轉移就業的勞動力提供培訓機會。通過政府主導、發揮培訓機構的作用為農村轉移就業的勞動力提供職業教育的機會，提高這部分人員在轉移就業過程中的技能水平。
4、解決社會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
解決社會弱勢群體就業問題，讓這部分社會成員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由于社會弱勢群體的學歷、年齡、身體狀況等方面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因而社會應首先關心他們的就業問題。一方面，可以通過開發社會公益性崗位，優先安排弱勢群體就業；另一方面，通過完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的職能，加強職業技能培訓、職業指導與職業介紹，幫助這部分人員實現就業。同時要積極推出多種靈活的就業形式，改善就業環境，提供創業服務，鼓勵個人創業以帶動就業增加。
參考文獻：
［1］ 胡鞍鋼.對吉林省經濟發展態勢的分析及對策建議[j].長白學刊，2003，（04）：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