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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優勢范文1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識碼：A
“人口紅利”或者說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2013年1月，我國的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后，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問題會很快到來。我國的人口紅利是否結束，會有哪些問題？從“人口紅利”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來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會改變社會撫養比，社會撫養比越高社會整體負擔越重。如何順利渡過這一艱難時期？
我國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以及勞動力結構的改變，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減少。從2009―2012年，中國勞動力基本工資年增長率逐年遞增，2012年上半年中國城市居民工資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長13%，農民工工資也上漲了14.9%。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的“中國制造”如今越來越受到挑戰。
國內有關“人口紅利”的研究成果很豐富，爭論很激烈。其中對“人口紅利”的結束點爭論最激烈。蔡（2008）指出中國很快將走出“人口紅利”階段，2015年前后進入“人口負債”階段。勞動力短缺終將成為現實（蔡 2006），中國未來的經濟高增長將無法持續。王德文（2007）等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已逐漸消退，“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而王涵語等（2008）研究老齡化對于人均經濟增長率變動的影響，結果表明我國在2035年前處于人均經濟增長率為正的人口紅利期。學者陳友華（2005）、馬瀛通（2007）、王桂新（2010）、解保華（2010）等認為，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袁志剛（2010）也否認中國正面臨“劉易斯拐點”。但關于經濟體人口紅利期的機會窗口大小和起止時間以及嚴格的界限，學界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
國外有關“人口紅利”的研究成果也很豐富，并且實證研究很多。Bloom等發現東亞崛起的部分原因是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政策允許這些國家充分發揮了由人口轉變所創造的潛能，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25%―33%。Bloom和Canning（2002）也發現缺乏人口紅利是導致非洲經濟相對貧窮的原因之一。Wang和Mason根據Bloom（1997）等的相關文獻的方法研究發現，中國人口結構轉變為其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機會，并且“政策環境的支持”有助于產生機會效應。Aiyar和Mody根據印度22個邦1961-2001年的10年期面板數據識別了印度的人口紅利，研究發現，上世紀80年代印度經濟加速增長應歸功于本國的人口結構，并且在未來20年人口紅利對人均GDP增長率的貢獻為每年2%。
國內外學者一致認為人口紅利是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悲觀的預言者看到中國勞動力比重將隨著人口出生率下降而降低，進而得出人口紅利時代將一去不復返的結論。而更積極的學者，考慮到產業結構和城鄉結構的變遷，在人口紅利保持基本穩定狀態下基礎要素的空間轉移和形態的轉變也會改變經濟的增長曲線，認為利用人口紅利與結構紅利內在的相互性能夠有效避開“人口債務”陷阱。
遼寧省經濟發展中的“人口紅利”問題是現階段的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研究課題。系統地研究其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預測“人口紅利”的消失，對于遼寧省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重要的現實意義。雖然有數據表明，全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在減少，但遼寧省不同，省際間的勞動力是相互流通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省累計外省流入人口達170萬人，主要聚集在沈陽、大連、鞍山三個城市，絕大部分為勞動適齡人口，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居多，遼寧省“人口紅利”不會馬上消失。經濟發展與人口政策并行，“人口債務”是我們必然會面臨的問題，必須正視它，人口老齡化將影響經濟發展的持續增長能力、削弱競爭能力，社會撫養比提高導致勞動力的負擔和成本加大。千萬不要忘記今后可能會面對的“人口負債”，提前實現經濟結構轉型。
（作者：遼寧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經濟學碩士）
參考文獻：
[1]蔡：《人口紅利消失的隱憂》，《中國企業家》2006年第7期。
[2]王德文：《人口低生育階段的勞動力供求變化與中國經濟增長》，《中國人口科學》2007年第1期。
人口紅利優勢范文2
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增長、持續性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強勁經濟增長。GDP 增長率在1979-2009年平均為9.8%, 其中,2007年增長率接近12%, 雖然遭受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 中國2008年和2009年的經濟仍保持高增長, 增長率達到9.6%和8.7%。是什么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高增長? 這種高增長的潛力有多大? 中國在未來10年或更長時間里能否保持經濟的持續強勁增長?
從人口紅利角度分析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則是近幾年的事情, 人口紅利一度成為關注的焦點。中國在過去30 多年的經濟增長中物質資本的影響占28%, 勞動力數量的影響占24% , 勞動力質量的影響占24%, 人口流動或要素配置的影響占21%, 其他因素( 如管理水平等) 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學者指出, 這些國家( 地區) 的高經濟增長, 主要歸因于資本投入的增加、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和勞動力質量的改善,而非技術進步。勞動力的高參與率和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這種促進作用就是人口紅利。近來對人口紅利的關注又進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國很快將走出人口紅利階段,2015年前后進入人口負債階段。國際經濟競爭力將隨著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而大大下降, 未來的經濟高增長將無法持續。本文認為人口紅利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齡化未必能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中國經濟至少可以持續增長20年。
二、人口紅利的概念及特點
所謂人口紅利, 是指人口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導致的高勞動參與率, 即總人口中勞動力人口比重較大, 對一國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人口紅利期是指當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撫養比例下降、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時期。目前, 中國人口正值年齡結構較合理、適齡勞動人口比例較大, 且農業勞動力大量剩余并有進一步轉移的潛力的階段, 大量廉價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 可為經濟增長提供大量機會成本為零的勞動力要素投入。這種人口轉型帶來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效應。
人口紅利的出現與改革開放政策在時間上的一致性是中國經濟得以收獲人口紅利并高速增長的重要支撐因素之一。人口紅利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比較優勢; 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政策為吸收與利用人口紅利創造了條件。人口紅利具有動態性, 它在釋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會衰減、消失并最終轉化為人口負債。
按照學者普遍認為的當人口總負擔系數（總撫養比） 低于50%時就進入“人口紅利期”的標準，中國1995 年總撫養比為50.22%，1996 年總撫養比為48.81%，低于50%，被認為進入了“人口紅利”期。并且在1995―2009 年期間總撫養比呈逐漸下降的趨勢，2005 年下降到40.10%，此后總撫養比均在40%以下，2009 年下降到36.89%，比1996年下降了11.92 個百分點。但總撫養比內部變化方向卻不相同，少年兒童撫養比為波浪式下降，而老年人口撫養比為波浪式上升趨勢，并且前者下降速度快于后者上升速度。1995―2009 年期間，少年兒童撫養比從1995 年40.16%下降到2009 年的25.29%，下降了14.87 個百分點； 老年人口撫養比從1995 年10.06%上升到2009 年的11.60%，上升了1.54 個百分點（見表-1）。可以看出，我國總撫養比下降主要是受少兒撫養比下降影響，同時也說明少年兒童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小，老年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將面臨著較大的養老壓力，到時將會出現“人口紅利”漏損。關于中國人口紅利到底能夠持續多久，不同學者的判斷存在差異。有學者認為，我國人口總撫養比下降大約持續
到2015 年前后，此后，隨著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有的學者認為，中國“人口紅利”機會之窗將開放到2020 年。彭希哲教授認為，我國人口機會視窗將在2025 年前后關閉，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會關閉得更早。田雪原教授預測，以人口撫養比小于0.45為“人口贏利”期，中國可經歷1995―2020年長達25年左右的“贏利”階段，以人口撫養比小于0.50為“人口贏利”期，可經歷1990―2030年長達40 年左右的“贏利”階段。劉家強、唐代盛預測認為，從2005―2015年，我國總撫養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國總撫養比為49.7%，人口紅利時期基本結束。也就說我國還有20年“人口紅利”期，意味著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生產期。
綜上所述, 人口紅利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利好因素。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同時也是人口紅利回報最豐厚的時期。從今后20-30年的時間來看, 我們不僅沒有理由懷疑我國的經濟增長會失去動力, 相反, 經濟增長將會更加強勁。
三、實現人口紅利的措施
人口紅利效應終將因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勞動參與率降低而逐漸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面前, 我們仍能有所作為, 我們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勞動力素質、消除城鄉勞動力流動障礙, 減少勞動力閑置和浪費, 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從而使我國人口紅利的效應最大化。人口紅利的兌現并非是自動的，它離不開良好政策的配合，要獲得“人口紅利”需采取一些相應的對策措施。
（一） 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
擴展就業崗位，實現充分就業人口機會窗口的開啟只是收獲“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并不會自動地導致更快的經濟增長，只是為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機會，因而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來兌現收獲“人口紅利”是非常緊迫和必要的?！叭丝诩t利”的兌現和最大化問題關鍵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只有勞動人口充分就業才有可能創造財富，獲取“人口紅利”。因此，應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圍繞擴大就業采取多種有效政策措施。例如，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等，從而使我國的失業率降到最低，以實現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雙重目標。另外，在具體實施就業優先政策時，要做到降低失業率的調控政策優先其他政策，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成本優先其他財政支出給予安排，就業崗位的增加優先社會收人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優先其他要素市場等等。
（二） 完善勞動力市場，消除城鄉和區域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不同區域、不同省份進入“人口紅利”期時間不同，特別是西部和欠發達省份，即使進入“人口紅利”期，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就業機會，豐富的勞動力不能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會錯過充分兌現人口紅利機遇期。人口的合理流動遷移可以有效地促進城鄉和不同發展程度地區“人口紅利”獲取條件的實現，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年輕勞動力人口流入城市和發達地區，延長了城市和發達地區老齡化的進程和收獲“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開啟的時間。城市和發達地區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為農村和欠發達地區“人口紅利”的兌現提供了經濟機會，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人口在城市和發達地區找到工作，把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轉化成真正的勞動生產力。利用各地經濟發展和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采取相應的錯位發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區都能延長人口紅利機會窗口的開啟時期，最大限度地收獲“人口紅利”。目前，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卻成為限制城鄉和不同地區勞動力合理流動的制度。因此，要對以戶籍為核心的政策制度進行改革，逐步取消那些不利于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政策措施，盡可能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轉移。城市也要提供給外來勞動力公平的就業機會，使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者能在城市就業，充分享用從農村地區轉移過來的“人口紅利”。同時，還要加強管理和引導，使農村勞動力得以有序流動，只有這樣，才會使得勞動力資源得以優化配置。
（三） 發展教育事業，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質，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
要想獲取更多而又持久的“人口紅利”，不僅僅要發揮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還要通過人力資本存量素質的提高來形成一個更具有報酬遞增，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要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進一步提高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數量作為經濟增長源泉的優勢在一定時期會消失，人力資本才是經濟增長的持久源泉。加強和改善人力資本的積累就必須提高全民教育素質和健康素質。因此，要通過重新配置教育資源，擴展教育領域和受教育時間，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把有限的資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不僅要加強義務教育，還應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勞動力在就業之前，就獲得必要的職業技術訓練，增加了勞動供給的有效性，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人口紅利效應最大化。健康素質是勞動力參加勞動兌現“人口紅利”的前提，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質高有利于防止“ 紅利” 變“ 虧損”。提高現有勞動力年齡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努力實現和擴大“人口紅利”的問題，而實現健康老齡化是如何保存“紅利”、防止“紅利”侵蝕的問題。因此，要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質的關鍵領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質、婦女生殖健康和勞動者健康和工傷保險等，提高人力資本形成效率。
（四） 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完善資本市場，實現社會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建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
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紅利”以及應對人口老齡化，應該吸收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選擇適合于中國國情的可持續的養老保障模式。有兩項改革具有直接的效果。
首先，從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個人積累制度過渡，從某種意義上，這實際上是把部分第一人口紅利儲蓄起來，為獲取第二人口紅利創造了條件；其次，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的能力，從而實現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政策模擬表明，不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且實行現收現付的舊體制，社會的養老負擔率最高；實行舊體制，但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社會的養老負擔率可以減輕；不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
養老保障體系中，但實行養老保障的新體制，可以把養老負擔率降低；既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同時又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這個體系中，社會養老負擔率最低。因此，以人口結構變化方向為依據，做實個人賬戶，實現完全的個人積累，是一種具備可持續的養老保障制度， 也是利用第二人口紅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同時要完善資本市場，實現社會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充分兌現第二人口紅利。
（五） 適時推遲退休年齡，延長“人口紅利”期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許多老人退休后余壽還很長，如果這些老人退休后全部由勞動年齡人口贍養，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負擔很重。其實很多老人退休后身體還很健康，具有很強勞動能力。如果小步漸進推遲退休年齡，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增加了繳納養老保險費年數，既減輕了勞動年齡人口的贍養負擔又增加了養老保險基金。同時，推遲退休年齡實際上是相對增加了勞動年齡人口，延長了“人口紅利”期，如果把我國法定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0 歲逐步推遲到65 歲，可以延長勞動年齡人口5 年勞動時間，為進一步獲取更大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均創造了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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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優勢范文3
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增長；人口轉變；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0-0010-04
據統計，200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8 811萬，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國際標準，中國基本進入老齡化社會。而2004年，在我國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又持續出現“民工荒”現象。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受到限制。中國真的失去“人口紅利”了嗎?從人口增長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國勞動力增長率的下降最早也應當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況多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減緩勞動力增長速度下滑帶來的負面效應。有專家預測，中國今后15年仍處于收取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關鍵是我們如何挖掘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使我國巨大的人口壓力轉變成人力資源優勢，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
一、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換句話說，人口紅利就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即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在此階段，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儲蓄和投資不斷增長，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
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創造了所謂的“東亞奇跡”，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轉變帶來的有利時機正是東亞經濟增長出現奇跡的重要原因之一。東亞經濟起飛發生在人口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階段，這種積極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為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個獲得“紅利”的“機會之窗”。在1970―1995年期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于其穩態增長率(注：穩態增長是指處于均衡狀態的經濟增長，可參見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個百分點，據估算，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而在東亞奇跡(超出穩態部分即4.1個百分點)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達1/3～1/2。
同樣，人口紅利對于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在具備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這一潛在人口優勢的條件下，勞動的參與率和就業率均保持較高的水平，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口結構產生的充足勞動力資源得到了較好的利用。改革期間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擴張，得以大規模吸納就業，從而把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轉化為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有研究顯示，在1982―2000年期間，我國人口紅利對GDP增長的貢獻比率高達26.8%，或者說，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支撐的。第二，經濟活動人口比例高且就業率較高，使得社會儲蓄總量大，經濟活動中的剩余總量也大，這就使得中國在改革期間達到較高的儲蓄率，社會財富不斷增加。用每年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在整個改革期間我國的儲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達最高44%。我們應該看到，一方面，這得益于改革開放所形成的以市場化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環境，使得中國經濟能以高速增長。在促進就業的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體人口撫養比的下降，減輕了社會的撫養負擔，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產性，人口紅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資料顯示，在過去20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速中，有28%來自于物質資本，24%來自于勞動力的數量，24%來自勞動力的質量，也就是人口素質的提高，21%來自人口流動，還有3%是無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見，人口因素對于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二、我國人口紅利期的特點
由于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轉變過程不同，人口紅利的特點也就不同。我國的人口轉變過程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初，結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從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轉變，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完成同樣的人口轉變過程卻經歷了近百年的時間。然而，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這一人口轉變，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特別是以后者效果為主的情況下實現的。相對來說，它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而是通過強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內快速、大幅度下降，從而過早地迎來了人口紅利期。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過程是在個體生育意愿主導生育行為的基礎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個緩慢、漸變的過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紅利的持續時間主要取決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勞動力比例越高，人口紅利持續的時間就相對較短，反之亦然。因此，雖然我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卻使得中國的人口紅利來得早也去得快，屬于典型的轉變快、持續短的模式。根據人口學原理，一般我們將人口撫養系數或人口負擔系數(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時期稱為“人口之窗”或“人口紅利期”。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應始于1990年，結束于2030年，前后持續時間大約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將降到最低。也就是說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趨勢，即老年人口比重雖然不斷攀升，但勞動年齡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重仍處于上升的趨勢，而到2010年前后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將達到最高。從這以后，該比重逐漸下降。直到2030年，中國完全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期結束。這也是大多數人口學家所持有的主流觀點。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口負擔系數只代表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真正意義上的負擔系數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的比例關系，而不是根據年齡劃分。因此，他們認為中國的人口之窗應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將關閉。但不管哪種觀點，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它就是一個短暫而又一次性的過程。因此，如何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歷史機遇，將人口紅利繼續轉化為現實的、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在當代中國就顯得尤為重要。
另外，對大多數已經完成人口轉變的發達國家來說，人口轉變過程與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幾乎是同步的。因而當出現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口老齡化的情況時，在這些國家恰好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即產業結構全面升級，技術結構轉向勞動節約型和資本密集型。而我國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通過強制生育政策提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遠遠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步伐的。也就是說，我國是在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還沒有相應變化的基礎上，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因而也就過早地出現了勞動力供給減少現象，也就意味著中國即將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經濟增長也就有可能喪失可持續性。所以說，中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導致了“未富先老”，產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許多問題，構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戰。
三、當前妨礙人口紅利發揮效應的主要因素
雖然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我國人口狀況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齡結構相對有利于經濟增長，但人口的基數過于龐大，使得人口紅利的兌現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約。
(一)我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并且在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惡化，這就造成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的不充分。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主要表現為：(1)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經濟增長方式不合時宜的轉變，使得GDP對就業的拉動減少；另一方面，由于產業結構調整，造成大批城鎮職工下崗，失業現象日益嚴重。(2)仍然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待向非農產業轉移。(3)每年有數百萬到上千萬新增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就業機會不充足的條件下，這種就業壓力便轉化為失業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義狹窄的城鎮失業率為例，1990年城鎮失業率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為3.6%，2002年上升為4%，而2003年達歷史新高4.3%，雖然4.3%這一數字從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著很高的失業水平，但從其連續多年攀升的事實來看，當前的失業問題還是十分嚴峻的。另外，許多勞動年齡人口由于長期處于失業狀態下，可能就會因此喪失信心而退出勞動力市場，勢必會造成勞動參與率的下降。這樣一來，就會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成為社會需要負擔、撫養的人口，而這部分人卻不能創造財富，因而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二)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制約著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人群從土地中走出來，走向城市，走向發達地區。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占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其中第二產業占56.7%，建筑行業占80%。因此說，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程度應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發展程度。但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這一事實決定著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國首次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口資源問題報告”顯示，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為10.20年。另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預測，目前中國至少有1.2億農村人口流入城鎮，其中1/3～1/4為15～25歲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但得不到應用的教育與培訓。低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同時決定了創造力也相對較低。比如，制造業1小時勞動力的價格，美國是30美元，中國大約是2美元，而美國的勞動率也比中國高10～20倍?？梢?，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力成本，中國才能更好地兌現人口紅利。
(三)當前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紅利效應的發揮受到影響。根據M.P.托達羅的城鄉人口流動模型，只有在遷移的預期收入超過預期成本時，農民才會選擇進城。一般來說，農民進城的收益包括經濟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農民進城的成本包括遷移成本、機會成本(即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活動而放棄務農收入)、高于農村的城市生活費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現實是，近年來農民進城收益并無提高，進城成本卻明顯上漲，因而削減了農民進城的愿望。這也是在免除農業稅、給予種糧補貼(即務農收益相對提高)后，我國部分地區一度出現“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為各種歧視性政策安排的載體，提高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妨礙了他們流入城鎮后的順利就業。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市場歧視制度，當地勞動者和外地勞動者工資收入存在差異，同工不同酬；用戶籍限制外來勞動力就業范圍，保護本地勞動力優先就業；失業、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與戶籍掛鉤，不覆蓋外來勞動力；就業相關的政府服務機構只為本地勞動力提供服務等。因此，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過程并不十分順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響到人口紅利的兌現。
四、我國人口紅利的實現途徑和具體措施
從分析中，我們知道，未來10―15年是我國人口紅利最為豐富的時期，但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并不會自動地導致經濟的快速增長，必須與適宜的政策、體制以及是否充分就業相聯系。因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機遇，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最大化地發揮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一)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實現充分就業
解決人口紅利兌現問題的關鍵當然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我國應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圍繞擴大就業采取多種有效措施。比如，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等等。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從而使我國的失業率降到最低，實現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雙重目標。另外，在具體實施就業優先原則的過程中，客觀上要求我們做到，有利于降低失業率的調控政策要優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優先其他財政支出給予安排；就業崗位的增加要優先于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發展要優先于其他要素市場；勞動者利益要適度地優先于資本的利益等等。通過充分就業的實現，將為我國目前這樣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二)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實現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眾所周知，未來城市勞動力的提供，必須依賴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卻成為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這種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暢通無阻地轉移出來，才能減少農村中勞動力的沉淀。具體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業機會上消除戶籍對就業范圍的限制，提供給外來勞動力公平的就業機會；要根據崗位的需要，交由勞動力市場來選擇；在待遇上，規范目前混亂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保護外來勞動力的合法經濟權益等等。同時，還要加強管理和引導，做到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只有這樣，才會使得勞動力資源得以優化配置。這不僅有助于保證持續的勞動力供給，而且還會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直接貢獻，經濟增長速度會更高。世界銀行一項模擬表明，在今后能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10%的假設下，全部GDP將分別提高0.7，3.3和6.4個百分點。(注：世界銀行（2004），《全國產品和要素市場分割：經濟成本和政策建設》，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備忘錄。)
(三)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
由于歷史和國情的原因，中國走的是一條依靠農業積累和廉價勞動力推動的工業化道路。從短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經濟的發展，但從長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勞動力素質和低勞動生產率的反映，它無疑將阻礙經濟的發展。因此，對于中國來說，要想在未來獲取更多的人口紅利并不是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而是要通過人力資本存量素質的提高來形成一個更具有報酬遞增，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也就是說，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進一步提高勞動力成本。而大力發展教育是提高勞動力素質的一條重要途徑，尤其是發展農村地區的九年義務教育。此外，還應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開展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專業技能培訓、文化培訓、職業教育等等，從而使我國農業勞動力在進入非農產業就業之前，就獲得必要的職業技術訓練，增加了勞動供給的有效性，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我個人認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內，就地區而言，教育投入的重點應放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就教育結構和人才培養結構而言，應加快擴大和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的規模和水平。通過普遍提高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術(技能)水平，使我國人口紅利效應最大化。
(四)做實個人賬戶，建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
眾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國老齡化的最大特點，老年人口絕對數和相對數的增加，將使社會負擔日益加重，社會保障資源面臨巨大壓力。而且由于農村流動人口數量巨大，必然會引起未來農村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這也是中國老齡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如何進一步完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適合農村特點的保障體系在當前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國從1997年起實行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個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體系。但是，由于個人賬戶存在“空帳”問題和社會統籌基金不足，使得養老保險絕大部分用于當年養老金發放，實際積累小于職工個人賬戶記賬額。這就造成改革后養老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個人賬戶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整個養老保障體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現收現付制。而根據國際經驗，支撐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障體系需要以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有效率的稅收體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機制為條件。目前，后兩個條件在我國尚不完全具備，而從第一條件看，雖然目前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仍然較大，但社會的養老負擔已經大幅度上升。實際上，如果沒有財政的補貼和擠用個人賬戶資金，養老統籌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數額都是巨大的，長期累積下去則會形成一個巨額缺口，現收現付制度將難以為繼。目前養老統籌的覆蓋率也很低，2002年，離退休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為84.1%，而城鎮就業人員參加比例僅為44.9%。
因此，應對老齡化挑戰，就必須選擇可持續的養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結構變化方向為依據，做實個人賬戶，實現完全的個人積累，就是一種具備可持續的養老保障制度。而從時間的緊迫上說，現在就應該從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積累制度過渡。為了支撐這個過渡，還需要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中人”的能力，從而實現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政策模擬表明，到2020年，每一種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會養老負擔。如果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同時，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到2020年，社會養老負擔率最低，只有25.3%，比不進行這兩項改革的情形低大約19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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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School of CPC in Taizhou，Taizhou 225300，China)
人口紅利優勢范文4
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發展；政策制度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1-0245-03
一、導言
中國自1978年以來，經濟“飛躍式”發展，被世人稱為“中國奇跡”。同時，中國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基本完成了多數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轉變過程，可稱為“人口奇跡”（車士義，2011）。人口結構轉變與經濟發展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吸引了國內外諸多學者（Bloom，安德魯·梅森，蔡昉等）進行研究，兩者關系關乎中國未來國家人口政策的走向以及經濟持久增長的維持。因此研究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對于國家維持經濟發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設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中國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在學術界已產生爭論，許多學者研究得出結論，本文針對這些結論，聚焦具體爭論點，進行對比分析，并給出本文觀點。
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定位爭論包括：（1）中國是否明顯存在人口紅利？（即中國人口轉變是否促進經濟發展）（2）若存在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多大。（3）中國人口紅利出現時期。分析之前，需要界定人口紅利概念。“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時期，人口增長率下降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人口中的少兒比重大幅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顯著上升）所帶來的利益。199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委員會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使人口紅利這一概念逐漸為學界認同和使用。一般來講，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換過程中，少兒和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下降，勞動力人口占比擴大，引來勞動力供給增多，從而有利于經濟發展。本文將對三大爭議進行逐一分析。
二、主要爭論點
1.中國是否明顯存在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概念引入中國后，國內外很多學者對中國是否明顯存在人口紅利存在爭論。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存在明顯人口紅利，且中國正受益于人口轉變帶來的經濟增長。蔡昉（1999，2005），王德文（1999）認為，人口轉變使中國從1960年開始享受人口紅利，而改革開放后，人口紅利成為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王豐和Mason（2005）分析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認為1970年左右生育率快速下降帶來了潛在的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充裕，同時伴隨著較輕并日益降低的少兒和老年負擔，促使人均產出快速增長，人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David Bloom（1998），都陽（2004），汪小勤（2007）等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并不明顯，甚至不存在人口紅利。穆光宗（2006）認為，人口機會窗口只是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助力，人口紅利期不等于經濟高速增長期，穆光宗（2008）還認為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賀菊煌（2006）認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會引起經濟增長率下降，但它同時也會引起人均消費永久性提高。蔣正華（2011）甚至認為中國不存在人口紅利，他認為人口多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是更多壓力，而不是紅利。
針對上述學者不同觀點，本文認為中國存在明顯人口紅利。一段時間內合理的人口結構將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要素供給，進而刺激經濟增長。中國人口轉變在一定時期內形成了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基礎，會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
2.中國若存在人口紅利，它有多大？中國的人口紅利到底有多大，國內外眾多學者利用數據及相關模型得出了結論。王豐和Mason（2005） 在研究中國勞動力比重上升帶來人口紅利對于中國人均 GDP 增長率時發現在1960—2000年之間勞動力比重上升帶來的貢獻為8.3%，而改革開放后的1982—2000年間這一數字為15%。武劍（1999）研究發現，由勞動力投入增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在6%左右。蔡昉和王德文（2005）利用1982—2000年中國分省面板數據研究發現，總撫養負擔對人均GDP增長的邊際效應為-0.115，即總撫養負擔每下降一個單位，經濟增長速度將加快0.115個百分點。在考察期間，中國總撫養負擔下降了20.1%，帶來經濟增長速度2.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6.8%。改革開放以來，總撫養負擔下降對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5%左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4強。陳友華（2008）構建了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簡化數學模型，測量了人口紅利對1978—2006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發現人口紅利對GDP的貢獻量與貢獻率均呈持續增長的趨勢；尤其在進入21世紀后，人口紅利對中國每年GDP貢獻份額超過10%。鐘水映和李魁（2010）利用1990—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算出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作用。Choudhry（2010） 基于70個國家1961—2003年的數據，分析研究得出人口轉變解釋了中國經濟增長中的46%。王金營和楊磊（2010）利用1978—2008年中國數據，分析得出中國勞動負擔比與經濟增長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勞動負擔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將提高1.06個百分點，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勞動負擔降低累計帶來的經濟增長占總增長的27.23%。車士義和郭琳（2011）用1978—2008年的中國數據進行誤差修正分析，得出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短期內不顯著，但和經濟增長保持長期均衡的關系，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每提升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會提升0.028個百分點。車士義，陳衛和郭琳（2011）運用1978—2008年中國的數據，運用全要素生產函數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份額進行了分解和測算，得出人口紅利每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3%。
3.中國人口紅利出現時期。對于中國人口紅利能夠持續多久，主要有兩種觀點，分別是：一種觀點以陳友華等人的研究為代表。陳友華（2005）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在 20 世紀 80年代后期才開始出現，一直要持續到 21 世紀30 年代初，前后歷時四十多年，2010 年前后人口紅利最為豐厚，他同時指出中國的情況與日本較為相近，但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很大不同。于學軍（ 2003） 也得出了類似結果。另一個觀點以王德文等人的研究為代表。王德文等（2004）認為，人口轉變使得中國從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開始享受人口紅利，并將一直持續到 2015 年前后。王豐等（2006）和馬灜通（2007）的研究結論也支持此觀點。
眾學者觀點截然不同，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紅利定義的界定沒有選擇統一標準。根據文中人口紅利定義，結合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見圖1），數據來自世界銀行（2010），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人口機會窗口”期，若中國能充分發揮人口轉變優勢，該時期將在2015—2020年之間結束。這一結論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結論相似。
三、結論
中國人口紅利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很多學者（Bloom，蔡昉，Mason）都進行了長期研究，其中不乏爭議，主要集中于中國人口紅利是否明顯存在，中國人口紅利多大和能持續多久。很多學者從自身視角給出結論。本文闡述了一些學者的觀點，并結合研究給出觀點。
本文肯定人口紅利的存在及作用，同時認為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在20世紀80年代初打開，一直持續到2017年左右結束。為了能夠實現人口紅利的最大化，中國需要大力促進就業，擴大人力資本投資，改革中國的戶籍制度，推動中國產業結構轉變。通過執行這些政策和完善制度設計，中國必將實現人口紅利最大化，進而避免穆光宗（2008）所得出的“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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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優勢范文5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人口紅利優勢逐漸削弱,而且這個趨勢還在不斷加速。有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的人口紅利就將徹底消失。而從沿海蔓延至內陸的“用工荒”、高企的用工成本、不敢輕易對員工開口說“不”的HR……更是似乎要用不斷重復的事實為這一結論做出佐證。
“中國整體經濟正處于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關鍵階段,對于身處其中的企業而言,一方面:給中國的經濟發展注入巨大活力的剩余勞動力優勢正在消失,企業必須通過技術、產品、經營模式等方面的創新,來抵消人力優勢消失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創新的本質因素更是人的問題。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人才,充分發揮HR的角色職能,成為企業面臨的首要問題,HR轉型迫在眉睫。”中國國際技術智力合作集團外企服務分公司人力資源專家表示。
劉易斯拐點到來
所謂人口紅利,按照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所長蔡昉的說法,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增加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在理論上被稱為劉易斯拐點。英國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會有一個從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走向一元經濟結構的過程,一個突出的特征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為工業化提供低廉的勞動力,勞動力會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向生產率高的部門流動,直到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被工業及城市部門完全吸收,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具有相同的邊際生產率,這個均衡點就是劉易斯拐點。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加強,消費性人口比例上升,生產性人口比例下降。此前媒體頻頻報道的“人才荒、用工荒”便是例證。
此外,以北京市餐飲行業為例,餐飲服務人員的工資近幾年翻倍上漲,有工作經驗的大廳經理月薪幾乎與辦公樓白領的薪資相當,甚至更高。這都與餐飲服務行業人才的缺乏有關。另外,由于北京市保姆的缺乏,家政服務人員的薪資也不菲,保潔工的時薪目前在35元/小時左右。并且這些服務業人員均從北京市外農村而來。
未來不僅企業很可能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以較低的工資雇傭到足夠數量的勞動力,而且高素質人才的爭奪也在加劇。隨著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企業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已經升級為對科技經營人才的競爭,目前人才資源供過于求的局面在人口紅利消失后也會發生逆轉。
教育溢出效應
前述人力資源專家認為,人才的教育培養肯定是人才工作中重要的環節,對人才的選用和留用都會有深遠的影響。目前中國的職業教育比較少,國家已經開始在逐漸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敖逃t利外溢產生的人力資本紅利大幅上升,可以抵消一部分人口紅利下降的不利影響。”
專家認為,教育水平提高,勞動力素質上升,勞動者的就業參與率提高,就業總量規模持續擴大,中國將收獲就業總量紅利。教育發展的直接產出,就是可以提高勞動力的素質,直接擴大就業規模,就業人口與非就業人口之比不會下降,反而會持續上升。
人口紅利消失倒逼HR轉型
后“人口紅利”時代,HR轉型勢在必行。不過,企業轉型現狀卻不容樂觀。有調查顯示,在今年經濟形勢稍弱的狀況下,雖然有51%的受訪企業認為自己的人力資源管理運行狀況處于“運轉良好”的狀態,但“尚可維持”的企業的比例也高達31%。而對于HR轉型,僅有8%的受訪企業處在“轉型中”,認為自己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運行狀況處于“不好,急需轉型(轉變)”的比例為5%。
人口紅利優勢范文6
拐點閃爍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勞動人口對少兒和老齡人口的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現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得益于人口紅利，在過去的30年間，中國抓住了全球產業轉移的重大機遇，農村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走向發達地區，龐大的農民工隊伍為勞動密集型企業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農民工占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建筑行業占80％。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形成了別具一格的“世界工廠”，“中國制造”的拳腳打遍全球，中國產品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
中國經濟增長的27％得益于人口紅利，與此前人口紅利曾經對日本、新加坡等國經濟騰飛的貢獻率基本持平。在人口紅利福蔭之下，中國成世界最大投資熱土，壘球500強企業中，已有470多家在中國落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多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直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水平，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中國GDP總值為1339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不過，隨著時光的流逝，中國人口紅利正漸行漸遠。從經濟學角度講，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這就是諾貝爾獎得主、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的“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
權威資料顯示，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高速增長，到90年代增長相對放緩，2015年前后，勞動年齡人口將停止增長。
而國新辦9月10日《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稱，2035年，中國2名納稅人供養1名養老金領取者。屆時，中國人口紅利盡失，人口紅利轉化成人口負債。
隨著人口紅利漸失，“民工荒”悄然而至，中國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中小型企業的日子越發難過，或倒閉或遷至安徽、江西等內陸省份。特別是今年以來，由于中國率先走出金融危機陰影，經濟回暖向好，沿海地區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部分生產線已處于停工狀態。無奈之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緩解。
而始于198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運作30年后，中國特殊的獨生子女群體已進入婚配期，1對夫婦贍養4個老人的家庭負擔已成社會隱患，低工資家庭不堪重負。30歲左右的一代人要為行將到來的白潮戴上沉重的十字架。
未雨綢繆
在拐點閃爍之時，中國要設法延長人口紅利衰減時間，而延長退休年齡不失為一個良策。目前中國相關部門正醞釀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延長勞動者的法定退休年齡。有可能女職工從2010年開始、男職工從2015年開始，采取“小步漸進”方式，每3年延遲1歲，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
倘若這一構想得以實現，中國人口紅利時間至少要延長10年。但延長退休年齡會產生新的社會不公，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待遇會受到很大影響，需要謹慎行事。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即將逝去，盡快著手應對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以保持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迫在眉睫。而延長退休年齡只是權宜之策，要從根本上解決人口紅利衰退帶來的經濟社會影響，必須從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勞動者素質教育、適當放寬生育政策等幾個方面來應對。
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硬幣有正反兩面，人口紅利漸衰也有好壞因素，從正面意義來說，人口紅利漸衰可逼迫中國經濟盡快轉型。要從粗放式經營轉變為精致式經營，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從依賴勞動密集型企業生產低端產品，轉變為依靠技術密集型企業生產高中端產品，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壓縮落后產能，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加企業利潤。這樣，即便在人口減少、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也能創造高速增長的奇跡。只要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就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核心競爭力，規避人口紅利衰退帶來的巨大風險。因此，要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推動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市場改革，讓價格體系充分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進行科學配置。要完善科技自主創新機制，認真落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優化科技結構布局，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要建立起低碳經濟的約束與激勵機制，優化產業結構，加快產業升級，減少能耗，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