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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學理論范文1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 有效需求 比較教學法
一、引言
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當中都有有效需求理論的教學內容。一方面，依據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為利潤和資本積累而生產的性質出發探討資本主義有效需求問題的本質。另一方面，凱恩斯理論以消費和利率為核心范疇，在有效需求框架下對消費、儲蓄、投資關系進行綜合論述。
同時講授這兩門課的教師如何引導學生正確認識這兩門課程中的有效需求理論的差異？筆者嘗試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進行講授，向學生展示兩種理論對有效需求問題不同的解釋。通過分析比較，學生對相關問題將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論
馬克思從商品概念入手，圍繞商品的內在矛盾及其外化這一中心，通過價值形式演變發展過程論證貨幣的產生。通過論述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條件，馬克思研究從商品的流通到資本流通的轉換。商品流通公式“W-G-W”到資本流通公式“G-W-G”的轉換，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過程的關鍵特征是貨幣的增殖，這是馬克思分析所有現實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基礎。
在馬克思那里，資本家階級對剩余價值，即貨幣增殖的追逐產生了有效需求問題。馬克思通過其社會再生產圖式分析社會資本運動正常循環的條件，社會再生產理論的核心是產品的實現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生產與消費的矛盾。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論主要通過再生產理論和經濟危機理論的研究展開。
馬克思研究社會資本再生產的兩個理論前提，是把社會總產品按照使用價值分為兩大部類，按價值劃分為三個組成部分。社會總產品按照使用價值分為兩大部類，就是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類（Ⅱ部類）和生產消費資料的部類（Ⅱ部類），這種劃分指明了產品的最終用途；按價值劃分，社會總產品分為三部分，就是用于補償全社會生產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那部分（不變資本c），第二部分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資的部分（可變資本v），第三部分就是剩余價值（m），這三部分分別形成相應的購買力。馬克思以這兩個前提為基礎展開研究。
（一）社會總產品實現問題
要使社會再生產能夠順利進行，核心問題是產品的實現問題。產品實現問題就是產品如何在價值和物質上得到補償的問題。所謂價值補償，指產品價值的各個組成部分如何從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所謂實物補償，指社會產品價值的各個部分實現為貨幣形式以后，又如何轉化為需要的商品。要具體分析社會再生產的實現問題，必須分別從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兩方面考慮。
為了實現社會總資本的簡單再生產，兩大部類各部分的產品在價值上和實物上要得到補償，就要進行三方面的交換。首先，第一部類內部（Ⅰc）的交換。第一部類提供生產資料，它需要的是生產資料，這部分價值和它的使用價值是吻合的，所以第一部類是可以通過內部交換解決的。其次，第二部類內部（Ⅱv+Ⅱm）的交換。第二部類提供消費資料，它需要的是消費資料，這一部類可以通過內部交換解決。最后，關鍵是Ⅱc和Ⅰv+Ⅰm這兩部分，這兩部分正好是互相對稱的。Ⅱc的物質形態是生活資料，但是它需要生產資料。Ⅰv+Ⅰm這一部分的物質形態是生產資料，但是它需要消費資料，只有這兩部分參與產品的交換，才能各得其所。因此，簡單再生產能夠正常進行的一個關鍵實現條件是：Ⅰ（v+m）=Ⅱc。這一條件表明：只有當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供給和第Ⅰ部類對生產資料的需求之間，以及第Ⅱ部類消費資料的供給和第Ⅰ部類對消費資料的需求之間保持相等時，兩大部類的簡單再生產才能正常進行。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積累具有客觀必然性。一方面，對剩余價值的不斷追求，成為推動資本家不斷進行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資本家之間因利益關系展開你死我活的競爭是迫使資本家進行資本積累的外在壓力。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規律。這種規律強制性地使資本家階級必然進行擴大再生產。
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兩大部類之間的產出交換仍包括三個基本方面：首先，在第一部類內部通過交換而實現；其次，在第二部類內部通過交換而實現；最后，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是關鍵，它使第一部類在擴大再生產情況下的消費需求得到滿足，使第二部類在擴大再生產情況下增加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服務得到滿足。因此，擴大再生產能夠正常進行的一個關鍵實現條件是：Ⅰ（v+v+m/x）=Ⅱ（c+c）（剩余價值分解為資本家消費的部分m/x，和資本家用于追加投資的部分c+v）。這個條件反映了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的時候，兩大部類是互相制約的，一個部類的擴大就必須有另一個部類相應地擴大以支撐。
（二）社會再生產中貨幣的作用
馬克思說：“當再生產（無論是簡單的，還是規模擴大的）正常進行時，由資本主義生產者預付到流通中的貨幣，必須流回到它的起點（無論這些貨幣是他們自己的，還是借來的）。這是一個規律。”[1]P511總剩余價值即總利潤無論是在簡單再生產中全部作為消費收入花掉，還是在擴大再生產中作為投資和消費兩部分花掉，最終投入流通領域的支出總要以利潤的形式回到資本家階級的手中。
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所有剩余價值都用于非生產性消費，但同時資本家通過從貨幣貯藏當中取出資金支持非生產性消費，以實現這些剩余價值。整個資本家階級起著關鍵作用：“在這個場合，我們假定，資本家到他的資本第一次流回為止，為了償付他個人消費而投入流通的貨幣額，恰好同他生產的并轉化為貨幣的剩余價值相等。對單個資本家來說，這顯然是一個隨意的假定。但是在簡單再生產的前提下，這個假定對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必然是正確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簡單再生產這個前提所要說明的，即全部剩余價值并且只有剩余價值被非生產地消費掉。”[1]P371
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它對于貨幣流通不會提出什么新的問題”[1]P381。不同之處僅在于投入循環的貨幣現在包括以生產為目的的預付資本部分?！熬妥芳由a資本執行職能所需要的追加貨幣資本來說，它是由一部分已經實現的剩余價值提供的，這部分剩余價值是作為貨幣資本，而不是作為收入的貨幣形式，由資本家投入流通的”[1]P381。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剩余價值的實現是由資本家的投資和資本家的消費決定的，從而資本家的利潤現在取決于資本家自己的消費和投資支出。
（三）生產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
馬克思認為：剩余產品的實現問題只有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面發展才能解決。工人的需求雖然是一個重要的基礎，但很明顯，它遠不能解決產品實現的問題。有效需求部分通過工人們花費他們的工資收入表現出來，但是可變資本總是少于處于流通中的總資本，所以工人對消費品的購買對于社會總產品的實現永遠都是不充分的。剩余價值的實現取決于資本家的需求，解決方法在于資本家的消費。這包括兩種消費：一部分剩余價值被作為收入而消費掉，但是另一部分，通過再投資進行生產性消費，剩余價值進一步被投入擴大再生產中。流通過程面臨的產品實現問題，最終通過更大規模的生產得到解決。同樣的，不但對于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的實現是這樣，對于整個產品的實現也是這樣，因為勞動力的消費是由資本家雇傭勞動力作為生產更多剩余價值的手段所花的開銷派生出來的。
但是資本家階級生產的動力不是消費，而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占有。資本家不把他要購買的商品當做使用價值，而是當做擴大資本的手段。如果他看不到可以利用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獲利的機會，寧可什么都不做，以貨幣形式持有他的資本，從而打斷流通，潛在地引發危機。也就是說，生產如果過剩，其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增殖。
馬克思認為，一旦確認商品的生產和交換以貨幣流通為媒介，并且從屬于以貨幣為形式的剩余價值生產和占有，局部生產過剩和普遍生產過剩之間的區別便隨之消失。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意味著，如果一種商品賣不出去，那么所有商品的流通將都被打亂，以致一種特定商品生產過剩的可能性直接意味著普遍生產過剩的可能性。
三、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
凱恩斯從薩伊定律、市場自動出清和貨幣中性三個角度對古典學者發起了全面挑戰，確立了一種總量供求理論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觀理論體系。
（一）對儲蓄等于投資的批判
古典學者認為，在均衡利率下，儲蓄等于投資。一方面，古典學者將利率看做節制或節約的實際回報。利率越高，人們越愿意以儲蓄形式持有資產，儲蓄與利率正相關（S=S（r）），而儲蓄的流動在資本市場上代表著可貸資金的供給。另一方面，投資與利率負相關（I=I（r））。利率越高，意味著資金成本越高。廠商的投資支出取決于利率和預期收益率，只有在預期收益率大于或至少等于資金成本（利率）時，廠商才愿意投資。投資支出代表在資本市場上對可貸資金的需求。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利率會達到均衡水平，從而儲蓄會等于投資，即S（r）=I（r）。以上述假定為前提，并且由于一方面居民的全部收入不是用于消費支出就是用于儲蓄，即Y=C（r）+S（r），另一方面總支出包括兩部分：來自廠商的投資支出I和來自家庭的消費支出C，即E=C（r）+I（r）。所以總支出必定等于總產出，從而總需求永遠不會不足。
凱恩斯對上述觀點持反對意見。在凱恩斯看來，國民收入取決于總需求，總需求取決于總支出，總支出由消費支出（C）、投資支出（I）構成，Y=AD=E=C（Y）+I（r）。這里，凱恩斯認為消費支出取決于收入，消費函數可以寫成C=a+bY，式中b指邊際消費傾向（0
（二）對工資價格彈性的批判
古典學者認為，經濟中的工資和價格具有可伸縮性。可伸縮的工資和價格將保證市場能迅速做出調整。比如，由于總需求不足，貨幣工資和價格將下降，這樣就會恢復充分就業。工人總是愿意接受較低的貨幣工資，企業家愿意降低商品價格以擴大商品銷售量。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上的競爭可以使市場達到均衡狀態，所以造成失業和產量減少的任何擾動必然是暫時的。
凱恩斯對上述觀點表示反對。在凱恩斯看來，壟斷和工會這樣的剛性力量會阻礙工資和價格的調整。他相信工人處于“貨幣幻覺”中，即他們的行為與貨幣工資（W）而不是與實際工資（W/P）相關。工人會拒絕接受貨幣工資的削減。而這是對古典的工資率調節機制的直接否定。
（三）對古典貨幣數量論的批判
古典學者認為，供給自動創制自己的需求而不考慮價格水平，絕對價格總是與貨幣量同比例變化。假如貨幣市場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貨幣供給的增加就會引起不均衡，貨幣市場的新均衡只有在價格水平上升時才能得以恢復。傳統貨幣數量論“價格上升僅僅是貨幣數量增加的結果”的說法，支持古典學派的貨幣面紗觀點。
凱恩斯對上述觀點持反對態度。在凱恩斯看來，人們對貨幣的需求（Md）取決于人們的流動性偏好，流動性偏好取決于三種心理動機：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其中交易動機和預防動機引起的貨幣需求與收入水平有關。投機動機引起的貨幣需求與利率有關。可以把貨幣需求表示為收入和利率的函數。貨幣供給（Ms）是一個外生變量，它由中央銀行決定。在存在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夠降低利率，這樣投資就會增加，進而通過乘數效應刺激總支出，就業量與國民收入也會增加。
四、比較與評價
（一）分析危機的可能性
在分析危機的可能性方面，馬克思與凱恩斯有相似的地方。馬克思解釋了為何資本家希望保留貨幣，增加貨幣貯藏量。答案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賺錢，當其預期無利可圖時，他們就持有貨幣，而這會導致生產過剩和工人失業。正是在這一點上，在馬克思和凱恩斯關于消費不足的危機爆發可能性的觀點之間，出現了重疊。凱恩斯認為，資本家投資的多少取決于資本的邊際效率及對未來的預期?！百Y本邊際效率已經崩潰到如此徹底的程度，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現實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無濟于事……要想恢復資本邊際效率并不那樣容易，因為，資本邊際效率在目前系由無法控制和不聽控制的工商業界的心理狀態所決定。用普通語言來說，在個人行為自己做主的資本主義經濟中，信心的恢復遠非控制所能奏效”[1]P328。
（二）批判薩伊定律
馬克思和凱恩斯都對薩伊定律進行了批判。薩伊定律，即“供給創造自身需求”，產生于物物交換的經濟中。持有這種信念的古典學者認為，在一個競爭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市場的調節機制會有一種自動達到充分就業的趨勢。這意味著總需求和總供給會一直保持相等，從而勞動力市場是均衡的，而貨幣只是掩蓋經濟中潛在的實際力量的面紗而已。
馬克思從批判李嘉圖開始，李嘉圖認為普遍商品過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薩伊定律成立。李嘉圖將交換行為簡單地看做物物交換行為，因此，每一個銷售都對應著一個購買，所以生產和投資不受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貨幣只是便利交換的手段。貨幣和交換“在他的經濟學中只表現為純粹形式上的要素，他從未研究過中介形式”[2]P288。馬克思認為，貨幣不僅是交換的媒介，“而且是使產品同產品的交換分解為兩個彼此獨立的、在時間和空間上彼此分離的行為的媒介”[3]P572，這一分離表現為貨幣和交換行為分離，貨幣作為獨立的價值形式，同樣可以發揮價值貯藏和支付手段的作用。建立在買賣分離基礎上的商品形式，以及由于價值獲得一種獨立于交換行為之外的具體形式而使買賣分離得以發展的貨幣形式，揭示了危機的可能性，并且規定了危機必然采取的形式。現代危機不但與商品和貨幣形式聯系在一起，而且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
凱恩斯對薩伊定律的批判不是基于物物交換經濟，而是基于對古典利率理論的反對。在凱恩斯那里，產出和就業由有效需求決定，勞動力市場的運作不能確保充分就業。利率是由貨幣市場決定的，而不是靠儲蓄和投資決定。投資邊際效率的變化通過乘數效應引起實際產出的變化，而且最終通過收入變化，儲蓄適應投資。因此，儲蓄不會全部自動轉化為投資。在消極的需求沖擊下，工資和物價水平存在剛性，其調整不能使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狀態。通過這一論證，凱恩斯有效地反駁了薩伊定律。在凱恩斯就業不足的均衡世界中，需求創造供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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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學理論范文2
一、當前新制度主義在層次分析方面所存在的分歧點
1.新制度主義功能與結構方面的問題
相關專家學者提出，制度的連接機制表現比較明顯，相關工作人員可以通過擬定相關制度的形式，展現不同微觀社會背景下相互之間的層次關系，并將相同物質的功能結合到一起。
Alexander Hicks曾經也提出了與其相關的理念，認為新制度主義研究中確實存在不同分析層次以及不同分析視角，這種視角主要表現在理性選擇制度和社會學制度這兩方面的差異，且差異十分典型。雖然許多專家學者都陸續提出了各種新制度主義的根本性內在分歧，但是沒有得出一個統一的定論。雖然這部分專家學者已經認清了問題的核心，但是尚未解決。
新制度主義在分析層次上存在一些分歧點，這些分歧點目前都集中在邏輯適宜性和邏輯結果這兩個方面。新制度主義在適宜、后果這兩方面的邏輯層面存在較多的不同點，而且在對制度進行分析時，如果發現制度分析與理論構建模式不同，可能會受到傳統工作理念的制約。
選擇性理論屬于近年來逐漸被人們所重視的一種理論，側重于工作制度主義內容，產生在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項目當中。雖然和主流的各種新古典經濟學有許多相互違背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間依然可以通過一些理論進行假設，同時這也屬于不同經濟發展條件下的一種理性選擇方式，讓結果更加滿足其偏好。但是在此過程中，社會學研究開始確立，并且在確立之后，其方法論也開始占據優勢，因為目前我國在進行相關社會學研究時，最常見的研究方式就是利用各種方法來構建社會要素及相關發展問題以及社會意識形態個人行動塑造問題。
社會學制度主義與歷史制度主義在面對特定形式制度下的人類個人行為時，一般都比較偏向于堅持適宜性邏輯，但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思想卻會讓個人偏向于選擇后果邏輯。不論是瑟倫還是斯坦默，都將該意義當成研究的基本要素，并根據工作開展的情況，分別提出不同層面的政治學內部理性制度以及相應的社會主義論點等。
2.新制度主義層次分析
（1）將文化路徑和新制度主義的計算路徑當成主要的路徑來對待，同時二者也是新制度主義最關鍵的特征之一。部分新制度擁護者認為，適宜邏輯比較強調個體總數，并將個人總數論點集中到文化或者是相關的組織路徑當中。這種自我利益、個體效益會受到文化、組織等方面的影響。在進行組織分析的過程中，工作人員需要多關注新制度主義內部的文化要素、社會要素等多種構成因素，結合認同要素，分別對工作的開展情況進行界定。目前我國的歷史制度主義一直以來都比較信奉社會發展背景要素，所以研究人員在對理論立場上和社會學制度主義進行研究時發現許多相似之處。
（2）從文化路徑的角度出發，對計算路徑加以評論。個體在做出決定時，一般情況下并不會建立效用函數，并按照這個函數，分別對成本與經濟效益進行對比分析。通過對新制度主義進行研究發現，新制度主義在層次方面的分歧也比較明顯。從實際工作情況來看，其工作的本?|是一種能動與直觀結構相互關聯的處理模式。如果在當前社會發展背景下，新制度主義可以得到一定的發展，就必須不斷構建可以和結構、能動相互關聯的考察面。以該認知方式為基礎，William Roberts Clark按照結構和能動二者之間的關系，將新制度主義劃分成了不同的分支，分別為agency-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structure-based institutionalism。該劃分方式比較簡單易懂，可以從根本上分析出不同動能之間的特點，同時還從側面體現出這兩種要素所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的根本分歧點。對待結構與能動、客體性、主觀性關系不同的認知問題上，要多考慮社會科學核心要點問題，利用相關論點來回答究竟是個體還是整體在社會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
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理論取向
在對邏輯清晰理論進行構建或者對嚴格規范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會凸顯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共通之處。但社會科學并不是一種徒勞無功的緊隨自然科學發展而發展的學科。雖然社會課程和自然科學的內容有許多交叉點，但是畢竟二者的整體大方向不同。國內的專家學者也根據這一要點，提出了政治學科的特殊性。政治學科和其余的自然科學有本質性不同，雖然也有一些交集。政治學與自然科學都需要關注知識的獲取方式，并且政治學科和自然學科基本相同，都需要對不同形式的變量進行全面研究，通過對變量進行分離、對變量進行控制的方式來獲取各種自身發展所需要的知識點。在研究對象方面，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并不嚴格，同時也沒有重復性。政治學科在確立了以后，科學化歷程也代表了行為主義革命的后續發展，體現了政治科學在科學化方面所遇到的困境。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必須不斷吸收來自傳統工作制度的研究成果才能長期發展。政治學在我國的發展時間比較長，而且在新制度主義發展之前，政治學制度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研究制度之一，而制度研究也是當時政治學最關鍵的一個研究部分。政治學當中的新制度主義，尤其是歷史制度主義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舊制度主義的研究成果。
比較政治學理論范文3
關鍵詞：政治學概論；學習困難；教學建議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28-0170-02
《政治學概論》作為政治學類和公共管理類專業的基礎性必修課，往往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具有為該專業的本科生培育政治學興趣、奠定政治學理論基礎和認知框架的目的與重要功能。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學生由于缺乏學術思維的訓練，對所授內容的接受感知與課程的教學要求往往相差甚遠，普遍存在學習困難。
一、《政治學概論》的學習困難
（一）學生受應試思維影響，學習中缺乏學科意識
學生往往把《政治學概論》看作是中學思想政治課的延續，在學習思維上也沿用了以往的應試思維。最明顯的表現是學生習慣在學習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標準答案，對教材介紹的同一名詞的不同定義，同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往往缺乏獨立思考，無所適從。甚至要求教師提供練習冊，通過題海戰術來應對考試復習。這種應試思維嚴重影響了學生以學科意識來整體把握《政治學概論》課程的內容體系，奠定政治學理論基礎和認知框架，造成學習的困難。
（二）學生學習政治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往往安排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同時，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論性、系統性較強，對于大學新生來說，學習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論會有一些困難和挑戰。往往是名詞聽起來熟悉，但卻不能準確表述與理解，如“政治、國家、權力”等。對政治學中的基礎理論，特別是某一理論的不同觀點，如“民主理論、國家理論”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談不上用其概念與理論分析現實政治問題。[1]
（三）學生課外閱讀政治學經典著作存在困難
閱讀經典著作是人文社會學科入門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學中我們往往會提倡學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閱讀經典著作。但政治學經典著作多數來源于西方學者，無論是內容體系還是理論分析邏輯，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學生覺得艱澀難懂，難以堅持。例如《政府論》、《學術與政治》，還有馬列經典原著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夠輕松讀懂的著作，單純強調學生閱讀經典著作，不僅無助于學生對課程的學習，反而加深了學生認為政治學是一門枯燥、難懂的課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學生自主運用理論分析現實政治現象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教材由于內容的相對穩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簡單介紹理論的主要觀點或是簡單得出結論。表現為作者在論證觀點時僅僅限于從理論到理論的思辨與價值判斷等傳統的規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數據等事實資料作為觀點的支撐，懈于進行田野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未能及時反映政治生活中的變化。雖然教師常常運用“討論法”、“案例法”等去彌補教材的不足，但學生往往還是難以信服結論，更難以自主運用理論分析、解決問題。
二、《政治學概論》的教學建議
上述學生在學習政治學中存在的困難，既涉及到中國政治學研究發展的問題，也涉及到政治學的教材建設的問題，但筆者主要就教學中的應對學習困難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是課程講授中應凸顯學科意識與學科研究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一）教學體系安排應凸顯學科體系的完整、獨立，幫助學生建立學科意識
政治學的知識體系龐大豐富，《政治學概論》課程到底應該涵蓋哪些基礎性政治學知識呢？為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政治學概論》的基本框架及其獨立的學科地位，需要對其內容進行分類，進而明確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聯系。[2]而且這不僅僅是在導論課給學生做一次性的介紹，教師應在每一章節的課程講授中起到“串珠成寶”的作用。以政治內容可分為實體、觀念、活動三個方面為線，根據所選教材的分析框架，幫助學生建立起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系統把握政治學概論的課程內容，而不是通過“背多分”的應試方式來獲得概念或理論觀點。
（二）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
關于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導論中的一節內容，但這遠遠不能讓學生掌握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讓學生自主運用這些學科方法去學習、研究。學者們的理論成果是通過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得出來的，教師進行理論分析也運用了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們疏于介紹與分析方法的使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識性內容為重，以方法的學習與運用為輕。就如大廚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嘗到食材，卻不懂炮制方法一樣。師生之間的教學，不僅要授之以魚，亦要授之以漁，因此強調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如：在講授歷史上“非政治觀”的內容時，需要對每一思想家的歷史背景、經濟地位、階級地位以及歷史地位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對不同政治觀的合理性、局限性進行辯證分析，作到有理有據、全面客觀，可以向學生介紹綜合運用到的文獻研究法、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
（三）構建互動課堂，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
構建互動課堂的方式，已經有很多學者作了有益嘗試，提出了“引導討論”式、啟發式、辯論式、師生角色互換式等，這都值得我們在課堂中學習應用。值得重視的是，構建互動課堂不能僅僅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增加學習的生動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提高學生的明辨、批判和創新等思維水平。例如，在介紹了非政治觀與政治觀之后，可以讓學生用自己的語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勵學生對不同的界定進行發言，講出自己贊同或者反對的理由。在涉及到觀點評價的講述時，還可以讓多個同學針對彼此的看法進行發言，以更深入明了觀點的邏輯?！笆鲎h”能力的鍛煉，能夠培養學生在表達思想觀點時擁有清晰的概念、嚴密的邏輯、有力的論據和明確的觀點，這十分重要?！皯{借這種思維，在了解必要的預備知識后，對于關乎國計民生的社會熱點話題，就能夠獨立思考并得出正確結論；對于社會上的種種爭論，也能夠給予恰當評價?！盵3，4]
（四）教師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課堂教學效果的取得與鞏固，少不了課外學習的配合。教師應該通過多種方式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第一，推動主題閱讀，夯實理論功底。閱讀是培養學生自主獲取知識能力的重要途徑，也是培養理論思維能力的基本載體。針對學生閱讀經典的困難，教師一方面可以根據教學內容少而精地選擇一些經典的章節，先教師導讀再學生閱讀；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學科發展前沿與中國政治熱點、難點為依托，推薦學生閱讀一些比較具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還可以通過舉辦“兩會精神我解讀”、“讀書筆記大賽”等常規性的學生素質拓展活動為學生提供閱讀交流、提高的平臺；也可以以讀書筆記、小論文等作為作業形式與學生考核方式來推動學生的課外閱讀。
第二，充分利用網絡資源推進課外學習。一是利用多種網絡形式建立師生的課外互動。微博、微信、QQ群等多種網絡形式為師生課外的提問答疑、討論交流、分享資源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關鍵是教師在網絡交流平臺中要起到組織者的作用，除了答疑與分享資源，要善于拋出問題、引起討論、適當總結，營造活躍、熱鬧的學習討論、交流的氛圍。二是充分利用《政治學概論》精品課程等教學網絡資源，為學生課外學習提供參考書目和復習思考題等，補充和豐富課堂教學的參考資料，通過題目等對所學知識進行梳理歸納。三是利用政治學學術網站與名家博客等網絡資源為學生課外學習提供高質量的資源。如“選舉與治理網”、“中國政治學網”、“中國政治學研究網”、“中國農村研究網”、“共識網”、“愛思想”等學術網站吸取了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和前沿動態信息等，大大豐富了課堂教學內容，讓學生及時了解到學術界的新成果和新動向。一些學者、專家在自己博客中的精湛論述往往就是政治學中的理論難題與現實難題，可以從某種程度彌補教材未能及時反映政治生活變化的不足，有利于提高學生運用理論分析現實政治現象的能力。
三、結語
教無定法，貴在得法。雖然學生存在著一些普遍的學習困難，但在具體的教學實踐過程中，還是由教師根據自身的授課風格、所擁有的資源和學生的能力與專業要求等的不同，依據課程的內容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減少教學目標和學生認知間的差距，以提高教學效果。教師也需要做好備課工作，運用新的教學方式使政治學概論課程變得生動有趣，不再抽象難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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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學理論范文4
二戰后，新制度主義逐漸成為政治學比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認為即使制度對政治行為和政治抉擇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但并不是起決定性作用。新制度主義認為需要深層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并將個體行為放在歷史條件中進行考慮，通過運用歸納法形成較成熟的理論，然后再對國際政治展開研究。新制度主義拓寬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領域，特別是對國際政治學學科研究領域具有重大啟示。
一、新制度主義范式的興起與演進
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科學從對制度的普通研究轉向對制度主義的研究。彼得斯認為，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屬于舊制度主義研究，經過行為主義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義在政治學中開始興起。新制度主義學者反對把行為界定為政治分析的基礎，用行為去解釋政治現象是不具備說服力的，所有的行為都是發生在某種特定的制度環境之內的，這種行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學者大聲疾呼“重新發現制度”“回歸國家”與“回歸制度”，但“回歸國家”似乎并無特別新穎之處，人們不應該簡單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義，而應該使其發展成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途徑。
二戰結束后，西方社會科學逐漸以美國為重心，歐洲失去了傳統的學術中心地位，在歐洲盛行的歷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學思辨傳統也逐漸被重視實證、數量分析方法的科學主義所取代，定性研究和價值判斷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經濟學隨著日益強大的經濟領域力量凸顯了其顯學地位，并逐步得到確立，它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推動了崇尚個人主義和以市場原則的自由文化擴張，并使這種文化發展為新理論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選擇范式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產生的，并發展成為社會科學的主流范式。20世紀中期，行為主義興起并迅速主導了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觀、中立，論據實證并能近乎精確地解釋政治活動，這是傳統的研究方法無可比擬的，行為主義因其獨特的優勢取得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話語權。行為主義是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學標準來衡量社會政治現象似乎脫離了實際，暴露出了對社會價值觀的忽視，研究的形式主義和數理語言難以表述的困難，導致其會容易遺忘對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各種研究范式開始盡顯其能，取長補短，交叉與融合，逐漸打破了行為主義在各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新制度主義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領域巨大成功的影響下，為了矯正行為主義方法中過于關注政治個體及其行為，忽視宏觀和中觀層面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環境因素對結果的影響而產生的。實際上，新制度主義并沒有完全放棄舊制度學派的一些合理“內核”，和舊制度主義學派用靜態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義用動態的眼光綜合分析經濟運行理論、政治行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義的興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簡單回歸，而是其向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發展。
二、新制度主義的解析
新制度主義最早從經濟學中興起，由于有學者不滿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主義對于“政治”“國家”“制度”的輕視，將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個人主義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學研究。新制度主義是對行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思，其主要內容有：
首先，在解釋社會現象時，在制度因素中結構與人哪個更重要?行為主義強調“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義認為對人的獨立影響作用的研究應該放在對社會結構分析的基礎上，這樣才能獲取有力的解釋論證。新制度主義著重分析制度對人的行為、對政策結果的影響，并認為制度約束人類的行為可以促進行為的規律和規范，增強解釋和預測的可靠性。新制度主義認為人類接受制度的約束，同時制度又是人類行為的結果，所以新制度主義必須解釋作為個體的人接受制度約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釋促成了新制度主義不同流派的產生。新制度主義各流派認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釋政治現象的有效工具;個體及其行為雖然很重要，但必須把個體放進一定的制度背景中進行分析。
相比舊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在強調制度重要性的同時，更注重分析個體偏好行為，這增強了新制度主義的解釋力。新制度主義豐富了“制度”內涵，制度還包括非正式的結構、慣例和觀念。舊制度主義在方法論上普遍以整體主義為主，而規范制度主義類似整體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是典型的個體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則居中。與舊制度主義相比，盡管新制度主義在發展研究的可傳遞性、可重復性、量化等方面還不完善，但新制度主義更加重視理論的發展和方法論。
按影響力不同，可將新制度主義分為以下三大類范式。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發端于以羅納德·科斯和奧利佛·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扑拐J為在制度選擇中交易成本權衡很重要，引起了經濟學中的新制度主義革命，威廉姆森則提出了將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認為制度環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現形式。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源自于對政治制度本身進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每個政治個體都有固定的偏好，實現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動者的最大目標。理性制度主義視行為為導致政治結果的關鍵因素，建立了理論來解釋制度的產生：相關行動者能從中獲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選擇范式認為理性個人的選擇和行為動機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會運行的基本動力。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最大特征體現在理性策略算計的行動者行為上，強調政治人的理性和穩定的偏好，認為政治的過程是集體行動陷入困境的過程，行動者通過制度安排達到共同獲利的目的。
歷史制度主義是在比較政治學中發展起來的，它保留了舊制度主義對正式制度的重視，接受了關于集團理論的觀點。豪爾和泰勒認為歷史制度主義有四個特征：歷史制度主義廣泛地界定了制度與個體行為之間的關系;強調了與制度的運作和演進相聯系的非對稱的權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進時強調“路徑依賴”和“意外結果”;注重將制度分析和能夠產生某種政治結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來。歷史制度主義將現場制度融入歷史環境，強調既有制度中的權力對比關系對新制度的產生所帶來的不公平的壓力，它認為政治結構和制度安排可能導致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歷史制度主義重視將制度分析和觀念等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問題，在分析微觀現象時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釋制度與行為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觀現象時的效用性。
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從社會學中發展起來的。不少社會學家認為西方的世界文化強調韋伯的理性觀念，即將理性看作實現正義和進步的手段。這種世界文化規則構成了包括國家、組織和個人的行為體，并為其確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標。世界文化規范也使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和行為變得越來越相似。由于他們將這些文化規范和規則稱為“制度”，他們的研究路徑被命名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組織結構的“制度分析”與基于共同價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兩者交融，強化了宏觀解釋力。社會學制度主義者有效地解釋了無效率制度長期存在的現象，這是前兩者所不及之處。制度不是簡單地規定人們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們覺得該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響個人的策略性計算和行為選擇，而是為行為提供了必備的認知版本、類別判斷和行為選擇模式，影響人們偏好、認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從而間接指導人們的行為。
三、新制度主義對國際政治學的啟示
正是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學理支援下，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中發展出了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這部著作“提供一種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新的理論視角”?；鶜W漢的功能理論有力地論證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學者批評說，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并沒有解釋為什么一些機制發展為正式的組織，而另一些機制卻沒有?；鶜W漢的不足被后來的學者們彌補，他們認為，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所面臨的集體行動問題不止“囚徒困境”，必須創設不同類型的國際機制以滿足不同的集體行動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與微觀經濟學相同的行為假定，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能夠從微觀經濟學中輸入理論和方法，如博弈論、公共選擇理論、集體行動理論、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委托—理論等。盡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認知心理學、期望理論和社會建構主義等多個流派的質疑和批判，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裹挾“經濟學帝國主義”之威，迄今仍是國際制度理論與經驗研究的主流，有助于開拓國際政治學理論研究的新視角，有助于國際政治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發展。
社會學制度主義和國際政治學中的建構主義有某些共同點。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結構并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社會所構成的，而是由正在擴張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構成的?，F代國際體系被以韋伯的理性觀念為核心的文化規則所主導。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規則通過兩種方式將國家塑造為國際體系下的單位，一種是為國家確定“理性的”目標，如追求“現代性”和“進步”，另一種則是確定“理性的”制度以實現這些目標，如市場和官僚制。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在美國社會科學傳統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理論假設明確，方法是實證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者通過強調社會規范在國際生活中的力量，為國際制度的獨立價值提供了更具剛性的論證，國際制度會增強，不僅是因為它便于達到帕累托最優，有助于國家以最小成本實現目標，而且認為參與日益增多的國際組織網絡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適當的。
國際制度研究在早期階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義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屬于舊制度主義范疇。行為主義革命的發生和“國際機制”概念的提出為新制度主義取代舊制度主義創造了必要條件，同時又在國際政治學領域形成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就解釋國家、國際組織及國際體系運行的基本邏輯而言，理性選擇屬于“預期結果邏輯”，社會學屬于“適當性邏輯”，但就歷史觀而言，理性選擇和社會學都認為歷史總是有效率的，歷史制度主義則將無效率的歷史帶入研究議程。
比較政治學理論范文5
一 從追新逐后到尋求差異
西方是中國文化和文論的一個“他者鏡像”，只有在這個鏡像當中，我們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進到哪一步，學術增長到哪一步，而哪些是當代中國文論研究的空白。當代文論發展的新趨勢，說明了中國一個世紀以來不斷的“追新逐后”的持續理論熱情，這種理論熱情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尤其是以二十世紀后半葉為重；對這種學術史的清理，在當代成為新的學術思想生長點的關鍵。
當代文中國學理論問題首先在于：各種文藝理論思想幾乎共時態的涌入，中國的接受語境的復雜化。一般認為，文藝理論包括作家、作品、讀者和社會文化四個要素：作家論如傳記批評、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等；作品論如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等；讀者論如解釋學、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等；社會文化分析新趨勢，如西馬、女權、解構主義，都不能說太新了，像后現代主義作為一思潮，已是明日黃花。而后殖民主義已把后現代主義關于差異性的理論和話語權力理論，應用到國別之間的國際關系文化權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當前，文化研究被認為是比較新的，其實它也僅僅是跨文化、跨學科的互動研究。再有就是少數話語，其實也與我們第三世界文學、第三世界身份緊密相關。這些內容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資料，并且同中國的具體現實結合起來。這里，我想提出這樣一些問題：最近二十年來西方這些新理論一下子涌入中國，中國知識界接受了什么，已經消化了什么？什么樣的東西與我們的肌體產生了一種共振、共鳴，生成了一種新的東西？哪些東西被我們清除了、排斥了、拒絕了？
事實上，西方文化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方法論平臺，這個平臺足以使我們在分析文本時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后、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話語的邊緣化，但是否我們抓住了這些最新話語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現得十分靈動呢？我認為，完全追新可能是一個本體論的誤區，它將使我們永遠追不上西方，使我們在新世紀還要重復二十世紀的一系列錯誤。所以，我們的文藝理論不可能完全從西方借鑒，但是不可能不對西方加以觀照。在我看來，只能把西方理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參照，要在本體論上發掘我們的本土資源。畢竟面前的現實是，我們的文化方法研究與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在七八十年代進入中國時還顯得很新，但今天女權主義、文化研究在國外剛剛出現一、二年，我們這里已經廣泛應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變得毫無意義，這時學術競爭不以量勝，不以萬花筒的不斷轉動取勝，相反，是一種本質力量的學術較量。我們必須走出趕超心理，深層次地總結自身經驗并尋求差異。這種差異性的東西有可能成為我們新世紀經過拿來主義走向輸出主義的主角。我想強調的是，新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應該走出拿來主義模式，走向輸出主義。 二 從文化拿來走向文化輸出
但是，我們在強調文化輸出的時候，首先得弄清楚應如何輸出？中國文論有沒有這種文化權力機制，它是否處在話語的邊緣，因而文化輸出只是一種妄想？在我看來，當代中國問題已經在西方引起關注。二十年前從事漢學研究的西方人及日本人、韓國人大抵只研究中國19世紀以前的文化，因為他們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無所看，一無所得，是一片空白，甚至著《中國文學理論》的劉若愚也認為：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不能稱為“中國”文學理論。這種看法在20世紀末已經極大的改變，日本近兩屆全國性漢學大會，已經將當代中國問題尤其是文化轉型問題看成重中之重。
這告訴我們，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將在21世紀前一、二十年成為西方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在文化上。這使得我們自己關注中國文化問題將產生一個新的動向，即尋求國際性審美共識框架，裝入我們中國本士獨特的審美意識、審美趣味。中國的東西如果不與國際性統一的審美共識掛鉤，中國的東西如果仍是極端本土的，當不具有普遍性意義。尋找審美共識就是要尋找一種共識性的審美形式，這種審美形式負載著中華民族的的審美內涵。
我不贊成一味地對中國傳統加以質疑，這只是在后人不太能干時，面對祖父的財產發出的悵嘆。我們應當自我反省而不應自嘲自虐。當傳統在歷史的歲月中已經成為經典時，我們當前遭遇到的是決裂與選擇的雙重困惑。我們決裂了什么，是決裂祖先嗎？我們選擇了什么，是選擇西方嗎？這是一個忽略不得的問題。
三 從文學理論泛化到文化理論
文論界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關于海外漢學家處身性策略左右國內知識界的動向。國外漢學家有可能受到西方某些權力的壓制，甚至一些具體細微的生存環境的不順心，都可能導致其形而上的情緒化反撥。而這種情緒傳到國內就可能被人們誤以為某種新趨勢出現了。同時，西方漢學家對中國的解讀往往充滿誤讀或誤導。
其實，理論的播撒不是單方面的，不是中心向邊緣的播撒，理論旅行也不是單方面的，即便是一個聲波傳過來也還會有回聲。我們第三世界理論也要向中心播撒，因為理論旅行是互動的，關鍵在于創新。我們在新世紀必得思考這樣一個關鍵性問題：當文化研究達到一個很高水平時，文學理論是否會消失？在我看來，在前現代時期，理論不太重要－－它是對經驗的總結，經驗高于理論；在現代時期，理論與經驗并置互動；在后現代時代，理論會在相當程度上超前，即海德格爾所說的先行建構、先行見到。
比較政治學理論范文6
[關鍵詞]公共選擇理論;“經濟人”假設;自利;理性;新經濟人
[中圖分類號]C93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08)05-0049-03
自上世紀40年代開始,西方興起的公共選擇理論越來越在經濟學與政治學領域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但公共選擇理論在政治學領域中的應用性與適應性問題一直以來備受關注,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的“經濟人”假設的人類動機,最富爭議｡作為一個簡單概念,經濟人是指“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馬歇爾指出,“這種經濟人只便利經濟科學的研究,而遠離道德倫理的控制,是一種地道的自私自利的人｡實際上的人,則不單含蘊利己的初衷,也包括利他的動機｡”同時,他還認為人們的經濟行為中摻雜著很多非理性的成分,特別是每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各異且形式不同｡所以,經濟人這個概念不符合現實的要求,只能把它當成一種學理上虛擬的結構｡本文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分別對公共選擇理論的經濟人假設的兩個理想化的特征――“自利”與“理性”提出了挑戰｡
一､自我利益的限度分析
人的需求是多樣的,對自我利益的追求也是多樣的｡具有動物本性的人類,對維持生存的基本物質利益的需求注定永久成為其根本的利益要求之一,并且在人類生活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在經濟學的圣經《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寫道:“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這段話,一針見血地將“自私自利”的人性勾勒得甚為傳神,從此以后,幾乎所有的經濟學理論中,都假定自利行為的存在,但往往忽略或排斥利他行為｡也正因為如此,許多社會學者､心理學家以及政治學家,都認為經濟學家所假設的行為模型有缺陷,而拒絕接受｡
人類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動物,就在于人是有理性的高級動物,具有自我意識,除了物質利益的需求外,還有精神利益的追求｡這是因為“人不僅生活在一個實然的世界中,還建構了一個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作為一個可能的世界,既是現實世界的反映,也是對現實世界的超越｡”現實世界不再是唯一的世界,它和精神世界相比僅是人類世界的一部分,但它卻是精神世界的根基｡人類擁有了精神世界,才使自己的生活不斷地由低級走向高級,否則就只能像其他動物一樣,過一種世代相同的重復的生活｡這就說明精神性的要求也注定要永遠地成為人類基本的利益要求之一｡
除了物質與精神利益之外,人類自身的有限性決定了人類還必須結成一定的共同體來實現自身的利益要求,這也是國家與政府存在的契約論的觀點｡人與人個體的自利傾向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公共地悲劇”與“搭便車”現象,導致的結果就可能出現霍布斯所言“狼與狼之間的戰爭狀態”,在這種矛盾與沖突的狀態下,人們往往采取不合作的策略,結果每個人的利益都無法得到滿足｡于是人們主動放棄了自己的自然權利,希望通過強力所維持的公共秩序來擺脫困境｡這說明公共秩序也是人類的一個根本的利益訴求｡這樣,個人的物質利益､精神利益及體現公共利益的公共秩序就構成了人類三大基本利益要求｡
然而,公共選擇理論的前提假設是,“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它僅把個人的物質利益需求作為其理論的單一假設,排除了個人的精神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現實存在性｡經濟人的這種自利假設被批評者指責為,“是對現實人的拙劣描述,是一種完全受物質利益驅策的純粹機器”,它“給無限制地追求物質享受的貪婪戴上一層美麗的神圣光環｡”可見,公共選擇理論只是賦予“利益”一種狹義的解釋,僅指職位､地位､權力和金錢,具有狹隘性和片面性｡無論個人還是社會,除了物質利益之外,還有多種其他利益和追求｡人的動機是多樣的,自利也不是唯一的行為動機,個人行為因受到歷史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因素影響而具有多樣性､復雜性,非經濟原因的利他行為和公共精神在社會中是現實存在的｡所以說,一旦更為復雜的人格傾向發揮作用時,經濟人假設的解釋性就失靈了｡
因此,“經濟人”只是一個抽象､虛假的人,不是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人,不可能反映人的全貌｡難怪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理性的､自利的人類行為的確有百分之八十的情況符合經濟人模型,問題是隱匿的另外百分之二十,新古典經濟學派只能提出難以令人信服的解釋｡不適用于經濟人假設的那百分之二十的情形是道德､習俗等文化因素的領地｡如果為了解釋全部的人類現象,而“試圖拓展自利概念,使之包括行動者所要追求的一切目標(包括他人的利益),以將這些人格傾向整合在這種模式內,這不過是事與愿違”,反而削弱了這一假設的解釋能力｡
二､理的限度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隨處可見非理和現象,似乎對其反義詞“理性”的含義有著共識｡但細想一下,理性的真義何在?我們是否可以做這樣的認識:社會上存在著一個共同的行為準則,合乎這些規范準則的就是理性,違反的就是非理性｡如果這樣的認識可以接受的話,我們接著要問：這個準則是什么?誰來制定?這個準則是一成不變的嗎?如果改變又將如何變法?等等｡其實最簡單可行的社會規范就是法律｡制定者是所謂的社會精英,被假設明了人性的善惡,知曉每個人應該如何才能維持社會和諧｡全社會的人都應該共同遵守規則,違反就要受罰｡然而糾紛仍不斷,原因當然在“人”的身上,畢竟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價值判斷,相互間價值觀的沖突,都使理性的判斷標準無從確定｡同時,被認為是理性的行為也不一定會產生理性的后果｡所以,“理性概念被批評為狹隘的､單方面的､短視的無用的概念”｡
對“理性”經濟人提出最系統的批評的是赫伯特?西蒙｡他指出,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幾乎成為標準的經濟分析基礎｡在這種分析中,“經濟人有一套完整而內在一致的偏好體系,使他總是能夠在其所面臨的備選方案中作出抉擇;他完全了解所有的備選方案,并且可以從事復雜的計算,以判斷并發現其中的最佳方案;他也不畏懼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存在,總是料事如神,能夠實現最大化目標｡”這種全知全能的經濟人無異于“圣神”,然而實際上,人的行為是不可能符合理性的要求的,所以,不存在完全理性的人,理性是有限度的｡西蒙的理由是:第一,在許多可能的行動中,人在實際決策時只能想到少數幾個選擇;第二,客觀理性要求行動者知道全部可能行動的全部結果,實際上一般人不僅不能知道全部可能的全部結果,對任何一種行動的結果都只能知道一部分;第三,即使對某一行動的實際結果了解正確,在作決定時對此結果之價值估量與得到此結果后之價值體驗未必一致,從決定至實施完成時,價值觀點也可能有變化｡從心理學觀點看,人的注意力只能及于一定范圍,他不能在每一決定上全盤看到所有可能行動､行為結果及各方面價值｡面對有限的信息､有限的時間和處理信息上有限的認知能力,使得人的實際決策行為與客觀理性模式相距甚遠,無法準確地求得最優解,因而人只能尋求“滿意的”或“足夠好”的次優目標,而不尋求“可能最好”的目標｡
對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模式最近學界再次出現了研究熱情｡奧斯特羅姆呼吁在有限理性的基礎上建立第二代集體行動的研究模型,提出了一種有別于奧爾森集體行動困境的替代性取向――“自然選擇”,它已經使人們學到解決集體行動問題的方法,而且還可能使人們選擇一定程度的利他主義｡個體將依賴于交流及他人的信任,將它們內化為一種適當的行為規范,從而使一群相互依賴的人把自己主動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以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如果違反了行為規范,就要付出難以確定的代價｡認為在重復性的博弈互動中,“慣例”像一種“文化基因符號”那樣被攜帶,并通過模仿而發生著“進化”,從而達到某種均衡,這種進化的博弈理論,也可以用制度的路徑依賴來解釋｡
三､改進中的新經濟人假說
公共選擇理論自其形成以來,其學術地位日漸提升,但對其理論假設仍舊褒貶不一,“公共選擇理論使用的理性､自私自利和追求物質利益行為的假設現在被認為是無用的,……這一點現在既為公共選擇理論家們所承認,也被其他批評家們所肯定｡”內外批評的聲音不絕于耳,使得公共選擇學者不得不重新審視其理論的缺陷性,重視其他理論與方法的建設流與統合,尤其是注重與政治學理論之間的對話,使這一理論在政治學中的解釋范圍得以擴展,使其更具有開放與外向性發展的特征｡然而,任何一種假說都有其特殊的局限性,否則就不能稱為“假說”而應稱為“真理”了｡隨著人類認識的進步,這種局限會在批評聲中不斷得到改進,從而形成新的假說｡公共選擇理論的“經濟人”假說也不例外,一方面要承認經濟人假設具有不可能解釋和預測全部現實世界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理論自身也要在否定中不斷地改進｡正是認識到這一規律,公共選擇理論才得以不斷的發展,它不是一種靜止不變的而是一種積極活躍的研究方法,它對外界的批評作出了回應,從而由一種純粹的經濟人假設發展為“新經濟人”假設｡
對于利他主義行為,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新經濟人的理性含義是寬泛的｡一種解釋是認為利他行為并非完全沒有成本-收益的計算,利他主義可能是自利的偽裝形式,把利他行為也看作最終利己行為的手段,把利己弱化為不做于己不利的事｡另一種解釋是經濟人的理不一定都是絕對直接自利的,助人為樂也會給人帶來快樂和滿足,在這種動機下不計報酬地幫助他人,仍是合乎理性的,合算的｡當然,更直接的態度就是面對現實,承認假設的局限性,經濟人的假設無法解釋市場領域中所有的經濟行為,當然就更不可能全部解釋非市場領域內的政治行為｡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不能因經濟人假設無法解釋這部分行為就全盤否定它的價值｡西方學者賓默爾的立場為我們認識這一假設提供了思路:“我們不必要能最大限度地包容這些證據而從經濟人范式中走出來”,當我們在局限性與相對價值之間作出取舍判斷時,在認識其局限性的基礎上,也要認識到如果其理論的價值基礎更加明顯,就應不斷地加以完善和補充,使其發揮更大的價值作用｡
政治學對公共選擇理論的批評可歸結為否定經濟人假設在公共部門的適用性,主要針對經濟人假設的不真實性展開批評｡為此,公共選擇理論并沒有從假設經驗的真實性為經濟人假設辯護,而是從理論假設的功用角度來闡釋經濟人假設拓展運用到政治領域的合理性｡布坎南明確地提出“經濟人”只是一種虛構的､抽象的人,而不是對現實中真實人性的斷言｡盡管追求私利可能不是人類唯一的行為動因,但它是人類本性的基礎,其意在指出某種制度安排下,即使個人純粹追求自身的利益,絲毫不關心別人的利益,也將在制度約束下自動地增進社會利益｡從理論假設的功用來看,經濟人假設實際上等于假設一種最不利的情形,從這個前提出發,經濟學發現市場機制在最不利的條件下產生了最令人滿意的結果,即在最不利的可能中尋求最好的結果｡弗里德曼認為,對假設的判斷不應根據假設本身是否符合現實,而要根據由其得出的預測能否有效地解釋現實｡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經濟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與現實中的人完全吻合,經濟人假設只是對人類行為的某些重要部分的抽象,必然存在某些非現實性｡完全的真實性明顯是無法達到的,不能通過直接地把“假設”與“現實”進行比較來檢驗假設的有效性｡經濟人假設是否有效只能通過考察由其得出的預測對于要解決的問題來說是否令人滿意作出判斷｡
從有效性或適用性而言,公共選擇理論提出的的辯護認為,假說并不取決于純粹經濟人的存在,不是要預見具體的人的行為模式,而是“幫助人們從結構上理解各個人的不同行為相互結合與協調作用過程｡”所以,不論抽象的經濟人有多少缺點,卻有利于經濟學作出某些一般性的結論｡公共選擇的運用應該被限定在自利性明顯支配的那些領域之中,它排除其他動機不是否認其現實存在,而是因為它們對個人經濟行為的影響力和方向是非常不確定的,唯有自利動機“在大多數人身上,發生一種比較一致的､更強大的力量”,這是“比較經常恒久的趨勢,因此在走向真實情形上,達到了第一步的近似”｡經濟人假設只是說利己主義因素或個人物質利益是值得追求的,但并沒有完全否定利他主義的存在,相反,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兩個因素的結合是正確的預言,二者都能實現個人效用的最大化｡經濟人假設不僅凸顯人的自利性,更強調公私利益的和諧性,即自利的個人會在適當的制度安排下非出于本意地促進公共利益｡一句話,公共選擇論者眼中的“經濟人”是“新經濟人”,而不是美國學者凡布倫所指責的那種追求個人最大經濟利益的“潔白無瑕的經濟人”｡
四､結論
就公共選擇理論而言,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個事實,理論上的預設終究不等于現實狀況,理性經濟人的假定并不能涵蓋人類行為的全貌;利益最大化可能是構成人類行為動機的主要層面,可能使公共選擇理論更具有說服力,但絕不是人類行為的唯一動機;過分強調動機與偏好在個體行為中的作用會導致理論缺乏應用性｡盡管如此,公共選擇理論對政治研究的獨特視角,還是革命性地影響了當代政治科學的發展｡公共選擇理論除了經濟學者參與其中而有很大的進展外,如今也有越來越多受過良好訓練的政治學者投身這一課題,這將使政治學不再維持原貌｡公共選擇理論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學研究之后,顯示出市場經濟失靈的那套技術,同樣適用于政府和所有的公共部門之上,并力圖用一套相等的､且可能涵蓋政治市場運作的理論,去創立關于集體行為和公共選擇的政治學的普遍理論｡在選民行為､政府失靈､官僚行為等方面公共選擇理論確實顯示出了強大的解釋功能,其政府失靈理論也為政府改革提供了理論指導｡但是,經濟學和政治學存在概念框架上的根本區別,公共選擇理論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只能成為政治學研究方法的補充,而非根本替代｡經濟人個人的利益最大化只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地解釋了在所有政治領域中發生的事情,所以,公共選擇理論應該由其他理論(特別是政治學理論)的某些部分來完善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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