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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貿易結構的概念范文1
關鍵詞：低碳經濟；中國出口貿易；發展研究
中圖分類號：F75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7）04-0010-02
當前低碳經濟環境下我國出口貿易存在很多問題，從而限制了出口貿易的發展，主要因素包括生產成本、生產技術、污染、貿易壁壘等一系列因素，對出口貿易的結構等方面造成影響。低碳經濟的概念來源于英文白皮書中的定義，旨在通過對產業結構、能源體系以及新興技術等進行調整和優化，從而單身新型的經濟形態，該形態可以實現低碳排放，保證環境的清潔。我國屬于經濟貿易大國，對資源能源的消耗量和需求量日益增多，且在貿易過程中對二氧化碳籌污染氣體的排放較大，造成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目前國家和政府對低碳和節能減排問題高度重視，并加強了對能源、技術和經濟等條件的制約，但在執行過程中并沒有發揮其作用，導致在出口貿易中仍舊存在嚴重的碳排放，致使產業鏈斷裂，產品受阻，出口貿易難以發展，甚至會出現崩裂現象。本文通過對出口貿易中的發展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并著重闡述了低碳環境下如何發展出口貿易的策略，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可靠性建議和策略，以供參考。
一、低碳經濟背景下中國出口貿易的現狀
出口貿易產品結構的優化，加上出口范圍的增大，導致中初級產品以及工業產品的比重逐年增大，商品貿易結構發生轉變，且商品中碳的排放量雖有所降低，但仍達不到低碳經濟的要求。目前我國出口貿易中的商品包括具有高排放的劑、礦物燃料、高污染類的輕紡類產品。其他貿易出口的產品還包括橡膠制品、礦冶制品等，導致碳排放量仍處于較高位置，對環境造成較大的污染。
目前我國出口貿易主要面向亞洲各國，其次是歐洲、北美洲和非洲等國家，而且貿易市場呈現多元化發展，出口貿易量增加，美洲各國中對美國的出口貿易較多，東盟各國出口貿易量占12%，并且出口貿易的范圍仍在不斷擴大。
二、低碳經濟背景下中國出口貿易的問題
（一）出口貿易市場不平衡
低碳經濟背景下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不均衡，尤其是很多出口商品需要依賴于較為發達的國家，對貿易市場以及出口貿易的結構等進行調整，也在不斷開拓新的出口貿易市場，增加了貿易的范圍，并波及拉丁美洲、歐洲和非洲的其他國家。但從總體的數據來分析，目前我國的出口貿易合作伙伴仍是集中在美國、日本、東盟等國家和地區，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量相對較少。
（二）貿易摩擦影響出口增長
影響我國出口貿易成本增長的因素是由于在出口貿易中各國家對碳排放標準的嚴格要求，以及在貿易中的摩擦增大。我國目前儆詵⒄怪泄家，但出口貿易量較大，受貿易規模和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導致新型的產業結構受到限制，并且在貿易中出現很多摩擦。各國提倡低碳排放、低碳經濟等，對碳排放要求嚴格，使我國貿易市場遭受沖擊，企業出口貿易的成本大大增加，嚴重影響到出口貿易的發展。
（三）出口商品競爭力低
雖然我國目前科技發展迅速，貿易市場也在不斷擴大，但出口商品的層次還是集中在初級階段，商品的競爭力和科技含量較低，大都是生活或者工業生產中較為普通的器材和原件等。出口貿易的商品缺少較高科技含量，難以在出口貿易的市場中提高競爭力。對于運輸設備、精密儀器、化學制品以及機械制造中的高科技產品出口量相對較少，跟當前的發達國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此一來，出口貿易的原料就會大量使用，會消耗大部分的能源和資源，導致環境問題進一步加劇，高碳排放量的增加，制約著出口貿易的發展。
三、低碳經濟背景下中國出口貿易的對策與路徑
（一）樹立低碳經濟下出口貿易發展概念
出口貿易的宏觀政策，國家首先要樹立低碳經濟下的出口貿易發展概念，制定與低碳貿易相關的戰略和規劃，在開展和發展出口貿易時必須要以低碳發展理念為核心，并依據制定的相關政策進行實施，加強對碳排放量的限制。讓低碳經濟理念與出口貿易經濟發展相協調，實現中國貿易經濟政策、產業政策與環境政策相適應，共同發展，共同進步。開展低碳經濟必須要封山育林，植樹造林，保護我國環境的同時，要積極的儲備可再生資源和能源，減少碳的排放。
將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相結合，高度重視高碳產品出口以及低碳出口貿易企業的相關政策，并制定退稅政策的措施，對與產品出口中減少碳排放，對低碳經濟做出貢獻的企業實施獎勵，以此鼓勵其在低碳環境下快速發展。規制貿易壁壘，建立和完善國際貿易法律體系，讓出口貿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對與存在高碳排放的產品出口需要進行限制，必要時進行取締。加大對國際貿易法律的宣傳和教育，讓出口貿易的企業人員具有環境意識，出口貿易的企業根據國家法律和法規打造與之相協調的商品，達到節能減排的目標，并且可以提高出口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從而讓其他國家能夠最大程度的接受我國的出口貿易產品，增大出口貿易的范圍。
（二）優化出口貿易產業結構
通過行業技術和工藝等來優化出口貿易的’產業結構，減少勞動密集型、資源能源密集型的產品制造，優化和調整產業結構，對污染排放高度重視，制定可持續發展規劃和方案，并要堅持走低碳工業道路。通過提升科技水平來降低污染物的排放。發展綠色能源，著力打造綠色商品，減少碳泄露現象的發生，建立清潔、低碳的綠色貿易體系，將低碳產品作為出口貿易的核心。從能源的利用人手，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讓消耗的能源發揮更高的價值。通過對技術的引進和改造，創新能源利用技術，最大程度上提高碳資源的利用效率，減少高碳排放，從而降低出口貿易中的碳排放強度。
（三）加大出口產品研究力度，提高產品附加值
出口貿易結構的概念范文2
關鍵詞：出口失衡；國內市場規模；產業結構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口貿易迅猛增長，據WTO數據顯示，1980年至2014年，中國貨物出口從181億美元上升到23430億美元，占同期世界貨物出口總額的比重從0.89%上升到12.4%，自2009年來已連續6年商品出口穩居全球首位。毫無疑問，從總量上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大國，然而我國貿易發展仍存在諸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我國出口貿易在省區之間極度失衡（何莉，2007）。《中國統計年鑒2014》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商品出口省份廣東的出口額是最少省份青海的2086倍，前五位省區的出口額占全國總額的75.1%，是后五位省區的188倍；即使是采用出口依存度（即出口/GDP）以扣除各省區經濟總量差異，我國省區之間出口仍存在巨大失衡，出口依存度最高省區是最低省區的51.6倍，前五位省區出口總額占GDP總額的比重是后五位省區的11.9倍。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導致了我國出口貿易在省區之間存在如此大的差異呢？大量研究表明，省區出口貿易的失衡是我國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李斌和陳開軍，2007）。因此，探討省區出口貿易失衡的根源并提出針對性對策建議，不僅對我國擴大出口貿易，實現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化有重要實踐意義，更能為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對我國出口貿易決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層面。盛斌和廖明中（2004）分析了中國對40個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潛力及其影響因素；趙志剛（2003）分析了中國總體對外貿易、非制造業對外貿易以及制造業對外貿易的行業內貿易的決定因素；江小涓（2007）研究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決定因素和變化趨勢；楊汝岱（2008）和鐘昌標（2007）分別考察了我國工業制成品和電子行業出口增長的影響因素；林吉雙和陳娜娜（2008）則分析了廣東出口貿易的影響因素。顯然，上述研究對理解我國出口貿易飛速增長的原因非常有啟發，但對國家或單個省區總體層面的研究不可能兼顧省區之間的異質性，忽視了我國出口貿易省區嚴重失衡這個典型事實。而我國幅員遼闊，各省區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地理環境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因此，有必要從地區層面研究我國出口貿易的決定因素。與本文類似，姜輝和查偉華（2014）也關注到了省區出口貿易的失衡，但其文章側重省區出口增長率的差異及其根源，而本文側重出口規模。
由于出口貿易與地理位置和優惠政策極其相關，因此，省區出口貿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國改革開放背景下政策誘導的結果。然而，在“西部大開發”、“振興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戰略以及政策優惠逐步向中、西部地區傾斜背景下，地區之間出口貿易不平衡狀況卻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或逆轉。基于此，我們必須在政策因素之外尋找我國地區出口貿易失衡的決定因素。20世紀80年代以來，規模報酬遞增被國際貿易理論所普遍接收，Krugman（1980）認為一國或地區擁有的內部市場越大，則在規模經濟的作用下生產成本越低，因此產品的出口競爭力越強，從而出口越多，即所謂的“本土市場效應”（Home Market Effect）。這為本文研究我國省區出口貿易失衡原因提供了新的視角。
二、中國地區出口失衡：分析框架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一直以解釋貿易發生的原因為核心，其中有兩種不同又互補的理論：強調要素稟賦結構差異的傳統貿易理論和強調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的新貿易理論。基于此，本文研究中國省區出口貿易失衡的決定因素主要包括三類變量：國內市場規模（反映規模經濟）、產業結構（反映比較優勢）和相關控制變量（包括宏觀經濟變量以及區位和政策變量）?？紤]到在我國對外開放不同階段，省區出口貿易的決定因素可能存在差異，本文將研究限定為中國加入WTO后，故樣本區間為2002～2013年。
（一）變量與數據
1. 國內市場規模。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即使是資源稟賦、技術水平相似或相近的國家之間也可以發生貿易。Krugman（1980）認為一國或地區本地市場越大，則規模經濟作用下的生產成本越低，產品出口競爭力越強，故出口越多，這稱為“本地市場效應”（Home Market Effect）。因此，內部市場規模是一國或地區出口的重要影響因素。具體到我國各省區而言，國內市場包括兩層市場：區內市場和區際市場?；贖arris（1954）的定義，本文將各省區國內市場規模（domestic market scale， DMS）表示為：
DMSit=+∑（1）
其中，Yit和Yjt為地區i和j在t年的GDP，Dii是地區i的內部距離，內部距離取地理半徑的2/3，即Dii=（2/3）*（Si/π）^0.5，其中，Si為i省的面積。Dij為i、j兩地間的距離，一般取省區首府所在地之間的直線距離。距離依據經緯度估算，數據直接從黃金易園網站（http：///find/jingwei/index.asp）讀取。
2. 產業結構。受要素稟賦、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行業競爭力等因素的影響，一個國家內部不同行業之間的出口績效是存在差異的，借鑒增加值率的概念，我們定義行業出口率=出口貨值/工業總產值用以測度各行業的出口績效。若某省區產業結構與國家的出口行業結構相匹配程度越高，即高出口率行業在產業結構中所占比重高，那么該省區的出口也必然越多。于是，我們構建一個出口潛能指標（export potential，EP）以反映產業結構對出口的影響，預期符號為正。出口潛能為各行業按行業份額加權的出口率之和，即：
EPit=?ejit（2）
其中，pvjit為地區i行業j在t年的產值，PVit是地區i在t年20行業的產值之和，ejit是地區i行業j在t年的出口率。2004年的相關數據來自《中國經濟普查年鑒-2004》，其余年份數據均來自相應年份的《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認為，一國或地區應該按照各自的要素稟賦結構進行分工，生產并出口密集使用其豐裕要素的商品。因此，產業結構進入出口潛能指標必然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傳統貿易理論中要素稟賦結構對出口貿易的決定作用。
3. 相關控制變量。本文所考察的控制變量包括影響地區出口的宏觀經濟變量（如FDI、進口）和區位以及政策變量。由于本文以省區為分析對象，匯率變量的取值在各省區完全一樣，故單獨考慮匯率變動的因素。本文分別使用“年末外資企業外方注冊資本總額”（單位：億美元）和按目的地分貨物進口總額（單位：億美元）度量FDI和進口（import，IM），數據來自相應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新經濟地理理論表明，貿易活動特別是加工貿易的發展受制于貿易成本和時間成本，因此，由區位（或者地理位置）導致的與國外市場的距離成為對外貿易的一個重要決定變量?？紤]到目前國際貿易主要依靠海運，我們以各省區首府所在地到海岸線距離的倒數表示區位（location，LOC）以反映地理位置對出口的影響，其中沿海省份到海岸線的距離為其內部距離Dii，內地省份到海岸線的距離為其到最近的沿海省區的距離加上該沿海省區的內部距離。為了反映距離的動態特征，我們用年平均匯率對其進行調整，即i省第t年的區位為該省到海岸線的距離的倒數與t年的年平均匯率（exchange rate， ER）的乘積，調整后的區位變量也反映了匯率變動對省區貿易的影響。若C表示沿海省份的集合，則有：
為考察政策變量的影響，本文研究了以出口為目的的海關特殊監管區。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發展海關特殊監管區，先后形成了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區港聯動）、跨境工業園區、保稅港區、綜合保稅區等6種類型。本文依據各種類型所享有的加工和物流功能及其相應的優惠政策不同，對其進行分級賦值。其中，保稅港區、綜合保稅區、拓展保稅物流功能的出口加工區、跨境工業園區和保稅物流園區為2，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為1。將每個省區歷年擁有的海關監管區數量乘以對應的級別并加總即得到各省歷年的政策優惠指數（policy，POL）。
（二）模型設定與估計方法
基于前面的分析，并對所有變量數據都取自然對數以減少異方差后，我們設定如下計量回歸模型：
EXit=αi+β1EPit+β2FDIit+β3IMit+β4DMSit+β5POLit+β6LOCit+εit（4）
上式中，對αi的不同處理方式對應三種模型：混合模型（Pool）、固定效應模型（FE）和隨機效應模型（RE），具體如何選擇，可基于兩個檢驗，一個是檢驗個體效應模型還是混合模型的F檢驗，另一個是檢驗個體效應為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的Hausman檢驗。計算后發現，判定個體效應模型還是混合模型的F檢驗統計量為39.7（p
關于擾動項εit的結構，在式（4）中我們沒有直接設定，而是通過假設檢驗進行判斷。從數據結構看，橫截面上，由于省區之間的異質性，可能存在組間異方差，而且大量研究表明面板數據組間異方差是普遍存在的；時間序列方面，由于采用了多年的數據，且大部分數據都有明顯的趨勢，可能存在個體內部的自相關。因此，本文首先通過LM檢驗判斷截面異方差是否存在，LM檢驗的統計量為1910.2（p
三、中國地區出口失衡：實證結果
采用三種估計方法（OLS、FGLS和MLE）對式（4）基準回歸結果見表1中模型（1）-（3）?？梢姡齾^位LOC外，其余變量都通過了至少5%的顯著性水平，國內市場規模越大以及產業結構的出口潛能、FDI和進口以及獲得國家出口優惠政策越多的省區，出口貿易發展水平也相應越高。因此，一個省區國內市場規模的大小、產業結構與國家行業層面出口結構的匹配程度、進口和FDI的多寡以及所享有國家政策優惠的高低都是省區出口決定的重要因素。區位變量對省區出口的影響雖然符號符合理論預期，但沒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這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紤]到各省區的進口對應于貿易伙伴國則為出口，也會受區位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懷疑是因為進口變量已經部分了區位因素的作用才導致其不顯著。于是，我們剔除進口變量，回歸結果見表1中模型（4）?？梢钥闯觯藭r區位變量對省區出口的作用為正且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其余變量的結果也都符合預期且顯著。正如理論預期的，MLE比FGLS估計更為有效，各變量的標準誤更小。
由于式（6）中出口、進口、FDI和市場潛力等變量的均采用絕對值，此時，變量之間可能會存在一致的時間趨勢而導致偽回歸。避免產生偽回歸結果的最常用的方法是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若變量是非平穩的，則采用協整分析。然而，本節中面板數據的時間維度僅10期且數據結構為大N小T型，并不適合進行單位根和協整檢驗。因此，我們是通過在回歸方程中加入時間變量t以去除各變量可能存在的一致的時間趨勢。穩健性檢驗的結論與表1基本一致，故文中沒有報告相應的回歸結果。
考慮到我國省區出口貿易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我們將31個省區樣本按東、中、西三個地區分別進行了檢驗以考察省區出口貿易影響因素是否在不同地區有所區別，MLE估計結果見表1中模型（5）-（7）?？梢钥闯觯a業結構出口潛能和國內市場潛能在三個地區回歸中仍然都符號符合預期而且顯著外，區位因素和政策優惠在三個地區回歸中都不顯著，FDI和進口只有在東部地區回歸中顯著。因此，在影響省區出口的所有因素中，只有產業結構出口潛能和國內市場規模是最穩健的因素，不僅能解釋不同地區之間的出口差異，而且也是地區內不同省區間出口差異。分地區回歸的結果比較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區位和政策優惠因素省區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大地區之間，而地區內部的各省區之間則相對均衡；而FDI和進口的地區差別不僅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而且即使是東部地區內部省區之間也存在較大差異，但中西部內部則發展相對較均衡。
總之，國內市場規模、出口潛能、FDI、進口以及區位和政策因素都是影響我國省區出口貿易失衡的重要因素，尤其對東、中、西三大地區之間的出口貿易不均衡發展具有很強的解釋力，而其中國內市場規模和出口潛力還能很好的解釋三大地區內部省區之間的出口失衡。
四、結論與對策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逐步從一個封閉半封閉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對外貿易大國，但在省區層面上，我國出口貿易是失衡的。實證分析表明，省區國內市場規模、產業結構出口潛能、FDI、進口、區位和政策優惠的差異都是三大地區之間出口貿易失衡的原因，但最重要因素還是國內市場規模和出口潛能，且這兩個因素也是地區內部出口貿易失衡的原因。
因此，本文認為要實現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特別是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全球出口疲軟的大背景下，我國未來的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必須實現地區協調發展。為此，本文建議：第一，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充分發揮國內市場對出口貿易的帶動作用。在后金融危機導致國際需求疲軟的背景下，立足于國內市場即發展內部貿易顯得尤其重要，這不僅是擴大我國內需的重要方法，也是基于規模效應活動出口競爭優勢的重要渠道。第二，充分發揮各省區的比較優勢，重新調整產業布局，引導產業有序轉移和優化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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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05）.
出口貿易結構的概念范文3
摘要我國已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不僅引起世界許多國家的關注，我國政府、企業和學者也都高度重視，加強了對我國的外貿，尤其是出口貿易的研究探討。從我國對外貿易的總體戰略問題、外貿總體戰略中出口貿易的戰略地位問題、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的戰略選擇問題、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幾個方面進行深入的分析，指出中國應堅持以出口為主導的戰略方向，在出口貿易中發揮比較優勢，堅持創匯增收，同時通過技術設備引進及自我發展實現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在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實施上，根據不同的目的，市場選擇的側重點應有所不同。
關鍵詞出口貿易總體戰略戰略地位商品結構市場選擇
1對外貿易的總體戰略
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按商品和勞務流向不同可分為出口貿易、進口貿易和過境貿易。不同國家根據本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結合國內外的客觀環境條件，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目標和實現手段，特別是對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或鼓勵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訂有各自的戰略規劃，以作為本國對外貿易總的指導思想，即稱對外貿易的總體戰略。
西方經濟學家和一些國際組織，把近幾十年來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采取的對外貿易總體戰略大體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進口替代型戰略。最早實施這種戰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該戰略主要是高筑貿易壁壘，限制進口，通過建立和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替代工業制品的進口，減少對國外經濟的依賴，保護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業。為了解決本國工業發展進口機械設備所需外匯，也出口一定數量的資源型產品和初級產品。
二是出口導向型戰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實施的是這種戰略。該戰略與進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張大力發展外向型的加工業，擴大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這些國家把國際市場作為本國經濟的活動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勵出口貿易的同時，也大量引進外資、技術、進口原料，以彌補內資金和原材料的嚴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戰略。該戰略是上述兩種戰略的結合，把進口貿易與出口貿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過分限制進口，也不過分鼓勵出口。印度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采取過這種戰略。
以上三種戰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區別在于側重點不同：進口替代型把保護、限制進口作為戰略重點，出口導向型把鼓勵出口作為戰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顧，視為同等重要。
我國過去幾十年實行的究竟是何種對外貿易戰略，從來沒有過統一的認識和非常明確的定位。改革開放前談不上貿易戰略這個概念，當時按實際做法是在過分強調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導下，基本上采取了閉關鎖國及幾乎封閉式的進口替代型。至于市場的選擇，更是反復多變、忽而是“東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與國際間的經貿聯系日益加強，對外貿易不斷擴大，但外貿戰略仍然搖擺不定。大體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類似進口替代型與出口導向型相結合的混合戰略；1994年以后，由外經貿部提出了以進出口貿易為基礎，商品、資金、勞務合作與交流的相互滲透和相互協調發展的“大經貿”戰略。這實際是一種內容復雜、實施困難、含糊不清的戰略。加入WTO以后，我國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但究竟應該實行什么樣的總體戰略。最后在爭論無果的情況下，又提出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選擇可持續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比較自由的，配以適當保護的綜合戰略”和有管理的可調節的自由貿易政策。這更是一種沒有具體戰略的戰略。
2外貿總體戰略中出口貿易的戰略地位
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在過去甚至今后的戰略選擇問題，總是沒有形成過完全統一的認識，但有一點是大家都無可爭辯的，這就是出口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戰略中始終處于主導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關鍵所在，更關系到我國對外開放的前途問題。實踐證明，正是這些年我國堅持了以出口貿易為先導，才以此帶動了進口貿易，推動了對外開放，促進了國民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在：
（1）從外貿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終高于進口依存度。從1990～2005年的16年間，出口貿易依存度有15個年份高于進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為20%以上，最高年超過30%，也就是說我國每年GDP的20％以上來自出口貿易。
（2）從外貿貢獻度方面，出口貿易是國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口的增長，必然會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根據林毅夫等學者的測算，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外貿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動GDP增長1.0％。而進口貿易，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國內市場一直處于供給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貢獻，而且體現為漏損，二者呈負相關，進口每增長10.0％GDP增長為負0.56％。由此可知，我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貿易的大幅增長功不可沒。出口貿易已成為與投資，消費一起拉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尤其在目前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出口這駕馬車顯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長還會刺激消費增加和投資擴大，對后兩駕馬車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貿易是我國換取外匯的重要來源。從1978～2005年我國年出口貿易額由97.5億美元增長到7620億美元，增長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間，除1993年貿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額大于進口額，其中2005年順差超千億美元。多年的貿易順差為我國換取了大量的外匯，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出口的迅速增長，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增長。進口額由1978年的108.8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6601.2億美元，增長了約61倍。
出口貿易能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戰略重點，并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與我國的基本國情及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這是因為：首先，出口貿易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需要。實行對外開放，就要大力發展外經貿事業，就要大規模地引進技術設備、利用外資、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勞務合作以及多邊、雙邊經濟合作等，所有這一些都需要出口貿易換取的外匯提供資金保證。其次是我國產業結構，乃至整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一方面因為發展出口貿易必須積極發展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這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貿易也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所需資金創造條件。第三，我國具有發展出口貿易的比較優勢。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成本優勢，稀有金屬、煤炭等的礦產資源優勢，機電等制成品的工業基礎、生產規模和成熟的國際市場優勢，新開發生產的高科技產品優勢等都比較明顯。
3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的戰略選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的物質商品結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發生了兩個明顯的轉變：一是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產品、礦物燃料產品等為主，工業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別是90年代以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05年初級產品的出口僅占全部出口產品的7.9％，工業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業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為主向精加工型為主的轉變。過去我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多屬于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產品逐漸增多。目前我國出口的幾大類產品中，高科技產品僅次于機電、輕紡排在第三位，而且還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但是目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總體上講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輕紡產品中的絕大部分和機電產品中的相當一部分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僅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上不去，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我國國內原材料價格、勞動工資的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優勢也正在減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產品較少，市場競爭力不強。貼牌產品雖然市場看好，但我國付出的成本代價太高。
鑒于目前的現狀，對今后如何進一步優化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筆者認為應根據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和國際市場的發展趨向，堅持走以輕紡類產品為基礎，以機電類產品為重點，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的出口戰略，其內容如下：
3.1以輕紡產品為基礎
輕紡產品是我國的傳統出口商品，輕紡產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是我國發展出口貿易的根本所在，特別是紡織服裝、兒童玩具，國內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在國際市場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出口大國的地位不易被撼動，是我國出口戰略的基礎。但是由于我國輕紡產品一般檔次較低、質量較差、名牌較少，競爭力不強，輕紡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國多為歐美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日趨升溫，對從我國進口的紡織品等歧視性限制逐漸增加，再加上國內成本優勢正在減弱，因此出口形勢依然嚴峻。今后要堅守輕紡產品出口這一根基不被動搖，就必須采取以質取勝、提高質量、提高檔次、創立品牌。3.2以機電產品為重點
把機電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戰略的重點，不僅這是我國目前出口的第一大類產品，出口額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還在于：一是機電產品中的一些產品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發展機電產品出口，可以改變長期以來我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二是機電產品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生產規模較大，與國民經濟其他許多部門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加機電產業的發展，也可為其他部門提供更多先進的技術設備，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三是發達國家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國內機電產業出現萎縮，所需機電產品多為進口；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的迅速擴大，對機電產品，尤其是對成套設備的需求也明顯增加。因此，機電產品的世界市場容量很大，貿易額占世界總貿易額的50%，出口貿易的空間較大。
3.3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
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第三次技術革命而出現的計算機等電子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產業，代表著世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方向。這些新的高科技產業不僅本身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大，同時還通過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產業的技術含量，增加其附加值，從而增強同類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因此下大力氣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及其產品的出口，不僅是我國出口貿易追求的戰略目標和新的增長點，更可極大改變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
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迅速，2005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總出口額接近30%。雖然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但今后發展潛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發展新技術產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國際市場上有影響的并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戰略目標，是符合我國情況和千變萬化的國際市場需求，是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和驅動力。
4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
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確提出實行“多元化的市場戰略”，其內容包括：繼續開拓歐（盟）、美、日等發達國家市場，穩定鞏固包括港、澳、臺在內的亞洲市場，加快發展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市場，積極開發非洲、拉丁美洲市場。但不同時期，多元化市場戰略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今后這一戰略如何實施，筆者認為，鑒于我國加入WTO后國際經貿環境的新變化及國內“十一五”規劃經濟發展目標的要求，應當在堅持創匯增收、出口與進口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出口產品適銷對路、發展國家間友好合作關系等原則下，把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分為三大不同類型，區別對待。三大類型是：以出口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促進進口、服務于進口貿易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銷售中低檔次產品和發展國家友好關系為主要目標的市場。
（1）歐、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包括我國港、澳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市場，當屬于以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這些國家和地區市場容量大、消費水平高、需求穩定，我國產品在這里享有一定信譽。因此長期以來這里一直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年出口額一般要占全國出口總額的85%左右，是我國名副其實的外匯收入的搖錢樹，同時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需先進技術和設備的主要來源地。對于這些地區要在堅決鞏固的基礎上，不遺余力地向縱深發展。
（2）以促進進口，服務進口為主要目標的出口市場。這類市場包括俄羅斯、中亞的哈薩克斯坦、西亞的沙特、科威特、卡塔爾、北非的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西非的尼日利亞、拉美的委內瑞拉、巴西等國家和地區。
我國不僅是出口大國，同樣也是進口大國，不僅要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還要進口我國儲備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資源性產品，如被稱為我國發展瓶頸的石油、天然氣，以及鐵礦石、化肥、銅礦等，上述地區正是這些資源儲量、生產、出口的重要地，同時又不受發達國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國的重要進口基地，鞏固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對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維持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一是要盡量保持貿易平衡，用擴大出口解決進口所需外匯；二是為建立可靠穩定的進口基地，應以提供設備技術、直接投資、勞務輸出等方式與對方建立多種經濟合作關系?？傊堰@些地區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不應以換取外匯為目標，而是滿足進口需要。
(3)亞、非、拉其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晚，工業制成品比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購買力不高，我國出口的中低檔為主的輕紡類產品，價格低廉，非常適合這些國家的消費需求；我國的機械設備、操作技術要求不高，價格合理，與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生產力水平相配套。因此這些地區理所當然的應是我國，特別是眾多中小企業產品的出口市場。此外，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與我國保持著友好關系，在許多國際活動中是我國的忠實朋友與合作伙伴，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貿易關系，進一步開拓出口市場既可落實我國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又可以鞏固國家間的友好關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應堅持以出口為主導的戰略方向，在出口貿易中發揮比較優勢，堅持創匯增收，同時通過技術設備引進及自我發展實現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在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實施上，根據不同的目的，市場的選擇的側重點應有所不同。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榮林.中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轉型的理論與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出口貿易結構的概念范文4
關鍵詞出口貿易總體戰略戰略地位商品結構市場選擇
1對外貿易的總體戰略
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按商品和勞務流向不同可分為出口貿易、進口貿易和過境貿易。不同國家根據本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結合國內外的客觀環境條件，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目標和實現手段，特別是對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或鼓勵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訂有各自的戰略規劃，以作為本國對外貿易總的指導思想，即稱對外貿易的總體戰略。
西方經濟學家和一些國際組織，把近幾十年來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采取的對外貿易總體戰略大體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進口替代型戰略。最早實施這種戰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該戰略主要是高筑貿易壁壘，限制進口，通過建立和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替代工業制品的進口，減少對國外經濟的依賴，保護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業。為了解決本國工業發展進口機械設備所需外匯，也出口一定數量的資源型產品和初級產品。
二是出口導向型戰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實施的是這種戰略。該戰略與進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張大力發展外向型的加工業，擴大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這些國家把國際市場作為本國經濟的活動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勵出口貿易的同時，也大量引進外資、技術、進口原料，以彌補內資金和原材料的嚴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戰略。該戰略是上述兩種戰略的結合，把進口貿易與出口貿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過分限制進口，也不過分鼓勵出口。印度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采取過這種戰略。
以上三種戰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區別在于側重點不同：進口替代型把保護、限制進口作為戰略重點，出口導向型把鼓勵出口作為戰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顧，視為同等重要。
我國過去幾十年實行的究竟是何種對外貿易戰略，從來沒有過統一的認識和非常明確的定位。改革開放前談不上貿易戰略這個概念，當時按實際做法是在過分強調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導下，基本上采取了閉關鎖國及幾乎封閉式的進口替代型。至于市場的選擇，更是反復多變、忽而是“東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與國際間的經貿聯系日益加強，對外貿易不斷擴大，但外貿戰略仍然搖擺不定。大體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類似進口替代型與出口導向型相結合的混合戰略；1994年以后，由外經貿部提出了以進出口貿易為基礎，商品、資金、勞務合作與交流的相互滲透和相互協調發展的“大經貿”戰略。這實際是一種內容復雜、實施困難、含糊不清的戰略。加入WTO以后，我國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但究竟應該實行什么樣的總體戰略。最后在爭論無果的情況下，又提出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選擇可持續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比較自由的，配以適當保護的綜合戰略”和有管理的可調節的自由貿易政策。這更是一種沒有具體戰略的戰略。
2外貿總體戰略中出口貿易的戰略地位
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在過去甚至今后的戰略選擇問題，總是沒有形成過完全統一的認識，但有一點是大家都無可爭辯的，這就是出口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戰略中始終處于主導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關鍵所在，更關系到我國對外開放的前途問題。實踐證明，正是這些年我國堅持了以出口貿易為先導，才以此帶動了進口貿易，推動了對外開放，促進了國民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在：
（1）從外貿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終高于進口依存度。從1990～2005年的16年間，出口貿易依存度有15個年份高于進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為20%以上，最高年超過30%，也就是說我國每年GDP的20％以上來自出口貿易。
（2）從外貿貢獻度方面，出口貿易是國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口的增長，必然會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根據林毅夫等學者的測算，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外貿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動GDP增長1.0％。而進口貿易，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國內市場一直處于供給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貢獻，而且體現為漏損，二者呈負相關，進口每增長10.0％GDP增長為負0.56％。由此可知，我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貿易的大幅增長功不可沒。出口貿易已成為與投資，消費一起拉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尤其在目前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出口這駕馬車顯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長還會刺激消費增加和投資擴大，對后兩駕馬車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貿易是我國換取外匯的重要來源。從1978～2005年我國年出口貿易額由97.5億美元增長到7620億美元，增長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間，除1993年貿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額大于進口額，其中2005年順差超千億美元。多年的貿易順差為我國換取了大量的外匯，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出口的迅速增長，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增長。進口額由1978年的108.8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6601.2億美元，增長了約61倍。
出口貿易能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戰略重點，并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與我國的基本國情及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這是因為：首先，出口貿易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需要。實行對外開放，就要大力發展外經貿事業，就要大規模地引進技術設備、利用外資、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勞務合作以及多邊、雙邊經濟合作等，所有這一些都需要出口貿易換取的外匯提供資金保證。其次是我國產業結構，乃至整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一方面因為發展出口貿易必須積極發展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這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貿易也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所需資金創造條件。第三，我國具有發展出口貿易的比較優勢。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成本優勢，稀有金屬、煤炭等的礦產資源優勢，機電等制成品的工業基礎、生產規模和成熟的國際市場優勢，新開發生產的高科技產品優勢等都比較明顯。
3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的戰略選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的物質商品結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發生了兩個明顯的轉變：一是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產品、礦物燃料產品等為主，工業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別是90年代以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05年初級產品的出口僅占全部出口產品的7.9％，工業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業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為主向精加工型為主的轉變。過去我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多屬于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產品逐漸增多。目前我國出口的幾大類產品中，高科技產品僅次于機電、輕紡排在第三位，而且還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但是目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總體上講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輕紡產品中的絕大部分和機電產品中的相當一部分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僅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上不去，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我國國內原材料價格、勞動工資的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優勢也正在減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產品較少，市場競爭力不強。貼牌產品雖然市場看好，但我國付出的成本代價太高。
鑒于目前的現狀，對今后如何進一步優化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筆者認為應根據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和國際市場的發展趨向，堅持走以輕紡類產品為基礎，以機電類產品為重點，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的出口戰略，其內容如下：
3.1以輕紡產品為基礎
輕紡產品是我國的傳統出口商品，輕紡產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是我國發展出口貿易的根本所在，特別是紡織服裝、兒童玩具，國內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在國際市場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出口大國的地位不易被撼動，是我國出口戰略的基礎。但是由于我國輕紡產品一般檔次較低、質量較差、名牌較少，競爭力不強，輕紡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國多為歐美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日趨升溫，對從我國進口的紡織品等歧視性限制逐漸增加，再加上國內成本優勢正在減弱，因此出口形勢依然嚴峻。今后要堅守輕紡產品出口這一根基不被動搖，就必須采取以質取勝、提高質量、提高檔次、創立品牌。3.2以機電產品為重點
把機電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戰略的重點，不僅這是我國目前出口的第一大類產品，出口額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還在于：一是機電產品中的一些產品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發展機電產品出口，可以改變長期以來我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二是機電產品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生產規模較大，與國民經濟其他許多部門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加機電產業的發展，也可為其他部門提供更多先進的技術設備，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三是發達國家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國內機電產業出現萎縮，所需機電產品多為進口；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的迅速擴大，對機電產品，尤其是對成套設備的需求也明顯增加。因此，機電產品的世界市場容量很大，貿易額占世界總貿易額的50%，出口貿易的空間較大。
3.3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
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第三次技術革命而出現的計算機等電子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產業，代表著世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方向。這些新的高科技產業不僅本身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大，同時還通過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產業的技術含量，增加其附加值，從而增強同類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因此下大力氣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及其產品的出口，不僅是我國出口貿易追求的戰略目標和新的增長點，更可極大改變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
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迅速，2005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總出口額接近30%。雖然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但今后發展潛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發展新技術產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國際市場上有影響的并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戰略目標，是符合我國情況和千變萬化的國際市場需求，是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和驅動力。
4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
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確提出實行“多元化的市場戰略”，其內容包括：繼續開拓歐（盟）、美、日等發達國家市場，穩定鞏固包括港、澳、臺在內的亞洲市場，加快發展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市場，積極開發非洲、拉丁美洲市場。但不同時期，多元化市場戰略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今后這一戰略如何實施，筆者認為，鑒于我國加入WTO后國際經貿環境的新變化及國內“十一五”規劃經濟發展目標的要求，應當在堅持創匯增收、出口與進口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出口產品適銷對路、發展國家間友好合作關系等原則下，把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分為三大不同類型，區別對待。三大類型是：以出口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促進進口、服務于進口貿易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銷售中低檔次產品和發展國家友好關系為主要目標的市場。
（1）歐、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包括我國港、澳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市場，當屬于以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這些國家和地區市場容量大、消費水平高、需求穩定，我國產品在這里享有一定信譽。因此長期以來這里一直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年出口額一般要占全國出口總額的85%左右，是我國名副其實的外匯收入的搖錢樹，同時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需先進技術和設備的主要來源地。對于這些地區要在堅決鞏固的基礎上，不遺余力地向縱深發展。
（2）以促進進口，服務進口為主要目標的出口市場。這類市場包括俄羅斯、中亞的哈薩克斯坦、西亞的沙特、科威特、卡塔爾、北非的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西非的尼日利亞、拉美的委內瑞拉、巴西等國家和地區。
我國不僅是出口大國，同樣也是進口大國，不僅要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還要進口我國儲備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資源性產品，如被稱為我國發展瓶頸的石油、天然氣，以及鐵礦石、化肥、銅礦等，上述地區正是這些資源儲量、生產、出口的重要地，同時又不受發達國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國的重要進口基地，鞏固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對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維持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一是要盡量保持貿易平衡，用擴大出口解決進口所需外匯；二是為建立可靠穩定的進口基地，應以提供設備技術、直接投資、勞務輸出等方式與對方建立多種經濟合作關系。總之，把這些地區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不應以換取外匯為目標，而是滿足進口需要。
(3)亞、非、拉其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晚，工業制成品比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購買力不高，我國出口的中低檔為主的輕紡類產品，價格低廉，非常適合這些國家的消費需求；我國的機械設備、操作技術要求不高，價格合理，與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生產力水平相配套。因此這些地區理所當然的應是我國，特別是眾多中小企業產品的出口市場。此外，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與我國保持著友好關系，在許多國際活動中是我國的忠實朋友與合作伙伴，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貿易關系，進一步開拓出口市場既可落實我國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又可以鞏固國家間的友好關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應堅持以出口為主導的戰略方向，在出口貿易中發揮比較優勢，堅持創匯增收，同時通過技術設備引進及自我發展實現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在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實施上，根據不同的目的，市場的選擇的側重點應有所不同。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榮林.中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轉型的理論與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出口貿易結構的概念范文5
在對貿易模式進行定義前，我們先來探討一下貿易結構的概念。對外貿易商品結構是指一個國一定時期內，各種類別的進出口商品占整個進出口貿易額的份額。一個國對外貿商品結構，主要是由該國的經濟發水平，產業結構狀況，自然資源狀況和貿易政策決定的。發達國家對外貿易商品結構是以出口初級產品為輔，出口工業制成品為主;而發展中國家的碩士論文對外貿商品結構的特征則是以出口初級品為主，出口工業成品為輔。國際商品結構是指各種類別的商品在整個國際貿易額中所占的比重，通常以它們在世界出口總額或進口總額中的比重來表示。
國際上衡量貿易模式的指標有:(1)ctb(對貿易平衡的貢獻率)。ctb指數，又稱對貿易差額的貢獻指數，它不僅反映了各行業的貿易差額，而且通過比較總的貿易差額中各行業所占的比重與貿易總額中該行業所占的比重，反映了各行業的凈出口對整個貿易差額的貢獻，即各行業的比較優勢。
貿易競爭力指數(tc)法、國際市場占有率法、簡單比價法、國內資源成本法等，它們從出口規模、凈出口狀況、市場份額、價格、生產成本等不同角度對商品國際競爭力進行測算，對分析一國或地區的商品國際競爭力都具有較好的應用價值，其中顯示性比較優勢法和貿易競爭力指數法運用較多。
tc(貿易競爭指數)。它是用來判斷一個國家的某種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是否具備相對競爭優勢的度量指數，其計算公式為tc=(ej一lj)/(ej十lj)，式中均、ij分別代表一國類商品的出口額和進口額。如貿易競爭指數為正，表示該國j類產品的生產效率高于國際水平，對于世界來說，該國剝商品的凈供應國，具有較強的出口競爭力，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也較強;貿易競爭指數為負，則表示該國類商品的生產效率低于國際水平，出口競爭力較弱，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也較弱;如果指數為零，則說明該國類商品的生產效率與國際水平相當，其進出口純屬進行品種交換，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處于中等水平。
ms(國際市場占有率)。該指標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出口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的份額或程度，用公式表示為ms=均/wj，式中ej和wj分別表示一國j商品的出口值和世翔商品的出口值，其值越高，說明該國此種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越強。在自由良好的市場條件下，本國碩士論文市場和國際市場一樣，都是對各國開放的。一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小，最終將表現在該產業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
出口貿易結構的概念范文6
貿易開放和金融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貿易開放與金融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金融發展對貿易開放的影響以及貿易開放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紀，但在此之后一直未能有專門、系統的研究。直到20世紀7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產生后，貿易開放和金融發展的關系才開始得到系統而深入的分析。從20世紀末到現在，貿易開放和金融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更加具體和細化，學者們越來越開始集中于研究貿易開放和金融發展之間單向作用的影響。本文在簡單界定二者基本概念的基礎上，對國內外關于貿易開放和金融發展關系的研究進行回顧和評述。
1基本概念界定
金融發展是指金融資產相對規模的擴大或占GDP份額的上升，同時伴隨著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效率的提升和金融體系功能完善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從歷史的角度出發，金融發展應該包括：（1）數量增長和質量提高的統一；（2）包括獲取金融總量所運用的交易技術、交易機制與交易模式的創新；（3）通過加強金融發展模式與經濟發展模式的吻合程度，使金融對經濟的滲透程度增加，促進經濟發展。金融發展程度越高，金融的效率也就越高。一般來說，金融發展程度是金融工具的數量、種類和先進程度以及金融機構的數量、種類和效率等的綜合。
貿易開放是指一國從事對外貿易時在生產要素流動、國際化分工和貿易交換方面的國際參與程度，這種參與程度包括參與范圍、參與規模和參與層次等多方面內容。具體來看，貿易開放包括三方面內容：第一，國際分工階段國內市場的開放，如國外生產要素和產品（包括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使用，國外的資本、技術和研發的使用；第二，本國貿易參與國外市場的程度，包括出口（包含貨物和服務兩方面）、對外投資和技術轉讓等；第三，貿易政策的開放和與國際經濟組織規章制度的趨同，如匯率政策、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可兌換、投資政策的限制、貿易壁壘的放寬和消除等。
2國外研究現狀
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1973）和肖（1973）通過研究金融部門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相繼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他們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廣泛的“金融抑制”現象，阻礙了金融發展，從而制約了經濟增長。因此發展中國家應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作為發展政策的核心。肖（1973）在研究開放經濟中的金融深化時，專門闡述過貿易政策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金融抑制和貿易扭曲是相互影響和制約的，兩者共同造成了對經濟發展的連鎖限制。在金融抑制情況下，存貸款利率和匯率的扭曲會造成貿易結構、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扭曲；而扭曲的貿易政策又會阻礙金融深化，形成反饋作用。貿易政策的不穩定和不切實際會降低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的投資水平，貿易政策中涉及補貼的貸款利率和信貸配額等金融工具也會牽制金融發展。
進入20世紀90年代，貿易開放與金融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又有巨大突破。隨著學科間的交叉研究越來越深入，經濟學者日益認識到金融體系對貿易的積極影響作用。Kletzer和Bardhan（1987）最早注意到一國的金融制度可以成為該國進行貿易的一種優勢，他們在俄林-赫克歇爾模型的基礎上引入金融因素，證實信貸市場發達的國家會專業化于外部融資依賴性較高的產業，而信貸市場限制較高的國家則專業化于外部融資依賴性較低的產業。Rajan和Zingales（1998）在此基礎上提出金融發展比較優勢理論：在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國家，那些高度依賴外部融資的產業具有較高的增長率。Beck（2003）認為如果一國金融發展完善，則在高度規模經濟的部門具有比較優勢，這些部門將出口產品。他使用56國36產業的數據證明在較高金融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依賴外部融資的制成品行業具有較高的出口份額和貿易順差，并且各國之間存在著貿易結構的多樣化。
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從金融發展如何影響對外貿易的角度進行研究，也有一些學者將研究著眼于貿易開放對金融發展的單向影響上。具體研究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供給角度和需求角度。從供給角度來解釋貿易和金融聯系的主要是Rajan和Zingales（2003）。他們認為經濟體內現有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會極力阻止金融發展，但隨著貿易開放和國際資本的流入，這種意愿會被削弱。于是貿易開放度的增加可以使得利益集團的意愿與金融發展的內在要求相一致，從而改善外部金融的供給條件，促進金融發展。Svaleryd和Vlachos（2002）則從需求角度解釋了貿易跟金融的聯系途徑，并強調了貿易在風險分散方面的作用。他們指出，貿易開放必然伴隨著各種風險，如國際競爭和外部沖擊等，這造成了企業對外部融資的新需求，從而金融市場作為風險分散的重要工具得以不斷發展。還有一些學者則從不同的視角分析了貿易對金融的影響途徑。Aizenman（2008）針對把金融抑制作為間接稅收手段的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理論模型，研究貿易開放對于金融自由化的影響，他認為貿易開放增加了實施金融抑制的成本，因而降低了使用金融抑制作為間接稅收手段的有效性，這反過來暗示貿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的增加，將最終導致金融改革。Kim、Lin和Suen（2010）基于1960-2005年88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對面板誤差修正模型進行PMG估計，結果顯示貿易開放對金融發展在長期上有正向影響，同時短期上影響為負；在基于通貨膨脹率和人均收入對國家進行分組估計時，這一結論只在于高通貨膨脹組和低人均收入組得到證實。
3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貿易開放和金融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晚，研究深度和廣度還有待進一步拓寬。與國際上研究方向一致，國內的研究大多從金融發展比較優勢理論出發，研究金融發展對貿易開放的影響，涉及貿易開放對金融發展影響、貿易開放和金融發展之間相互影響的研究較少。并且，國內現有的研究成果多為使用中國的相關經濟數據進行宏觀層面的實證檢驗，而理論研究以及將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相結合在微觀廠商層面進行的實證檢驗較少。
在金融發展影響貿易開放的研究上，胡巖（2003）基于中國比較優勢結構變遷的現狀，探討了銀行、股市發展與出口商品結構的關聯，認為在僅考慮金融部門水平差異的情況下，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將導致資本密集型產業出口水平的提高，使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逐漸轉移，從而能夠促使貿易結構優化升級。孫兆斌（2004）則分析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低度化的特征，并考察了其與現實金融發展的關系，認為金融發展會促使一國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進而為一國比較優勢的結構性變動提供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撐，引致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齊俊妍（2005）則認為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能更為有效地將資本量轉化為投資并促進技術進步，增加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總量中的比重，改善出口貿易結構。李斌，李國強（2008）則從規模、結構和效率三個方面論證了金融發展對于出口貿易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證明金融發展對出口貿易結構優化所起的正向作用。而林玲和李江冰（2009）則著眼于金融改革對出口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認為金融發展能改善資本密集型以及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比較優勢從而促使出口貿易結構升級。
在貿易開放影響金融發展的研究上，梁莉（2005）利用我國1993-2004年的季度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貿易開放度與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場規模指標具有協整關系，同時貿易開放度是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場規模指標的Granger原因，反之則不成立。徐建軍、熊德平和汪浩瀚（2008）基于1981-2004年的跨省面板數據，運用面板誤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檢驗證實金融發展與對外貿易之間同時存在長、短期雙向因果關系。沈能（2006）利用Geweke分解方法同樣研究了我國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結果表明二者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鐘晶晶（2009）通過對1978-2007年中國的貿易開放和金融發展的Geweke分解檢驗，指出在貿易開放和金融發展的雙向因果關系中，以貿易開放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作用為主導，符合中國金融發展滯后于貿易的現狀。馮葉月（2009）基于中國1990-2007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對外貿易影響金融發展的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發現對外貿易能夠顯著促進金融規模的擴張，但總體上不能有效提升金融行業的運行效率，同時對外貿易對各地區金融發展的影響是基于當地金融比較優勢的不同而不同的，東部沿海地區較中西部而言更為顯著。
4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