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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分析范文1
關鍵詞：經濟形勢；財政運行；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3-0034-05
2012年同2011年相比，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更加復雜。201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各類風險明顯增多；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物價上漲壓力并存，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經濟金融等領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要充分認識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和風險；必須加強風險評估，及早準備預案，有效化解各種風險。因此，我們要全面分析國內外經濟形勢，適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努力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一、國際經濟環境
世界經濟有望繼續保持溫和復蘇，但復蘇的基礎仍然比較脆弱，經濟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因素依然較多。2011年雖然經歷了一些波動，但全球經濟溫和復蘇的態勢已基本確立。第一季度，美國經濟按年率增長1.8%，較2010年第三、四季度有所回落，但企業效率指標表現良好，利潤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了9.8%，接近歷史峰值，預示下半年美國經濟重新加速上行仍有現實基礎。歐元區經濟復蘇整體強于市場預期，第一季度，歐元區經濟環比增長0.8%，同比增長2.5%，創2007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最高水平。其中，德、法兩大主要經濟體增長尤其強勁，同比分別增長4.8%和2.2%，表明歐債危機的心理影響要大于對實質經濟增長的影響。日本受強震影響，第一季度經濟環比下降0.9%，同比下降3.5%，但隨著災后恢復重建的推進，下半年有望實現經濟正增長。主要新興經濟體繼續復蘇，第一季度，印度、巴西、俄羅斯、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經濟同比增長分別為7.8%、4.2%、4.1%、4.0%、6.2%和7.2%，增速較2010年度雖然有所放緩，但復蘇勢頭依然比較平穩。[1]總體判斷，世界經濟復蘇勢頭盡管低于預期，復蘇的過程也會出現反復，但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這將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較為穩定的外部環境。
在世界經濟有望繼續保持溫和復蘇的同時，其復蘇的基礎卻很脆弱，全球經濟持續復蘇之路仍然崎嶇，我國財政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仍然面臨著諸多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因素：一是發達國家財政風險凸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財政赤字普遍大幅度增加，財政風險不斷上升，不僅對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產生影響，而且將對經濟的持續復蘇構成制約。二是新興經濟體面臨的通貨膨脹形勢依然嚴峻。近一個時期，新興經濟體雖然相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貨幣緊縮政策等，但通貨膨脹形勢依然比較嚴峻。目前，國際資本仍然在不斷流入新興經濟體，導致這些國家宏觀調控的難度日益加大，把握好宏觀調控的節奏和力度、避免宏觀緊縮過度成為這些國家面臨的突出問題。三是大宗商品價格波動風險依然較大。世界經濟復蘇以來，在需求增加、美元持續貶值、全球流動性過剩等因素作用下，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呈現持續震蕩攀升態勢。雖然市場普遍預期大宗商品價格很可能繼續維持在高位，但主要經濟體經濟發展趨勢和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可能造成大宗商品價格出現大幅度波動。四是全球貨幣政策的走向存在不確定性。在發達國家財政風險加劇、新興經濟體通貨膨脹形勢依然嚴峻、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面臨較大波動風險的情況下，特別是在世界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同時又面臨通脹上升壓力的形勢下，各國貨幣政策操作難度日益加大，處于兩難境地，全球貨幣政策走向存在明顯不確定性。這勢必會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和預期。
盡管存在上述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但綜合各方面情況判斷，2012年世界經濟仍將保持復蘇態勢，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私人需求有望逐步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全年經濟增速將比2011年有所放緩。2012年1月17日，世界銀行的最新《2012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調低了2012年的增長率預測，對2012年和2013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的預測從2011年6月份的3.6%調低至2.5%和3.1%，把對發展中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預測分別從2011年6月份的6.2%和2.7%調低至5.4%和1.4%。報告認為，全球經濟增長與世界貿易已大幅減速，將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不利影響，世界經濟前景不明朗。近日，聯合國的《2012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也指出，世界經濟在又一次大衰退的邊緣搖擺，總產出的增長在2011年已經大幅減慢，預計2012年和2013年增長乏力。世界總產出的增長在2012年預計為2.6%，2013年為3.2%。
二、國內經濟環境
宏觀經濟運行漸趨平穩，但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仍然突出。總體來看，2012年我國經濟發展的國內環境具有“兩面”或“雙向”特征，即有利條件和突出矛盾并存，前進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我國經濟在有序回落中平穩增長，但仍存在著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強、資源環境約束、通脹壓力依然比較嚴峻
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經濟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受到嚴重影響，實體經濟增長明顯下滑。從國內生產總值季度增長率來看，200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尚處在略高于10％的位勢，而到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則分別下降到9％和6.8％，到2009年第一季度更下降到6.2％的谷底；但從2009年第二季度開始扭轉了下滑趨勢，并逐季回升。2010年第一季度達到11.9％的高位，之后開始持續回落，下降至2010年第三季度的9.6%以后趨于平穩，2010年第四季度和2011年一、二、三、四季度的增速分別為9.8%、9.7%、9.5%、9.1%和8.9%，經濟增長在有序回落中趨于平穩（詳見圖1）。[2]
第一，從供給面來看，工農業發展情況基本穩定。工業生產較2011年有所放緩，但仍處于較快增長區間。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比2010年增長了13.9%（詳見圖2）。農業生產繼續穩定增長，2011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57 121萬噸，比2010年增產2 473萬噸，增長4.5%，連續八年增產（詳見圖3）。其中，夏糧產量12 627萬噸，增長2.5%；早稻產量3 276萬噸，增長4.5%；秋糧產量41 218萬噸，增長5.1%。[3]
第二，從需求面來看，三大需求增幅回落，但仍處于較快增長區間。投資增長小幅回落，2011年，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301 933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3.8%（扣除價格因素增長16.1%）（詳見圖4）。消費名義增長小幅下滑，但實際增長回落較為明顯。2011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81 226億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7.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6%）（詳見圖5）。外需增長小幅回落，貿易順差同比下降明顯。2011年，進出口總額36 421億美元，同比增長22.5%。其中，出口完成18 986億美元，同比增長20.3%；進口實現17 435億美元，同比增長24.9%。進出口相抵，貿易順差1 551億美元，比2010年減少264億美元（詳見圖6）。[4]出口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經濟體的復蘇進程有所放緩。
總的來看，雖然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持續溫和放緩，但仍處高位，經濟運行漸趨平穩，我國經濟正逐步進入平穩增長區間。預期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GDP增速將保持在8.5%左右的高位上平穩運行。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存在著諸多矛盾和問題。
1. 企業經濟效益存在下滑的可能。2011年，成本不斷上升已給我國工業企業經營帶來了一定的不利影響。（1）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節節攀升，如國際油價上升了約25%，黃金和銅等重要金屬價格上漲了約15%，鐵礦砂價格同比大漲約50%。（2）國內勞動力工資不斷上漲，部分地區上漲20%以上。（3）由于持續貨幣緊縮，加大了企業融資壓力，為保證正常運營，一些中小企業不得不通過高利率的民間借貸等形式進行融資，從而推高了企業的資金成本。受上述因素的綜合影響，工業企業經濟效益下滑，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已從2011年初34.3%回落至1-11月份的24.4%，39個工業大類行業虧損面也有所擴大。如果這樣的情況得以繼續，將導致企業經濟效益進一步下滑，進而對經濟平穩增長帶來負面影響。[5]
2. 通脹壓力依然較大。自2010年第四季度以來，受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居民消費價格加速上漲，2011年7月份CPI同比漲幅創年度新高，達6.5%，控制物價上漲的任務十分艱巨。在綜合采取貨幣財政和行政措施后，價格走勢在8月份出現趨勢性轉折，增幅回落至6.2%。[6]之后，居民消費價格逐月回落，物價持續上漲的勢頭得到初步控制（詳見圖7）。盡管當前物價調控取得積極成效，但國內要素成本上升局面短期內難以改變，輸入性通脹壓力依然較大，物價上漲的中長期壓力仍然存在。同時，居民對未來物價上漲預期仍然強烈，近半數居民認為未來幾個月物價可能繼續上升。因此，未來的物價走勢還存在反彈的可能，宏觀經濟政策對物價上漲仍需要保持足夠的警惕。
3. 節能減排形勢日益嚴峻。2011年9月，國務院了“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明確了未來五年節能減排的目標，要求在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方面，均較“十一五”有顯著下降，并對各地方、各行業節能減排下達了任務分解目標，這將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同時也將對“兩高一資”產業的增長形成一定的制約，影響經濟增長。
（二）財政運行情況總體良好，但財政風險不容忽視
2011年，全國財政收支情況良好，財政運行基本正常。但當前財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較突出，財政風險不容忽視。
1. 財政收入較快增長。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完成103 740億元，同比增長24.8%。其中，中央本級收入51 306億元，同比增長20.8%；地方收入52 434億元，同比增長29.1%。財政收入增長較快，是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物價水平上漲、企業效益較好及將原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管理等因素的綜合反映。具體來看，主要源于以下四大因素：一是經濟增長帶動稅收增長。2011年，工業增加值增長13.9%（按可比價格計算）、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3.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7.1%、進出口總額增長22.5%，相應帶動增值稅、營業稅、進口環節稅收等較快增長。二是價格上漲帶動相關稅收增長。2011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4%，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上漲6%，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上漲9.1%，國內生產總值如按現價計算增長17.4%，帶動以現價計算的相關稅收相應增加。三是企業效益較好帶動企業所得稅增長。2010年企業效益較好帶動2011年匯算清繳上年企業所得稅入庫較多，2011年企業利潤總體增長帶動預繳企業所得稅增收。四是政策性增收因素。主要是非稅收入中相當部分原在預算外專戶管理，2011年按有關規定納入預算管理，屬于轉移性收入。據地方上報有關數據估算，2011年納入公共預算管理的原預算外資金約2 500億元，分別使地方和全國財政收入增幅提高6個和3個百分點。[7]
2. 財政支出進度加快，支出結構進一步優化。2011年，全國財政支出完成108 930億元，同比增長21.2%。分級次看，中央財政支出完成56 414億元，其中中央本級支出16 514億元，同比增長3.3%（剔除原列中央本級的車輛購置稅支出從2011年起轉列對地方轉移支付因素后同比增長約11%）；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39 900億元，同比增長23.4%。財政支出結構進一步優化，加大了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的支持力度，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國財政主要支出項目情況如下：教育支出16 116億元，同比增長28.4%；醫療衛生支出6 367億元，同比增長32.5%；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11 144億元，同比增長22%；住房保障支出3 822億元，同比增長60.8%；農林水事務支出9 890億元，同比增長21.7%；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1 890億元，同比增長22.5%；[8]節能環保支出2 618億元，同比增長7.2%；交通運輸支出7 472億元，同比增長36.1%；城鄉社區事務支出7 653億元，同比增長27.8%；資源勘探電力信息等事務支出4 014億元，同比增長15.2%；公共安全支出6 293億元，同比增長14.1%；科學技術支出3 806億元，同比增長17.1%；一般公共服務支出11 109億元，同比增長19%；國債付息支出2 388億元，同比增長29.5%。[9]
3. 財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財政風險不容忽視?？偟膩砜?，當前我國財政收支情況良好，財政運行基本平穩，但財政形勢依然比較復雜。與經濟增長降中趨穩的基本態勢相一致，我國財政收入增長也將在繼續回調中逐步趨于平穩，但財政支出剛性增長，財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較突出。從收入方面來看，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實現了大幅增長，但增收因素除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之外，主要源于CPI上漲等非可持續因素。隨著財政經濟的發展，上述增收因素將逐步失效，財政增收也將隨之逐步放緩。同時，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調整增值稅征收范圍、繼續對小型微利企業實施所得稅優惠政策等，都會減少收入。因此，2012年財政收入增幅將有所回落。從支出方面來看，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完成在建項目，加強農業、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推進教育、醫藥衛生和社會保障等重點領域改革，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應對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補助力度，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投入，導致2012年財政支出壓力依然很大，財政收支矛盾比較突出。
同時，財政風險不容忽視。我國2009年財政赤字安排9 500億元，已經接近3％的國際警戒線，國債發行余額占GDP的20％；2010、2011年財政赤字預算安排分別為8 500億元和9 000億元，赤字率雖然有所降低，但赤字規模卻在不斷攀升。與此同時，地方債務問題日益凸顯。地方政府出于改善本地區基礎設施、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推動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部分地方領導政績觀扭曲，盲目上馬“領導工程”、“形象工程”，導致政府通過多種途徑舉債，從而形成巨大的債務規模。由于政府融資平臺是政府為了籌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而發起設立的，所以貸款的償還需要依靠地方財政，即財政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償還的關鍵。資料顯示，2009年末的7.38萬億元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總量中的50％有足額土地抵押，其余均為無抵押擔保或資本金不足的項目。2010年銀監會披露，目前占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總額27％的約2萬億元的貸款項目可以償還本息；約占50％的4萬億元左右地方貸款存在第一還款源不足問題，屬于可疑類貸款；另外，占23％比重的地方負債存在嚴重風險隱患，簡易匡算其風險敞口達1.76萬億元。也就是說，大約70％貸款需要土地開發權、地方政府財政安排等第二還款來源的安排。[10]2011年，審計部門進行了大范圍的債務統計和審查，發現地方政府債務余額高達10.7萬億元，其中8.5萬億元為銀行貸款，并且地方政府負債管理不透明，沒有納入預算管理，實際地方政府負債率可能更高。
2012―2013年將是我國地方債務償債的高峰期，地方債務到期的額度分別約為1.8萬億元和1.2萬億元，償債壓力巨大。要消除地方債務集中到期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化解途徑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拓寬融資渠道，擴大融資規模，借新債還舊債；二是地方政府通過出售或上市等方式變現自己持有的國有資產，以便償還債務。從長期來看，上述途徑都不能從根本上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相當一部分地方債務最終將直接或間接由財政承擔，這就給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財政風險不容忽視。
（三）貨幣金融形勢日趨向好，但金融風險需要高度關注
2011年上半年，央行連續6次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累計上調3個百分點；并3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累計上調0.25個百分點。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使貨幣供應量持續減速，新增信貸資金明顯減少。
從貨幣供應量來看，2011年初，央行制定貨幣供應量增速目標“不高于16%”。在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導致部分資金外流、國內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2011年的貨幣供應量實際增速僅有13.6%，年初目標圓滿實現。2011年末，廣義貨幣（M2）余額85.16萬億元，同比增長13.6%，比11月末高0.9個百分點（詳見圖8）；狹義貨幣（M1）余額28.98萬億元，同比增長7.9%，比11月末高0.1個百分點。與2010年末的72.58萬億元貨幣存量相比，2011年我國貨幣供應增加了12.58萬億元。
從存貸款增長來看，2011年末，人民幣貸款余額54.79萬億元，全年人民幣貸款增加7.47萬億元，同比少增3 901億元。分部門看，住戶貸款增加2.42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9 519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1.46萬億元；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增加5.04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2.78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2.10萬億元，票據融資增加112億元。2011年，人民幣存款增加9.63萬億元，同比少增2.29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4.72萬億元，非金融企業存款增加2.56萬億元，財政性存款減少300億元。
雖然央行已經先后多次提高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以便減少市場中的貨幣流通量，抑制通貨膨脹。但由于我國貨幣供應長期處在較高水平，當前貨幣供應與GDP之比依然處于高位，大大超過主要經濟大國水平。2011年全年人民幣貸款仍然增加7.47萬億元，特別是12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6 405億元，同比多增1 823億元。
與此同時，金融系統性風險加大。受貨幣政策收緊的影響，2011年社會資金鏈條已經繃得很緊，特別是民間融資領域，已經出現逃債現象。2012年，若市場需求約束增強，資金回流困難導致的資金鏈斷裂現象會增多，一旦發展蔓延起來，不僅民間融資信用體系會出現嚴重問題，國有商業銀行資金安全也會受到影響和沖擊。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2012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極其復雜，既有有利條件和繼續向好的趨向，也有突出矛盾和不利趨勢，具有典型的“兩面”性特征：從國際環境來看，世界經濟有望繼續保持溫和復蘇，但復蘇的基礎仍然比較脆弱，國際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因素依然較多。從國內環境來看，我國經濟在有序回落中平穩增長，但仍存在著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強、資源環境約束、通脹壓力依然比較嚴峻；財政運行情況總體良好，但財政風險不容忽視；貨幣金融形勢日趨向好，但金融風險需要高度關注。根據上述財政經濟形勢和運行特征，考慮到政策的滯后性特點，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應在總體上保持穩定的前提下適當做出一些調整，不斷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努力實現財政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面臨的形勢比較復雜，一方面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與日俱增，另一方面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并將持續存在，宏觀經濟政策在“抑通脹”與“穩增長”之間的回旋余地較小，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難度日益增大。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雖然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持續溫和放緩，但仍處于高位，經濟運行已逐步進入平穩增長區間，并且經濟增速的適度降低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仍要以穩增長、控物價為重點，注意物價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變化，并適時做出政策調整，著力在控物價中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特別是充分利用當前經濟增長的平穩回調期，在“穩增長”的同時下大力氣推進經濟結構調整，著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努力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和整體適應能力。
與此同時，適應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宏觀調控要在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作用重心的同時，加快作出如下調整：一是宏觀調控從注重預測向預測與對策并重轉變；二是政策操作從“定向”粗放向“定量”精細轉變；三是不同政策工具從“齊抓共管”向“分工負責”轉變。由于宏觀經濟政策兩大核心目標發生了變化，因此從當前實際來看，可主要以貨幣政策完成反通脹任務，而主要以財政政策實現調整經濟結構、穩定經濟增長和改善生產供給體系等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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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nviron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2
Yu Changge
（Financial Science Institute, Ministry of Finance, Beijing 100142, China）
國內經濟分析范文2
第一，發展農業機械化是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1）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仍然落后。就勞動工具為主的勞動手段而言，我國農村廣泛使用的仍然是原始的手工工具：犁、耙、鋤頭、鐮刀等，普遍存在的還是人力播種，人辦收割；就勞動對象而言，耕地過于分散零碎，土地利用率低，農田基本建設不斷受損；就勞動力而言，我國農業勞動人口多，但素質差。只有大力提倡科教興農，推廣農業機械化，才能改變生產力落后狀態，使農業生產上一個新臺階。2）發展農業產業化，要以市場為導向，實現農業的專業化、企業化的集約化經營。而集約化農業要求有更多的技術和資金的投入，其中投入農業機械則是一項基本要求。3）生產工具和基礎設施的落后，使一些農業高新技術得不到有效采用，制約了土地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面臨激烈的競爭，發展機械化，改善生產條件，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綜合競爭力已勢在必行。
第二，農業機械化道路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經之路。農業現代化包括技術現代化和管理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在技術上就是采用現代的機械技術和生物技術裝備農業，建立起現代化的農業科技體系。機械技術就是機械化，它是從機械操作開始，進而達到自動化，其作用主要是節約勞動時間，提高工效和勞動生產率，生物技術包括土壤改良、植物保護、良種培育、化肥、農藥、除草劑以及農田灌溉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農產品的單產和質量，著重于提高土地生產率。只有把機械化和生物技術適當地結合起來，兩重并舉，才能既提高勞動生產率，又提高土地生產率。所以，農業機械化道路是農業現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經之路。
第三，發展農業機械化，它可以成為我因經濟新的增長點。農業機械化的直接經濟效益是．提高農業各生產部門的勞動在產率，降低成本，為農業的產業化。集約化創造條件。農業機械化不僅有巨大的直接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的間接經濟效益。農機行業是聯系農業和工業的紐帶，發展農業機械化，擴大“咱需”，農機行業可以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1）發展農業機械化，需要各種類型的農用機器、電力設備，促使農機科研投入大量資金，加快科技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需要多層次的農機供應，促使農機制造、銷售、修配、電子、電力等部門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可以大大刺激城市工業和鄉鎮企業的發展。2）發展農業機械化需要一定的基礎設施，農村公路及水利等基礎工程建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從而刺激建筑、建材、交通、能源等部門規模的擴大、生產的發展。3）發展農業機械化需要大量的農機操作人員，從而激發了農民學習農機知識的熱潮，可以進一步刺激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因此，展農業機械化，能刺激工業對農機的投資和農村的消費，只要引導得當，農機行業一定能成為我國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點，從而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四，發展農業機械化具有社會政治意義。發展農業機械化人近期來看農民解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同時增加了收入，有助于農民身體健康與生活舒適，縮小了工農和城鄉差別。從長期來看，發展農業機械化提高勞動生產率，逐步減少農業人，為我國向非農業人口占多數的現代化工業國過渡創造條件。另外，我們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因此發展農業機械化具有社會政治意義。
2發展農業機械化的現實困難
任何一項生產力的突破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我國發展農業機械化雖然具有廣闊的前景，但切不可忽視存在的困難。最突出的困難是：
第一，勞動力轉移困難。由于我國工業發展水平和規模等因素的限制，農業勞動力很難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去，客觀上制約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另外，發展農業機械化對勞動力需求的數量減少，但素質要求提高。而我國農村勞動力數量多，素質差。據統計，農村勞動力中具有大專文化程度的僅占0．3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1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3．83％，小學文化程度和文盲占總勞動力的47．75％，這也是發展農業機械化的現實困難之一。
第二，資金困難。農業機械化的農機科研開發、投入生產和農民購買農機產品需要大量的資金。一方面，自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以戶為單位經營后，農業資金難以集中使用。另一方面，我們國家的財政暫時拿不出很多的資金來投入農業機械化，這對農業機械化造成了很大困難。第三，土地過于分散零碎。農業機械化要求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然而，我國不到15億畝土地被分給2億多農戶，戶均6~7畝耕地，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便于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對發展農業機械化不利。此外，農機產品市場還不很規范，農機產品造價高等問題影響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3發展農業機械化的有效措施發展農業機械化有現實困難，但不能因為有困難就不要發展，而應當正視困難，積極尋求對策，困難是可以解決的。第一，實事求是，有差別地發展。我們必須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量力而行。我國各地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條件差別較大，因而農業機械化在地區、項目、水平、形式的布局上將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對不同的地區要因時因地制宜，區別對待，允許不平衡，有差別地發展。農業機械類型、品種要注意實用性。第二，加快工業發展，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工業以及其他非農產業的迅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能吸收農村多余的勞動力，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創造條件。另外，工業的快速發展還可以為發展農業機械化提供資金，降低農機具的生產成本，為農業提供適用、配套、高效、價廉的農機具。
第三，倡導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集中。在堅持土地國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積極推廣承包制下的租賃制、有償轉讓制和股份制，加強土地的自主經營使用的靈活性，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規模經營的問題解決了，資金就可由規模經營者（國家、集體、股份合作者或私人）籌集。如可以通過承包或租賃協議，使土地使用權向種田能手或種植專業戶轉移，實現土地的適度規模經營，為農業機械化創造條件。
國內經濟分析范文3
證券市場是高風險市場，是商品經濟、信用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是市場經濟中的一種高級組織形態。之所以說證券市場是高風險市場，是因為證券價格具有很大的波動性、不確定性，這是由證券的本質及證券市場運作的復雜性所決定的。因此，對證券市場風險的合理度量顯得尤為重要。
VaR（Value-at-Risk）作為風險度量方法，目前已成為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和金融監管部門測量和監控市場風險的主流工具。但在實際運用中，由于數據抽樣、假設條件、建模過程等影響，無論采用哪一種VaR方法都會產生一定的偏差。對于證券市場而言，若VaR方法低估了實際的風險水平，則可能為投資者帶來巨大的損失；若VaR方法過于保守高估了實際的風險水平，可能會使得投資者喪失投資機會，損失部分資金的機會成本。可見，對于VaR方法，無論低估還是高估證券市場風險，都不利于投資者或監管機構進行風險管理。由于在運用VaR估計進行風險管理時，應注意所運用VaR模型的假設與限制，也即注意模型本身的風險。Beder（1995）對參數方法，如RiskMetrics和加權移動平均法、歷史模擬法、蒙特卡羅模擬法等進行研究比較，結果表明：雖然無法確定VaR的最佳估計法，但是其實證研究中顯示了這三類VaR估計所面臨的限制與問題。
Jamshidian（1997）則認為證券報酬的非正態分布、政府經濟政策的改變、市場發生的突發事件、資產流動性、與潛在的信用風險等，均會造成風險值低估。Panayiotisetal（2011）對基于尖峰厚尾收益學生分布的APARCH模型進行了估計，分析發現APARCH模型提高了多頭和空頭頭寸的一天VaR預報精度，另外也評估了擬然率計算的各個模型的表現。鄒新月、呂先進（2003）從實際數據的基本特征出發，討論了VaR方法在尖峰、胖尾分布中的計算公式，結果表明，推廣的VaR計算方法對證券市場風險預警有更可靠的揭示作用。郭柳、朱敏（2004）運用VaR的基本方法對滬市十只股票進行了實證分析，同時對該十只股票的投資組合市場風險也做了進一步的測算。陳林奮、王德全（2009）運用GARCH類模型對上證指數和中證全債指數序列進行擬合分析，并估計了其多頭和空頭頭寸的VaR值，結果表明，我國股票市場存在顯著的非對稱效應，而債券市場是否存在非對稱效應并不明確。江濤（2010）計算上海股票市場日收益的VaR值時，表明了GARCH和半參數模型的VaR方法比傳統的方法更有效，并較好地刻畫了我國現階段證券市場的市場風險。
國內對于VaR及其度量方法的研究文獻雖然較多，但對不同類型的VaR模型的估計精度研究卻不多。目前主要用于計算VaR的方法有三類：參數方法、半參數方法和非參數方法。各類方法中依據不同的假設可以建立不同的VaR模型。因此，在選擇不同類型的VaR估計模型時，對不同類型的VaR模型估計精度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二、數據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的選取
數據采用了上證綜合指數日收盤價數據，時間為1990年12月19日至2005年12月31日共3961個數據，之所以采用上證綜指是為了避免個股各自表現的風險特殊性和片面性，也是為了能夠合理評價各種估計模型變動性的需要。在3961個數據中，將2002—2005年的共717個交易日數據作為VaR估計的檢驗樣本（需要說明的是，檢驗樣本之所以沒有選取2005年之后的數據，是由于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我國股票市場在2005年后波動極為劇烈，屬于特殊年份的數據，不宜作為VaR模型本身變動性的檢驗基礎），并使用三類方法中的七種估計模型對VaR進行估計，最后對模型估計的變動性和偏離程度進行實證評價。
（二）VaR估計模型
這里以上證綜合指數日收盤價格數據為研究對象，置信水平設置為95％和99％兩種情形，移動窗口選取50天、125天、250天以及500天四種情形（近似為兩個月，六個月，一年和兩年），使用參數方法[選用簡單移動平均法（SMA）、指數加權移動平均法（EWMA）（三種參數設定）和GARCH族模型]、半參數方法（選用蒙特卡羅模擬法）以及非參數方法（選用歷史模擬法）來估計2002—2005年上證綜合指數的日VaR，最后采用二重評價標準對三類VaR估計方法的模型變動性進行實證檢驗。
文中主要用于計算VaR的模型簡述如下：
1.參數類方法
參數類方法選取了簡單加權移動平均法、指數加權移動平均方法和GARCH方法。
（1）簡單加權移動平均法（SimplyWeightedMovingAverageApproaches，SMA）σ2j，t=（1/T）Tt=1Σ（rt-r）2其中，σ2j，t為第t天的股指收益方差，而j代表第j項資產；T為移動平均的觀測天數，亦即觀察期間的長度；rt-1為第t-1天的股指收益；r為第1天至第t-1天股指收益的平均值。
（2）指數加權移動平均法σ2j，t=（1-λ）Tt=1Σλt-1（rt-i-r）2；λ<1其中，σ2j，t為第t天的股指收益方差，而j代表第j項資產；λ為衰退因子（DecayFactor）。且λ<1，表示愈久遠的歷史觀測值對當期的變異數影響程度愈??；rt-i為第t-i天的股指收益；r為第1天至第t-1天股指收益的平均值。本文對衰退因子λ采用了諸多研究中通常采用的三種水平，即λ=0.94、λ=0.97和λ=0.99。
（3）GARCH-normal模型（GeneralizedAutoregressiveC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normalModel）ARCH模型的基本形式為：Rt=X't?β+εt，t=1，2，…，N，εt|φt-1~N（0，ht），ht=α0+α1?ε2t-1+…+αp?ε2t-p，其中Rt為資產收益序列，Xt是一個k×1的外生向量，β是一個k×1的回歸參數向量，εt為回歸的誤差擾動項，模型假定其服從條件期望為零而條件方差為ht的條件正態分布。φt-1為已知的前t-1期信息集合φt-1={Rt-1，Xt-1，Rt-2，Xt-2，…}，α0，α1，…αp為模型的參數，必須滿足：α0>0，αi≥0，i=1，2，…，p以保證條件方差大于零的性質成立。1986年Bollerslev在ARCH模型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它的擴展形式GARCH模型，其不同之處在于條件方差ht的表示中引入了若干前期的方差，表明條件方差不僅與前若干期的誤差項εt有關，還與前若干期的條件方差有關。即GARCH（p，q）：ht=α0+α1?ε2t-1+…+αp?ε2t-p+β1?ht-1+…+βq?ht-q，p、q為參數從上述表達形式可以看出，在GARCH模型下金融資產收益的準確分布是很難獲得的，因此要通過概率分布來直接求解VaR損失也是相當困難的。因此，如果能夠估計得到上述GARCH模型的相關參數，那么就可以根據上述的方程形式對資產的未來損失進行Monnte-Carlo模擬，然后通過與歷史模擬法類似的方法獲得資產損失的近似分布和最終的VaR損失額，參閱文獻Abken（2000）。
2.半參數方法
半參數方法采用了蒙特卡羅模擬法。蒙特卡羅模擬法是在一定的統計分布假設下模擬風險因子變化的情境。首先假設資產收益為某一隨機過程，并根據所定的價格變動過程，大量模擬未來各種可能發生的情境，然后將每一情境下的投資組合值排序，給出投資組合值變化的分布，據此就可以估算出不同置信水平下的VaR值，進一步研究參見文獻Glasserman（2000），Dowd（2002）。實際應用中，對于不同的風險因子有許多的統計分布族可以應用，常用的分布族有正態、對數正態，以及幾何布朗運動等。本文采用了幾何布朗運動來描述股指收益在短時間內的變動過程，具體步驟如下：
（1）建立描述資產價格變動的動態模型，這里使用幾何
布朗運動（GeometricBrownianMotion）來描述資產價格在短時間內的變動過程；dSt=μtStdt+σtStdwt其中：dSt為價格變動量；μt為資產的收益率（為模型的漂移項）；σt為收益標準差，dwt~N（0，dt）為布朗運動。經簡化處理后，得到特定時期（0，T）資產價格變化過程：St=St（μt+σεtt姨）；t=1，2，…，N；Nt=T于是得到：St+1=St+St（μt+σεtt姨）重復上式N次得到SN=ST，由此可以模擬整段時間中，每一時點的價格。
（2）從標準正態分布
N（0，1）中抽取隨機序列ε1，ε2，…，εN，代入步驟1，最后得到資產價格過程公式，得到一模擬的價格序列S1，S2，…，SN且SN=ST。
（3）將步驟
2重復K次，得到T時刻K個可能的價格S1T，S2T，…，SKT，并求得損益分布。（4）給定置信水平1-α%，根據步驟3得到的損益分布的α%分位數可以估算出相應的VaR值。3.非參數方法非參數估計方法采用了歷史模擬法。歷史模擬法的基本假設是資產收益的過去變化狀況會在未來完全重現。歷史模擬法利用過去一段時間資產收益資料，估算投資組合變化的統計分布（經驗分布），再根據不同的分位數求得相對應置信水平的VaR值，和參數方法不同的是，歷史模擬法對收益的分布不作任何假設，只用到歷史經驗分布，統計上采用的是非參數技術.本文運用歷史模擬法來估計VaR值的具體描述如下：假設投資組合包含m項資產，選取過去N+1的歷史損益資料，得到：VPt=mi=1ΣωiVit其中：Vit為第i項資產在時間t的損益（i=1，2，…，m；t=-1，-2，…，-N；）；ωi為第i項資產在時間t=0時的投資權重。將歷史損益值{Vit}t=-1，-2，…，-N由小到大排序，并給出經驗分布函數，由此就可以估計不同置信水平下的VaR值.為了提高歷史模擬法的估算精度，還可以使用一些修正方法，例如自助法（Bootstrap）和核估計方法（KernelDensityFunc-tion），參見文獻Barone-Adesi等（2002）。
三、VaR模型估計精度的評價準則
為了評估各類型VaR估計精度的表現，我們采用了1990年12月19日至2005年12月31日共3961個上證綜合指數日收盤價數據，并將2002—2005年的共717個交易日數據作為VaR估計的檢驗樣本，分別對三類VaR估計精度的進行事后檢測。通過考察VaR估計的失誤率是否與模型描述的理論置信水平一致，以及產生誤判后的嚴重程度來評估不同模型的估計精度。對于如何評估VaR的估計精度，Lopez（1999）提出了一個可操作的損失函數。金融機構i在時間t使用的損失函數的一般形式概括如下：Li，t+1（fPi，t+1，VaRi，t）；Pi，t+1<VaRi，tg（Pi，t+1，VaRi，t）；Pi，t+1≥VaRi，tΣ
（1）這里
（f）和g（）是滿足（f）≥g（）的函數，且P表示得到的收益或者損失。這里考慮了兩個具體的損失函數，即二值損失函數和平方損失函數。二值損失函數考察了在給定的期限中的損失是否小于或者大于相應的VaR估計值。而平方損失函數考慮了損失超過VaR估計值的嚴重性。首先比較過去T天的每日風險值（DailyVaR）與每日實際發生之損失值，若每日實際發生之損失值超過每日風險值，表示VaR估計值不準確；換言之，表示VaR估計失敗或者叫做“例外”。最后，再加總整個樣本期間的失敗次數，便得出該VaR模型之總累積失敗次數。二值損失函數就是重點考慮總累積失敗率，即只集中考慮產生例外的數目而不是考慮這些例外的嚴重程度。每一個超出VaR估計值的損失被賦予同等的單位權，其他的所以收益或損失都被賦予零權，即：Li，t+11；Pi，t+1<VaRi，t0；Pi，t+1≥VaRi，tΣ
（2）如果
VaR模型真實地反應了由置信區間所定義的收斂水平，那么對所有樣本的平均二值損失函數應該等于0.05（在置信水平為95%的VaR估計時）和0.01（在置信水平為99％的VaR估計時）。平方損失函數考慮了“例外”發生的嚴重程度。Lopez（1999）指出平方損失函數對于估計模型精度的度量以及例外發生時的嚴重性度量方面都比二值損失函數提供了更為豐富的信息。由于考慮了例外發生時的嚴重程度，因此平方損失函數比二值損失函數更具有優越性。平方損失函數的定義如下：Li，t+1=1+（Pi，t+1-VaRi，t）2；Pi，t+1<VaRi，t0；Pi，t+1≥VaRi，tΣ（3）Sarmaeta（l2000）說明了上面了損失函數捕捉了風險管理者的意圖，并可以作為風險管理者的損失函數。
四、實證研究
（一）滬深綜合指數收益基本統計
實證數據采用了滬市綜合指數日收盤價格數據，日收益采用對數收益，即rt=lnPt-lnPt-1其中rt表示t期的收益率，而Pt表示綜合指數在t期的日收盤價格。表1是對滬市綜合指數日收益數據的基本統計情形，可以看出：對于全部日收益數據的總體平均來說，滬市的平均收益率要高于2002—2005年的平均收益率，同時全部數據的收益波動率（用方差度量）也大于2002—2005年的收益波動率，這也說明了高收益伴隨著高風險這個一般的原則。
（二）VaR模型的估計精度分析
迄今為止，現行的研究還沒有一個衡量VaR估計精度的統一標準，這里采用常見的損失函數方法，即二值損失函數（blf）和平方損失函數（qlf）雙重檢驗標準。依據定義，二值損失函數（blf）給出VaR估計控制風險的失誤率，而平方損失函數（qlf）不但考慮了VaR估計的失誤率，還考慮了失誤發生時的損失程度。二值損失函數（blf）和平方損失函數（qlf）的值越接近設定的理論置信水平，說明該VaR估計模型的估計精度越高。反之，二值損失函數（blf）和平方損失函數（qlf）的值與設定的置信水平的偏離越大，說明該VaR估計模型的估計精度越低。
為了評估參數方法、半參數方法和非參數方法等三類VaR估計模型，分別對七種不同的VaR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其中前五種模型為不同參數設置的參數模型，后兩種模型分別為半參數和非參數模型。表2a、表2b分別表示了七種估計方法在95％置信水平下，對于2002—2005年滬市日VaR估計值的二值損失函數（blf）和平方損失函數（qlf）列表。從表2a可以看出：在95％置信水平下，使用二值損失函數（blf）作為標準，蒙特卡羅模擬法的VaR估計精度較高，ewma（λ=0.99）估計精度較低。從表2b可以看出：在95％置信水平下，使用平方損失函數（qlf）作為標準，也是蒙特卡羅模擬法的VaR估計精度較高，ewma（λ=0.99）估計精度較低。
表3a、表3b分別表示了七種估計方法在99％置信水平下，對于2002—2005年滬市日VaR估計值的二值損失函數（blf）和平方損失函數（qlf）列表。從表3a可以看出：在99％置信水平下，使用二值損失函數（blf）作為標準，歷史模擬法的VaR估計精度較高，ewma（λ=0.99）估計精度較低。從表3b可以看出：在99％置信水平下，使用平方損失函數（qlf）作為標準，也是歷史模擬法的VaR估計精度較高，ewma（λ=0.99）估計精度較低。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對于滬深綜合指數風險的VaR各種估計模型中，歷史模擬法的估計精度最高，蒙特卡羅模擬法估計精度次之，而對于參數為λ=0.99的指數加權移動平均方法的估計精度最低。這也基本說明了非參數方法對于我國主要證券市場風險的估計精度較高，而半參數方法估計精度次之，而參數方法的模型估計精度較差。從而進一步表明了我國主要證券市場風險并不符合簡單的正態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厚尾特性和波動率聚集現象。
國內經濟分析范文4
摘 要 十二五期間，如何管理目前出現的通脹已成為重要議程。本文從國內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角度闡述了我國近期通貨膨脹出現的成因，分析了我國近期通貨膨脹的傳遞機制，結合我國目前的宏觀政策治理現狀，提出了應重點利用匯率工具治理通脹的建議。
關鍵詞 通貨膨脹 路徑分析 傳導機制
一、引言
從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國通脹情況明顯。從發改委到商務部、農業部，從中央到地方，一場抑制通脹的戰爭正在展開。本文擬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傳導機制展開分析，對造成我國最近一輪通貨膨脹的成因提出個人見解。
二、我國近期通貨膨脹成因分析
造成我國新一輪通脹的原因來自多個方面，由于外部因素不可控，本文主要從兩個內部角度對本輪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分析，即：經濟總量、經濟結構角度。
（一）通脹成因的經濟總量角度
西方貨幣學派的觀點認為，通貨膨脹只是一種貨幣現象。朱慧明（2005）[1]基于ECM模型證實無論哪個層次的貨幣供給量的增長都是通貨膨脹的原因。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開始至今，貨幣供給量增長率超出GDP增長率很多，通貨膨脹高峰從2008年開始維持至今，以上表明2008年至今我國貨幣供給量確實過剩，且是造成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
（二）通脹成因的經濟結構角度
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認為，目前國內的通脹已經發生結構性變化[2]。從1978年到201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8%，CPI年均上升5.6%。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我國CPI上漲的主要推手仍是食品價格，其貢獻率達74%。食品主要由糧食和肉制品構成，人民幣升值預期使農民惜售糧食，進一步加劇糧食供求失衡，糧價推高；糧價上漲導致養殖飼料價格上漲，養殖成本體現在肉制品的銷價上為肉制品價格的上漲。
三、我國近期通貨膨脹的傳導機制
近年來，人民幣升值導致的資產價格膨脹迅速傳到金融資產部門、實體部門[3]，傳到路徑包括成本推動路徑和結構性通脹導致的工資攀比路徑。
（一）成本推動路徑
2010年，美元貶值等導致全球農產品、原料等基礎品價格快速上漲，不斷抬高我國制造業要素投入和出口成本，而國內工業部門很難通過提高產品價格轉嫁勞動力成本，對服務類商品和農產品影響明顯；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成本隨著國際原材料價格的上升也會呈現上升的趨勢，導致農產品價格走高，推高國內通脹率。
（二）結構性通脹導致的工資攀比路徑
我國務農農民的收入長期低于從事其他產業的勞動者，制造業勞動工資占銷售收入比只有5%，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不到40%，相較于服務、制造類部門工資大幅增長，農民對收入的心理預期不斷增長。
另外，第三產業的價格抑制也會導致隱性通脹壓力上升[4]，十二五期間房市降溫使政府融資平臺擴張受限，發債規模擴大導致通脹壓力增大。
四、我國治理近期通貨膨脹的政策措施
在宏觀政策方面，政府強調審慎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結合來管理通脹和通脹預期。一是繼續逐步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由于保持總體價格穩定將是2011年宏觀政策的首要任務，除了改善流動性管理、促進農業產量以及提高農產品的運輸及物流效率外，政府還將提高補貼，尤其是對低收入家庭。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提高對低收入城鎮家庭和農村居民的補助、個人所得稅門檻來促進國內需求增長。
五、政策工具使用建議
利用匯率手段遏制通脹。在我國，食品價格上漲主導了CPI上漲，2005年以后我國逐步進入劉易斯拐點，從供給面造成工人工資上漲，提高了農產品生產的機會成本，所以，食品上漲是一種長期趨勢。成本推動路徑導致的通脹與工資攀比路徑密切相關，其起源之一為近期我國國內制造業勞動生產率雖大幅增長，但電信、醫療等價格上漲幅度更大，為激勵制造業出口，我國采取較低的匯率水平，非出口的制造類企業也因此得到高價格保護。利用匯率手段遏制通脹，在降低總體物價水平的同時，促使價格體系內部相對價格的合理性。這也意味著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改革。
參考文獻：
[1] 朱慧明,張鈺.基于ECM模型的貨幣供給量與通貨膨脹關系研究.管理科學.2005.18(5):51-56.
[2] 賀輝紅.專家認為通脹發生結構性變化.finance.省略/MS2011032900000254.shtml.2011.3.29.
國內經濟分析范文5
作者簡介：劉曉光，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張松，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南京農業大學發展規劃與學科建設處副研究員；劉國瑜， 南京農業大學發展規劃與學科建設處副研究員。（南京/ 210095）
*本文系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南京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制度分析視角下大學院校研究機構：結構、功能與趨勢”（項目編號SK2011002）、“院校研究在大學戰略管理中的應用研究——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例”（項目編號SK2013032）階段性成果。
摘 要：邁向“規范發展”階段的院校研究亟需組織結構和制度規范的承認。組織分析中新制度主義對組織結構及制度同形的解釋，亦可以被視為是對組織和制度創設的理論指導。國內高校院校研究機構的建設面臨諸多挑戰，需要從制度環境和技術環境兩方面的改變中尋找路徑。
關鍵詞：院校研究；機構建設；制度分析 自20世紀80年代被高等教育研究者引入國內，院校研究已走過“初步形成”階段，正向“規范發展”階段邁進[1]，促進院校研究的日?；椭贫然蔀楫斍懊媾R的重要任務。[2]運行順暢的組織機構能夠為院校研究活動的制度化、常態化提供有力保障，是院校研究規范化的重要標志。國內高校已出現具有院校研究性質的組織機構，但這些機構的存在形式、運行方式、在決策體系中的位置和職能責任等方面，與國際上成功的院校研究機構有較大不同。如何解釋這些差異？如何在國內高?，F行的管理環境下建設院校研究機構并更好地發揮它們的作用？制度理論作為分析以組織為基礎的社會問題的有力工具，對組織化和制度化的過程有深刻的解釋力，這些解釋從另一角度給出了組織機構建設的路徑。本文擬借助組織分析中新制度主義的理論視角，試對上述問題做出回應，分析國內高校院校研究機構面臨的技術和制度環境，為院校研究的規范發展提供組織機構建設路徑方面的參考。
一、國內高?！皽试盒Ｑ芯繖C構”的現狀
院校研究源于美國高校對自身發展環境和各種實際問題的認識和把握，是通過對本校管理問題的系統和科學的研究，提高本校管理水平的一種研究，具有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詢研究和應用研究等特征。[3]院校研究機構是開展院校研究的組織結構及其相應的制度規范，它是院校研究組織化和制度化的成果，是院校研究實踐活動的主要承擔者。
2000年3月華中科技大學院校發展研究中心成立，標志著院校研究在我國的正式興起。十余年來，經歷了“對院校研究的研究”和“開展中國的院校研究”兩個階段之后，院校研究在“中國化”改造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4]在院校研究的機構建設方面，一些學校通過設立“院校發展研究中心”、“發展辦公室”等機構，力圖實現院校研究的相應職能。而現實中更多的討論則指向大部分高校既有的、與美國院校研究機構有類似職能的機構——高等教育研究所（室）、發展規劃辦公室等機構的改革與重塑，以實現院校研究工作的普及和推廣。
國內高校的“準院校研究機構”[5]廣泛存在但又相對分散，主要包括：（1）各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自20世紀70年代創設高等教育研究所（室），至21世紀初仍保持有700多所，這些機構的職能較為多樣，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行政與咨詢，如為本校的改革發展提供咨詢，規劃和指導本校的高教研究工作，為校領導提供決策參考，總結和推廣高等教育的經驗等；二是學科建設，通過普及教育理論與方法，開展高等教育學、教育經濟與管理等學科的建設和研究生培養工作；三是安置過渡“二線人員”和“富余人員”。（2）發展規劃與政策研究辦公室。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高校開始設置發展規劃與政策研究機構，其組織定位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學校行政職能部門，承擔研究咨詢的業務功能和執行監督的行政功能；另一種是作為直屬業務部門，主要通過信息搜集、研究報告等為學校領導的決策咨詢服務。（3）“211工程”、“985工程”建設或本科教學評估辦公室。這些機構伴隨著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重點項目和主要工作而產生，組織任務明確，職能相對穩定，主要是為重點項目和工作的順利完成提供全過程的服務與保障，并發揮監督作用。此外，一些高校的黨委辦公室、校長辦公室、人事處、教務處、信息中心等部門和機構也承擔了資料收集、信息、提供決策參考等部分院校研究的職能。這些機構大部分在校領導的直接領導之下，也有的處在組織結構中下層。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通常按照行政序列或研究序列考核。
二、國內高校院校研究機構建設的挑戰
院校研究在提高高校管理水平、促進決策科學化等方面的優勢和能力，已被國際經驗充分證明。中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一，亟待提高管理的科學化水平。隨著國內政治、經濟的發展，以及政府工作方式的轉變，加之《國家中長期教育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高教30條）的頒布，國內高等教育管理方式逐漸與國際接軌，院校研究面臨著較好的發展前景。
組織分析的新制度主義認為，組織的行為受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的雙重影響，不同的組織在兩種環境中的嵌入程度會有所不同，教育組織處于“強制度環境弱技術環境”位置。[6]在新制度主義者看來，組織的制度環境即組織賴以存在的、社會建構的規范世界。[7]組織的技術環境包括生產和控制的技術、組織間交換模式、調節過程以及其他產生不同效率或效力之組織形式的因素。技術與制度并不是環境的一種二分狀態，而應視之為環境沿之變化的維度。[8]目前國內高校院校研究機構建設，面臨來自制度環境與技術環境的諸多挑戰。
1.來自制度環境方面的挑戰。在國內現行體制下，制度環境對院校研究機構建設的挑戰更為突出。這些挑戰來自于：（1）少數與現代管理決策模式相抵觸的傳統文化觀念。集權式的決策模式在中國有深厚的傳統，院校研究的咨詢機構定位有可能對集權命令的權威性和時效性構成威脅。高校領導者的“有限理性”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高校的許多領導者還意識不到或者不愿承認這一事實，著意扮演著“掌權”的“英雄”角色。[9]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偏好贊揚和奉承，而院校研究機構最大的職能是不斷尋找高校運行中出現的問題。（2）高校缺乏獨立的管理理念。我國高校長期依附于行政機關，無須對管理和資源使用的有效性進行詳細說明，行為主體和責任主體的獨立意識較弱，反映在管理中即是高校被動或主動為滿足行政部門的各種考核和要求而“選擇性作為”，忽視管理成本以及決策的長遠效益，由此使院校研究機構的職能不能很好地發揮。（3）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不盡合理。體制由管理機構與管理制度構成，決定著機構的類型、功能、位置。在宏觀層面，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一直在進行，但大多數是由行政力量主導，其結果是更加強化了高校對上級主管部門和內部利益集團的依附，開展科學決策的必要性大為降低，進而失去了加強院校研究的動力。在微觀層面，多數“準院校研究機構”散布于高校的各職能部門，各自獨立，互不來往，未能形成合力；最有可能開展院校研究的機構——高等教育研究所，卻多游離于行政系統和學術系統之外，沒有在體制上保證其應發揮的作用。[10]
2.來自技術環境方面的挑戰。（1）數據、資料和信息系統建設滯后[11]。許多高校沒有統一的信息平臺，各項業務數據和資料的搜集沒有統一、系統化的規劃、規范和標準；數據更新慢，連貫性和準確性不夠，管理與貯存的方式和地點混亂，且大部分數據不公開。與此同時，由于缺乏國家和區域層面的權威數據采集和共享平臺，同類型高校比較分析等院校研究機構應經常開展的項目無法進行?；緲I務數據庫和高級分析數據庫是院校研究機構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基礎，而這兩者的建設與維護既需要不菲的資金，也需要相當數量的專業人員，這些問題單靠一兩所高校的力量難以解決。（2）合格的院校研究人員不足。院校研究涉及戰略管理、學生事務、學業評價、教師發展、課程評估等內容，涵蓋范圍豐富而且有其特定的規范和方法，需要從業者具有較高的教育理論素養和數據分析技能。目前一些高?！皽试盒Ｑ芯繖C構”內人員處理現有描述性數據的能力尚有欠缺，更遑論滿足院校研究要求的業務能力和素質。（3）缺乏有效的績效考評和激勵機制。對學校效能的評估是院校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但院校研究機構本身的評估在現行績效考評和激勵機制下卻遭遇難題。院校研究機構既不是學術機構，也不是純粹意義上的行政機構；院校研究人員從事的工作不是教學，亦非專業的學術研究，也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成效不易用論文等有形量化方式體現，現有的考評標準均難以適用。院校研究機構的績效考評、院校研究人員的專業技術職稱評定、職務晉升等問題難以用現行標準進行。
三、推動國內高校院校研究機構建設的路徑選擇 院校研究只有應用于實踐中才能體現其真正的價值和意義，并能獲得長久發展的動力。制度化成為我國院校研究的唯一出路，即通過制度化將院校研究納入我國大學管理體制之中，成為大學管理科學化、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實踐化的重要中介。[12]院校研究機構的建設是將院校研究制度化的關鍵。
美國院校研究的發展路徑是從實踐到研究，至今仍保持著濃厚的實踐性色彩，可概括為“需求驅動”。中國院校研究則起步于高等教育研究領域部分學者的學術轉型和對美國院校研究的介紹，盡管也是因應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和實踐的需要，但“供給驅動”色彩較濃。近年來國內高校決策層對院校研究的需求程度不斷上升[13]，為院校研究的機構建設提供了機會。
1.組織分析新制度主義視角下組織機構建設路徑
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觀點認為，支配物質資源的技術環境決定了組織的表現，組織的任何行為都可以從成本最小化、改善技術函數、優化市場條件、改進技術擴散曲線等等這些對組織效率的追求中得到解釋，這種解釋被稱為效率機制。斯科特和戴維斯總結了理性、自然和開放系統等三種視角下的組織理論，認為將組織視為“相互依賴的活動與（擁有多重歸屬和身份的）人員、資源和信息流的匯聚，這種匯聚將不斷變遷的參與者同盟聯系在一起，而這些同盟者根植于更廣泛的物質資源與制度環境”的開放系統視角，對社會組織的現實更具解釋力。[14]組織分析的新制度主義基于開放系統視角，在技術環境與制度環境二分的基礎上，強調文化認知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指出各種組織受制度環境制約，追求社會承認，采納合乎情理的結構或行為。這種誘使或迫使組織采納在外部環境中具有廣為接受的組織結構或做法的制度力量稱為合法性機制。[15]
組織分析的新制度主義用“制度性同形”解釋普遍滲透于現代組織生活中的趨同現象，并將合法性機制導致制度性同形，或者說組織形式和行為趨同的作用方式歸為三種：第一種是源于政治影響和合法性問題的強制性同形；第二種是源于對不確定性進行合乎公認的反應的模仿性同形；第三種是與專業化相關的規范性同形。[16]制度是組織機構的核心要素，“組織（organization）即一個制度化的組織（institution）”[17]，對制度的解釋，換個角度看，也即對組織創設的指導。因此，政治引導、樹立榜樣和提倡專業化有可能成為國內高校院校研究機構建設的路徑選擇。
斯科特等總結認為，組織模式出現及擴散的最常見方式是“派生”，即復制某個現有的組織[18]，新組織模式的出現至少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所謂的匯集，即將觀察到的各種組織形式和實踐匯集整理成為供模仿的模型。另一種是拼湊，即從各種現存組織中提取不同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創造出新的混合模式。這預示著，通過組織整合與機制創新，現有國內高校“準院校研究機構”有可能改造為成功的院校研究機構。
2.制度環境層面促進國內院校研究機構建設的路徑
（1）政府主管部門積極引導。政府法令具有強制性，政府的行為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勸誘和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可通過建設國家級高等教育信息平臺、定期公開高校運行數據、規范高校項目論證與規劃程序、改革評估指標體系等方式對各高校的院校研究機構建設進行積極引導。（2）先鋒高校努力做出表率。“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當環境中出現風險與挑戰，組織無法確定何種形式為最佳時，模仿成功者的做法將是最保險的。院校研究引入中國的時間不長，它能否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中存在下去？能否為中國高校的發展做出貢獻？做出多大貢獻？大眾化、國際化的壓力下，院校研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為中國高校解困？面對質疑，事實是最好的回應。華中科技大學、中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在中國較早地開展了院校研究的實踐，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們的機構設置和具體做法將成為其他高校模仿的主要對象。（3）專業人員遵循專業精神和從業規范。任何事業的繁榮均有賴于從業者的專業精神，教育更是如此。高等教育事業的參與者，無論是高校管理者還是目前“準院校研究機構”的工作人員，如果能切實發揚專業精神，掌握專業技能，遵循從業規范，在專業領域內形成尊重科學、依靠數據和事實的習慣，院校研究機構的建設也將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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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詩經》英譯 國際國內復譯比較 設想
《詩經》是作為中國漢族文學史上最早的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從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直至至今。同時，《詩經》也是世界文化的寶貴遺產。由于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產生了諸多譯家和譯本，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因此，《詩經》的翻譯就成為被關注的焦點，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出現了許多《詩經》的譯本。本文擬對《詩經》國際復譯與國內復譯的分析比較，探討詩經翻譯存在的問題，并對國內今后的研究提出設想。
一、《詩經》的復譯
首先，復譯是指針對同一文本，在同一時期或在不同時期推出不同的譯本的行為，即共時和歷時兩種，前者指同一原著在同一時期有多個譯本，如2008年《沉思錄》集中推出18個譯本，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譯者；后者則指同一原著不同時期的不同譯本，如《紅樓夢》僅來說，從1920年至今就有10余個版本，涉及多種語言，多國譯者。由于知識的增長和心理健康狀況的變化而變得不確定時，復譯等行為就繼而發生。迄今為止，《詩經》翻譯已經有了三百多年的歷史和十分廣泛的實踐基礎，僅英語翻譯也已經有了逾百年的歷史，世界上幾乎每一種主要文字都已經有了《詩經》譯本。在國際漢學家和中國本土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詩經》復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世人提供了眾多風格各異的閱讀文本，為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做出巨大貢獻。
二、《詩經》英譯的國際復譯和國內復譯的比較分析
由于國際的地域語言和文化的差異性以及譯者本身的生平，身份，政治哲學觀點和等的不同，《詩經》的國際復譯和國內復譯也呈現了不同。筆者在此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對比分析，為以后的《詩經》翻譯研究提出幾點設想。
1.國際復譯的異彩紛呈和國內復譯的兵微將乏。早在17世紀，西方基督教來華的傳教士就開始翻譯儒家的經籍?！对娊洝纷鳛槿寮业慕浀漕H受重視。1626年，比利時人金尼閣用拉丁語翻譯了包括《詩經》在內的“五經”，這是已知的《詩經》最早的西文譯本。1829年，英國漢學家J.F.Davis在其專著《漢文詩解》里以《詩經》和先秦至六朝民歌為例論述中國詩歌格律，開創了《詩經》原文英譯的先河。19世紀，隨著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的勢力擴張，歐洲漢學熱進一步升溫。1871年，英國漢學家里雅各（James Leggle，1814--1897）在倫敦出版了他的《詩經》英譯本，這是《詩經》第一部英文全譯本。20世紀，《詩經》英譯全面繁榮，國際詩經研究中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美國著名詩人，翻譯家龐德（Ezra Pound，1885--1972）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1954年龐德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詩經》英譯本《詩經：孔子所審定的古典詩集》，譯文行文流暢節奏感強，富有詩意。
相對于國際詩經復譯的異彩紛呈，在我國翻譯研究史上，《詩經》翻譯研究的歷史卻并不長，其英譯研究只不過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迄今為止還一直是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一個價值及其巨大的翻譯研究領域在我顯然是被漠視和擱置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許淵沖，汪榮培兩《詩經》英譯本的出版，詩經研究在我國曾出現過一次小小的熱潮，近年來又恢復了沉寂。1993年，許淵沖的《詩經》英譯本出版，是建國后出版的第一個《詩經》英文全譯本。汪榮培，任秀樺的《詩經》英譯，是繼許淵沖之后出自中國人之手的第二個《詩經》英文全譯本。直到最近兩年《論許淵沖的翻譯美學思想》（韓昆）和《汪榮培古詩英譯技巧（任利）的發表，才對中國《詩經》英譯者的研究首開先河。因此，歷史短，規模小，強度小，影響小是我國《詩經》翻譯研究的總的特點。
2.國際復譯的系統性和國內復譯的凌亂性?！对娊洝返膰H復譯從開始出現就有比較明確的目的性，其傳教士來到中國主要目的是為了宣傳基督教，弘揚基督教義，才開始翻譯儒家經典，使西方了解中國。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的擴張，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更好地統治控制中國，開始掀起了漢學熱，這樣人們對《詩經》認識和理解開始從文化和文學的角度來發掘，《詩經》在國際上的復譯也更具有科學性和系統性。因此，在國際上各個漢學家對《詩經》的翻譯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理論。如英國學者里雅各通過對中華經典《詩經》的翻譯和介紹，從思想，文化，文學諸方面對《詩經》進行跨文化闡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譯介闡釋”。里雅各對于清代《詩經》學獨立思考派如崔述等學說的重視以及對孔子刪詩說的考證等，體現其海德格爾的“闡釋循環”思想（他認為，我們對任何東西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頭腦去被動地接受，而是以頭腦里預先準備好的思想內容為基礎，用活動的意識去積極參預。我們頭腦里意識的“先結構”，使理解和解釋總帶著解釋者自己的歷史時代的色彩，所以，闡釋的循環是不可避免的。認識過程本身就是循環，但這種循環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就地打轉轉）以及客觀派的闡釋風格。他認為，譯詩必須透徹了解原文，盡可能地貼近字面，不增譯，不意譯。他的譯詩基本上是分行的散文，既無節奏，也無韻腳，但讀起來頗為自然。美國學者龐德鑒于《詩經》在理解上有很大的難度，龐德采用加題注和腳注，對同一首詩做兩種不同的翻譯等方式來彌補翻譯的不足和譯文難以傳達的內容。又如英國學者韋理（Arthur Walley，1889--1996）他將《詩經》譯成自由詩，第一次打破了《詩經》風，雅，頌的次序，以詩歌內容編排，分為婚姻戰爭，農作等十七類。其翻譯完全超越了儒家傳統，成為純粹的文學研究。
相對于國際上《詩經》英譯研究的百家爭鳴的景象，我國國內對其的研究多是零星的和不系統的。周發祥于1993年從《詩經》文化傳播的角度對《詩經》有總體評述，其觀點頗具參考價值。許淵沖的譯詩用的是典雅且富于韻律的詩化語言，既有緊扣原詩的直譯，也有旨在傳達原詩韻味的意譯。汪榮培作為我國著名的《詩經》翻譯家，對其英譯的總結是傳神達意，主張翻譯要形神具備。馬祖毅教授在他的《漢籍外譯史》中對《詩經》翻譯的歷史和譯本狀況介紹相對比較全面，先后涉及了多種語言譯本。但是在總體上，這些研究都還不夠系統和全面。
三、對國內《詩經》英譯翻譯研究的設想
通過對《詩經》英譯的國際復譯和國內復譯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國內對《詩經》的英譯研究成就比西方同行的研究成就還相差很遠，為此，筆者認為對于《詩經》的今后的英譯研究要更加全面系統和徹底，要從詩篇的思想價值、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等方面進行分析，對《詩經》英譯的各種現象進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又要在此基礎上進行適當的理論升華，使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重大作用。
四、結語
作為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深受人們的喜愛，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對其進行英譯研究可以有力地推動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但通過國際和國內《詩經》復譯的對比分析，我國《詩經》英譯的研究可謂是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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