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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解決措施范文1
1從源頭避免高碳排放
在現代工業生產過程中絕大多數產品的原料都有多種來源，同時也對應著多種不同的匹配性工藝過程。不同的原料和工藝過程對應不同的CO2排放，針對具體的應用對象開發和選擇適宜的原料和工藝，能夠從源頭上避免產生不必要的CO2排放。這是目前CO2減排最有效的途徑，主要通過國家政策和稅收、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以及合理的能源定價機制和能源產品價格來引導實現。以燃煤發電為例，選擇低灰精煤和合理的過?？諝庀禂稻湍苡行Ы档蜔煔饬浚瑴p少無效熱量外排，從而提高煤的利用率、減少CO2的排放。同樣采用循環流化床燃燒發電、RGCC和多聯產發電、超臨界發電等均能達到上述目的。以合成甲烷工藝為例，選擇褐煤和長焰煤采用燃氣型的魯奇爐氣化和循環流化床分級熱解氣化要比合成型的氣流床氣化生產的合成氣甲烷含量高（約10％左右）、氧耗低；合成甲烷時產生較難利用的低溫熱源減少10％以上。從整個合成甲烷工藝核算，前者煤的利用率高、能耗和氧耗低，同樣規模的合成甲烷，自然就減少了CO2的排放。對于循環流化床分級熱解氣化，固態排渣相對換熱容易，水封用水量較低，加之循環流化床分級熱解氣化相對魯奇爐氣化合成氣不含煤焦油，不會產生含酚廢水，因此循環流化床分級熱解氣化合成甲烷的工藝過程能耗更低，更有利于避免高碳排放。另外煤化工發展含氧化合物燃料和多聯產工藝、民用燃料采用天然氣、大力發展核能、水電、風能和生物能、化工行業大力實施循環經濟、發展純電動汽車等均能實現從源頭避免高碳排放。
2過程減少碳排放
在經濟活動過程中，開采、生產、使用和終端產品消費等各個階段都需要能耗，都存在能源使用效率。我國目前萬元GDP能耗水平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物理能耗水平約比國際先進水平高20％～30％左右。例如2007年，我國每千瓦時供電耗煤比國際先進水平高44g標煤，每噸鋼能耗水平比國際先進水平高58kg標煤，每噸水泥綜合能耗水平比國際先進水平高31kg標煤，分別高出14％、10％和24％。另外生產的產品利用率偏低，又變相地增加了能耗。通過優化設計，使用高效節能的工藝設備、高效適宜的催化劑和合理使用優質產品均能實現節約能耗，減少終端產品的使用量。減少終端產品的使用量就是相應減少了產品生產量，避免生產這部分產品產生的能耗。節能降耗自然就減少了CO2的排放，這是目前CO2減排最容易實現、成本最低并且具有較大收益的途徑，在國家政策強制下均能通過企業自身調整和改造來實現。對于現代煤化工的龍頭———大型煤氣化來說，空分是投資和能耗均占氣化工藝50％左右的必不可少的過程，其產品主要是液氧，副產的液氮只需使用部分產量，其余的均被低效利用或排放。如果采用深冷分離為主的梯級分離工藝，大部分氮氣組成在低壓端就作為產品氣外送，無需經過空氣壓縮機高能耗加壓，最終產品主要是液氧和部分液氮，工藝所需的高壓氧氣通過泵液體低能耗加壓即可滿足。這樣大大降低了空氣壓縮機的處理量和能耗，從而達到降低氣化工藝投資和能耗的目的。利用化石能源花費巨大的能耗和成本生產的氮肥，由于我國化肥產品落后、使用工藝不當和不合理施肥，利用率僅有30％左右，不到發達國家的一半，不僅造成了浪費，而且造成了嚴重的面源污染。如將現有的化肥改造為緩控增效肥料，并采用相應的耕作模式，就可提高作物產量和品質以及化肥使用效率，從而減少了肥料的消費量和生產這部分肥料的所產生CO2排放?；ば袠I合理選擇高效催化劑以及分離、反應、換熱和泵送高效節能設備，采用調頻技術等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蒸餾是化學加工工業中首選的均相體系分離技術，也是目前總能耗最大的化工分離過程。如將梯形垂直長條帽罩與規整填料有機結合的NS傾斜長條立體復合并流塔板用于改造F1浮閥塔板，閥孔動能因子高達34，開孔率高達40％以上（國內外目前塔板最大開孔率僅為20％左右），提高處理能力2倍以上（目前國內外最高提高70％）、降液管通過能力3倍以上，降低板壓降30％以上，同時提高板效率30％以上，操作彈性為4倍，解決了塔器大型化塔內件結構和安裝難題，這在國內外尚屬首例。各行各業節能降耗技術和產品枚不勝舉，這是目前我國實現CO2減排的最有效途徑，僅需要相關部門和協會優化集成，加大推廣力度。
3終端的固定與儲存
經濟活動只要消耗資源和能源，必然會產生碳排放，沒有絕對的零碳排放過程。由于化石能源使用量劇增，自然界碳循環每年出現約257億tCO2的過剩，逐年累計引發了日益變化無常的全球氣候問題。目前國內外相關企業和學者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普遍關注、研發和實施CO2的捕集與封存，這是迫不得已和最終解決CO2減排的方法，也是實施起來成本過高，并且技術不成熟，存在諸多的風險和次生災害。
實際上，解決人為排放的CO2過剩，除了被動地減少CO2產生量，更為積極的措施是加快碳利用，增加CO2消耗量，主動減少CO2的過剩，從而在碳循環中實現碳平衡。這是突破碳減排對經濟發展影響，實現工農業同時快速發展的積極有效途徑。這既是個技術問題，也需要建立國內碳市場，通過合理的碳交易，對企業間、行業間和地區間CO2排放的不平衡，找到一個較好的解決辦法。目前盡管中國GDP已超過日本成為第二，但人均很低，仍處于發展中，經濟還不完善，生活還不富裕，然而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國，并逐年遞增。發展經濟與減排成為我國兩難的選擇，加之存在國家能源安全、糧食安全、耕地與城鎮化和工業化、以工哺農、三農問題和環境保護等戰略性難題，被動采取減少CO2產生量的捕集與封存措施，將會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上述諸多難題的解決帶來限制和障礙。
針對我國的國情和發展的現狀，結合國際碳減排的機制，不同CO2濃度的工業排放可采用不同的減排與固碳措施?，F階段，對于工礦企業主要排放源的低濃度CO2，可以采取低成本的異地生物固碳減排措施，加快碳循環和碳固定。這樣不僅可以實現CO2實際排放量的減排，同時可以改良土壤增加有效耕地面積，大量增加糧食和生物質能，從而在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低成本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同時兼顧解決國家能源安全、糧食安全、耕地與城鎮化、以工哺農、三農問題、淡水資源不足和環境保護等戰略性難題，滿足我國今后較長時間的減排要求，提高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實際能力和國際地位。
對于如煤化工和石灰等行業排放的高濃度CO2（90％以上），采用捕集技術回收，通過制造干冰、用作合成尿素、水楊酸、環碳酸酯和聚碳酸酯等的原料以及CO2驅采油、農業大棚CO2氣肥等，都是成本和能耗較低、減排和經濟效益較好的方法。對于數量多、分布廣的如發電和中小鍋爐等排放的低濃度CO2（小于16％），工礦企業現階段無需采用集中固碳處理，可以利用國內碳交易實現異地化低成本固碳。根據我國目前的土地分布、土壤組成、農業現狀和生物能源地發展，以及工農業發展不平衡和剪刀差等具體情況，對于低濃度CO2煙氣，工礦企業可按照CO2排放量，將用于集中固碳處理的投資和操作費用，拿出來反哺農林業。政府或相關機構把這部分資金集中起來，用于改造中低產田，提高糧食單產、品質和生物質產量；改良非耕地、鹽堿灘涂、沙漠化和重金屬污染等退化土壤，利用現代農業技術種植適宜的速生能源植物和農作物，發展碳匯林和牧草或改造退化草原，充分利用太陽能，加快碳循環，增加CO2消耗量，主動減少CO2的過剩，從而實現循環平衡。同時又大幅度提高有效耕地面積和生物質能源產量，熱解生產生物原油，增加了農民的收入，降低了企業CO2減排的成本，從而實現工業、農業、政府和社會的多贏。這個方法可以簡單概括為一條工藝路線：企業出資形成碳匯基金———投資農林業———改良土壤、增強碳匯能力———增加糧食和生物質產量———通過工業熱解生產生物質原油———多方受益。將生物質轉化為能源燃料時，無需考慮生物質作為食品時所需顧及的轉基因和有毒有害微量物質問題，轉基因物種在產量提高、種植地域和污染土壤修復中均能產生巨大的經濟、環保和社會效益。生物質快速熱解液化技術是最好的碳利用出路和產品，從而加快了碳循環，實現了碳循環平衡。
另外，利用生物質不到7d的快速腐化生產腐植酸，作為有機肥提高土壤的腐殖質，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和保肥保水性，進而提高農作物產量。將我國絕大多數土壤腐殖質含量不足1％提到2％左右，這也將是一個千億噸級的土壤安全儲碳方式。
4結語
（1）針對具體的應用對象和原料提出了開發和選擇適宜的原料和工藝，從源頭上避免產生CO2排放的措施，是目前CO2減排最有效的途徑。
（2）提出在能源開采、生產、使用和終端產品消費全過程中節能降耗，從過程減少CO2排放的措施，是目前CO2減排最容易實現、成本最低并且具有較大收益的途徑。
碳排放的解決措施范文2
（一）碳排放權制度和碳稅制度的理論基礎與爭議情況
碳排放權制度將排放溫室氣體確定為一種量化權利，通過權利總量控制、初始分配與轉讓交易推動溫室氣體減排；碳稅制度根據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或者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稅，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二者的理論淵源，可分別追溯至科斯定理與庇古定理。環境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是環境問題的重要成因，即經濟活動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而這種負面影響又沒有體現在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價格之中，致使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造成“市場失靈”[4]。如何將負外部性內部化，存在科斯思想與庇古思想的路徑之爭?？扑顾枷胧峭ㄟ^交易方式解決經濟活動負外部性的策略。科斯認為，將負外部性的活動權利化，使其明晰與可交易，市場可對這種權利作出恰當配置，從而解決負外部性問題[5]。基于科斯思想，碳排放權制度的作用機理得以展現：首先確定一定時期與地域內允許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然后將其分割為若干份配額，分配給相關企業。配額代表量化的溫室氣體排放權利，若企業實際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少于其配額所允許排放的量，多余的配額可出售；若企業實際排放溫室氣體量超出其配額，則必須購買相應配額沖抵超排部分。通過總量控制形成的減排壓力和排放交易形成的利益誘導，可有效刺激企業實施溫室氣體減排[6]。1997年，《京都議定書》確立“排放權交易”“清潔發展機制”“聯合履行”3種靈活履約機制，碳排放權交易作為一種溫室氣體減排手段首次在國際法層面得到認同①。歐盟2003年通過第2003/87/EC號指令決定設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作為實現減排承諾的主要方式。庇古思想通過稅收方式解決經濟活動負外部性。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排放溫室氣體導致氣候變化，惡果由全社會共同承受。若政府根據溫室氣體排放量或與之相關的化石能源碳含量征稅，使氣候變化方面的社會成本由作為污染者的企業負擔，企業基于降低自身成本的經濟利益考量，將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同時，所征稅金可用于支持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抑制負外部性，激勵正外部性，實現環境保護[7]。1990年，芬蘭在世界范圍內率先立法征收碳稅，隨后瑞典、荷蘭、挪威、丹麥等國效仿[8]。有意見認為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是相互替代關系，在溫室氣體減排領域，只能二選一。在美國，有學者主張采用碳稅減排[9]，另有學者的觀點相反[10]。立法者猶疑不決，在第110屆國會，就有Lieberman-Warner法案（S.2191）、Waxman法案（H.R.1590）等數個立法草案要求設立碳排放權制度，Stark-McDermott法案（H.R.2069）、Larson法案（H.R.3416）則要求采用碳稅制度[11]。中國學界在此問題上的觀點亦是針鋒相對，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各有學者支持[12]。也有意見認為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可在溫室氣體減排領域協同適用。持這一意見的學者內部，有不同的觀點：對同一排放源，碳排放權制度和碳稅制度可重疊適用，二者并行不悖①；碳排放權制度和碳稅制度各有作用空間，不同類型的排放源應受不同制度規制[13]。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面臨減排重任，認真對待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的關系論爭具有重要意義。
（二）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的應然關系
從1990年芬蘭引入碳稅至今已20余年，從2005年歐盟開始實施碳排放權交易至今也已9年。結合理論與實踐，在經濟激勵型制度內部，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不是相互替代關系，二者可在溫室氣體減排領域協同適用；但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各有其適用范圍，二者不宜針對同一排放源重疊適用。原因在于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各有其優劣，優勢互補，可最大程度地發揮減排的激勵效果。
1.對大型溫室氣體排放源采用碳排放權制度
第一，碳排放權制度能夠更有效地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的作用原理相異，前者是通過總量控制確保減排目標實現，再由市場決定碳排放的價格，后者則是通過碳稅稅率確定碳排放的價格，再由市場決定減排效果如何。碳稅如欲產生理想的環境效果，其稅率之高必須足以使企業采取溫室氣體減排行動，同時又不致過分影響經濟發展。在實踐中，由于受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制約，政府事先很難恰當地確定碳稅稅率，碳稅的減排成效具有不確定性。征收碳稅雖然可以取得減排效果，但減排成效不能充分實現。如丹麥原本計劃通過征收碳稅在1990年碳排放水平的基準上減排21%，實際卻增長6.3%[8]；挪威1991年開始征收碳稅并將之作為減排的主要手段，但1990年至1999年碳排放量不降反增19%[14]。碳排放權制度因實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控制，減排效果事先確定。如實施碳排放權交易的歐盟2009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實現減排17.4%，在2008年的排放水平上減排7.1%[15]?！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強調要把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一個安全的水平，這一目標意味著到2050年世界碳排放量須比目前降低至少50%[16]。顯然，碳排放權交易制度更有助于目標的實現。
第二，碳排放權制度有助于降低減排的社會總成本。企業之間的減排成本具有差異性，如生產技術集約的企業通過技術改良進行減排的空間較小，相對生產技術粗放的企業其減排成本較高。在碳排放權制度下，減排成本高的企業可通過購買碳排放權的方式實現由減排成本低的企業替代其進行減排，從而使減排的社會總成本最小化。美國曾以排放權交易的方式推行二氧化硫減排，結果不僅超額完成減排目標，而且相對命令控制型手段，每年節省成本至少10億美元[17]。碳稅因為無法交易，不具有降低社會減排總成本作用。
第三，碳排放權制度更有利于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合作。氣候變化是全球問題?！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將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確立為共同責任。碳排放權制度可為各國協作實施減排提供可靠的制度平臺，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即為區域內各國合作進行溫室氣體減排的范例。征收碳稅涉及各國國家，難以進行合作。
第四，碳排放權制度能夠獲得更廣泛的社會認同。碳稅制度建立在企業承受不利益之上，企業被動繳納碳稅而不能直接從中受益，對征收碳稅難免有所抵觸。在碳排放權制度下，企業如能超額減排，多余的配額可以出售謀利。在碳排放權制度實施之初，往往實行權利免費取得，企業減排成本較低。相較于碳稅，企業更青睞碳排放權制度。從民眾角度而言，增加新的稅種普遍受到抵制，征收碳稅亦不例外。碳稅的征收將增加能源生產成本，能源生產商通過漲價方式將新增成本轉嫁至消費者，最終由民眾為征收碳稅“埋單”。實行碳排放權制度所導致的生產成本增加最終也由民眾負擔，但沒有稅收之名，來自民眾反對聲小，政治阻力相應也較小。越來越多的國家計劃或已經引入碳排放權制度，實施碳稅制度的國家也積極向碳排放權制度靠攏。韓國計劃2015年引入碳排放權交易制度[18]，挪威在2008年時將未受碳稅規制的行業納入了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7]，澳大利亞計劃在2015年將碳稅制度轉換為碳排放權制度[19]。既然碳排放權制度和碳稅制度適用于大型溫室氣體排放源減排不存在理論上的障礙，能否對大型溫室氣體排放源重疊適用此兩種制度？2012年《氣候變化應對法》（征求意見稿）第12條規定有碳排放權制度，要求企事業單位獲取碳排放配額，排放溫室氣體不得超過配額數量，節余的配額可以上市交易；第13條規定國家實行征收碳稅制度。起草者對二者關系的認識，體現在第13條第3款：“超過核定豁免排放配額排放且不能通過企業內部減增掛鉤、市場交易手段取得不足的排放配額的企事業單位，除了依法繳納碳稅外，還應當就不足的排放配額向當地發展與改革部門繳納溫室氣體排放配額費?！备鶕摽钜幎?，同一企業若超額排放，不僅要繳納碳稅，還要繳納溫室氣體排放配額費。換言之，同一企業不僅受到碳稅制度的規制，還受到碳排放權制度的規制，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可針對同一排放源重疊適用。此種處理方式值得商榷。首先，從實踐情況看，對某一碳排放企業單獨適用碳排放權制度，只要制度本身設計合理，就足以產生良好的減排效果，無須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雙管齊下，重疊適用的必要性不足，可謂“無益”。其次，在重疊適用的情況下，企業若選擇從市場中購買碳排放權達到排放要求，還須另行承擔繳納碳稅的成本；若選擇通過改進生產技術減排，則不僅不需要從市場中購買碳排放權，還可以減少繳納碳稅的數額。如此一來，企業寧愿花費更多的成本改進生產技術減排，也不愿從市場中購買碳排放權，造成碳排放權需求的萎縮。缺乏需求，活躍的碳排放權市場不可能建立，碳排放權制度減少社會減排總成本的功能也無從談起。從歷史實踐看，為解決因二氧化硫排放導致的酸雨問題，財政部、原國家環?？偩衷鴮嵤杜盼蹤嘤袃斒褂煤团盼劢灰自圏c實施方案》，在電力行業試行排放權制度，試圖通過二氧化硫排放權交易的方式實現減排。試點未取得預期效果，原因之一是電力企業購買排放權后仍不能豁免繳納排污費（類似于碳稅），企業寧愿治理污染也不愿從市場中購買排放權，實際上形成了排放權“零需求”局面。電力企業普遍惜售排放權，又幾乎形成了排放權“零供給”局面[13]。
此外，在重疊適用的情況下，企業既要為碳稅付費，又要為碳排放配額付費，增加了經濟成本，對經濟發展沖擊未免過大。綜觀各國立法例，沒有對同一排放源重疊適用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的先例。采用碳排放權制度的歐盟雖允許各成員國采用碳稅措施，但明確規定碳稅只適用于碳排放權交易未能覆蓋的設施①；征收碳稅的挪威加入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參與交易的只是碳稅所沒有覆蓋的行業。中國企業承擔碳稅與碳排放權雙重成本，減損中國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價格優勢，可謂“有害”?？傊?，對大型溫室氣體排放源應適用碳排放權制度減排，且不宜碳排放權制度與碳稅制度重疊適用。即使從便于操作等角度考慮對大型排放源暫時采用碳稅制度減排，也應在條件成熟時逐步轉換為碳排放權制度，并且在轉換完成后不再繼續對大型排放源征收碳稅。
2.對中小型溫室氣體排放源適用碳稅制度
相對于碳稅制度，碳排放權制度具有明顯優勢，但也存在局限，主要是機制設計復雜，運作成本較高碳排放權制度的運行過程可分為碳排放權總量控制、初始分配和轉讓交易3個環節，每一環節的成本均不低廉。美國以排放權交易的方式成功實現二氧化硫減排，其經驗之一就在于要求所有受管制實體安裝污染物排放連續監測系統，確保能夠真實記錄企業的排放數據[20]。對企業溫室氣體排放的監測、報告和核證，須耗費人力、財力和物力。因為碳排放權交易運作成本高昂，為確保制度效率，在確定碳排放權制度的覆蓋范圍時只能“抓大放小”，即只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大的大型企業納入管制范圍。如歐盟第2003/87/EC號指令設定參與碳排放權交易的門檻條件，要求納入交易范圍的燃燒裝置功率在20MW以上，造紙工廠的日產能超過20噸②，等等。對于碳排放權制度所不能覆蓋的中小型排放源，若不對其碳排放加以任何管制，一方面可能造成企業之間不公平，違背平等原則；另一方面眾多中小型排放源碳排放積少成多，不能確保取得減排①§25740ofCaliforniaPublicResourcesCode（2011）。效果。碳稅根據排放源的化石能源消耗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并借助既有稅收征管體系施行，機制運作簡單、成本相對低廉。因此，對碳排放權制度所不能涵蓋的中小型排放源，可通過征收碳稅使之承擔碳排放成本。例如，為數眾多的機動車是二氧化碳的重要排放來源，但因其性質所限難以納入碳排放權交易。實踐中，歐盟成員國西班牙和盧森堡于2009年開始征收機動車碳稅[21]。
二、碳排放權制度、碳稅制度與低碳標準制度之關系
（一）低碳標準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低碳標準是在綜合考慮科學、經濟、技術、社會、生態等因素的基礎上，經由法定程序確定并以技術要求與量值規定為主要內容，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主要目的的環境標準，是技術性的環境法律規范。國家通過制定與實施低碳標準，對管制對象在生產、生活中的碳排放提出量化限制或技術要求，并以法律責任保障這些量化限制或技術要求得到遵守，從而產生碳減排效果。這一過程的實質，是科予管制對象減排的法律義務，以義務主體履行法律義務的方式達到法律調整目標。低碳標準如欲取得實效，法律責任的合理設置不可或缺。在傳統環境治理中，環境標準所屬的命令控制型手段曾長期居于主導地位。即使在碳排放權與碳稅等經濟激勵型制度興起之后，低碳標準仍不喪失其意義，因為相對于碳稅制度中存在合理確定稅率、碳排放權制度中存在合理進行總量控制等復雜疑難問題，低碳標準有更多簡便易行之處。實踐中，歐盟與美國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都采用有低碳標準，如歐盟要求輕型機動車生產企業出產的小客車在2015年前達到行駛每千米排放不超過135gCO2的標準（135gCO2/km)，到2020年進一步降低至行駛每千米不超過95g（95gCO2/km）[22]；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實現2050年在1990年碳排放水平上減排80%的目標，設定了可再生能源比例標準（renewableportfoliostandard），要求到2020年受管制設施利用替代能源量占其能源總量的33%①。
（二）碳排放權制度與低碳標準制度的應然關系
碳排放權制度與低碳標準制度各有其適用范圍，對于同一排放源，不能同時適用。
1.在無法適用碳排放權制度
減排的領域，可適用低碳標準制度。溫室氣體減排可從多個領域著手，而碳排放權制度因機制設計復雜，適用范圍有限。碳排放權制度要求精確統計排放源的碳排放量，在某些領域這一要求的實現或者不可能或者不經濟。例如，數量龐大的居民建筑消耗能源是大量溫室氣體排放的最終來源，若對建筑朝向、太陽輻射、建筑材料等因素進行綜合考慮，設計出低能耗建筑，無疑有助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一目標，通過碳排放權交易顯然難以實現，通過要求居民建筑的設計和建造必須符合一定節能標準的方式則易于達到。低碳標準的適用領域廣泛，對碳排放權制度無法覆蓋的領域，可通過低碳標準制度減排。2012年《氣候變化應對法》（征求意見稿）第42條規定交通工具應當符合溫度控制標準、節能標準、燃油標準和溫室氣體減排標準；第43條規定城鎮新建住宅應當符合國家和地方新建建筑節能標準。
2.在適用碳排放權制度
減排的領域，不應再適用低碳標準制度。根據碳排放權交易實現減排的作用原理，在實施碳排放權制度時，企業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自主決定是通過自行減排的方式還是從市場中購買碳排放權的方式達到排放要求，自主決定是采取此種措施減排還是彼種措施減排。易言之，碳排放權制度不要求所有企業一律減排，企業具有自主選擇的靈活性，可以采用此種方式減排也可采用彼種方式減排，只要企業的碳排放總量不超出其配額擁有量即可。碳排放權制度所具有的降低社會減排總成本的功能，正是建立在企業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自由選擇低成本的措施達到碳排放要求的基礎之上。在低碳標準制度下，所有企業不論減排成本高低，一律被強制要求達到某種碳排放標準，或者符合某種技術要求，企業沒有自主選擇決定的空間。對某企業適用低碳標準制度，該企業就不能自由選擇減排與否與減排方式，從而有礙碳排放權制度發揮作用。由此可見，碳排放權制度的柔性與低碳標準制度的剛性具有內在的沖突，對同一排放源二者不能同時適用，否則低碳標準制度將會給碳排放權制度的實施造成羈絆。這一點已經為中國與美國曾經開展的二氧化硫排放權交易實踐所證明。中國《兩控區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設施“十五”計劃》要求137個老火電廠全部完成脫硫設施建設[13]。強制要求電力企業安裝脫硫設施減排，與排放權制度下企業可自行決定不減排而從市場購買排放權達到排放要求以及可自主選擇減排方式的機理明顯相悖。在制度設計上未尊重排放權制度，又怎能期待其在實踐中發揮作用？美國以排放權交易的方式取得二氧化硫減排成功，就在于尊重了電力企業對減排與否與減排方式的選擇權，沒有以命令控制型措施干擾排放權交易制度的靈活性和成本效率性[23]。2012年《氣候變化應對法》（征求意見稿）對碳排放權制度與低碳標準制度關系的處理，集中體現在總則部分第13條第1款：“國家對能源開采和利用實行總量控制制度。企事業單位利用能源不得低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低碳標準，排放溫室氣體不得超過規定的配額?！备鶕幎?，企事業單位同時適用低碳標準與碳排放權制度。如此規定之下，碳排放權交易難以順暢運行，其實施效果亦難保障。《氣候變化應對法》應合理界定碳排放權制度與低碳標準制度各自的作用范圍。一旦決定對某一行業采用碳排放權制度減排，就應當尊重碳排放權制度的作用機理，讓低碳標準制度退出該領域。
（三）碳稅制度與低碳標準制度的應然關系
碳排放權制度與低碳標準制度不能針對同一排放源重疊適用，不影響碳稅制度與低碳標準制度重疊適用。碳稅制度的作用機理與碳排放權制度相異，其實施不要求賦予企業選擇權，因此與低碳標準制度不相沖突。如果確有必要，碳稅制度與低碳標準制度可針對同一排放源重疊適用。如對機動車按照單位里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碳稅，并不妨礙對該機動車適用碳排放標準。碳稅通過經濟誘導的方式促使公眾減少對機動車的使用，有助于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碳排放標準對機動車的溫室氣體排放效率進行最低程度地控制，亦有助于溫室氣體減排，二者并行不悖。實踐中，歐盟對輕型機動車制定碳排放標準，部分成員國如西班牙、盧森堡、葡萄牙等同時又對機動車征收碳稅。2012年《氣候變化應對法》（征求意見稿）第69條規定“凡是購買或者消費煤炭、石油、天然氣、酒精等燃料或者電力的，都應當繳納碳稅”，結合第42條對交通工具適用低碳標準等其他規定可推知，起草者認同碳稅制度與低碳標準制度可對同一排放源重疊適用。碳稅與低碳標準可重疊適用，不意味著應當重疊適用。對某一排放源是否二者重疊適用，需視具體情況斟酌。
三、結語
碳排放的解決措施范文3
自2005年2月《京都議定書》生效后，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交易所相繼成立，碳交易制度不斷完善，成交量成倍上升，交易額持續增長。目前，歐盟、英國及美國已形成較為完善的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及交易平臺。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2009年全球碳市場交易量為87億tCO2當量，全球碳市場總額同比增長6%，交易額為1437．35億美元，其中歐盟的碳排放交易市場是目前全球最為活躍、規模最大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林業碳匯是伴隨著國際社會為緩解全球氣候變暖趨勢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動被逐步提出來的，造林和再造林為《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其中荷蘭、印度、巴拉圭、洪都拉斯等國家自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林業碳匯項目嘗試，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我國碳市場主要由三部分構成，一是市場，二是碳中和，三是試點碳排放權交易。國內碳交易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我國和發達國家間的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二是國內企業的自愿減排項目(VER)，即一些單位或個人出于企業形象或社會責任的考慮，購買一些指標來抵消日常經營和活動中的碳排放。國內林業碳匯啟動較晚，直到2004年，國家林業局碳匯管理辦公室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四川、山西、遼寧才開始啟動。截至2011年5月，我國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注冊的CDM項目共1380個，其中與林業有關的項目是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通過增加森林面積作為吸收大氣二氧化碳的一種主要途徑，同時被賦予了貨幣價值，但這種價值必須在增加森林面積的項目活動所產生的匯清除量進入CDM碳市場后才得以實現。因此，碳市場的推進，為我國林業經濟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種種跡象表明，雖然仍面臨系列難題，從政府到部委再到民間，實行強制性碳減排交易，建立碳交易市場體系，推動我國經濟轉型的緊迫性已獲共識。
2林業碳匯市場要素分析
就林業碳匯市場來看，由于《京都議定書》把市場機制作為解決以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減排問題的新路徑，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從而形成了碳交易(包括碳匯交易)，其本質上就是一種政策驅動的交易。構建林業碳匯市場應具備幾個主要環節，即交易平臺，林業碳匯供給方和需求方，交易體系(見圖1)。2．1需求分析市場產生的基本前提是供求關系的存在，林業碳匯市場的發展離不開人們對林業碳匯的需求，而目前林業碳匯市場的需求主要是以《京都議定書》下的政策催生的強制性需求為主，其前提就是發達國家需求低成本的減排措施而產生的交易，否則這樣的需求不可能存在，也就形不成碳匯市場［2］。因此，林業碳匯需求者對碳匯的需求往往是制度和規則約束下的結果。例如政府征收碳稅使排放二氧化碳的企業成本增加，激勵企業減少排放，政府對企業施行碳排放權行政管制，促使碳排放企業購買排放權。由此看來，政治市場的排放限額越嚴格，碳排放權市場的需求越大。國內林業碳匯的需求者的主要是一些重點工業行業、政府部門及其他社會團體，通過購買碳匯指標，實現碳中和，贏得減排緩沖期。隨著碳匯市場的規范和完善，我國節能重點仍是重點工業行業和重點企業，其中工業節能的潛力最大，因為我國能耗的70%主要集中在鋼鐵、煤炭、石油、化工、電力行業，這些行業和企業溫室氣體的排放比較多，為了減少碳排放，一方面，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法律政策，規定污染企業必須通過購買碳匯取得相應的排污權才能進行定量的排污行為，即對重點行業和企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配額，使二氧化碳排放權成為稀缺的商品，而通過碳匯造林吸收二氧化碳其成本遠遠低于減排項目，所以受到了很多發達國家的青睞，生態補償的需求量不斷增大，客觀上也刺激了我國發展碳匯林業，積極建立碳匯市場。另一方面，建立政府指導下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形式多樣化的節能減排攻關技術，提高自身的節能減排的能力。此外，林業碳匯信用價格和其他碳信用價格、市場規模、企業社會責任感和公民環境意識也會對林業碳匯需求產生較大影響。2．2供給分析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林業碳匯的供給者都是“理性人”，即以最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在《京都議定書》以及各國相關政策的鼓勵和推動下，這就可能誘使森林資源的所有者或經營者，主要包括森林經營農戶、國有及集體林場以及其他擁有或經營森林資源的個人、企業以及其他實體等選擇增加碳匯服務的供給，然而，由于對于這些經營主體都是“理性人”，當只有林業碳匯的投資回報率大于其他投資回報率，那么他們才會提供碳匯林這種商品。在林業碳匯市場上，影響碳匯供給的因素有以下幾點:森林資源稟賦、造林成本、林產品價格和采伐成本、土地價格以及相關的政府政策等。近年來，我國林業發展速度加快，造林面積不斷擴大，宜林荒山荒地面積廣闊，具有發展林業碳匯所需要的資源優勢。同時降低造林成本，提高碳匯價格使其和木材價格相比具有比較優勢，以及降低采伐成本和國家大力的支持是影響碳匯供給的重要因素。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林業碳匯市場上，不同利益主體對碳匯產品的供給和需求均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從而形成這樣的供求關系:當林業碳匯市場供過于求時，價格會下降，供給者可能會把木材賣掉，減少碳匯產品的供給，而價格的下降又使需求者增加了對碳匯信用的增持;而當供不應求時，價格自然上升，這樣就可能導致供給者擴大規?；蛘哂行碌氖袌鰠⑴c者進入，從而增加碳匯的供給量。對于需求方來講，為了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就會比較林業碳匯項目和改進工藝或者應用減排設施的成本，從而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項目，從而達到一種平衡。2．3碳交易市場碳交易市場構建的核心是碳排放權市場，其組織機構的完善與否是產權市場成熟的表現。隨著減排壓力的增加，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地籌劃擬定建立交易所組織形式對碳排放權進行交易，其內部組織結構創新將促進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有效性。其中政府在碳交易市場中扮演著多種角色，除了對相關法律法規和市場規則制定，對產權模糊的碳匯產品進行界定外，還能促進信息傳播，為碳交易提供交易平臺。此外，非政府組織對市場的監督保證也能促進碳交易市場的有序發展。
3發展林業碳匯市場的對策建議
林業碳匯因操作成本低、效益好、易施行，能夠成為整個碳交易市場突破口。更重要的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活躍碳匯市場，實現林業碳匯交易對于林業經濟發展，可以凝聚發展智慧，創新發展機制，拓寬發展領域，夯實發展基礎，突破林業發展瓶頸，開創發展新道路，提高林農收入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為此，我們應該建立與完善林業碳匯市場，積極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減排路徑，尋求經濟增長、環境友好的可持續發展方式。3．1積極探索碳匯林業的實現平臺首先，為企業構建提前儲存碳信用的平臺。目前，林業碳匯交易市場的消費者主要是《京都議定書》規定下的需要達到減排任務的發達國家，還有就是國內污染企業，尤其像煤炭、電力、鋼鐵、水泥、汽車、石油化工、建材等重工行業碳排放量較大，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有責任也有義務為排碳付費。針對這種情況，一方面可以鼓勵這些企業提前購買碳匯，抵消自己未來的減排任務;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勵企業“未雨綢繆”，捐資造林增匯，獲取二氧化碳減排信用指標。出資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參與林業碳匯項目，為未來發展爭取更大的空間。通過實施林業碳匯項目，企業獲得通過規范計量的碳匯信用指標，這些提前儲存的信用指標將被專門記錄在冊，并有望在國內全面開展碳交易活動中用于市場交易。其次，促進碳交易市場的發展。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碳排放的法律法規和管理體制、加強政府政策宏觀導向作用及發揮市場機制有效配置作用等方面來不斷完善碳匯易市場。只有成熟完善的碳交易市場才有利于林業碳匯市場的健康發展。3．2森林碳匯外部效應內部化林業碳匯是一種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正外部性的特點。然而要真正解決林業碳匯的外部性問題，就必須解決林業碳匯的市場化問題，通過市場機制將外部成本內部化，能有效地兼顧經濟有效性與公平性，從而解決市場化問題，具體來講可以通過以下途徑:一是將森林產生的碳匯產權明晰化，使其成為人們的有效需求，并作為可以交易的商品推向林業碳匯市場。因為有效的產權制度是森林資源外部效應內部化最強有力的手段，可以促進資本，勞動力，森林資源的有效結合，提高森林資源的凈生產力，發揮森林資源的經濟、社會與生態效應。因此，只有當人們不得不付出相應的代價來滿足需求時，林業碳匯市場的發展才能真正得到推動，同時，也只有保持林地產權政策的穩定性，才能為當地群眾參與碳匯項目及進行林業經營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促進當地林業的可持續經營與發展，并使得林業碳匯項目更好的實施。二是需要強有力的政策導向和支持。政府應就解決林業碳匯的外部性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對重點行業及企業排放的二氧化碳征收排放稅，以稅收的形式來實現林業碳匯生態效益的補償，這樣可以平衡各方企業對環境帶來的成本和收益，得到資源的有效配置，為林業碳匯產業與二氧化碳排放企業創造公平的發展環境。3．3加快林業碳匯的金融創新首先，林業碳匯屬于短缺商品，本應該采取限制價格的措施，然而目前我國林業碳匯市場還只是單一、零散的交易集合，交易主體不活躍，交易價格明顯偏低。因此，政府應加大財政支持，通過不斷完善補貼制度，采取支持價格政策，保障林業碳匯市場的發展及完善。其次，建立并完善綠色碳匯基金，促進全社會參與。為推動減排和碳匯活動的有效開展，2007年建立的中國綠色碳基金為企業、政府、組織及個人參加植樹造林、森林經營保護活動、增加碳匯搭建了一個平臺。當前該基金是我國林業發展進程中民間綠化資金籌集的主要渠道。我們應以綠色碳基金的營造林項目為出發點，有計劃有步驟的帶動國內外企業、團體或個人向綠色碳基金注入資金，以擴大融資渠道，實現林業碳匯的生產。最后，通過發揮金融機構的專業力量，積極開展碳融資、碳保險以及碳證券等一系列創新金融工具，為林業碳匯交易的各個環節提供融資、風險管理等金融服務。3．4在國際博弈中要具有主動的應對機制從國際層面來看，CDM林業碳匯項目的國際規則基本形成，開展碳匯項目己經有章可循，中國在國際談判過程中應爭取主動地應對機制，需要建立與國際規則相對接的項目實施程序。從國內層面來看，由于我國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工業生產排放的CO2總量有增無減，要積極主動和發達國家合作，利用國際資金和先進技術實施CDM林業項目，采用經濟實惠的森林經營管理、造林、再造林等措施以增匯達到減排的目的，這些都為我國林業碳匯交易市場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4結束語
碳排放的解決措施范文4
12月12日，中國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進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要實現這一“雙碳”目標，可謂“壓力山大”。
因為中國碳排放體量大、任務重，且完成這一目標的時間很緊張。此外，中國能源結構不合理、高碳化石能源占比過高，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能耗偏高，都對目標的完成造成阻礙。
因此，中國按照之前按部就班地推進碳減排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
一、增加與碳減排相關的資金投入
“雙碳”目標提出后，勢必將通過目標任務分解和細化到各地。地方政府成為能否實現目標的關鍵所在和必要條件。
中國自2010年以來陸續開展了低碳城市試點工作，期間遇到的最大難題是資金支持力度不足，資金缺口較大，地方積極性不高。
研究結果顯示，2030年實現“碳達峰”，每年資金需求約為3.1萬-3.6萬億元。目前每年資金供給規模僅為5256億元，缺口超過2.5萬億元/年。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需要在可再生能源發電、先進儲能、綠色零碳建筑等領域的新增投資將超過139萬億元，資金需求量巨大。
但從中國政府財政資金來看，除了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的國家收入和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外，目前沒有直接與此相關的公共資金收入。
因此，未來中國需要不斷完善與碳減排相關的投融資體制機制，增加資金來源和對地方的財政投入，助推地方“碳達峰”和“碳中和”。
二、設立低碳轉型或“雙碳”相關基金
推進能源轉型，實現“雙碳”目標是有成本和代價的。由于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產業結構、資源稟賦不一樣，不同的地方、行業、企業將面臨不同的約束與挑戰。
例如，低碳轉型會加速“去煤化”，就會有大量的職工要從煤炭等高碳產業鏈中轉移出來，這對于山西、內蒙古等傳統的煤炭富集、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地區來說，影響大，成本高，轉型陣痛更為明顯。
這就需要借鑒歐盟的公平轉型機制，由國家設立低碳轉型或“雙碳”相關基金，通過專項資金，對這些地方、群體進行傾斜，幫助和支持這些地區傳統能源產業工人的培訓和轉崗，盡量避免出現因低碳轉型而導致貧困化等社會問題和不利影響。
三、降低單位GDP碳排放強度
橫向對比，中國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水平較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歐盟的6倍多。人均碳排放也要超過部分發達經濟體。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只有單位GDP碳排放強度下降的速度高于GDP年均增長速度，才能使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長，從而實現“碳達峰”，并為實現“碳中和”奠定基礎。
預計未來1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4.73%以上，屆時單位GDP碳排放強度年下降率要達到5%左右才能抵消能源消費增長帶來的碳排放增量，從而實現“2030年單位GDP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的目標。
如果要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的話，未來40年中國單位GDP碳排放年均下降9%左右，比2005-2019年年均下降4.6%的降幅要高出約1倍。
四、降低煤炭直接消費
2019年中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占比為57.7%，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消費水平（30%）。
要實現“雙碳”目標，必須大幅削減煤炭直接消費，特別是散煤消費，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占比，逐步擺脫對煤炭的高度依賴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電力是中國碳排放主要來源，其中火電占比最高。因此，在電力供給側，未來需合理控制燃煤電廠的總規模，提升清潔電力在總發電量中占比。在消費側，則要持續推進交通、供暖、工業、建筑等領域的電能替代工程。
五、降低低碳能源的成本
能源是國民經濟最重要的基礎性投入之一，能源成本、價格的變化對經濟、居民生活造成影響。
能源清潔低碳轉型是有代價的。在與低碳能源體系相耦合的新技術、新業態尚未成熟甚至尚未明朗的情況下，如果不計“外部性成本”，傳統能源的高效減排以及清潔低碳能源的利用，勢必會導致整個能源使用成本的上升。
此外，“碳排放權”市場的建立意味著傳統能源類企業將面臨高昂的成本，能源成本的上升必然會傳導到能源品價格中去。
因此，實現“雙碳”目標一定要算經濟賬，通過加強清潔能源技術創新，加快能源體制改革，提高能源效率，設計有益于提升清潔能源企業競爭力的政策等方式，努力實現低碳能源規?；?，降低低碳能源的成本。
六、推動能源科技進步和創新
能源技術進步和創新是推動能源革命和轉型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驅動力和必然選擇。
國內主要研究機構模型預測結果顯示，如果延續當前政策、投資和碳減排目標，現有低碳、脫碳技術是無法支撐中國實現“雙碳”目標。
因此，必須要有革命性先進技術的突破和創新來支撐，并加快成熟低碳技術的推廣與應用。
例如，加速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推廣；重點發展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加強儲能和智能電網等技術研發和擴大示范規模；加快新能源乘用車和氫燃料電池汽車的部署；研究重點區域、行業非CO2溫室氣體減排技術，形成全口徑溫室氣體管控技術方案，等等。
七、推進國內產業轉型升級
碳排放和產業結構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產業結構升級能夠減少碳排放、提升碳排放績效，同時碳排放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有推動作用。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和制造業大國，工業產業既是傳統用能大戶，能源消費占總終端能源消費的2/3，又是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領域，占全國總排放量的80%左右。
工業產業中，鋼鐵、化工和石化、水泥和石灰以及電解鋁等四個傳統產業的能源密集、碳排放相對較高。
因此，實現“雙碳”目標，需要嚴格控制上述幾大傳統高耗能、重化行業新增產能，優化存量產能，推動其進行節能改造，調整產品和產業結構。
此外，還要加快現代服務業、高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發展。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驅動產業增長，促進傳統產業的低碳轉型，大力發展新型綠色低碳經濟，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降低工業產業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逐步實現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脫鉤。
八、推動傳統化石能源企業轉型
目前中國有近10家能源央企，數百家從事煤炭、油氣為主要業務的國有大型化石能源企業。“雙碳”目標的提出，將倒逼這些傳統化石能源企業進行深度變革，加快轉型步。
一是將碳排放納入到績效考核、投資決策、資產配置等公司運營的方方面面，實現生產運營過程各個環節的低碳化。
二是加速調整企業未來經營戰略，加快布局發展氫能、風能、太陽能等零碳新能源，努力將自己打造成能源技術服務的提供商，而不是能源資源的提供方，實現提供能源產品服務的低碳化。
三是以數字化和低碳化相結合，充分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等先進技術手段，以創新來推動傳統化石能源企業轉型，適應與引領“雙碳”目標的實現。
九、深化電力與碳交易兩大市場建設
“雙碳”目標將推動風能、太陽能等零碳新能源發電進入規?；?ldquo;倍速”發展。新能源發電的規模化發展又依賴于兩大市場建設。
一是電力市場建設。受體制改革不到位、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場化程度低等影響，中國新能源發電一直存在限電、棄電等消納難問題。
因此，未來應繼續深化能源電力體制改革，加快建設電力中長期電力市場、電力現貨市場、輔助服務市場和可能的容量市場等，使各種電力資源都能市場交易中實現其經濟價值，以促進新能源在更大范圍、全電量市場化消納。
二是碳交易市場建設。碳交易市場作為一種低成本減排的市場化政策工具，已在全球范圍內廣泛運用。它主要有兩個功能：一是激勵功能，即激勵新能源產業或非化石能源產業，以解決減排的正外部性問題；二是約束功能，即約束抑制化石能源產業，解決碳排放的負外部性問題，從而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改變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治理環境污染。
應在總結此前碳交易試點工作經驗基礎上，構建全國統一的交易市場，在碳排放配額、企業參與范圍、產品定價機制等作出系統性的安排，以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管理氣候風險、發現排放價格，從而低成本、高效率地減少碳排放的目標。
十、樹立新能源安全觀
目前中國能源安全風險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能源供給風險，主要是指石油、天然氣因對外依存度較高，對自然災害、國際金融危機、地緣政治等外部環境風險更為突出和敏感。
二是技術層面風險，尤其是電力系統的安全穩定運行風險。
隨著“雙碳”目標的推進，由于零碳新能源大規模、大比例進入能源電力系統，所面臨的能源安全問題將發生重大變化，即能源安全從擔心國外供給轉為擔心國內供給，從能源供給風險轉為技術層面風險。
一方面，新能源大規模應用后，油氣占比將有所降低，其對外依存度過高所帶來的外部風險將逐步降低，能源供給從油氣過高依賴國外進口轉化為能源自主供給比例加大。
另一方面，新能源發電具有很強的波動性、不穩定性、隨機性，新能源大比例的發展和進入將對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造成巨大影響，一旦出現大面積、持續性長時間的陰天、雨天、靜風天，發生大面積電力系統崩潰風險的概率增大。
十一、避免出臺激進措施
“雙碳”目標尤其是“碳中和”是一個遠景目標。因中國地區發展差異很大，不同地區應有不同的“碳達峰”與“碳中和”時間表。
有些地區的民生還依賴于高碳能源的生產與消費，在壓減高碳能源的同時，各地要有配套的社會政策，避免這些人群陷入困境。
此外，還要防止各地為早日實現“雙碳”目標出臺激進的、不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碳減排措施，互相攀比，搞碳減排競賽，大幅度減少煤炭、油氣等化石能源的產量與消費，導致出現因能源轉型力度過大、化石能源投資不足而帶來的能源短缺，損害經濟的發展。
對此，國內外都有過經驗教訓。
國外，2020年夏天美國加州分區輪流停電，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該州在大幅提高新能源發電比例、推進能源轉型的同時沒有實現正確的能源組合，最終導致缺乏充足的電力資源。國內，2020年為完成當年能源“雙控”目標和“減煤”工作任務，浙江義烏市、溫州市等地推出措施，在一定條件下限制機關單位、公共場所、部分企業等用電。
十二、堅持系統思維，打破壁壘和藩籬
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個巨大的系統性工程，這要求堅持系統思維，打破各種壁壘和藩籬。
一是打破能源企業、種類之間的壁壘。傳統能源體系下，煤電油氣核等各類能源相互割裂、各自為戰，能源體系整體布局還停留在單一、少數能源種類上，造成能源綜合效率低下。中國的能源資源稟賦和國情現狀決定未來不可能發展單一能源，需要進行多能互補，實現各類能源融合發展，提高全社會能源整體利用效率。
二是打破能源與其它行業之間的壁壘。能源行業雖然CO2排放量最多的行業，但建筑業、工業、交通等排放量也不少。所以實現“雙碳”目標不僅是能源一個行業部門的事，而是包含其它眾多行業在內的事。不僅是行業生產領域的事，也是行業消費領域的事。
三是打破中央與地方、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間壁壘。立足全局，統一謀劃，統籌處理好局部與全局利益關系，突破區域壁壘，形成“全國一盤棋”，讓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自由流動，發揮市場主體作用。
碳排放的解決措施范文5
關鍵詞：柴油機；排放控制；措施
柴油機的有害排放取決于柴油機混合氣形成及缸內燃燒過程，而這些歸根到底是由噴油、氣流、燃燒系統以及缸內工作特質的配合所決定的。柴油機凈化的關鍵，是如何有效地消除NOχ和微粒碳煙的生成量。恰恰這兩項排放物的生成規律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因此，任何一個單項措施總有它的負面影響。人們總是在采取某項措施的同時，應用另一項措施來加以補救和平衡。最后，常常是多項措施的綜合應用，才使排放性能達到一個新的水平。柴油機是一個多性能、多工況、多因素綜合影響的統一體，再加上各種各樣的排放凈化措施，如何進行優選、折中和綜合控制是一個極為困難和復雜的問題。柴油機的電子控制和綜合管理是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途徑，也是使各種機內凈化措施得以充分發揮效用的保證。在所有凈化措施中，噴油系統的改進無疑是最為重要的環節。
車用柴油機中常用的機械燃油噴射系統有兩大類，直列泵系統和轉子分配泵系統。直列泵系統包括直列多缸泵、單體泵和泵噴嘴系統，多用于大、中型車用柴油機上。轉子分配泵系統有端面凸輪驅動的VE泵系統，和內凸輪驅動的徑向對置柱塞系統，多用于輕型客車和柴油轎車的小型高速柴油機上。上述各系統都是應用柱塞往復運動、脈動供油的方式工作。以下是五種控制柴油機排放的具體措施：
一、推遲噴油提前角降低NOχ排放
噴油提前角是噴油始點早于汽缸壓縮上止點的角度。柴油機都要求噴油提前，這是因為從噴油到著火有一段滯燃期，為保證實際燃燒放熱中心能接近上止點，避免燃燒拖后，經濟性下降，所以噴油要提前。單從動力、經濟性角度出發，最佳提前角隨轉速上升而增大；隨負荷加大而略有增加。車用柴油機因為在寬廣的轉速范圍內工作，所以有專設的轉速自動提前裝置來滿足此要求。同一工況，若提前角改變，會使滯燃期改變。一般推遲噴油時，因初期噴油更接近上止點，故缸內壓力、溫度較高，滯燃期縮短。其結果是滯燃期的預混噴油量減少。當然，若噴油太遲，使滯燃期挪到上止點之后，則缸內壓力、溫度未必上升。這種情況一般難于碰到。預混燃燒階段是影響NOχ排放最重要的時期。預混油量及混合氣量的減少將使速燃期中壓力、溫度上升程度降低，從而大大減少NOχ的排放量。同時，由于壓力升高率的下降，噪聲也大大降低。因此推遲噴油提前角這一措施，是最早應用的有效降低NOχ排放和噪聲的對策。推遲噴油，直噴機的NOχ大幅下降，而間接噴射式渦流室柴油機的下降幅度則小一些。但是噴油過遲，則燃油消耗率和煙度都會惡化，對CO和HC也有不利影響。油耗和煙度的惡化是噴油推遲，燃燒跟著推遲以及緩燃期油量增加，燃燒時期也拉長的必然結果。早期控制排放的措施不多，為了排放達標，不得不犧牲經濟性能。近期已可通過提高噴射壓力等多種辦法來綜合解決這一問題。
二、燃油高壓噴射降低微粒碳煙排放
近年來，提高噴油壓力的高壓噴射措施，日漸成為直噴式柴油機機內凈化的最佳手段。而間接噴射式柴油機，由于主要依靠氣流進行霧化、混合，所以對噴油壓力要求較低。在循環噴油量及噴孔大小和分布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噴油壓力就是加大噴油速率，它直接產生兩方面的效果。
（一）降低微粒碳煙的排放量
可以看出，噴油壓力增高，則粒徑減小，貫穿距加大，霧錐角加大，噴霧區的總體積也跟著加大，再加上紊流的增強，這些都直接促進了燃油與空氣的混合。其直接效果是降低了每一時刻濃混合氣成分的比例，使生成微粒碳煙的范圍自然縮小。即使不可避免仍有過濃混合氣出現，但因粒子小，周圍空氣多，也會加快燃燒和氧化速率，使碳煙形成之初就被加速氧化。所以高壓噴射必然使微粒碳煙排放降低。大量試驗都證實了這一點。
（二）降低燃油消耗率
噴油速率增大必然縮短噴油時期，使燃燒加速，使燃燒放熱更集中于上止點附近，從而降低了燃油消耗率。大量試驗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以上高壓噴射降低煙度和油耗的優點，恰恰彌補了推遲噴油所帶來的缺點。反過來，高壓噴射不可避免地使混合氣快速變稀，燃燒加速，溫度上升，從而NOχ排放必然有所增大。這一弱點又會被推遲噴油，降低的NOχ功效所彌補。應該記住，高壓噴射并沒有過大削弱推遲噴油，減小滯燃期噴油量所帶來的改善NOχ排放的顯著效果。因此若兩種措施同時應用，進行合理調配后，NOχ和微粒碳煙排放都會同時降低。目前，兩種措施并用是最常見的手段。 三、噴油率控制技術
廣義的噴油率控制，指的是噴油規律控制，應包括定時（噴油提前角）控制、噴油期長短控制和噴油率大?。▏娪吐是€外形）控制。此處撇開噴油定時，單指在定時和循環油量不變時，噴油長短和噴油率外形的控制。噴油率是除混合氣形成因素外，對燃燒過程又一重大的影響因素。當然，噴油率本身也和混合氣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設想，如噴油時期控制得很長，即使大幅度提高噴油壓力，也無法縮短放熱和燃燒時間；又如，初期噴油量很大，即使推遲噴油，也無法把NOχ和噪聲降得很低。反過來，如能把初期噴油量控制得很小，就是不推遲噴油，也可達到同樣效果?？梢?，噴油率若能控制，將極富成果，因此，成為近年來噴油系統研究、開發的熱門課題。
理想的噴油率圖形可分為三個時期，即噴油初期，噴油中期，噴油后期。理想的噴油率圖形一般公認為：初期要求噴油率低，噴油量少，以降低NOχ和噪聲；中期要求短而高的噴油率段，以提高噴油壓力，縮短緩燃期，促進混合氣（下接第182頁）(上接第173頁)形成，使微粒碳煙排放和耗油率降低；后期則要求迅速結束噴油，以減少后燃油量和促進碳煙氧化。噴油中期的控制，一般是通過提高噴油壓力來實現?？刂瞥跗趪娪吐实闹饕夹g有：機械式預噴射裝置，雙彈簧噴油器，電控噴油系統控制預噴射。大量試驗結果表明，要獲得良好的效果，預噴射油量、主預噴射的間隔角度以及油量和時間的控制精度都有嚴格的規定。只有電控高壓共軌式噴油系統才能全面滿足這些要求。末期噴油段要求迅速關閉，可以通過減輕油嘴往復運動部分（針閥、推桿、彈簧）的質量，加速針閥關閉速度來控制。這就是已廣泛推廣使用的低慣量噴油器和P型J型小型噴油器。此外，增大針閥開啟壓力也可加速針閥落座。但是真正有效控制的手段，仍是使用電磁閥的電控噴射系統的迅速斷油。
四、小直徑、多噴孔加速霧化混合
在噴油速率不變情況下,可以通過減小噴孔直徑，增加噴孔數目，使噴注在燃燒室內分布更均勻、更充滿的方法，來加速油、氣混合，獲得較好排放效果。六孔噴嘴與四孔噴嘴相比，六孔的總混合容積加大，單個噴注較窄，芯部濃混合氣易于擴散、燃燒。這些都與加大噴油壓力的效果相似。增加噴孔數后，可以降低對氣流的要求。渦流比可以減小，從而改善了燃油經濟性。若噴孔過多，由于貫穿不足和相鄰噴注的干擾，反有不利效果。
碳排放的解決措施范文6
全球貿易量在過去十年中增加了一倍以上，達到同期全球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六倍。相對廉價的能源助長了這一現象，而由此帶來的氣候變化則被放到了次要地位。據估計，每排放一噸二氧化碳帶來的經濟破壞約為85美元，所以，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和實行“有價”排放政策變得很有必要。
將來的發展趨勢是：公司將為排放的二氧化碳付費?？梢钥隙ǖ氖?，這將促使公司改變其供應鏈運作方式。減少供應鏈的碳足跡將成為公司一項不能回避的義務。
公司的選擇要么是采取拖延策略，要么是迎接氣候變化的挑戰，將其作為重組供應鏈以實現經濟和環境收益的一個契機?，F在就采取行動的公司會獲得那些等待法律規范的公司無法獲得的好處。這些好處包括不斷增長的“良知消費者”、市場的“認知份額”、吸引和留住頂尖人才以及更加可持續的總體增長。
一．減少碳排放的“權衡”因素
為了實現更加可持續的發展，更好地管理碳排放，企業可以從不同方面著手。然而，所有這些方面，以及各種采購、生產和配送流程，通常都密切聯系并相互依賴。
在組件供應、制造/組裝和配送中，有許多選項可以同時減少碳排放和成本(“同時性”當然是最佳解決方案的標志)。有鑒于此，一個“權衡”模型將一體化地考慮所有的因素，包括設計、包裝、流程、組件、能源、庫存和運輸(參見圖1)。
這些選項代表著能夠影響成本、質量和服務以及溫室氣體排放的“杠桿”。碳排放與這些杠桿結合得越多，一個企業就會以更加“無縫綠色”的面貌出現。這可以使產品對今天市場上日漸增多的“良知消費者”更具吸引力，使公司對那些想對周圍環境產生積極影響的下一代員工更有吸引力。針對每個杠桿，都有可供利用的多重選項：
.設計：物料選擇、能源效率、耐用性、可升級、易于拆解、可再循環、可處理、虛擬產品開發；
.包裝：尺寸、可重復使用/再循環、材料(瓦楞紙箱、泡沫聚苯乙烯、塑料及類似物)、文檔/手冊；
.流程：訂單履行、制造、運輸、質量控制、組織管理、需求/供應計劃；
.組件：替代品、尋源、選址、供應商合理化；
.能源：基于化石燃料的(石油、天然氣)、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乙醇、太陽能、風)、其他(核能、地熱能)；
.庫存策略：安全庫存、批量、計劃頻率、補庫計劃(準時制、供應商管理庫存、店鋪直送)；
.運輸：方式、運輸頻率、集中運輸、線路。
二．實際的“權衡”：物流和配送
供應鏈管理中的一個典型挑戰是對運輸、流程和庫存策略進行恰當的平衡。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為這一要求增加了一個因素(參見圖2)。
1.集中運輸
集中運輸是減少碳排放的最好方式之一。量化運輸頻率對成本和碳排放的影響有助于確定補庫策略，以滿足業務需求和減少環境影響。
2.采購地
供應商的位置遠近會影響組件成本、碳排放量和庫存，所有這一切都能夠加以量化，以便評估一個組織的采購策略和確定針對環境問題的改進需要。
3.運輸方式
除了縮短運輸距離，公司還可以在平衡考慮中關注低碳排放運輸選項――火車、飛機、輪船和卡車在成本、服務水平和碳排放影響之間都有不同的碳權衡點。
4.網絡優化
公司可以修改網絡優化策略，以應對額外的碳變量及其對設施場所、生產、配送和運輸操作的影響，還可以優化配送設施的作用和規模、運輸選項、尋源和采購策略以及庫存部署等。
三．供應鏈碳管理的五步驟
碳“權衡”將會使供應鏈復雜化，這一事實要求企業采取更多途徑迅速解決這一問題。公司可以采取明確具體的步驟來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從易于實施的局部改進到涉及延伸供應鏈的復雜優化。這些行動沿供應鏈延伸和整合得越遠，對碳排放就有更大的控制力 (參見圖3)。
考慮到碳管理的復雜性，推薦一個逐步式的解決方案：
1.診斷和評估
如今的全球經濟和公司與其業務伙伴(供應商、合約制造商、物流服務提供商、財務和稅務實體、客戶)間的相互依存性要求企業對于其整個供應鏈――從供應策略到配送和庫房管理，再到生產運營和客戶服務的碳影響有一個整體認識。通過碳診斷――按照一組簡單的碳報告書和關鍵績效指標評估每個高階供應鏈組件，一個公司能夠定義自己的成熟度，識別差距和設定目標水平。
2.碳資產管理
直接減少碳排放的大部分機會存在于供應鏈的設施和資產當中。例如倉儲設施、機械設備、車隊和數據中心等會消耗大量能源。
投資于低碳排放設施和節能設備是有效的第一步，具有明確的投資回報，Catalyst Paper Corporation公司的例子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
減少紙張生產中的能耗
加拿大紙漿和造紙公司Catalyst Paper Corporation利用其自有的副產品(生物量)來提供運行動力。它還從排放物中回收的熱能來保溫處理水，并因此進一步減少其碳排放。通過提高效率和改用天然氣，該公司自1990年以來使其溫室氣體排放減少了70%，能源使用減少了21%。單是在2005和2006年，公司就通過減少燃料消耗2%實現節約440萬美元。
3.職能優化
每個供應鏈職能都能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作出具體的貢獻。一般而言，基于碳診斷結果及“綠色”供應鏈管理戰略，在流程中越早采取措施，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能力通常會越大(參見圖4)。在考慮產品設計、客戶訂單履行甚至逆向物流過程中，都存在一系列進行職能優化的機會。
4.內部橫向整合
鑒于供應鏈全球分布以及產品的客戶化現狀，減少碳排放的復雜性與日俱增，具體的職能改進空間變得非常有限。相比之下，跨職能的水平整合方案能有更大的影響。
與“面向制造的設計”或“面向服務的設計”概念相似，“面向環境的設計”將排放物考慮在內。這包括碳排放對采購、制造和配送的影響。另一個通行做法是修改包裝，以方便運輸。Friesland Coberco Dairy Foods公司是一個跨越所有職能 (從產品設計到運輸)的例子。本例表明，較晚的定制可以減小分散運營的影響，但是它要求企業進行跨供應鏈職能的綜合性碳管理。同時，整合的碳管理能夠提升一個企業的品牌形象。
一個乳制品供應鏈的綜合視角
嬰幼兒食物最近成為高度多樣化的產品，而過去只有三條生產線，每條生產線針對一個年齡組。現在，公司有大量的嬰幼兒食物種類，包括那些用于增加抵抗力或消除過敏性反應的產品。位于荷蘭的Friesland Coberco Dairy Foods公司生產、包裝、運輸和庫存來自不同地點的嬰幼兒食品。為了減少運輸工作，該公司正在調整其產品配方及其生產流程，在基本產品的基礎上形成多種產品。特殊成分是在供應鏈的晚期階段才添加的，這能夠減少所需的庫存并因此減少運輸里程，估計每年達127,000英里，同時也能夠減少碳排放。
5.協同的端到端優化
雖然內部橫向整合可以起到減少碳排放的作用，但只有當供應鏈的所有參與者齊心合力并進行端到端優化合作時才能獲得減少碳排放的最大潛力(參見有關Tesco公司補充報道)。
在明確的環境戰略的基礎上，應當與合作伙伴培養共同點，特別是在產品設計、包裝和物流方面。一旦改進碳管理的機會明晰起來，協同和端到端的供應鏈優化－基于對成本、服務、質量和環境因素的平衡就能給各方創造共贏的局面。
Tesco公司的一體化包裝設計
在英國零售商Tesco提供給客戶的產品包裝重量中，玻璃占的比重最大。通過促使行業提供輕重量的酒瓶，Tesco將來自一個供應商的每年玻璃使用量減少了2,600噸，節約了15%。
據估計，通過進口散裝“new world”酒和在英國用輕重量酒瓶進行灌裝，公司能夠避免4,100噸碳排放。改進產品設計不僅使玻璃生產商實現了節約，還減少了玻璃瓶整個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四．理想的解決方案
理想的解決方案是在成本、服務、質量和碳排放結果之間取得最佳平衡，這是一個典型的結合數學分析、深度計算和專業知識才能解決的優化挑戰。對于尚未準備好一次性跨越所有障礙的公司，我們推薦前面討論的中間步驟來幫助實現具體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而當您開始解決供應鏈碳管理的問題時，有幾個重要問題需要考慮：
•您當前的碳足跡的模型或“熱圖(參見圖5)”是什么？企業內部以及延伸企業中的什么流程是碳密集型的？
•您應該測量的綠色指標有哪些？改進或滿足法規要求的當前目標和起點是什么？
•有關減少供應鏈碳排放有哪些重要的“權衡”、限制和考慮事項－同時維持服務和質量水平，并減輕成本影響？
•如果正在實施碳管理協同方案，您如何使合作伙伴加緊行動，以及如何分擔風險、責任和分享價值？隨著公司在碳管理方面逐漸變被動為主動，它們有可能將成本問題轉化為增長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