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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1
同時，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還追求經濟的“哲學實現”，主要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由對政治異化的批判上升到對勞動異化的批判，通過對國家與市民適合關系的解剖，把長期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遮蔽的社會存在論本質加以澄明，進而對私有制展開了全面批判，用歷史的普遍性去提升歷史特殊性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旨在校正人類世俗化的歷史發展方向。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為這一領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從根本上改變了20世紀世界歷史的進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種歷史理論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追溯觀念發生的譜系關系的批判，在歷史的隧道中，馬克思發現了前現代和現代性的根本區別，為后人提供了歷史哲學最具解釋力的原理與方法論。其注重從范疇史批判過渡到對歷史偏斜運動背后的自由本質的澄明，深刻追問了歷史偏斜運動的社會存在論，揭示和批判了資本運動引發的物化和異化本質。
它不是用一種經濟學去批判另一種經濟學，批判所指向的歷史理論具有唯物史觀哲學的深度。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歷史規律空間中，察審特定時代經濟結構產生及運行的過程，用現代最好的歷史理論來說明社會經濟的現象。在這樣宏大的歷史規律面前，任何經濟學范疇的追問，都會匯集到更高的歷史整體性，都會顯現其流變性和過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當經濟價值的公式符合世界歷史進化的公式時，馬克思從哲學的批判進入到經濟學批判，又回溯到了歷史大尺度審視中，經濟價值的理論邏輯做出了對實踐的科學解釋與指導，經濟現象成為局部問題，“資本永恒”等資本主義教條符咒都將被證偽。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通過歷史與邏輯的上升運動，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時空坐標指向下，對特定的經濟事件、結構和環境進行必要的哲學思辨，揭示了事件內在的矛盾本質。如馬克思通過對“勞動”的分析，基于政治經濟學批判框架而指出：“在歷史的發展中，勞動范疇是一個比較具體的、單純的范疇，但它具有深度和廣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形式。”由此可見，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疇，就算是適用于一切時代，但是它們只有基于這些條件并在這些條件內才具有充分的適用性，同樣也是歷史條件的產物。從一般意義上的勞動過渡到了對一種歷史哲學思辨，從勞動作為一種人類活動的普遍素質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對象化勞動反映了一種不平等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導致現代性“二律背反”發生的深刻根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種嶄新的哲學辯證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現了唯物辯證法“生成”范疇的哲理?！吧伞笔钦谓洕鷮W批判所理解的“過程”，“生成”是歷史辯證法的重要范疇。通常馬克思在三種情況下使用辯證的“生成”范疇：一是充滿著歷史內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覺反思的邏輯運動；二是具有歷史進化意義的實踐生長點的綿延與集聚；三是具有人類感性的、實踐的因素等驅動的人與自然進化關系的哲學力量。運用辯證的“生成”范疇，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資本主義總體性特征，生成貫通著資本的生命周期，意味著過程與目的性的連結，是辯證邏輯上升運動，資本主義由于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所構成的矛盾運動，資本的生產過程與資本占有剩余價值的目的環環相扣，它的發展貫穿著繁榮、危機直至衰亡的鐵律。同時，在《資本論》中認為經濟思想史認識的過程極為復雜和曲折，是從關于現象的外部方面知識到關于內在本質知識的運動，詳細察審了剩余價值起源和歷史認識圖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從最簡單上升到復雜這個抽象思維”。馬克思指出，“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在思維行程中，抽象的規定導致具體的再現”（《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充分表明：我們要把思維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用思維來掌握具體，不應當從感性出發揭示資本世界的深層本質，應當從“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開始，政治經濟學才會由此及彼，去偽存真。同時，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混沌表象的穿透，馬克思批判了國民經濟學家經濟范疇的錯誤教條，揭示了歷史生產組織背后的社會關系本質，以形成科學地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結構、經濟危機等范疇體系，回答了貨幣生存世界的資本座駕問題，回答了現代性歷史遭遇的深層社會存在論問題，闡明了人類歷史是從何處來，應往何處去的真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指導無產階級革命與建設實踐活動的先進學說
馬克思肩負著無產階級偉大使命，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鮮明的科學性與階級性相統一的特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彼赋稣谓洕鷮W批判是對歷史規律如何行動的價值判斷，是追求“政治與哲學”的實現，是對人類歷史發展客觀規律揭示的事實判斷。馬克思通過批判，進行了再顛倒，破解了價值規律在資本的社會化層面上帶來的神力，指出“不是資本家養活工人，而是工人養活資本家”，把非科學的、被顛倒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價值理論的核心命題給推翻。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也具有高度科學性和真理性，實現了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獨樹一幟的價值貢獻，它的在場性承載著對政治經濟學現代性診斷與批判的“揭秘性實踐”，追求著經濟的“政治與哲學的實現”?！顿Y本論》從頭到尾貫通著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揭示，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貨幣-資本-財富”體系的批判，對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解剖。事實上，《資本論》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揭示了資本主義“利潤”的本質，用的是一種最具原創性的思考方式，集中體現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存在之鏈”，始終保持著具有普遍性特質的自在自為的真理。
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2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媒介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015-03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丹·席勒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數字化技術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并分析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相互構建的研究，并指出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領域蔓延、歷史研究擴散與新媒體轉向等五個趨勢[2]。
麥克切斯尼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分析媒介、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結構性因素與勞動環節對傳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3]。具體問題，如趙月枝所言，“傳播與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傳播資源的控制問題導致的沖突；勞工對愈加精細的國際傳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預和婦女及弱勢種族對全球傳播權力不平等的抗爭等等”[4]。
簡而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是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這種學術視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導的，避免了把傳播研究孤立于社會情境，而把傳播現象置放于具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與歷史變遷之中，有利于探討結構力量如何影響傳播實踐[5]?？傊瑐鞑フ谓洕鷮W是審視傳播產業如何在社會關系影響下分配傳播資源與話語權的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為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成為當前傳播學中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盡管被認為存在諸多的盲點和問題，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尤其自21世紀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大陸受到比較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還是零散地分布幾個主要的幾所大學、幾位學者或幾所研究機構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像功能-經驗研究一樣占據主流位置。筆者關注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落腳并發展的？
那么，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媒介情境中展開的？如何展開的？為什么這樣展開？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為了有針對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將采用質化的文獻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為時間范圍，主要選擇國內核心雜志《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當代傳播》等為樣本，以他們的論文為考察對象，期望能以此管窺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核心內容與演進，并解讀其在批判視角、問題意識以及解決路徑等方面的啟示。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試行建立報業集團，傳媒經濟的增長問題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然而，傳媒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傳媒內容的庸俗化、娛樂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國面臨由傳媒大國向傳媒強國轉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對外傳播的弱勢和軟實力的缺憾成為中國傳媒業不得不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面對世界傳播業的新形勢和中國大陸媒介商業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力量的影響，大陸傳播研究者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關注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傳播資源的分布、傳播的公正與平等。這些情況加速了大陸學者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促進了大陸學者引進和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如郭鎮之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積極介紹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跡與脈絡，筆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引入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發展迅速，西方傳播理論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和論文等。但傳播研究發展的初期，主要還是以功能——經驗主義研究為主，西方傳播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批判學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被重視。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學派逐漸被大陸學者所重視，一批有關批判學派的譯著和介紹性論文相繼出現，如《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讀本》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被引介到中國。可以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被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時間，幾乎是整個批判學派被關注的時間，也就是20世紀90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相繼引入中國，其中主要的譯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阿芒·馬特拉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麥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體》等。
縱觀傳播政治經濟學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紹性文章和譯著為主?？傮w而言，對西方傳播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脈絡還缺乏系統的認識，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立場、觀點和主要論題缺乏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還是以總體性、概括性與描述性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相對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題和線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地形圖。但是，這一時期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探討哪些具體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在這一時期，一些引入和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學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趙月枝、王怡紅、陳衛星、胡正榮等人，他們（她們）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如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可以說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入中國的啟蒙性學者（盡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她關注意識形態力量和市場力量對中國媒介行業的雙重影響，以及媒介在中國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專注于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在國際傳播領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其成果被國際傳播學界和漢學界權威廣泛認可。還有如郭鎮之等人，在傳播政治經濟引入期，利用在國外進修的機會，考察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撰寫了一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介紹性文章，對國內了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長與反思期：21世紀初至今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成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所限制，而且遇到來自功能——經驗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麥茲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情況時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視角，我相當的孤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通過迅速發展的傳播產業，極大地加速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融合。隨著國內傳媒機制改革和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從跨文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考察了這場變革的根本特點，并討論了跨國資本和國內力量從結構上重塑中國傳播體系的具體方式，以及由此帶來有關傳播權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變化。甚至探討了這種融合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指出潛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來源以及中國正在形成的傳播秩序面臨的挑戰[6]。
有的研究者較系統地研究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北美傳統，指出北美流派有著鮮明的特色，認為該學術流派相對集中和緊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大多是父子、師生、同事、夫妻，體現了一個較為單純的譜系[7]。
有的研究者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了版權文化，指出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是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并且對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8]。有研究者則對廣告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廣告傳播研究的重要理論取向，并指出這種理論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9]。有研究者則以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為參照，探討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10]。后來有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認為以往的兩者關系研究，還停留在表層上，需從根源上把握兩者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的整合[11]。陳世華的后續研究則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概括為“我們不自由的傳播”，著重分析了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的路徑分析傳播工業的“不自由”[12]。
最近重慶衛視的改革引起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濃烈興趣，如呂新雨針對重慶衛視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間、學界和政界之類二元對立的僵化立場，希望借此推動由此生發的一系列涉及中國電視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13]。趙月枝則以重慶衛視的去商業化改革和“紅色文化”建設嘗試為契機，討論了社會主義媒體公共性和文化建設的問題[14]。2012年，政治化與社會轉型等話題引發部分學者的討論，如李彬和黃衛星等人探討了社會轉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話題，并結合趙月枝的傳播思想展開了分析論述[15]。
三、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反思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停留在初級階段?？傮w而言，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步較晚，發展受多重束縛，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層次還較低。
從研究種群來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推進，主要得益于幾位女性學者，如趙月枝、郭鎮之、呂新雨和曹晉等人，特別是趙月枝的啟蒙和推介，較大程度上成了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風向標。從這些研究者的橫向聯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都保持比較好的私人聯系和友誼。目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大都基于這樣的基礎來進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承呈現較單一的路徑，跨界和跨領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動與合作較大局限于“圈內”的同事或朋友。當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視，如陳世華、劉曉紅等人的相關研究，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較長時間的關注。
從研究者所屬機構來看，主要有兩支代表性力量，一支為北廣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如郭鎮之（后調入清華大學）、陳衛星等人；另一支為復旦系，如曹晉、呂新雨等人。深入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趙月枝早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出國深造，已成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傳承人，她常在大陸往來，推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的互動聯系。
從已有研究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定的反思與問題意識，從早期的單純引介和翻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步入反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和主要學術脈絡的階段，甚至開始借助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分析與探討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如重慶衛視的改革風潮等。但是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約，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敞開和深入。
回顧已有的相關文獻，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在較長一段時間中關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的概念、歷史與主要學術脈絡，并在這方面有較多的引進與介紹。對本土問題的探究則主要集中在電視和廣告研究方面。然而，檢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聞與傳播的相關研究，如探討傳媒公共性、傳媒集團化與新聞改革等方面內容，其實已蘊含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徑與框架上并沒有突出傳播政治經濟的觀點罷了。追蹤至今，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時期傳播領域的變遷，不管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嵌入傳播活動的行進中，我們都不可忽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滲入傳播過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無可避免地充當一種分析視角，在這種過程中扮演闡釋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
總之，回顧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雖已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實際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本土的問題則更需具體的關懷。正如傳播學者潘忠黨（雖然他有一定的經驗主義取向）所言，“無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16]。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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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3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鐕慕洕顒右艿狡渌鳈鄧业恼谓Y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鶜W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鶜W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皣H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4
內容摘要：“亞當•斯密問題”持續百年之久，其中折射出的人性在道德判斷和利益追求的分離與偏頗讓古今中外的學者為之困惑。本文在對“亞當•斯密問題”的產生與分歧中對該問題做出了整體的把握與認識，提出經濟人與道德人統一的重要性，并指出探討、深思“亞當•斯密問題”具有深刻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關鍵詞：亞當•斯密問題 利他 利己 道德人 經濟人
古今中外，已有眾多的學者對道德與利益―這個人類亙古不變的主題進行過探討，但孰重孰輕難以抉擇。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為《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問世后，其中所體現的兩種人性觀―道德利他與經濟利己更是將邁進現代工業社會的人們推向了自利與利他劇烈沖突的兩難境地，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百年之久的“亞當•斯密問題”的爭論。之所以能在學術界長達數百年，實則其中所隱含的人類道德需要與利益需要的分離與偏頗。因此，如何認識“亞當•斯密問題”以及該問題是否被真正解決，對于當今市場經濟建設的合法性以及人們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活動如何正常運作有重要的意義。
“亞當•斯密問題”的產生及各派觀點
（一）“亞當•斯密問題”的產生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一般被看作是經濟學形成體系、正式成為一門學科的時期。這一時期，以亞當•斯密為首，以及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一批經濟學家建立了現代被稱為“古典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其中，斯密的地位是無與倫比的。他因1759年發表了《道德情操論》而名聲大望，后又于1776年發表的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而成為18世紀英國偉大的、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經濟學巨頭。這兩部著作奠定了斯密在經濟學、道德哲學以及經濟倫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果說《道德情操論》是道德理論上壯麗的大廈的話，那么《國富論》就是經濟理論上一座輝煌的宮殿。
雖然沒有人否認這兩部著作的重要地位，但對其中關于人性利他與利己的不同理解卻引發了激烈的爭論。19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提出了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他們認為《道德情操論》主要是受了哈奇生的視仁慈為道德基礎的觀點和休謨的同情觀影響，以同情心作為人性的基礎。《國富論》則是斯密在法國之行時受到法國重農學派“唯物”哲學的影響，從而使他的理論轉向了利己的理論。這場存在于德國歷史學派與邊際學派之間的激烈爭論，就是“亞當•斯密問題”。也就是斯密的《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之間、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的問題。
（二）各學派的不同觀點
歷史上對“亞當•斯密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對立論。這種觀點最早由19世紀以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所提倡，他們認為《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這兩部著作之間關于人性利己與利他的表達存在著相當大的不一致。認為斯密《國富論》中，以人性的自私為起點，任何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并闡述了“經濟人”的利己性；在《道德情操論》中，又以人的同情心為起點，主張同情和利他，論述了“道德人”的利他性。由此造成兩部著作之間的相互對立，反映了斯密前后思想上的碰撞和矛盾。德國學者認為，“起初認為人類交往是基于人們相互之間所感受到的一種同情的道德哲學家亞當•斯密在某個時候變成了把自利視為激勵人們行動的東西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斯密的兩本書完全不一致，斯密可能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但他不是哲學家。”（James R.Otteson， The Recurring“Adam Smiith Problem”，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Volume 17，Number1，January2000，p.51，p52.）
第二種觀點是統一論。在德國歷史學派的布倫塔諾于1888年攻擊斯密的“經濟人”是“經濟的利己主義者”，是唯利是圖的“抽象的人”后，隨即引起了邊際學派的代表龐巴維克的反駁。邊際學派指出，斯密的《國富論》中對于人性的分析是從人的利己主義出發的，但它也是斯密的道德哲學體系中的重要部分，不能把《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思想對立起來，斯密在經濟思想與倫理道德上的認識是一致的，這個觀點得到許多人的認可。當代英國經濟學家諾爾曼•P•巴利指出，《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的哲學基礎是一致的，說兩部著作之間某些不一致是錯誤的，事實上，自利信條對于兩者來說都是共同的。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對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深感擔憂，試圖在經濟研究中重建倫理之維。
筆者認為，經濟是維持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而倫理更是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條件。在理論與實踐中，“亞當•斯密問題”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所包含的經濟與倫理的關系，不能片面的否定或肯定。作為一個“問題”，最重要的不是其本身是否能夠圓滿的被解決或被揭示，而是其帶給人們的思索探求過程對整個學科及人類發展的推動作用。
“亞當•斯密問題”的把握與認識
（一）總體把握
“亞當•斯密問題”的探討和爭論已有百年歷史，存在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毋庸置疑，這是后來的學者基于斯密的著作在思考問題時選擇的角度以及所處的社會背景的不同而導致的差異?！兜赖虑椴僬摗分饕U述的是倫理道德問題，《國富論》主要闡述的是經濟發展問題，雖然從現在的理解來看，研究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人的道德世界和人的經濟世界，分別屬于倫理學和經濟學這兩門性質不同的學科。但是在斯密的思想體系中，它們則都屬于“道德哲學”這門學科，斯密并不認為這兩個世界是分離的，對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統一的。斯密本人那里是不存在“亞當•斯密問題”的，斯密從始至終并沒有明確談及過兩者的關系。但在斯密的思考中，兩部著作所涉及的思想已經表明了一致的基本原則或思想，即經濟人與道德人是統一的。
斯密首先是以道德哲學為起點，進而步入經濟領域的研究的。早在1759年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中，該書除包括了神學、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等方面的內容外，就已涉及了財產、經濟活動、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等方面的問題，并運用了其中的哲學理論，將經濟學從道德哲學中分離出來，使經濟學走上了獨立的發展道路，建立了系統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并創立了經濟利己與道德利他統一的經濟倫理思想。他認為，同情心、幫助他人、利他心與追求個人利益的利己心，都是人性的組成部分，這些組成部分共同構成了完整的人性?！兜赖虑椴僬摗分须m突出了人性利他的一面，但他看到了人性的多重以及彼此間的轉化?！秶徽摗分须m側重對人性利己特征的闡述，但沒有否認人性利他的一面。但就利己與利他關系問題上，斯密認為，人性從本質上來說是利己的，利己性在人性中是占首要地位的，而利他性只是次要的。所以在看待問題時，應以辯證的眼光來審視。
（二）“道德人”的利己性
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中，同情首先是作為人的一種道德的本性或道德天性而存在的，同情心是一種心理體驗能力，即站在別人的角度通過“想象”來感受別人情感的能力。不論一個人怎樣自私，他都關心他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闯墒亲约旱氖?。當然，同情他人和人們之間的相互同情會給人們帶來精神和情感上的愉悅，也常常會成為促使人們去行動的動機。但這種出于同情的行為并不等于人們出于仁慈動機的行為，不是日常意義上的憐憫和憐惜，而是指“同感”，是置換和位移體驗意義上的“同一種心境”。道德人在利他行為中最終也是為了獲得自身的榮譽與關注。
斯密還把同情作為一種對別人的設身處地的想象能力，“當我們看到對準另一個人的腿或手臂的一擊將要落下來的時候，我們會本能地縮回自己的腿或手臂；當這一擊真的落下來時，我們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感覺到它，并像受難者那樣受到傷害?！边@并非是對別人真正的同情，而是通過別人身上所遭遇的苦難想象到自己，實質是在打著“同情”的旗號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這就是“道德人”的利己性。
（三）“經濟人”的利他性
斯密在《國富論》中，把對自利的追求作為一個人經濟活動的推動力，一切的商品交換及方式、對職業的選擇、對材料的選取等由此形成的自然分工，每一項工作都按照自己認為最有利于自己和最可行的方式來決定。斯密指出，雖然每個人在本性上首先注重的是他自己的利益，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彼此交換，從而完成了“互助”的過程。但“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這里“看不見的手”是指市場機制。由此所造成的資本與勞動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流動即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都是由每一個人的自利行為造成的，自發的形成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和諧秩序。
在斯密那里，“經濟人”就是指每一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追求自利的?！拔覀兠刻焖璧氖沉虾惋嬃希皇浅鲎酝缿?、釀酒家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比祟惖纳鐣顒?，人們的相互交往，都出自每一個人自利的追求，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們所增進的公共福利為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我們要承認他人的自利傾向的合理性，并利用他人的自利傾向為我們服務，實現自己的目的。正是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經濟人從利己的動機出發達到了利他的目的，造成了普遍的相互利益或相互利他，純粹出于利己的行為，通過一種經濟機制的轉換，實現利他的道德目的。
“亞當•斯密問題”的現實意義及啟示
“亞當•斯密問題”包含了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蘊含了人性的自利與利他的關系。兩者是一致并非相互矛盾的。利己與利他是人的兩個方面，就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固然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完善的道德人格更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只有兩個方面相互統一達到相互均衡時，才能造就經濟人與道德人相統一的市場主體。
“亞當•斯密問題”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斯密個人的著作或思想內容之間的關系，其內容在學術思想的發展歷程中不斷得到拓展。因此，“亞當•斯密問題”在當代表現的是一個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問題，它所表達的利己與利他的思想，缺一不可。任何極端的利己與利他的社會經濟思想都不能使社會健康的發展。因為人既不可能是純粹的“道德人”，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人”。經濟人從自利的原則出發，推動著整個社會向前發展，為整個社會創造著物質財富，同時也為道德人提供發揮調控功能的空間。道德人也為經濟人在物欲縱橫的今天，提供指導和支持作用，發揮著向導的功能。經濟人和道德人合則兩利，使經濟得到繁榮，社會走向進步；分則兩損，經濟必定衰敗，社會出現倒退。要促成二者的融合與統一，才能推進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和社會不斷走向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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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蘭（1987-），女，陜西丹鳳人，延安大學財經學院2009級政治經濟學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倫理與微觀經濟行為。
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5
關鍵詞：斯密問題；道德情操論；國富論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6-0006-03
一、“斯密問題”的由來
“斯密問題”的首次提出應該歸功于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斯卡爾茨基，在其1878年出版的《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及其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這本書中，他認為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及的經濟人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論》中論述的人性觀是利他的。自此，人性在斯密的著作中被理解成了水火難容的對立――倫理學中的利他主義者和經濟學中的利己主義者。由此引發了后世學者關于斯密兩部著作持久不斷的爭論，這就是經濟思想史上著名的“斯密問題”。
在這兩本名著中，斯密企圖對人的行為及其動機背后的人性基礎進行深刻的剖析，并以此為基礎構筑起一個龐大統一、兼容并包的思想體系。然而他的著作被后世學者人為地割裂與誤讀，造成學術界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從倫理道德的視角出發，認為正義感、同情心等道德因素對人的行為有重要的影響。斯密指出，“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闯墒亲约旱氖虑?，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盵1]接著斯密進一步說明，“這種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樣，決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備”，即使“最大的惡棍，極其嚴重地違犯社會法律的人，也不會全然喪失同情心。”[1]顯而易見，在這里斯密把道德人與生俱來的“同情心”看做是驅使其行為的基本動機。而在《國富論》中，“經濟人”這個詞匯全書只出現了兩次，但斯密對經濟人的描繪可以用淋漓盡致來形容。他說：“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的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盵2]繼而斯密論證了個人利益的追求怎樣導致社會利益的提高。他又曾說過，“每個個人都努力使其生產物的價值達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只是盤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盵2]斯密認為，人類天生就具有的互通有無、互相交易的人性基礎是出自于利己主義的考慮，這不僅是社會分工的基礎，也是推動自由經濟進步的真正動力。
以上這兩段精彩陳述分別出自《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被后世學者們廣泛引用，用來證明“斯密問題”不是子虛烏有，而是真實存在。需要說明的是，對“經濟人”普世信條的抨擊之所以由德國歷史學家首先發動，“斯密問題”，即兩種互相割裂與對立的人性――《國富論》中的利己主義與《道德情操論》中的利他主義，也由他們首先提出。是因為他們反對理論經濟學的演繹方法，提倡歷史歸納的研究方法，強調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既要考慮制度的進化歷史，還要考慮經濟制度在其中運行的政治、法律、社會和文化背景。與之相對應的是邊際學派積極提倡作為“精密科學”的理經濟學，認為斯密的兩部著作是基于同一思想立場，并把“經濟人”的假設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假定前提，作為不可動搖的基石。
二、“斯密問題”爭論的正反兩方面
國內外學者圍繞“斯密問題”的爭論，主要可以歸納為正反兩個方面。
一是斯密兩本著作中所體現出的人性矛盾是否真實存在的問題。一種很有影響力的觀點是前蘇聯著名經濟學說史專家盧森貝提出的，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說史》中，他認為“斯密問題”是確實存在的，斯密的經濟學和倫理學的思想之間存在難以克服的矛盾。斯密的這兩本名著割裂了經濟和道德世界的聯系，研究道德世界的出發點是具有利他同情心的道德人，反之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點則是利己主義――具有工具理性的經濟人所追求的完全是個人利益。同樣，雅各?布瓦依納也認為，《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對人行為的描述有本質的差別，兩種人性的對立是無法調和的，否定“斯密問題”存在就是曲解作者的原意。
我國經濟學家樊綱在“不道德的經濟學”一文中明確表示，“斯密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他認為，斯密寫《道德情操論》的時候，已經跳出了經濟學的圈子，不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在進行經濟分析，而是作為一名倫理學家在討論問題。梁小民在《讀書》雜志發表了“亞當?斯密問題之解”一文，文中認為，哲學家大衛?休漠的人性論對斯密有深深的影響。斯密的人性觀不是一元，而是二元。從動物的一面出發，人是利己的；而從天使的一面出發，人又是富有同情心的。復旦大學陳其人教授也持相同的觀點，認為斯密的“道德人”實際上是自然人或氏族人的道德規范的人格化，而“經濟人”脫胎于商品經濟的大環境，是價值規律作用的產物。斯密混淆這兩者，離開人活動的環境孤立地談人性是問題產生的根源。
與此對立的觀點則認為，斯密的兩本著作之間、倫理學與經濟學的思想體系之間、“經濟人”與“道德人”之間是內在統一的。這種觀點最堅強的捍衛者是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他認為經濟學本質上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務方面最有力、最堅定地影響人類行為的那些動機，這個動機是為一定數額的貨幣所引起的”[3]?？梢?，在馬歇爾看來，人們對貨幣財富的渴望與追求是影響人類經濟行為的決定性因素。雖然馬歇爾同時也承認“經濟動機不全是利己的，對金錢的欲望并不排斥金錢以外的影響，這種欲望本身也許出于高尚的動機，經濟衡量的范圍可以擴大到包括許多利人的活動在內”[3]。馬歇爾的觀點是道德人的利他也應該進入經濟人效用函數，“經濟人”的普世信條在社會科學中，至少經濟研究中應該堅持。
我國已故的老一輩經濟學大師陳岱孫先生也認為所謂的斯密問題是一個偽問題，因為那個時代蘇格蘭大學里的學科劃分，經濟學和倫理學都是道德哲學的構成部分，斯密在兩本書中對不同的方面給予強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之而認為二者之間就必然構成不可調和的矛盾。朱紹文老前輩2010年在《經濟學動態》雜志上還專門發表了“亞當?斯密的《道德感情論》與所謂‘斯密問題’”，認為漢語翻譯有誤。《道德情操論》中的“情操”是指“感情”與“情感”，“亞當?斯密問題”是一個莫須有的偽命題?！兜赖虑椴僬摗返闹形淖g者蔣自強教授也認為，雖然論述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本質上二者是一致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著作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一是從兩部著作的交替創作、修訂及斯密整個研究框架、寫作計劃安排來看，都不能斷然下結論“斯密問題”是斯密有意安排，其學術思想體系在本質上存在著對立。二是《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都是從人的利己行為本質出發的。 在蔣教授看來，各種利他都是“一種開明的自利”，人們的利他行為無非是“自愛”的拓展和延伸，也應該進入一個人效用函數。
上述的觀點構成了“斯密問題”的爭論雙方，可以說莫衷一是，都很難相互說服。筆者認為，要深刻理解所謂的“斯密問題”，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解讀。
三、“斯密問題”的重新解讀
1.寫作背景決定的創作意圖否定了斯密矛盾的存在
在斯密時代，思想家們開始重新構建對人類和社會關系的理解，這種努力是文藝復興及自然科學發展的結果。15―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提倡理性和科學，削弱了關于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宗教學說。17―18世紀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發展強調了自然主義，形成了用自然力解釋社會現象的觀念。這一時期對自然科學進步的最大推動力來自牛頓，其《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揭示了宇宙萬物在運動、引力、能量守恒的自然法則作用下達到均衡的機制。在牛頓哲學的影響下，尋找與自然秩序一致的社會秩序，建立與自然和諧一致的社會和諧成為當時思想家的任務。斯密將牛頓哲學看成是“人類曾經做出的最偉大的貢獻”，《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體現了他對于道德和社會牛頓式秩序的理解?！兜赖虑椴僬摗逢U明了道德世界的和諧與秩序的建立，而《國富論》則將世界是一個和諧而秩序的機械裝置這一思想擴張到政治經濟學領域。
2.兩部名著的交替創作與當時的學科劃分否定了“斯密問題”的存在
斯密的兩部著作充分地利用他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道德哲學和在愛丁堡大學講授經濟學的講義。1759年4月，斯密在Φ賴掄苧Ы哺宓詼部分加工整理的基礎上，以《道德情操論》為書名出版了對其一生影響深遠的倫理學著作。這部杰出的著作不僅從倫理道德的角度，而且從法學、哲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等多維度的角度，對工場手工業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作出了探討。從1759年到1774年，《道德情操論》共出了四個不同的版本（1759年第一版，1761年第二版，1767年第三版，1774年第四版）。在對《道德情操論》修訂的過程中，斯密充分利用道德哲學講稿的第四部分，以及他在格拉斯哥大學所作的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演講稿，又醞釀創造了《國富論》?！秶徽摗酚?776年出版，1778年，他又修訂出版了《國富論》第二版?！秶徽摗烦霭嬷螅姑芤矝]有停止對《道德情操論》的修訂工作，1781年他又出版了《道德情操論》第五版。1784年和1786年出版了《國富論》第三、第四版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790年，他終于完成了《道德情操論》第六版的重大修改和出版工作。從以上兩部著作的交替創作、修訂再版過程，可以發現這兩部著作對于斯密來講是密切聯系的整體，絕不能任意割裂兩者之間在創作計劃上、內容銜接上的聯系，把兩者對立起來看待的觀點是不可取的。
從現代的觀點來看，《國富論》所闡述的是經濟學主題，而《道德情操論》所研究的是倫理道德問題。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學科，前者屬于哲學中的倫理學，而后者屬于經濟學中的理論經濟學。但在斯密任教的年代，根據蘇格蘭大學的學科分類法，兩者都是“道德哲學”這一門大學科下的分支學科。按我們今天的話來講，道德哲學是一級學科的話，倫理學是二級學科，政治經濟學只能是三級學科，它們也不是并列的關系。斯密的教職是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其講授的道德哲學內容寬廣，包括神學、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分屬于政治學門下?？梢?，道德哲學囊括了今天社會科學的許多方面。
從斯密的創作初衷來看，他最初的計劃并不僅僅是寫出某一方面主題的著作，而是寫出一部著作能涵蓋道德哲學的全部內容，揭示人類行為的本質屬性及其人類生活的終極目的，從而建立一個龐大精深的學術體系，實現社會科學的大綜合。后來斯密顯然沒有完成這個宏大計劃，只寫出了倫理學的經典――《道德情操論》和政治經濟學劃時代著作――《國富論》。由于斯密臨終前燒毀了他沒有發表的全部手稿，今天我們也難以了解他這個龐大理論體系的框架。只要看一下斯密《道德感情論》的第六版，他在書中第一頁就強調了“本書第一版的最后一段話”，《致讀者》。大意是“我將在其他著述中，不僅進一步闡述關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不同時代和不同社會階段所發生的不同革命，不僅關于正義，還要涉及警察、稅收和國防以及其他有關法學對象的事情。在《國富論》中我至少已部分地完成了我的諾言?！m然我年事已高，很難指望如愿地完成這個巨大工作，但我并沒有完全放棄這個計劃。從我打算要做到自己能做的事情這種責任感出發，我仍希望能繼續完成它?！笨梢姡姑苁窍氚讯呓y一起來，并沒有向后世留下“斯密問題”的主觀意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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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6
一、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逐步加快，各類市場主體日趨成熟壯大，主體之間的“所有制邊界”越來越模糊，體制內的矛盾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經濟主體的行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微觀利益沖突的影響，人們對經濟制度的關注程度正在逐漸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得不大量增加對體制與機制的解讀，進而推演經濟制度的量變與質變。盡管說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符合理論認知的一般邏輯，但是，過多的現象解讀很可能誤導或弱化學生對“經濟制度”這一核心理論的掌握。比如，在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時，學生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會保障、公平效率、價格機制等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的命題上，而對于這些體制機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熱情。這種現象經常導致教學過程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決辦法是先講制度后講體制，把體制看作是制度的實現形式，很少有教師能夠在講解體制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深入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受到課時量和教學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都安排了較多的課時解讀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問題，相對而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變與質變，以及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變化等重要理論命題則“沒有足夠的時間”予以解讀。在一些經濟學科排名較高的“211學?！敝校捎谡n時充足，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稍顯緩和，但是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重于制度，現象多于本質”的教學難題。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以及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定位等，但是從教學角度看，最直接的問題還是教學的方式與方法。面對“有限的課時、復雜的背景和龐大的理論體系”，講好這門課的關鍵在于：凝練教學目標，歸納內容體系?；诖?，本文提出了“三位一體”教學法，即確立“意識形態教育、方法論教育和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并以此為導向確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意識形態定位
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學目標？這不僅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還要取決于社會需求以及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從學科地位來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對此目標，部分教師認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應歸口于思想政治學科，而不應該放在經濟學科。這種認識最主要的誤區在于對意識形態教育的界定過于狹窄。意識形態教育不僅僅是思想政治學科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任務，這一界定不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要求，而且對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以西方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中國學生和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都很推崇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注重分析工具的運用，而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說教。其實，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是效用價值論和功利主義哲學觀的結合體，其解釋力集中表現為：以稀缺性為基礎，以資本要素配置為核心，進而說明按資分配的合理性。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確實沒有意識形態教育的痕跡，但是整個理論體系無一不是為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個結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識形態教育，正相反，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能否科學地解釋意識形態的合理性。這一點正是我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借鑒和學習的。由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教育，而且應該把意識形態教育作為首要目標，科學地凝練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對勞動價值論、階級性和經濟制度的專業解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方法論定位
政治經濟學是國內大部分財經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開課。作為基礎課，傳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學目標的重中之重。對于應該講什么樣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現有的教材版本來看，大部分教材傾向于對馬克思科學抽想法的解讀，而對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帶而過的方式?？茖W抽想法固然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認識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都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課程的開篇增加對研究方法的介紹，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基礎地位。此外，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傳授分析工具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育的重心。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解沒有錯，但卻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整體性很強的理論體系，各部分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性，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對分析工具）的解讀必須聯系整體認識局部，不能斷章取義。這就要求在講授過程中，首先要給學生建立前后關聯的整體思維方法，讓學生在整個邏輯體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運用和作用。為此目的，在方法論教育方面，既要注意專業術語和分析工具的講解，還要注意思維方法的傳授。
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中的理論知識定位
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目標是理論知識教育。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教育是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的基礎和載體。沒有理論知識教育，意識形態和方法論就是空中樓閣。同時，所謂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都要融于理論知識教育當中，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課時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能通過精選凝練，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結合社會經濟實踐，理論聯系實際地解讀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內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論發展，這種方式已為國內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經濟思想的升華。馬克思經濟理論歷經兩個世紀而不衰，除了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其立意深遠的經濟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結合理論知識升華經濟思想，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力困境”?？梢?，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教育不僅要包括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還必須包括經濟思想。
五、化解教學困境的幾點建議
1.內化意識形態教育。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體系中，對資本主義部分的解讀基本貫徹了馬克思的研究邏輯，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分的解讀則缺少對勞動價值論的貫徹。基于此，解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有必要首先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勞動過程），在生產過程中分析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創造、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問題。進而突出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為基礎，凸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差別和創造性發展。
2.推動方法教育與理論體系的融合。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課程，還應該是一門方法論課程，學生希望通過學習，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識”意義的認識方法?；谶@樣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專業術語”、“分析工具”與“思維方法”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教育。為此目標，一方面必須強調政治經濟學專業術語的規范性，既要反映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又要反映相關應用學科的時代性。另一方面必須要求學生增強對專業術語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矛盾運動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演變，讓學生更加準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