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研究新聞傳播史的意義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研究新聞傳播史的意義范文1
一、接受美學概述
接受美學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在聯邦德國的一種美學思潮，是由德國康茨坦斯大學的文藝學教授堯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學概念。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從受眾出發，從接受出發的，從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眾所接受的審美需求。
接受美學方法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堯斯和伊澤爾，他們主張美學研究應該把焦點集中在讀者對作品的接受范圍、對作品所做出的反應程度、讀者進行閱讀作品的過程和讀者自己所擁有的審美經驗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學的社會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學的過程中還應該要通過問答的方式以及同時進行解釋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創作與接受和作者、作品、讀者之間的動態交往過程，這就要求能夠把文學史從實證主義的死路中引出來，并要把審美經驗方在歷史和社會的條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學方法論有其獨特的理論觀點，這是由于接受美學擁有自己的特的理論基礎。由于接受美學的理論家是反對19世紀的歷史客觀主義的，其主要是反對文學作品具有客觀的永恒不變的含義或意義。他們認為這種歷史性質的研究是一種隨著人們認識的增長而在不斷變化的對經驗的研究，歷史研究者同樣不可避免的被歷史條件所制約著，這一歷史觀是接受美學文學史觀的基礎。堯斯在研究接受美學的過程中把結構思想與歷史思想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他認為作品的結構是文學創作整個過程中更高級的結構，而接受是在作品的歷史系列與公眾態度系列之間的矛盾運動中產生的一種過程，在此構成中形成了審美。不僅如此，堯斯還引進了許多不同科學哲學家的概念與觀點，并把這些概念及觀點融入到接受美學的概念里，擴展了接受美學新的范疇，這便為接受美學劃定出了一個嶄新而獨特的研究領域。
堯斯認為接受美學是研究讀者對文學的接受與讀者受到影響的可能性，比如說是像對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樣，要深入并系統地研究讀者在有效的文學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而且要把讀者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之一。
堯斯并把這些觀點的主要內容分了幾個方面：第一，接受美學研究者現在逐漸注意到了一個過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實，就是文學作品是為讀者閱讀而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和其美學價值是要通過閱讀表現出來的。堯斯用接受美學表述這個事實，就是當一部作品只有經過讀者閱讀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夠成為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備的文學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讀者在接受作品的過程中不是在被動的接受和反應，而讀者是主動的能動的推動著文學創造，所以說讀者的接受與反應也是推動文學創造，促進文學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第三，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會效果是積極還是消極，是熱烈還是冷淡，都是由讀者的閱讀活動所決定的，同時也會取決于作品的性質。即使同一個讀者閱讀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閱讀也會產生不同的解釋。由此可以看到，文學的接受活動，不僅被作品性質的制約著，也受讀者的制約。最后，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讀者在接受過程中對文學作品所產生的影響是由個人因素所決定的。受眾自身的生活經歷具有其特殊性，受眾的藝術修養、個人氣質、藝術趣味、教養及知識程度、家庭環境等影響著受眾對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審美層次。
接受美學強調著受眾的接受與受眾的審美，其反對形而上學的研究文學藝術，而是重視讀者的積極參與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礎上開拓了注重讀者對作品的影響與作用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接受美學使人們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問題，可以說是對文學研究領域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一個重要貢獻，而其也在處在一個多元化的發展過程中。
隨著新聞傳播活動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追求對新聞內容的審美表達，由于新聞的真實與美感有一定的內在聯系，而且美感是新聞真實的較高品位，因此受眾在接受新聞內容時就把美感也作為新聞是否真實的一個評判標準了。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受眾理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接受美學把讀者作為了一部新聞作品的主體，因為無論任何的文本只有經過了讀者的閱讀才能成真正意義上的成品。接受美學在一定程度可以說就是讀者受眾學，在接受美學中受眾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聞作品沒有讀者進行閱讀，就不能成為真正的新聞作品，所以說讀者在新聞作品的創造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新聞信息并不是由傳播者單方面傳播給受眾的，而是由傳播者與受眾之間進行一定的互動過程而完成傳播活動的，并且受眾也不是全盤的接受新聞信息的，而是有選擇有目的的進行接受的。所以我們要用接受美學方法論去剖析受眾心理與新聞傳播原理。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功能理論也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接受美學非常重視審美接受與交流，因為新聞傳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溝通與相互聯系的基礎上的。新聞傳播功能是新聞媒體功能的一種延伸，新聞媒體要滿足不同受眾群對新聞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聞信息加以區分，因此也就要求新聞傳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樣性與變通能力來滿足受眾的審美需求。如果新聞傳播內容具有很強的現場真實感、時效性、更加貼近受眾的生活、新聞信息的傳播方式更加多樣化、傳播內容也更為豐富，這樣帶給受眾更為強大的視覺沖擊力，帶給受眾更多的愉悅感，受眾就越能夠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聞信息，這樣新聞信息也就更加具備審美價值。以新聞受眾的接受效果和審美趣味與需求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發揮新聞傳播活動的審美影響力的主要途徑。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寫作理論也具有一定的影響。根據接受美學方法論的理論觀點，受眾閱讀理解新聞信息的過程中，新聞文本中的不同情節或詞語都有可能引發出與讀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經驗，因而引起讀者對新聞本身的閱讀期待。文學創作與讀者及新聞信息傳播與受眾之間的關系其實都是一種雙向性的關系，因為從整個活動的全過程來看，文學、新聞寫作和文學、新聞反饋也是一種雙向性的同構關系。無論是新聞采訪與寫作的前期工作還是其活動過程甚至是其工作結束時，都不程度的受到受眾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眾審美需求、審美意向的制約和限制。在接受審美的理論原則中，新聞寫作必須面對受眾的期待視野，并以此為出發點，在藝術形式上講求審美創造，使受眾能夠在接受新聞信息時獲得審美愉悅。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價值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新聞價值指的是一則新聞所產生的社會效應。社會效益強烈的新聞，其新聞價值較大。社會效益小，其新聞價值就小。”①從接受美學理論上說，新聞價值實質上就是接受效果的問題，也就是說新聞事實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受眾對信息的需求。新聞價值受到讀者對新聞傳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應的影響，受眾的審美取向也是決定新聞價值的一個因素。
接受美學對新聞傳播學的各個方面都具有潛在且深刻的影響，新聞傳播學對接受美學方法論的借鑒，使其在發展上擁有了更大的空間。
三、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傳播學的啟示與意義
接受美學方法論主張新聞傳播活動一定要以讀者為中心，把讀者受眾放在主置上，要走向讀者受眾的內心世界與審美取向，這就為新聞傳播學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滿足受眾需求，達到受眾審美標準，就一定要注意到受眾群體的差別，受眾群體的不同層次，因為不同的受眾擁有不同的“期待視界”，進而對新聞傳播的信息內容也就擁有不同解讀方式。受眾對新聞傳播的信息內容的接受與理解符合了接受審美的理論觀點，受眾的審美需求和接受過程是一種意義上的能動的藝術審美再創造過程。
轉貼于
由于受眾自身的差異造成了許多不同點，比如受眾個人心理結構有所不同那么受眾對新聞傳播信息的要求就會有很大的不同；受眾對待人生的態度及對待生活的態度不同那么受眾就會要求新聞信息的內容有所不同；受眾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或信仰不同就會要求新聞傳播信息的方式、結構、內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這些差異與不同表明受眾自身會擁有自己鮮明的個性，他們對事物會有自己的觀點，這樣對于不同的傳播內容會有不同的反應和理解。由于傳播工具能夠讓受眾產生某種全新的觀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現有的觀念或思想，這樣就改變了受眾已存在的態度。由此，傳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圍內為整個社會樹立了文化規范，人們在看待某種事物時，就會受到傳播工具在某范圍內所樹立的文化規范的影響。
接受美學認為新聞傳播效果是有兩個因素決定的，一個是新聞傳播信息本身的美學內涵，一個是讀者受眾能動的接受程度。新聞傳播信息的審美內涵就是新聞內容所產生的功能與效果，以及滿足受眾對新聞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學還認為受眾的能動作用決定著新聞傳播信息的地位和價值，還決定著新聞信息傳播的效果與影響。
研究新聞傳播史的意義范文2
一、打破傳統媒介研究思維僵化模式，將信息傳播分成四個環節：生產、流通、分配 / 消費和再生產
傳統的媒介研究方法是以主體對客體的兩元對抗思維模式，簡而言之，主體是作為創造者的傳播者，客體是接受信息的受眾者，信息從主體到客體之間過程是中間的傳播過程，這種傳統的媒介研究思維方式僵化了受眾者的地位，被直接物化或對象化。傳播者以直線傳播的方式將意識形態、信息傳播給受眾者，傳統的媒介研究將媒介作為傳播者，把其看成是國家權力機構的傳播工具，受眾者缺少自主權和話語權?；魻柎蚱苽鹘y媒介研究的思維模式，將信息傳播分成四個環節：生產、流通、分配 / 消費和再生產，這四個環節概括了信息傳播的循環過程，彼此既聯系又保持獨立性，同時提出信息在傳播過程中重要的不僅僅是傳播主體的目的和傳播內容，技術、物質工具也在制約著信息的傳播，傳播過程并不是簡單的主客體對立意義上直線性，具有間接性。傳播過程還要考慮傳播者和受眾者雙方的社會關系、差異性和多元性。
霍爾引入了符號學的觀點，信息以符號為載體，組合成語義鏈進行傳播，這個符號載體是以語言的規則構成，在符合和意義或者圖像之間有著對應的關系，保證了信息的正常流通。傳播過程看成是意義能指和所指雙重、復雜的符號建構過程，從而展現出傳播活動復雜維度?；魻柕睦碚摯蜷_了受眾者研究的開端，恢復受眾者在傳播過程中的本位，他們是有主體意識的個人，不單單是被動接受、被信息制造者操縱的客體。
二、將意識形態編碼的文化形式和受眾的解碼戰略聯系起來的編碼/解碼模式
一般認為，大眾傳播與媒體研究有著兩種范式：其一是 20世紀四五十年代興起于美國的實證主義流派，代表人物有拉斯韋爾、施拉姆、拉扎斯菲爾德等。拉斯韋爾在 《傳播的結構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傳播模式，即誰、說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對誰和取得什么效果。另一條是由法蘭克福學派所開創的批判范式，強調對傳媒進行意識形態效果批評。在霍爾之前，英國的文化研究學派盡管不認同這一學派對于媒體社會功能的一味貶低，但卻繼承了這一學派的意識形態批評路徑。
研究霍爾就不得不提到霍爾在媒介文化研究創立的編碼 /解碼模式。霍爾以廣播為例來說明信息來源和 接收者之間符碼的不對稱，廣播員往往關注的是觀眾未能按他們（廣播員）的意愿理解意義。他們真正想說的是電視觀眾沒有在主導的或所選的符碼范圍內活動，他們期待完全清晰的傳播，然而，卻不得不面對系統地被扭曲的傳播 霍爾認為編碼與解碼之間符碼的不對稱，根源于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關系、社會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結構性差異，傳播者按照某種意識形態進行編碼之后進入流通環節的信息，在面對負雜的、有不同利益群體組成的社會時，信息便擺脫了傳播者編碼時的真正意圖，受眾者不是被動的接受信息，而是不斷變化、對信息積極接受、解構和再生產的過程?；魻柕慕獯a、編碼模式的意義在于超越了實證主義流派的媒介傳播模式，批判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消極受眾論，開啟了文化研究模式的新紀元。
三、霍爾建構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傳播學研究新范式帶動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
霍爾開創的這一研究范式是一場深刻的革命，雖然存在諸多理論疑點，但對媒介和文化研究產生了迄今猶在的巨大影響，值得中國學界繼續深入研究。斯圖亞特霍爾的傳播學創造性地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生產過程分析方法引入到傳播研究中，反對僵化、概念化、封閉化的研究，這對于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因為在我國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今天，傳播學研究的意識形態是絕對不能夠忽視的。如果忽略了社會日益被劃分為多個話語領地的事實，忽略觀眾的話語權，傳播就可能遭遇失敗。因此新聞事業只有充分認識到話語實踐對于信息建構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意識到只有觀眾認同主導社會的文化秩序才能實現傳播的真正目的。霍爾的這種暗含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意識形態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之下的，更加符合我國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需求。
研究新聞傳播史的意義范文3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爆發。面對曠世巨災，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國家各大媒體迅速啟動災難應急機制，紛紛在第一時間派出記者奔赴重災區進行深入報道，及時準確、全面真實地向社會公布抗震救災情況，正確引導了輿論導向，有效安撫了社會恐慌情緒。一直以來，由于災難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極強新聞價值與傳播意義，災難報道一直是新聞學與傳播學重要的研究課題，“5·12”汶川特大地震過后，面對如何構建完善的災難報道傳播機制，如何從傳播學角度完善災難新聞傳播的理論學科體系構建以更好地指導實踐等一系列問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趙志立研究員和他的研究生們開始了對于災難傳播學的研究，同時編寫了《災難傳播學》一書，這是我國新聞傳播學領域第一部研究災難傳播學的專著。
該書基于新聞學與傳播學基本原理，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將本世紀以來發生在國際和國內的具有重大影響的災難事件報道的方法、策略進行了比較研究，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論觀點與見解，深化和拓展了傳統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理論內涵和外延。該書在研究思路上采取“災難一災難管理一災難傳播一災難報道”的邏輯結構，共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是以災難傳播學基礎理論研究為主，圍繞災難、災難事件、災難管理和災難傳播等基本內容進行闡釋，對于災難管理與災難傳播的聯系與區別、災難傳播機理、傳播方式、傳播模式進行深入探討，對新聞傳媒在災難傳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運行機制等問題進行詳細研究。下篇主要針對災難報道研究，從新聞傳播工作的性質、功能和任務出發，研究災難報道對象、方式、流程，分析災難報道應掌握的基本原則、方法、策略和藝術，結合案例對災難新聞的傳播經驗和教訓進行總結，對災難新聞傳播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具有自身獨有的學科特點。首先，研究災難事件報道機制中危機應急管理與信息公開機制相結合。從人類災難史的發展歷程對災難傳播機制進行研究，用學科專業的角度、整個人類的視野，不僅豐富了傳播學的內容，更拓展了傳播學的學科范圍。其次，研究各類災難傳播案例探尋新學科基本規律與原則。從地震災難事件的報道引申到各類災難事件的報道，介紹了國內外災難新聞傳播案例，總結各種災難報道形式，既遵循一般新聞報道傳播的規律，又集合應急機制的原則與要求，形成了災難新聞報道獨有的特點和原則要求。最后，突出強調新聞工作者的媒介素養研究。在災難事件發生后，新聞工作者如何通過新聞報道的形式將災情及時、全面、準確、真實的報道給公眾，起到引導輿論安撫民心的作用？如何將抗震救災中，國家政府、社會各界以及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有效展現，以樹立公眾戰勝災難的信心與勇氣。
當然，作為我國災難傳播學第一部專著，本書對于學科的構建和理論的深度雖還需進一步的完善和挖掘，但它的問世無疑對豐富和拓展傳播學范圍，深化傳播學實踐意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研究新聞傳播史的意義范文4
一、哲學解釋學概述
顧名思義，解釋學是對理解的理解，可以狹義界定為關于理解的學說。解釋學又叫"詮釋學”。解釋學廣義上是指對于文本的意義的理解和解釋的哲學或理論，它強調忠實客觀地把握作者和文本的原意。解釋學中固然很重視“理解”，而這種“理解”隨著解釋學的不斷演變發展而呈現出越來越廣泛的趨勢，囊括了對自然，社會和文本的理解。解釋學既是方法論問題，也是認識論問題，即通過各種方法弄清楚研究對象的意義，它高度重視文字資料。
回顧解釋學的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將它分為：
1, 古典解釋學：解釋學的第一 階段，興起于19世紀，主要代表是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的方法論解釋學。
2, 現代解釋學：解釋學發展的第二 階段，開創于20世紀，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他們把對解釋學的研究由認識論和方法論性質上升為本體論性質，并逐漸發展為哲學解釋學。
3, 當代解釋學：解釋學發展的第三階段，代表人物有赫希，利科和艾柯，他們認為應該在全新的基礎之上重構文本的客觀性。
二、解釋學與新聞傳播學的關系探討
1, 解釋學的“文本觀”對新聞傳播的啟示
法國著名哲學家保羅*利科給“文本”下的定義是通過書寫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也就是說，無論形式如何，我們解讀的文本應包§所有書寫來的東西。那么，把文本概念引人到新聞傳播活動中，則是指由特定的符號語言系統組成的供受眾進行觀賞的特定新聞表現形式，它應包括報紙和雜志上的消息，通訊，特寫以及廣播，電視，網絡等等眾多的形式。但是，從這角度理解文本不具有根源性。從根源上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任何理論和學說都是在對一定‘文本’解讀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而人類的生活實踐是一切解讀的最終文本。”由此可以看出，當今社會科技飛速發展，那些廣播中的音頻，電視中的視頻，網絡中的多媒體的新聞作品理應在文本解讀的行列之中。
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文本選擇至關重要。一文本，是否能夠把新聞事件或新聞事實真實，客觀的呈現出來，決定著它能否最終成為新聞而報道出來?？梢哉f，真實和客觀是衡量文本的重要因素。縱觀某傳播過程，我們不難發現，當一新聞作品問世以后，受眾對這作品的理解要以文本自身為基礎，他們希望自己的解擇與新聞事實的實質內容保持一致。其實，這種“一致”理論上是一無止境的“對話”過程。但是，每一新聞都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加之受眾的觀賞時間受限，這樣的“對話”過程在現實中是一有限的過程。
2, 新聞事實與“解釋的事實”
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這似乎揭示了“新聞=事實”這定理.但是新聞文本的事實雖然是實際發生的事實，但它是傳者最終選擇的事實。也就是說，傳者在事實成為新聞的過程中充當了“把關人”的角色.傳者首先要根據新聞傳播價值衡量現實事實.然后選擇性地對事實加以報道.從而構成新聞文本要傳播的新聞事實。
解釋學認為，偏見產生于理解的歷史性，理解的這種“歷史性”使得原本純正的“客觀性理解”站不住腳。伽達默爾指出，“不是我們的判斷，而是我們的偏見構成了我們的存在?！北M管新聞文本要求真實客觀，但客觀事實是一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新聞報道不可能是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所以，最終的新聞報道取決于傳者所看到的新聞點，新聞點的選取在于傳者既定的傳播主體意識中。不同的傳者會有不同的閱歷，在對某1、新聞事件的背景，來龍去脈進行探究和采訪的時候，記者往往會憑借自己固有的知識經驗來推斷某一事件的發展態勢，這樣被報道出的新聞不可能完全沒有“偏見”。
3, 解釋的語言載體與新聞文本的意義生成
眾所周知，一完整的新聞傳播過程包括事實—新聞—傳播者—受眾。那么，新聞文本的生成也就是傳播者先形成思想意義.再編輯信息材料，然后再選擇符號載體。
語言是解擇學重點強調的一載體。解釋學認為，語言在解釋和理解中扮演了橋梁的作用，無論是何種解釋和理解，都是在交流和對話中進行，也就是通過語言來完成的。伽達默爾曾提出“語言游戲說”。他指出，解釋活動的雙方（解釋者與文本）的互動對話就仿佛處在游戲中，表現出一種自由呈現的結構。文本生存于這種結構中，作為游戲的一方，其語句的內涵意義也來自對話的情景。情景不同，意義則不同。
新聞文本的解釋即新聞語言的解釋。人們R有掌握了新聞語言才能準確把握新聞文本本身的內涵。人們通過語言來表現對世界特有的觀點或態度，R有語言才能本真表達人與世界的本質聯系。語言把新聞傳播者與世界，與受眾連接起來，在什么樣語言下.就有什么樣的新聞事實。同一1、信息文本可能就因為語言的差異而產生理解的偏差，因此，對于新聞傳播者來說，正確使用解釋的語言載體，才能更好的詮釋新聞真正的文本意義。
4, 解釋學的“問題視域”對新聞傳播的啟示
“問題視域”是伽達默爾提出的一1、概念。通俗講，視域就是看視的區域，它是指立足某1、點，向這1、點各1、方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達默爾所說的“問題視域”與我們平時所說的“問題意識”其實是一樣的。在新聞傳播活動中，受眾R有取得一定的問題意識，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新聞文本的內涵。
實際上，真正還原新聞事件是不可能的，比如：地上有一裝著半瓶酒的酒瓶，樂觀者說：“瞧，還有半瓶酒呢！”悲觀者說：“R剩半瓶酒了！”正如有多少讀者，就可能有多少哈姆雷特一樣，新聞的真實并沒有絕對的標準。受眾在不斷理解新聞文本的循環中，看侍問題的“視域”不斷被擴大或轉移，從而使得他們的“問題意識”也不斷被激發，"問題意識”的符號意義不斷轉換，這種轉換最終又會通過回到真正理解新聞文本中體現出來。
從一方面講，新聞傳播中的受眾作為解釋者，其有無問題意識影響著文本的解釋，所以，新聞傳播中應盡可能激發或引導作為解釋者的受眾的“問題意識”，從而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另一方面.對新聞事件的解讀又受到文本的制約，新聞報道中出現的各種評論，各種解釋都在調整和更新著讀者的“問題意識”,促使讀者對新聞的解釋不斷深人和變化。因此，在新聞傳播實際活動中，新聞報道應與多數受眾產生“視域重合”，避免“零重八”。
三、結語
解釋學作為一種起源于文本闡釋而又發展為主要是人文學科理解研究的哲學，它與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有很多相通之處。解釋學的許多觀點為我們提供了特有的理論支持，在新聞傳播中也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從解釋學視角來看，新聞傳播實踐應從“文本選擇”和“問題意識”兩方面汲取思維資源，拓寬新聞研究視野，提高新聞從業者的素質，增強新聞文本的客觀性，從而使新聞傳播學如虎添翼般苗壯地成長。
研究新聞傳播史的意義范文5
【關鍵詞】受眾研究 戴維?莫利 民族志研究
一、莫利的研究淵源、研究視角及其研究路徑
戴維?莫利是英國倫敦大學史密斯學院傳播學首席教授,他早年接受了嚴格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訓練,具備經驗主義微觀分析的基礎,社會學成為他的受眾研究的切入點。20世紀80年代,莫利在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師從霍爾教授,深受伯明翰學派所倡導的階級、種族、性別、民族、國家等宏觀視角的浸,開始關注文化產品的政治意義和意識形態結構,還有比電視更廣闊的大眾文化領域消費過程的復雜和矛盾的本質。90年代以后,莫利及時吸納新興理論,加入了家庭研究、人類學和地理學,與費斯克一起致力于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下以更全面的視野為信息時代的媒介研究延展新的空間。
在有機糅合多種學科背景的基礎之上,莫利重新構筑了受眾概念,開創性地將傳統受眾研究范式引向民族志受眾研究,挑戰美國主流傳播研究實證主義傳統范式,實現了傳統受眾研究視角的轉型?！峨娨?、受眾與文化研究》是莫利20多年來從事電視受眾研究的一個總結。它“接合”實證主義與批判理論、經驗主義的受眾研究模式與霍爾編碼/解碼模式,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公共領域和私人空間等,運用霍爾模式對《全國新聞》的節目進行受眾分析,又創造性地結合人類學民族志研究方法來驗證霍爾模式的科學性,同時將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比如階級、性別等)引入到傳統受眾研究。這種研究視角也被當時的學術界譽為“新型受眾研究”。但是,傳統的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對此進行了猛烈的“夾擊”和批評。莫利在書中自我解嘲式地說:“我的研究由于堅持從社會學角度來分析傳播和文化,我的文化研究觀念是非常特殊的,是“邊緣”和“非主流”的研究?！雹?/p>
二、 從《全國新聞》看莫利的電視受眾研究
(一)研究新范式的開創――既非“規范性”又非“詮釋性”
麥奎爾認為,不同研究路徑之間的本質區別,根源于研究者立場的不同,即面對傳媒工業一方和大眾受眾一方時,究竟更靠近誰。②主流傳播研究被一種“鐘擺效應”主導了很長時間,一端是以訊息為出發點的研究――從對訊息的內容分析到傳播效果分析;另一端是以受眾為出發點的研究――主要關注社會特征、社會環境以及隨之以來的社會需要。迄今為止,前者(訊息/效果)主要采用的是行為主義取向的“規范性”研究,即受眾的行為如何反映訊息對他們產生的影響和效果,后面加入了認知因素,但是仍然屬于行為主義取向;后者(受眾)基本上是結構――功能主義取向的“詮釋性”研究,研究焦點在于不同受眾的社會特征,反映受眾接受訊息不同程度的“開放性”。近來,受眾研究學者提出要與結構――功能范式分道揚鑣,試圖從社會意義角度對傳播進行研究,而不是社會功能或行為效果角度。
這三種主流傳統都似乎在永無止境地尋找所謂的“訊息的‘終極’意義或‘真實’意義”③,但是莫利不同,他試圖運用符號學和社會學分析,更加關注能夠產生意義的傳播的基本條件。他希望對“規范性”和“詮釋性”范式進行批判,并將二者結合起來,提出一種既非“規范性”又非“詮釋性”全新范式――對訊息的符號學分析和對受眾的社會學分析。這一取向將受眾研究的注意力轉到了對訊息的顯性和隱形符碼的研究上來,并且將傳統的“文本化分析”轉到了“受眾的接受分析”。也正是在這一理論框架之下,莫利將符號學和語言學里的“話語”概念納入進來,重新解釋了訊息的解碼過程,并重新構筑了受眾的概念。接下來,我們分別從訊息和受眾兩個方面來看莫利的研究結論。
(二)莫利研究的“雙重焦點”――從文本到受眾
莫利認為,影響文本意義的產生有兩個關鍵性因素:一是文本自身的符號內容,二是受眾自身擁有的“文化符碼”。兩者的互動才能產生“意義”。莫利早期對英國電視新聞雜志節目《全國新聞》的研究中,運用了符號學和社會學來分析這兩個制約因素。目的在于了解“受眾不同的亞文化結構、不同團體和階級的文化符碼和素養是怎樣為不同部分的受眾構建信息解碼的”。④因此,莫利分析的核心問題是:通過分析一個特定媒介(電視)中的一個特定模式或者類型(雜志或者時事)中的一個特定節目(《全國新聞》)來探求受眾如何認識和理解媒介所展現的世界。
1、訊息的編碼/解碼
“詮釋性”范式認為訊息是“多義”的,一條訊息總能任意地得到詮釋,但是莫利認為,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簡單,“我們必須考慮到,‘清晰’和‘有效’永遠是廣電從業者的職業追求,他們希望進行有效的傳播,注定要提供具有‘方向’和‘封閉’結構的訊息,使之成為若干可能解讀中的‘傾向性或主控性解讀’”。⑥因此,研究時必須通過節目的顯性內容看清這背后隱藏的假設是什么,而這些假設中,必然有對受眾的假設。因此,訊息不會孤立的對受眾產生影響,了解文本的意義,必須考慮文本在特定條件下所接觸的“交叉話語”。
因此,莫利集中考察了節目的語言表述和結構編排,包括各個話題是如何被連接的,背景和解釋框架是如何通過影像和語言進行展開的,專家和主持人的評論是如何插入的,主持人的開場白和采訪是如何監控和操作的等等。在這里,莫利關注的是,《全國新聞》的節目內容通過哪些傳播技巧和策略使受眾覺得這個節目“話題一目了然”,并在這個顯性訊息之下傳播了一套關于社會價值觀念和基本態度的隱蔽訊息。
然而,這種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的分析視角,勢必造成對文本訊息的過度關注,而忽視了受眾解讀的“積極性”。因此,莫利不僅考慮了訊息的解碼/編碼過程的符號學研究傳統,還進而運用社會學的研究視角重新的構筑了受眾概念。
2、重構受眾
在大眾傳播過程中,訊息的發送和接受總是存在符號分離的可能,我們不僅要了解在廣電從業者編碼時所規劃的傾向性解讀范圍,而且要了解在這一范圍內受眾進行解碼的程度,也就是,受眾解碼的策略和能力范圍是什么。至此,莫利對受眾的概念進行了重新構筑。
在《全國新聞》的受眾分析中,莫利納入了弗蘭克?帕金的社會學理論,即我們可以預期同一個社會中不同階級成員具有不同的“意義系統”(即,主流價值系統、次級價值系統和極端價值系統)或者意識形態構架。莫利在繼承帕金理論的基礎上,結合霍爾的受眾模式并進行相應改造,即受眾對訊息的解碼主要有三種方式,分別是“主控式”解碼、“協商式”解碼和“抵抗式”解碼。⑥這里,莫利沒有像霍爾一樣完全關注受眾的宏觀的階級屬性,而是更深入地分析了社會因素通過哪些具體機制與話語相連,并影響了受眾對意義的解碼。實際上,就是階級位置不會像獨來獨往的騎兵一樣橫沖直闖,它只有在結合符號和話語時,才對解碼過程發揮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莫利超越了帕金和霍爾。
(三)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在受眾研究中的首創性運用
一般認為,“民族志”這一研究方法肇始于20世紀初文化人類學對異民族文化的考察,馬林諾夫斯基所創造的“參與觀察法”是這一方法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民族志指的是“研究者深入到某一特定群體,長期觀察研究之后,從這一群體的文化內部,來說明文化的意義和行為”。⑦格爾茨認為民族志描述有個特點“一是群體性,二是社會性的詮釋,三是微觀的,四是所涉及的解釋在于將這種‘所說過的’從即將逝去的時間中解救出來,并以可供閱讀的術語固定下來。⑧
民族志研究為莫利的電視受眾研究搭建了研究策略上的框架和視野,并一以貫之地延續到后來的《家庭電視》研究當中,從而深刻影響了莫利甚至整個傳播學界的受眾研究取向。這一貢獻可謂高屋建瓴。長久以來,受眾研究主要運用的一直是定量的經驗性研究。一種計量表安放在每家每戶的電視機上,運用“形象識別”系統來識別,誰,在什么時間,在哪一臺電視前面收看什么節目,這就是收視率調查。這種量化研究局限在于把受眾當成數字來看待,所有的受眾在觀看電視時的意義差別被抹殺了。然而,實際情況是,受眾的收視行為是非常復雜和多樣的。莫利對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引入,突出了電視觀眾收看電視時的“收視語境”,從而引導著人們對此前深信不疑的“收視率”效果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懷疑。莫利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成為了與傳統經驗學派量化研究相對抗的范式,這為傳播學研究流派成果的相互交融和碰撞提供了一條新路徑。民族志研究目前在西方的傳播學界非常流行。美國1997年出版的《信息社會的傳播媒介》一書中,將“民族志研究”與內容分析法、實驗研究法等并列作為傳播學中基本的三大研究方法。
三、莫利受眾研究的局限與修正
1、符號學上的“模糊性”
莫利認為,大多數的日常傳播行為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這影響了研究者的評價能力,他們很難評價“發生了什么”和“為什么會發生”?！澳：浴鼻『檬亲非蟆扒逦焙汀翱陀^”的實證主義的大敵。對于講究“自然”的民族志研究者來說,“模糊”是日常生活互動進行時的必然,傳播行為的編碼/解碼模糊不清和“傾向性解讀意義”含蓄不明的情況在所難免。
2、語言形式和意識形態意義多樣性的忽略
對于“說話方式”問題,莫利準備考察的是語言形式和意識形態之間關系的多樣性問題。實際操作中,研究重點卻滑向了對特定信息的孤立因素的反應,比如,對《全國新聞》的話語核心《每日電視》的研究中,需要考察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對待。
3、社會學因素的殘缺不齊
雖然在研究設計時,考慮了年齡、性別、種族、階級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在實際操作中也對階級影響做了系統觀察,但是種族、性別和年齡等因素卻依然沒有作為一個結構性因素進行考察。用拉德威的話說就是,《全國新聞》受眾研究過分關注“階級”這一變量,而且對“階級”這一概念的構建也過于簡單。莫利自己也認為,對于探究結構性因素和文化實踐之間關系的復雜類型上,《全國新聞》只是觸及了一點皮毛而已。
4、莫利對《全國新聞》研究方法局限的修正
由于是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莫利對晚間新聞節目《全國新聞》進行研究時,這一方法并未得到充分運用,還存在許多漏洞和局限。莫利在后來的“家庭電視”等研究中進行了一一修正。在如今的文化研究之中,性別問題、同性戀問題、種族問題、移民問題、身份問題等均成為了研究重點?！?/p>
參考文獻
①泰碼?里貝斯,艾利胡?卡茨 著,劉自雄 譯:《意義的輸出――的跨文化解讀》,華夏出版社,2003:22
②④戴維?莫利 著,史安斌 主譯:《電視、受眾與文化研究》,新華出版社,2005:94
③丹尼斯?麥奎爾 著,劉燕南 等譯《受眾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6:25
⑤蔡騏、謝瑩,《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與受眾研究》,《新聞大學》,2004(2),第29頁
⑥尼克? 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商務印書館,2003:134
⑦克利福德?格爾茲 著,韓莉 譯:《文化的解釋》,譯林出版社,1999:35
⑧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34
研究新聞傳播史的意義范文6
毋庸置疑，凱瑞理論之所以引人關注是因其思想的精辟、獨到和深刻，它為傳播學研究開辟了新思路與新方向，因而，對其理論進行深入研究與思考，是十分必要的。而詹姆斯?凱瑞闡述這一思想的代表作就是《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一書。該書已有中文譯本，由丁未翻譯，華夏出版社出版。傳播：信息傳遞與儀式共享
研究傳播的“儀式觀”之思想，從傳播的“傳遞觀”切入似乎并無不妥。
什么是“傳遞觀”?凱瑞有如下論述：“信息的移動在本質上被看作是與貨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過程，兩者都可以用‘傳播’這個名詞來描述，這時傳播的中心意思是指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號或訊息從一端傳送至另一端。傳播的這一概念源自人類最古老的夢想：希望增進訊息在空間翱翔時的速度與效率?！眲P瑞繼續論證道：“在我們思想的最深處，對傳播的基本理解仍定位于‘傳遞’這一觀念：傳播是一個訊息得以在空間傳遞和的過程，以達到對距離和人的控制?！?/p>
那么，“儀式觀”又是指什么呢?凱瑞講得淺顯易懂：“傳播的‘儀式觀’雖然在美國人的思想中相對淡薄，但它是一種更為古老的觀點……從儀式的角度定義，傳播一詞與‘分享’‘參與’‘聯合’‘團體’及‘擁有共同信仰’這一類詞有關。這一定義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溝通’(communication)在古代有著同一性和共同的詞根。傳播的‘儀式觀’并非直指訊息在空間中的擴散，而是指在時間上對一個社會的維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如果說，傳遞觀中傳播一詞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圍拓展訊息；那么在儀式觀中傳播一詞的原型則是一種以團體或共同的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禮?！?/p>
新聞：從“永恒”到“流變”
以新聞為例，在傳遞觀看來，新聞就是把一些信息像搬運物質實體一樣從甲地搬運到乙地。甲地是信息產生的源泉，或者至少是信息的地：乙地則是信息的歸宿地。
但從儀式觀視角來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當乙地的人們閱讀報紙新聞時，更多地不是將讀報視為發送或獲取信息，而是將其視為與甲地人共同參加了同一次彌撒儀式。在那種場合下，雖然人們沒有學到什么新東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觀卻得到了描述和強化。
究竟什么叫特定的世界觀得到了描述和強化呢?筆者認為，就是指，閱讀新聞強化了人們對于新奇、變異、偶然、反常的關注。現代新聞的成型一般被認為是在17、18世紀。在此之前，人們閱讀最多的恐怕是英雄傳奇和史詩。通常，傳奇、史詩被稱為“經典”。什么是經典?簡單地說，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時間、不會被人輕易遺忘的東西就是經典。那么，什么東西能超越時間?顯然，只有那些一般的、恒常的規律，才能夠不受時間約束而長久存在。因而，閱讀傳奇、史詩，就會在無形中加強人們對于永恒、必然的關注。這種關注的狀態，其實就是“古典主義原則下的生活狀態”。用亞里士多德那句最有名的話說：“詩比歷史更具有哲學性，意義更重大，因為詩所陳述的事具有普遍性，而歷史則陳述特殊的事?！憋@而易見，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偶然情況是不重要的，必然規律才是重要的。柏拉圖也持類似的觀點，他曾表示：“靈魂獨自思考的時候，就進入純潔、永恒、不朽、不變的境界……它不再迷迷惘惘地亂跑，它安定不變了，和不變的交融在一起，自己也不變了。靈魂的這種狀態就叫智慧?！?/p>
回到新聞上來，儀式觀的意思恰恰是，人們閱讀新聞，而不再閱讀傳奇與史詩，其意義絕不在于多知道了幾條新訊息，而在于：人們從此放棄了對于永恒、必然、普遍的關注，轉而更關注偶然、變化、特殊的情況。固然，新聞消息有傳遞的過程，這一過程有著需要人們研究的各種規律。這正是傳遞觀研究的核心。而這一過程的更深層面，卻是對人們生活和思想狀態的根本改變。我們可以說，從哲學層面上講，人們的生活狀態開始從“古典主義原則下的生活狀態”轉向“現代性原則下的生活狀態”了。所謂現代性原則，雖然難以用幾句簡單的話語說清楚，但簡言之，恐怕就是指對流變的關注?，F代新聞的成型與繁榮恰恰是對現代性的最佳注解，它打破了人們思想的固有狀態，使全世界都處在流變與人們不斷適應流變的過程之中。
永恒與流變，一直是哲學領域里的熱點話題。有一種觀點認為，肯定流變的，就是所謂的狄奧尼索斯(酒神)精神；否定流變的，就是所謂的阿波羅(日神)精神。為詹姆斯?凱瑞所推崇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在其名著《哲學的改造》中也大篇幅地論述了永恒與流變的問題。杜威甚至認為，就整個世界發展的新思路而言，最首要的就是“興趣從永久普遍的事物向著變化和特殊的具體的事物的轉移”。杜威的至理名言正是：“所謂個人的自由就是發展，就是在必須變時立刻就變?！?/p>
無論哲學家們怎樣論述與闡釋，綜上所述，我們至少可以大致理解儀式觀的意思了。新聞，作為一種儀式，它為社會生活提供了整體的形式、秩序和調子，這個調子就是：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關注那些新奇、變異、偶然、反常的東西。對此，凱瑞精辟地總結道：“新聞是歷史性的現實，它是一種由特定的階層在特定的歷史時間發明的文化形式――主要由18世紀的中產階級發明。像所有被發明的文化形式一樣，新聞形成并反映了一種特有的‘對經驗的渴望’；一種廢棄史詩、英雄與傳統，偏愛獨特、原創、新奇和新鮮――即‘新聞’的愿望。這一‘渴求’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就根植在不斷變化的風格和中產階級的命運中。”
學術：起點決定終點
凱瑞在經過了一系列論述后認為，儀式觀才是傳播的起源與傳播的最高境界，這個境界就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
當然，在凱瑞看來，傳播的傳遞觀也并非錯誤，只是或多或少有些不夠全面罷了。加之，傳遞觀一直占據著美國傳播學研究的主流地位，在中國也莫不如此。所以，在目前，著重對傳播的儀式觀進行更多的思考與研究，對促進傳播學的發展，對探討與揭示傳播(包括新聞)的起源、實質等問題，意義將十分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