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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主要特征范文1
一
中國地主制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實物地租、土地買賣和小農經營。它的形成是以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的。在地主制經濟下，一家一戶的小農，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農民既從事糧食生產，又種植蔬果，飼養禽畜，還養蠶織帛，種麻棉織布，通過耕以自食，織以自衣，即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以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由于小塊土地經營和家庭勞動的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這種局限，迫使他們從事商品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維持再生產，從而維持自己家庭的溫飽。因此，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不僅有實物平衡，而且有價值平衡。其再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除自己以實物形態滿足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就要通過市場進行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農民家庭并不單純是一個自我完成再生產的經濟單位，而是一個包含—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的經濟單位。針對這種情況，我曾經提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生產，是“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雙重結合”的概念。以后又指出，“這種雙重結合，是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基本特征”，它“已經成為農民生產的內在結構”[1]。這是說，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地結合為一個整體，通過它們的各自運動，又互相依存、互相補充所形成的綜合效應，既有利于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的實現，又有利于整個小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這種生產模式，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在封建社會初期，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水平都比較低下，《管子》說，“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當時農民的生產就自然地主要是解決吃與穿的自給自足問題，逐漸形成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所謂“男耕女織”的生產結構。如以戰國時代的情況為例，《孟子•梁惠王》所記載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豆茏?#8226;禁藏》所說，民“率三十畝而足于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這都反映了這種“男耕女織”的情況。正是由于農民主要是生產糧食與布帛，封建國家遂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這種實物賦稅反過來更加強了這種耕與織的結合。
中國農耕發達，人民的食物結構歷來是以糧食為主。糧食生產在農民的整個生產中，占有最為重要的地位。據李悝在《盡地力之教》中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笆?，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農民全家一年的口糧，占其糧食生產量的五分之三。戰國時的耕地百畝，折合現在的市畝大約為三十一畝二分。當時五口之家的農民，就要用將近二十市畝土地生產的糧食，才能做到自給口糧，盡管上述數據的準確性與代表性都難以判定，但仍可以說明口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的地位。
當時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產品交換，已經普遍存在。從《孟子•滕文公》所記載的情況看，農民要用糧食與從事“陶冶”的手工業者交換“釜甑”和鐵農具，要與“梓匠輪輿”之類的木工交換糧食與布帛，還要用糧食與手工業者交換“冠”。甚至有些農民還要與其他農民交換布帛。李悝在上述著作中就說過，有些農民是“衣，人率用錢三百”，靠賣掉糧食來買衣服。盡管當時農民用于交換的糧食與布帛，主要是自用有余和交納封建賦稅以后的剩余生產品，但已不是“偶然留下的剩余物”[2]，而是具有一定數量的經常存在的剩余生產品。這種建立在“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基礎上的交換，正是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結合的一種原始的簡單的表現形式。由于當時農民能夠用于交換的生產品還不多，商品性生產還很不發展，農民主要是靠自給性的“男耕女織”來實現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所以當時上述生產雙重結構的重心，是在自給性的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具有比較強烈的自然經濟色彩。
隨著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生產的這種模式也在不斷地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男耕女織”始終是農民生產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商品性生產在逐漸增加，具有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農民在逐漸增多。到宋代，“河朔山東養蠶之利，逾于稼穡”[3]。福建建寧一帶山區的農民，“又多費良田以種瓜植蔗”[4]。太湖“地方共幾百里，多種柑桔桑麻”[5]。這些記載都反映了這種情況。到明代中葉，封建政權取消絲棉布帛的實物賦稅之后，這種“男耕女織”的生產結構，就開始發生變化。在一些自然條件不適宜養蠶織帛、或不適宜種棉織布的地區，許多農民已不從事絲和棉的紡織。特別是到清代前期，棉花雖已在全國范圍內取代絲麻成為主要的衣著材料，在一些自然條件不適宜種棉的地區，從事棉紡織的農民仍然很少?？棽加钟幸欢夹g要求，也使許多地區的農民植棉而不織布，或者紡紗而不織布。加以棉花產區和非棉花產區從事棉紡織的經濟效益大不相同，遂使農民自給性的棉紡織逐漸向商品性的棉紡織轉移，棉花產區的商品性棉紡織日益發展，并形成了許多棉布集中產區。這就導致了農民以自給性“男耕女織”為內容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逐漸削弱和分解。這種發展變化，在清代前期日益顯著。全國各地從北方到南方，都出現了這種情況。文獻資料中記載的這類事例很多，如在山東，據康熙《鄒縣志》說，“婦女不勤紡織，坐而待哺”。如在山西，據乾隆《五臺縣志》說，“地不產棉，婦女不知紡織，雖尺布亦取給于市肆”。在江蘇，乾隆《山陰縣志》說，“淮人寸絲尺布皆資于市，桑不知栽，繭不知織，棉不知種，葛不知采”。在江西，同治《瑞金縣志》說，“瑞邑既無蠶桑之利，又不獲紡織之助，民間婦女皆安坐而仰食于其夫”。
據鄭昌淦教授對清代地方志的記載考察，全國直隸等十八個行省中，沒有棉紡織的州縣約在五百四十個以上，約占全部州縣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農村棉紡織很少的奉天、廣西、云南，貴州，甘肅等省的部分州縣(因方志缺少)尚未包括在內。否則，沒有棉紡織的州縣還會更多一些[6]。
又據劉秀生教授對清代中后期產棉地區一千零五十九個縣的文獻資料考察，其中生產棉布的縣為六百八十五個，不生產棉布的縣為三百七十四個。這是說，就是在產棉地區，不產棉布的縣就占達全部縣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他又對棉紡織比較發達的直隸，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八個省五百二十九個縣地方志的記載考察，其中產棉布的縣有四百二十三個，不產棉布的縣為一百零六個。后者約占全部縣總數的五分之一[7]。
又據吳承明教授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中估算，十九世紀前期為我國農民家庭棉紡織發展最盛的時期，由于前后的資料過少，按1860年計，農村棉紡織戶則約占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非棉紡織戶則約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中棉紡織發達的江蘇省，非棉紡織戶也占達全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棉紡織不發達的福建和廣東兩省，非棉紡織戶則約占達兩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8]。
上述這些研究，為文獻資料的缺乏和記載的不夠詳明所局限，其數據當然不會是很準確的。但也可以看出，清代前期，農民自給性的棉紡織，特別是紡紗而不織布，雖然還廣泛地存在，但是不從事棉紡織的農戶卻已大量出現。加以農民的商業性農產品生產和包括棉紡織在內的商業性手工業生產，都獲得了很大發展。農民生產雙重結合的重心，就自然地從自給性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轉向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的結合，使后者成為廣大農民家庭實現生產與消費平衡的主要途徑。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提出過“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的問題，并且指出這在中國表現為“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9]。到了清代前期，這種情況已經有了變化。
但是，自給性的糧食生產仍然在農民的生產中保持著自己的重要地位。在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下，農民也還需要用相當多的耕地來作到口糧自給。如在江南地區，包世臣在《安吳四種》中說，“蘇民精于農事，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斗，抵米五斗”。這是說，在正常年景，一畝田夏秋兩季可收米二石五斗。他又說，農民的口糧，“合女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按照他的說法，如果是“四口之家”的農民，則約需種田四畝多，才能自給全家的口糧，如果是“五口之家”的農民，則約需種田六畝，才能自給全家的口糧。據教授在《江村經濟》一書中說，民國年間，江蘇吳江縣，一個四口之家的農產，必須有五畝半土地，才足以解決口糧自給。這也可資佐證。江南地區種植糧食的農民，一般是“一夫耕不過十畝”。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這些農民需要將糧食收獲量的一半以上作為口糧。江南地區的糧食畝產量，從全國來看是比較高的，其他地區農民的口糧生產，應當還會高于這個比例。盡管商品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的地位已日漸重要，但是，基于糧食生產對于商品生產具有基礎作用的普遍原則，從每個農戶來說，自給性的糧食生產仍然是他的商品性生產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前提。
清代前期，農民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模式，已獲得了普遍而充分的發展。當時，不論南方和北方，許多地方官在“勸農”的時候，都總是按照這種模式來為農民設計生產。乾隆間，河南嵩縣知縣康基淵就提出，農民應當生產“谷米布帛”以“務本”，而又應當種植經濟作物進行“調劑”，以“兼權錢幣”。他要求農民的耕地在收“麥后，八分種粟，二分蒔藍。以十畝計，可獲粟二十四石，收藍易價，藍后種蔬二畝，所出亦可獲緡錢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10]。這是北方的一例。從南方來看，康熙間，湖南長沙縣知縣朱前詒在《勸民開塘示》中說，農民種田，“大率三十畝，以二十畝栽禾，以八畝種豆，留二畝以種果芋蔬菜等項，按時播種，早晚灌溉，便可取利養家”[11]。湖南農民的主食是米谷，從明代起，豆類的“功用已全入蔬餌膏饌之中”，可見他是把豆作為經濟作物提出來的。
不但官方的規劃是這樣，民間的規劃也是這樣。清初，浙江桐鄉縣張履祥的友人鄔行素病歿，“遺田十畝，池一方，屋數楹”。家有老母、寡妻、長子、稚子與侄。張為其家所規劃的生產是：由于“瘠田十畝，自耕僅可足一家之食”，加以家庭人口老弱多，“力不任耕”，難以種稻，遂安排種豆三畝，豆起種麥。種桑三畝，種竹二畝，種果二畝，池畜魚，還養羊五六頭，以其糞畜桑養蠶。這樣，“豆麥登，計可足二人之食”。絲綿可以易衣，竹、筍、果與魚、羊，“俱可易米”。“如勤力而節用，佐以女工，養生送死，可以無缺”[12]。這里農村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商品性生產項目就安排得多一些。前述官方和民間為農民生產設計的模式，與前引《孟子》、《管子》中所記載的模式，無疑是顯然不同的。
順治《麟游縣志》還指出，該縣“核桃最佳，于地尤宜”。農民遂“以谷為本，以此為末，本末相權，庶谷不致于竭，而兇年亦可無虞矣”。作者用“本末相權”來概括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在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中相輔相成的作用，是非常精辟的。這種“本末柑權”，與《孟子》所說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交換，無論是質和量上都大有差別。所有這些記述都正是農民的這種生產模式，在現實生活中已得到普遍發展的反映。
注釋
[1]參閱拙作《清代前期小農經濟的再生產》，《歷史研究》1984年第5期；《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價值規律在封建社會農民生產中的作用》，同上刊，1991年第2期。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1頁。
[3]莊季裕：《雞肋編》卷中。
[4]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八。
[5]莊季裕：《雞肋編》卷中。
[6]參閱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第2章。
[7]《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該書第308頁。
[9]《資本論》第3卷第371、373頁。
[10]乾隆《嵩縣志》卷一五。
小農經濟主要特征范文2
關鍵詞：近代鐵路；華北；農村經濟，豫北地區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1-0108-05
一、問題的提出
1878～1911年間，在以鐵路為中心的新式交通運輸體系構建過程中，華北區域先后筑成九條鐵路，其中三條與豫北地區密切相關，一是縱貫豫北的平漢(始稱京漢)路，1906年全線通車，貨物北至北京后東可轉運天津、西達包頭，南則以湖北漢口為中轉碼頭集散；二是從道口(今河南滑縣縣城)至清化(今河南博愛縣縣城)的道清路，1907年全線通行，該路橫臥豫北境內，與平漢路交匯于新鄉，并在道口和衛河相連，貨物經衛河－南運河可達天津；三是開封至洛陽的汴洛路(今隴海路前身)，1909年通車，在鄭縣(今河南鄭州市)和平漢路交匯。1915年隴海路向東展筑至徐州，與津浦路相接；1923年隴海路又東延至海州大埔(今屬江蘇連云港市)后，所載客貨既可經海路北上青島，也可南下運抵上海。上述鐵路和其他交通路線一起，共同構成了豫北交通運輸體系的基本框架。
鐵路未興之前，華北內陸的對外經貿交流主要是靠驛運和水運進行的。由于落后的傳統交通方式的制約，造成華北內陸的區際經貿規模不大，且被限制在較小的范圍之內。因此鐵路的通行，根本意義在于以較低廉的價格，使大量的物資和人員在短期內進行長距離的交流。作為繼沿海地區之后經濟發展較快的區域，華北內陸農村經濟的發展在哪些方面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鐵路的影響，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問題。在近代華北經濟史研究這一領域，雖說以往學者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因各人研究的視角、方法及關注點不同，故而在某些問題上仍有考察空間與探討余地。有鑒于此，本文將以近代鐵路與華北內陸農村經濟的分化與重組為切入點，通過對1906－1937年間豫北農村經濟變化的具體考察，試揭示近代鐵路與華北內陸農村經濟變遷間關系的主要特征及一般規律。
本文考察時段劃定于1906～1937年，是由于1906年貫穿豫北的京漢路全線通車，成為影響豫北傳統經濟發展的起點；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豫北的經濟發展脫離了正常軌道。之所以選取豫北為考察個案，是由于京漢和道清路在此交匯，其既為周邊數省往來通衢之地，又是華北內陸的經濟中心，可直觀而系統地反映鐵路在華北農村經濟變遷中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涉及農業、手工業、養殖業三個方面。
二、鐵路促進了華北內陸農村經濟的分化
19世紀中葉以來，特別是天津于1860年開埠通商之后，華北農村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特征的小農經濟“開始卷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清末民初，伴隨著以鐵路為中心的新式交通體系的初成，華北的“廣大市場與資本主義世界緊密地聯系起來”。鐵路在華北地區的通行，不僅大大縮短了華北內陸到達沿海各通商口岸的時間，也使兩地間經常性的物資交流和人員往來成為現實。與此同時，由于西方商品經濟入侵、地方經濟市場形成、價值觀念轉變等因素的推動，華北內陸的農村經濟再也無法孤立于自給自足的小農天地之內，尤其是鐵路沿線地區的農村經濟已開始向商品經濟轉變。
鐵路通行對華北內陸農村經濟的重要影響之一，是推動了鐵路沿線地區的農戶分化和土地集中。據有關資料統計，1920年代豫北地區的地權分配有以下特征：首先，地權相對集中，農民失地現象嚴重，占農戶總數12.47％的地主和富農占有48.10％的土地，貧民所有土地僅占17.83％；其次，土地占有者以中小地主占大多數(以占有土地100～499畝的為小地主、500～999畝的為中型地主、1000畝以上的為大地主劃分)，中小地主比例高達99.32％，大地主僅占0.68％；最后,富農成分比河南其他地區更為顯著，輝縣、新鄉、滑縣一帶的富農經濟，由于水陸交通運輸便捷、商品經濟較發達而比河南中部、南部地區發展更快。
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范圍的擴大，華北內陸不少農戶在經營自有土地的同時，還租佃大量土地并雇傭勞動力進行經營。以1933年的豫北為例，當時輝縣35戶富農所有的耕地僅為1，702畝，使用耕地卻高達3.751畝(即租人2.049畝，租地占使用耕地總面積的54.63％)，每戶平均使用耕地面積達107.17畝；107戶中農所有耕地的面積為2803.5畝，使用耕地的面積為3528畝，租人耕地的面積為725畝，租人耕地占使用耕地總面積的20.5％，每戶平均使用耕地面積近33畝(參見表一)。鐵路通行之后，華北內陸鐵路沿線農村各類農戶的基本構成和使用耕地的具體數量可見一斑。
1930年代前后，由于經濟危機、自然災害、苛捐雜稅等影響，華北農村的商品經濟發展進程被迫放緩或陷入停滯。受此影響，華北內陸農村許多農業生產部門日趨無利可圖。據有關資料記載，豫北地區武陟縣土地每年畝產量，1930年之前是上等土地192斤、中等土地96斤、下等土地60斤；而1930年代初的每年畝產量，已是上等土地144斤、中等土地72斤、下等土地36斤。同時，鐵路的通行使華北內陸地區的廣大農民對外界的情況更為熟悉和了解，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或消除了他們對移居外地的恐懼心理，且當時華北移民搭乘平漢、隴海、北寧等鐵路均為免費。在此情勢下，華北內陸交通便捷之地的農村出現了大量移民的現象。
1930年代，隨著與外界交流的頻繁及農民生存環境的惡化，華北內陸農村出現了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現象，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村民放棄或讓渡了自己的土地經營權，不再在當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受此影響，華北內陸很多農村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拋荒現象。據1937年的調查統計，豫北的淇縣共有荒地120，000畝，民荒地畝占六分之四，官荒地畝占六分之二；無人納稅之荒地35，000畝，有人納稅而不耕之地85，000畝；豫北孟縣共有荒地約100方里，官荒地約30方里占全荒地十分之三，民荒地約70方里占全荒地十分之七。鐵路通行之后，由此可見華北內陸農村的土地所有權變動及耕種狀況。
按華北內陸農戶的生產能力和耕作方式，每家農產需要耕種30畝以上的土地方可不浪費勞動力。但到了每年的農忙季節，這類農產仍需要雇傭短工幫助自己經營農場。據相關統計資料顯示，豫北地區六戶完全喪失土地的佃農租種了427.1畝土地，平均每戶租種71.2畝。這一社會現象說明，當時華北內陸農村不論是半自耕農還是佃農，他們每年的農忙
時節都必須雇傭幫工經營生產。由此可見，當時華北農村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均發生了較大變化，華北內陸農村的富農和部分中農已按資本主義經營方式①經營農業(參見表二)。
由上表可知，1933年的情況與1928年相比，豫北地區的農產構成和地權狀況均有了十分明顯的變化，地主與雇農的戶數各減少了0.37％和0.27％，所有田畝卻分別增長了0.30％和0.19％；中農與貧農的戶數各增加了0.86％和0.28％，所有田畝則分別增長了0.05％和0.99％；富農的戶數增長了0.07％，而其所有的田畝數卻減少了1.95％。這一時期，上述情況之所以在華北內陸廣大農村發生，雖是多種社會經濟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以鐵路為中心的新式交通運輸體系的形成，在此具體轉變過程中應居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三、鐵路帶動了華北農村手工業的專業化
鐵路通行之后，不僅大大密切了華北內陸與沿海通商口岸的經貿聯系，也使華北內陸農村的手工業日漸興盛。作為一個傳統的棉花種植區域，華北地區很多農村的手工棉紡織業都比較發達。據1935年對全國十九省的調查統計，全國各省紡紗織布的農戶占全體農產的比重平均約為24％，而華北的山西為10％～20％，河北、山東、河南等省則均在30％以上。另據資料記載，1930年代豫北新鄉縣的南鄉和西南鄉的紡織手工業發達,當地的鄉間女子無論老幼都從事紡織業，其中用于銷售的產品約占70％；又如新鄉縣的小冀鎮有布莊五六家，專為收買四鄉農民的棉布而設，收買后的棉布大都運往山西銷售。
由于位于晉、冀、魯、豫四省的交界處，豫北地區不僅為周邊數省往來通衢之地，且是華北內陸的經濟中心之一，特別是編織、紡織、錫器等行業具有悠久歷史。例如，豫北的編織業種類繁多，有竹編、草編、荊編、柳編等。但從事編織業的人員主要集中在少數村莊，且僅限于有技術的村民。鐵路未興之前，由于相對落后的交通條件的制約，豫北沁陽縣一帶大批未經加工的原竹，主要經衛河――南運河筏運至天津、山東一帶銷售。鐵路通行之后，受惠于商品運銷路線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豫北沁陽一帶筏運賣原竹的逐漸減少，大都在當地加工之后以成品銷往外地。1935年，僅博愛縣(1926年從沁陽縣析出)從事竹編的就有十二個村，參加人員達3，500人，產品經道清、平河鐵路遠銷至國內的十幾個省市。
鐵路的通行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華北內陸農村手工業的發展。據資料記載，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商品經濟的興盛及市場范圍的擴大，豫北各地從事手工業者日趨增多，各縣人數平均在l，000人以上，人數多者可達1O,000人。據1936年的調查統計，豫北輝縣有木工2，500人，泥水工3，000人，油漆畫裱工l，200人，鐵工800人，席工500人，竹工200人，銅錫工80人，其他行業的手工業工人約800～10，000人；延津縣有手工業工人13，000人。鐵路通行之后，華北內陸農村手工業發展的水平及規模，由此可見一斑。
1930年代，鐵路的通行使華北內陸的交通較前更為便捷，西方商品遂借此占據了鐵路沿線的廣闊農村市場，對當地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產生了沖擊；加之天災人禍時有發生，華北內陸的傳統手工業隨之出現了衰退。據1936年的調查統計，河南各地手工業的衰退主要表現在數量和規模的大大減小上。如豫北沁陽縣的手工業“近年來因機器業之排擠，日漸衰落，幾至停頓，與1926年前相比，現在所有設備僅得其半”。這說明鐵路通行之后，華北內陸農村的傳統手工業已日漸被現代機械化生產所取代。
從華北內陸手工業的發展來看，各地農村手工業的分布很不均衡，而鐵路沿線地區的手工業一般都比較發達。據有關資料記載，山西東南部的鐵貨、糧食及豫北的沁陽、濟源、溫縣、孟縣等地的土特產品，一般要經過道清鐵路的清華站裝車外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百貨、布匹、食鹽和煤油等日用品，一般也要通過安陽、新鄉、清華等火車站分發各地。豫北作為華北內陸的一個典型經濟區域，它所反映出來的情況應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華北內陸農村手工業的性質逐漸發生變化，開始由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1930年代，豫北孟縣仿效河北高陽鐵機織布辦法組織成立了光裕織布廠，受此影響，該縣鄉下使用鐵機的戶數也大為增加。至1935年，全縣已有鐵機2，300余張，年產土布約4萬匹(每匹長16米)。這些土布除少量為農民自用外，大部分由山西客商收購后外運銷往相關市場。博愛縣的竹器由私營竹商販運，并通過鐵路把大批竹器售至天津、山東、河北等省市的相關市場，產品有竹簾、竹床、竹籠等十余種。
20世紀前半期，在以鐵路為中心的新式交通的帶動下，華北內陸農村的傳統手工工廠或作坊日漸向現代工業過渡。之所以發生這一現象，一方面是因為農村經濟日益卷入了世界經濟的大市場，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當地民族工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這是因為，當時華北農村商品經濟的活躍，極大地刺激了傳統手工業向現代轉變，甚至部分行業還引進了機器大生產的生產方式。據1930年代的調查,豫北武陟縣有鉅興紗廠、平民工廠兩處工廠。鉅興紗廠的產品為洋紗，系用新式機器制造；平民工廠產品為洋布毛巾，系用手工操作的機器制造?？梢?，在市場范圍擴大和新式工業興起的推動下，華北內陸得以形成較快發展的手工業，主要是一些以農副產品為原材料并與日常生產生活關系密切的行業。
四、鐵路推動了華北農村養殖業的規模化發展
20世紀前半期，為了靠近水源、原料產地及運輸方便，華北內陸的現代工廠大多選擇建在鐵路沿線的城郊或農村，特別是一些原材料加工業選擇了農村，使農村的某些養殖業成為城鎮加工業的重要環節。而鐵路則以其獨具的全天候、長距離、低費用等優勢，充分發揮其所承擔的橋梁和紐帶功能，成為各工業原料產地和工業品銷售市場間的中介，輔助實現了華北內陸的農副產品由生產環節至消費環節的暢通。
鐵路通行后，伴隨著近代城市的興起和城鎮人口的增長，國內外市場對家禽和家畜產品產量的需要有所增長。因此，華北鐵路沿線農村的家畜飼養和家禽飼養業逐漸擴大，有的地方的飼養業還呈現出規?；l展的景象。一般來說，家畜和家禽飼養業具有投資少、見效快、效益好、綜合利用率高等優勢和特點。以馬、牛、驢、騾等大家畜而言，它們不僅是村民的生產資料，而且還是他們重要的生活資料。小家禽則主要指雞、鴨、鵝等，飼養所需成本較小，除肉食以外，還能產蛋獲得利潤，其養殖幾乎遍及每家每戶。
由于鐵路帶來的交通便捷，華北內陸的雞蛋和雞
上表中的數據，可大致勾勒出1930年代豫北畜牧業發展的一般情形：豬、羊、雞等傳統家畜飼養業已經相當普遍，幾乎每個縣都有大規模的發展，分別約占豫北總產量的84％、60％、44％；若通過從業人數分析，分別為184，355人、28，985人、153，002人；若從產品總量
來看，則分別達311，940、151，830、951，013頭(只)。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鐵路通行、市場需求擴大、新式工業興起等因素的推動下，華北內陸鐵路沿線及附近地區的家畜、家禽養殖業獲得了很大發展，并明顯呈現出漸趨向規?；蛥^域化發展的圖景。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以上資料所反映的僅是當地飼養業真實發展狀況的一個片段，而絕非當時華北內蛋制品的銷路日廣，當地的雞蛋價格隨之上浮，一家養雞十數只或數十只者乃普遍現象。在此情況下，“此(養雞)業亦盛，而中下之家皆視為重要之生產。以雞蛋為煤油、火柴、蔬菜等之交易品，其使用與貨幣等矣。”無獨有偶，這一時期豫北各縣的養豬、養羊等家畜飼養業也獲得了很大發展(參見表三)。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相關統計資料的缺乏，暫時還不能對華北內陸農村的家畜飼養情況做精確的分析。但作為華北內陸一個典型的經濟發展區域，豫北鐵路沿線地區各縣家畜飼養的發展情形，在近代華北內陸農村經濟發展進程中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意義。陸農村養殖業發展的全貌。據有關資料記載，1930年代豫北孟縣有(永慶)蛋廠一處，每年開工四五個月，每年生產雞蛋l，400箱，每箱重200磅(約90公斤)，原料雞蛋在本地民間購買，每年盈利25，000元。豫北地區道清鐵路沿線的道口、汲縣、新鄉、獲嘉、修武、清化等地都有大量的雞蛋出產，并發展成為豫北的雞蛋集中市場。不過，華北內陸農村養殖業的繁盛情形應遠不止前文所述。
五、結語
20世紀前半期，以鐵路為中心的新式交通運輸體系的形成，使華北內陸交通便捷之地的農村生產開始向商品經濟轉型，原先以自給自足為主的小農經濟逐漸向以產品交換為目的的市場經濟轉變，鐵路沿線地區的村民也開始有意識的為市場進行生產。這一變革不僅使區域化的單一農業生產成為可能，也使當地農副業向現代轉變并獲得了較大發展。在此背景下，華北內陸農村中的種植業、手工業、養殖業等均呈現出明顯的商品化、專業化、區域化的景象。
鐵路的通行使華北內陸的區域經濟中心不斷形成且數量逐漸增多，對鐵路沿線的農村人口形成了極大的吸引力，并對其產生了明顯的“推拉效應”，從而改變了當地傳統的城鄉關系。這一社會經濟發展的新態勢，不僅對華北內陸的農村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也對當地農業經濟的商品化形成了巨大推力。由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華北內陸農村的產品結構也朝著較合理的方向發展，促使鐵路沿線地區的農業生產向現代化和規?；l展，進而加速了農村自然經濟的解體。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華北內陸自耕農的經濟地位在此過程中有一定的加強，但小農經營的基本形態卻未因此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小農經濟主要特征范文3
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標志著生產力水平的勞動工具,從石頭等簡陋工具,到鋤頭、犁耙等簡單工具,到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復雜高級工具,從畜力、人力等薄弱動力,到化學能源、電力等高強度動力,持續的相當高度的發展,都未能沖破中國農業生產關系的桎梏,改變幾千年以來的小農私有制格局。以土地買賣、實物地租和小農經濟為主要特征的封建社會地主制經濟結構,即是小農私有制。我國時期的“”,也是小農私有制。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人為地改變生產關系,從合作化到集體化到公社化,不斷進行農業生產關系升級,一小段時間后,終歸不適應中國廣大農民農村農業的實際情況,改革開放后又全面朝著的小農半私有制轉變,逐步回歸到小農私有制。即使近來也有過偏離小農私有制向大農私有制發展的跡象,但比例微乎其微,只是大農私有制的萌芽雛形。
為什么中國小農私有制有這樣的頑固性,沒有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生產工具的改善和突飛猛進,像工業一樣,由手工業從家庭中分離出來,進而經過小作坊、工場、工廠,到現代工業的大規模資本主義生產,即進到大農私有制,也沒有通過式的激烈的改變生產關系的路徑促其改變,這其中是什么原因?這是因為,只有農業生產工具的進步,并不能全面代表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有勞動者因素和勞動對象的因素,只有綜合各個因素,各個因素相互角力達到新的平衡,才足以改變生產關系,也就是說,中國保持小農私有制的農業生產方式,有其存在的人口和自然依據。
首先從勞動者因素,即從人口來看,繼續保持小農私有制的原因主要是中國人口眾多。從清代中后期以后,中國人口已超過四億,絕大部分居住在農村,可算人多地少。近代以來,資本主義敲開中國大門,從,十年黃金時期,后買辦時期,中國艱難地走上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到解放后工業化和城市化奠基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到今突飛猛進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城市化不足,無法使眾多人口離地轉移,從事其他產業事業。一戶固守一小塊土地的小農私有制,從事農業集約精細生產,養活一家人,還是最好的選擇。小農私有制容納和安排著中國眾多人口,農村猶如一個保持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蓄水池”,進可為工業和城市建設出力,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退可回到家鄉,從事農業小生產小種養等。即使今后繼續工業化,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70%以上,農村里仍有4~5億人口留下,相對人均占有耕地面積少,仍然屬于人多地少局面,即仍然有諸多的農業人口無法消化,仍然要從事農業生產,其特點依然要分別占有土地,延續著小農私有制的格局。
小農私有制以家庭為單位,家庭人口男女老幼相結合,形成勞動力的互補性,是和農業生產的特點相契合的。在家庭里有強勞力,如男女青壯年,可從事開荒、犁田等重體力勞動,有弱勞力,婦女老幼殘,可從事育種、涼曬、織布等輕體力勞動,勞動力的強弱互補性,該強用強,該弱用弱,不浪費又有效。小農私有制家庭是目標一致,分工合理,協作和諧,指揮有力,落實高效的生產經營組織,可以圍繞著農業增產和取得最大效益的目標,在一家之長的統一安排下,在農忙時即可從事農業勞動,在農閑時即可休息或從事其它事務,做到該忙則忙,該閑則閑,從事農業生產時,參加農業生產,從事兼業生產時,如手工業、工業生產,即從事手工業、工業生產,做到專業與兼業的統一。除了小農私有制家庭生產經營外,還有哪一種單位組織形式能有這樣的靈活性。因此小農私有制的家庭組織,對農業生產勞動對象植物的自然節律性形成的“忙閑”,是最有效的。
其次從勞動對象因素,即土地和農作物方面來看。土地廣闊地分布于地球表面,農作物是植物,必須種植于土地上,和土地相聯,吸收陽光、水和養分,進行光合作用,不可移動和不可集聚,也就是說農產品必須依附土地才能生產出來。即使在現代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條件下,還未能把土地收攏折疊或部分收攏折疊,像工業一樣實行集中性規模化生產,其廣闊的分布性是無法改變的。小農私有制生產經營首先按村落相對平均地分布于土地表面,相對均衡地占有土地,村落又按本村戶數,再次相對均衡地分配相應的土地份量給各戶小農。小農私有制這種形式適合于分布均勻地占有相對均衡的小份量土地,使勞動力與勞動對象的相結合不僅成為可能,而且便于就時就地進行精耕細作,使農業生產便利高效。農業生產的主要對象農作物是植物,有其發芽、生長、開花、結果、成熟的整個植物性過程,與自然節氣緊緊關聯,具有強烈的季節性和節律性,一旦過了農時,便失去農業生產的良好時機。只有小農私有制家庭單位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自主調整靈活,才能和農業生產的自然植物性有這樣好的契合。
小農經濟主要特征范文4
關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指出自然經濟是封建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理論原則一直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所尊奉。人們對什么是自然經濟什么是商品經濟似乎也沒有深究。但中國戰國以后商業較發達，各類市場較活躍，是明顯的事實。這豈非與上述理論原則相左？新時期經濟史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多的探討，提出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依其解決問題的不同思路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試圖對原來的理論原則進行修正，認為封建經濟不一定都是自然經濟。代表人是經君健。他把自然經濟解釋為使用價值的自給自足，并根據馬克思對西歐中世紀莊園的論述，提出“自然經濟平衡律”，即一個單位內生產品和消費品品種和數量的一致，是為自然經濟的前提。中國地主制經濟下無論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都存在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性和需求的多樣性的矛盾，不能滿足“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須與外單位進行商品交換。他的結論是中國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實際上是把地主制經濟納入商品經濟的范疇。[1]
這與上述趙岡關于中國戰國以后已有市場經濟的觀點有某種相似之處，但前者認為當時的商品經濟尚處于簡單商品經濟階段，是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后者否認戰國以后社會封建地主制的性質。在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有人主張戰國以后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變態封建制”說，認為戰國西漢商品貨幣經濟的突出發展已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把各地區聯結成一個整體，形成“國民經濟體系”。這樣看來，傅氏實際上把封建地主制經濟看作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故有人認為從中可以看到商業資本主義說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這種說法，認為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p>
第二種，是對自然經濟作比較寬泛的理解，承認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范疇，但可包容較多的商品經濟成分。其中又有各種不同的側重和表述。吳承明對“自然經濟”作了“引申”，把農民家庭的自給性生產、為剝削者直接消費的生產、在地方小市場上的余缺調劑性的交換，廣而言之，凡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和交換，都包括在自然經濟的范疇中。在此思路指導下，他算出前糧食商品率為10%上下，未脫離自然經濟范疇。他又指出，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都談到歷史上市場體制轉變的時期，只有這個轉變完成了，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中國十六世紀已有市場轉變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國尚未完成轉變，或不能把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繁榮等同于市場經濟。[2] 李根蟠指出自然經濟有不同的歷史類型，并非西歐莊園經濟的單一模式。中國地主制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自然經濟”，其中包含了商品生產的成分，流通已成為物質資料再生產和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必要環節，但仍未控制整個流通過程，價值規律作用有限，商品生產仍以自給生產為基礎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經濟的原則和機制。這是自然經濟中的一種類型，而不是意味著自然經濟的解體[3] 。林甘泉認為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自給性生產，而不是“自給自足”。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雖包含一些商品經濟成分但對各類經濟單位的分析表明，它在總體上仍屬自然經濟范疇。[4] 方行認為我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從總體看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5] 。信從這種觀點的學者不乏其人。持這類主張的學者，都認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發展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為前提，都重視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階級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經濟沖毀了古老村社制的結果他認為封建地主制時代商品經濟經歷了戰國漢初和宋這兩個高峰而?i?i高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因素[6] 。
第三種，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屬“偽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其實很強固。這以秦暉為代表。在他看來，自然經濟與其說是“自給自足”經濟，勿寧說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經濟，就運行機制而言，則是“命令經濟”。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實際上不受或很少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和調節，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關系中權力意志的支配與調節，這就是“偽商品經濟”?？偟恼f，我國封建社會決不是商品經濟發達早于或興盛于西歐，而是相反，自然經濟、包括“命令經濟”及披著商業外衣的變種比西歐中世紀典型時期頑固得多[7] 。
秦氏的觀點未必能為學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政治權力嚴重地干預以至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過對唐宋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專賣對茶商資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類似“市場經濟”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現，但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專制政體強大和民間私有權發展不充分的專賣政策的推行則是全局的、本質的、絕對的。它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場經濟體系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8] 。
關于傳統市場
與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自然經濟的不同認識相聯系，人們對中國傳統市場性質、特點和發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計。
吳承明考察了中國封建社會各級市場的基礎和內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場史理論。他指出，經典作家以分工為市場的前提，質之歷史，卻不盡然。如地方小市場，即?村集市，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品種調劑和余缺調劑，屬自然經濟范疇的交換；城市市場是貴族地主以其剝削收入換取消費品，是農村農副產品流入城市的“單向貿易”；區域市場則可視為自然經濟的延伸，真正有意義的是跨地區的長途販運，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的貿易，仍然不是基于社會分工之上的市場。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市場基礎的分工，實際上是指“表現為交換價值的分工”。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有多大市場，只要沒有專業戶，即沒有生產交換價值的分工，就不算本來意義上的商品經濟。他又指出，總的來說是生產決定經濟，但不能低估交換的作用，交換的積累也能引起分工和專業化，市場理論應建立在生產和交換這兩極上。根據這一理論，吳承明指出中國明中葉以后長途販運貿易才轉以民生日用品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區生產分工基礎上。但直到前，我國國內市場仍然是一種以糧食為基礎以布和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結構[9] 。關于中國國內統一市場何時形成，學術界有西漢說、唐宋說、明清說等不同認識，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這種市場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論者多著重商品流通自身規模，而吳承明則從生產的社會分工和與此相聯系的長途販運的內容進行考察，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路。吳氏這一理論頗有影響，如包偉民即以這一理論分析宋代的糧食貿易和區域市場。方行在這基礎上以明清為例分析了中國傳統市場的基本特征，指出傳統市場是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相互制約、相互補充的市場；封建社會發達的商品市場是一種以民生日用品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模式；要素市場，包括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也有某種程度的發育；農業中的土地勞力等資源的配置并不取決于市場，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視不同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異[10] 。
有些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如經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場的交換歸入自然經濟范疇。他認為地方小市場是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經濟細胞（地主經濟、佃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生存需要（解決小生產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矛盾）所產生的，個體小農在市場上以小商品生產者身份出現，生產關系性質、生產目的性以及購買者目的性均不能改變商品交換的性質。地方小市場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區域市場、區域間經濟聯系及城鎮商業形成不可分割的體系，這是以自然經濟為基本經濟單位的西歐看不到的現象[11] 。
對中國傳統市場發展的一些具體問題，認識也有歧異。如農村集市，許多學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學者提出，戰國時代已存在農村集市[12] 。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育程度，有的認為它雖有從地方小市場向初級市場轉化的趨勢，但基本上仍是在狹小范圍內彼此獨立的一種市場；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已經轉化為初級市場，成為整個市場網絡的一部分。還有的學者把以市鎮貿易和墟集貿易為主體的農村市場劃分為保障供給市場、商品集散市場和多功能全面發展市場等不同層次（類型）[13] 。
對宋以后特別是明清興起的市鎮，學者多強調它在促進城鄉、工農業交流、鄉村城市化和培育資本主義萌芽的作用。趙岡則認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變化、人均占有糧食數和余糧率下降所導致的城市人口向農村靠攏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釋
[1] 經君?。涸囌摰刂髦平洕c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封建地主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漢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暉：《田園詩與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從飛錢預購到納榷請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國傳統市場的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經君?。涸囌摰刂髦平洕c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從《管子》看小農經濟與傳統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國家期。
小農經濟主要特征范文5
【摘要】中原文化是我國區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有著巨大的影響。文章在論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概念和特征的基礎上，對中原文化的特點及其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其作用機理，并提出了改良中原文化以促進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產生和提升的對策。
【關鍵詞】區域文化；中原文化；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
一、引言
科技型人才是人力資源中最優秀的群體，其作用發揮如何對推動我國科技進步，增強區域科技創新能力有著重要的影響。在人才流動基礎上形成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現象，既能夠產生1+1>2的經濟性效應，也可能產生1+1<2的非經濟性效應。這兩種效應的產生無不與人才聚集的區域環境密切相關，這里的區域環境包括制度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地理環境和文化環境等。
區域文化環境是影響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產生和提升的重要因素，不同特點的區域文化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作用也不盡相同。中原文化作為我國中部地區區域文化的典型代表，研究其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繼而有針對性地提出優化區域文化環境的對策，對于提高中部地區的人才吸引力和科技創新能力，推動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然而，目前我國經濟管理學界對中原文化的研究[微軟中國1],多集中于中原文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1-3]，很少直接研究中原文化與區域內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之間的關系，無法指導人們運用區域文化對人才聚集效應進行管理，影響到科技型人才作用的充分發揮。基于此，本文在論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概念和特征的基礎上，對中原文化的特點及其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其作用機理，提出了改良中原文化以推動科技型人才聚集經濟性效應產生與提升的對策，旨在充分發揮中原地區科技型人才的作用，增強中原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分析
在區域要素邊際收益差異和自我價值實現等因素的引致和驅動下，科技型人才會從邊際收益較低的不發達地區流向區域邊際收益較高的地區，使科技型人才呈現出局部集中的特征，形成了人才密度大于其他地區的聚集現象。因此，所謂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現象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內，隨著科技型人才的流動，大量同類型或相關人才按照一定聯系，在某一地區（物理空間）或某一行業（虛擬空間）所形成的聚類現象。
與其他經濟現象一樣，科技型人才聚集現象會產生兩種效應：一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經濟性效應；二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經濟性效應。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經濟性效應是指具有一定內在聯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區域內聚集過程中所產生的人才聚集作用低于各自獨立作用的效應。產生人才聚集不經濟效應的主要原因是：（1）人才聚集沒有形成人才之間有機的內在聯系，僅僅是人才的數量增加了，不能產生人才的規模效應。產生規模效應的前提是聚集的人才必須建立一定的有機聯系，缺乏有機聯系的人才聚集實際仍然為眾多獨立的人才，是不能產生加總作用的；（2）人才聚集的環境不理想。人才聚集所產生的加總作用是在一定的內外部環境（制度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等）條件下發生的，失去了和諧的環境條件人才的聚集就會產生不經濟性效應；（3）人才的流動性不夠。人才的聚集效應是一個動態過程，而人才的流動是這個動態過程的基本前提。沒有人才在市場機制下的合理流動，人才的聚集現象就很難產生，即使產生也可能形成死水一潭，缺乏活力與激情，甚至出現消極現象，導致了人才聚集的不經濟性效應；（4）人才聚集過程中各種沖突的產生。人才在聚集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各種沖突，如若對這些沖突消減和化解不力，就會增加沖突的破壞力，產生人才聚集的不經濟性效應。
所謂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經濟性效應是指具有一定內在聯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的區域內以類聚集，在和諧的內外部環境作用下，發揮超過各自獨立時的作用所產生加總效應?？萍夹腿瞬啪奂慕洕孕强萍夹腿瞬啪奂F象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其特征主要有：信息共享效應、知識溢出效應、創新效應、集體學習效應、激勵效應、時間效應、規模效應、區域效應[4-5]。
三、中原文化的特點及其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分析
（一）中原文化的內涵及特點
文化是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寬廣的概念。泰勒（Tylor）認為：“文化，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含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也就是說文化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穩定性的信念、理想、價值觀，它對人們的行為具有莫大的無形影響。
中原文化就其文化層次而言，屬于區域文化的范疇。所謂的區域文化是指居住于特定區域的人群在從事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社會生活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制度規范、心理特征、風俗習慣等的總稱[6]。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文化作為一種軟環境，對本區域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研究表明，相對于傳統產業而言，高技術產業和人才對區域文化環境更為重視[7]。1994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安娜麗·薩克森寧（Annalee·Saxenian）教授在其《地區優勢：硅谷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一書中指出：20世紀80年代后期出現的硅谷欣欣向榮與128公路地區日益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兩地的區域文化差異所致[8]。這一觀點證明了，一個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不能只看其物質資本或技術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能夠充分發揮人力資本作用的社會文化環境。改革開放以來，中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除了東部擁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和國家政策支持外，區域文化的差異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區域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與本區域的自然條件、社會環境密切相關。我國歷史悠久、地域廣闊，不同地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李慕寒、沈守兵將我國的區域文化劃分為：燕趙文化、秦晉文化、中原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兩淮文化、吳越文化、江西文化、閩臺文化、嶺南文化、云貴文化、關東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等十六種[9]。同其他區域文化一樣，中原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原地區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原文化在地域上以河南省為中心，涉及晉東南、冀南、魯西南等地區，是覆蓋范圍較大、涉及人口較多、具有黃河中下游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區域文化。河南省位于我國中部，黃河之濱，自古以來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是中華民族最早的聚居地。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中農業文明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農耕文化成為中原文化的核心。此外，中原地區位于中華版圖的中心，人口密集、人才輩出，地理位置顯赫，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說。在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很多朝代都建都在河南，對中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成為中原文化依附的制度根基。
對于中原文化的特點，不同的學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王保國認為中原文化具有保守、務實、平和、中庸、尚古、安土重生、重人事輕自然等文化性格[10]；楊翰卿認為中原文化蘊涵著深邃的和諧精神與實學精神[11-12]；吳圣剛認為中原文化生態具有根基深厚、整體統一、穩固茂盛、動態發展、人地相關等特征[13]；劉雙、劉萬云認為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中原人的群體人格特征主要有質直忠厚、勤勞節儉、守鄉眷土、崇尚權力等[14]。站在研究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角度來看，本文認為中原文化的特點主要有：循規蹈矩的思維方式、貴中尚和的處世之道、經世致用的務實心理、正統保守的宗法觀念、穩固執著的本位精神等五方面。
（二）中原文化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分析
1．“循規蹈矩”的思維方式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不同的物質生產方式造成了人們不同的生活習慣，不同的生活習慣又促使人們養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原文化具有濃郁的農耕文化特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牧歌般的生產、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原文化循規蹈矩的思維方式，“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了人們的行為準則。
對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而言，“循規蹈矩”的思維方式使人才更加順從于管理者的規章制度，客觀上消減了群體的矛盾與沖突，有利于營造一個和諧的人際關系環境，便于人才之間相互學習與溝通，容易產生信息共享效應、集體學習效應和規模效應。然而，這種思維方式的消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它禁錮了科技型人才的求異思維，使他們難以“離經叛道”，大膽革新，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傾向于引經據典，唯恐越雷池一步。試想，科學研究沒有獨立思維，沒有求異精神，就意味著沒有否定與創新。因此，這種思維方式嚴重阻礙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知識溢出效應、創新效應和區域效應的產生與提升。
2．“貴中尚和”的處世之道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中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滲透與浸染[1]，而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正如馮天瑜先生所說，漢人崇尚中庸，少走極端，是安居一處企求穩定平和的農業經濟造成的人群心態趨勢[15]?！爸杏埂苯袒沟迷谥性蟮氐纳鐣钪衅骄髁x的理念、的精神和不偏不倚的態度深入人心，“貴中尚和”成了人們行為處世的不二法則?！百F中尚和”的處世之道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具有積極的作用。它能夠培養科技型人才的團隊精神與合作意識，而這種精神與意識是人才從事重大科學技術研究，產生和提升人才聚集效應必不可少的條件?，F代重大科技研究呈現出學科交叉越來越多，系統越來越復雜的趨勢，任何一個自然人都很難單獨完成，需要多學科人才的通力合作。如果沒有一個和諧的團隊，是很難完成研究任務的?！百F中尚和”的處世之道有利于引導成員融入團體，相互之間精誠團結，增強團隊凝聚力，實現信息共享，促進相互學習、相互交流、相互激勵，縮短時間距離，產生和提升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應、知識溢出效應、創新效應、集體學習效應、激勵效應、時間效應以及規模效應。
當然，這種片面強調“集體主義”的處世之道也有其消極作用。它對科技型人才個性的張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使他們個體效能的發揮受到限制，而個體效能發揮的不充分自然會影響到整個人才聚集加總效應的產生。
3．“經世致用”的務實心理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長久以來，農耕文化養成了中原人民勤勞樸實的品格和講求實際、實功、實用、實效的務實心理，也就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經世致用”的思想。
“經世致用”的務實心理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而言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能夠促進人才聚集過程中創新效應，特別是技術創新效應的產生和擴散。技術創新相對于科學創新更注重實用，基本上屬于應用研究，而科學創新則大多屬于基礎理論的研究。在務實心理影響下，許多科技人員更愿意從事被他們認為是實實在在的技術研究，從而促進了技術創新，也容易形成創新效應。
另一方面，“經世致用”的務實心理也會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產生消極的影響。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科學研究尤其是理論研究會受到到削弱，造成科學創新能力的不足。由于科學研究是技術研究的基礎，因此科學創新能力的不足會進一步影響到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制約了整個科技型人才聚集的創新效應的增強。
4．“正統保守”的宗法觀念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中原地區農耕文化的經濟基礎是長期形成的小農經濟形態。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然經濟，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一個家庭、家族為基本單位而進行的農業生產。因此，在傳統社會中，中原人往往把家庭看得比個人更重要，特別重視家庭的倫理關系和個人在家庭中的責任和義務。小農經濟封閉的組織結構造就了中原文化“正統保守”的宗法觀念。
“正統保守”的宗法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產生和提升的。因為它強調把團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激發了科技型人才的集體責任感，消減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時的各種利益沖突，維護了團體的和諧與秩序，增強了人才聚集的凝聚力和協調性，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產生與提升起到了促進作用。
然而，受宗法觀念的制約，中原人的思想缺乏開放性，對外部的一切異己事物持排斥態度居多，形成了較強的保守觀念。從秦漢至近代兩千多年間，在整個中原地區的學術界中，維護傳統、弘揚傳統的保守派居多，敢于破除傳統的改革派卻較少。同時，在正統保守的宗法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對所謂的“權威”有著天然的崇拜。在學術研究中，視權威為領頭羊，不敢對他們的觀點提出異議，以致人云亦云，產生了“羊群行為”，而這是學術創新的大忌。沒有創新，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知識溢出效應、創新效應和區域效應就很難產生。
5．“穩固執著”的本位精神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歷史上，中原地區有相當長時期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種地位造就了中原文化以正統自居的優越心理。盡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原文化多次遭遇外來文化侵蝕與沖擊，但一直保持著其根基與核心不變，從未實現與外來文化真正的、深入的融合。在這種文化環境中，造成的結果是“人們往往以冷峻的態度迎候外來文化的紛至沓來，同時在骨子里卻抱定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信念和‘以我化人’，不允許‘以人化我’的心態”[16]。
“穩固執著”的本位精神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具有嚴重的負面作用，它易使人才養成“唯我獨尊”的心理定勢，導致人才思維與行為的靈活性、機敏性、變通性相對趨弱，適應外界變化的耐力和韌勁較差。此外，它還影響到人才對自身所處環境的比較性認識，造成時間觀念、節奏意識淡漠，危機感與緊迫感不強。時至今日，中原人的改革創新意識、風險競爭意識都比較落后[17]。因此，在這種本位精神的束縛下，人才不擅于接受新思想、新觀念，阻礙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應、集體學習效應、知識溢出效應以及創新效應的產生與提升。同時，這種固步自封的本位精神使得人才之間難以建立廣泛而深入的有機聯系。缺乏有機聯系，人才的聚集僅僅是量的積累，很難產生質變，當然也就無法形成人才聚集的經濟性效應。
四、結語
中原文化是具有一定代表意義的區域文化，她有其絢爛多彩的一面，對當今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經濟性效應的產生與提升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原文化作為一種農耕文化所體現出來的封閉性和狹隘性對中部地區人才聚集效應的發揮具有一定的消極影響，制約了中原地區的科技進步，阻礙了中原地區崛起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應客觀地對待中原文化，在充分弘揚其積極精髓的同時，不斷吸收和借鑒外來的各種文化中的有益的成分，兼收并蓄、整合創新，充分發揮中原文化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能動作用。然而，要徹底改變一個地區長期歷史沉淀下來的區域文化也是很難的。因此，從科技型人才本身而言，也要主動接受當地的文化傳統，淡化自身的文化背景意識，增強對中原文化的適應性[18]，避免產生文化沖突，促進科技型人才聚集非經濟性效應向經濟性效應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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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主要特征范文6
[關鍵詞] 工業革命 自然經濟
(1840年6月～1842年8月），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自乾隆后期中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落后于世界發展的潮流。同時清政府實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清政府在對外貿易時處于優勢地位，而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頭號老大——英國，國內的商品打不入中國市場，在對華的貿易中處于逆差的地位。英國想扭轉在對華貿易中的逆差地位，于是對華進行鴉片輸出，通過鴉片貿易改變英國在對華貿易的逆差地位；而英國的鴉片貿易卻嚴重的損害了清政府的利益，清政府禁煙以維護其利益，卻嚴重的損害了英國的利益；英國以此為借口發動侵略戰爭，以圖打開中國市場。戰爭爆發后，清政府不積極的應戰，致使戰事不利，迫于英國的壓力，道光帝派直隸總督琦善與英國議和，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在條約中第一次向外國割地、賠款、商定關稅等，嚴重危害了中國，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使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的最終結果是中國的清政府戰敗，英國取得了勝利，而當時擁有4萬萬人口的清政府為什么會失敗呢？我們對戰爭前中英雙方的現狀進行一下對比，從中我們不難找出清政府失敗的原因。
戰爭前的中國：從經濟體制上看，當時清政府的經濟是以土地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經濟?；实?、貴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則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必然尖銳；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并與家庭手工業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其主要特征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封建經濟中始終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嚴重的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對新的生產方式具有極強的排斥力，特別是中國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受到自然經濟的頑強阻礙，發展十分緩慢；清政府時期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往往結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剝削農民，農民還要向清政府交納各種稅收和從事徭役，生活是極端困苦。同時中國封建政府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沒有地位，怕自己的投資失敗，往往把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賺到的錢不在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購買土地，把土地作為其財富的象征，導致在中國封建社會無法解決的問題——土地兼并嚴重，這樣的惡性循環，致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無法或者是艱難的發展，而農民手中土地的進一步流失，使農民的生活狀況進一步惡化，無力購買市場的商品，使早期的資產階級更不愿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進一步限制了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發展。在社會內部，也缺乏促使工業迅速發展和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的有效機制，造成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遲滯。從政治上看，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這種封建中央集權君主專制體制，從秦始皇建立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開始，歷代統治者不斷的加強皇權，以維護“家天下”的統治，特別是清朝軍機處的設立，把中國封建社會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發展到了頂峰，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中國社會的生機和活力。從社會結構上看，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是族權和政權相結合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長制，突出君權、父權、夫權。其保守性在清政府時則日益增強，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從文化上看，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思想體系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就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嚴重束縛了思想的發展。清政府的八股取士嚴重桎梏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把知識分子培養成為統治階級的奴才、工具，并采取鎮壓異端、大興文字獄等手段，實行文化專制主義，使老百姓都成為統治階級的順民，以達到維護其統治的目的。從軍事上看，清政府還是以八旗軍為主，輔以地方的軍隊，武器多以大刀、長矛，擁有少量的火器，而且大多落后于英軍的武器，在加上英國對華的鴉片輸入，當時戲稱清政府的士兵是“雙槍”即煙槍和紅纓槍，其戰斗力可見一斑。從對外關系上看，清政府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對外貿易和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同時也阻礙了中國與世界的交流，閉門造車的結果就是對世界的不了解，開始后，清政府竟然還不知道英國在哪？把英國的先進武器還看成是“妖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隨著清政府統治的日趨腐敗和對人民剝削壓迫的加重，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統治面臨深刻的危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