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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新聞傳播的關系范文1
【論文關鍵詞】科技開發；信息傳播；實施建議
一科技開發概況
1．科技開發的實質
什么是科技開發，至今仍無公認的定義，根據國內以科技開發為主導職能的機構情況分析來看，我們試將它概括為以促進科技成果的商品化、產業化為目標，組織實施科技成果的開發和成果轉讓，提供科技服務和科技支撐的綜合類科技研發活動。與其他類別傳統的開發研究工作相比較，科技開發的評價標準體系有其自身的特點。
2．科技開發機構體系
目前，我國已有專門從事科技開發的直屬國家政府的機構——中國科技開發院。該院是由國家科技部、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創辦，經國家批準成立的科技開發機構，與有關省、市政府合作設立分院辦事處和創業中心，現已設立十二個分院基地。所屬機構企業從事涉及計算機、生物工程、機電一體化、新材料、交通、能源等領域成果的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的開發業務。
3．科技開發前景
1科技開發工作的功能與服務對象已經發生變化。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經濟結構的多元化，使科技開發工作的主要服務對象不再局限于事業型科研機構和生產企業。事業型科研機構和國有企業在轉制或改制過程中，需要更新產品結構，進行技術改造，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民營企業、三資企業和民營科研單位則正在不斷地開發新的項目，填補著經濟結構轉化過程中所遺留的空白。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農村的生產力，農民渴望早口脫貧致富，對科技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為各行各業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提供具體的、有針對性的科技服務，這一切與科技開發信息有效的傳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2科技開發信息的傳播成為科技開發過程中的至關重要的環節。網絡化使信息的來源空前廣泛，大眾媒介的傳播作用在科技開發工作中顯得尤其的突出。李普曼在《輿論學》中曾指出人類生活在兩個環境里，一個是“現實環境”，另一個是“虛擬環境”?，F實環境就是客觀存在的于你的周圍，能夠被人的自身直接感受和驗證的環境；然而人的經歷畢竟有限，人的很多經驗是通過他人獲得的，這就是“虛擬環境”。隨著社會的進步，現代社會中科技開發“虛擬環境”的比重越來越大，而它的構成正是傳播媒介。
1．科技開發傳播信息化
新聞傳播為科技開發提供了交流的平臺，科技開發可以通過新聞傳播進行可利用的信息資源的集合。全球性技術的傳播信息網絡技術，為我們提供科技開發的新途徑。大眾傳播有利于迅速而有效的將創新信息傳達給潛在的接受者，能帶來知識的覺醒。傳播手段的發展動力演繹了科技開發方式所推動的經濟社會前進過程，“傳播是社會不斷創造新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狀態，并使屬于這些狀態的社會關系與之相適應?！?/p>
2．科技開發與新聞傳播結合之不足
1科技開發結合新聞傳播現實研究不夠緊密。對新聞傳播在科技開發過程中的政策法規、經營與管理等現實問題缺乏相應的理論研究，既缺少對科技開發研發項目中導入新聞傳播經營個案、科技開發媒介傳播信息資源共享等微觀問題的細致研究成果，又缺少為現實服務、影響決策的戰略性研究報告。
2市場經濟條件下科技開發的新聞傳播研究不夠系統，科技開發傳播自身建設缺乏規劃。市場經濟條件下科技開發的新聞信息的研究顯得零散、滯后，缺少抓住市場經濟條件下科技開發新聞思想的精神實質去解剖新聞傳播現實問題的研究成果?？萍奸_發傳播基本上停留在方法操練或對策咨詢層次，從而在總體上無助于新聞傳播對科技開發最大效益的的發揮。
3科技開發新聞傳播研究有待加強交流合作?？萍奸_發新聞傳播研究有待加強橫向聯合、科技開發實體聯合，加大經費投入，改善科技開發新聞傳播條件，克服因經費、人員、方法等限制而難以進行相關信息資源整合構建項目的弊端，科技開發機構應有側重的成立能廣泛利用新聞傳播整合有效資源的信息業務部門。
3．建設科技開發信息傳播體系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1市場經濟下的科技開發需要信息支持?？萍奸_發主體和科技開發服務客體是否能夠方便快捷地獲取準確、及時、系統的市場信息作為正確決策的前提，成為在市場經濟中能否立于不敗之地的首要因素?；鶎诱?、相關政府部門、研究機構也需要現代信息網絡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作為作出決策、提出對策的依據。
2信息時代我國科技開發工作對傳播信息化有了更為迫切的要求。我國對國內外市場的認識與把握還很膚淺，一些發達國家憑借其在科技、管理、信息、環保等方面的優勢，設置了技術法規、標準、合格評定程序等為主要內容的壁壘。這除了與我們自身一些科技開發管理觀念與手段都落后于國際化的商業競爭需要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參與國際競爭的市場信息體系與客戶服務體系建設準備的不充分。這就更需要科技開發職能部門在市場傳播信息體系建設方面加大力度、加快速度，以完備的信息服務來彌補自身獲取信息能力的不足，以必要的信息支持來減少科技開發服務過程的大幅波動與市場風險。
三積極主動構建科技開發的新聞傳播體系
1．建立科技開發傳播體系數據技術支撐體系
科技開發傳播信息的完整性直接決定信息的有效性，信息的有效性數是科技開發服務質量的核心。要從整合行政資源入手，把數據資料，作為重要的信息資源，有序開放，充分利用并考慮投入資金支持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和支持標準化科技開發信息數據庫的規劃建設。
2．培育現代科技開發傳播服務體系
科技開發傳播服務具有智力密集、技術密集、專業化程度高、市場集中度高的特點，承擔著信息收集、加工、處理和傳遞的功能。應大力培育和發展一批具備較高執業資質和道德水準的獨立公正市場化運作的現代科技開發傳播服務機構。
3．建立健全科技開發傳播管理體系
科技開發傳播管理體系勢必要融入長期的構筑企業文化模式之中，建立科技開發傳播管理體系將其觸角深入到自身內部的各個部門、分支機構以及服務對象的方方面面形成一個完整的信息資源系統、網絡。通過傳播過程中收集或產生的有效信息實現資源共享并為社會提供全方位信息綜合服務而謀取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
傳播與新聞傳播的關系范文2
新聞傳播行業亦是如此，許多業內習以為常的業務活動受到了公眾的圍觀，甚至成為社會熱點事件。比如上海外灘踩踏事件關于復旦女生的報道就引起了社會公眾、學界以及業界在新聞倫理層面的激烈討論，讓媒體記者由報道者變成輿論浪潮中的當事人。當前，公眾利用新媒體提供的各種平臺，參與到新聞傳播倫理的評價中，倫理評價伴隨著倫理爭議。本文正是基于新媒體時代這種變化，討論職業評價和監督在開放化社會背景下，新聞倫理評價遇到了什么挑戰，應如何看待這種挑戰，以及如何弱化和消解倫理評價的沖突，促進新聞傳播的職業倫理與社會倫理的平衡，達到倫理共識，建構開放的新聞傳播倫理評價體系是當務之急。
倫理爭議需要開放的新聞倫理評價體系
2015年年初，新聞界在上海踩踏事件、姚貝娜事件等報道中，受到了一些社會輿論的抨擊，這是典型的社會轉型中的社會倫理大討論。我們認為這種爭議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職業內外對同一職業道德理解不同之爭
從理論上講，新聞倫理之爭是可理解的。對于一個職業的工作準則、倫理評價，職業內和職業外的人的評價不同。一般業內的人是站在本職業專業主義立場理解應該與否、好與否；而專業外的人往往是從直覺感受來認識的，是基于應該或者不應該的角度考慮，比如醫生給戰俘治療，律師給殺人犯辯護職業內認為正當，職業外的人可能認為不應該。這主要是職業認識立場和水平差異造成的。
對于新聞，盡管社會大眾都在閱讀新聞、收看新聞，但不是每個人都了解新聞工作原則與倫理規范。所以他們一旦遇到這種新聞界的事件，只能用基于自我角色的認知模式、分析習慣、評價標準進行評判，這中間有的是理性的分析，有的是直覺判斷，有的是隨意的批評。
第二，職業道德與社會發展變動不同步之爭
職業社會學認為，某一個職業建立時，其社會功能、職業任務、職業角色等的規定，是由當時的社會需要決定的；它的工作規則、要求等可能是當時全社會多數人的共識，也可能先于共識而存在，這往往就成為對這個職業爭論不斷的根源：而且即使在某些方面達成一致，隨著社會的發展，職業生存環境的變化，工作對象發生了變化，甚至職業本身也發生了變化，那么以前制定的職業規則、職業評價標準如果不變，當然會受到社會人士的詬病。比如在明星、名人的報道中，當狗仔隊圍堵造成了戴安娜車禍，英國公眾就口誅筆伐新聞機構；香港《東周刊》公布劉嘉玲早年半，香港藝人、公眾就游行聲討媒體。而今在新媒體時代，新聞傳播的運行規則不再是在封閉的圈內自說自話了，許多報道行為是可以讓新媒體展示出來，被公眾圍觀和討論的，這種公眾參與到新聞傳播活動的討論、評價、監督中的行為，是社會發展的結果，這也就成為了新聞界規則改革、新聞倫理評價改革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筆者認為，在新媒體時代職業評價和監督開放化的背景下，新聞界需要建立開放的新聞倫理評價體系才能更好地適應時代。只有重視公眾的意見，建立接納公眾參與、監督與共同評價的體系，才能改革不適應的部分，增加新的適應社會變化和公眾期待的部分，達到與社會道德發展相一致，與公眾期望相融合。
開放的新聞倫理評價體系的理論突破
理論是人們關于事物知識的理解和論述，它指導著實踐，是建構科學的評價體系的保證。開放的新聞倫理評價體系的建構需要在理論基礎、研究路徑等方面的突破才能建立起來。
1 研究范式的突破
傳統的新聞倫理評價體系是封閉的體系，在這個體系里評價的主體是政府、媒介組織和業內同行，是系統內部的運行。多年來新聞傳播倫理研究就是這樣一個框架。新媒體時代，這個框架體系受到挑戰，必須對已有研究框架進行突破，需要轉變閉合研究思維。學者尼克庫爾德里（Nick Couldry）提出建立一個將媒介內容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考慮在內的媒介倫理體系，史蒂芬沃德（Stephen J.A.Ward）也提出了開放的媒介倫理和全球化的第五等級概念，打破了傳播者一受眾的二元劃分，強調了公眾在信息傳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傳統媒介環境中，媒介倫理是閉合的，僅僅與專業媒體相關；新媒體時代的媒介倫理，關系到所有在全球媒介系統中傳播流言、事實和觀點的人，傳播的內容和規范不再掌握在少數職業媒體手中，一般的網民也能夠而且應該在規范的制定過程中有所參與。這些理論研究的視點是前沿的，契合新媒體時代開放的新聞倫理評價體系建設需要的。
其次，新聞倫理評價體系的建構，需要科學的方法，開放的視野，借鑒其他學科和領域的倫理評價體系建構的方法進行探索。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可以借鑒的例子。比如層次分析法的使用，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論。此類研究給了我們啟發。
2 評價模式的突破
評價模式的突破基于科學的研究方法、開放的學科思維以及層次化和體系化的評價維度。通過倫理評價模式本體的研究，我們看到，雖然新聞傳播倫理評價不為空白，但缺乏體系，而且諸如其他學科領域的《運動心理咨詢過程中的倫理評價及三元評價模型構建》（李欣等，2007）、《基于利益相關者視角的企業倫理評價研究》（夏緒梅，2011）、《公共政策倫理評價標準的演進及當代探究》（許淑萍，2012）等，此類體系構建都是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評價模型，完善和確定評價標準，構筑測量項目和多因子評價體系，這些值得在進行新聞傳播倫理研究學習時參考。
模式中另一個要思考的問題是，評價模式中的激勵方式。北京網絡新聞信息評議會有3種獎勵方式和7種處罰層次，這些工作有待進一步完善和突破，這是值得推廣、借鑒的。
開放的新聞倫理評價體系的三重建構
開放的新聞倫理評價體系建設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有三項建構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開放式評價體制的建構、多元化評價主體的建構和向公眾開放的評價平臺的建構。
1 開放式評價體制的建構
我國的新聞倫理評價體系，既有延安時期黨報的規則基礎，又有全國解放后學習蘇聯經驗的印跡，改革開放后又有一些借鑒西方媒介管理的經驗，可以說計劃經濟時代的影響、專業主義的影子并存。這其中不少方面在今天新媒體時代遇到了挑戰。
如前所述，在多種影響下建立的我國的新聞倫理評價、監督體系，受到了挑戰，所以新聞監督體制和新聞倫理評價應該突破原有的自己監督自己的尷尬境地，進行體制的突破。比如可以設立像金融業界銀監會、證監會一類的監管機構，或者建立第三方倫理評價機構等等。新聞道德委員會的設立是當前中國新聞監管領域的一次有益探索，對于新聞媒體、記者權利保障規范的完善乃至促進整個新聞業的發展都是一個良好的契機。
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新聞傳播活動評價和監督的新方式，體現了開放式的思維。比如北京網絡新聞信息評議會成立，對新聞糾紛進行評議，并監督評議結果的執行。評議實踐得到社會肯定，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只是地方性的活動，還未大面積普及。
2 多元化評價主體的建構
新媒體時代最大的特征便是信息的聚合和用戶的參與，社會公眾參與到新聞倫理評價的討論中。新聞倫理問題不再僅是傳媒內部問題，它已成為被廣泛討論的社會事件。因此，評價主體需要多元化，以更有說服力和理性的評價。
新媒體時代，行業與民眾的廣泛參與是倫理評價機構能夠持續發展壯大的基礎，要加大宣傳力度等手段，向全社會宣傳，呼吁各行各業人士加入到新聞倫理的評議中來；同時，要呼吁廣大民眾形成強大的民間輿論力量，來監督新聞行業的發展。比如北京網絡新聞信息評議會，除了政府部門和行業代表各約20人，專家學者約30人，網民代表約80人，評議會成員的產生途徑亦是開放多元的。另外，目前全國已成立新聞道德委員會的省（區、市）已達19個，人員結構也是按照新聞業內外1：3的比例確定委員構成，廣泛吸收社會各人士參與。
要實現倫理評價的客觀，除了社會倫理生態的改良外，也需要有一個讓人信服的實現各方利益最大化的開放的評價體系。目前，我國的司法機關引進公眾評議的做法是值得新聞界借鑒的。
傳播與新聞傳播的關系范文3
關鍵詞:新媒體時期；新聞傳播；主體；受體
1新聞傳播主體和接受主體關系的演變和現狀
1.1新聞傳播主體和受體關系演變分析
新聞傳播主體和受體在演變中經歷過模糊、對應與和諧統一這三種關系，當新聞還不是一種職業時，傳播主體同受體之間是模糊的關系，人們對新聞傳播的主體和受體等概念完全一無所知，所以對他們的關系也是一無所知的狀態，所以這段時期中，新聞傳播主體和受體之間的關系是模糊關系。在大眾傳播的時期，新聞傳播的主體和受體被區分開來，各自有了自身的角色意識，此時他們形成了互相對應的關系。而后到了新媒體時期，人人可進行新聞傳播，其顛覆了傳統的以新聞傳播主體為主導的思想觀念，讓傳播主體同受體間能夠實現溝通，以此讓人們的多樣化需求進一步得到滿足，這個階段的新聞傳播主體和受體之間是和諧統一的關系。
1.2新聞傳播主體和受體之間的關系現狀
新媒體時期的到來對傳播主體和受體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的同時，也使得二者在信息傳播中出現了新的特點。首先，傳播主體和受體發生了本位變化。新媒體時期的新聞信息傳播內容不只在于傳播主體的選擇，也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根據受體的愛好而進行傳播的。同時，受體也不再是傳統的被動接受的狀態，他們同樣能夠將新聞出來，組織大眾參與討論，從這個角度來看，受體和主體之間的角色有時候是能夠互換的，無論哪個角色，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其次，新媒體時期的傳播主體和受體間可以更方便地進行交流。受體能夠隨時對新聞提出意見和建議，對不正確的新聞傳播內容可以予以糾正，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只接受信息而沒有渠道進行反饋的狀態。
2新媒體時期新聞傳播主體變化帶來的影響和啟示
2.1新媒體時期新聞傳播主體變化帶來的影響
新媒體時期，新聞傳播主體的變化對新聞相關理論、新聞內容的把握和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員都有很大的影響，可以從下面幾個部分進行分析。首先，新聞傳播主體變化對新聞相關理論產生影響。新媒體時期的新聞不是傳統定義的最近才產生的、有一定的傳播價值同時被廣泛傳播的事實。新媒體時期的任意一條信息都很有可能變成新聞熱點。與此同時，新聞所具有的客觀性也慢慢被弱化了，因為群眾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是新聞信息的傳播者，所以，這些人可能會因為個人情緒而傳播一些新聞信息，這些信息是否真實可信，就需要受眾進行理性的認知和判斷了。其次，新聞傳播主體變化對新聞內容的把握產生影響。以往的大眾媒體時代，新聞傳播者自身能夠對新聞內容進行嚴格的把握和甄別，這個過程是建立在新聞傳播者具有專業素養的基礎上的。而新媒體時期新聞內容的把握者是傳播人自身，也就是說，可以是任何人對新聞內容進行把握后再，而傳播人參差不齊的新聞素養直接影響了新聞內容的整體質量。再次，新聞傳播主體變化對新聞相關工作者產生影響。例如新聞記者的工作內容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往的新聞傳播過程中，新聞記者的工作只是簡單地收集和整理新聞信息，不用去深層次地分析解讀新聞內容。而新媒體時期，更多的群眾參與到新聞信息的報道中，這對新聞記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們需要涉入到新聞事件的背景中，去詳細了解事件的解決辦法。除此之外，群眾因為教育背景和生活環境的關系而有著不同的表達能力和新聞素養，所以他們對事件的描述可能會不太清晰或全面，而新聞記者此時不僅應該深入了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同時還應對群眾的描述內容進行詳細的整理，以此確保新聞事件更具真實性和影響力。最后，新聞傳播主體變化能夠對主流媒體進行監督。以往的信息傳播被主流媒體所壟斷，傳播的具體內容直接由傳播組織決定，同時，因為群眾沒有任何渠道進行反饋，所以新聞傳播質量也無法得到保障。新媒體時期，群眾能夠隨時隨地傳播各種新聞信息，所以主流媒體也面臨了被監督的局面，這樣可以直接保證主流媒體信息傳播的準確性和客觀性，最終使其信息傳播的整體質量得到保障。
2.2新媒體時期新聞傳播主體變化帶來的啟示
新媒體時期的新聞信息更加公開，且信息來源更廣泛，任何人都有傳播的權利，這是信息高速發展帶來的優勢，但與此同時也存在弊端。一方面，受體應該具備一定的個人素養。同以往的信息傳播受體不同，新媒體時期的新聞信息受體在接受新聞的同時，也有可能變成新聞的傳播人，而這些人的個人素質參差不齊，可能會完全跟隨自己的主觀意愿進行新聞傳播，這就使得新聞傳播更加具有片面性，沒有完整展現整個事實，使得新聞喪失客觀性，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另一方面，網絡監管也應該進一步強化。因為新媒體時期的新聞信息更加公開，所有人都能夠針對某件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眼中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就滋生了網絡暴力現象，不恰當的表達或語言攻擊很可能帶來不良的社會后果。與此同時，一些低俗或虛假的新聞沒有及時得到處理，也會對受體產生不良影響。所以，網絡監督和相關的管理機制應該早日出臺并完善，讓群眾的新聞傳播素養有所提高，以此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新聞信息傳播環境。
3結論
綜合以上論述內容，新媒體時期的到來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模式，使其不止是依靠大眾媒體進行傳播，多元化的傳播模式使得傳統新聞傳播模式中的各種不足得到有效解決。群眾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既是傳播受體又是傳播主體，同時也能夠監督新聞信息的總體質量。有利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弊端，新媒體時期的信息傳播的相關制度還不太健全，所有群眾都能夠自由傳播各種新聞信息，所以新聞內容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無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需要新聞閱讀者進行仔細篩選和判斷，選擇性地相信部分信息。與此同時，群眾也可以進一步行使自身的監督權利，對一些低俗、虛假的新聞信息進行舉報；監督管理部門也應該參與其中，出臺一系列新聞信息傳播相關的法律法規，對不合法的新聞信息內容予以制止，對這些信息傳播者進行教育或處罰，以此維護新聞傳播的健康環境，保證新聞傳播的整體質量。
參考文獻
[1]陳勤.論新媒體時代新聞傳播主體的變遷[J].西部廣播電視，2015（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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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新聞傳播的關系范文4
【關鍵詞】 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主權：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①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②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空化是我們過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④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⑤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主權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⑥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⑦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國際傳播技巧主要研究國際傳播現狀和對策論方面的問題，也是國際傳播學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應該包括世界傳播體系的框架及運行機制、國外重要媒體介紹、媒體信息的分類及量化、輿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與報道技巧、傳播者形象與傳播效果、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重視的是觀念的變化，應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轉換到報道和經營的角度，注重對象研究，收聽率、收視率的研究。再好的宣傳沒有聽眾和觀眾只能是空談。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除了經濟技術原因外，經營方式和觀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是一項不斷帶有總結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國際傳播能否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或問題研究而生存發展的關鍵。它所包括的內容至少有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認識、研究對象和目的、帶有理論抽象性的國際傳播史和現狀分析、國際傳播各種理論介紹、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及控制、國際傳播技巧概述以及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學的理論框架，國際傳播學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臺，從而在眾多的分支學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釋：
① 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第97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頁。
④⑤ 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第238頁。
⑥ 國際新聞在新聞中的比重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問題。在早期的報刊中，其比例無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國第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其創刊號的聲明就明確指出該報是以翻譯荷文、法文消息為主，“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見鄭超然等《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頁）。中國最早的報刊也是以國際新聞為主，有的就以《各國消息》為報名（見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6-30頁）。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中用于國外新聞報道的頁數，占其總數的22-24%。（見威廉·哈森《世界新聞多棱鏡》，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77-78頁）。
傳播與新聞傳播的關系范文5
鄭興東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
任何大眾傳播都包含著傳播者和受眾的互動，包括行的互動和心理的互動。傳受關系就是傳播者和受眾互動的產物?；有纬申P系，而關系的性質、狀態又會提升或削弱互動的質量和水平。
所以大眾傳播的效果不僅取決于傳播方、傳播內容等，而且也取決于傳受關系。
傳受關系具體說，主要包含兩個方面：
一是角色關系。傳播者和受眾是一對角色伴侶，任何一方都以對方為存在條件。傳播者和受眾的角色伴侶都有一種定位，即把對方看成是什么樣的人。此種不同的定位，自然會給傳受關系蒙上不同的色彩。
二是信息關系。大眾傳播是以信息為內容的，信息的傳遞就具有雙重性質。對于大眾傳播來說，不僅要思考前者，而且也要思考后者。有時后者比前者更能影響傳播效果。
和諧的傳受關系并非是一種無差別、無距離、無矛盾的境界，而是彼此具有一種能容納、理解、接受差別、距離、矛盾的良好心理狀態。和諧的傳受關系不僅需要傳播者的智慧、技巧的支撐，更需要傳播者正確的認識和良好的心理素質的孕育。
我國現正致力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有極其豐富的內涵。和諧的傳受關系也應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困素，因此，探索、營造和諧的傳受關系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要防止電視傳播與藝術各說各話
胡智鋒
（中國傳媒大學《現代傳播》主編、影視藝術學院教授、博導）
電視是由傳播與藝術兩大部類組成的大眾傳媒。而在中國，這兩部類內容常常是各說各話。有沒有一種思路、方式將二者整合為一體？我認為，這就是傳播藝術。所謂傳播藝術就是對特定內容的創造性處理，無論是非虛構的電視傳播，還是虛構的電視藝術，在電視傳播藝術這一點上它們是共通的。目前，要提高電視的傳播效果，提高電視的影響力和感染力，就必須提高電視傳播水平。對電視傳播類內容而言，提高傳播藝術就意味著強調對相同或接近內容的獨特處理，強調主體的發現，強調創造性，強調同一內容的獨特視角、方式和表達。而對電視藝術而言，則意味著在個人化創作中融入更多的傳播意識，更多考慮電視傳媒的傳播特性，遵循電視傳媒的傳播規律，更強調實效性，更強調當下現實需求和與現實的互動。而對于中國電視傳媒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而言，提高傳播藝術水平則意味著按照全球電視傳媒的普遍規則和國際慣例，對于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內容進行創造性的處理。
我們的社會需要這樣特質的新聞人
趙振宇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新聞系主任）
以新聞的敏銳和智慧發現故事。它要求：新時代的記者應該以深厚扎實的新聞素養，以最快的速度去甄別新聞源的真假和輕重，去發現其他媒體很難發現的新聞線索及其背景材料。
傳播與新聞傳播的關系范文6
關鍵詞 結構；功能；結構化；新聞傳播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新媒體技術所引發傳播革命已經愈發顯現出其顛覆傳統媒體的巨大力量。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此消彼長，深刻影響著話語權力的分配。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意味著打破現有的傳播格局，從技術結構升級、生產服務模式轉型，到媒體組織結構調整、現代傳播體系建構，一場結構性的變革正在發生。從表面來看媒體融合是一次由傳播技術發展帶來的社會信息傳播需求變化所誘發的功能性調整，具有應激性特征。如果不能透過融合的表象，洞悉其背后真正的變革動因和發展方向，媒體融合就極有可能陷入技術決定論。新聞傳播結構作為傳播活動內在基本屬性，應該成為與媒體改革密切相關的基礎理論方向突破口。但恰恰是在新聞傳播結構的概念上，目前尚無統一認識。技術、生產、組織、市場、管理、人才等等似乎都涉及結構，但又不能完全代表結構，狀態描述式的“結構-功能”“系統-元素”框架，難以對變革發生發展的內外動因及其相互勾連做出更為深刻統一的闡釋。對此，筆者將從結構化理論的路徑嘗試破解新聞傳播結構概念的迷思，進而從多個角度圖繪（mapping）新聞傳播結構面像。
一、結構功能主義的新聞傳播結構研究路徑
“結構”這個在建筑、工程、幾何等自然科學領域，內涵非常清晰的詞匯，在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從早期孔德、斯賓塞、涂爾干等學者的自然主義結構論，到后來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從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再到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等等，不同領域、不同學派的學者都對結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而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新聞傳播結構的認識自然也不盡相同。
首創社會學概念的孔德采用的是有機體類比的方式來研究社會結構，他把一些特殊的社會結構和生物學的概念進行了類比，如把家庭類比為社會細胞，階級或種族類比為社會組織，城市和社區類比為社會器官。當然，孔德的這種結構類比還比較粗糙。其后，斯賓塞在孔德的有機體觀念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有機體類比，提出社會是由支持、分配和調節三大系統組成的結構。涂爾干則著重強調社會整體對部分的不可還原性，通過對功能、必要條件、需求及常態或病態進行有機體假定，涂爾干進一步確立了社會結構的有機體原則。
進入20世紀40年代，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異軍突起，成為美國社會學界的主流理論。帕森斯將社會結構視為由“適應”“目標達成”“整合”“維?！被竟δ埽s寫為AGIL）組成的整體系統，社會整體系統又可以劃分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又包含AGIL四項功能，這些子系統還可以再被分為四個功能部分，依此類推。帕森斯是從功能倒推結構實體構成，其功能框架傾向于功能，結構通過四個基本功能的疊加生產出來。
較之結構功能主義更偏向功能分析的實體性結構觀，起源于索緒爾語言學結構主義思潮，則更關注符號與關系的問題。列維-斯特勞斯認為，所謂結構是那種決定歷史、社會與文化中的諸具體事件和行為的基本的規則整體，這種規則整體意指深層結構，深層結構決定表面秩序。這延續了索緒爾的“語言-言語”概念。作為人類學家的列維-斯特勞斯關注的微觀和心靈層面的結構，與結構功能主義關注宏觀和實體層面的結構有較大區別。皮亞杰在《結構主義》中，指出所謂結構是一種關系的組合，其中各種成分之間的相互依賴，是以它們對全體的關系為特征的。他認為，結構具有整體性、轉換性、自調性。結構主義的結構觀重點關注的是社會現象背后深層的規則，而非社會組成的實體要素。
上述對結構的認識，多數是圍繞實體、功能和關系進行論證的，在整體與部分、關系與功能、秩序與平衡等方面做出了相應的理論貢獻。正如布洛克曼總結指出，一般的意見是，“結構”一詞能引起某些一致的聯想，例如，認為結構就是一種關系的組合，其中部分（成分）之間的相互依賴是以它們對全體（對整體）的關系為特征的。
目前學界對新聞傳播結構概念直接進行界定的還比較少，有部分研究從社會信息傳播層面對“傳播結構”概念進行的界定，基本上都是從結構功能主義或是結構主義衍生開來進行討論的。姚君喜提出，傳播結構是人們在社會傳播活動中的各種傳播主體之間相對穩定的傳播關系模式，以及由這種傳播關系模式所決定的社會意義網絡的構成。顏其松提出，傳播結構指的是社會結構中的傳播關系，描述傳播關系和傳播過程所呈現的社會結構特征。宮提出，傳播結構指的是在社會大系統中，參與傳播的不同階層在傳播活動中處于怎樣的位置，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構成，傳播作為信息的傳遞在各階層之間的動力原理，如傳遞的方向、效果等。傳統意義上的傳播結構（靜態傳播結構）則是大結構中的單一理想運動閉路。這些研究或用“實體間的關系”來解釋“結構”，或用物理學中的力學結構類比“結構”，脫不出結構功能主義、結構主義的理論范疇，關注的是靜態與穩定的結構，對結構動態變化過程的解釋力不足。運用這樣的傳播結構定義對于新聞傳播體系穩定時期的分析有一定解釋力，當面對新媒體變革時代，這樣的定義已經難以滿足解決新聞傳播實踐問題的理論需求。
隨著互聯網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國內新聞傳播研究領域對傳播結構的關注重點聚焦于微觀層面，諸如網絡新聞傳播結構、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傳播結構開始成為焦點，而且往往將傳播結構作為一個不言自明的先驗性概念加以運用。如彭蘭提出，將網絡新聞傳播分為信息流與意見流兩個層面，其中信息傳播結構分為信息的結構、流動結構和循環結構，意見的傳播結構分為意見的形成結構、沖突結構和流動結構。施雯認為，微博輿論演變可以分為突發期、加速期、持續期、恢復期，其傳播結構是全通道式網絡傳播結構，傳播過程具有非線性特征。李彪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近年來40個網絡熱點事件進行了分析，構建了網絡事件傳播的空間結構模型――雙核心式的啞鈴傳播結構。此類研究不能說沒有價值，但是對于傳媒改革而言，過于聚焦新媒體技術細節的視角，難以為新聞傳播結構的整體調整提供有效的理論支持。
一般的結構功能主義傳播結構研究路徑認為，傳播技術發展以及社會傳播需求導致新聞傳播結構的變化，新聞傳播結構是適應社會傳播需求的結果，人的行動只能是社會需求決定下的被動行為。在社會傳播實踐中，這種論證模式把傳播結構作為一種外在于人的實踐的功能性結構，人的實踐主體性在傳播結構中消失了。由此而來的技術導向和需求導向的改革，最終僅僅停留在對傳播媒體結構、體制機制的調整改變上，實際上僅僅停留在傳播結構的最表層，難以對傳播結構內部的規律性變化以及人作為傳播主體的實踐作用的探索發揮指導性作用。事實上，傳播結構并非一種能夠從社會結構中剝離出來的實體，而以實體形式存在的媒體結構并不能與傳播結構劃等號。而且，傳播結構并非一種獨立于傳播行動者存在的“外在物”，而是通過人的實踐生成的一種“狀態”。因此，對傳播結構的研究必須擺脫結構研究的實體化思維以及結構與功能的簡單因果性思維。
二、結構化理論視角下的新聞傳播結構
新聞傳播結構作為涉及物質生產、精神生產、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狀況等多元因子的一個復雜系統，在不同的角度考察有不同的面像。尤其是當前研究討論媒介融合時，單純從某一個層面進行研究，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誤區。只有綜合考察新聞傳播結構的不同面像，及其之間的復雜作用關系，才能真正構建起新聞傳播結構的整體化概念。
那么，如何解決靜態化傳播結構觀點對社會傳播實踐發展問題解釋力的不足，以及微觀層面新聞傳播結構對整體傳播態勢難以把握的問題呢？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鑒的思路。吉登斯針對結構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之間的矛盾提出了結構化理論，力圖解決主體與客體、宏觀與微觀、個體與社會、行動與結構之間的對立問題，建立一種綜合化的社會理論。
吉登斯指出，在功能主義者（其實也是絕大多數社會研究者）的眼里，通常是把“結構”理解為社會關系或社會現象的某種“模式化”（patterning）。主體和社會客體對象的二元論與這種觀念有著緊密的聯系：這里的“結構”體現為人的行動的“外在之物”，對不依賴其他力量而構成的主體的自由創造產生某種制約。吉登斯給出的結構定義比較特別，較之結構功能主義或結構主義定義的直觀性和可理解性，更加需要仔細地揣摩。他認為，“結構”指的是社會再生產過程里反復涉及到的規則與資源?？梢猿橄蟮匕选敖Y構”概念理解為規則的兩種性質，即規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碼。而資源也具有兩種類型：權威性資源和配置性資源。前者源于對人類行動者活動的協調，后者則出自對物質產品或物質世界各個方面的控制。
一定的結構總是通過特定的資源配置才得以實現的，通過把規則、資源和社會再生產統一于結構的概念之中，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對結構做出了一個具有解釋力的界定。王水雄認為，吉登斯的概念突破了“客體主義和主體主義的二元論，也突破了功能主義對結構的無解釋性陳述，把結構與人類行為者‘反復涉及到’的行動聯系在一起了?！奔撬沟倪@種綜合化嘗試，為彌合表層實體性、功能性結構與深層規則性、關系性結構的斷裂提供了一條有效路徑。結構化理論對新聞傳播結構最大的啟示價值在于，填補新聞傳播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裂縫。
參考吉登斯對結構所下的定義，筆者將新聞傳播結構定義為：新聞傳播系統再生產過程之中反復涉及到的新聞傳播規則和資源。這其中的新聞傳播規則包括新聞傳播的規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碼，新聞傳播資源包括權威性資源和配置性資源。從這個結構定義出發，要對新聞傳播結構的特征狀態進行研究，還需要做進一步細化。吉登斯指出，“我們可以區分開社會系統在結構方面的三種維度：表意，支配與合法化?！奔撬惯M一步將表意結構分為符號秩序和話語型態兩種制度秩序，將支配結構分為涉及權威化資源的政治制度秩序和配置性資源的經濟制度秩序，將合法化結構與法律制度秩序聯系起來。
借鑒吉登斯對結構的劃分，可將新聞傳播結構劃分為表意結構、支配結構和調控結構三重面像。對照新聞傳播結構的定義可見，表意結構和調控結構兩個方面是從新聞傳播規則衍生而來，表意結構重點分析新聞傳播活動的符號秩序和話語型態，涉及新聞傳播過程中的新聞符號編碼一解碼、新聞符碼變遷、新聞框架、新聞語言規則等方面的問題，調控結構重點分析新聞傳播活動的各種顯性的政策制度調控和隱性的規范約束，涉及新聞傳播制度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媒體默會知識、意識形態約束等方面的問題；支配結構從新聞傳播資源衍生而來，支配結構依賴于對新聞傳播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的調集，媒體新聞資源、媒體資本、媒體話語權力、政府傳播權力資源等方面的運用問題。
吉登斯特別強調，“表意的各種結構也同樣承受著權力在社會生活里無所不在的影響。因而，我們在把握表意結構的時候，始終應該注意結合支配和合法化維度?！币虼?，在分析研究新聞傳播結構的三個面像時，是無法完全割裂進行研究的，要始終牢記新聞傳播支配結構是表意結構及調控結構存在的條件，不能脫離資源談規則，三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關系。
三、新聞傳播結構三重面像圖示及含義
將新聞傳播結構的上述定義和結構構成進行模型抽象，可以得出一個由三個面像組成的循環式新聞傳播結構模型，其中每個面像又各由兩個維度構成?？梢杂媒Y構圖和象限圖表示如下：
如圖1所示，每個結構面像之間都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調節，形成互為存在、互為倚靠的循環式三角形結構。當這個三角形結構達到均衡時，即各結構面像處于最佳結構狀態（即各維度處于較為協調的狀態）、面像與面像之間處于最佳結構狀態，整個新聞傳播結構達到最佳穩定狀態，能夠實現較為理想的傳播效果。通過三結構循環往復，形成對新聞傳播結構的結構化解釋，是吉登斯所言“反復涉及社會再生產的規則和資源”在新聞傳播結構中的運用。
如果對各結構面像的各個維度進行定性界定，可根據不同維度狀態的組合，將各面像劃分為四個結構狀態區域，用于對各結構面像的狀態進行定性分析判斷。
如圖2所示，表意結構包括符號秩序和話語型態兩個維度。符號秩序的可由編碼程度高低表示。需要指出的是，編碼是一種雙向性活動，一方面提升語言符號的復雜程度，從而傳達更為復雜的信息，另一種降低語言符號的復雜程度，傳達更為簡明直接的信息。所謂高度編碼，是編碼形式和達至效果的統一，并非單指提高語言符號復雜程度的編碼活動，而是根據受眾的認知，通過提高或降低語言符號的復雜程度，以達成最佳傳播效果。話語型態以強勢和弱勢作為判別標準，凡是占據社會主流話語位置，話語對社會的影響力較大的是強勢話語型態，反之，則為弱勢話語型態。在區域1，由于符號編碼偏低，話語型態偏弱，表意結構處于自發狀態；在區域2，由于符號編碼較低，強勢的話語型態沒有與之匹配的符號形式，因此表意結構處于說教表意狀態；在區域3，符號編碼和話語型態均處于良好的配合狀態，表意結構處于整合表意狀態；在區域4，符號編碼處于高度編碼狀態，但話語型態處于弱勢，表意結構的符號形式優于話語內容，處于形式表意狀態。
如圖3所示，支配結構包括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兩個維度。配置性資源可用豐富與匱乏標識，代表傳播主體對物質現象控制能力的強弱，控制能力強則能夠優化物質資源的配置方式，反之則無法使各種物質資源達到最優化配置。權威性資源則可用權威的高低來標識，代表傳播主體對行動者（包括傳受雙方）的控制能力強弱，控制能力強則能夠有效支配行動者的意志和行動，反之則難以有效達成支配目標。在區域1，由于兩種資源控制能力都處于較低狀態，因此支配結構處于失序狀態；在區域2，配置性資源較為匱乏，難以對整體結構提供有效的物質支撐，支配結構處于思想支配狀態；在區域3，兩種資源控制能力均為良好狀態，支配結構處于綜合支配狀態；在區域4，由于缺乏有效的權威性資源保障，僅靠物質資源的強化配置使用，支配結構處于物質支配狀態。
如圖4所示，調控結構包括顯性調控和隱性規約兩個維度。顯性調控主要包括制度與政策，是落到紙面、能夠看見的調控，可以用完善和缺失來示意其狀態，完善的顯性調控機制能夠有效規范新聞傳播行為。隱性規約主要包括新聞傳播行業默會知識要求、意識形態潛在約束，新聞傳播工作者在進行新聞傳播活動中無法明確看到，卻無時無刻不受其影響，可以用高效和失靈表示其狀態。在區域1，由于顯性調控的相對缺失和隱性規約的失靈，調控結構處于失控狀態；在區域2，發揮主導作用的是隱性規約，顯性調控相對缺失，調控結構處于軟調控狀態；在區域3，由于顯性調控和隱性規約配合良好、軟硬結合，調控結構處于合成調控狀態；在區域4，以顯性調控為主，隱性規約為輔，調控結構處于硬調控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