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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與文化的關系范文1
關鍵詞：區域經濟 文化因素 作用
隨著國際和區際的文化交流與融合日趨深入，區域文化力也逐漸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立足區域發展實際，研究區域文化的現實狀況，進一步培育并弘揚先進文化，是凈化社會風氣的必然要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長久之計。
一、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的關系
（一）區域經濟的發展決定區域文化的發展
從文化與經濟的發展歷程來看，有什么樣的經濟形態，就有什么樣的文化類型。畜牧經濟階段滋養了畜牧文化；農業經濟時期孕育了農耕文化；工業經濟昌盛了工業文化。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區域文化的發展水平，并深刻影響區域文化的類型與構成、形式和內容。
從上述角度來看，早在六七千年前河湟先民創造的石器時代文化，再加上民和喇家遺址和地處西寧市西郊楊家寨的南涼“虎臺遺址”、唃廝啰政權的“青唐城”遺址等古遺址文化，歷史上漢、藏、回、土、蒙古、撒拉族等諸多民族的先民，在共同發展河湟地區物質文化生產的基礎上，實現了自身的繁衍，形成了現今青海6大世居民族既共融共通、相互交融又別具一格、獨具本民族特色的河湟多元多樣民族文化。
河湟地區不僅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齊全共存的宗教圣地，而且也是藏傳佛教后弘期的發祥地和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宗教文化在全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還有民俗民間文化和人文自然景觀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型城市文化、企業文化等河湟現代文化，無一例外都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文化建筑的實證。河湟地區物質生產方式的改變，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河湟文化新類型的孕育和誕生乃至繁榮昌盛。
（二）區域文化的發展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能動的反作用
美國著名經濟管理學家德魯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導地位的資源以及絕對具有決定意義的生產要素，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土地和勞動，而是文化”。21世紀，經濟和文化出現一體化趨勢，文化力日趨成為區域發展的一種強大的內在驅動力。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每個經濟活動的主體都要受到區域文化背景的影響。例如，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關于商業活動文化背景的闡釋，如關于齊國的“其俗寬緩闊達，有先王遺風”，關于鄒魯的“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好禮，地小人眾，儉嗇”等?？梢娢幕瘜洕挠绊懺诋敃r已經比較明顯了。另外以宗教文化為核心，以旅游文化為補充的文化資源產業化模式推動著該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提高了青海的知名度，也對青海整個旅游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二、區域文化影響下的區域經濟發展對策
（一）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同步發展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文化已深深融入當今社會經濟運行之中并成為經濟發展持久的動力。區域經濟要形成特色并健康發展，就必須立足文化和經濟的相互關系，在制定實施區域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方案時，把文化作為經濟發展的資本，把文化經濟化作為經濟發展的手段，使之成為一個發展整體。堅持兩者發展并重，以達到文化帶經濟，經濟促文化，兩個文明協調發展。同時，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必須對傳統區域文化進行揚棄，將繼承和創新有機結合起來，有力促進區域經濟的快速、優質發展。鑒于此，大力開發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是河湟地區當下必須堅持的發展戰略。開發、利用好河湟文化旅游資源，就為河湟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撐點。所以，河湟區域文化與河湟區域經濟的同步發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著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和諧，也促進著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這是符合文化發展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的正確選擇。
（二）文化產業推動經濟迅速增長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文化與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市場的開放性同文化的包容性在本質上是可以融合的，在此基礎上引進競爭機制，可以促使文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推陳出新，又能在融合過程中實現文化產品量的增加與質的升級。所以，充分利用地區文化資源，發展教育、文藝、體育、民間工藝、旅游、科技、工藝服務等文化產業，能夠促進區域經濟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協調發展。
根據青海省的統計，青海旅游業近幾年增長十分迅猛，1995—2000年5年內旅游收入從1914萬元猛增至10個多億，年均增長約122.92%。旅游收入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1995年為0.16%，2001年達到4.47%。2008年實現旅游總收入48億元，比上年增長0.3%，2009年全省旅游總收入突破60億元，增長26.6%。再從居民消費支出中文化消費所占比重來看，青海省同全國一樣，用于文化方面的消費增長較快。城市住戶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娛樂支出在消費支出總額中所占比重1995年為7.9%，2000年達到11.8%，2005年為12.9%，2009年為10.1%。農村住戶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娛樂的支出，1995年為33.70元，比重為3.7%；2001年增至79.38元，比重增長至6.52%。2008年為148.9元，比重為5.0%，2009年為173.8元，占消費支出比重為5.4%。因此可以說文化產業是真正的“朝陽產業”。文化的繁榮對于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因此加快文化產業的發展步伐，最終表現為有利于實現經濟的全面發展。
（三）文化融通促進區域經濟融合發展
我國東、中西部省份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和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必然導致其文化在形式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例如，中西部省份以農耕文化為主，而東部商業文化比較發達，一定程度上講，這是中西部省份地理位置的相對封閉和東部省份地理環境的相對開放長期影響的結果。
青海省民族成分復雜，為各民族文化融通提供了先天的條件，伴隨著國家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政策，青海各區域各民族的文化開放與交流已呈現出雨后春筍般的勢頭，其必然增進各民族的了解與團結，維護著社會的和諧穩定。河湟地區農耕文化發達，從一定意義上說，該地區居民保守有余但進取開放意識不足，通過與中東部省份的文化交流，其商業意識、市場意識、競爭意識、開放意識必然增強。所以，河湟地區的文化只有通過省內省際文化融通政策才能不斷豐富其內涵，也才能更好地服務于當地經濟發展。
首先，著力擴大文化對外交流合作。繼續辦好青洽會、國際清真食品用品展覽會、藏毯國際展覽會、唐卡藝術和文化遺產博覽會等經貿文化活動，提升青海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深化同海外和省外的文化交流和經貿合作。同時加強省外、國外的先進技術、快捷的市場信息和經營機制與青海的文化資源、產業政策優勢的密切結合，以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騰飛。
其次，加強扶持引導。河湟地區應在拓寬融資渠道、廣泛招攬人才方面下功夫，堅持“走出去，請進來”戰略，大力扶持具有河湟民族特色的歌舞、戲劇、曲藝等，為河湟文化走出河湟，走向全國乃至世界做好鋪墊。另外對有發展潛力的歷史文化遺址和重點旅游景區等要爭取多方支持，重點發展，實現旅游產業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結語
目前，文化產業與區域經濟發展處于密不可分、互相促進的重要機遇階段。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影響力將日益突出和重要。只要結合好區域文化，科學規劃區域發展，正確處理不同民族文化類型之間的文化沖突與融合，即可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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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與文化的關系范文2
【關鍵詞】景觀設計 傳統文化 傳承與發展
傳統文化代表的是一個民族歷史漫長的創造和發展歷程，是可以代表整個民族的精神、思維方式以及價值取向匯聚成果的總和，與此同時對社會也產生著重大的影響。在景觀設計領域，傳統文化與景觀設計二者之間的關系能夠體現出一個地區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另外，將傳統文化應用到景觀設計中更加能夠體現當代人的審美觀念和對自身環境的認同，這種認同感主要產生與情感、生理、文化等方面，因此其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是極為重要的。如何將傳統文化更好的融入到景觀設計中，發揮傳統文化在景觀設計的作用是現階段設計人員需要考慮的重中之重。
1 傳統文化應用到景觀設計中的作用
對于景觀設計工作而言，將傳統文化應用到景觀設計中可以展現我國的民族美，也同時能夠彰顯地方特色。
（1）融入傳統文化，可有利于形成本土審美觀。在我國，傳統的造園設計便同西方世界存在區別，其中最顯著的方面就是我國的設計可以將人文、自然、對萬物的看法融入到設計理念中。在古代，為抒發自身的感情，文人墨客經常將情感寄情于山水中表現出來，或作詩或作畫。而景觀設計中也利用師法自然這一方式將傳統文化融入到園林景觀設計之中，通常借助借景和造景等方法進行表現，主要形式是臺基以及木構架為主。在不斷的應用傳統文化中可以形成特有的審美觀，在景觀設計領域具有重要作用。（2）讓傳統文化得到統一。對于傳統文化的歸一性而言，不僅需要人們有文化認同感，進而體會到我國傳統文化特有的價值，并且在設計領域繼承傳統文化已經成為設計者的共同意識，其中的代表作即是吳良鏞的“菊兒胡同改建”并且因此得到了世界建筑領域的認可。這類作品繼承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將現代景觀建筑的實用性表現的淋漓盡致。
2 景觀設計中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2.1 傳統文化在設計中的應用
在之前的幾年，國內的設計行業非常流行草坪和廣場形式設計的潮流，這種設計風潮都是盲目跟從外國的設計理念，并不符合我國的建筑需求，這種抄襲的景觀設計會因為民族習慣和氣候差異等因素造成建成景觀的實用性降低，導致這些廣場和草坪最終只能成為“城市化妝運動”中犧牲品，逐漸的被人們所遺忘，最后，這一景觀設計理念便退出歷史的舞臺。然而，現在的設計人員雖然將傳統文化應該用在設計之中，但是這種融合是生搬硬套的融合，是無法將傳統文化的內涵表現出來，那種牽強附會的園林設計以及建筑物根本無法滿足現代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有相關學者指出，景觀設計需要注重設計的實用性，景觀設計的發展和應用不需要人們刻意的去傳承，更不需要做一些所謂的設計理念來支撐其發展。若是設計無法與大眾的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那這一設計作品便不能更好的適應時代的發展，隨之也就無法做出符合時代變遷的創新。若是做好傳統文化和景觀設計的融合，甚至能夠起到引導時展的作用。
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是什么？我們又應該怎樣將其融合到景觀設計中？這些問題都是設計人員需要考慮的問題。優質的景觀設計所能傳達出來的不僅僅是視覺上的美感，而是能在環境中體味到傳統文化的韻味，使其在不知不覺中可以感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并將自己置身于傳統文化的氛圍中。若是將中國古典園林建筑中的一部分拿出來單做設計，其美感是不完整的，在建筑之中，景觀和建筑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之間相互影響，交相呼應。只有這樣的建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與設計想融合，是景觀設計的精髓，是能夠將建筑、環境、人群和諧發展的設計理念。
2.2 傳統文化應用在景觀設計中的繼承和發展
在當代，中國的建筑設計理念已基本上呈現西化趨勢，如今的建筑物更是不能和傳統的中國風建筑相比較，無論是在使用材料或者設計需求均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已經看不到繼承的影子了。為了更好的繼承傳統文化，需要從多方面來解決上述問題，進而更好的將傳統文化和景觀設計有機的結合在一起。
（1）在現代景觀設計中應用形式美。對于中國的景觀設計而言，應用形式美的設計手法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簡單的說即是將語言和符號融入景觀設計中。形式美主要是利用點、線等的連接形成面，在連成面的過程中將結構的美感勾勒出來，并通過形式的再模仿和創造過程將組成面的小品展現在景觀設計理念中。（2）在景觀設計中融入情感，將創造者的思想傳達給大眾。無論是在創作詩歌、寫作書畫都離不開人的情感，在景觀設計中更是如此，景觀設計中的意境是設計者從自然、社會中體會到的感悟，并將這些感悟與景觀設計結合，把設計者自身的感情寄托在景觀中，讓景觀不僅能夠為現代人們服務，還能夠讓人們從場所中能與設計者的心靈產生共鳴，進而達到以人為本的創作目的。
3 結語
綜上所述，當代是經濟、文化相互融合的時代，若要建設富有中國特色的景觀，則必須將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景觀設計相結合，達到“藝術再生”的目的，即在景觀設計中，尊重傳統文化的存在，并將傳統文化中有益的部分進行“修正和再創造”，使景觀設計中既存在開放性、獨特性又存在民族性，讓傳統文化可以更好的為景觀設計服務，將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寶以景觀設計的形式展現出來，同時也能夠推動景觀設計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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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煥志.試析園林景觀設計中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J].房地產導刊，2015（23）：279-279.
經濟發展與文化的關系范文3
關鍵詞：文化消費；經濟發展；協整分析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們收入水平的持續改善，在物質生活需求不斷得到滿足的同時，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也在不斷增加。文化消費現已成為新的消費增長點，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影響。那么經濟發展和文化消費之存在怎么樣的關系呢？本文以遼寧省1992-201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為基礎，通過協整分析，來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
二、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于文化消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關于文化消費的定義研究，國外學者主要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定義文化消費。二是文化消費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研究。Tak Wing Chan等學者認為文化消費者的社會角色和文化教育聯系更密切。三是文化消費的影響因素研究。Koen van Eijc采用了同胞模型（Sibling models）來估計不同家庭背景和教育獲取程度對文化消費的影響。表明先輩的文化資源是衡量同胞文化參與度最為重要的因素。
國內對于文化消費的重點研究大概始于20世紀80年代，研究大概分為三種：一是集中在文化消費的內涵界定、特征探討上的研究。二是關于文化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韓海燕運用1993-2010年城鎮居民的相關數據做了具體的分析，表明：我國城鎮居民文化消費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性。三是文化消費的影響因素研究，此方面大都運用理論分析得到結論。
三、經濟發展與文化消費的協整分析
文化產業與宏觀經濟是互動增長的。文化產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體現在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面，宏觀經濟發展對文化產業發展也影響巨大。在本文中，使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消費支出”來衡量文化消費（ACC），使用“遼寧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遼寧地區經濟發展狀況（MLD）。
（一）遼寧省文化消費與經濟發展的現狀介紹
1992-2014年，遼寧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消費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的變化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如圖1所示）。從圖像可以看出生產總值上升的速度遠遠大于文化消費的上升速度。
（二）協整分析
在進行協整分析時，必須首先對變量序列的單整階數進行檢驗。時間序列可能由高于一階的自回歸過程生成，或隨機干擾項并非是白噪聲，如用OLS法進行估計均會表現出隨機干擾項出現自相關，導致檢驗無效，所以筆者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確定變量單整階數。檢驗結果可以顯示，城鎮居民文化消費與地區生產總值均為非平穩序列，但一階差分均在10%的水平下平穩。即城鎮居民文化消費與地區生產總值都是一階單整時間序列，即[LNACCt～I（1）]，[LNMLDt～I（1）]）。根據協整定義，二者是同階單整，意味著兩個時間序列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建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消費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回歸方程，并用最小二乘方法（OLS）進行估計，結果見表2。估計得出的模型為：
如果LNACC和LNMLD這兩個變量是協整的，則他們的殘差[μt]就是平穩的。接下來對差[μt]進行單位根檢驗?？梢园l現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LNACC和LNMLD這兩個變量的殘差[μt]是平穩的，從而證明了LNACC和LNMLD是協整的，具有長期均衡關系。
根據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文化消費（ACC）與地區經濟發展（MLD）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有方程（1）可知，地區經濟發展（億元）增加一個百分點會使城鎮居民文化消費（元）增加1.154416個百分比。經濟的不斷發展會促進居民的文化消費，反過來文化消費的增加也會促進經濟的發展，從而形成良性的循環。
四、政策建議
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正從傳統增長點向新增長點轉變，為了適應這種轉變，具有低資源消耗性、低環境污染性、市場需求廣闊性、高成長性的文化產業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成為重要的經濟發展新動力。能否提高文化消費一方面依賴于地區的經濟發展，但還有許多其他諸如需求、供給的因素影響著文化消費的多少，基于此，一方面我們要加強文化消費教育，提升文化消費能力，另一方面要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降低文化產品價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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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與文化的關系范文4
關鍵詞：浙江；區域文化；區域經濟
中圖分類號：F061.5；G0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04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6-07-03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區域經濟高速增長，形成了民營經濟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取得成就舉世矚目。長期以來，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學者從自然資源決定論、資本決定論、技術決定論和地理環境決定論等各個角度進行了闡述，而隨著文化概念的提出，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的關聯性研究也開始為學者所青睞。
一、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文獻綜述
工業化時代，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包括區位條件、生產要素、宏觀經濟政策、國際經濟大環境等等，但這些因素均只能從短期影響區域經濟發展。且往往類似區位或者類似經濟大環境下的不同區域存在經濟發展差異現象，故很多學者開始從文化視角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
（一）國外學者對區域文化與區域發展關系研究的成果
最早將文化因素與經濟增長聯系在一起的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1776），他在《國富論》中認為“經濟人”活動是“經濟與道德”的統一，并認為經濟活動植根于更廣泛的社會習慣和文化道德之中。雷蒙· 威廉姆斯（1979）在他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提出，文化研究不應只關注部分文化，還應當關注整個文化的生產過程，這是將文化與文化產業發展研究的一個重大進步。20世紀70年代的蒙博托“真實性”學說是圍繞著文化與發展這一主題而展開的。在蒙博托看來，文化與發展之間的關系，不僅相互作用、互為因果，而且文化構成了發展的前提條件。他甚至將文化的作用提高到了絕對的高度，提出文化已成為人類發展的主旋律和“各民族（國家）發展的惟一道路”；“文化既是發展的理由，同時也是發展的目的”，因而“沒有文化就沒有發展”。美國學者英格爾斯（1985）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視角揭示了發展與文化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可以從國外引進現代的或先進的政治體制模式、經濟管理機制、科學技術、教育制度及至全部課程內容等等，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結局是不可避免的?！笨夏醽單幕祟悓W家奧薩加·奧達克（Osaga Odak）（1985）認為，為了使人類健全發展，換言之，“欲使發展具有豐富的內容，就必須將人類各個領域的活動，包括文化活動在內，全部納入其中?！?O世紀90年代，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在其政治學研究中提出了“軟實力”概念，認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科技、軍事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同時也包括由文化傳統、政治價值觀、國民素養的吸引力、影響力所體現出來的“軟實力”?！败泴嵙Α笨梢哉宫F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整體形象、民族特征和精神風貌，對推動世界文化多元化發展、世界經濟和政治以及社會和諧發展施加積極的影響。從而肯定了文化對于推動發展的作用。
（二）國內研究者對區域文化與區域發展關系研究的現狀
李宗植（2003）的研究表明經濟是文化的基礎，文化是基礎的上層建筑，文化和經濟共生互動。人類社會在其生長過程中。文化和經濟同步。文化結構和經濟結構屬一種同構關系。昨天的文化就是今天的經濟，今天的區域經濟來源于昨天文化的弘揚。邱建明、譚希培（2004）認為文化因素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現代經濟競爭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力的競爭。區域文化作為一種潛在價值判斷標準系統和行為標準系統，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模式。落后的、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區域文化極大地阻礙了區域經濟的發展。高文香（2007）指出文化與經濟相五滲透、相互促進。經濟與文化一體化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歷史發展趨勢。區域經濟發展決定區域文化的發展，為區域文化發展提供物質條件，決定著區域文化發展的結構、類型和特質及發展水平的高低。與此同時，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反作用，會推動或制約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文化滲透進特定區域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形成區域特色經濟。韓正安（2007）表示區域文化在以下方面對區域經濟發展發揮重要影響，主導人們的經濟思想、價值觀念；促進企業文化和產品品牌建設；推動區域文化產業的發展；豐富、提升區域形泉，有利吸納人才和招商引資。蔡靜、杜建國（2009）研究得出區域文化直接影響著人們的思維、觀念、價值取向和精神面貌等，對區域經濟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或制約作用。推動作用：傳統地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文化資源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文化創新對區域經濟的促進。相反，文化的交互性導致一些重復建設和資源爭奪現象時有發生，不利于區域經濟整體的一體化發展；落后、消極的文化往往導致落后的經濟。翁曉峰、許俊菊（2009）指出不合時宜的區域文化與先進的制度規則不相匹配，會造成內生的文化與外植的制度之間發生沖突，最終使得創新制度促進經濟發展成為空談，進而導致區域經濟長期得不到發展。優秀的區域文化特質越多，就越能產生內生力量，激發人們創業，為發展經濟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經濟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邱會菊（2011）認為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辯證統一的關系。一方面，區域經濟為區域文化發展提供物質條件，是區域文化發展的基礎，決定著區域文化發展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反作用，推動或制約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并且日趨成為區域發展的一種強大的內在驅動力，任何區域經濟現象，經濟模式的形成的背后總有某些文化因素作為重要支撐。
二、浙江文化的形成與定性研究
浙江歷史上稱為越國，浙江文化也稱越文化。從文化歷史源流來看，浙江文化屬于我國江南文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本區各史前文化為根基，經過夏商時代的整合，形成了兩周時代的越文化，越文化通過后來的與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與西洋文化的交流，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浙江區域文化。
（一） 對于浙江文化形成的研究
顧瑯川（2004）在全面考察古越性格產生的文化背景后指出，越族是一個僻居中國東南沿海一隅的古老部族，由于險惡的自然環境，迫使越人將謀求種族生存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古越文化精神最初的一些品格特征“強悍、峻烈而輕死的蠻風”便在此種特殊嚴峻的環境局勢中磨礪、胎孕而出。張兵（2005）把越文化的特征概括為“尚武愛國，創新進取，奉獻自強”，他認為形成越文化這些特征的原因與越人生活的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密切相關。越人素來遵奉人類“適者生存”的原則，在長期艱苦的勞作中培養出思想敏銳，順應外界變化的生存和處事能力，他們既善于吸納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又因地制宜而富于創新。柳和勇（2005）研究發現浙江有著獨特的海洋自然條件、優厚的海洋資源和悠久的地域文化傳統。它影響著浙江海洋文化特色的形成，其特點精神將隨著時代的發展產生新的呈現。浙江海洋文化具有靈動進取性特點，并具體表現在精致創造的物質性海洋文化，協作團隊性的海洋行為文化，較強的海洋商貿精神，以及粗獷與柔和相濟的海洋審美文化等方面。羅昌智（2007）指出歷史悠久、沾濡百代的浙江文化屬于典型的“水文化”。水的柔性賦予浙江文化柔慧智巧、開放兼容的文化魅力；水的動性給予浙江文化自強不息、開拓創新的文化力量；水的靈性， 養成浙江文化敢于冒險、重利事功的文化個性。王曉華（2010）認為浙商精神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覺繼承和勇敢反思，對于西方創新意識的敏感把握和學習，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浙商精神的精髓。林呂建、唐玉（2011）表明人類的精神是人類文化的最高表現，是凝聚人類社會、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力。浙江特有的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人口遷徙和文化交融背景之下，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具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質，錘煉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勵志圖強的生活氣度，砥礪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創業創新的精神品格。
（二）對于浙江文化定性的研究
曹屯裕、怡江（2000）研究表明浙東文化是吸收外來文化最為積極、最有氣魄的地域文化。浙東文化的每一次整合融流，非但沒有因此而解體，反而表現出極強的凝聚和調適能力，而且其結果幾乎都導致了文化的增殖。浙東文化就是這樣地從弱勢到優勢，從自立到成熟，在不斷的集長補短、博納兼容中，釋放出創造發揮新文化形態的潛力，并驅使自己走向輝煌的頂點。蔣中崎（2002）指出，近現代浙江文化在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創新、改革是其文化發展的主旋律。文化的繼承與創新，使浙江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依然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潘起造（2005）認為經世務實是浙東文化傳統的基本精神，也是當代浙江精神的核心內容。從浙東學派對于儒學傳統經世觀念的革新中， 也可以看到這種經世務實的文化傳統具有的適應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的思想特征。楊建新（2007）表示浙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具有雄厚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優勢。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沒中，“自強不息、堅忍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創業、特別能發現商機、特別能化解危機、特別能適應市場的優秀特質。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浙江人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認同，造就了浙江文化新的時代亮點。尹鐵（2007）稱浙江文化的核心是經世致用，從永嘉學派、永康學派到浙東學派，經世致用思想以一貫制。以陳亮等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等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及以葉適等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明清時期以王陽明為代表的陽明心學派和以黃宗羲等為代表的清代浙東學派，具有“講求實效”、注重事功的鮮明文化品格。主張學術與事功的統一、實事實功，學術的目的在經世致用。大膽地提出了具有倡導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獨樹一幟。
三、浙江文化與浙江區域經濟關系文獻綜述
張仁壽（2000）認為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和對外開放的環境中，浙江形成了比較濃郁的區域商業文化傳統，其顯著特點是講究實際，注重功利，重視工商，不尚空談。這種文化熏陶下的浙江人向來不輕視實業、安貧樂道，而是很務實地去追求世俗生活和物質財富。這種世俗化傾向和致富沖動，構成了經濟發展的文化動力學源泉。陳立旭（2005）稱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強烈的自主謀生和自主創新的文化精神對于浙江的制度創新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王華鋒（2007）研究表明所謂創業精神是指開創事業的意識、思想、志向、情緒和意志等心理狀態，是開拓精神、創新精神、冒險精神、超前意識、艱苦奮斗精神、相互協作精神及事業心等的統一體。越文化非常契合這些精神，受這種文化傳統的長期熏陶，紹興商人具有錢江大潮勇往直前的無畏氣概，具有第一個吃螃蟹的冒險精神，具有爭喝頭口水的超前意識，具有勇往直前、敢為人先的開拓創新精神。張兆曙（2008）指出，改革開放30年來，浙江經濟發展的基本路徑可歸納為，通過“流動走商”、“辦廠坐商”和“資本擴張”依次實現生存空間的拓展、發展空間的內斂和向資本空間的邁進，進而完成空間的再造。在這個過程中，因自然空間“倒逼”形成的“草根文化”（表現為浙江的流動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奚建華（2009）研究表明，浙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賦予了浙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特殊的優勢和背景，這些優勢的集成，將賦予我省文化創意產業新的動力要素，有助于實現新的跨越。
四、述評
從上面的文獻中我們可以歸納出現有研究的幾個特征：
第一，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顯著的。區域文化是區域競爭力中軟分力的一部分，優秀的區域文化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從而促進區域健康、穩定、快速發展；同時區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區域文化繼承和創新的推進器區域文化環境對創業活動和創業精神有著重要影響。企業家的創業精神不是與生俱來的，它需要整個區域文化的支撐。文化環境經由影響感知機會能力來影響創業行為，通過塑造個人特質來對創業產生作用機制，從而強化對創業的作用，帶動區域經濟發展。
第二，浙江文化在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在不斷的創新和改革。其形成與浙江所處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有關。浙江文化主要表現為冒險、開放、講究實效、重利事功等特點。
第三，浙江經濟發展飛速與浙江文化特點有著很重要的關聯。浙江文化很大程度上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其草根文化、海洋文化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浙江的軟實力，促使浙江經濟飛速發展。
但是，從目前的成果看，對文化與發展、浙江文化和浙江文化與浙江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還存在幾個方面的不足：
第一，對文化的準確測度仍存在困難。從已有的國內外研究成果來看，在定量研究中，文化的測量沒有統一的方法，這造成了研究結果的出入，影響了文獻成果之間的比較驗證。
第二，缺乏相對成熟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框架。關于文化對經濟發展影響的路徑分析。過去的研究中主要有兩條思路：一是通過文化的載體，包括各種文化產品和文化活動形成文化經濟，并對整體宏觀經濟發展產生影響；二是從人力資本形成的角度出發，認為人們的風俗習慣、道德風尚和審美情趣等是影響新型人力資本或企業家階層形成的重要因素，進而影響區域經濟發展。并未全面給出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傳導機制和完整框架。但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僅受企業家精神的影響，更受政治家精神、經濟學家精神等其他文化形式的影響，因而關于影響的路徑分析有待創新。
第三，過去研究集中于單個個體的研究，對象多為浙江省或者單個城市，缺少對區域文化認識。同時，很少有對浙江各個城市進行文化層面的對比，從而在浙江內部經濟發展不均衡問題上缺乏文化層面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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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與文化的關系范文5
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使西南民族地區的貧困問題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相對于我國其它地區而言，西南民族地區所存在的貧困問題仍然是比較嚴重的。該地區“自然人文資源富集與經濟科技滯后并存”的特點內在的規定了此種貧困只是相對的貧困，而非絕對貧困。文化富集與經濟滯后并存是西南民族地區反貧困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現實存在，而現有反貧困戰略選擇僅僅關注經濟發展向度，注定會出現經濟發展和民族文化傳承的兩難困境。“社會經濟發展依賴的基礎和條件是多方面的。除資源、資金、設備等物質條件外，民族的整體科學文化水平也是經濟能否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整體而論，目前西南民族地區的經濟尚處于較低水平，其生產方式還比較原始，人們仍囿于頗具原始色彩的生產觀念與生產方式之中，如生產中的靠天吃飯，粗放式耕作與田間管理等，所有這一切都限制著區域內民族經濟的發展。”顯然，僅以經濟扶持和發展作為反貧困戰略已經不能適應西南民族地區的發展需要。西南民族地區的發展不能顧此失彼，而應兼顧經濟發展和民族文化的可繼承性。那么，如何才能兼顧，避免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相互對立的二元結構呢？這是西南民族地區反貧困進程中戰略選擇需要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一、西南民族地區反貧困戰略選擇向度
西南民族地區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人文資源富集與經濟科技滯后并存。而在以往反貧困過程中，人們更多是關注經濟指標，因而出現了經濟發展與民族文化失傳的兩難困境。事實上，“貧困地區發展的任務就是要把自然與人文的東西轉化成經濟發展的東西，把自然與人文優勢轉化成經濟發展的優勢。那么，如何把自然與人文的發展優勢轉化成經濟的發展優勢呢？轉化成社會水平的發展優勢呢？實際上只能靠教育，教育是這一轉化的‘活’的關鍵”。“沒有西部‘人’的發展，是談不上西部教育的發展，更談不上西部貧困農村‘脫貧致富’的”。但是，長期以來，西南民族地區反貧困戰略選擇主要以經濟扶貧導向為主，未能從民族地區自身發展的視角出發進行戰略選擇，發揮好民族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反而陷入了經濟發展與民族文化傳承的兩難困境。因此，要使西南民族地區真正脫貧，并走出經濟發展與民族文化傳承矛盾的尷尬處境，需要發揮好教育的作用，提升西南民族地區人民的人力資本存量，走民族地區內生經濟發展之路；同時需要發揮好民族傳統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然而，教育反貧困戰略在西南民族地區推行后，效果卻并不盡如人意，具體而言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教育投入與經濟效益回報不對稱，巨額的教育投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有效改變貧困的面貌，眾多貧困縣仍未能從教育獲益并真正摘掉貧困縣的帽子。其二，教育對民族成員的文化自覺意識培養作用甚微。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民族成員在與現代化相依相隨的大眾文化中迷失了自我。傳統的民族文化精髓或被視為愚昧落后之物而予以拋棄，或媚俗于經濟發展的獵奇心理而扭曲變形。在民本文由收集整理族地區，新一代的民族成員不會講本民族語言，不懂本民族特有的“符號”內涵；而且，他們在面臨文化選擇之時顯得無所適從，甚而不免自卑。在對本民族文化特色和發展趨向無任何主見的情況下，一任趨同。筆者對西南民族地區的大量實地調查發現，教育反貧困戰略未能達成預定目標的根本原因在于過分強調推崇整齊、劃一的教育發展模式，脫離當地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的實際需要。西南民族地區多為多民族雜居之地，文化背景復雜、經濟形態各異，千人一面、簡單移植的教育決策必將水土不服而以失敗告終。教育反貧困戰略在西南民族地區的前期推行遭遇的困境追根究底，原因在于教育與經濟、文化之間缺乏聯動共生機制。西南民族地區的教育、經濟、文化構成當地社會系統，各子系統的功能存在服從于社會整體存在的需要，在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同時，也受其他子系統制約。唯有當教育與其它社會子系統之間形成良性互動關系之時，教育的全局性、基礎性、關鍵性和先導性特點才能得以體現，通過教育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才能成為可能。因為就西南地區的開發和民族教育來說，其本身是多民族、多類型、多層次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從經濟上來看，發展水平有先進，有落后。但是從文化上來看，每種文化都有其獨特存在的價值。于是有不同的開發的利益，就會造成強勢、弱勢文化的沖突。要解決這一問題，或許應該考慮有學者提出的在西南民族教育中灌注和諧共生之道的想法。
由此，在西南民族地區反貧困戰略實踐中，文化、教育、經濟是不可或缺的三個要素，三者共同為該地區的整體、良性、持續發展貢獻力量。三者之間的這種相互依存、相生相息的關系實質上就是一種共生關系，促使這三者協調發展便構成了西南民族地區反貧困戰略選擇的根本向度。
二、文化一教育一經濟共生機制的構建
“共生”本為生物學概念，由德國醫生、著名的真菌學奠基人、植物病理學家安東·豆·培里（de bary）提出，認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生命現象。1969年，斯科特（scott）指出，共生是兩個或多個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達到平衡的狀態。瑪格里斯（maga—lies）在1981年又從生態學角度進一步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種類成員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組成部分的聯合。
共生的方式可以分為寄生方式、偏利共生方式和互惠共生方式。其中，寄生是共生的一種特殊形態，其特點在于共生單元之間一般不產生新能量，能量由寄主向寄生者單向流動；偏利共生是寄生關系向互惠共生關系轉化的中間類型，其特點在于共生單元之間盡管產生新能量，但能量只向某一方流動，總的來說是對一方無害而對另一方有利；互惠共生的特點在于共生單元之間產生新能量，且新能量在共生單元之間分配，存在雙方的利益交流機制?？梢姡采粌H指一種狀態，更強調的是一種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是一種動態的關聯。西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需要教育，民族文化傳承需要教育，優勢轉化需要教育，教育成為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不可或缺的關鍵。教育的本質，就是要把人類改造自然的行為、改造社會的行為，在改造客觀世界中改造人的主觀世界的行為，這諸方面的行為經驗和知識，集中起來，傳播下去，使人類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不斷邁進，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面對西南民族地區富集的文化資源，我們絕不能只顧經濟的發展，而失掉文化的發展。教育應該成為“揚西部自然人文資源之長，改經濟科技滯后之短”的關鍵。文化、教育、經濟成為西南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其三者共存共生于西南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之中，共同為西南民族地區整體、良性、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文化、教育、經濟之間的共生關系在方式上是互惠的，是三者形成的一種最佳結構關系和存在狀態，三者之間相互依存、共同發展。在三者關系中，教育是作為溝通文化與經濟關聯的中間環節，也是關鍵環節。因此，如果以教育作為平衡點，我們可以將三者的共生結構的層次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微觀層面，主要關注教育本身，面對人，即教育對象；中觀層面，關注的是教育與其他子系統如文化、經濟的辯證關系；宏觀層面，關注教育與整個社會文化的關系。
（一）微觀層面
在微觀上，教育作為培養人的一種社會活動，是一個民族、社會或共同體向下一代傳授他們認為對于自身的存在和發展不可缺少或至關重要的文化傳統的過程。對于每一個社會成員來講，文化都是既定的存在，雖然人生之初對文化是茫然無知的，但隨著教育的力量，人逐漸習得了本民族、社會和共同體所需要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影響著人們的知識結構和認知方式，也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對于每一個人來講，文化都是既定的存在，人的一生都要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成為某種文化的特定載體。
西南民族地區立體的天地系統造就了豐富的生態環境，從而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多種民族文化，也造就了承載各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人作為各自文化載體的現實性從根本上規定了教育必須關注這些具有差異性、個性的文化影響之下的文化載體，這是教育的出發點，是在教育過程中不能忽視的前提和基礎。但是，在經濟發展至上的觀念的影響下，西南民族地區的許多地方，學校教育的培養目標出現了重現實輕發展的傾向，即只關注促進民族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才，而忽視傳承民族文化人才的培養，出現了“現代人”與“民族人”的矛盾，造成了現代性與民族性“二元對立”的狀態。
現代學校教育作為主要教育形態，對文化的選擇是一種普適性的取向，強調的是一種文化整合，體現的是文化的單一性和全球性。這種教育制度進入西南民族地區之后，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與學生自身所承載的獨特的、多樣的民族文化發生了碰撞和交流。學校教育以統一性和主流文化的形式，消解著少數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尤其是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過程中，西南民族地區的學校教育似乎主要承擔的就是培養適應主流文化，促進經濟發展的現代人才，忽視了學生在學校教育之前所接受的多樣化的民族文化，忽視了教育還要擔負著培養傳承本民族文化、本民族合格成員的使命。從而出現了現代經濟與民族文化之間的“二元對立”狀態。
要改變這種二元對立狀態，使學校教育在培養促進西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人才的同時關注西南民族地區民族文化的保存與傳承，我們必須改變以往的發展思路和理念。教育只有“以自然與人文的獨特基因來融入現代化的潮流，來抓住獨特的自然與文化形成的‘人’的發展，繼而來促進、來改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也就是說，以培養人為核心的學校教育，既要培養促進經濟發展的人才，同時也要關注多樣性民族文化的保存與傳承，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承在“人”這個教育對象層面上達到了“共生”。學校教育從只關注現實轉變到既關注現實又關注未來，即培養現代人的同時也要培養民族人，這是西南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二）中觀層面
教育作為以人為中心的系統，與構成社會的其他子系統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非線性的關系。教育的發展無論在目的、規模、速度、結構、內容和方式等方面都處于與其他子系統的相互作用之中，這種作用具有雙向性和耦合性的特點。
首先來看教育與文化的關系。教育是與一定的文化系統緊密契合的。文化制約著教育的內容、影響著教育的觀念和方法。同時，教育對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縱向上，教育保存和傳遞著文化；橫向上，教育是文化交流和傳播的工具；性質上，教育改造和創造著文化。
教育不僅與一定的文化相互制約，與一定的經濟也存在著制約關系。經濟對教育的作用有如下幾個方面：首先，經濟為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物質的保證，經濟發展是教育發展的物質基礎；其次，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再次，經濟發展水平制約著教育結構、內容和手段；同時，教育通過提高人力資本和生產科學技術，來促進經濟增長。
文化產生于人們對不同自然環境的適應，因此，文化和自然是緊密不可分割的整體。一定的自然人文環境孕育著一定的教育，教育也只有與其相適應，才能是有生命力的教育，才是活的教育。西南民族地區所蘊含著的豐富自然人文資源，內在的要求該地區的教育不僅要讓人們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與個性，同時也要讓人們尊重產生這種多元文化的自然環境。通過這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對自然、對文化是充滿尊重與敬畏之情的，在反貧困的實踐中就不會采取單一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方式，無限制的攫取這些資源以獲得經濟上的短期發展。
教育受文化、經濟制約的同時，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當今世界教育出現的三個“第一”，即“教育在全世界的發展正傾向先于經濟的發展，這在人類歷史上大概還是第一次。”“教育在歷史上第一次為一個尚未存在的社會培養著新人。”“有些社會正在開始
拒絕制度化教育所產生的成果，這在歷史上也還是第一次。”足可以說明這種獨立性。
西南民族地區教育反貧困要走出當前困境，對教育、經濟、文化三者的關系予以理性審視尤為必要。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從生態學角度看是一種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共生關系，也就是所謂“生生之謂易”的態勢。西南民族地區的教育與經濟之間，教育推動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又帶動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和文化之間，教育傳播文化、選擇文化、創造和更新文化，同時文化也制約著教育的內容、教育的觀念以及教育的模式；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則在教育的協理下互相作用，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西南民族地區教育反貧困戰略的前期推進，正因為缺乏對此共生關系的正確認識，忽視了反貧困戰略作用發揮的具體環境，因而最終無法解決教育貧困、經濟落后、文化傳承等諸多相互關聯的問題。
西南民族地區的反貧困中，教育的這種基礎性、關鍵性和先導性作用的實現是以與文化、經濟等子系統形成共存共本文由收集整理生的關系為前提的。西南民族地區文化富集與經濟滯后并存的現實不應推衍出二元對立，而是要借助教育，通過教育培養的具有共生發展理念的人實現現實意義上的轉化。轉化的前提不是外顯的文化與經濟簡單的此消彼長，而是人作為實施轉化的主體的內在理念的更新。只有切實做到了這一步，西南民族地區的貧困狀態才能從根本上得以解決，也才能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宏觀層面
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不同社會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其本質上是文化的交流與溝通，而且，這種交流與溝通已變得越來越頻繁，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也越發的緊密。這種頻繁不僅體現在次數上，更重要的是在廣度和深度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不同文化將與經濟全球一體化一樣走向趨同，而是像塞繆爾·亨廷頓所言，“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這種多元是在溝通和交流之上的多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不是“我”同化“你”，“你”同化“我”，而是“我”以“你”的存在而彰顯出“我”的存在的多元。
不同文化在交流過程中，變化的發生一般是由局部到整體，由外部到內部。因為，一種事物出現變化，如果是外部條件引起的，總是先由局部變化開始，或是從外在的變化再到內在的變化。若把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作為內部和中心，把以生產為主要因素的經濟作為外部和周邊，那么，經濟則是一個民族、國家與外界和其他民族、國家最直接地接觸的方面，是外部和周邊，所以首先出現變化。此種變化推動了居于內部和核心的文化也發生變化。但是，較經濟變化而言，文化的變化在時間上是滯后的，速度上是緩慢的。如果說經濟中生產的變化像一些簡單的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可以通過引進而由人們直接掌握的話，那么，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的變化則必須要通過教育引發人的思想觀念的變化才可能得以實現。
對于相對落后和貧困的西南民族地區而言，培養掌握現代化的生產工具、技術、設備的現代化人才是當前促進經濟發展的首選。現代化的人才，是西南民族地區經濟取得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是，將教育的功能僅僅定位在這個層面，其背后的思想只看到社會變化的表層，關注度遠遠沒有到達變化的核心，是治標不治本的。價值觀是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民族精神的體現，如果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沒有得到傳承和保存，那么這個民族也將不復存在。因此，教育不僅要關注表層的經濟生產，更要關注深層的文化核心，既要培養發展經濟的人，又要培養傳承文化的人，只有兩者兼顧，西南民族地區的發展才能避免短期的片面發展，實現長遠的可持續發展。
無論是文化的保存與傳承還是經濟的發展與進步，其核心都離不開“人”這一主體。整個社會就是以人為中心的系統，社會要想取得發展，根本上是使人獲得發展。教育作為一種培養人、促進人發展的活動，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诖耍髂厦褡宓貐^脫貧致富、促發展的核心是培養將優勢文化轉化為經濟優勢，促進長久持續發展的“恰切”人才。這也是構建“文化—教育—經濟”共生關系的最終目的所在。如圖1所示。
為了將此聯動的共生關系描述得更為清楚，可以將每一個待發展的西南民族區域，視為一個由外至內分別由以物質為核心的經濟層、以制度為核心的教育層、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層構成的系統。以物質為核心的經濟層是社會系統的最外層，因為經濟發展與生產工具改進相關，接受新的生產工具改變生產方式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是經濟反貧困的最基本策略，也是最容易實現的。以制度為核心的教育在該結構中處于中間層，承接內外。教育發展與社會制度完善相連，而社會制度的完善又基于物質條件滿足之上。以精神為核心的文化處于最里層，表明民族文化對民族精神構建的重要性，同時也表明文化發展的艱巨性。居于中心的民族文化在變與不變的動態發展中相對穩定存在。一方面，系統
中心若發生本質改變，系統便不再是原來的系統。因此，民族地區的文化發展必須以其民族精神為核心，保護和保存各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系統是要素的系統，當其構成要素發生變化之時，系統必將隨之發生變化，系統變化又將導致要素的新一輪形態更新。因此，沒有絕對穩定、固定的中心，經濟和教育的變化對民族文化必將產生影響，在保持精神核心不變的前提下，民族文化結合時展需要也應該作出必要的自我調整。
總之，“文化—教育—經濟”的共生結構不僅關注西南民族地區民族多樣性存在的現實，同時也將該地區可持續發展納入思維框架之中，是統一性和現實性、多樣性和未來性的結合。這一新的發展理念立足于西南民族地區，突破以往文化與經濟對立的二元結構，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多維度、立體化、全方位的把西南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和經濟有機融合于同一個“共生結構”之中。在這個結構中，人是核心，文化是生態，教育是中軸，經濟是方向，共同促進該地區走出貧困，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三、“文化—教育—經濟共生”反貧困戰略的切實性分析
由于受歷史、地域、觀念、政策條件等因素的限制和長期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影響，西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東中部發達地區有較大的差距。因此，在以往反貧困的戰略中選擇發展區域經濟和提供經濟資助的方式幫助少數民族人民脫貧，這對西南民族地區貧困的減少具有重要作用。因為，經濟增長對于貧困減少具有擴散效應，是戰勝貧困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然而，西南地區獨特的民族風情和民族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活的化石”，現有的反貧困戰略照搬東部漢族地區生產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對其具有獨特“民族性”傳統文化和生產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在此背景下，以教育為連接點，構建“文化—教育—經濟”共生機制作為西南民族地區未來反貧困戰略思路，符合西南地區的民族特性，將有利于西南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傳統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二者矛盾的調和。
經濟發展與文化的關系范文6
【關鍵詞】地域文化；區域經濟發展；探討；山東省
中圖分類號：F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6-044-01
文化在人類不斷發展過程中扮演著信息載體的角色，它是人類發展的縮影。長期以來，由于生活在遼闊的中華大地的人們處于不同地域，而且各個地域的自然環境、地理環境、人文環境、民俗風情習慣、歷史發展的歷程不同，導致了各個地區的經濟、政治發展狀況各具特色。這些使得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們逐漸形成了他們自己源遠流長、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因此，對地域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不僅有利于促進該地區的文化、經濟的發展，更能夠全面推動該地區的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反過來，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后又能夠促進區域文化的發展。這是因為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下，各項經濟活動都已經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變成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對傳統自然、文化資源進行有效利用的一項社會活動。這種新型“文化經濟”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經濟發展的面貌，提高了生產力。這表明和文化的結合是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文章就地域文化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起到重要作用進行了探討。
一、地域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一）地域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社會學上是指人們在長期適應社會環境中所積累的必然產物。由于不相同的地域人群面對的是不同的地理環境，因而不同地區相比有較大的文化差異，就是文化的地域性差異。在一定的地域內的社會習俗、歷史遺存、文化狀態、生產生活方式等等的不斷積累，地域文化就隨之而形成。正是由于地域文化有著明顯的地域性，再加上中華民族經歷了上千年的漫長的發展歷史，這些都造就了地域文化在表現形式上它也呈多樣性和獨立性，比如在中國遼闊的大地上就存在著許多不同風格的地域文化，像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嶺南文化等等；在內容上不僅廣泛，而且能夠相互滲透和包容，具體表現為不同地域的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都與眾不同。
（二）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作為一種人類發展史上的文化現象，它必然要受到自然環境、文化交流、行政區劃等等因素的影響，因而在表現形式上可能會展現多樣性，但是在本質內容上應該是保持一致的；這是因為它是民族文化中精神價值的體現載體，具有豐富的民族文化的內涵，故而它能夠賦予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群體一個不同于其它文化環境下的特殊意義。這些從地域性文化的三個明顯的特征就能夠反映出來。首先是地域文化具有漫長演化史和深厚留存性，能夠在文化上留下歷史的痕跡，與其它地域的文化有著較大的區別；其次，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它僅僅是局限在特定的地理空間范圍之內，對外來文化有著較強的抗拒性；最后，地域文化具有較弱的規范性，在內容的發展上不具備足夠的自覺性，這是因為它是一種比較自然的文化形態。
二、地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
在政治經濟學中，經濟被定義為基礎，文化則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因此它們之間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在現實中，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就可以定義為一種人類特有的文化活動；反過來，文化又可以滲透到經濟活動中，起到推進劑的作用。那么地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又從哪些方面能夠體現呢？主要有兩點：首先是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決定著地域的文化發展，其次是地域文化反過來對區域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影響作用。
（一）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決定著地域的文化發展
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對地域的文化發展的決定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二個方面。一方面，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是基礎，它對地域的文化的發展水平起到支撐作用。另一方面，區域的經濟發展的過程還與地域的文化發展的結構、類型、性質息息相關。以山東省的齊魯文化為例，近年來隨著山東省的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各種文化設施的建設、文化產品供給都有大量的資金的注入，這就為山東省的地域文化發展打下了夯實的物質基礎，使得山東省的地域文化的不斷趨于結構復雜化、類型多樣化，這些都進一步強化了齊魯文化。
（二）地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
地域文化反過來對區域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影響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要具備良好的地域文化環境，這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必要前提；其次是要有獨具魅力的地域文化，這就會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譬如山東的泰安就利用自身的文化遺產來大力發展旅游業帶動了該地區的第一、第二產業的發展；最后是要根據具體類型的地域文化，倡導不同的區域經濟發展特點，例如山東的齊、魯文化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要把發展地域經濟和建設地域文化結合起來，努力讓地域文化不斷地融入到經濟建設中去，這樣才能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這對社會的全面進步也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文明，經濟是一個地區的發展，將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才，使其互相作用互相幫扶，那么我國的經濟發展就可以一步一個臺階走向輝煌。
參考文獻：
[1]高文香.論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J].職業圈，2007（14）：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