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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范文1
2015年剛剛過去，根據商務部最新披露的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計將達到3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全年前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近60%，消費已成為經濟增長首要動力，在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處于領跑位置。
在2012年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后有一種論調認為，“八項規定”等反腐利劍客觀上影響了社會消費，尤其是餐飲等行業受波及嚴重。但實際上通過2015年1-11月中國銀聯的大數據：大眾餐飲銀聯網絡消費筆數占比為96.7%，較2014年提升0.7個百分點；餐飲業整體消費強度為434元/筆，較2014年下降5.4%，其中大眾餐飲消費強度為349元/筆，較2014年下降5.3%。說明目前居民大眾餐飲消費頻次顯著提升，消費強度（單筆消費金額）逐步回落。也就說目前消費的主體是大眾消費，公款消費等非正規消費形式正在逐漸淡出消費主體范疇內，我國消費市場正在快速健康的發展，經濟增長更多得需要依賴內需的發展，畢竟當下外需低迷，全球經濟發展遲緩。
但是現實是否與理論相符呢，下文將從理論上對公款消費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
一、公款消費的簡單定義
公款消費，顧名思義即用公款進行消費的行為。廣義的公款消費包括生產性公款消費和生活性公款消費，后者以“三公”消費表現最為突出。而本文的公款消費也主要指后者，也即狹義的公款消費。需要注意的是，公款消費需要區別對待，必要的公款消費是應該而且必須的，毫無疑問起積極作用；而本文討論的公款消費增長主要指不必要的公款消費，其作用是好是壞就值得商榷了。
二、公款消費真能擴大內需嗎？
首先，簡要分析下前文觀點的看似合理之處。根據需求理論，公款消費的增長，將增加預期收入/開支，從而增加需求，即所謂擴大內需，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如圖所示，初始的需求曲線D與供給曲線S，于點A（Q，P）達到初始均衡。公款消費，預期收入/開支，需求，供給曲線S不變，需求曲線由D右移到D’，S與D’于點A’（Q’，P’）再次達到均衡。即需求由Q右移到Q’，即公款消費增長擴大了內需。反之則得：限制公款消費抑制了內需。
但是，上述分析只是靜態的分析，即其他條件不變下的分析，也就忽視了公款消費增長對其他因素的影響；而正是這影響導致了公款消費不一定有利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
首先，公款消費的增長，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費的極度擴張，將直接減少政府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減少眾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減少了居民的消費。也就是說，公共消費的增長以居民消費的減少為代價，公共消費增長對擴大內需未起實質性作用。
其次，公款消費的增長，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費的極度擴張，致使政府支出用于消費的部分大大增加，而用于生產的部分則大大減少，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整個社會付出的機會成本巨大。公款消費的增長以政府投資的減少為代價，若將內需簡單分為消費與生產兩部分，公款消費增長對擴大內需仍未起實質性作用，甚至得不償失。
所以，筆者的觀點是：公款消費的增長只是對居民消費的替代、對政府投資的替代，并未有實質性的擴大內需。而當前限制公款消費造成的內需萎縮、經濟減速只是短期內因被替代的居民消費、政府投資尚未補充回來，而在長期內則不會存在。
三、公款消費對經濟方面的其他不利影響
公款消費不一定能擴大內需，也就不一定能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公款消費的增長，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費的極度擴張，將對經濟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首先，公款消費不利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由于公款消費使用的是公家的錢，“不用白不用，用了還想用”，公款消費的主體對價格的漲跌并不感興趣，需求的價格彈性很難發揮作用，經濟對價格的敏感性較差，價格競爭機制不是很靈，限制了市場機制作用的更大發揮。
其次，公款消費增長易引發通貨膨脹。公款消費的增長，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費的極度擴張，易引發財政赤字的形成與擴大；如果以中央銀行增發貨幣的方式來彌補財政赤字，易造成貨幣超發，引發不必要的通貨膨脹，不利于經濟增長。
第三，公款消費增長易造成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公款消費中，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費，普遍存在著高檔消費、奢侈品消費等現象，不僅對社會民眾起了不好的示范作用，助長了社會奢侈之風，更嚴重誤導了市場與投資，致使其偏向于奢侈品等行業，而真正具有創造力與成長空間的行業反而得不到投資，造成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不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
簡言之，公款消費及其增長對經濟方面有很大的不利影響，因此需要得到限制。反言之，限制公款消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貨膨脹，調整經濟結構，解放市場機制的作用，有利于經濟增長，并將在長期促進經濟增長。
四、公款消費對其他方面的不利影響
除經濟以外，公款消費還對社會的其他方面起著種種不利的影響。
首先，公款消費易造成。政府官員借公款消費之便利，行之事實大有人在，通常以高檔餐飲、星級酒店、臺掛歷等形式，巧立名目、投機取巧，、行賄受賄、牟取私利大行其道，損害了社會公眾的利益，政府形象受損，政府公信力大為下降，同時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
其次，公款消費易引發不良社會風氣。正如上文所言，公款消費中，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費，普遍存在著高檔消費、奢侈品消費等現象，對社會民眾起了不好的示范作用，致使社會民眾熱衷于追求奢靡奢侈，引發不良的社會風氣，更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
公款消費對其他方面的種種不利影響，都將以各種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社會的經濟增長，不進而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因此，有必要限制公款消費及其增長。即限制公款消費有利于經濟增長。
五、總結
總之，筆者的觀點是公款消費是否真實擴大內需不得而知；但抑制公款消費則有利于經濟增長及其長遠發展。
筆者認為，由利己性驅動并制約的、進而互利的市場應是自由的，由市場中的個體自由選擇、自主決策、自己承擔后果；而政府的職能則應限制在：提供一個自由、公平的環境，且由于市場缺陷的存在，要求政府以獨立經濟個體的身份間接引導、協調、彌補市場個體的行為。（此即為我心目中的真正的“人民當家做主”）
抑制公款消費顯然有利于這樣的政府職能的實現。而當前我國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要求政府“放權”，而抑制公款消費、尤其是不必要的公款消費顯然符合當前經濟現實發展的趨勢與要求。這樣一種自由市場的實現還有賴于政府在制度與法治兩方面的不斷完善與創新，抑制公款消費也應該放在制度與法治層面來綜合考慮。
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范文2
關鍵詞：政府消費；居民消費；經濟發展；格蘭杰因果檢驗；脈沖響應
中圖分類號：F01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484-2008（05）-0049-07
一、引 言
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一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三者均衡增長，國民經濟才能健康、平穩地發展。但是，投資需求只是中間需求，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終需求，消費需求規模的擴大和結構升級才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馬克思的消費理論和西方經濟學理論都肯定了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馬克思的消費理論指出，消費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因而最終消費是引導經濟發展的源動力。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消費需求是真正的最終需求，對于投資需求進而對整個經濟增長起著直接的和最終的制約作用，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因此，如何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進而確立消費主導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始終是經濟學界和國家實際部門研究的熱點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在“三駕馬車”的拉動下，我國經濟經歷了近30年的高增長。但是，近年來，我國消費率不斷下降，投資率持續上升，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需求拉動。在投資與出口雙雙大幅增長的同時，我國消費率明顯下降，1978年到2006年間，我國的消費率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已經從1981年最高的67.1%，下降到2006年最低的49.9%。尤其是2000年以后，下降幅度明顯加大［1］。消費率過低、消費需求持續低迷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最突出挑戰之一。消費需求的持續低迷，使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后勁不足，經濟增長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投資和出口需求拉動，進而惡化“產能過剩”問題和加劇國際貿易摩擦，“產能過?！眴栴}惡化和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反過來又使得投資和出口拉動型經濟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性矛盾日漸突出，并將影響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從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看，消費占GDP的比重越高，其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就越強［2］。因此，消費對經濟發展動力問題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協調健康發展，我國消費率明顯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深入研究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長期均衡關系，居民消費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以及居民消費增長與政府消費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對政府調節經濟，制定經濟政策將是一種重要依據。本文利用協整理論、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向量自回歸模型，對我國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進行因果關系分析，對制訂國民經濟發展戰略，調整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關系，增強消費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從現有文獻來看，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是研究的范圍。現有研究文獻大多限于總消費［3］、居民消費［4-7］或政府消費［8-10］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這樣來研究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必然會產生一定偏誤。在分析消費總需求不足等問題時，僅僅關注居民消費或政府消費對經濟的調節功能都存在著重大缺陷。
其次是研究的方法論。傳統的計量經濟方法研究消費時存在著動態穩定性假設，而實際上經濟不斷增長的趨勢使大多數經濟變量序列是非平穩的，這樣直接運用傳統的計量經濟方法來研究非平穩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從方法論方面考慮就缺乏一定的可靠性。
基于以上問題，我們在研究中國消費與經濟發展問題時，選取1978～2006年的年度時間序列數據（資料來源于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用GDP、PCE、GCE分別代表國民生產總值、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為了更容易得到平穩序列，分別對各個變量取自然對數，這種變換不改變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短期調整模式，同時可方便的考察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對GDP的敏感性。在研究方法方面運用協整理論和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來彌補傳統計量經濟方面的不足，將它們納入一個向量自回歸(VAR)模型中，采用JJ極大似然估計方法，檢驗GDP、PCE、GCE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如果存在這種關系，則在此基礎上，根據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GDP、PCE、GCE之間的因果關系，最后，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的基礎上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技術來分析我國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
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與
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
本文通過對GDP、居民消費、政府消費三者之間進行協整和因果關系檢驗，來進一步確定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實證檢驗分四個步驟完成：第一，利用單位根檢驗確定時間序列的平穩性；第二，確定變量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第三，采用格蘭杰因果性檢驗考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第四，通過VAR模型進一步驗證三者的內在關系。本文所有檢驗結果均使用Eviews5.1計量經濟分析軟件進行了多次回歸分析而得。
（一）變量平穩性檢驗
本文利用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單位根檢驗來確定三個變量的平穩性，最優滯后期用AIC最小準則確定，以保證殘差非自相關。結果見表1。
表1 單位根的ADF檢驗表 變量[]檢驗類型（C，T，K）[]ADF檢驗值[]各顯著性水平
K)分別表示單位根檢驗方程中包含常數項、趨勢項和滯后階數。
由ADF檢驗可知，三個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
（二）協整關系的檢驗結果及分析
協整檢驗的基本思想是：盡管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變量序列為非平穩序列，但它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呈現穩定性，則這些變量之間便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即協整關系，這種關系可以看作是對經濟學中所說的規律性的定量描述。目前關于協整關系的檢驗和估計有許多具體的模型和技術，常用的有E-G(Engle-Granger)兩步法和J-J(Johansen-Jusdius)跡統計量法(或稱最大特征值法)，尤其是后者有許多優點，并得到廣泛應用。
本文利用J-J跡統計量法進行協整關系檢驗結果如下：
lnGDP=0.312477lnPCE+0.506360lnGCE+0.033824@TREND(79)（1）
(0.06683)
(0.07517)
(0.00760)
LR（r=0）=53.68025（42.91525）
LR（r=1）=19.64535（25.87211）
模型中括號內為估計標準差，協整矩陣的秩r=0的似然比統計量的值為53.68025，相應的5%的臨界值為42.91525，其余式做類似理解。
協整關系說明lnGDP與lnPCE、lnGCE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揭示了lnPCE、lnGCE對lnGDP的影響度，而且表明lnGDP與lnPCE、lnGCE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梢钥闯觯陂L期內，lnGDP與lnPCE、lnGCE之間具有很密切的相關性，lnPCE、lnGCE的擴大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從回歸方程可以看出，lnPCE、lnGCE相關比率每增加1％，lnGDP分別增長0.3％和0.5％?？梢妉nGCE更有效的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三）格蘭杰（Granger）因果性檢驗
上述協整檢驗結果告訴我們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驗證。C.W.J.Granger在1969年提出的因果關系檢驗的基本思想是“過去可以預測現在”，即如果X是Y變化的原因，則X的變化應該發生在Y變化之前。如果X是引起Y的原因，則在Y關于Y滯后變量的回歸中，添加X的滯后變量作為獨立的解釋變量，應該顯著增加回歸的解釋能力，此時，稱X為Y的格蘭杰原因，如果添加X的滯后變量后，沒有顯著增加回歸模型的解釋能力，則稱X不是Y的格蘭杰原因。
由于因果關系檢驗對滯后的階數非常敏感，本文采取依次多滯后幾階，看結果是否具有同一性。對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2。
表2 格蘭杰檢驗結果表 零假設[]滯后期[]F統計量[]概率[]結論lnPCE對lnGDP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lnGDP對lnP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1[] 8.243[] 0.008[]拒絕9.178[]0.006[]拒絕lnPCE對lnGDP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lnGDP對lnP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2[] 3.316[] 0.056[]拒絕 5.789[] 0.001[]拒絕lnPCE對lnGDP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lnGDP對lnP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3[]1.678[]0.207[]不拒絕3.786[]0.029[]拒絕lnGCE對lnGDP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lnGDP對lnG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1[] 1.207[] 0.283[]拒絕 3.316[] 0.081[]不拒絕lnGCE對lnGDP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lnGDP對lnG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2[] 1.172[] 0.329[]拒絕[] 1.871[] 0.179[]拒絕lnGCE對lnGDP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lnGDP對lnG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3[]1.296[]0.306[]拒絕 2.328[] 0.109[]拒絕lnGCE對lnP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lnPCE對lnG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1[]4.832[]0.038[]不拒絕0.992[]0.329[]拒絕lnGCE對lnP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lnPCE對lnG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2[]3.761[]0.040[]不拒絕1.613[]0.223[]拒絕[]lnGCE對lnP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lnPCE對lnGCE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3[]2.587[]0.085[]不拒絕[]1.712[]0.200[]拒絕
由表2可以看出：
在滯后1-2期情況下，存在lnPCE和lnGDP之間的雙向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在滯后3期情況下，僅存在lnGDP到lnPCE的單向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在滯后1期情況下，僅存在lnGDP到lnGCE的單向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在滯后1-3期情況下，僅存在lnGCE到lnPCE的單向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四）VAR模型的估計
1980年C．A．Sims將向量自回歸(Vector Auto Regressive，VAR)模型引入到經濟學中，推動了經濟系統動態性分析的廣泛應用。這種模型采用多方程聯立形成，它是用模型中所有內生當期變量對它們的若干滯后值進行回歸，從而估計全部內生變量的動態關系。其明顯的優點在于對外生變量和內生變量不必加以區別而同等對待，因而VAR模型估計的結果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并且可以被看作是更精確的因果關系檢驗。
1．本文構造的VAR模型可以表示為：
Yt=α+∑p[]i=1βiYt-i+Ut（2）
其中：Yt=lnGDPi
lnPCEi
lnGCEi，α=α1
α2
α3，
βi=β11,i[]β12,i[]β13,i
β21,i[]β22,i[]β23,i
β31,i[]β32,i[]β33,i,U=U1t
U2t
U3t,UitN(0,σ2)在實際應用中面臨如何選擇滯后階數的問題，滯后階數越大，越能完整反映模型的動態特征，但是滯后期越長，模型待估參數越多，自由度越少，因此應在滯后期與自由度間尋求平衡。表3綜述了根據各種準則選定的VAR滯后階數。
表3 選擇VAR滯后階數的各種準則 內生變量：lnGDP,lnPCE, lnGCE；外生變量：C；樣本區間：1985～2006年 Lag[]LogL[]LR[]FPE[]AIC[]SC[]HQ[]0[]141.697[]NA [] 3.05e-09[]-11.096[]-10.950[]-11.0551[]159.857[]30.509*[]1.48e-09*[] -11.829*[] -11.244*[] -11.666*2[]165.773[]8.518[]1.96e-09[]-11.582[]-10.558[]-11.2983[]176.460[]12.825[]1.89e-09[]-11.717[]-10.254[]-11.311
注：*表示根據該準則選定的階數。LR：連續修正LR檢驗統計量(在5%水平顯著)；FPE：最終預測誤差；AIC(Akaike)：信息準則；SC ( Schwarz )：信息準則；HQ ( Harman-Quinn)信息準則。
因此我們選則VAR的滯后階數為1。構建的VAR模型為：
ΔlnGDPi=1.38525ΔlnGDPt-1-0.876792ΔlnPCEt-1+0.174980ΔlnGCEt-1+0.039279
t=［3.964］［-2.771］［0.993］［1.78212］
R2=0.628R2=0.580F=12.954
ΔlnPCEi=0.860081ΔlnGDPt-1-0.292779ΔlnPCEt-1+0.234451ΔlnGECt-1+0.016839
(3)
t=［2.286］［-0.860］［1.236］［0.710］
R2=0.585R2=0.531F=10.809
ΔlnGCEi=0.826969ΔlnGDPt-1-0.444377ΔlnPCEt-1+0.080339ΔlnGCEt-1+0.072780
t=［1.865］［-1.107］［0.359］［2.602］
R2=0.302R2=0.211F=3.318
由以上的模型中可以看出，經濟增長主要受自身lnGDP(-1)和lnPCE(-1)的影響；居民消費主要受lnGDP(-1)的影響。這也對照了前面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論斷。經過檢驗，模型是顯著的，且所有特征根根模的倒數都小于1，說明該VAR模型的結構是穩定的(見圖1)。所以，滿足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的前提條件。下面，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做出合理的解釋。
圖1 VAR穩定性檢驗圖2．脈沖響應函數
VAR模型的脈沖反應函數（IRF）可以反映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值和未來值的影響，刻畫內生變量對隨機擾動的動態反應，顯示任意變量的隨機擾動（新息Innovation）如何通過模型影響其他變量，并反饋到自身的動態過程。如果隨機擾動存在相關性，他們將包含不與特定變量相聯系的共同部分，通常將共同部分的效應歸屬于VAR系統中第一個出現的變量（依照方程順序）。圖2為基于上述VAR模擬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橫軸代表響應函數的追蹤期數，縱軸代表因變量對解釋變量的響應程度。在模型中，將響應函數的追蹤基數設定為十年。圖中實線部分為響應函數的計算值，虛線為響應函數值加或減兩倍標準差的置信帶。
從圖2可以看出：
lnGDP對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息沖擊立即有較強的反應，在第1期達最大后開始慢慢回落，到第5期為負值，負值的最大值出現在第7期后開始逐漸回升；lnGDP對來自lnPCE的一個標準差新息沖擊的反應一開始較弱，但這種負面沖擊效應逐步增強并在第3期下降到低谷，然后又逐漸回升；lnGDP對來自lnGCE的一個標準差新息沖擊的反應立即有較強的反應，在第2期達最大后開始慢慢回落，到第4期為負值，負值的最大值出現在第6期后開始逐漸回升，多數觀察為負值。
lnPCE對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息沖擊反應相對不是很大，在第1期達最大后開始慢慢回落，在第3期達到谷底隨后又開始回升；lnPCE對lnGDP的沖擊反應強烈，在第1期達到最高點后從第6期開始趨于平緩；lnPCE對來自lnGCE的一個標準差新息沖擊的反應立即有較強的反應，在第2期達最大后開始慢慢回落，從第4期開始趨于平緩。
lnGCE對其自身的沖擊反應一開始就很強，在第1期達到最大，隨后一直趨于回落；lnGCE對lnGDP的沖擊反應強烈，在第1期達到最高點后從第6期開始趨于平緩；lnGCE對來自lnPCE的一個標準差新息沖擊的反應立即有較強的反應，從第1期開始就慢慢上升，從第8期開始趨于平緩。
圖2 脈沖響應函數曲線圖
可見，經濟增長對居民消費的提高在短期內會帶來一定的正面沖擊效應，但隨著滯后期增加，正面沖擊效應會隨著時間慢慢減弱，即在長期來看經濟增長會帶來居民消費的增長；同時，居民消費的提高對經濟增長在短期內會帶來一定的負面沖擊效應，但經過一定時間，這種效應會改變為正面沖擊效應；經濟增長對政府消費的提高在短期內會帶來一定的正面沖擊效應，但隨著滯后期增加，正面沖擊效應會隨著時間慢慢減弱；同時，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效應不是很強但一直比較穩定。
3．預測方差分解
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是將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的波動按其成因分解為與各方程新息相關聯的組成部分，從而了解各新息對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方差分解表示的是當系統的某個變量受到了一個單位的沖擊以后，以變量的預測誤差方差百分比的形式反映變量之間的交互作用程度，它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的變動按其成因分解為與各方程隨機擾動項(新息)相關聯的各組成部分，以了解各新息對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技術分析了各個變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方差分解的結果見表4。
表4 lnGDP方差分解表 lnPCE方差分解表 lnGCE方差分解表 Period[]SE[]lnGDP[]lnPCE[]lnGCE[]Period[]SE[]lnGDP[]lnPCE[]lnGCE[]Period[]SE[]lnGDP[]lnPCE[]lnGCE1[]0.042[]100.000[]0.000[]0.000[]1[]0.045[]77.304[]22.696[]0.000[]1[] 0.053[]從表4可以發現：
從lnGDP方差分解影響結果可以看出lnGDP的預測誤差主要是由自身引起的，在第1期受自身波動的影響，隨著滯后時期的增多，lnPCE對lnGDP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最終也未超過35%。lnGCE對lnGDP的影響一直很弱?？梢娋用裣M的沖擊對GDP的影響是逐漸遞增的，但是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波動還是由自身引起的，由自身引起的波動的影響始終在64%以上，而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小，可忽略不計。
從lnPCE的方差分解的結果可以看出lnPCE的波動大部分可由自身的波動和lnGDP的影響引起的，lnGCE的影響太微不足道，可忽略不記。其中lnPCE自身的波動是趨于遞增的，而來自lnGDP的影響是趨于遞減的，隨著滯后時期的推進，lnPCE大部分預測誤差可由lnGDP的影響來解釋?？梢姀亩唐谶€是長期來看lnGDP對lnPCE的影響都是很顯著的。
從lnGCE的方差分解的結果可以看出lnGCE一開始的預測誤差是由自身和lnGDP來解釋的，但隨時間的推進，lnGCE的波動大部分可由lnPCE和lnGDP共同來解釋。也可以說，從第5期開始lnGCE的波動受自身和lnPCE、lnGDP的影響趨于穩定，但lnGDP對lnGCE的影響還是占主導地位的。
從方差分解表的信息來看，我國的lnGDP、lnGCE和lnPCE的慣性比較大，一開始大部分都是由自身和lnGDP的影響造成的，除lnPCE外，lnGDP、lnGCE隨著時間的推移，由自身的擾動帶來的影響趨于減弱。還有長期來看lnPCE對lnGDP影響是逐漸增大的，因此應注重發展居民消費。
四、結論與啟示
以上根據1978～2006年的數據對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 lnGDP與lnPCE、lnGCE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具有長期穩定和短期波動的特性并且lnGCE更有效地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2. 在滯后1-2期情況下，存在lnPCE和lnGDP之間的雙向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在滯后3期情況下，僅存在lnGDP到lnPCE的單向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在滯后1期情況下，僅存在lnGDP到lnGCE的單向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在滯后1-3期情況下，僅存在lnGCE到lnPCE的單向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3.從脈沖函數上分析，政府消費對GDP影響很小，而我國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在10%～14%之間波動，已經快要超過15%的上限。政府消費隨著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規模會擴大，但是在今后的發展中應盡力控制好規模，以達到最優，也可以避免政府消費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從方差分解來看，居民消費對GDP的影響要超過政府消費。因此，擴大內需的重要是擴大居民消費，而不是擴大政府消費。但是消費對經濟的沖擊并沒有預想的那么大，從實證分析來看卻沒有發揮其真正作用。在穩健的財政政策的背景下我們應該實行擴大居民消費，適當縮減政府消費，我們應當從觀念機制和制度上大力發展消費信貸減輕居民的流動性約束，而且要增加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的收入。
不論是理論分析還是各國經驗均表明，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拉動作用。消費率高，經濟增長就快。消費率低，經濟增長就慢。深入分析發現，上述的結論與我國實際情況相吻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它帶來了消費的增長，而消費的增長，又反過來推動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雖然在消費率很低的情況下依然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主要依賴于投資和出口貿易推動。因此，這種投資推動的經濟增長是很難持續的，沒有最終消費的支持，經濟增長的質量也就上不去。針對我國居民消費率嚴重偏低的情況，政府不應該是束手無策，而應該積極通過調整政府消費將最終消費率保持在一個適度的水平上。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政府消費能夠有效促進居民消費，因為居民消費才是最終消費的主體。但即使政府消費不能拉動居民消費，也至少應當根據居民消費的消費進行調整，以補充居民消費之不足，從而使最終消費率保持在適度水平上?？上驳氖?，我們的實證檢驗的結果均肯定了上述兩種假設關系的存在，這說明政府的消費政策是有效的。
但是，總的來說我國目前消費率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制約著國民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因此我們要了解妨礙消費需求增長的因素并采取相應的策略以求我國經濟能夠得到更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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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范文3
關鍵詞：云南民族地區；消費；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14.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5－0019－03
影響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是社會總需求，其中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個方面。與投資相比，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是推進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社會生產的目的。
近幾年，云南省民族地區經濟雖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由于與云南省民族地區接壤的國家和地區經濟比較落后，所以云南省民族地區的出口貿易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云南省民族地區的投資方向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這種情況下，研究云南省民族地區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進一步刺激消費、擴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描述
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對消費起著決定性作用。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我們獲得了認識和理論上的突破，那就是不僅增長決定著消費，同時，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拉動作用，甚至消費決定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質量的高低。
1.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直接拉動
消費直接拉動經濟增長，在生產能力的界限之內，消費的增長直接就是經濟的增長，消費增長多少，GDP也增長多少；反之亦然。就內需而言，只有消費才是社會再生產循環的終點和新的起點，是真正的最終需求。沒有最終消費需求也就不會有生產者對生產要素的需求。沒有最終消費需求的擴大，就沒有投資需求的擴大。
2.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間接拉動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間接拉動，其表現形式就是消費拉動投資，它和消費一樣對經濟增長起拉動作用。因此可以說，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消費為基礎。從本質上看，投資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對有效供給形成的貢獻，即因投資活動而引起的社會產品和勞務的需求，這是關于投資活動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本質特征。從中長期看，只有把投資建立在消費的基礎上，形成消費與投資的良性循環和持續增長態勢，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地擴大內需，并為經濟增長的內生機制的最終形成創造條件，使整個國民經濟運行進入良性循環軌道。
二、云南省民族地區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析
1.云南省民族地區最終消費在GDP中的比重分析
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最終消費（消費需求）、資本形成（投資需求）和凈出口（國外需求）三大需求拉動的。消費、投資、出口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被形容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由于云南省地處祖國西南邊陲，對外貿易發展緩慢，所以經濟增長主要由消費需求和資本形成兩部分構成。本文分析根據1998―2008年《云南省統計年鑒》有關數據，對楚雄、紅河、文山、西雙版納、大理、德宏、怒江、迪慶八個自治州的有關數據加總得到國民經濟各個組成部分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從圖1可以看出，從1997年以來，云南省民族地區的最終消費呈現下降趨勢，由1997年的65.12%下降為2007年的57.90%，年均消費率為63.11%。雖然云南省一些民族地區實行了投資、消費雙向啟動政策（比如大理白族自治州就制定了把旅游業和服務業作為支持經濟發展的主要產業），但是由于云南省民族地區主要的經濟發展還是依靠工業，特別是有色金屬產業，所以導致云南省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投資需求來拉動。因此，云南省民族消費需求的增長慢于GDP增長，導致消費需求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
這期間，雖然云南省民族地區的最終消費率呈下降趨勢，但是在經濟增長的三大需求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份額最大的需求，仍是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更重要的是，與投資相比，消費需求波動幅度較小，是經濟增長中最為穩定的因素。消費需求的剛性決定了在GDP的年新增額中，消費需求波動幅度小于投資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慣性最大。
2.云南省民族地區最終消費的構成分析
根據消費主體的成分和性質不同，最終消費可以分為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兩部分，而居民消費又可以細分為農村和城鎮居民消費。1997―2007年云南省民族地區消費各組成部分在GDP所占比重的折線圖如下（見圖2）。
（1）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
從總的變動趨勢來看，云南省民族地區消費率一直呈現出平穩上升的趨勢，從1997年的11.04%，上升到2007年的15.61%，年平均消費率為13.95%。而居民消費的變化與最終消費的變動基本一致，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下降幅度相對較大，從1997年的54.08%下降為2007年的42.49%，下降了11.59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是造成最終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從結構來看，最終消費由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組成，居民消費率和政府消費率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在最終消費中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所占的比重較為穩定，居民消費率占有重要部分，1997―2007年居民消費占最終消費率平均為77%，是構成最終消費率的主力，政府消費趨勢雖然不斷上升，但是只占最終消費的23%左右。
（2）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
在居民消費構成中，云南省民族地區的農村居民消費始終高于城鎮居民消費。但是，從圖2中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發展云南省民族地區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呈不斷下降的趨勢。1997年農村居民消費率為33.36%，比城鎮居民消費率高出了15.68個百分點；而城鎮居民消費卻是呈反方向變化趨勢，到2007年，云南省民族地區城鎮居民消費率為20.72%，已經和同期的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相差無幾。
3.消費需求彈性分析
眾所周知，如果這一彈性大于1，說明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比較大，反之則小，如果彈性為0，則說明那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沒有影響。根據1992―2007年《云南省統計年鑒》數據整理計算得到云南省民族地區1992―2007年消費需求彈性：
從上表可以看出1998―2007年，云南省民族地區消費彈性系數在0.75―1.35之間，并且大部分都在1左右。這說明，云南省民族地區消費富有彈性，如果實行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政策可以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1998―2007年間的平均消費需求彈性系數為1.11，這說明云南省民族地區消費每增長1%會帶動GDP增長1.11個百分點。從總體上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比較大。
4.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析
根據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最終消費=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城鎮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由此推出各需求對經濟增長的量化公式為：
各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各需求的增加額/GDP增加額×100%
各需求對GDP增長拉動的百分點=GDP增長的百分點×各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利用以上的公式對1998―2008年《云南省統計年鑒》中的有關數據進行計算，得到1998―2008年間云南省民族地區消費各組成部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系數。并繪制出消費各個組成部分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和拉動系數的折線圖。
圖3顯示，1998―2007年，相對于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波動較小，基本保持在15%左右。同期，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雖說總體上占據主導地位，但其貢獻份額從2004年以后呈下降趨勢，波動較大，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最高點（1999年的49.63%）與最低點（19.73%）相差29.9個百分點。從而可以看出，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總體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費，1998―2007年，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保持平穩，平均為2.39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平均水平為5.03個百分點，高出政府消費2.64個百分點。
圖4反映了居民消費中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拉動態勢，結果顯示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998―2007年雖有波動，但是一直保持在20%左右；而農村居民對波動幅度較大，從1998年的25.77%下降至2007年的14.87%，下降了10.9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對經濟拉動的平均水平為2.89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平均水平為2.15個百分點。
三、分析的主要結論和政策意義
（一）結論
1.云南省民族地區的最終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據主要地位，是經濟增長中份額最大，最穩定的需求，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是最終消費呈下降趨勢。世界平均最終消費率2003年為67.9%，東亞平均64%。而云南省民族地區最終消費率僅維持在50%―60%之間，這說明，云南省的最終消費率水平不高，通過擴大消費需求的措施，可以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2.1997―2007年，云南省民族地區消費彈性系數大部分都在1左右，說明云南省民族地區的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比較大，云南省民族地區的消費富有彈性，國家實行擴大消費需求的政策可以有效地推進經濟增長。
3.1997―2007年，云南省民族地區居民消費相對于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占總體地位，雖然說居民消費由于受中國總體市場化進程中的一些影響，比如說住房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對人們的消費觀念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仍然高于政府消費。
4.1997―2007年，云南省民族地區居民消費中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拉動作用大于城鎮居民消費，主要是因為過去云南省民族地區的城鎮化進程比較緩慢，農村居民從人口上來說占大多數導致的。但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城鎮居民消費一定會超過農村居民消費，并且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拉動占主要地位。
（二）建議
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助推器，對拉動經濟增長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分析結果也說明了消費是促進云南省民族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也是云南省民族地區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結合云南省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現提出促進消費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幾條建議。
1.提高城鎮居民收入，調節收入分配關系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收入增長越快，消費需求也愈加強勁，反之則相反。所以，沒有收入的較快增長，要擴大消費需求、提高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是不太可能的。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是決定消費的先決條件，同時也是制止居民消費繼續下降的重要條件。因此，調整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提高居民收入，是擴大消費需求的主要途徑。提高城鎮居民收入，主要是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中產階級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是依靠自身的教育水平和專業技術才能的提高。這就要求要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政府投入，保證社會成員公平的教育機會，保證收入分配的起點公平、機會公平。高度重視人力資源能力建設，整合各種社會教育培訓資源，建立覆蓋全省的教育培訓網絡，加強中高級技術工人和高技能人才的培養。
2.促進農村經濟快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開拓農村市場
云南省民族地區農村居民占總人口的大多數，農村市場蘊涵巨大的潛力，能否較快地提高農民收入和擴大農村消費，對促進云南省民族地區經濟保持較快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主要措施有：第一，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加快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與此同時，應著重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積極運用財政貼息、風險擔保等手段，吸附、引導和動員社會各類資金流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第二，繼續實施和完善減免農業稅政策，按照中央部署，適時免除各項涉農稅收，切實減輕農民稅費負擔，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繼續擴大和完善對農業生產“直補”政策，充分調動農民“事農”的積極性。
3.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
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解除消費者的后顧之憂，可以降低居民的支出風險，從而提高居民消費傾向。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可以鼓勵居民產生巨大的即期消費，同時釋放當前高儲蓄的能量。目前，完善云南省民族地區社會保障體系的重點是：首先，要完善城市的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規范城市低保范圍和低保標準，切實做到應保盡保；確保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而且不能發生新的拖欠；堅持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礎上，力爭做到個人賬戶實賬運營，同時加快補充養老保險制度和政策的研究制定。其次，要積極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農村轉移進城的新職工納入社會保障范圍的可行辦法。在農村建立新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救濟系統，形成個人、政府、社會多方面的救濟款籌集渠道，滿足農村貧困群體多層次的救濟要求。針對進城務工農村勞動力，建立工傷保險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在土地征用費用的補償上，應包含養老保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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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范文4
關鍵詞：能源消費；經濟增長；灰色關聯分析
一、引言
能源是推動經濟增長很重要一個因素，同時能源緊缺等問題對經濟增長起著制約作用。中國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使得經濟增長依靠大量的能源消耗，導致能源供求問題突出、能源安全問題日漸被人們所重視，截止到2012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了57%。新疆目前處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新疆2010年GDP是5437.47億元，比上年增長了10.6%，而新疆能源消費量也逐年上升，2010年能源消費總量達到8290.2萬噸標準煤，比2009年增長10.16%。新疆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能源消費需求大幅上升、能源供應日趨緊張。因此，研究新疆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于新疆乃至全國都有其現實的經濟意義。
近年來國內對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的較多，李曉燕（2010）以中國1997～2007年的GDP及能源消費數據為基礎，對中國能源消費總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并分產業研究了各產業與能源消費間的關系，就相關問題提出相應對策。[1]汪東等（2010）以2001～2008年天津市GDP、能源消費數據為基礎，分析了天津市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2]劉朝明、曾勝、劉博（2006）利用C-D生產函數建立經濟模型分析了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能源消費增長要與經濟增長保持合理的比例。[3]劉愛芹（2008）以山東1998～2006年的能源消費、工業GDP序列數據為基礎，分析了能源消費與工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4]目前，國內全面研究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較少，本文利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方法，從能源消費總量、能源利用效率、三次產業能源消費量、能源消費種類幾個方面全面分析了新疆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新疆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分析
（一）能源消費總量、能源利用率與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分析
三、對策建議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新疆自西部大開發以來經濟增長迅速，但長期以來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必將制約新疆經濟健康發展，同時也會給環境帶來巨大污染。因此，新疆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集約化發展道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強化能源利用效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
（2）調整能源消費結構，提高天然氣、風能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天然氣污染小，發熱值高，新疆作為西氣東輸的天然氣輸出地，應大力發展天然氣能源，以氣代煤，降低煤炭占能源消費中的比重。而且新疆風能和水能儲量豐富，要大力發展風電和水電，提高水電和風電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
（3）增加科技投入，積極發展清潔煤技術。目前來看，新疆煤炭消費短期內仍將占能源消費的很大比例，而煤炭對環境的污染嚴重，清潔煤技術可以減少污染排放、提高燃燒效率。應加大在凈化燃燒技術、燃燒后凈化處理技術、煤炭液化技術等方面的科技投入，降低煤炭消耗對環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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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范文5
【關鍵詞】經濟增長 能源消費 研究現狀
一、引言
1973年爆發的“石油危機”，促使人們開始關注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能源是國家的經濟命脈，也是一國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在經濟增長中，對于能源的消費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能源消費的制約下，我們應研究如何保障經濟持續增長，正確認識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
二、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真正對能源經濟問題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梅多斯等人，在《增長與極限》一文中，他著重強調了能源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通過研究世界人口、工業發展、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五種因素之間的變動和相互關系，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結論是如果維持現有的人口增長率和資源消耗速度不變的話，世界資源將會耗竭。之后的兩次石油危機印證的梅多斯等人的結論。
（一） 國外研究的結果，可以根據其經濟增長理論基礎的差異分為技術內生和外生。在假定外生的技術進步研究中， Dasgupta and Heal 拓展的Ramsey模型得出在最優的增長路徑上最終能源消費將減少。Nordhaus在經濟增長模型中考慮了技術進步對可耗竭資源約束作用的彌補，并對技術進步的增長率施加了限制，從而實現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二）Bovenberg假定技術進步是內生的，并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加入環境這一因素，分析了環境政策對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這兩種影響之間存在的差異。Grimaud and Rouge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包括了可耗竭資源，并假設技術的進步取決于用于研發的勞動力和已有創新，對最優的經濟增長路徑進行分析。Grimaud and Rouge將生產部門分為最終產品部門和研發部門，假設了簡單的內生技術進步，分析了污染、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三）國外學者選用不同的時間序列對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研究的結果顯示，GDP和能源消費存在著單向因果關系，雙向因果關系，反向因果關系、不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協整關系。
Kraft進行的實證研究和Erol對英國、法國等國的分析得出GDP與能源消費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Erol的分析得出菲律賓和泰國的能源消費與GDP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George采用希臘1960-1996年能源消費、GDP和CPI的數據，證明了其存在雙向因果關系。Masih在一個多元計量經濟模型框架內發現，印度尼西亞的GDP與能源消費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在Kraft的研究之上，Yu將樣本空間從1974年擴展至1979，卻發現GNP和能源消費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Stern使用單方程靜態協整分析法以及多元動態協整分析法進行實證研究并發現了長期均衡關系。Soytas著重研究了韓國、日本等G7國家發現能源消費和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三、國內研究現狀
能源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焦點和熱點問題，最新資料表明，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費國，是世界上能源消費增長最快的國家。國內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的相關性研究從定性和定量兩方面展開。
（一）在定性方面，趙嬡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國民經經濟的增長速度同能源消費增長速度保持上正比例關系。隗斌賢則認為能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對能源的依賴性，二是能源的發展以經濟增長為前提。
（二）在定量方面，我國學者的研究大多基于傳統經濟理論模型的擴展。趙麗霞和魏巍賢采用多變量的自回歸方法，將能源作為新變量引入Cobb ―Douglas生產函數，得出我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的結論。趙進文，范繼濤率先將非線性STR模型技術應用于此研究，得出我國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費的影響具有非線性特征，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費影響具有非對稱性，以及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費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歐曉萬運用協整理論對我國1978～2006年的數據進行的分析表明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四、結論
以上文獻的研究多數基于統計數據分析或者因果關系判斷，總結得出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主要存在四種格蘭杰因果關系：1）雙向因果關系；2）單向因果關系；3）不存在因果關系；4）協整關系。
問題是，基于統計數據分析或者因果關系判斷的分析方法，對于本來的指導意義不大，或者在短期內也許有效，但是當經濟增長仍然按照原來的趨勢發展下去的話，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預測無能為力。事實上，越來越多的決策者意識到，利用這樣的建模方式來分析問題，往往不僅不能夠解決目前的問題，反而會使這些問題更加嚴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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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范文6
[關鍵詞]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區域能源供給
[中圖分類號]F407[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1.013
能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不可或缺的物質資源，是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戰略物資。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也不斷增長。然而，能源是稀缺的，巨大的能源需求與有限的能源儲量之間的矛盾日益成為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難題。在2014年第十一屆APEC能源部長會議上，與會各國對世界能源形勢達成了如下共識：一方面，世界能源需求保持穩定增長態勢，亞太地區作為世界能源需求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多元化的能源供應和能源技術創新對于維護能源安全和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基于這一共識，會議呼吁：為實現能源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各經濟體應加強互聯互通，節約能源，提高能效；積極探索符合自身情況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模式，加快實現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轉型；發展清潔能源，提高公眾對綠色低碳能源的科學認識和接受程度，逐步建立綠色、節能和高效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斷提升居民生活質量。這次會議為世界各國能源生產和消費指明了方向，同時也對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為了實現能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經濟的穩定快速發展，有必要深入研究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本文擬利用實證的分析方法，基于中國30個省市區的省際面板數據，運用Hausman檢驗和固定效應模型，對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以期對我國改善能源生產和能源消費提供政策建議。
一、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曾對國家層面上的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而針對某一地區的研究文獻并不多，并且大多采用的是經典計量經濟學理論。對于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和變量間協整關系的研究，始終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例如，Kraft 等[1]對 1947―1974年美國的國民收入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二者之間具有單向因果關系；Yu[2]則把上述數據的研究范圍擴展到 1979 年，發現國民收入與能源消費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Glasure等[3]利用E-G兩步法對韓國和新加坡的能源消費與收入數據進行檢驗，發現二者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Shyamal Paula[4]對1950―1996年印度的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協整分析，結果表明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Lee[5]以18個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數據構建了經濟、資本、能源之間關系的模型，利用異質面板協整理論進行研究分析，結果表明18個國家的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Narayan[6]利用面板協整的方法，驗證了中東地區電力消費與產出之間存在顯著的反饋效應；Apergis[7]以15個新興國家 1980―2006年煤炭消費與經濟增長的數據為基礎，利用面板協整理論進行協整分析，結果顯示二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
2.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主要是采用經典計量方法（如協整理論、向量自回歸、面板模型理論）和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例如，林伯強[8]以協整理論為基礎，建立了包括經濟增長、電力消費、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在內的多變量模型，結果表明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且存在從電力消費到經濟增長的單向因果關系；吳巧生等[9]利用中、美兩國的相關數據，對兩國的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協整關系進行了分析，發現兩國都存在從能源消費到經濟增長的單向因果關系；黃玲[10]從1978―2005年福建省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數據出發，通過協整理論、格蘭杰因果檢驗等方法得出兩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并且具有能源消費到經濟增長的單向因果關系；王火根等[11]在生產函數中考慮了能源這一投入要素，建立了多變量的生產函數模型，在面板模型的基礎上對我國30個省市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得出我國能源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單向原因；于全輝等[12]認為中國東部地區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而在西部地區這一關系并不顯著；張琳等[13]從Cobb-Douglas生產函數出發，對中國中部6省的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中部地區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資本存量和勞動力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能源作為一種必需的生產要素，對實現中部崛起起著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吳玉鳴[14]應用空間面板計量經濟模型，分析了中國各省域的能源消費行為、決定因素及其空間溢出效應，指出我國各個省域的能源需求主要由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等因素決定，價格機制在調控能源需求方面還未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同時能源利用效率等被忽略的因素對鄰近區域的能源消費行為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劉慧媛[15]利用動態面板估計方法分析了中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通過使用面板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及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對中國省級層面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無論從長期還是從短期來看，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之間互為雙向因果關系，能源消耗增加會導致人均GDP增加，同樣人均GDP增加也會導致能源消耗增加。
二、實證分析
1.模型設定
本文選取中國30個省市區（不包括港、澳、臺，由于數據缺失，故未對進行分析）的GDP、能源消費量、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代表資本存量）、勞動力就業人數共783個數據，樣本時間區間為1978―2013年。數據來源為歷年統計年鑒、Wind數據庫、國泰安數據庫等。其中，GDP數據為實際GDP，用當期GDP除以當期價格表示；資本存量用固定投資總額表示；勞動力人數用三產就業人數表示。為了更好地了解能源消費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把全國30個省市區（不包括、港澳臺）分成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地區。其中，東部地區包括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區包括陜西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四川省、重慶市、云南省和貴州省。
通過搜集30個省市區的GDP、能源消費總量、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勞動力就業人數，整理得到1978―2013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同時為了研究分類能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搜集整理了關于煤炭、電力和石油消費等相關數據（數據年份：1995―2012），結合前面的數據整理得到了1995―2012年關于GDP、煤炭消費量、電力消費量、石油消費量，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勞動力就業人數的省際面板數據。
3.實證結果與分析
運用Stata 11.0軟件，對1978―2013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1。
從表1可知，無論是全國還是東、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都與能源消費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全國而言，能源消費每增長1%，將帶來全國 0504 6% 的GDP增長。相對于資本和勞動力而言，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顯得稍弱一些。而對東部地區來說，勞動力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更強一些，這是因為東部地區作為相對發達的地區，其勞動力素質要遠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會極大地促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從而帶動經濟總量的增加。而對中部地區而言，投資在帶動經濟增長中起著重要作用。中部地區在我國處于區域發展的中間位置，其發展水平雖低于東部卻高于西部，對資本的需求是其經濟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因而資本總量的增加會極大地促進其經濟增長。對西部地區而言，資本和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要遠高于勞動力，這與西部地區的自然資源條件和勞動力素質相對低下有關。總體而言，能源消費在經濟增長中起著比較重要的作用，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呈現出東、中、西階梯式分布特征。
為了進一步分析主要分類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
從表2可知，就全國而言，煤炭、石油和電力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都比較顯著。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上，電力消費的影響更大一些。電力消費量平均每增加1%，將帶來全國6.110 255%的GDP增長；而石油消費量每增加1%，只帶來全國1.078 22%的GDP增長。
同時還發現，煤炭消費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這與我國能源消費的構成有關。在我國，煤炭作為最主要的消費能源，其消費量在我國能源消費構成中已占到了70%以上，過去煤炭消費曾在經濟增長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近些年來，我國煤炭消費已經達到了一種過度消費的狀態，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煤炭消費將帶來環境污染等負面效應，其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會不斷減弱直至為零。
另外我們還發現，對于東部和西部地區來說，煤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這是因為東部地區經濟發達，率先使用清潔能源，高新技術產業深入發展，因而像煤炭這種高污染的能源對其經濟增長的作用已不大。同樣，西部地區由于地理位置偏遠，且煤炭資源主要分布在東中部地區，煤炭運輸成本又較高，因此西部地區煤炭消費對其經濟發展的作用也不是那么顯著。
對于單個能源種類來說，如煤炭，其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程度在全國區域范圍內，呈現出東、西、中逐漸遞減的特征，這與煤炭的地理分布和各地區的能源結構有關。中部地區煤炭資源豐富，因而效用相對較低，而東部地區由于技術發達，設備先進，因而單位煤炭消費量的增加會帶來較高的產出收益。而對于石油和電力來講，在全國區域范圍內，其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程度表現出中部高于東部、東部高于西部的規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對電力和石油消費的需求更為迫切。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固定效應分析和Hausman檢驗的方法，通過構建包括GDP、能源、資本和勞動力的四變量面板數據模型，對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我國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與投資和勞動力一起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新三駕馬車”。通過建立GDP和分類能源消費與資本、勞動力的計量經濟模型，發現電力和石油消費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比較顯著，尤其是電力消費，其單位增長將帶來經濟總量的大幅增加。對東、中、西部而言，煤炭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呈現出東、西、中逐漸遞減的特征，而電力和石油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卻呈現出中、東、西逐漸遞減的規律。對于煤炭消費而言，由于過度消費和地區產業結構的影響，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變得并不顯著。
這一結論為中國制定合理的能源消費政策與戰略提供了科學依據。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區域資源稟賦存在顯著差異，并且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所以，中國必須協調區域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依據區域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的因果關系，制定合理的區域能源消費政策和戰略，確保區域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呈正相關。
為此，首先，要加大對本地區能源資源的開發利用程度，提升各種能源的利用效率，增加區域能源供給，并結合地區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的關系，重點開發、利用相關能源，如在全國范圍內，大力發展電力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對電力行業的投入，這樣可以帶來較高的經濟產出。對中部地區而言，要加大石油與電力消費的投入力度，保障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其次，要大力開發替代能源與清潔能源，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如要廣泛開發太陽能、風能、潮汐能等新能源，降低對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賴，逐步實現經濟結構的完美轉型。最后，要調整和優化地區產業結構，摒棄以高消耗、高污染為代價的錯誤發展路徑，節能減排，增加對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投入，真正實現經濟的“綠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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