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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原因范文1
關鍵詞：封建小農經濟；小農經濟起源；小農經濟；農耕時代；小私有制；起源
中圖分類號：S-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1）-06-0038-1
小農經濟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曾經起過巨大的影響作用。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我國的小農經濟還依然普遍存在，并且對我國現在的經濟社會發展影響程度依然存在，并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還會繼續存在，從我們國家目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來看，它也是我國廣大農村農民發展農業的一種主要形式。因此說，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對我國農業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其重要表現是農民生產出來的農副產品自給自足，不去進行市場競爭與交換。從目前小農經濟對農業發展的作用來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也有助于穩定農村社會。但是對于現代的大農業來講，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額的加大，封閉的小農經濟不利于抵制國際大市場的沖擊。因此，只有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才能使農業走上振興之路。對此，本文分析研究了我國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基本內涵，并且對其起源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1 小農經濟的基本內涵及其特點
談到小農經濟，多數人對此的理解認為就是與農民種田方面的內容，因此有的人認為的小農經濟是就是種植業；有的人則認為過去的經營地主也是到小農經濟的一種表現形式；還有的人把我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等同于現代的家庭農場。
對于小農經濟的內涵，我們不要簡簡單單地從表面上去理解。實際上，小農經濟是有其特定的科學的內涵的，從理論來源上來講，這一概念主要來自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馬克思把小農經濟當做是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的一種小生產的方式，其實它應該是特定指的是農業領域中的小生產方式。對此，馬克思明確指出：“這種小生產者包括手工業者，但主要是農民……”。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小農經濟有如下一些特點：
（1）小農經濟是以個體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和消費的。對此馬克思曾經形象化地把小農經濟稱之為小家庭農業，也可以進一步地稱之為自給自足的農民家庭的小生產。在現代生活中我們習慣上把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稱之為個體農民。
（2）小農經濟的另一特點是與此相聯系的生產孤立、分散和自給自足。小農經濟與個體家庭為單位，這種經濟與勞動生產的孤立性和分散性相適應，其具體表現為小農經濟是一種小而全的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農經濟的表現僅僅是一種維持生計的農業。
（3）小農經濟事實上是以個體家庭或者農民為主的一種個體經濟，也叫小私有制經濟。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知道，小農經濟是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這種個體經濟小私有制經濟的主要特點是生產工具相對簡陋，也比較原始，雖然如此，他們的生產資料是屬于生產者自己的。
2 我國小農經濟的起源問題探析
從當前我們國家對于小農經濟的認識程度來看，多數學者認為我們國家的小農經濟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并且進一步論述小農經濟的出現是封建制或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標志。如果說按照這種觀點，在春秋戰國以前我們國家就應該不存在小農經濟，并且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之中存在還是不存在小農經濟，大多數學者也是不贊成的。如果說這個問題不能很好的解決，不但關系到我們如何正確對待小農經濟的問題，而且還進一步地關系到如何正確看待和準確把握我們第一個奴隸制社會的形成過程以及商殷到西周時期中國社會形態的如何劃分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高度重視。
正如前面所陳述的那樣，小農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單個的個體家庭為單位進行的生產，這種生產以及消費在一定程度上是獨立進行的。因此，對于小農經濟的概念上，如果我們認真的進行分析和研究，就可以追溯到封建社會個體家庭的形成。事實上，個體家庭的分散勞動和獨立經濟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已經在中國出現了，本人認為這應該視為我們國家最早的小農經濟。
從我國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學者對于考古研究來看，具有獨立經濟的個體家庭確實是在原始社會末期出現的。通過相關的考古研究我們發現，我國中原地區，比如說河南、山東、陜西等地，從仰韶文化開始普遍發現小型的住房遺址。到了龍山文化時期，這種情況比以前更加普遍了，而且在以前的小小房子的基礎上，又有了兩室的房間，個別的甚至出現了套間的現象，說明比從前更加進步了。通過考古調查研究分析我們發現，住這種獨立的住房的主人一定是有獨立經濟的個體家庭或者是小私有制經濟的生產者。這些獨立經濟的個體不但具有生產的職能，而且還具有消費的職能。到了夏商時代，小農經濟的歷史發展遺跡依然淺析可見，從對當時的史實及文字資料的考證我們知道，我國的字諸如“眾”和“小人”等的出現，基本上屬于小農的范疇上加以鞏固的基礎上完成的。由此可見，我國西周時期的小農經濟既是從屬于種族的組織當中的，又是生活在廣大農村公社之中的一種原始的生產模式，這是我國西周時期小農經濟的又一顯著特點。
通過一些考古發現研究情況來分析，個體家庭在原始社會過末期不但已經出現，而且其獨立經濟已經有所發展。在一些古書中就有所記載，比如說我國上古時代的井田制，就是這種小農經濟的農村公社及其變體的表現，這也就這就進一步證明了我國的小農經濟起源于原始社會末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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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原因范文2
[關鍵詞] 漢代 孝治 父母
漢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公開標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王朝。近年來,學界關于漢代“孝治”的研究有很多,主要集中在“孝”與漢代選官制度及“孝”與漢代治國綱領等方面。但在述及孝的起源,漢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漢代統治者大力推行孝的措施以及孝對漢代社會的影響幾個方面則有所不足,本文擬就此問題做簡要論述。
一、孝德的產生及漢皇室的態度
從甲骨文中“孝”字和殷代普遍存在祭祀考妣的資料看,中國自殷代起就有了“孝”的觀念。西周時期,作為道德觀念的“孝”就更為人們所重視。最初的“孝”觀念的涵義是畜養父母、尊敬長輩、追念祖先的。而在西周的等級森嚴的分封制下,則形成了天子、諸侯、卿、大夫等奴隸主統治的宗法系統。治家和治國是一致的,“孝”對維護奴隸社會宗法、等級、分封、世襲制度起著非常重要的道德規范作用。戰國時期,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分散的封建個體生產方式逐步出現,孝親成了中國道德的本位。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家與國,其組織系統和權力配置都是嚴格的父家長制,由孝親推及為忠君。宗法家庭成為“國”與“民”之間的中介,“國”與“家”相溝通,“君權與父權”互為表里,構成了中國社會獨具的“家國同構”的格局,故治國與齊家相互為用。而促使孝上升到政治理論與實踐的高度的是漢室君主。漢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封建帝國,以孝為核心的封建倫常第一次受到統治者空前的重視,揭開漢王朝尊父倡孝序幕的是第一代皇帝漢高祖劉邦?！靶ⅰ笔莿⑿栈食癁楸ＷC其統治長治久安的重要法寶。在整個漢代歷史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漢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
漢代“以孝治天下”的統治政策的確立,主要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思想狀況和統治的成功治國經驗等決定的。
政治上,漢初劉邦“刑白馬盟誓”實行同姓王分封制,雖然鞏固了漢政權,但一些同姓王不服朝廷統治,甚至謀反,這對漢政權的觸動非常大。漢若既想使同姓王分封制既能繼續發揮“封建親戚,以藩屏漢”的積極作用,又能和平地解決封國過大的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孝”對其籠絡和感召。因為“孝”是血緣紐帶中凝聚力最強的范疇,大家同祖同宗,“孝”是理所當然,無論是向中央朝廷“盡孝”,還是“以孝推恩分邑于子弟”,大家都心服口服。從而在統治階級內部達到由孝勸終的目的,即孝親就等于忠君,忠孝合為一體。從而使統治階級內部達到和諧統一。
經濟上,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小農經濟在思想上的根本要求是以倫理道德范疇做治國思想。漢初的“黃老之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倡小農經濟。但“黃老”本質上是一種法治精神,對小農經濟保護不利。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和促進小農經濟健康發展,客觀上要求以儒家的“仁、孝”思想治國。為什么漢代后來“以孝治天下”,沒有“以仁治天下”呢?主要是由漢代小農經濟的狀況和“仁、孝”自身的特質決定的。秦漢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初期階段,“仁、孝”作為治國思想都源于倫理道德,但相對“仁”來說,“孝”的范疇更古老,“孝”原是個純倫理概念,產生于道德出現之前,“仁”則是在道德出現之后的產物。既然漢代仍處小農經濟的早期,整個社會還不十分發達,“以孝治天下”比“以仁治天下”,更適合于小農經濟的發展。
思想上,漢初統治思想雖主要以“黃老”治國,但不搞思想專制,允許百家復興和并存。漢代統治者對治國思想的探索始終是積極的,經過一番痛苦的摸索,終于在武帝時期確立了“以孝治天下”的統治思想。武帝也正是用“以孝治天下”解決了當時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思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問題。
此外,漢代實行“孝治”還來自劉漢政權對漢初“孝治”的成功經驗的總結。
三、漢王朝“以孝治天下”的具體表現
西漢王朝在確立了“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國策后,通過政治上把舉孝廉作為重要的選官制度,文化上把《孝經》作為教科書,社會生活上,優待孝子等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推行。
政治上把舉孝廉作為重要的選官制度推行。早在漢代建國之初,統治者就通過舉“賢士”的辦法,選拔人才。在漢代的選官制度中,察舉是一種最重要的途徑,“孝廉”就是察舉中的重要一科?！靶⒘弊鳛檫x舉官吏的科目,始于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但在漢初,統治者就實行了獎勵孝悌力田廉吏的措施。武帝時在大儒董仲舒的建議下,漢武帝下詔令各郡國舉孝廉。通過孝廉選舉出來的人才不需要再經過考試就直接被政府任用。漢代通過舉孝廉,選拔了大量的人才,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大影響,恪守孝道,爭作孝子賢孫成為社會風尚。漢王朝通過這樣的察舉制度,在客觀上還是有力的協調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關系、緩和了社會矛盾,同時增強了社會凝聚力。
文化上將《孝經》作為學校教科書。漢代的學校教育很發達,地方學校設有講解《孝經》的老師傳授孝悌等封建倫理道德,私學教育也主要以《論語》和《孝經》為主。整個學校教育無一不例外的把“孝”貫徹于其中?！缎⒔洝纷鳛榻炭茣呀涍h遠超過了其作為教科書本身的價值?！缎⒔洝凡粌H僅作為一門功課,而是成為讀書人走上仕途的叩門磚。雖然功利性十分強,但在客觀上也起到了維護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和統一民眾思想的作用。
在社會生活上漢王朝以復除與賜帛的形式來優待孝子?！稘h書•惠帝紀》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春正月,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孝悌指子弟順事父兄。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三月詔:“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毙⑴c悌的賜帛數量稍有差別,可見二者有輕重之分,這種區別一直為兩漢歷代皇帝所承襲。西漢盛期,對此種獎掖更為重視。西漢諸帝中以宣帝獎勵孝悌最為突出。至東漢多以賜爵代替了賜帛。這種優撫“孝悌”等人的詔令不斷,幾乎與兩漢皇朝相始終。
綜上所述,在漢代建立之初政治上尚不穩定,民生凋弊的狀況下,統治者大力提倡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孝”來鞏固統治,通過舉孝廉,把《孝經》作為學校教科書和大力優撫孝子的政策,從而使“孝”成為漢王朝的治國綱領。在社會發展中確實起到了教化民眾,改良社會風氣,維護社會穩定和鞏固統治的作用。但由于孝是一個純倫理觀念,在其發展中又受到統治者有目的、無方向的引導,民眾盲從和過激的行為。在其實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與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律發生了激烈沖突,并嚴重沖擊了法律作為維護社會穩固的權威,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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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原因范文3
關鍵詞：農業院校；大學生；創業
當前，對農業院校大學生加強創業教育刻不容緩，意義重大。其一，增強大學生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是改變大學生難以下基層下農村局面的重要手段。農林院校大學生面向基層和農村就業是祖國和社會的呼喚，而大學生難以在農村找到合適的就業崗位是阻礙大學生下基層下農村的根本原因。通過創業教育使大學生有能力回鄉創業，一方面使大學生通過創業實現就業，另一方面也為更多的大學生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其二，農林院校大學生回鄉創業也是提高我國農業現代化、產業化、企業化經營水平的重要途徑。通過大學生回鄉創辦家庭農場、農業莊園、農產品加工與經營企業、農資生產經營企業，從而提高我國農業的產業化、企業化、規模化經營水平，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一、農業院校創業教育存在的障礙因素
1.認識觀念滯后。目前很多高校對于創業教育不同于傳統教育的特點缺乏把握，很多地方存在分歧。一提到大學生的創業教育，一些人會片面地誤認為是引導教育在校大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創業辦企業，創辦各種各樣的“大學生創業公司”。這里所講的創業教育是指開發和提高大學生創業素質和創業能力的素質教育。它使學生獲得開展創業實踐所必備的創業知識、創業能力和創業品質，為今后走向社會進行創業奠定基礎。還有很多高校管理工作者對大學生創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不夠，認為大學生把專業知識學好就可以了，創業是一種獨立的個體行為，作為群體的大部分學生是難以涉足的。
2.教學體系不完整。在教學體系上，目前在國內各高校尚未達成共識，內容還不夠完整，不成熟、不系統。主要表現在：在課程設置上，很多農業高校雖然開設有就業指導課程，但幾乎都沒有正式開設創業培訓課程，也沒有權威的教材體系；在授課方式上，傳統的課堂授課方式缺少吸引力；在考核評價上，考核方式大多以應試教育類型為主；在教學管理上，與當前創業教育體系存在很多矛盾；在創業實踐上，相應的創業實踐活動流于形式等。
3.教育機構不健全。絕大部分農業院校就業指導機構健全，但創業的教育與指導服務明顯滯后，創業教育還處于起步與探索階段。缺乏一個正式的研究和指導服務機構，招生就業處、教務處和學工部、團委各司其職，職能模糊，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教育與指導服務體系。
4.師資力量薄弱。與其他課程相比，創業教育的相關課程具備實踐性很強的特點，這對創業教育的師資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授課者既需要有扎實的創業理論功底，還要有一定的實戰經驗。而目前很多農業院校尚缺乏必需的創業教育師資力量，難以滿足大學生創業教育正常開展的需求。
二、農業院校大學生創業教育的實施途徑
1.轉變教育觀念，確立以創業為核心的教育培養目標。首先，農業院校要轉變教育觀念，逐步從就業教育向創業教育轉變，創業教育在培養目標上與創新教育一致，旨在培養大學生的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這是緩解大學生就業難，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的根本趨勢。早在1998年召開的世界高等教育大會就強調指出：“為方便畢業生就業，高等教育應主要培養創業技能與主動精神；畢業生將愈來愈不再僅僅是求職者，而首先將成為工作崗位的創造者”，要“使他們不僅成為求職者，而且逐漸成為工作崗位的創造者”。與其千萬人去“搶飯碗”，不如大學生自己學會創設崗位，還能給他人提供就業機會。因此，農業院校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適時地調整教育的培養目標，其培養目標不僅要帶有鮮明的行業特色，還要把創業作為培養目標的核心。
其次，農業院校要引導大學生轉變擇業觀念，摒棄根深蒂固、陳舊的傳統就業觀念。農村基層為畢業生提供了廣闊創業舞臺，而目前很多農業院校大學生畢業后并不愿去農村基層和二、三線城市就業或創業，農業院校大學生應自覺適應社會需求，調整職業預期，將就業目光轉向基層，轉向農村，樹立面向基層就業或自主創業的觀念，才能學有所用，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后備力量。
2.改革課程設置，構建完整的創業教育課程體系。創業教育教學課程是實現大學生創業教育目標的主要途徑和載體。根據創業教育的培養目標，首先，農業院校要把創業教育內容融入教學大綱中，優化創業教育計劃，建立合理的課程計劃，在全校開展創業教育公選課。其次，應構建以創業教育為龍頭，創業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科學文化教育、職業技術教育相互滲透，學科課程、活動課程、社會實踐課程相互結合的內容體系。學科課程主要應該體現在減少專業課程，拓寬基礎課程，加強通識教育；增加綜合性課程，其中既包括文、理、工科間有機結合的課程，也包括跨學科、跨專業的課程，使學生形成綜合性的知識結構。在活動課程設置方面，主要是加強高校與社會、企業之間的聯系，增強學生與企業家的交流，學會可以把杰出的創業者吸引到大學校園里來，聘請企業家來校講課，讓學生分享他們的創業經驗和經營理念，激發大學生創業靈感。在社會實踐課程方面，主要是安排學生深入創業企業去觀摩或實習，鼓勵學生帶著創業方案到企業去檢驗可操作性，甚至還可以安排學生在某個創業崗位上開展創業實訓，從中獲得一些創業理論與實踐上的經驗。
3.做好師資匹配，加強創業教育師資隊伍建設。任何教育形式最終需要人來推動和實施，尤其是創業教育，沒有一支既有創業理論知識，又有創業實踐能力的教師隊伍，學生就不能正確而全面地接受創業知識與理論的系統教育。因此，加強創業教育師資隊伍建設刻不容緩。農業院校要加大對創業教育的宣傳力度，提高教師對創業教育重要性的認識；要結合自身實際，采取從外引進和內在培訓相結合，培養一批從事創業教育的專、兼職教師，讓他們掌握相關的創業教育所需的相關知識、創業指導技能，了解當前社會就業和創業狀況，了解畢業生的需求，積累創業教育的優秀個案，提高自身的理論與實踐水平。組織教師編寫創業方面的理論教材，通過舉辦講課比賽、教學觀摩或其他各種形式的培訓活動，提高教師的創業理論素養和教學業務水平。同時，學校還要不定期請一些創業成功人士、投資專家、管理專家到學校演講，介紹各種類型創業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提高教師的整體創業教育意識。
4.增強創業實踐，構建大學生創業實踐平臺。大學生創業素質的培養，最終要通過創業實踐活動得到鞏固和發展。創業實踐活動能使學生進一步鞏固知識，激發研究欲望，提高所學知識和技能轉化為實際運用的能力，還能培養情感和意志，塑造人格個性，樹立堅定的社會責任感，進而實現創業所需的綜合能力的全面提高。一是開展科技創新和經濟管理活動。主要是創辦各種形式的創業園，指導學生自主設計、創辦、經營商業企業或科技公司等；二是開展各種形式的創業教育活動，如開辦“創業計劃大賽”，舉辦“創業沙龍”、“創業論壇”、“人才論壇”、“成功創業者現身說法報告會”，成立“創業俱樂部”、“創業教育網站”，開展學術報告、研討、辯論、科研競賽和創業交流，開設創業教育課講座和創業知識培訓班等；三是開展課外創業實踐活動，從培養學生在未來社會中的生存能力和創業能力的角度看，除開展大學生課外科技活動外，各種專業、各種特長的學生都可以接受創業教育，開展創業實踐活動，如一次公共活動的設計與組織，一種報刊的構思與設計，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路徑的設計，一種新觀點的提出，一個小實驗、小制作和一些競賽活動的實施方案等，都是創業實踐活動的重要內容。
5.提供創業保障，建立大學生創業支持與服務體系。創業教育重在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創業教育如果缺乏支持和保障系統，將無法正常開展，因此，農業院校應從多個層面建立系統有效的保障機制，以保證創業教育健康、持續發展。其一，建立政策保證機制和經費保障機制。應著眼于形成創業教育理念，調動師生開展創業教育的積極性，使學校和學生形成合力。為學生創業提供政策、項目、資金和環境支持和保證等，充分發揮學生自主性和開拓性，自覺開展和自主開發各種創業活動。建立大學生科技創新基金和創業啟動基金，鼓勵學生科技創新活動和創業設計，扶持大學生創辦高科技企業，建立創業公司。其二，健全創業教育組織機構。農業院校應當成立專門的創業研究與創業教育指導服務機構。該中心集創業理論與創業教育研究、創業教育課程教學、創業實踐活動指導與咨詢等職能于一身，由專職教學科研人員和兼職人員組成，專家團隊由經營管理專家、農林與工程技術專家、工商行政管理相關的政府官員組成。其三，結合農業院校辦學特色，充分利用校內外教學資源，在實踐教學和實習活動中滲透創業教育?？梢酝ㄟ^校企合作平臺，構建以開展科技創新、畢業實習、創業教育、就業指導、志愿服務、項目對接、技術合作等為主要內容的一批有影響力的創業實踐基地，鼓勵大學生到創業園區開展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業實踐模式。還可以建立大學生創業活動中心、農業科技創業園等，構筑實踐創新的平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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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原因范文4
關鍵詞：直過區民族；生產關系；小農經濟；帶頭人模式
直過區民族是從原始社會末期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自然在其經濟關系中體現出特殊的歷史階段性。景頗族便是一個典型的直過區民族，尤其是地處偏遠山區的景頗族寨子至今依然極度貧困落后，對其貧困落后的狀況可以從生產關系的視角進行分析。
一、景頗族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
在我國，一方面，直過區生產關系在解放后的一系列變化卻并不完全是在其舊制度內部自發產生的，而是基本上與內地地區保持一致，進一步說，并不是該地區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其生產關系的一系列變革，而是被外力強制變革的生產關系。
另一方面，景頗族寨子在解放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取得了顯著的發展，但是這是否能證明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卻不能下定論，因為在同一時期，國家對其支持力度――無論是政策還是財力也是持續不斷的，因此這或許也能成為該地區經濟發展原因的一個最合理的解釋。
基于以上兩點原因可知，景頗族目前的生產關系有不適合其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可能性，究竟是否如此有待于更進一步分析。
二、承包制、小農經濟與景頗族發展
，是以集體經濟組織為發包方，以家庭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為紐帶而組成的有機整體。但在景頗族的寨子里，承包制的特點并不像內地農村普遍表現出來的那樣。其落后的生產力水平，造成了同樣的經濟制度產生了不同的生產關系。
以景頗族寨子――雙降小組為例，首先，由于寨子地處偏遠，交通極為不便，使得土地的管理難度很大，目前的狀況是名義上集體擁有土地所有權，實際上農民基本完全占有自家承包的土地，甚至沒有分掉的集體地也沒有人負責打理，基本上是誰家愿意種便占一塊為自家所有了。由于生產能力有限，農民沒有能力耕種除本家之外的土地，使得土地流轉政策在當地幾乎沒有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地處偏遠，不涉及類似城市周邊或者內地較發達地區農村集體地的產權問題。綜合來看，在雙降小組以及類似的眾多景頗族寨子里，承包制幾乎演變成了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長期不變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鞏固了這種小私有制。
其次，寨子地處偏遠，交通極為不便，使得集體管理成本很高，給集體管理帶來很大難度。因此農民的做法是在改革初期把田地分了，之后除了一些政策支持外，寨子外面基本無人負責所謂的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等集體管理工作。同時，寨子里的人素質普遍比較低，無法擔任管理工作，使得這里沒有形成“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而是只有“分”，沒有“統”的純粹的以個體家庭為單位進行的生產和消費。
最后，雙降小組地處山區，很少有大面積的平整土地，使得景頗族居住具有“散”的特點。同樣的原因造成田地被分的極其散，居住地與田地的分散直接導致生產的孤立和分散。另外，本來田地較少，加上生產能力遠遠低于國內普遍的種植水平，使得糧食總產量極為有限，往往不能自給自足；經濟作物種植也十分有限，銷售所得幾乎僅能購買日用必需品；牲畜也是各家各戶小量飼養，即便有剩余也是在寨子內部流通。同時，人們的觀念極為落后，很少鼓勵出去讀書或打工，往往安于現狀。
綜上，諸如雙降小組的景頗族寨子所體現出來的生產關系特點如下：第一，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第二，以個體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和消費；第三，生產的孤立、分散和自給自足。這些恰恰符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小農經濟的三個特征。因此可以斷定，限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在景頗族寨子里基本上表現為小農經濟。
但是，我們要看到，景頗族小農經濟的產生本質上并不是因為其適應該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其產生是被外力所推動，是在被強制推行的情況下，適應其生產力發展水平而形成的一種生產關系的變形。因此小農經濟的生產關系可以看成是在一定的制度約束條件下的最適合當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關系。
在小農經濟的生產關系下，景頗族地區若要自行發展，形成能夠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關系還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歷史積累。我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的目標，就不應該依靠該地區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自發發展，而應該采取措施促進其生產關系的過渡和發展。
三、帶頭人模式的集體經濟
并不是所有的景頗族寨子都像雙降小組那樣貧困落后，一些寨子已經逐漸地擺脫了貧困落后的局面。對這些寨子的發展實例進行研究，將有利于我們找到適合景頗族發展的合適道路。
如勐約棟村民小組原居住在山區勐約鄉，后搬遷到景罕鎮安置點。勐約棟人們生活的改善與其政府投入助其搬遷下壩有直接關系，但令其至今持續保持繁榮的關鍵在于寨子的經濟管理。促使其形成科學的管理體系的人便是村黨支部書記普勒業。
早在90年代初，普勒業在當地就已經是風云人物，當時他率先在當地發展養殖業、經營磚瓦廠加工獲得成功。期間他先后試驗種植過咖啡、甘蔗、麻竹、柑橘等十多種經濟作物，帶頭學科技用科技，不斷提高經濟效益和生產生活水平。1999年至2006年，他又帶頭種植西楠樺、杉木250多畝，在他的帶動下，勐約棟群眾積極種植經濟林達10余萬畝，實現低產林改造；同時他按股份制管理的辦法建立起勐約鄉第一個優良柑橘――門帕桔子苗圃園，該園不僅每年創收5萬余元，還被列為鄉“農村黨員、基層干部素質教育”培訓示范基地和黨員“素質教育”學習實際操作技能的授課培訓點；2005年，在鄉黨委、政府的關心幫助和大力支持下，他又投資新建麻竹粗加工廠，經過四年的發展壯大，目前可實現年加工鮮筍140多噸。
2008年，在普勒業的帶動下，勐約棟小組成功搬遷下壩以及并成立村民理事會，共同研究決定全村的生產活動。成立專業合作社，分工明確，比如現有的160畝水田由5戶人家集中種植，其余人家有的負責養殖，有的負責釀酒，有的在工廠做工，做到戶戶不養閑人。
針對景頗族人們理財意識弱的特點，勐約棟小組實行財務統一管理，由理事會管理各家各戶的錢，各家各戶買房子、土地、生產性工具、消費品等都需要理事會的審批。閑錢集中投資，建立農貿市場等。同時，成立專門的監督小組，負責對理事會的工作進行監督。
在普勒業的帶動下，今天的勐約棟已經成為隴川遠近聞名的“新農村建設示范點”、“紅旗飄飄工程示范村”。
勐約棟小組在經濟管理方面均在逐漸向集體經濟轉變，但不是以前公社時期教條的大鍋飯形式，而是在熟悉當地情況的帶頭人的領導下，探索適合當地情況的合理的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由此可見，帶頭人模式的集體經濟在實踐上適合景頗族寨子經濟關系的發展。
1.帶頭人模式的合理性分析
首先，從歷史上，解放前景頗族寨子處于原始農村公社時期，家庭依賴于公社首領的管理與指導。解放后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人們對于帶頭人（表現為政府）的依賴性無法消除。
其次，景頗族人們相比其他民族往往更加樂于接受政府的指導，更加樂于執行政府的政策，配合政府的工作，這實際上是其對帶頭人（現在表現為政府）的依賴性的現實表現。
再次，景頗族傳承下來的文化多表現為一種集體的文化，例如目腦縱歌，農尚文化等，很少有體現個人主義色彩的文化。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景頗族人們的集體精神。
因此，在景頗族實行帶頭人模式的集體經濟適合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有利于景頗族擺脫貧困落后，與其他民族保持同步的發展。
2.推廣帶頭人模式集體經濟的關鍵是教育
要真正推進景頗族地區經濟關系轉變，首先要做的便是培養出各個村寨的帶頭人，關鍵途徑是教育。
針對帶頭人的培養問題，可考慮采取以國家為主導的定向委培模式，中央和省級財政撥出專項經費，作為對包括景頗族地區在內的直過區村寨的扶貧政策，甚至可以考慮從各個村寨定向招生?？傊?，必須采取特殊政策和照顧措施，以培養各個村寨自己的帶頭人，從而增強村寨的自身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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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原因范文5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實質上變形為“以GDP為中心”，單純的GDP指標存在著無法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因此，經濟增長方式的偏差將會對建設利益共享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帶來不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首先，我國GDP高速增長的背后出現的經濟發展過度不平衡的問題將影響實現利益共享。傾斜政策將城市與農村、東中西部置于發展機會不均等的地位，導致我國地區發展差距的過度擴大和城鄉發展差距的全面拉大。
其次，我國GDP的高速增長是以高能耗和嚴重的環境破壞為代價的。高能耗和環境破壞加劇一方面表明，在涉及環境和社會福利時，雖然有了高GDP，但是沒有相應的高GNH(國民幸?？傊?；另一方面也表明，當前的經濟增長是以透支甚至犧牲未來人的利益來滿足當代人的要求。
二、制度不健全是實現利益貢獻的絆腳石
制度的不健全，尤其是由于壟斷和腐敗等而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會嚴重阻滯我們實現利益共享的進程。
首先，制度不健全將會產生因壟斷而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案＠瘮 奔皦艛嗥髽I高收入使得該類企業的員工與社會上其它行業同類勞動者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極易引起普通民眾的心理失衡。
其次，制度不健全會產生由于腐敗而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各種“尋租”機會是現階段中國社會利益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權錢交易、貪污受賄等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公和利益差距過大，會帶來極其惡劣的影響。
三、利益分配差距過大使得實現利益共享的任務更加艱巨
利益分配差距的持續增加，會出現貧窮的代際繼承問題，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相伴而生的一個更應引起重視的問題是社會階層的固化。社會階層的固化將嚴重挫傷社會別是中下階層的成員通過奮斗改變命運的信心，也會使他們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失去信心。
四、幾個較為突出的民生問題給實現利益共享蒙上陰影
住房、教育、醫療、就業和社會保障是關乎每一個人的民生問題。而從當前情況來看，這幾個問題都比較突出。
首先，住房、教育和醫療價格不斷上漲。從微觀層面看，“三貴”是國內居民提高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遭遇的巨大壓力；從宏觀層面看，“三貴”因對其他消費品的“擠出效應”、強化了居民的“流動偏好”效應等，已經成為導致國內需求缺乏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威脅社會穩定。社會保障面窄、國家和企業負擔重、征繳困難、立法滯后，缺乏統一管理，基金管理不善等等。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上述問題將更加突出。
再次，失業問題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切膚之痛。由于城市就業機會日漸狹小，使農村想進入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過剩勞動力，也失去了轉移就業的機會，這會進一步威脅到解決“三農”問題。
五、“三農問題”是實現利益共享必須克服的“頑癥”
小農經濟的原因范文6
殊不知，最早、最開放的市場經濟并非出現在近代商業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出現在西漢時期的中國，并且它還是寄托于封建經濟而生的。
最開放的市場經濟
為什么這么說呢？其實只要看看當時的經濟活動是否擁有市場經濟的特征就好了。首先，參與市場活動的主體是人，現代的市場經濟中，人與人在市場里都擁有平等的地位，那么中國古代的等級制度下，人人平等有可能做到嗎？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西漢時期，漢武帝開始推行“編戶齊民”制度，一來將平民正式編入戶籍，方便國家管理，二來賦予他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這樣一來就保證了參與市場交易活動的人們身份相同，沒有等級性，可以獨立地進行決策了。
其次，就要看參與市場活動的人是否擁有明確的產權，即對自己出售的商品是否擁有使用權、收益權以及最為重要的處置權。很明顯，在財產私有制社會，賣家出賣私產自然是可以的。這樣一來，市場經濟的兩個要件就全部齊備了，事實上，古代的市場經濟與現代的市場經濟差別并不在制度本身，而只是技術水平高低有別罷了。
中國古代不僅有了市場經濟，而且已經有了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經濟組織形式――股份制。股份制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而中國古代的租佃制度就是地主將自己所有的土地租給佃農來耕種，佃農擁有對土地的管理權，只需在每年交租一次，和給股東分紅的意思基本相同，可見租佃制度實際上已有了股份制度的雛形。
人地比率阻礙了發展
看到了這里，你或許會想，中國古代不但有市場經濟，還有市場經濟的組織形式――股份制，那么為什么還不能進入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呢？
其實，中國古代經濟發展遇到的障礙，并不是小農經濟的形式本身，而是人地比率提高導致的結果。即使在現代西方國家，小農經濟仍然存在，人們將這種方式稱為家庭式經營，這種經營方式不僅有利于提高人們勞動的積極性，還節省了大量的監督管理成本，只不過在中國被扣上了一頂“封建主義”的帽子而已。
而人地比率的不斷提高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在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的古代社會，土地是人們絕大部分收入的來源，而根據人地比率，可以將中國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兩漢時期，地多人少，典型的五口之家就要耕作50畝地，人們感到力不從心，因此便發明出了許多節省勞力的工具，使人均生產力超過當時的歐洲；第二階段在唐朝時期，隨著人口的增長，越來越多的土地被開墾出來，鐵開始應用于農具之中，生產力有了又一次的提高，仍然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第三階段在宋朝時期，人口增速超過了土地開墾和生產率的增長，人均耕地面積下降，到南宋時，人口持續增長，勞動力過?，F象嚴重。其實在宋代，中國已經有了發明制造機器的能力，英國革命前的“珍妮紡紗機”，早已在中國出現，工業革命也有條件在中國首先爆發，但正是由于勞動力過剩，人們不再需要制造機器，光靠人力就能完成地里的工作，因此在宋朝之后，人地比率開始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
但人地比率問題絕非僅僅是在中國存在的，我們的鄰居日本是島嶼之國，還有很多山區，人地比率一直很高，可是人家為什么沒被人地比率制約呢？這與財產繼承制度有相當大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財產是由所有兒子均分。而日本則是長子繼承制，長子繼承家庭的所有財產，其他兒子分不到財產，長大后都要離開家，自謀生路，因此日本的土地都比較集中，不會越分越少。既然從事農業生產的只是少數人，人地比率自然就不會提高了，而其他離家出走的兒子則會走出新的道路，創造出新的財富，發明出新的生產工具，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
反向的城市化
人地比率不僅限制了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連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也因為它變得非同尋常了。
從戰國到南宋之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一直很快，城市人口比重最高達到了22%，人口不斷向大中型城市集中，到了13世紀，南宋的都城臨安（今杭州）人口達到了250萬，而同一時期，歐洲甚至還沒有超過10萬人的城鎮中心。像英國的倫敦更是在19世紀后期，人口才達到這一數字。
但是自南宋開始，直至19世紀中葉，由于全國人口總量不斷增加，人均耕地面積不斷下降，城市人口比重從22%持續跌至6%，城市人口不但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農村靠攏，在江南地區形成了眾多的小型市鎮，這是外國城市發展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那么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了解糧食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制約。要知道，城市人口基本上都是非農人口，因此就必須依靠購買別人生產的糧食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說，城市人口的口糧必須依賴農村供給。但是農民不可能將所有種植的糧食都賣給城里人，他們出售的只能是自己消耗后剩下的余糧。可以說，農業的余糧率往往決定了城市化發展的規模和速度。
同時，當余糧率固定的情況下，糧食供應圈的大小和運送糧食的成本高低也決定了城市規模的大小。這個不難理解，在市場交易中，人們都在追求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農民發現在城中販賣余糧的價格減去運輸余糧所需的成本后，獲利還不如在臨村賣出余糧多，那么農民自然也就不會白白跑遠路到城市中去販賣糧食了。當然，如果農業的生產力提高，農民的余糧變多了，也會促使依托于其的城市規模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