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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債務危機后果范文1
關鍵詞:希臘債務危機、債務、解決路徑
自金融危機之后,一系列債務危機接二連三的爆發。2009年年底希臘政府宣布當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將超過12%,隨即全球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均下調了希臘評級。
債務是指一國以自己的為擔保向外(不管是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向世界銀行,還是向其他國家)借來的債務。如果債務比重大幅度增加,可能面臨無法償還未來的風險,這就是債務危機?，F在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發展經濟借入大量外債,當經濟出現波動時,一些國家可能面臨無法按時償還未來債務的風險。
一、希臘債務危機的根源剖析
1.貨幣掉期交易為債務危機埋下伏筆
根據《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歐洲經濟貨幣同盟成員國必須符合兩個關鍵標準:1)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2)負債率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然而2001年剛剛加入歐盟區的希臘距這兩項標準相差甚遠。為了順利加入歐元區,希臘求助于美國投資銀行高盛。高盛為希臘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以虛構的匯率實際借給希臘10億歐元,從而為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使希臘在賬面上符合了歐元區成員國的標準。
這構成了此次希臘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為希臘在2010年的違約風險埋下了伏筆。隨著這筆債務到期,而希臘政府財政上又面臨超比例的赤字,此時就進一步增大了希臘政府償還公共債務的壓力,增大了希臘政府的違約風險,造成其無法及時償還的困境。而且不夠資格的國家勉強加入了歐元區,從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中獲得了大量的經濟利益,但卻沒有履行自己所應盡的義務,結果不僅給歐元區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而且給本國的財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2. 希臘脆弱的經濟結構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必然會發生債務危機
如果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沒有發生,或許這筆貨幣掉期交易永遠不會被人們知曉。隨著金融危機向全球蔓延,希臘本國的經濟受到了嚴重沖擊,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從3%上升到12%。金融危機來襲后,作為其支柱產業的旅游業更是受到了重創。旅游業收入占希臘全國GDP的15%,加之公共部門支出占GDP的40%,因此造成希臘政府財政收入銳減,這才造成其財政赤字一路飆升的原因。
這主要歸結于希臘國內的經濟狀況存在著結構性弊端:過度依賴旅游業、沒有較高的經濟實力卻實施高福利制度、市場競爭力疲軟、加之腐敗問題等等,讓希臘財政入不敷出,唯有靠對外舉債才能維持運轉。債務的不斷增加,經濟的持續疲軟無力,讓希臘不堪重負,當債務增加到一定臨界點,必然會出現債務危機。特別是美國的次債危機傳導到希臘之后,更是讓希臘經濟雪上加霜,讓希臘的債務臨界點提前到來。財政收入的減少造成了希臘無法按時償還2010年即將到期的530億歐元外債,這是造成希臘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
二、希臘可行的道路
解決希臘債務危機的途徑有兩方面:短期中國外舉債、國內實施緊縮政策,長期中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經濟。在短期中,在歐元區的框架下,主體思路是以債還債。在成本和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可以發國債,先在歐洲市場舉債,如果籌集不到足夠的資金再到北美市場或者亞洲市場發債。如果成本和風險過高或者發國債仍舊不能滿足償還債務的資金量,那么可以求助于歐元區及其各個國家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以低于市場的優惠利率向它們借款。對于希臘來說,無論是歐洲貨幣經濟同盟(歐元區)、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均不會任由希臘破產,短期的拯救是必然,只是方式可能不盡相同。國家和公司不一樣,債權不會超越。如果希臘選擇退出歐元區,那么情況將大不一樣了,可以通過貨幣貶值、與債權人談判等方式來緩解債務危機,不過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國內方面,由于希臘是歐元區的成員之一,要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因此只能調整本國的財政政策;外債當頭,勢必要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縮減政府開支,加大稅收力度。在長期中,希臘在未來三年中還有將近300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要償還,要想順利按時還債,關鍵還要看其國內改革的力度、經濟結構的調整狀況和國內經濟發展的狀況。
1.希臘在歐元區體系內解決債務危機的途徑
在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體系下,既無法讓貨幣貶值,也不能調低利率或多印鈔票以刺激借貸,只能依靠向外借錢來籌集資金、以債還債。在歐元區框架內,舉債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市場行為,利率由市場來決定,即希臘政府在各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上公開發行國債,借入大量不同期限的資金以償還到期債務;另一種是以協定利率和附加條件的方式向歐洲貨幣經濟同盟(歐元區)和IMF借款來償還到期債務。兩種方式對于解決債務危機問題都很有效,但是適用于具體情況時利弊不同。
(1)在各市場上發國債會增大希臘未來的違約風險
2009年年底,希臘債務高達2800億歐元。緊迫的是,希臘政府要在5月中旬前籌到110億歐元,2010年要籌到530億歐元才能順利擺脫債務危機。
如果可以通過在各個市場上發外債來度過債務危機,那么這條路無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此債務國家需要考慮的是:發國債的成本和風險是否能夠承受,即評估能否通過合理的市場利率借到所需的資金。當債務額度和比例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時,意味著信用風險和還債能力還處于正?？煽厮?通常可以以合理的市場利率借到足夠的資金來彌補債務。但是,當債務額和比例超過了一定的限度時,還想在市場上借到足夠的資金,這時的利率將會出奇的高,信用風險將會急劇增大,還債能力會顯著下降。此時還想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上籌資,就變得相當困難了,而且越往前走會越困難,因為以高利率借來的錢以后還是要還的,這進一步增大了未來的違約風險,正所謂資本向來是“救急不救窮”的。對于希臘來說,其預算赤字遠遠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高達12%,而且根據測算在未來的幾年里將會更高,這種債務比例還想通過市場方式解決債務危機,簡直是太自不量力了,其結果是進一步增大了未來的違約風險。
(2)向歐元區和IMF借款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無論是求助于歐元區還是求助于IMF,都可以獲得低于市場利率的信用貸款。當希臘已經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市場行為準時還債,或者希臘的債務危機給歐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嚴重不利的影響,此時求助于歐元區和IMF似乎變成了解決債務危機的唯一選擇。
關于求助于歐元區。首先歐元區各國可能自身都難保,很難拿出大筆資金來救助希臘;其次歐元區各國政府就救助計劃和救助策略上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再次歐元區各國人民認為沒有理由為希臘付出代價。因此只有當希臘債務危機傷害了其他國家的利益、甚至整個歐元區的利益時,大家才會愿意出資幫助希臘度過難關。此時,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因此才有了7500億的歐元救助計劃,不是為了救希臘,而是為了救歐元。但是歐元區的資金也是各個國家出資共同構成的,這實際上已經給各個國家帶來了財政的壓力。如果大部分國家都出現財政危機的話,那么后果將是歐元的瓦解。所以如果救助希臘對于歐元區各國來說沒有任何壓力的話,那么這是解決希臘債務危機最好的方式,而且這是歐元區內部利用危機優化監管權限和機制、并進一步加快歐元區一體化建設的決好機會。如果救助希臘對于歐元區各國來說有較大的壓力,那么希臘可以同時求助于IMF。否則會給歐元帶來更大的壓力,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快歐元的瓦解。
求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是全球最大的資本救援機構,它擁有雄厚的資金和優惠的利率。當歐元區各國的能力無法負擔時,這是唯一的最好的選擇。不過IMF會提出相當多的條件包括對希臘的經濟政策的監管等一系列的要求。如果早一點向歐元區和IMF借款,市場情形會比走到絕路上再向外求助要好得多。
2.退出歐元區獨自解決債務危機對于希臘和歐元區是弊大于利的
從圖一中可以看出,歐元區內大部分國家債務比例都超過了60%的紅線標準,從圖二中可以看出幾乎所有國家赤字占比都超過了3%的紅線標準,如果希臘退出了歐元區,那么接下來還會有其他國家發生債務危機的。所以無論是希臘還是歐元區的各個國家,都極其不愿意看到這一結果的發生。如果希臘真的借不到足夠的資金,而又無法做到歐元區所要求的貨幣政策,那么退出歐元區便成為無可奈何之舉,可以算是一個下下策了。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那基本上離歐元崩潰已經不遠了。
對于希臘來說,退出歐元區以后的投資環境、信用等級等經濟發展的各方面都會受到不利的影響。如果希臘現在就退出歐元區,將導致希臘違約和債務重組,因為希臘將被迫用不斷貶值的本國貨幣來償還以強勢歐元計價的債務。那么希臘的債券將無法避免地大幅下挫,并大大推高收益率。在本國貨幣貶值及不與債權人協調而導致債券自然違約的情況下,債券持有人將遭遇巨額損失。希臘債務違約可能造成的損失將取決于其貨幣的貶值幅度、債券合約的條款及全球市場的整體狀況。在希臘退出歐元區的情況下,債權人可以進行自愿債務重組。這一點IMF有詳細的兩種方案CAC和SDRM。
3.希臘國內相配合的財政政策
希臘的債務余額從2009年的占GDP 124.9%到2011年將上升到占GDP 135%的水平。2009年年底,希臘債務總額為2800億歐元。為了控制財政赤字占GDP比例的不斷上升,能夠及時還債,希臘一方面應該嚴格控制財政赤字,另一方面應該大力發展經濟提高GDP。
(1)精簡政府開支以控制財政赤字
為了能夠解決債務危機、準時還債,希臘政府只能過起節衣縮食的日子。減少政府開支的方式有很多種,最明顯的是減少政府采購和政府投資,降低公務員工資,其次還包括延長工作年限、減少退休金的發放等。但是這些措施會引起國內民眾的不滿和各種各樣的全國性罷工,會阻礙希臘政府的經濟計劃,甚至會使經濟陷于癱瘓狀態。因此,穩定壓倒一切,在穩定的基礎上控制財政赤字才是最可取的辦法。
(2)增加稅收
增加稅收是增加財政收入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既可以提高稅率也可以修改稅制、增加稅種。然而,這需要經議會投票通過才能生效,因此需要的時間較長、成本較高、效率較低。與此同時,金融危機后受到重創的希臘經濟迫切需要恢復,此時增加稅收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因此,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增加稅收與發展經濟從而增加財政收入似乎成了一對矛盾體,這是短期效應與長期效應的矛盾之處。因此增加稅收這一做法實屬下策。
(3)貨幣政策方面
希臘加入歐元區,這給它帶來了大量的資本流入和廉價的貸款,從而給希臘造成了一定的通貨膨脹。當三大評級公司下調希臘評級時,部分的賽跑行為――銀行擠兌、拋售貨幣和撤回跨境銀行間信用便開始發生,這不僅給希臘國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通過緊縮壓力,而且也給其經濟恢復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使得借貸和投資變得更加困難。由于受制于歐元區的規定,希臘無法通過本幣貶值或降息等貨幣政策手段來刺激本國經濟,也不能在必要時通過通貨膨脹的方式度過債務危機。
(4)國內政策的總結
國內方面實行緊縮型財政政策,毫無疑問會遇到較大的阻力,會遭到社會各界的反對和大量的罷工。金融危機后,盡管復蘇基調向好,但是依然需要依賴經濟刺激政策來維系經濟增長和穩定就業。因此這些刺激擴張政策,導致了財政赤字的過度膨脹,致使債務負擔大幅增加,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希臘政府至此陷入兩難的局面:如果持續擴大財政支出,債務問題則將更加嚴重,不可避免的影響了經濟體的信用和融資;相反,減少相關支出,剛剛確立的經濟增長趨勢很可能無以為繼。如此一來,在“保增長”、“保就業”與“削赤字”、“按時還債”之間取得平衡,顯得困難重重。
無論是否在歐元區,無論找誰融資,通過發行新債務來解決舊債務,效果只能是減緩危機而不能消除危機。希臘得到新貸款的主要用途就是償還舊貸款,雖然燃眉之急的債務危機暫時解決了,但是債務并沒有減輕,而且,IMF給希臘的救助貸款利息為5%,這會使希臘的利息負擔進一步加重。因此,希臘國內的緊縮型財政政策在短期內可以作為配合國外借債使用的輔助手段,要想在未來幾年中不發生債務違約,從長期來看還是以國內的經濟發展為第一要務。
三、解決債務危機長期要以發展國內經濟為中心
多年來,不少西方發達國家一直以借外債來發展本國經濟,希臘也不例外。在希臘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總產出占GDP的3.4%,對解決勞動力就業的貢獻率為12.4%,由于自然資源和可耕種土地的短缺,希臘在農產品上無法自給自足。第二產業工業部門總產出占GDP的20.8%,對解決勞動力就業的貢獻率為22.4%,由于希臘是一個多山的國家,因此海邊的雅典作為他的工業中心,既有其連接性又有交通的便利性,主要包括:采礦、石油、食品和煙草的加工、冶金工業、紡織品和化學制品。其第三產業,和歐洲的其它國家一樣,是服務業,占GDP的75.8%,對解決勞動力就業的貢獻率為65.1%,比如:零售業攤販、旅館業、酒店業、公共管理和電信業等,其中旅游業收入占到了希臘全國GDP的15%。
金融危機中,希臘原本過度依賴的旅游業受到重創,金融危機過后,旅游業仍舊沒有迅速恢復起來。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一方面,要重建旅游業的產業競爭力,大力推廣希臘在旅游業、酒店業、餐飲業的優勢特征;另一方面,要啟動產業結構的改革,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大教育醫療等的投入,使國內經濟持續復蘇、財政收支保持平衡,這樣經濟結構性調整才能順利進行,長期中才能徹底解決債務危機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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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債務危機后果范文2
關鍵詞：歐債危機；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
1、引子
1999年歐元問世不僅對歐元區內各成員國的國內經濟以及國家間的經濟聯系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然而由于單一貨幣區內部經濟趨異、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的主體分治、公共財政支出的不可持續以及其他機制上的缺陷，導致歐元區國家債務大規模積累，為后來的歐債危機爆發埋下了隱患。從2009年12月希臘危機開始到現在已是危機的第五個年頭，盡管在此期間歐盟、歐元區各國從財力救助、制度建設等各個方面做出努力來應對危機，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機可以看出，債務危機的影響仍在發酵。
2、歐債危機的演進過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臘政府宣布當年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將超過12%，遠高于《穩定與增長公約》允許的3%上限（事實達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相繼下調希臘信用評級，希臘國債遭到大規模拋售，歐債危機由此爆發
隨著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債務危機導致的市場恐慌而暴跌6%，創下15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國銀行業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風險敞口達到1760億美元，希、葡、愛、西和意大利等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問題開始暴露，債務再融資變得困難，同其他歐盟國家間債券收益價差和信用違約互換價格也逐漸加大，市場信心危機在歐洲范圍內蔓延。
2010年4月27日，標準普爾把希臘信用評級從BBB+下調為BB+。而債務危機已不局限于希臘：2010年3 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為AA-；4月27日標準普爾把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次日，標準普爾又下調西班牙信用評級，把評級展望前景定為“負面”。6月7日，歐元兌美元匯率一路跌破1比1.19，創下自2006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評級降至A1。11月21日，愛爾蘭繼希臘之后向歐盟和IMF請求金融救助，這標志著債務危機開始向程度深化方向發展。同時，歐盟27個成員國中20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過3%的上限，包括歐元區第三、第四大經濟體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個歐洲國家都卷入危機。
2011年4月，盡管愛爾蘭政府已采取緊急應對措施，但穆迪還是把愛爾蘭銀行債務調低至垃圾級別。6月13日，標準普爾根據歐盟和IMF雙邊審計的結果，將希臘債務級別調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評級被標準普爾從A+下調至A，評級展望是“負面”。 11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評級由BBB-下調至BB+。2012年1月13日，標普調低了法國的長期信用評級，從最高評級的AAA下調至等級AA+。1月27日，惠譽下調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亞等國的信用評級，評級前景均為“負面”。
2012年以后，歐洲為應對債務危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實行“購債計劃”、 簽署“財政契約”、出臺“銀行聯盟”路線圖、由被動應付危機轉向反危機與促增長并重、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臘脫離歐盟的威脅等等①，但時間轉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銀行因大量持有希臘政府債券而遭受巨額虧損，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銀行存款稅，導致資金大規模撤離，隨即標準普爾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評級下調為CCC級，促使債務危機爆發，從而引發國際市場對歐元的預期再度下跌。
3、歐債危機的內在成因
3.1、歐元區內部經濟趨異
盡管單一貨幣區建立促進了區域內要素跨國流動、產業國際分工和轉移，擴大了產品銷售市場和投資空間，但是由于不同的經濟水平、資源稟賦以及國際分工，各成員國之間從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和承擔風險存在相當的差異，必然呈現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現所謂的“雙速歐洲”現象。經濟上的雙速歐洲是指“歐盟或歐元區內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對外貿易的活力、宏觀經濟形勢、債務負擔、勞動生產率、財政赤字，甚至勞動者的勤勞程度都有顯著的差別，其結果是南歐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及北歐國家”②
表2的數據表明從1999年單一貨幣區建立到2010年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和升級期間，歐元區成員國間在宏觀經濟指標方面存在巨大著的差異：經濟增長率方面，最高位盧森堡的4%，最低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為盧森堡7.9萬美元，最低為葡萄牙1.7萬美元；失業率方面，最高為西班牙12.4%，最低為荷蘭3.8%；通貨膨脹率方面，最高為希臘3.3%，最低為德國1.5%；財政收支方面，只有芬蘭、盧森堡實現盈余，而表現最差的希臘則有6.9%的赤字；經常收支方面，盧森堡順差達到9.6%，葡萄牙、希臘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國、荷蘭、奧地利、盧森堡等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競爭力明顯優于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
按照“內生性假定”理論，經濟趨異的歐元區各成員國成立單一貨幣區域后，可以運用單一貨幣區所具有的自我強化功能加速歐元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從而縮小并消除區域內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使得經濟趨同成為單一貨幣區的運行結果。但在歐元區實際運行過程中，表2呈現的巨大經濟差異以及各成員國不經濟周期不同、勞動要素價格扭曲、勞動生產率差異、生產要素流動困難、經濟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歐洲央行統一制定并實施的歐元區貨幣政策很難對所有成員國的宏觀經濟狀況產生有利影響。
新成員國加入使得原有的經濟差異進一步加?。?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亞當年取代葡萄牙成為歐元區內經濟發展程度最低的國家；2008年加入的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員國的在歐元區內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歐元區內人均實際GDP的最高值與最低值的倍數從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歐債危機爆發當年的2009年的6.54，客觀上促使歐元區內部經濟失衡和經濟趨異顯著化。③
歐元區成員國間顯著的“雙速”現象，以及同時歐元區的機制未能使得這一現象得以有效緩解，造成歐洲央行制定并實施的單一貨幣政策無法有效發揮功能，缺乏貨幣政策手段的歐元區弱國只能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工具調節國內宏觀經濟，從而助長了債務危機在這些國家發生。
3.2、歐元區內部在結構上的深層次矛盾
3.2.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搭配
按照經濟理論，只有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保持一致的產出和物價目標時，兩大經濟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歐元區是由眾多國家構成的單一的貨幣區域，區域內成員國將其貨幣發行權以及貨幣政策的調控權讓渡給了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歐洲央行具備超國家貨幣的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的制定權和實施權，但在實施政策工具的過程中缺乏財政政策工具與之相匹配；各成員國保留的財政政策工具成為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實施過程中同樣缺乏貨幣政策與之相匹配。
歐洲央行主要職能包括發行單一貨幣、制定單一貨幣區貨幣政策、管理單一貨幣區利率和貨幣儲備。歐洲央行觀點認為，“一個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貨幣政策將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質；追求過多的政策目標將會增加貨幣政策的風險負擔，最終導致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雹艽_立了以物價穩定為導向的宏觀政策目標，以維護歐元區貨幣與物價的穩定。歐元區作為單一貨幣的經濟區域，其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和國家一樣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等內容，但不同目標的往往難以同時兼顧，甚至在特定內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現一定程度的負相關性和替代性，堅持貨幣與物價穩定政策目標的歐洲央行與以追求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為目標的歐元區成員國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相互沖突和妨礙。
同時，作為兩個政策工具的政策主體的歐洲央行和成員國政府在運用既有經濟政策工具以實現自身宏觀政策目標的過程當中，都同樣面臨著政策工具不足與工具組合缺乏的風險?？梢娯斦c貨幣兩大經濟政策的政策主體相分離成為歐洲債務積累和危機爆發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機發生后歐元區內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為削弱。
3.2.2、單一貨幣政策與區內各國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矛盾
由于歐洲17個國家構成的歐元區內部呈現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貨幣區共同經濟政策方向受大國主導的跡象顯著。區域內內的主要大國，特別是作為區域內經濟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實體的德國、法國，對于歐洲央行制定及實施歐元區貨幣政策的意志能夠施加比區域內其他國家更大的影響力，導致歐元區在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對主要大國的意愿及宏觀經濟狀況的傾斜。至于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力相對較弱的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小國，就成為歐洲央行政策制定實施的次要考慮對象，歐元區總體推行的貨幣政策同這些小國經濟運行狀態和軌跡的不匹配，甚至相背離，從而對小國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德國中央銀行執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歐元區經濟的現狀越來越向貨幣政策提出了挑戰，這主要體現于各成員國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經濟結構的不同、金融市場的不對稱，以及工資形成過程的區別?！雹輾W元區內實行單一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當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歐元區經濟弱國不可能像一般國家那樣根據國家經濟波動采取貨幣政策進行靈活性、針對性與有效性的經濟調節，因此希、葡等區域內小型經濟體為對沖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了對國內財政政策工具的依賴，而缺乏與之相匹配的貨幣政策的組合與支持，這種依賴進一步得到強化，成為競爭性財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歐元區成員國的負債型財政支出
3.3.1、單一貨幣體系導致財政機會主義
歐元區成立使得各成員國喪失貨幣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只能依賴財政政策對國內經濟實施調控。財政政策工具的實施需要財政收入支持，而財政收入的兩大主要來源為稅收和發行政府債券，但增加稅收會減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業擴大再生產和投資能力，從而抑制社會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同時增稅也容易招致社會成員不滿。因此歐元區成員國對通過發行債券維持財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歐元區綜合經濟指標使得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在國際信譽和風險方面遠優于已退出流通領域的個成員國的貨幣，與此同時歐元信譽也成為區域內各成員國的公共產品，由于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員國都能夠“搭便車”，從歐元的信譽中獲益，損害歐元信譽的成本則可以轉嫁給整個歐元區。另一方面，因為歐元區的成立使得各成員國的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加深，促進了資金流動。以上兩個方面導致各國國債市場的利率下降，借貸成本減少的各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選擇財政機會主義的傾向性得以加劇，進而產生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動機，造成巨額的財政赤字與債務，大大突破《穩定與增長公約》關于的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水平分別不能超過本國GDP的3%與6%的財政紀律，并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
3.3.2、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
二戰后歐洲國家開始推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設，盡管促進了歐洲國家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會穩定，但也導致某些歐洲國家財政開支不斷增長、政府債臺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經濟增長才能保持穩定運行，作為區域內經濟強國的德國、法國就可以憑借較強的經濟競爭力實現經濟增長以維巨額的社會福利開支，但相對于國家競爭力較弱的希臘等國在加入歐元區以后，為取悅民眾的政府強行將社會福利推高至與歐元區強國的水平，沒有經濟增長支撐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負債運作模式蛻變。盡管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明白以借債維持的高福利遲早會對國家信用和社會經濟產生嚴重后果，但國內普遍實行代議制民主政體，而社會高福利制度是實現民選政府選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數據表明歐元區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在2002年—2011年間總體呈上升走勢。作為歐債危機重災區的希臘和西班牙在這段時期內社會福利開支分別提高了39和36個百分點，而經過施羅德改革的德國下降了27個百分點；歐盟和歐元區在危機爆發的2009年社會福利開支占GDP比重分別達到最高點169%和179%，隨后略有下降，但未低過16%和17%的水平。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各國的社會福利開支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長，原因就在于習慣享受高福利的國內民眾對削減福利開支的大規?？棺h，以及成員國政府官員為取得選票支持而兌現提高福利待遇的選舉承諾。
在面臨債務規模急劇擴大、儲備資產規模因出現國際收支逆差而日益縮小使得財政赤字與債務積累超過現有融資及清償能力的困境時，歐元區政府為了實現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選擇降低信用與進行債務違約便成為最優策略，債務危機在這種推動下內生形成。
4、歐元區的治理困境
4.1、歐元區財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歐元區成員國在內部經濟趨異削弱單一貨幣政策效果、單一或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不匹配、財政機會主義及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被助長，因而嚴格各國的財政紀律、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以限制赤字與債務規模就成為歐元區應對危機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從代議制政府模式來看，財政紀律很難得以實施。
在歐元區弱國的經濟競爭力遠遠不如歐元區強國的情況下，歐元區弱國維持與歐元區強國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資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擴大赤字和大量舉債，反之，降低歐元區弱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水平的方式就是削減高福利和工資標準。但這一方式意味著歐元區弱國必須接受經濟低增長、較低的福利和工資，既不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也不符合執政黨派的國內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臘爆發10萬人的全國性罷工，抗議政府緊縮財政計劃。⑥
即便歐元區債務發生國為獲得財政救助而不得不嚴格自身財政紀律、推行緊縮計劃，這種在財政支出方面的約束也只能是短期行為，一旦歐元區對債務發生國實施救助，過度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單，很可能產生擴大支出的道德風險，限制財政開支的約束立即會轉為軟約束，刺激危機后區域內各國經濟增長動力衰弱、依賴擴大財政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意愿。
4.2、歐元區“最后貸款人”的困境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際，歐元區并沒有一個能夠在“危機時刻盡到的融通責任、滿足經濟區域內對高能貨幣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貨幣存量的收縮”的最后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歐洲央行無法在債務危機到來時充當成員國的最后貸款人：一是歐元區單一貨幣與分散財政的經濟體制構架，缺乏緊密有效的經濟政府與財政聯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聯邦銀行建立的歐洲央行具有極強的獨立性，以保持物價穩定、防止通貨膨脹為的宏觀貨幣政策目標，不能在一級市場購買政府債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擾下將危機發生國的債務赤字貨幣化，而且《馬約》中的“不救助條款”也限制歐洲央行向出現問題的成員國提供直接貸款，除非歐元經濟危機危及歐元的穩定及存亡時才能對區域內經濟狀況實施直接干預；三是歐元區經濟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機后政治經濟影響力顯著增加的德國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選擇傾向性強烈反對歐洲央行發揮最后貸款人作用⑦。
歐洲央行作為歐元區的中央銀行，在危機到來后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作為：在債券市場進行操作、調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降低銀行到歐洲央行貸款抵押的門檻、恢復同美元互換及二度聯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歐元區提供美元流動性等等，盡管以上措施對危機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依然不能滿足債務危機后歐元區內的流動性匱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歐洲央行召開的貨幣政策月度決策會議決定，將歐元區主導利率維持在1%的歷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⑧；2011年12月初歐洲央行決定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分兩次向歐洲銀行業注資，增加歐洲金融機構的流動性。⑨
歐洲央行若迫于危機形勢而充當最后貸款人，采取給發生債務危機發生國注入歐元清償力以緩解危機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發生債務危機國不僅能從過去的‘搭便車’中獲得好處（征收國際鑄幣稅），還能繼續‘免費乘車’。對債務危機的救助將使區內信譽良好國的經濟利益受損（被征收鑄幣稅），這些國家由此而改變財政政策”⑩，加劇歐元區各國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決這個困境仍在于建立財政聯盟與經濟政府。
4.3、歐元區內部危機應對機制的困境
為規避歐元區成員國在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產生道德風險，《馬約》明文禁止歐洲央行或成員國中央銀行直接向發生經濟問題的成員國中央政府、聯盟機構貸款以及購買債券的行為，同時其第125款規定：“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必須獨立地對其所發行的債務承擔責任，嚴格禁止歐盟或者任何歐元區成員國政府分擔某個歐元區成員國所發行的債務”不過以上“不救助”內容未有效抑制成員國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債務危機爆發后限制了危機發生國的及時及時獲得救助資金的條件。
盡管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為應對危機的救助機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歐元區17國共同創立，并在2011年擴大了規模、將上限提高到1萬億歐元，“但受資金籌措和各成員國國內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該基金在援助發生債務危機的成員國方面仍然行動遲緩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緊密高效的財政聯盟導致歐元區強國與弱國、大國與小國之間不存在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單一貨幣區域建立使德國制造業產利用一體化的市場條件創造了巨額的貿易和財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為歐元區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在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最多；經濟競爭力、產業結構相對薄弱的希臘、葡萄牙等國在歐元區市場內處于不利競爭地位，承擔了貨幣一體化較多的風險及成本。由于沒有國家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度來平衡這種收益與風險、成本的不對稱性，從而使得在債務危機爆發后成員國之間就財政救助問題引發矛盾和沖突，加大了危機救助的難度。
5、結論
從歐元區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盡管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歐債危機的問題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危機的根源仍在于歐元區自身存在的各種缺陷，但在治理這些缺陷的時候卻又面臨種種難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緊密有效的財政聯盟以改變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分離的現狀，促進單一貨幣政策和單一匯率政策對歐元區各國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機重災國爭取國內民眾支持以促使現有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改善等等，以上內容不無受到歐元區各國之間以及各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利益團體等內外因素聯動的制約，因而加大了債務危機解決的難度，致使直到目前為止危機仍然在持續發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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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債務危機后果范文3
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采取了諸多技術性的補救措施。但是，債務危機依然像幽靈一樣盤旋在歐洲大陸的上空。
一、究竟是何原因致使這場危機爆發的呢？
許多學者認為歐洲債務危機的根源在于人口結構老齡化。不少觀察家認為是一年前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了歐洲一些國家目前的債務危機。其實，全球金融危機只是讓歐洲債務危機提前引爆，即使沒有全球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同樣不可避免，因為這些國家普遍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制度設計存在缺陷、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顯著削弱，而長期富裕的生活環境養成的高消費習慣無法自動作出調整，而政治家為了選票必然通過政府舉債支出來維持高生活水平與社會福利，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高居不下。
縱觀歐洲債務危機的拯救史，不難發現，核心措施就一個：注入流動性，增發貨幣，從證券市場計劃到長期融資，直至現在的直接貨幣交易，都是延緩危機時間而已。繼續開閘放水，增加債務未必能治本。歐債危機的根源并不是南歐人懶惰，而是貨幣生產體系出現了偏差。
二、歐盟最初的制度設計存在缺陷
雖然，歐盟國家在一體化上不斷完善，但是他們在制度上有個致命的缺陷。這個缺陷早在英國脫離歐盟時已經顯現出來，但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個缺陷就是歐盟國家實行統一的貨幣制度，而統一制度是由歐洲中央銀行制定，而歐盟在財政政策上卻采取各自不同的政策。貨幣政策的統一使歐元區國家在面臨經濟問題時，無法通過本幣貶值來縮小債務規模和增加本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只能使用財政刺激手段，而且有擴大財政赤字的內在傾向，最終造成政府債臺高筑，這使原本就不景氣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希臘經濟具有自己的特點，旅游業發達，實行高福利社會政策，由于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舉債度日成為常態。在加入歐元區以前，希臘擁有貨幣發行的自，國家有兩種策略可用于應對政府債券可能的償付隱患：一種是通過增發不同期限的政府債券來間接實現展期，用跨期手段為解決危機贏得更多時間；另一種是運用貨幣政策手段增發貨幣，通過貨幣貶值來減輕債務壓力。也就是說，希臘經濟有它的風險，也有它解決風險的機制。但是加入歐元區以后，希臘失去了獨立的貨幣發行權，上述兩種策略無法實施，剩下的只能指望歐洲央行或債務重組。問題是，歐洲央行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救援一個成員國的債務危機，因為各成員國之間利益平衡問題，希臘債務問題一拖再拖。從本質上來說，歐元區的建立由于剝奪了成員國獨立解決風險的可能，實際上是把一種局部的經濟風險放大為整體性的風險。
三、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長期過度負債
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長期過度負債行為，是造成這場危機的直接原因。
歐元從誕生之日到次貸危機發生前夕累計升值80%之多，導致歐債廣泛受到投資者的歡迎，相應地，舉債成本也就變得十分低廉。各國易于獲得低廉、充足的借貸以促進國內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各國勞動生產率低但勞動成本高等結構性問題。歐盟國家在1980年至2009年間基本處于負債投資狀態，長期的負債投資導致了巨額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重負。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政府財政赤字不應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而在危機形成與爆發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數額急劇增加。以希臘為例，從2001年加入歐元區到2008年危機爆發前夕，希臘年平均債務赤字達到了5%，而同期歐元區數據僅為2%；希臘的經常項目赤字年均為9%，同期歐元區數據僅為1%。2009年，希臘外債占GDP比例已高達115%，這個習慣于透支未來的國家已經逐漸失去了繼續借貸的資本。這些問題在PIIGS五國中普遍存在。隨著歐洲區域一體化的日漸深入，以希臘、葡萄牙為代表的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在工資、社會福利、失業救濟等方面逐漸向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看齊，支出水平超出國內產出的部分越來越大。由于工資及各種社會福利在上漲之后難以向下調整，導致政府與私人部門的負債比率節節攀升。西班牙和愛爾蘭債務問題的成因與希臘略有不同。這兩個國家受到次貸危機的影響，房地產市場迅速蕭條，國內銀行體系出現大量壞賬，最終形成銀行業危機。而政府在救助銀行業的過程中，舉債與償債的能力均出現了問題。
已經背負巨額債務的五國政府，其進一步借貸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政府信用已經不能令投資者安心充當債權人的角色。當巨額的政府預算赤字不能用新發債務的方式進行彌補時，債務危機就會不可避免地爆發。
四、超前的福利政策
經常聽人說歐洲國家的人從出生到去世都享受著很好的福利政策。而在希臘加入歐盟開始，自身本來就比法國和德國這樣的國家在生產力水平上有差距，應該加大用工時間，而因為歐盟一體化在工會的壓力下，希臘這些國家卻享受著和法國、德國這樣國家的福利水平。歐洲國家的福利體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旨在平息民眾的不滿，實現歐洲各國的共同繁榮。在危機爆發之前，由于慷慨的福利體制和豐厚的退休金，希臘人的平均退休年齡是53歲，在發達國家中首屈一指；每年還有6個星期的休假。最終希臘人僅靠自己的錢已經無法維系其舒適的生活，于是就開始借錢，不斷地借錢。經濟增長速度跟不上負債，進而危機逐漸積累，逐步擴大。西班牙、愛爾蘭等歐元區的高福利水平國家，與希臘情況類似。高福利水平加上低生產力水平導致國家在全球競爭中缺乏競爭力，財政收入少。而在維護高福利下，政府支出增多，這就導致惡性循環。當政府宣布一系列削減民眾福利的措施后，遭到民眾的強烈反對。各國民眾的大規模抗議和不滿說明此前的福利水平已經遠超該國實際承受能力。作為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調節手段的福利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福利開支過高會影響經濟發展。福利開支應當遵循適度救助社會最貧困階層、不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等原則，在經濟增長與福利制度之間保持以經濟增長為主題的動態平衡。
五、產業結構的不合理
為了保護本國環境和提高本國競爭力，歐洲國家紛紛把產業外移，導致本國產業空心化。像這次危機嚴重的五國，他們的發展主要依靠多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和旅游業。以旅游業和航運業為支柱產業的希臘經濟難以抵御危機的沖擊。以出口加工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拉動經濟的意大利在危機面前顯得力不從心。意大利經濟結構的最大特點是以出口加工為主的中小企業創造國內生產總值的70%。依靠房地產和建筑業投資拉動的西班牙和愛爾蘭經濟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工業基礎薄弱，而主要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發展的葡萄牙經濟基礎比較脆弱。
PIIGS 五國屬于歐元區中相對落后的國家，分析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和旅游業。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制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不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在危機沖擊下顯得異常脆弱。歐債危機真正走出困境，需要歐洲國家自己產業和技術上的相互配合。
國家債務危機后果范文4
摘要：萬解秋教授認為，歐債危機是金融危機的延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和結構的失衡，低效率的經濟運行和增長動力的衰退，難以用國家債務來填補，當然也不可能用發行貨幣來解決，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債務危機是這種經濟衰退危機的必然表現，而僅僅想通過債務發行和貨幣投放就能解決問題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它有可能招致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危機，這也是我們現在所應該引以為戒的。白永秀教授認為，歐債危機從深層原因來看，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效率與公平、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責任與權利之間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錢津研究員認為歐洲債務危機不是市場化的信用危機，而是政府信用的危機。傳統的陳舊的貨幣理論直接導致了經濟相對脆弱的一些歐洲國家在遭遇到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自家政府財務的危機。從本質上看，歐洲債務危機是一個貨幣理論亟需轉換和推進的問題。余斌研究員則認為，歐債危機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危機，它更多地是一場人為的危機。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中國大量持有歐債，那么歐盟和德法金融寡頭必然會以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如設置人權話題等手段在合適的時機迫使中國同樣貶值所持有的歐債，借機掠奪中國人民。
關鍵詞：債務危機；金融危機；歐洲聯盟；實體經濟；虛擬經濟
中圖分類號：F0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3-0010-12
一、債務危機起因金融危機
歐債危機的爆發看起來是一場國家的債務危機，從希臘、意大利等國的債務曝險，到歐盟主要成員國的債務比重超越警戒線引發債務評級下調，顯示的是一場可能的債務違約和債務危機?，F在這場危機還在繼續延宕過程中，影響波及可能進一步擴大，這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為什么在全球經濟最核心的歐元區國家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債務危機。
在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歐洲經濟和金融市場時，貨幣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健康穩定看起來是關鍵因素，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產生的沖擊波殺傷了融資過度、金融體系脆弱的國家，出現了像冰島、愛爾蘭這樣的陷入危機的經濟體。因為金融市場的擴張過度和過分的杠桿融資而導致金融體系脆弱部分曝險，一部分金融機構受到了影響，這顯然與債務性質結構無關。
金融危機的沖擊首先體現為對于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否穩健的影響，當時主要的觀察認識認為金融市場衍生品的杠桿化交易失控和銀行類機構資產的過度市場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的資產受到了影響，貨幣體系和貨幣政策并沒有陷入危機，主要國家的貨幣體系和政策是健康穩定的。這些國家的財政體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應對金融市場動蕩時，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充分發揮了財政的最大能力對金融機構實施救援，主要國家的財政預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規模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也是應該的，一些國家的財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載能力實施擴張和經濟拉動，甚至還帶動或強制其他金融機構實施擴張和提高支出水平，以應對經濟下滑。這在學術界不同流派看來，是對于“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或自由市場經濟機制的一次徹底批判和否定。
那么，在一個健康穩定的財政體制和貨幣體制下，金融體系的危機爆發可能嗎？它僅僅可能是局部性的嗎？這個問題似乎有點難以理解，金融市場的交易和融資活動與一國的財政體系活動和貨幣體系的活動可以完全地切割分離嗎？這樣的問題看起來并不清楚，在學術和政策實際運作層面并沒有很多關注。在金融危機爆發初期，美國的財政體系并沒有出現明顯的危機，貨幣政策體系也顯得穩健安全，利率、匯率和通貨膨脹水平都是在穩定水平狀態下運行，金融危機在當時顯得像是個別銀行和證券機構的信用危機。在應對流動性收縮和金融機構穩健時，美國政府沖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種預算工具籌集資金，并給予了危機金融機構大幅度的資本輸入，而美聯儲并未作出過多反應，維持了基本的貨幣供應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當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和就業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擴張性的貨幣供應政策，即QE1和QE2。
歐洲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在金融危機沖擊的初期，也體現出了一種有限的金融機構信用或支付危機，對于經濟財政支出最多是一種間接的負面影響。金融危機并未影響到貨幣體系的穩定，歐元體系的貨幣政策是穩定健康的。它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于今天的歐債危機來說，它似乎與金融危機的爆發有著某種聯系，但作為財政工具的債務危機又似乎與貨幣政策體系沒有直接的聯系。
這種假設在過去一段時間里被多數人所接受，也就是歐債危機是債務問題，是歐盟內部經濟發展和財政支出水平失調所帶來的后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債務危機也就是一國的財政信用危機，與歐元貨幣政策體系沒有直接關系。我們必須要問，這樣的假設合理嗎？金融危機條件下出現的債務危機與歐元貨幣政策體系究竟有何關系。
當我們深入地看一下歐元貨幣政策體系的結構影響，才能發現歐元體系內部財政體系的功能，它們二者其實是被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的，財政支出體系與統一的非的貨幣政策體系被結合到一起時，它們的運作就已經潛伏了財政擴張和債務失控的危機，而國際金融危機就是此次歐元區債務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因此，歐債危機，看似并非貨幣體系的危機，實際上真正是貨幣政策體系矛盾危機的集中爆發。我們這種分析假設的基本前提就是歐元貨幣體系隱含著內在的矛盾，財政體系的矛盾是一種突破口，債務危機在國際金融危機來襲中已經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二、貨幣政策體系矛盾的財政表現
歐元作為歐盟統一貨幣始于1999年，它的產生肩負著特殊的使命與職能。它既是歐洲統一經濟體的流通貨幣和支付工具，也成為歐元區的儲備貨幣和外匯支付工具。歐元一誕生，就取代了歐洲各國原有流通的貨幣，并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與美元、日元、英鎊在國際結算中競爭，而且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歐盟統一的貨幣政策，對于歐盟各國的經濟發展和財政體系運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歐元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與美元競爭國際儲備貨幣中獲得了較高的市場份額，使歐洲央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利益。同時，在歐元區內部，統一的貨幣也帶來了積極的作用和利益，對于資本流通、貨物貿易和勞動力就業等帶來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歐元體系從誕生起就帶來了它的不穩定性，它隱含的矛盾沖突在市場條件形成時就必然爆發出來。
第一，歐元作為一種區域性的貨幣是歐元區國家的貨幣，它的出現是建立在歐洲經濟一體化和市場統一開放條件下的，17個國家形成的貨幣區大約有3.3億人口，12萬億美元的GDP總量，人口規模已超過美國，GDP總量為美國的80％。歐元一出現就被認為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市場條件，歐洲各國經濟文化社會和意識形態高度接近，經濟市場化發展的水平差異較小，對于經濟合作和聯合市場化競爭的意愿十分強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較小，大多數西歐國家都積極加入了歐元區，一些東歐國家也積極要求加入歐元體系，這也使歐元一度被多數人看好，甚至認為在未來10多年以后極有可能取代美元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作為貨幣體系涉及到了諸多國家的權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現嚴重的利益沖突，貨幣體系的運行就會出現危機，尤其是在各國的經濟利益訴求難以達成一致而又沒有一種強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時，矛盾就會爆發，貨幣政策體系就難以去左右國家的財政行動，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國的政治決策。而歐元被大多數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為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聯合行動，沒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嚴重分裂隱患，也就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政治結構和權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們所獲得的來自歐元體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當面臨市場沖擊時他們所受到的沖擊程度也是不同的，極有可能出現人們不愿看到的組合：最小的獲益者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則成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出現的歐債危機，正是這種結果。
第二，在各國紛紛放棄而加入歐元貨幣體系時，并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的結果，顯然也低估了這種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驅使下去搭便車，獲得一些免費的經濟利益。這也能解釋為什么一些南歐和東歐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會極盡努力直至修改財政數據力圖加入這一體系。這種利益是什么，我們簡而言之，就是在貨幣體系層面有可能的儲備貨幣利益，競爭型的儲備貨幣份額可能是發行和貨幣國際化流通獲得實際的鑄幣稅收入，而且統一的歐元變得更有競爭性，對于那些經濟地位較為弱小的國家來說，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和對于美元的儲備性依賴也會大大降低。而從經濟層面上說，區域性貨幣減少了匯率波動帶來的貿易摩擦，對于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會產生積極的效應，這在理論上也被歸結為存在著一種最優的“區域貨幣配置效應”。
現在我們從實際狀況看，金融危機的沖擊粉碎了這種美麗的夢想，歐元區不得不回到嚴酷的現實中來。這個現實就是，歐元區貨幣的運作需要付出極高的運行成本，利益矛盾沖突積累又可能使得區域貨幣體系分崩離析，財政和債務危機的爆發是貨幣體系矛盾的直接體現。
第三，已有研究已經揭示了大量的問題和原因，指出了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內在聯系。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是一國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區域貨幣體系的形成已經統一了貨幣政策，各國也就只有財政政策可以作為調節支出的工具了，歐元區成立時已經意識到財政支出規模和預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歐元體系的穩定，已經對各國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規定了上限，但財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義，這一要求的提出沒有強制的法律或行政約束，這為金融危機后的財政擴張和失控留下了隱患。
財政支出失控和債務危機爆發的誘發原因可以分為下列兩個方面：一是從經濟結構差異和政治決策沖突方面看，財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發債務危機。歐元體系的17國在進入統一貨幣政策以后，各自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競爭能力以及市場產品的發展前景差異極大，它們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陣營。第一陣營即歐盟的領頭羊德國和法國，其具有極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產品競爭力，勞動生產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人均GDP在35 000美元以上；第二陣營為意大利、荷蘭、比利時、挪威、瑞典、芬蘭等國家，經濟結構較為優勢，有較高的競爭力，人均GDP為25 000~45 000美元；第三陣營為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冰島等國，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為20 000~30 000美元，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較低。這樣的結構差異導致經濟政策協調的困難。統一的利率、匯率和貨幣供應政策必然導致不同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企業在市場上具有不同的競爭力，并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的財政收入和預算支出能力會受到更大的制約，赤字政策和財政狀況的惡化形成惡性循環。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歐豬五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重已經達到了危機臨界狀態，而且背負的債務包袱越來越重。二是從危機應對決策過程看，財政政策失控導致的債務危機是金融危機的擴展爆發，金融危機引發了債務危機的爆發，其中具有內在的聯系。
歐元區國家具有較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但其國內的政治結構、治理方法、社會文化影響還是有著較大差異，勞動生產率和產品創新能力較低的國家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包袱，福利主義盛行，出于政黨利益要求而對于財政約束松弛，導致債臺高筑。其中歐豬五國的當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為1％左右，到2011年已經達到13％以上；累計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臘已經達到180％以上，其他國家也達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歐盟規定的安全警戒線。
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時，出現了人們對于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批判，對于用國家干預來影響市場的凱恩斯主義抱有幻想，學術上也出現了否定市場機制推崇國家干預的思潮，這正好迎合了激進主義思潮的國家干預控制的理念，在歐債危機爆發過程中，這種思潮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應對金融危機和信用收縮的主要政策，這些國家的財政紛紛采取了空前的擴張和救援行動，對于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虧損進行補貼，增加公共項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補貼消費者以拉動市場，應對危機事實上是在擴張支出刺激經濟，這完全符合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原則，新凱恩斯主義者也主張財政擴張。
但隨后我們看到的是狂熱擴張后的嚴峻局面，歐元區各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重迅速上升，歐豬五國的財政赤字比重已經上升到15％左右，累計債務比重超過了GDP的1倍以上，更為嚴重的是債務在2009年以后，已經進入償還期而財政已經失去了償還能力，債務危機已經是一觸即發。巨額的財政支出并沒有帶來就業和經濟的增長，反而引發了嚴重的國內通貨膨脹和失業增長，局面已經惡化到經濟的負增長和高達20％左右的失業率，青年人的失業率已經達到50％以上，應對失業經濟衰退和面對債務危機已是歐元區國家的兩難處境。很明顯，在財政擴張和收縮這條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產清算也許是唯一結局，這也意味著財政擴張主義的破產，連帶著歐元貨幣體系的破產。
三、歐債危機的不同解讀與啟示
歐債危機的爆發已是事實，但如何看待其爆發卻出現了不同的解讀。這對于分析其影響沖擊和經驗借鑒也存在分歧。一種分析結論認為歐債危機就是一國的債務危機，是一國財政擴張和赤字預算導致收支失衡而引起的債務清償危機，按此結論，可以認為是一種財政危機解讀，這與貨幣金融危機沒有直接關系，應對危機的方法就是收縮支出，恢復財政平衡，包括實施國際救援和債務重組。這一解讀單純化看待債務危機的爆發，無法解答為何在歐元體系國家中同時爆發債務危機，也不能解釋為何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財政擴張行動后會爆發債務危機。另一種解讀是將歐債危機看成是一種歐元區的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在歐元區的爆發沖擊轉化為了債務危機。在歐元貨幣政策體系內，各國已經失去了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調整的措施，也就是失去了貨幣貶值避免經濟衰退的手段，轉而只能使用財政杠桿擴大預算支出來避免經濟的過分收縮，財政支出的失衡引發了一部分經濟弱勢國家的債務危機。按此解讀，金融危機引發的信用收縮和經濟衰退只要應用貨幣貶值就可能解決，這是自欺欺人的觀點，因為那些經歷債務危機折磨的國家，豈不是輕輕松松就可以渡過難關了嗎？從實際看，一個國家用自貶貨幣的方法是嫁禍于人，也不能自救，因為這必然會引發其他國家的貨幣報復性貶值，這樣的貨幣匯率戰根本不能解救一國經濟的衰退危機，而且混亂的國際經濟貿易關系必定會阻礙經濟的復蘇。
歐債危機是金融危機的延續，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和結構的失衡，低效率的經濟運行和增長動力的衰退，難以用國家債務來填補，當然也不可能用發行貨幣來解決，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債務危機是這種經濟衰退危機的必然表現，而僅僅想通過債務發行和貨幣投放就能解決問題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它有可能招致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危機，這也是我們現在所應該引以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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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債務危機后果范文5
透視希臘債務危機中的金融互換
貨幣互換使希臘政府債臺高筑
貨幣互換是一項常用的資產負債管理工具,其功能主要表現為轉移匯率風險,降低籌資成本;實現資產負債的最佳搭配,分散外匯風險;幫助交易雙方規避外匯管制、利率管制及稅收限制等。而希臘正是利用了貨幣互換的上述特點,通過表外的貨幣互換交易,“暗地里”將原本負債累累的資產負債表修飾一新。
那么,希臘是如何利用貨幣互換這一工具來掩蓋赤字的呢?根據已披露的數據,分析可得希臘政府與投行(以高盛為例)之間簽署的合約內容如下:
首先,希臘發行金額為100億美元(或日元)的十年到十五年期的國債,然后將其發債所得到的美元(或日元)收入與高盛進行貨幣互換,從而得到歐元收入,待債務到期時再與高盛將歐元換為美元(或日元)來進行支付。到這里,這只是一個出于規避匯率風險的普通的貨幣互換,但合約的關鍵點在于,此貨幣互換合約的匯率選擇地是歷史匯率,并沒有正確反映歐元的市場價值。
據高盛披露,早在2000年12月到2001年6月間,高盛通過一系列的貨幣互換操作,幫助希臘政府減少了23.67億外債(以歐元計),從而使其債務占GDP的比例從105.3%降低至103.7%,降幅為1.6%。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為了換取2001年更低的債務和赤字率,希臘不僅向高盛支付了高額的傭金,而且付出未來更高負債額的代價,從而陷入一個債務不斷膨脹的惡性循環,這也正是此番希臘債務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
利率互換加劇了希臘的危機
利率互換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利用利率互換,可以管理資產負債組合中的利率風險,可以調整資產負債表項目和現金流。在希臘債務危機中,由于2001年前后達成的貨幣互換合約降低了高盛所持有的互換組合的價值,為了對沖組合價值下降的風險,高盛與希臘又達成了一項長期利率互換協議。新的利率互換以當時新發行的希臘債券為基礎,在債券存續期內高盛支付債券利息,而希臘政府則按可變利率向高盛支付現金流。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這些互換可能帶來損失,如果與經濟惡化環境糾纏在一起,就極有可能對債務危機的產生起到推波助瀾作用。
信用違約互換(CDS)放大了市場對希臘危機的恐懼
在為希臘安排了一系列的互換交易之后,高盛清楚地認識到希臘經濟的不斷惡化會令其在未來互換合約到期時,出現違約的可能。為了防范這些交易背后隱藏的巨大風險,保證“隱形”貸款的安全,高盛請出了CDS這一重要級的金融衍生工具。
CDS于1995年首創,是信用衍生品市場上使用的最廣泛的一種,僅在美國市場上CDS的名義交易量就高達15.5萬億美元,在全球范圍內的交易金額更是達到天文數字,而且其中高達60%的交易是不透明的。在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中,CDS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而現在,CDS又成為了希臘債務危機的導火索之一。通過購買CDS,高盛不僅提前轉移了希臘政府的違約風險,而且當CDS價格上漲時,高盛更是可以從中盈利。事實上,投行紛紛在歐洲市場購買希臘債務相關的CDS產品,正是在向市場釋放出對希臘政府不利的信號,令投資者對希臘政府的償債產生懷疑,從而推高CDS的價格。當希臘政府爆出債務危機之后,CDS價格更是大幅上漲,一度飆升到400點以上,逼近迪拜金融危機時446點的高位。而相應地,投資者對希臘政府可能出現違約的擔憂也進一步加劇,導致希臘政府發行國債的成本不斷攀升,其財政壓力也越來越大。
希臘危機對于我國的啟示
對于我國而言,目前尚未受到希臘債務危機的影響,但如果全球爆發大規模的政府債務危機,勢必會影響世界經濟的復蘇步伐,處于全球經濟鏈條中的我國應該如何應對,也是我們現在應該思考的問題。同時,從此次希臘債務危機中,我們也應該受到如下啟示:
加強金融危機后的財政收支管理,特別是要重視地方債務管理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的財政情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財政一旦因為管理不善而出現違約風險,評級機構就會下調國家的評級,從而導致政府融資成本上升、貨幣貶值、資本外逃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而政府為了改善這一情況往往會選擇加息的舉措,但這又會抑制經濟的復蘇,這時政府便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雖然中國遠離歐洲債務危機,短期內尚不會發生債務危機,但是債務問題應該引起中國足夠的重視和警惕。
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雖然我國財政已多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但2009年全國稅收總收入的增長速度僅為11.7%,比以前年度大幅回落,而財政支出卻有明顯增長,2009年全國財政支出同比增長21.2%,2010年我國的預算赤字將達到1.05萬億元的新高。中國應該針對自身國情,確定合理、安全的赤字規模,從外匯儲備、經濟結構、外債負擔以及整體債務狀況等方面全面、有效地審視和管理中國的債務。
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長期以來,大量地方政府依靠舉債度日已成為公開的秘密,特別是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推動下,2009年各地方政府更是紛紛舉債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導致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劇增。據央行2009年第四季度披露的數據,全國3800多家地方融資機構,管理總資產8萬億元,地方政府的負債已達到5萬億元,日益嚴峻的地方債務問題應該引起中央和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如何規范地方融資平臺、防范潛在的財政風險將成為金融危機后政府面臨的新命題。
正確認識金融衍生產品,加強風險防范意識
從美國次貸危機到目前的希臘債務危機,金融衍生產品因為在一次次的金融風暴中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成為眾矢之的。實際上,從產品自身的設計結構而言,這些金融衍生品并無罪過可言,只要合理采用,就會發揮出應有的風險管理功能。收益總是伴隨著風險的存在,只是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往往更難于識別、計量和控制,并且由于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作用,其帶來的風險可能會更顯著,而這一點往往會被投機者所利用,成為其“賭博”的工具?？梢哉f,金融衍生產品就像一輛精美的汽車,正確地駕駛可以盡享馳騁之美,但一旦違規操作,就難免會發生車禍。
因此,在合理利用金融衍生產品進行資產負債管理的同時,我們也應該警惕和防范隨之帶來的新風險。首先,要明確交易的目的和動機,防止投機行為的產生;其次,要合理確定交易的規模,加強對暴露的頭寸的管理,及時采取相應的對沖措施,對風險進行分散和轉移,以免后顧之憂。再次,政府應增大衍生品操作的透明度,加強對財務狀況特別是表外業務的監管力度,嚴防相關機構利用衍生品進行投機活動,特別是保證國有資產的安全與穩定。
謹慎對待與國際投行間的交易
在全球一體化的走勢下,金融活動早已突破了國家的界限,國內的企業和金融機構與國際投行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我們會發現,雖然最初是為了防范風險,但由于自身經驗不足、風險管理意識淡薄、專業素質缺乏等種種原因,國內的企業和機構經常會被那一張張復雜的產品合約“毫不知情”地引入巨額損失的深淵,深南電、東方航空、中信泰富等衍生品投資巨虧的案例早已為我們敲響了警鐘。特別是作為國家的債務管理,在使用諸如貨幣互換的金融衍生產品過程中,謹慎對待與國際投行間的交易。由于衍生產品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如果是一家金融機構或企業持有金融衍生產品,其損失可能影響最大的就是破產倒閉,如果交易者一方是政府,可能的影響就是國家的信用危機和新的債務危機。
在與國際投行的交易中,我們一方面要堅持防范風險、套期保值的初衷,合理確定交易的頭寸規模,另一方面也要加強自身的專業素質,不被復雜的合約條款蒙蔽,明確產品的真實結構,選擇合理的金融產品,并加強金融產品使用過程的風險管理,建立相應的監控機制,這樣才能夠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浪潮。
國家債務危機后果范文6
關鍵詞：歐債危機；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制度缺陷
中圖分類號：0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4-0009-04早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進而使美國金融危機升級、金融海嘯達到空前，此時，歐洲也拉響了國家債務問題的警報。繼歐美大型金融機構落難后，歐亞小國——冰島的國民經濟和銀行一同卷入金融危機漩渦，整個國家瀕臨破產，成了被美國次貸危機掀起的金融風暴刮倒的第一個國家。隨后“多米諾骨牌效應”顯現，以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為代表的中東歐多國信用評級遭到下調，外債壓力驟升，貨幣全面貶值，股價跳水，銀行相繼倒閉。只是鑒于這些國家多為歐洲“邊緣國家”，經濟影響力較小，危機救助及時，其債務問題并未突顯出來。2009年12月爆發的希臘債務危機徹底拉開了此次歐債危機的序幕。為幫助希臘走出危機，2011年5月，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啟動經濟救助機制，向希臘提供總額1 100億歐元貸款。但外部的救援并沒有擋住債務危機蔓延的步伐：2010年11月，愛爾蘭債務危機爆發；2011年3月，葡萄牙債務危機爆發；2011年8月，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期國債收益率急劇上升，成為受“多米諾骨牌效應”影響而倒下的“兩塊新牌”；2011年9月，由于IMF和歐盟認為希臘年內財政赤字控制的目標難以實現，對希臘第二輪救助一度面臨擱淺，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
一、歐債危機爆發的原因
（一）歐債危機的直接原因
近年來，歐元區經濟增長緩慢，大多成員國因維持高福利等而需要加大政府支出，被迫發行國債，給自身造成了沉重的債務負擔。相關數據顯示，歐元區國家自成立起財政狀況皆為赤字。雖然歐元區的債務問題突出，但并沒產生大規模的危機，2007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點燃了歐債危機的導火索。
次貸危機進而演變為金融危機，不僅給美國經濟帶來了災難性打擊，還因資本國際化和美元霸權化而殃及到了其他國家，進而發展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造成各國經濟發展低迷，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諸如經濟急劇衰退，財政收入大幅降低。歐洲一些國家政府希望扭轉經濟發展的頹勢，不得不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救市，政府支出激增，這使得本就繁重的債務負擔進一步惡化，而一系列救市計劃并沒有使經濟好轉，使得政府財政陷入惡性循環，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最終演變成了歐債危機。但是從數據來看，歐元區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均小于美國（2010年歐元區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分別為-6.2%與85.3%，美國則為-10.3%和94.4%）①，卻發生了債務危機，這與歐元區聯盟的性質不無關系。美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實施統一的財政政策，而歐元區是一些國家組成的聯盟，貨幣政策是統一的，財政政策卻是分散的，成員國間財政轉移極為有限，成員國對他國政府債務并不承擔償還責任，因歐元區履行最后貸款人職能，機構缺失而債務沉重的國家又無力償還債務，由此債務危機必然發生；同時，歐元的流通使用起始就缺少對成員國的制度性約束，資本在聯盟內可以自由流動，不發達成員國利用較低的成本獲得資本流入以彌補經常項目逆差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這也會為其帶來負效應，在財政赤字的外部約束被削弱，赤字規模不斷擴大，尤其經濟衰退的情況下負效應極易顯現并被過度放大，嚴重時就爆發了債務危機。
基于以上分析，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得歐元區沒有統一財政政策的隱患凸現并被過度放大是引發歐洲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
（二）歐債危機的根本原因
由前文分析我們可知美國次貸危機是引發歐洲債務危機的導火索，但它只是各種矛盾激化，危機爆發的催化劑。即使次貸危機沒有發生，債務危機的隱患也早已存在。究其根源，實體經濟空心化與虛擬經濟過度膨脹、高福利高消費和制度缺陷是導致歐洲債務危機必然發生的三個重要因素。
1. 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對實體經濟產生反作用。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全球化是以歐洲的生產要素即資本、技術、知識和勞動力跨越大西洋的相對全面的全球化，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全球化則是以資本全球化為核心的絕對全面的全球化，由于資本具有逐利性，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及其推動作用，使得發達國家資本在國際范圍內尋求價值增值和壟斷利潤，實現其對世界資源的瓜分，為此，發達國家還積極倡導并引領了貿易自由化、金融擴張化、美元霸權化和證券國際化的潮流。資本全球化又使得金融進一步得到發展，金融的迅速擴張促進了虛擬經濟的繁榮，其對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為了快速地獲得超額利潤，發達國家過度放大了虛擬經濟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本國勞動力成本增加、保護本國資源以及資本的逐利性，發達國家通過跨國公司將低端高消耗產業轉移到新興國家，而規模不斷縮小的實體經濟導致其國內失業率提高，勞工工資的增長遠遠跟不上資本回報率的增長，國民貧富差距擴大，國內矛盾加劇；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在實體經濟規模不斷縮小的同時對虛擬經濟的依賴度越來越高，歐元區金融資產占GDP的比例從1995年的180%上升至2005年的505%。②由此可見，歐洲國家虛擬經濟不斷擴張，投機需求不斷增大，高收益率使得資本不斷從實體經濟部門向股市、房市轉移，高成本使得資本不斷從本國實體經濟部門向新興國家轉移，導致了實體經濟規模縮小，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引起貨幣購買力提高，匯率被高估，形成泡沫經濟，同時增加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如果價格上漲預期逆轉，就會導致泡沫經濟破裂，引發嚴重的債務問題和經濟衰退，最終爆發債務危機?？梢哉f，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是引發這次歐債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
2. 高福利高消費為政府財政帶來沉重負擔。歐元區國家多為高福利國家，高福利制度確實為其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也使得國家公共債務日益加重。高福利制度間接導致居民惰性膨脹化，缺乏工作意愿，而高消費又使得居民要求勞動獲得更高的報酬，無形之中在勞動力市場設置了過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從而扭曲了勞動力市場，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此外，支撐高福利所需的高額稅收不僅減少了企業利潤，更使得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紛紛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新興國家，進一步導致本國實體經濟規?？s小。同時，歐洲各國選舉的參選黨派都把更高的福利作為承諾，如果競選成功兌現承諾，又會導致債務增加。這些因素循環往復，相互影響，使得歐洲國家財政赤字越滾越大。有遠見的學者早已看到了其中隱藏的危機，呼吁改革，但是已經習慣于高福利的民眾抗議示威，除了歐盟各國都對退休金制度進行了改革以外，涉及到一些根本問題的改革則阻力重重，最終導致歐債危機爆發，至此危機國政府才意識到沉重的政府債務所帶來的危害。
3. 制度缺陷導致經濟行為缺乏約束。制度是人為設計的、型塑行為主體互動關系的約束，其可以減少不確定性，歐元區建立伊始制度設計安排的缺陷就大大增加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為債務危機埋下了隱患。首先，如前所述，歐元區采取統一的貨幣政策，但是財政政策是各成員國獨立實施的，使得各國在調節本國經濟時只能運用財政政策，而從相關理論和經濟發展的經驗看，調節經濟運行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要相機選擇、配合使用的，歐元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實施主體的不一致使得各成員國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捉襟見肘，難以扭轉經濟下滑的頹勢；其次，歐元區統一的貨幣使得資本能夠在成員國內自由流動，大大降低政府舉債成本，而歐盟又沒有制定相應的制度約束資本在國與國之間的流動，導致一些財政赤字國家通過區內其他順差國的資本輸入平衡財政，更加放松對債務規模的控制；再次，制度軟約束導致逆向選擇，為了保證貨幣聯盟的穩定，歐元區制定了制度以規范各成員國的行為，其中《穩定與增長公約》明確規定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不得超過本國GDP的3%和60%，并設立“不救助”的條款作為懲罰機制，但是從表1數據可以看到，發生債務危機的希臘、葡萄牙、西班牙近年來的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大多在公約限定的范圍之外，尤其是希臘（2001年1月1日加入歐元區）加入歐元區前就不滿足公約的規定，在危機爆發之前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仍在持續上升，這些國家并沒有因為不斷膨脹的債務負擔受到懲罰，反而在危機爆發后得到了一系列救助措施，“不救助”條款最終被放棄，正是制度的軟約束，使得懲罰機制不可置信，導致希臘等國家繼續大量舉債；最后，高收益使得大量資本涌入金融市場，由于寬松的監管機制，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高風險的投機者，同時，大量的金融產品交易又發生在不受監管的店頭交易市場，這都大大降低了市場抵御沖擊的能力，因此金融監管機制不健全導致虛擬經濟過度膨脹，不確定性增大是引發危機的一個隱患。
二、歐債危機對我國的影響
如果歐債危機持續發展并進一步惡化，勢必會對我國經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消費需求大幅減少和歐元貶值對出口造成嚴重沖擊
歐洲對我國經濟極為重要，是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而我國已接近高對外貿易依存度國家，出口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經濟的衰退必然導致歐洲國家的消費信心和實際消費減少，以致影響我國出口貿易，有研究表明，歐美經濟增長每降低1%，我國出口增長就會下跌6%。③同時，歐債危機導致歐元持續疲軟，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增強，而貨幣的升值對出口也會產生負效應，這無異于對我國的出口貿易又蒙上了一層陰影，加之我國不斷下調出口退稅率，對目前處于產業結構調整下的出口加工制造行業來說，更是舉步維艱。我國在國際國內環境堪憂的情況下，經濟已形成明顯的下行壓力，可以預見，若歐債危機遲遲得不到解決，那么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會受到更深遠的負面影響。
（二）歐元貶值使得我國持有的歐元資產大幅縮水
截至2011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達3.181 1萬億美元④，美元、歐元和日元是我國主要持有的外匯儲備，與此同時，2011年總理明確表示我國已經將更多新增外匯儲備用于購買歐元資產，是歐洲債券市場的長期投資者，主席與法國總統薩科齊會面時也表示中方將繼續把歐洲作為主要投資市場之一，這表明我國持有的歐元資產還有增加的趨勢。而歐債危機的發生導致歐元貶值，使得我國持有的歐元資產大幅縮水，但是由于外匯儲備規模巨大又不能拋售外匯儲備，這將使得我國經濟利益蒙受巨大損失，也給我國對歐洲增加投資增添了阻力。
（三）投資意愿降低阻礙經濟發展
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助推力就是投資需求。2010年我國利用的歐洲外商直接投資為59.218 3億美元⑤，屬于外資的主要來源，而歐洲經濟的衰退使得來自歐洲的投資者的財富縮水，并伴隨經濟下行預期，導致投資者信心不足，減少投資，雖然相對于歐債危機起始的2009年，2010年的歐洲外商直接投資有所增加，但是增幅遠低于其他地區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同時，歐洲經濟的衰退還會導致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從而沖擊我國能源和原材料企業的利潤、生產和投資，打擊本國投資者信心?？梢?，歐債危機引起的經濟衰退會對我國來自國際和國內的投資需求產生影響，這會嚴重影響以投資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并且投資的減少也會產生諸如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三、歐債危機對我國的啟示
縱觀歐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史，特別是歐債危機的爆發這一歷史事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與轉型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投資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轉為消費主導
長期以來，投資和出口是驅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而政府在投資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民間資本大多投資在高成本高污染的加工制造業，這樣的增長方式易受到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且資源約束壓力大，難以維持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反觀消費需求，多年來居民消費僅占我國GDP的30%左右，但是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居民消費需求在幾十年前就已達到本國GDP的50%以上，其中美國2010年居民消費占到GDP的80%，這充分說明消費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帶來了活力，產生了內生增長機制。因此，在未來的轉型中，我國要重視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經濟增長由投資導向型轉為消費導向型，但消費導向并不代表完全忽略投資和出口的作用而一味地追求高消費，我們也看到發達國家的高消費對經濟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投資、消費與出口的質和量。投資方面，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高端技術產業，并形成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將加工制造業方面的投資向欠發達地區轉移，這樣既能降低投資成本，又能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消費方面，在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同時，著力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實現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即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雙提高。以美國為例，其居民服務性消費占到居民消費的60%以上，體現了服務業對提高消費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國應適當擴大服務業規模，以促進消費規模的擴張；出口方面，對企業推出優惠政策，并推動東部沿海地區出口加工貿易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
金融是我國大多城市為促進經濟增長而大力發展的產業之一，其主要是對經濟發展起到支撐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要發揮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活力，鼓勵個人創業需要有規范的投融資平臺支持，這也是金融業快速發展的應有責任。雖然金融不等同于虛擬經濟，但是金融業的繁榮為虛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我國在股票和房地產市場都出現了過熱現象，投機需求過剩，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以及剛剛發生債務危機的西班牙都因為房地產的泡沫對經濟產生了嚴重危害，我們要防微杜漸，預防此類現象的發生。不過，我們不應看到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會引發嚴重后果就對其望而卻步，它對實體經濟也有正效應，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實現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對虛擬經濟進行調控以使其適應實體經濟的發展階段、水平、結構和規模，充分發揮它對實體經濟的正效應，如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支持，促進資源有效配置，提高國家的經濟效益，并通過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由此可見，虛擬經濟不僅能促進經濟發展，同時還能為提高消費提供動力。
（三）福利制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我國消費處于較低水平不僅與人民的消費理念有關，還與高昂的教育、醫療、住房等支出有關，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是產生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由于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導致居民不得不增加儲蓄，提高個人對貨幣的謹慎性動機需求。我國要逐步縮小貧富差距，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各項基本保障制度。歐洲高福利制度極大地促進了戰后歐洲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實也驗證了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經濟的重要性，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歐洲高福利制度所帶來的高成本，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引起歐洲制造業向外轉移，使得本國實體經濟規?？s小，導致政府債務加重，社會保障計劃難以為繼。因此，我們要引以為鑒，要使得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兼顧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進行漸進性改革。
（四）正確認識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
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確信市場能夠自發調節實現自身均衡，但是經濟危機的殘酷事實告訴我們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政府對自身在市場經濟中正確定位是至關重要的，要把握好政府干預的度，既不能過之也不能不及，干預過度就可能會出現前文提到的歐洲國家勞動力市場扭曲，而干預不及則可能出現國家陷入危機而一蹶不振的窘境。我國在應對2008年經濟危機時的干預計劃確實為扭轉經濟發展的不利局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這無助于未來經濟的發展。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的階段，政府在市場經濟的重要角色是改革的推進者，制度的制定者，要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系。
（五）預防地方債務風險
歐債危機的爆發導致全球對信用的質疑，使得債務問題被廣泛關注。我國政府的公共債務還未達到國際警戒線，系統性風險尚不存在，但是我國中央政府應加大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監管。多年來，地方政府為了政績，促進經濟發展，大多采取的是政府投資拉動的措施，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不乏一些重復建設項目，加之為了配合國家應對經濟危機采取的四萬億元刺激計劃也引起了地方債務規模激增，而地方政府的財政來源主要是土地出讓收入，融資也大部分來源于銀行，由于房地產市場的火爆而獲得的大規模土地出讓金使得地方債務問題并沒有顯現，但是這并不能代表對其置之不理，近兩年國家加大了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導致土地出讓收入大幅減少，并且房地產投資也是推動各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對房地產的調控以及經濟持續的下行壓力必然導致地方稅收收入減少，從而影響地方財政收入，現如今已進入地方債償債高峰，若地方政府出現困境，為了防止市場波動，最后買單的還是中央政府。鑒于此，我國需要建立預防地方債務風險的有效機制，引導各地政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及確定符合本地特點的科學的產業結構，合理定位地方政府的投資領域，監管地方政府投資走向，并進行財稅改革，以使其獲得穩定持續的財政收入。
注釋：
①資料來源：國研網及歐盟統計局（ec.europa.eu/eurostat）。
②王西民：《債務危機：困境、根源機器解決機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比較分析》，《財經科學》，2012年第2期。
③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根據歷史數據所做分析。
④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⑤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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