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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認識范文1
[關鍵詞]經濟制度；農產品質量安全；小農經濟特征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044
這幾年社會上關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案例層出不窮，甚至出現了由于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導致家破人亡的慘劇，我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是為什么？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農業在我們這個具有五千年文化歷史的國家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用全世界不到8%的耕地養活了全球22%的人口，這不能不說是我國農業的巨大成就，為什么現在的農業從提供雙重正外部性的產業逐漸淪為制造污染和食品安全惡化的雙重負外部性產業呢？
促使筆者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的原因來自親身經歷的兩件事情，第一件是，今年國慶節回老家去看望舅舅，在臨走老人家給兩箱“趙州雪花梨”時特別說明這兩箱梨是自己從沒有噴灑農藥的樹上采摘下來的可以放心吃。第二件是，弟弟在縣城里面搞蔬菜批發生意，這次回老家兄弟兩人在茶余飯后聊了很多關于蔬菜噴灑農藥用于促進生長和保鮮的事情，通過弟弟的親口講述筆者才真正地了解到蔬菜行業有那么多所謂的“商業秘密”其實背后就是違規使用農藥和違禁藥物的事實。
筆者從經濟制度的角度分析一下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得到解決問題的措施。從當前農業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來看，我國農業基本上處于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漸過渡之中，問題大都是在這個背景下逐漸暴露出來的。
1小農經濟“自足自給”食品安全反而有保障
小農經濟，屬于是自然經濟，它的特點一是分散，二是生產出來的產品都用來自己消費或絕大部分用來自己消費，而不是進行商品交換，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中國農業社會長期具有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小塊的土地上進行不計成本的大量勞動投入；二是勞動的目的不是在利潤的導向下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而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由于這些特征在小農經濟下中國農業生產的根本目的是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需求，農業剩余非常少幾乎不進行商業交換。由于生產出的產品主要是為滿足自己的消費，而不太在乎產品的數量和品相，只要自己能吃即可，所以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有保障。
2小農經濟全面轉向市場經濟，農業“外部性”集中爆發傳統小農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勞動力無限供給使其機會成本趨向于零，但是在全面轉向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種傳統的小農經濟特征逐漸演變成在利益的導向下開始追求貨幣收入的最大化，而且由于非農就業機會越來越多造成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不斷上升，這不僅與資源硬約束造成的經營規模小的矛盾；而且嚴重的結果是本應該體現農業的“正外部性”逐漸減弱而其“負外部性”卻集中爆發，后果主要體現在一是農業立體交叉污染越來越嚴重；二是農產品食品安全問題愈演愈烈。
3中國農業的特點決定了“西方小農經濟”假說難以形成效果如何從經濟制度的角度來解決農業的外部性問題無論是舒爾茨關于小農經濟的“理性小農”理論假設，還是恰亞諾夫關于小農經濟的“自給小農”理論假設，都難以支持我國在農業現代化目標導向之下形成的追求農業產業化的政策體系。這些理論都沒有把農業現代化造成的最大的外部性――農業立體交叉污染越來越嚴重和農產品安全問題愈演愈烈納入其分析的框架。
西方環保經濟學者阿瑟?庇古等人立足于理性假設提出利用經濟杠桿對污染狀況進行調節，對污染可以重稅或者政府拍賣污染許可證；或者建立以“條形碼制度為核心的產品追溯制度等政策，對于企業和大農場這種符合現代規范經營主體也許是有效的；但是當造成農業立體交叉污染和農產品不安全的是中國23億分散的小農戶時，這些政策由于交易成本大到無法計算，導致了這些政策在我國現階段的農業生產中不可能發揮作用。
迄今為止，西方經濟學相關理論都似乎即難以支撐我國政府在當代追求現代農業的政策設計，也沒有辦法解釋在目前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我國小農經濟追求農業收益最大化的結果卻造成農業成為交叉污染和提供不安全食品的行業。
4立足農業當前經濟現狀提出解決農業“外部性”的措施針對目前我國農業出現“負外部性特征”集中爆發的現實情況，筆者認為解決我國農業外部性問題必須立足于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兩大現實矛盾：一是基本國情矛盾――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且長期存在；二是基本體制矛盾――城鄉分割對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矛盾。這兩個矛盾決定了如下社現實情況：一是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特征是弱化的，更多體現的是生活保障資料特征；二是城鄉二元社會造成中國存在“兩種社會，兩種體制，兩種政府”。所以解決我國農業問題：一要立足基本國情矛盾；二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相應政策。
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硬性約束下，我國農村土地對于廣大農民來說更多體現的是生活保障資料，所以小農村社經濟基礎會長期存在下去，注定中國農村土地實現大規模企業經營和農場經營的路還很遙遠。只有國家逐漸完全承擔起了廣大農民的社會保障和農村公共開支職能，農民才有可能逐步擺脫對土地的依賴，減少依靠土地追求貨幣收入最大化的預期，這是徹底解決農業“負外部特征”的內部條件。
在城鄉二元結構基本體質矛盾下，農業和農村地區與工業和城市地區是分裂的，工農業兩大部類交易過程中存在著結構性壁壘，只有國家徹底打破這些壁壘才能實現城鄉統籌發展，這是徹底解決農業“外部負特征”的外部條件。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決農業“負外部性”問題，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要有長期的計劃和措施而且主要工作應該放在農業之外。
41短期措施
第一，加強消費者的教育力度，在消費者中普及健康消費理念，大力宣傳鑒別有害農產品的技能，讓消費者不要只把農產品外表是否好看作為消費的依據。第二，加強農民生產者的教育力度，讓廣大農民認識到有害的農產品最終還會以其他形式重新回到他們手中，他們自己的身體也會受到損害。第三，在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內建立嚴格的檢驗檢疫機構，加大檢驗檢疫和巡查檢查力度。第四，加大對涉農安全案件的處罰力度，讓知法犯法者付出巨大的違法成本。
42長期措施
第一，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逐步把農村人口向城鎮集聚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勞動密集型鄉鎮工業，促進農業人口的非農就業，最終解決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為徹底破解農業“負外部性”難題提供保障。第二，加大“新農合”等農村保障制度的建設力度，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從而徹底把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為發展規?；彤a業化農業創造條件。第三，打破城鎮和城市對農業人口流動的各種限制政策，為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徹底轉化為城鎮人口創造政策空間。第四，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和病蟲害防治投入，提升農業用藥的科學性和無害性。
參考文獻：
[1]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
[2]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么？[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
小農經濟的認識范文2
農業：確立“雙軌并行”制度
世界上的農業經營制度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商業性大農經濟；另一種是以日本及不少歐洲國家為代表的補貼型小農經濟。由于土地資源的制約，我國不可能走單純的美國式道路；又因國力的制約，也不可能走單純的歐洲及日本式道路。
從現實出發，我國適宜走的是一條將兩種農業經營模式合二為一“雙軌并行”的新路：一方面，穩定發展以小農家庭經營為基礎、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特征的小農經濟；另一方面，有選擇地積極促進以國有（集體）農場、國家專業化種植基地、農業經營公司、種植專業戶等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業經濟（大農經濟）。
加入WTO以后，我國農產品市場已成為世界農產品市場的一部分。目前我國農業的整體競爭力在國際上是比較低的，這既表現在我國人均農業資源很少———按全國總人口計算，人均只有1.5畝耕地、2200立方米的水資源，分別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25％———這一先天性資源劣勢上，也表現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不能為農業發展提供有效幫助的后天劣勢上。
惟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創新。在全球開放經濟環境中通過農業制度創新有效地解決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在吸取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增強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二是在充分照顧我國基本國情的前提下保持農業的穩定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基本實現以及保證農村社會基本穩定。
現行的以家庭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對于保護農民財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維護以土地為中心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增強農村穩定、有效抵御外來農產品對我國市場的沖擊以及提升我國農村人口的生活質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國目前的這種家庭制小農經濟不宜（至少不宜過快地）走市場化道路，自給自足的經營方式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具有比市場化更大的優越性。因此，我們一定要將這種家庭制的小農經濟比較長期地保護好，任何脫離現實的、違反了農民自愿原則的、不利于農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穩定的做法都應予以堅決制止。
當然，要使小農家庭經營的這些優越性都能得到充分的發揮與體現，我們必須首先做到以下三點：
1.端正對農業的認識：要充分地認識到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會越來越低；對于像我國這樣的大國而言，“農業國的工業化”才是我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國客觀存在的非常緊張的人地關系，加上其大國特征，決定了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家庭制小農經濟應該被確定為國家農業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而且，政府應鼓勵、提倡、支持家庭制小農經濟建立起以自給自足為主的經營結構，而不是把家庭制小農經濟主要地、過早地推向市場。
特別是在這最后的一點上，我們千萬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美、加、澳因為其地大人少而不得不用機械替代勞動力，通過機械化實現規模經營。又由于規模經營，自產的農產品無法實現完全自我消費，而進入全球市場。并且，由于這些國家有條件實現規模經營，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很高，所以其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強。自然地，這些國家的農民是很愿意走農業市場化道路的。即使在這樣好的條件下，這些國家的政府也要給農民以大量的直接和間接補貼。
對于歐洲一些在人地關系方面與我國相似（僅僅是相似而已，它們的人地關系實際上仍比我國寬松得多）的國家而言，它們的農業發展模式又是與美、加、澳不一樣的?？傮w說來，它們的農業發展模式大致有兩種：一種是純為保護與儲備土地資源、改善環境質量以及營造自然景觀而為之的環保型農業；另一種對于農民來說是有經濟目的的，農產品通常也進入市場，但政府的補貼要比進口這些農產品的價格還要高。這更多的只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家爭取農民階層的政治選票及重在解決社會公平問題，讓農民也能盡可能地分享到整個社會的部分利潤。這種農業發展的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真正的市場經濟本身所具有的含義了。
2.調整一些與農業發展相關的重要政策：一是國家的糧食購銷政策；二是農業稅費政策；三是農村行政管理體制的重構政策。
考慮到本文中提出的有關我國家庭制小農經濟發展模式的設想，國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土地經營為主的農業地區定購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場或者個體、私人經營者完全可以在市場原則下自主決定其在這方面的購銷經營行為。相應地，國家目前在這些地區的糧食或其他農產品收購站完全可以逐步地開始關門轉產。
對于農業稅費政策而言，盡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被迫繳費的問題，但這只解決了問題的一半。政府應進一步設計農村稅費改革方案，將農業稅費全部取消，各級政府都不再從農民那里收取任何稅費（村民自主決定舉辦的村內公共事業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從根子上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需要大刀闊斧地對農村現存的行政管理體制進行改革，以減少政府目前在農村里的冗員，減輕農民負擔。
3.將盡可能多的農業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部門及非農村地區。這意味著農村家庭的收入來源必須主要來自農業、農村之外，而不僅僅是依靠極其有限的小土地經營。所以，各級政府應千方百計地幫助農民從家庭制小農經濟中轉移出來，進入非農產業和城鎮地區，創造條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經營性雙重功能的家庭制小農經濟轉化為具有生存性和休閑性的、以家庭為基礎的小農經濟。
在創新、發展我國家庭制小農經濟的同時，我們也應從國際競爭角度出發，通過實施優勢農產品的區域性的專業化規模種植計劃，而逐步提升我國優勢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這主要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我國作為WTO成員必須著力培植一部分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優勢農產品，因此，一定的規模經營是一個必要條件；另一方面，盡管依靠家庭制小農經濟可以大致解決全國60％的人口的食品供給問題（基本上是那些農業人口和生活在農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農業及城鎮人口的食品供給則需要國家通過別的辦法得以解決，如通過進口或者通過具有一定規模的專業化種植方法解決。
最近，農業部出臺的《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2003－2007年）》就是一個明證。根據農業部公布的這一規劃，我國將在未來5年內建成35個特色鮮明、名牌聞名、涉及到11種在國際國內市場上有競爭優勢的農產品專業種植帶。這11種農產品包括專用小麥、專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雙低”油菜、“雙高”甘蔗、柑橘、蘋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產品。這應該說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農村：關鍵在于農業與農村勞動力轉移
農村發展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結構變革的過程。它包括農村經濟結構變革與農村社會結構變革兩方面的內容。
農村經濟結構變革的結果主要表現為農業產出及農業就業在全社會總產出及總就業中所占份額不斷下降與減少的趨勢；相應地，非農產出與非農就業所占份額表現出逐步提高與上升的趨勢。
農村社會結構變革的總體趨勢則表現出非農村化、特別是城鎮化的特征。
伴隨國家工業化以及目前正在興起的信息化過程的深入發展，加上農業技術變革的不斷推進，農村中的勞動力將逐漸地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從純農村地區向城鎮地區及其他非純農村地區轉移。
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都已充分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發展中國家在其資本積累的擴張的過程中將傳統農業部門中豐富廉價的勞動力不斷轉移到現代工業、服務業部門，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伴隨著農村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化，農村社會也逐漸發生轉型。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從而整個社會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農村為主的社會轉向城市主導的社會。
由于我國國情包括歷史背景與農村社會轉型急劇發生期的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較大的區別，這方面不應盲目照搬發達國家的做法。
實際上，我國不少地區已經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發展模式：（1）村莊就地發展成為城鎮，如廣東省東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區）；（2）村莊就地改制成為集團公司，如江蘇省江陰市的華西村，盡管從名義上講仍然還是一個村莊，但實際上，它更是一個大的集團公司；（3）村莊融于一個大都市區乃至一個大都市連綿帶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情況即是如此；（4）村莊里的勞動力大量地遷移到附近的城鎮，這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已走過的一條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道路。
由此可見，在社會急劇發生變化的今天，我國農村的社會轉型從形式到內涵都表現出了十分豐富的內容。我們應從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利用多種形式，共同推進我國農村社會的成功轉型。
農民：核心在于權益保護
作為一個整體，農民的生活境況目前仍然處于比較差的狀態。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農業資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狀況，而國家又比較窮，不能像富國那樣去補貼農業與農民；二是由于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較低，非農產業部門為農民提供的發展空間很有限，農民在農業之外的就業機會不多；三是盡管農民從農業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們所要承擔的社會負擔卻很重———既要向國家繳納農業稅、還要承受各種各樣的收費（農村稅費改革前）以及負擔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費用開支；四是由于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僅僅覆蓋了城市居民，沒有包括農民階層，因此，即使農民從農業經營中能取得一點微薄小利，也往往會因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支出而喪盡。
由此可見，國家在對待農民這個群體上，許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應積極引導農民盡可能地從農業中轉移出來。農民素質普遍較低，這是與農村教育投資不足、農村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相聯系的。要大力加強政府特別是中央和省級政府對農村教育的投資。其次要把盡可能多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業、農村中轉移到非農部門以及非農村地區。目前，“民工經濟”在這方面的效應已得到了初步體現。在安徽、貴州、四川等省，“農民工”們重建了一個相當于本省目前財政收入規模的新的“省級經濟”。
其次，政府對找出路的農民，應該千方百計多給他們提供幫助。由此要在全國范圍內盡快地、徹底地廢除原有的戶籍制度，使之僅僅具有統計學意義。全國各級各類城鎮（包括北京、上海）應盡快向農民開放。
再次，既然農民賺錢不易，政府又難以提供相應的農業補貼，那么各級政府應停止向農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費”和“稅”（包括農業稅）。
中國已處于須從城鄉統籌的角度總攬全局的階段，因此，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應作為一條重要政策盡快得到落實。
小農經濟的認識范文3
中國現代化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按照何種 “模式”進行？一些人的答案是，西方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以資本替代勞動，以大機器生產代替手，以大工廠、大農場取代家庭生產等等，是最主要的一些措施，也是理想目標。這種答案可謂司空見慣，無須引證。但我們認為，這條路是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國情的不允許。如上所述，中國是一個生存資源與人口嚴重失衡的國家，前景極為嚴峻。國情不允許我們去走以耗費極為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換取經濟暫時發展的道路。其次是，經濟學的根本原則是以最低代價取得最大收益。我們不應該不充分利用甚至丟棄自身最豐富的生產資源，而以最短缺的資源取代之；不應該完全丟棄適應國情的行之有效的經濟行為準則，而代之以與本國國情差距極大的另一套作法。
另一些人設想，既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以勞力替代資本，既然中國有應付人口資源失衡的傳統辦法，有否可能以傳統小農經濟的行為準則為主實行中國現代化道路呢？
答案仍然是行不通。小農經濟在我國的古代封建中，是一種對生存挑戰的最佳適應方式，但這絕不等于說小農經濟是一種完美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組織形式之體現。恰恰相反，這是生存環境極為嚴峻，龐大的人口爭奪有限生存資料這種經濟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傳統小農經濟雖有適應國情的諸多優點，但也有不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諸多缺陷，約可歸為：一，受家庭生產要素微小規模的限制，每個小家庭的生產能力很小。單個農民家庭除有簡單勞動的生產要素優勢外，其他如資金、技術、生產資料等均相當匱乏，往往只能進行簡單再生產，難以擴大再生產。二，農民家庭的文化、水平極低，保守、閉塞，生產技術難以提高，也難以接受先進技術。三，每個小農家庭作為單獨的經濟單位，只從家庭利益出發行事，且往往只顧眼前之利，不顧（或無法顧及）整體與長遠利益。整體小農經濟內部、小農家庭之間如一盤散沙。農民的分散個體商品生產，難以適應新的市場需要，也難以與含量高的產品在市場上的有力競爭。四，小農付出的勞動極為艱苦繁重但收益甚微，生活水平低下，這既嚴重制約了它的產出力，又嚴重制約了它的消費水平?？傊?，傳統小農經濟很難憑借單個家庭的力量改進自身處境，更不可能去實現和全社會的現代化了。我國的農村改良事業的前輩曾將小農的特點歸為“愚、貧、弱、私”，真可謂切中要害。
正確的取向，應該是學習利用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先進生產力和組織形式之長，又充分發揮中國傳統經濟及其行為準則的優點，改進其不足之處，行兩者之長，去兩者之短。具體而言，即必須用現代工業、科技、組織、管理的改造傳統小農經濟不能適應中國現代化的需要的一面，重建農民家庭經濟。在這種改造中，發展和壯大現代工業，實現大工業和農業的互補、協調發展和一體現代化；在這種改造中，實現勞力密集優勢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與互補。這個思路絕非憑空想像，近代的豐富經驗和慘痛教訓，已為我們提供了可貴的借鑒。以下僅從經濟組織形式和適用技術兩個方面，以近代長江三角洲區域的歷史經驗檢討之。
1 近代大工業與小農經濟的相互關系與協調發展
近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由不同類型的大工業和小農經濟相互關系所引發，出現過小農經濟得到局部改進，大工業和農村經濟一體近代化發展的雛形。雖然這些工農關系的形式尚處于遠不成熟的“初級階段”，常常被舊事物所遮蔽乃至摧殘，但對中國現代化來說其意義重大。這些形式可歸納為：
第一種形式，近代工業與小農戶通過市場，形成產品相互供求關系。這主要表現在大機器工業—紗廠和用機紗織布的農戶間的經濟聯系。對紗廠而言，農民是自己最大的主顧；對農民而言，紗廠是家庭生產原料的供應者。農民用機紗織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產數量，改善了產品規格，明顯增加了市場的競爭力，使土布在數十年時間內有力地與洋布進行了競爭，避免了農民破產。而農村土布之發展，又大大增加了對原料機紗的需求，直接促進了紗廠的發展。
第二種形式，商業資本介入土布生產。不再由生產者而是由商人大批量地購買機紗，發放給農民；農民按商人要求生產，產品交給商人，領取工資或實物。最后由商人將布分類整理，投放市場，這大量存在于江陰、常熟、常州、無錫等地。在一些地區，商人還將織機發給無財力織布的農民按其要求定織，以擴大生產。
第三種形式，近代紗廠與手工織布工場、農民個體織戶、近代機器染織廠組成的新型產業組合。紗廠向織布手工工場或小型織布廠出售特制的“盤頭紗”，工場直接發給農戶，這可以用省去農民一道工序，直接上機織布。分散的農戶將布織成后交給工場初步整理，最后送至城市上的大型染織廠精加工，上市銷售。這種形式以江陰至上海之間最典型。各地亦不乏由手工工場加工后直接上市者。
第四種形式，由地方紳士、商人、農民等共同組成農村農副業生產運銷合作社，集體購買部分生產資料或設施，共同生產共同銷售。這種形式廣泛存在于吳江等地的蠶桑業中，在農村織布業中亦可見。
第五種形式，由大紗廠發起，向社會各界集資，組成墾殖公司，招募農民，以公司加農戶的經營形式墾荒植棉，為紗廠提供原料，這體現在淮南鹽墾事業上。
第六種形式，繅絲工廠直接改進農村蠶桑業，以期獲得優質蠶繭。這體現在無錫的永泰、乾甡等大絲廠扶持建立蠶種場、培訓各類蠶桑改良人員、控制繭行、大力組織農村蠶桑改良合作社等舉措上。
第七種形式，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紳、農村改良機構等）共同組織農民，成立蠶桑絲改良生產合作社，在農村建立最先進的機器繅絲廠，形成從原料到精加工工業的近代合作生產組合。這體現在江蘇女蠶校對吳江震澤開弦村的改良事業上。
第八種形式，農業改良機構租賃、改良絲廠，使其成為專為農民服務的，并代農民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這體現在江蘇女蠶校對無錫玉祁、吳江平望、吳江震豐三所絲廠的改造事業上。
從以上近代企業與農戶生產的不同形式的相互關系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農村傳統經濟向現代過渡的一個由“低”向“高”的演進過程。這里所謂“高”“低”，系指生產、經營組織結構的變化和整體功能的強弱。
在農戶以獨立生產者身份在市場上購進機紗并自行加工出售的階段，農民與大工業企業是在市場上相遇的，兩者之間僅僅是一種出售購買關系。盡管農村手織業的興衰在總體上與紗廠的贏虧密切相關，但二者并無生產組織上的任何直接關系。個體農戶會因各自的資金多寡、農業豐欠等原因，形成對機紗購買量的諸多不穩定性。在商人資本介入織布生產后，盡管紗廠仍然不能直接施加于農戶，但商人批量購紗，又批量收布，使紗廠與農村土布間的關系增加了穩定性。特別是許多地區出現的紗商布商系于一身的現象，使紗廠售紗、商人購紗與土布生產幾乎聯為整體。當發展到農民織戶、手工工場、染織工廠與機器紗廠間的生產聯系時，實際上已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大工業與農民手工業、城市與鄉村組成的縱向一體化生產的雛形，小農家庭生產已被納入了現代生產體系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并對這個體系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大絲廠改造農村蠶、桑、繭生產，是另一種類型的城市—鄉村構成的縱向一體化生產雛形。與上述形式不同的是，這是一種工業、農副業之間的一體化。大工業資本為了獲取優質原料，將工業資本直接用于改造千百年來的傳統生產方式，以工業企業—合作組織—農戶經營“統分結合”的方式生產面向國際市場的產品。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值得深入的頗具特色的經濟形式。
在張謇發起參與的淮南鹽墾事業中，我們看到了更值得注意的現象，即：以現代大工業企業為核心，聚集大量社會資金，以小農為基本單位，組成墾殖公司開發沿海灘涂，種植棉花為大工業生產原料。這可以說是長江三角洲出現的第三種類型的工農業一體現代化的雛形。在這種生產形式中，工業企業、農墾公司、農戶之間不僅在經濟利益上而且在生產組織上已聯為一體，小農戶已成為近代工業和農墾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細胞。這種一體化的更深層意義在于，它不僅是為工業企業本身的利益而設計之，而是考慮到為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提供一個生存途徑，體現出中國傳統思想精華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民生精神。當然，并非所有墾殖公司均抱如此目的，各公司的經營最后亦頗不成功，但客觀其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對今天仍有意義。
無錫、吳江等地出現的由政府、社會各界、科技機構等各種力量組織農民進行合作生產，并引進先進設備為農副業服務，更多地具有“橫向一體化”的工農業生產組合色彩。這在中國的經濟轉型中也具有開啟意義，實際上已成為我國今日工業“半壁江山”的鄉鎮工業的前驅。
雖然形式、層次不同，但我們可從各類大工業與農戶經濟的相互關系的內部挖掘出一些共同特點，這就是：利益互補，利于民生；生產要素互補，實現生產的最佳組合；工農互補，城鄉共同發展。
經濟的基礎是農業，人口的主體是農民，這既是中國的歷史特征，也是中國近代到當代的基本特征。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是農村、農民、小農經濟的現代化問題。長江三角洲雖是歷史上較有發展區域之一，但農民生活仍然貧困。為了謀生他們在農業之外發展起各種家庭手工業和副業，但生產方法的陳舊和資金的短缺，工副業發展頗為局限。只是在近代，在國外先進機器工業導入中國以后，依靠先進原料如機紗，依靠先進技術去養蠶植棉，再依靠生產組織的改進，才使農民的家庭工副業得以進展。沒有大工業的推動，這種歷史性變化是難以發生的。
就家庭生產這種中國古老的經濟組織形式來分析，也是在不斷改進和發展的。從江陰、常熟、南通、常州等地的事例中可看到，近代長江三角洲的農民家庭經濟已發生了重要變化。僅從紡織業看，它早已突破了自種棉花、自紡自織的古代模式。在產品的物質構成上，由全系家庭內部生產物構成，變為利用大工業品為原料。在生產要素的取給上，由基本由家庭內部解決，變為必須部分經過市場交換，或通過商人、手工工場發給。在最終產品的完成方面，由家庭獨立完成，變為與工場或工廠共同完成。在生產組織形式和經濟關系上，由純粹家庭形式變為家庭與工廠面手工工場的某種聯合。盡管上述變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農民家庭紡織已融合進了社會化的生產和交換之中，突破了家庭經營范圍的局限性，成為兼取傳統與現代之長的經濟形式的雛形。
大工業在帶動農民家庭經濟發展的同時，本身也獲得了立足發展的條件。農村手織業的發展過程為近代紗廠造就出廣闊的市場，而蠶桑業的改進和棉花種植的改良，又為工業生產提供了優質原料。市場和原料是企業生存最基本的外部條件，從這個意義上看，沒有農業、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的發展，中國近代工業的生存發展也是不可能的。
2，重視適用技術、中間技術，大力推行節省資本、能源、又能充分吸收勞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廣可由家庭分散進行的技術與行業。
日本的小野旭教授將后進國的技術引進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直接引進先進國家所開發的最新技術設備。但后進國一般勞動力豐富，工資低而資本短缺，使得這類以密集資本代替密集勞力的高技術難以發展，其經濟、社會效益都不佳。這導致了第二種技術的引進。其特點是，對最先進技術加以改進，并將某些先進技術和設備加以重新組合，使之能適應后進國的資源配置，這種改良技術或改良設備，資本~勞動比例和勞動生產率明顯低于第一類技術，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后進國低工資和充裕勞力的資源優勢，從而節約了大量資本，其獲取的利潤反而較大。第三類，針對后進國的生產力實際水平和可能接受的價格水平，選擇外國先進技術或設備中的某一部分予以引進。這類引進技術設備本身無從發揮其原設計的整體效用，但對后進國向適于國情的新技術之轉化、改進生產效率會起重要作用。由此看來，對于所謂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特定階段，適用技術的含義是，向世界先進學習，吸收最有利于自己的、與自己國情最匹配（要點是適應本國的資源與生產要素狀況）又能發揮本土優勢的技術，根本優點是能夠以最低代價取得最大效益。
人們可能會認為，對近代中國的小農經濟而言談不上什么主動引進適用技術問題。但如果從農村手織業技術改進的整體發展過程來看，經過一個從無意識的甚至被動的到主動和有意識的過程，確可發現存在著密切結合國情的適用技術引進推廣的趨勢。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農民放棄土紗用機紗織布；織機的改進；手紡與紡紗工具的變化和改進。
近代中國農民放棄自紡土紗而用機（洋）紗織布，國內學界的主流看法是大機器工業對小農經濟家庭手工業破壞的第一步，其實國內外早有學者提出異議[1] 。筆者亦認為此說不盡妥當。當機紗剛開始進入中國時，確使農民手工紡織業受到沖擊，但以后的進展，與其說農民自紡土紗是由于洋紗排擠而衰，不如說是農民主動放棄自紡，歡迎機紗。原因是，機紗較土紗更利于農民織商品布。在農民自紡土紗時，一個農婦用紡車一天至多可紡紗半斤，“每三小時至四小時所紡之紗只能供一小時之用”。[2] 而一架織機織布除需紗外，還至少要一個人做輔助工作。如此，若要連續織布，這已超過普通農戶全家主輔勞力的利用的最大限度。土紡成為能否連續織布的最大瓶頸。當織布完全利用農閑時間，而土布市場需求量不很大時，紡紗與織布的矛盾并不突出，農戶可在農活多時少織布，當紗供不上織時，也可以停機。但當市場需要旺盛時，農戶的商品布生產力就受到重大限制。土紗還有不利于織布之處，“抗張力薄弱，用作經線時長度有限，因而所織之土布每疋長度都很短，織工為了短短的每疋布就要經過調紗、穿綜、度經等費事的工作，不勝其煩”。而這一切問題在使用機紗后均可解決。也正因為如此，農戶使用機紗后，土布生產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極大提高。直至抗戰前，盡管外國紡織廠和中國紡織廠的機織布生產能力和產量已極大增加，但農民手織布產量仍在全國的布匹總量中占73%左右[3] ，對農村經濟的影響極大。
農村織戶放棄千百年來自紡紗使用機紗，在我國技術史上有劃的意義。它表明，只要運用適合中國國情的技術，就既可以充分發揮中國本土資源之特長，又可以提高傳統生產的效率，從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在這里我們看到的，并不是將大工業直接搬到農村中去，而是農民經濟和城市工業的結合，小農的傳統家庭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方式和近代先進大機器工業生產方式的有機地結合。它不僅使充分利用勞動力的優勢繼續得以發揮，而且提高了棉布的產量和質量，以最低的經濟成本，最少的社會代價，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機紗得到廣泛應用后，在農村紡織業中緊接著發生了織布機的技術改良。在織布機的改進和推廣應用方面，也直接體現出可以以適用技術與傳統生產組織相結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產力，即新技術與勞動力密集相結合，利用家庭生產優勢，既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又充分發揮了人的勞動能力。
中國歷史上使用了數千年的舊式織布機，是一種雙手投梭的腳踏木機，一般稱之為投梭機。這種織機生產效率低，一人一個工作日平均只可織布一疋，布面規格大體限于門幅一尺左右，長度二十尺左右。約1896年前后國內開始出現改良織機—手拉機（投梭機）。它把原來的投梭機從雙手投梭改成一手拉繩投梭，另一手執筘打緯。用手拉機織布，布幅寬度不受手投力限制，布幅可至二尺。手拉機出現后在不少地區很快推廣應用。[4] 投梭機改為手拉機的過程及其在中國的普遍推行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一，舊式織機的改良是在機紗于中國廣泛應用后才開始的，除手拉機外，國內有多處改造舊式織機的事例，幾乎同時出現；手拉機的推廣得到了官方半官方和商會等方面的幫助；它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后在土布的市場廣為擴充時被大量使用；這些都大致說明，手拉機的出現絕非偶然，它是使用機紗后農戶織布工效提高、市場需求擴大、而舊式織機不能在量與質方面滿足新需求的產物。其二，手拉機對舊式織機的改良是針對中國國情，有選擇地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結果。手拉機的來源途徑尚須詳考，據現有資料，一途是由中國人從日本引進，另一途可能是中國人自己在學習國外的基礎上發明創造而成。不管哪種渠道，都是針對中國國情的人力豐富而又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近更有參究西法獨出新意者，即如鄞縣王姓精于織造之學，能以舊機作新式東洋等布，專用女工，不籍汽力”[5] 等類記載，透出了發明者的創新意圖和社會作用。手拉機對投梭機改進的關鍵是增添一個裝置—飛梭，飛梭節省了人力的無效勞動，卻更好地發揮了人力的技巧，增加了人工生產的功效。手拉機在中國出現時，動力全鐵織布機早已從國外進入，并在大城市的紡織廠中開動了。它沒有也不可能在農戶中使用。連稍后出現的腳踏鐵輪機在農戶中的使用也遠較手拉機為少，這是手拉機適于中國農民需要的證明。中國引進飛梭手拉機的情況幾乎和當年日本引進織布機飛梭時如出一轍，日本學者將其作為引進適用技術的成功案例：京都府派了三名見習生赴法國里昂學習，他們于1873年回國時帶回了佳卡德飛梭。值得深思的是，他們并未將最新式的動力織機帶回國，帶回的是已經發明了140年的過時的飛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三人當時的判斷標準是，回國后自己能否制造。動力織機的制造在當時的日本是不可能實現的，而木制飛梭由木匠就可以簡單制出，且可以將它安裝到日本傳統工藝的織機上。[6] 其三，若純用機紗作原料，手拉機工效較投梭機提高50%~100%，[7] 該機價格低廉，20世紀初年大約每架5~6元[8] ，比舊式木機只高出少許。農戶一般可能買得起。[9] 正因為方便價廉，手拉機推廣很快，19世紀末20世紀初僅江南織區就有寧波、硤石、江陰、常熟、松江、上海等地出現手拉機織的改良布。[10]
手拉機興起不久，在1900年~1905年間，又出現了鐵木機（即腳踏鐵輪機）。鐵木機是由日本傳入的，后國人廣為仿造。與手拉機比較，鐵木機的特點是工效更高出50%~100%，用雙腳踏板帶動織機，所有織布工序都靠鐵輪轉動帶動。所以它也是適宜中國國情的技術引進，受到歡迎。但鐵木機的價格較昂貴，1906年在湖北的售價要銀元60元[11] ，后幾年在高陽50元左右[12] ，較手拉機高出10倍左右，普通農戶難以問津；此外，鐵木機織布較手拉機費力，一般婦女難勝任；這些，都影響了它推廣應用的程度，農村中主要在北方的商品布生產中心的部分農戶中得到使用。在南通，它的推廣主要在30年代后，亦限于近城郊區。鐵木機主要用場是城鎮中的手工工場，乃至在織布廠中與動力機器混合使用。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種改良手拉機，或稱之為改良扯梭機。它何時出現不確知，可能會在鐵木機之后。它的工作效率較手拉機又提高三分之一。這大約是進一步適應家庭資金、勞力規模較小，難以使用鐵木機的農戶的技術改良。
最后看看手紡與紡紗工具的變化。盡管大機器機紗生產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手紡，但仍有問題值得注意。在廣泛使用機紗后，由于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環境、運輸等有頗多差異等因素，直至抗戰前，手紡仍相當規模地存在。即便在一些靠近大城市和紗廠的商品土布中心，手紡紗也遠未消滅。手紡紗之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本條件下勞動力的充分利用。據30年代河北省定縣的調查，農村從事紡紗者多為婦女，從十余歲到七十余歲均有。青年女子紡紗是為了賺些體己錢，老婦則是為了解悶，消磨時光。對不能干或無活干的婦女來說，紡紗是一種最合適的工作，，她們不干也要吃飯，能賺一文總比不賺好，如此“干活”，自然不較人工與時間支出 的費用。只要賣紗線的錢多于買原料棉花錢，就是賺了。以自己種的棉花紡紗成本更少。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這種家庭副業沒有任何成本上的限制，不管產品的售價低到何種程度他們還是可以和國外生產的機制產品進行面對面的競爭。[13] 對紗廠主來說，機紗價格不可能低于原料、工資、利潤和流通費用。趙岡等還指出，“自從機紗流行以來，鄉間的三錠及四錠紡車便絕跡不見，而最原始的單錠紡車反而有人繼續使用。”[14] 而這，也與單錠手紡車的使用與農戶以最低成本充分利用勞動力有關，“效率最低的單錠紡車能夠存留是因為它適合于那些沒有機會成本的邊際勞動力，而效率較高的多錠紡車，因所需勞動力的機會成本核算太高，反遭淘汰?！盵15] 不過，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并不限于家庭這一種形式。抗戰時期，由于機器紗廠生產能力受到影響嚴重，急需解決紗的生產供給困難，于是使用廣泛使用人力紡紗。此時多錠人工紗機發揮了優勢。1929年，海門邢廣世曾發明新式紡紗機，“用人力，每人可使200錠，同時可容一人至二十人工作”[16] 。但未獲推廣?？箲饡r在四川的手工工場中大量使用了“七七紡機”。浙江余姚則大量使用“余姚式紡機”。余姚機錠子從64至120錠不等，每天可紡紗4至7斤。[17] 這表明，在必要時，使用適用技術，人工紡紗也有潛力可以發揮。
適用技術在近代中國運用的更有說服力的例證表現在繅絲等手工業中，有學者已有精湛研究，恕不贅述。[18]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勞動與資本在生產上的替代問題對經濟發展的關系極大，我國有些學者對此予以高度重視。但在不同的行業中，以及在同一行業中，資本與勞力如何替代，何種比例的替代為最佳點，是應深入研究的問題。從中國近代農村家庭棉紡織業的技術變化中，初步看來有以下幾點：一是通過一定的適用技術，資本與勞動力相互替代確實產生過，并對生產力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二是這種替代不是簡單的資金與勞力的分配劃分問題，而是建立在傳統積極因素的充分發揮及正確吸收世界先進文明的基礎上，這使兩者能在中國國情中最有效地自然融合。其核心作用是利用了傳統小農經濟合理性，又利用外來先進對之改進，提高了它的生產效率。三是這種替代是同時從幾個途徑、幾個層面進行的。在各方謀求自身利益的驅動下，通過市場，大工業和小農經濟、商人商業資本與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本身產生了經濟關系，由此產生出不同生產方式、不同生產要素配置的生產組織間發生原料、產品等的交換，適用技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
長江三角洲近代化過程的經驗，概括而言，就是外來先進事物和本土優勢相結合，通過雙方的相互適應、相互改進和相互配合補充，最終達到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和“一體近代化”。所謂“一體近代化”即：對小農經濟而言，既能充分發揮傳統優勢，又能在經濟組織形式上作適應新形勢的改良，采用適用技術，實現勞力密集生產下的生產效率提高。對城市大工業而言，是在以農民和農村經濟為原料和市場的經濟交換過程中建立和壯大自己的發展基礎?？纱笾職w納為四點：
一，高度重視、充分發揮中國國情下形成的生產要素的特長，尤其須重視世界上數量最多、價格極廉的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而絕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將其視之為阻礙“生產率提高”的負面因素。我國傳統的工業、農業密切結合的“兼業型”家庭經濟，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值得高度重視的形式。其優點是，第一，家庭成員從事家庭勞動是不計工資代價的，由此可實現勞動力的最廉化。第二，家庭勞動可以用合理安排處理日常生活和農業、工副業之間的時間安排，以獲得在單位時間內的最大量產出。第三，家庭勞動有利于節省工業生產用地和高額能源耗費。第四， 家庭經營不存在處理失業、勞資糾紛、社會福利等社會性問題。農工兼業，可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其中一業不景氣所帶來的損失，將經濟失利造成的巨大風險和社會矛盾消解在無數個兼業家庭之中。
二，上述家庭兼業經濟當然不是回歸到古代的頗大程度“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營中去，而是以現代的工業、技術、組織、管理的辦法改造、重建農民家庭經濟。近代史上發生的大工業與農戶，大公司大企業與農戶，城市與農村經濟間的“縱向一體化”，各種形式的協調與組合等新型經濟形式，是值得重視的。它們可以發生在原料生產與產品制造部門之間，也可以發生在產品的初級加工與精加工之間。可以發生在農副業與工業的范圍內，也可以在純工業純農業的范圍內。在農村內部、農戶經濟之間，還可以實行生產、加工、銷售的“橫向一體化”，通過縱、橫一體化，將農戶經濟納入大工業、大農業、大商業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去，使千家萬戶以極低成本核算生產的初級產品經過精加工，輸往國內以至國外市場。
三，重視適用技術、中間技術的發展，大力推行節省資本和能源、又可較多地吸收勞動力、并有可能分散生產的技術和行業，而不能一味貪大求洋。歷史上大工業以先進設備生產機紗，經過農民用改良織機加工制成布，僅為一例。
四，近代大工業將為農民和農村服務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業務之一，而不是相反，以“盤剝”農村經濟求得一時發展。只有這樣，在中國這個農業文明社會中，工業才有長遠發展前途。
然而，極其令人痛心的是，盡管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出現了適應國情的殊為珍貴的初級形式和經驗，但最終并未發展壯大，形成一條為國人所公認和共同致力的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其原因大致為：一，帝國主義的侵略，從兩方面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產生直接的破壞作用。近代中國的大工業與小農經濟的互補關系，是建立在對同一產品的不同工序間的加工（如機紗與手織布，手織布與精染加工布），或同類產品不同層次的產品（如低檔手織布與高檔機織布）關系上，共同的市場或互補的市場使雙方均能獲益，是協調關系的基礎。但外國列強憑借在華掠奪的種種特權，既霸占了很大部分的機器工業品市場，又霸占了很大部分的農村手工業品市場。洋貨對技術含量低、更新換代慢的手工業品破壞尤大。導致我國農村手工業首遭重創后，機器工業聯帶受到影響，造成“一損俱損”之局面。明顯的例子，是土布受洋布沖擊后，民族紗廠工業的機紗銷路大受影響，迫使紗廠改變經營方向，將產紗為主改為兼營織布，使機器紡織工業與農民手織業的互補協調關系變為排擠和競爭關系。而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特別是日本1937，全國陷于戰火之中，直接打斷了中國近代化進程。
二，農村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分配關系嚴重不均，使廣大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的缺乏問題更形尖銳。小農經濟提高生產、改善生活的難度大為加劇，農村手工業難以大規模發展，并必然造成大機器工業品的國內市場和農村手工業市場同時狹小、互相制約的局面。
三，國家缺乏正確的宏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合理的經濟政策。后，中國喪失主權的獨立和完整，是使歷屆政府無從對國家行使有效經濟管理職權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外國砲火轟擊下中國國門被強迫打開，數千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農業國家的方略無法繼續，在經濟的巨變中政府不知如何處理完全不同的新形勢。但新出現的農村經濟與大工業的相互關系，若無國家產業政策的協調、經濟政策的支持保護，在外國機制品的沖擊下必難以持久。不妨和日本作一簡略比較。日本政府在明治維新后不久，由于要發展新興資本主義工業的需要，確定了“以土養洋”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依靠傳統產業生絲等的出口，換取外匯購買國外新式設備。從1870年起在50~60年時間內，生絲一直占日本出口商品總額第一位，為進口機器和原料提供了約40%的資金，對其經濟向現代化的轉變起了關鍵作用。而日本生絲產業的發展，得力于國家力量、教育科技界力量。蠶絲產銷業力量緊密配合，其中國家的正確引導之功尤大。在生產組織上，形成大工業與小農生產的縱向一體化，以及小農生產之間的橫向一體化；在生產技術上采用適度技術；而政府的各項政策保障和扶持，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 反觀中國政府，在一個世紀的早期現代化過程中，始終未確立起一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不知怎樣結合中國國情和優勢，吸取外來先進以發展自己。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世界生絲出口主要國家。直至1905年以前，中國生絲出口量及在世界市場的份額均明顯超過日本。但由于沒有相應產業政策的保障、支持，1906年后，中國被日本超出，喪失了國際市場上的優勢地位。1905年，中國生絲尚占世界主要產絲國生絲出口的59. 46%，至1930年只占21.76%。日本則由40.54%上升至68.04%。[20] 中國無錫、吳江等地雖然也出現在過出絲廠與農戶間在原料、加工間的縱向聯合，但它的出現要比日本晚數十年，此時中國蠶絲質量已有嚴重問題，在世界市場上已遠遠落后于日本。而這種聯合，完全由民間自發形成，絲毫看不到政府的作用，其影響作用是很局限的。
四，嚴重缺乏對中國最主要的特點—占有量居于全球22%的人—的作用的重視和對策。這里只講對農民的教育。人口既是一種消耗資源的主體，又可以成為一種生產要素，重要條件之一是勞動力要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能和知識。傳統小農經濟的改進不提高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大約只有很少數人對此有充分認識，并在幾個縣范圍內進行了農村改良試驗，作用十分有限。
五，社會經濟認識的重大不足。對改進小農經濟和農村手工業的重要性，對農村經濟對全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國的某些經濟學者和社會改良及教育界人士有相當充分的認識，進行過很高質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和社會實踐工作?？上н@些認識和作法沒有在教育、研究、經濟、政府及各界形成共識。在中國現代化的方向和途徑上，缺乏一個有巨大影響的、能為多數人接受的理論。占主導地位的，似乎是相反的觀念：小農經濟、農民家庭手工業是現代化的對立面和障礙物，只有破壞它才可能建立現代大工業。這類觀念，在當時的報刊中屢見不鮮。顯然，這對在革新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宏揚其積極因素，建立現代經濟與傳統經濟有機結合是十分不利的。在民國時期的政府經濟建設政策中沒有相應措施也就不奇怪了。
中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取決于多種復雜因素。本文對長江三角洲部分地區近代經濟演變過程中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的相互關系問題進行初步討論，目的是認識我國早期現代化的本土特色，并嘗試從歷史經驗的角度探索現代化道路與國情的關系。由于僅僅涉及有限方面，自不能以偏代全，成為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普遍概括。應該看到，在不同時代，隨著生產力、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社會經濟水平的不同，“傳統”與現代經濟、工業與農業的關系也會發生變化，尤其是相互關系的聯系渠道和具體形式會變化。能夠與農村、農戶發生直接關系的工業部門只能是部分的。以高資本代替勞動的“高精尖”產業對提高我國經0濟實力，加強國際競爭力亦必不可少。工業與農業之間、城市工業與農村工業之間，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和沖突的一面。盡管如此，筆者認為，人們在高度重視并極力推行最發達國家經驗和模式的同時，仍需對一向被視為落后的、甚至是當作現代化阻力的我國傳統經濟的積極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注意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問題，注意工農業的協調發展、高技術產業與普通技術產業、勞動替代型產業與資本替代型產業等的互補問題，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今天的國情。今天的國情盡管較歷史上有所變化，但在一些根本特點上是一脈相承的。而傳統正是國情的某種沉淀和體現。從這個認識出發，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重復一些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所走過的老路，何況愈來愈多的西方人士也正認識到，需要對已走過的路進行反思，更何況當前中國的生態環境已不允許我們再走類似之路。
最后，我想以一位先哲—梁漱溟—在60余年前的一段話作為結語。我想，雖然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梁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仍對今天極富啟迪意義。他在談到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社會過渡時，認為中國應該走一條既不同于傳統式的、又不同于西洋式的經濟發展之路：“這一條不同的路，便是從農業引發工業，農業工業為適當的結合，以鄉村為本而繁榮都市，鄉村都市為自然均實的發展?！@正是中國今后一定的路線，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我敢斷定，中國工業要在農村復興中興起，而今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于都市者，必無好轉之望......中國的工業化，必將走一條不同的路，他是要從鄉村生產力、購買力輾轉遞增，農業工業疊為推引，逐漸以合作的路，達于為消費而生產，于社會化的進程中，同時完成分配的社會化。”[21]
注釋
[1] 參見趙岡 陳鐘毅〈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史》第二卷，導言。
[2]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頁195。
[3]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265頁。
[4]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397。
[5]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401。鄞縣王姓是否確為手拉機，還是一種其他改良織機，尚待考。
[6] 參見：[日]南亮進：《日本的發展》，對外貿易出版社，1989。
[7]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404~405。
[8]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第406頁。又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頁198，鐵木機價格約值洋10~15元。
[9]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頁198。又
[10]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第398頁。
[11]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8頁。
[12] 吳知：《鄉村織布的一個》，第11頁。
[13]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1頁。
[14]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7頁。
[15]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7頁
[16]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三卷，第683頁。
[17]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四卷，第322頁。
[18] 參見徐新吾：《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三章；吳承明《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論工場手工業》等。
[19] 有關日本傳統產業和蠶絲業的情況，可參見萬峰《日本資本主義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吳承明《論工場手工業》；[日]南亮近《日本的經濟發展》，景文學譯，對外貿易出版社1989年；[美]李明珠《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徐秀麗譯，上海出版社1996年等。
小農經濟的認識范文4
關鍵詞：農戶金融服務；非正式金融；減貧機制
中國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6-0010-06
貧困問題作為一項世界性研究難題，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人類學家及其他相關學科學者們的目光。小農家庭由于自身經濟基礎薄弱與高度脆弱性特征，往往長期處于貧困的邊緣m或者陷入貧困者行列之中。從貧困的形成原因來看，低收入、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在家庭經濟中，三者往往又是相互聯系、彼此強化的。無論是貧困者緩解貧困，還是減少貧困的發生率，資金(或信貸)的可獲得性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因而，關注農戶的金融服務狀況是關注貧困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隨著對農戶金融服務實踐的變化，相關研究也日益增多，國內外許多學者從對農戶金融服務需求本質的理解、可供形式、減貧機制、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交互作用等多個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本文擬對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進行綜述。
一、對農戶(農民)經濟行為的解讀
英國學者弗蘭克?艾利思把農戶定義為“以農業生產活動為主、主要從農業中獲得生活資料、在農業生產中主要利用家庭成員勞動的一個基本生產、生活單位。他們部分地參與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與產出市場”。對農戶研究的本質目的是對農戶行為的解讀，其中爭論的焦點在于農戶是否經濟理性，這涉及到是否可以把農戶看作一個現代生產基本單位，以便選擇農戶金融服務的基本框架。張杰(2005)認為，中國的農戶如能被確認為富于理性的小農，那么，就沒有必要單獨為其設計一套農貸制度安排，而只需將現在已經存在并很好地服務于現代經濟的金融體系直接延伸到農村經濟，為農戶提供金融服務即可。
現代歐美學者研究農戶行為的經典文獻可以大致劃分為兩類：一類強調小農的理性動機，另一類則堅守小農的生存邏輯。舒爾茨把農戶看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單位，認為農民比起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來毫不遜色，據此，改造傳統農業的出路在于激勵農民為追求利潤而創新的行為(1964)。波普金更進一步認為，農場完全可以視作資本主義的公司，小農無論是在市場領域還是政治社會活動中，都更傾向于按理性的投資者的原則行事(1979)。由于以上兩者的觀點十分接近，人們將其概括為“舒爾茨一波普金命題”。這一命題實際上強調，對于農戶或者小農，重要的是為其提供所謂的“現代市場要素”和創造外部市場條件，至于小農如何行事，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與“舒爾茨一波普金”命題的樂觀傾向相比，小農經濟的“生存命題”則顯得有些悲觀。他們從鄉村社會關系與倫理角度出發，分析農戶(農民)的生存方式與經濟行為邏輯。其中，以察亞諾夫(Chay-anov，1925)、波蘭尼(Polanyi，1957)為代表的“道義小農派”質疑古典經濟學的嚴格理性分析范式，認為小農的行為明顯偏離經濟計算的路徑，不同于資產擁有者，因為他不雇傭勞動，因此難以計算成本收益，其產品也主要是為了滿足自身消費而不是追求利潤。后來，美國經擠學家J?斯科特(Scott，1976)通過細致的案例考察進一步闡發和擴展了上述邏輯，并明確提出著名的“道義經濟”命題。在斯科特看來，小農經濟堅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則，具有強烈生存取向的農民寧可選擇避免經濟災難，而不會冒險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實際上，斯科特所揭示的這一“生存倫理”構成前資本主義農業秩序中諸多技術、社會和道德安排的基礎，農村信貸安排自然也不例外。
對于中國農戶的解讀，華裔學者黃宗智教授的貢獻是難以逾越的。他基于華北小農經濟的史料研究提出了小農經濟“半無產化”以及著名的“拐杖邏輯”。在黃宗智之前，人們已經對中國小農經濟的特征做過大量描述和確認，黃宗智自然也認同對中國小農經濟的“過密化”刻畫，但他對“過密化”的討論旨在表明，由于“過密化”源自一個農戶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勞動力，因而中國的小農經濟不會產生大量原本可從小農家庭農場分離出來的“無產一雇傭”階層。但他同時指出，在當時情境下，若剩余勞動力從家庭農場分離出來，他必然成為家族的最后一代，即作為雇傭階層的收入不足以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只能是自我維生至消亡。如此，既然多余的農村勞動力無法獨立成為一個新的階層，那么，他們就必然會繼續附著在小農經濟之上，非農工作與收入只能成為生活的“拐杖”。這種狀況長期決定著中國農村經濟的制度結構、演進走向以及總體績效?？杉幢闶歉挥啻髴?，也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這與中國長期封建歷史過程中的重農抑工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有關。
綜合上述觀點，可以發現，農民表面的非理性恰恰是現實環境下的理性；解釋農戶行為特征與貧困的原因應從社會制度安排、農產品市場結構與生產要素市場的高度分割的原因結合出發；考察與安排農村金融服務時，要綜合考慮歷史與現實的各種制約因素，將之作為動態的變遷背景，才可能實現農村金融制度供給與需求的良性耦合。
二、農戶金融服務的需求與信貸特征
農戶的金融服務需求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提供儲蓄便利，積累資本以購買耐用消費品；第二，獲取信貸以平滑消費，包括產出與投入時間上的不匹配、生命周期需要、緊急事件需要；第三，利用信貸資金投資。
對窮人儲蓄能力的懷疑是補貼信貸與貧困者金融服務認識誤區產生的主要原因。事實上，窮人不僅可以從收入(工資或其他收入)扣出一部分，也可以從支出(日常開支)中省出一些用于儲蓄。即使是最窮的人也必須花錢購買如食物與衣服等最基本的物品，每一次他們的確存在儲蓄的機會而且他們也確實這樣做，無論金額多么微小。許多貧困家庭主婦在這樣努力，盡管他們的丈夫不能從他們的收入中提供任何儲蓄。她們的成功體現在她們每一次出借小額款項(也包括數量很少的米、煤油與鹽)的習慣上。為農戶提供儲蓄便利可以增進農戶儲蓄，從而提高農戶信貸能力。
在解決資金困境時，農戶資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即其融資順序依次為：增加非農收入進行的內源融資、利用親緣關系進行的友情借貸、利用本社區其他非正式信貸形式、國家信貸或帶有官方性質的正規信貸、其他商業性的信貸。在還貸特征上也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契約信用相背離，帶有鄉土社會信用特征，有著明顯的圈層結構：其信用由家庭圈層、親緣圈層、社區圈層至社區之外依次減弱甚至完全喪失。根據郭曉鳴(2004)在四川4個不
同類型的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隨機抽取243戶農戶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2001～2003年的三年間，農戶在信用社貸款的按時還本付息率僅為34.3％，私人借款的還款率則達到86.8％。農戶資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是對還款能力不確定的理性選擇，由于收入流的非穩定性特點導致的不確定性，當還款期來臨而無法歸還時，親緣關系與社區內的融資易于達成諒解并順延。事實上，貧困者對聲譽可能也是很珍惜的，因為若更缺乏聲譽資本，生存危機會更嚴重，對他們來說，一筆金額很小的融資可能是一筆救命錢。信用特征的圈層結構則與信息監控水平、重復博弈與違約懲罰力度有關。若是構建合理的制度安排，農戶圈層結構的信用特征也是可以改變的。
三、農戶金融服務的國際實踐與困境
早期，政策制訂者期望宣傳高利貸的罪惡，試圖通過發展正規金融來替代它(Adams and Fitchett，1992)。但是，以城鎮為基礎的信貸配置(Lipton，1976)與正式貸款人面臨的利率限制(Vega，1981)二者相輔而形成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Edward s，Shaw，1973)；窮人缺乏合適的擔保(Pischke，1983；Rudra，1982；Binswanger and Sillers，1983)，越是小額借款者，面臨的交易成本越高(Aron，1981；Tim-berg andAiyar，1984)；最終保護、仲裁與腐敗情形(Ladman and Tinnermeir，1981；Adams and Vogel，1985，Ghatak，1977)等原因造成鄉村多數農戶很難獲得正常信貸。在工業化后期，許多國家提出工業反哺農業的理論，于是優惠信貸(補貼信貸)成為許多國家為農業發展提供的一項重要政策。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許多國家提供優惠信貸供給作為農村發展的中心策略。然而，由于優惠信貸通常遭遇極低的還款率與高漲的補貼成本，致使許多優惠信貸無法惠及真正的窮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拉美和南亞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陸續開展一系列以非政府組織為主導的試驗，設計和實施專門為窮人和小型經營活動提供貸款和儲蓄服務的項目。試驗成功的小額信貸機構主要有孟加拉國的Grameen銀行、玻利維亞的Banco Soi銀行和印度尼西亞的Unit Desa項目等。Global Resource Centrefor Microfinance 2004年的一份報告稱，已探明從事小額信貸的商業銀行和其他正規金融機構有225家(包括花旗銀行、德意志銀行等)，其中已經獲得較高回報，甚至超出本國銀行業的平均水平(Isern，2005)。在控制信貸風險、提高償還率方面，小額信貸機構獨樹一幟，創造了不少為人熟知并廣為復制的技術，如整貸零還、小組連保貸款、動態激勵、靈活的抵押方式等，用來克服信息不對稱障礙，提高償還率。
然而，小額信貸在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問題。首先，非市場化模式的小額信貸存在著可持續性與選擇性剝離。的問題。其次，市場化的小額信貸利率過高，根據Micmfinance Bulletin 2003年7月號的調查，在向最窮的人發放貸款的49家小額信貸機構中，平均運營成本為其發放貸款數額的59％，而人力成本接近50％。盡管較高的利率可以擴展小額信貸的延伸性，但利率過高也會導致金融風險和政治風險的增大，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Woller andWoodworth，2001)。
在低收入國家，政府大都把農業信貸的名義利率定得很低，而貸給農村貧民的貸款利率則更低。德爾?W?亞當斯駁斥了用于論證低息農業貸款合理性的主要的八種觀點：高利貸論、高收入國家的低利率政策、貸款者獲得了廉價的資金、貸款者的生存力、農民的行為、收入轉移機制、利率與通貨膨脹、次佳論點。認為低息貸款政策是低收入國家的金融市場經營不善的主要原因，它們挫傷了農戶進行儲蓄的積極性，并對貸款者分配貸款的方式極為不利。而且，與低息貸款相對應的低息攬儲極不利于動員農村儲蓄以擴大資金供給。
關于非正式金融與正式金融的利率差距，謝平、陸磊(2003)的研究認為，由于信貸配置中的腐敗行為，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價格實際是均衡的，不能簡單定義民間借貸是高利貸，如果如此定義，則正規金融也同樣具備高利貸特征。巴甫洛(1979)指出低息借貸對一些借款者來講并不便宜，利率償還只是總借款費用的一部分，額外的費用包括表格填寫、賄賂、拜見放貸者所需交通費用以及進行協商和償還貸款所占用時間的機會成本，就一個新的小額借款者來說，他的貸款交易費用可能是應付利息的好幾倍；卡仁?辛格考察了一個印度村莊消費性貸款的利率結構，發現其年利息率平均為143％，從利息的構成來看，機會成本約占50％以上，風險成本25％，分配成本15％，壟斷利潤則只占6％。
四、農戶金融服務的減貧機制
關于農戶金融服務的減貧機制，已有研究主要是遵循如下圖所示思路進行的：
所謂可追加性研究是指農戶獲得貸款前后的境況改善與生活影響。在眾多小額信貸制度影響分析的文獻中，有關金融服務對家庭經濟生活的影響被集中在六個方面：平滑消費；減低對高利貸的依賴程度；對家庭開辦小型企業的影響；對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對家庭成員職業選擇的影響；對家庭收入的改善。其中，平滑消費與家庭資產選擇是最明顯的，而對高利貸依賴的影響是最不確定的(Kacoski andTownsend，2002)。
郭沛(2001)通過對陜西、河南小額信貸的受惠農戶進行調查，并進行收入影響計量檢驗，認為小額信貸為貧困農戶的收入增長具有正面的影響力，有助于貧困農戶收入增加和財產積累。江曙霞、嚴玉華(2006)運用靜態灰關聯和前移動態關聯矩陣對中國農村民間信用緩解貧困的有效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民間信用可以有效緩解中國農戶的貧困狀況。Binawnager和Rosenzweing(1990)發現一個相似的利潤最大化投資組合窮人比富人所得回報會低30％，而改善信貸可得性則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
由于農戶信貸資金可得性主要來自于農村非正規金融，國外學者就此進行了多樣性的相關研究。首先是非正式金融是否可以在村莊內實現收入互保、平滑消費的檢驗。Morduch(1991)，Cater(1991)和Udry(1990)分別用印度南部、布基納法索(非洲國家)與北尼日利亞(非洲中西部國家)鄉村家庭面板數據對家庭收入特異風險在總風險中的重要性進行了實證檢驗，Mordueh發現家庭特異風險占家庭收入總風險的75％～96％，Cater和Udry也得到相近的結論。Alderman與Paxson(1992)以消費與保險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一個計量模型用以檢驗村莊
內部的相互借貸對家庭間實現收入保險、平滑消費的可能性。Deaton(1992a)對村莊內部是否比跨村之間有著更多的收入共變進行了檢驗，其F檢驗表明結論是否定的，這實質上反映的是相鄰村莊之間的同質性。其次是對農村變異的金融形式的研究。Becker(1974)、Lueas and Stark(1985)、Cox(1987)對承受疾病災害的家庭接受親戚與鄰里的饋贈現象進行了考察，認為這是類似于信貸、相互提供收入保險的一種形式。姜旭朝、蔣貞燦(2005)則認為，農村婚嫁費用及其中的民間資金流動也反映著社會保障因素，亦即一種民間互保形式。
在非正式金融形式研究中，RoSCA(輪會)的作用機制得到最為廣泛與深入的研究。Rogier和Chavas(1997)提出了一個簡潔的模型，很好地說明了參加RoSCA比通過自己積累資金平均可以提前一半的時間獲得耐用品。Anderson與Baland則從男女主人在家庭資源配置偏好差異與決策權爭奪角度出發，通過博弈模型說明婦女參加RoSCA有利于促進低收人家庭儲蓄，提高家庭教育資本的積累與耐用消費品的投資能力。Besley和Levenson(1996)運用1977～1991年臺灣地區212 046戶家庭面板數據，對家庭是否參與輪會(RoSCA)與其消費耐用消費品金額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檢驗，證明非正式金融在家庭資本積累與耐用消費品購置中起著積極作用。
五、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
政府優惠信貸容易產生指向偏誤，小額信貸的高監控與收貸成本會內生過高的利率，因而，非正式金融作為農戶信貸的補充形式是必要而且客觀存在的。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分別采用不同的行為規則集合與激勵結構去處理監控與激勵問題，滿足了不同群體的借款者的需求。非正式金融在農村與城鎮充滿活力地運行，成為許多借款人主要的信貸資源。Tsai(2003)對中國江浙農村非正式金融的研究表明，在有的鄉村地區，正規金融發展較好，非正式金融也同樣或更加活躍。對其原因，他從以下幾個方面給出了解釋：正式金融供給不足而產生的制度外需求；地方治理與市場互動的產物；地方政治經濟因素導致的市場分割；非正式金融極低的交易成本與社區互保機制。
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多樣，并且在各國有一定的差別，總結起來大致共有10種類型：專職但不受管制的金融機構，如信用合作社、土著銀行(aboriginalbank)、當鋪等；職業放貸者(money lenders)；商人(traders)；典當商；銀背；地主；親友；金錢護衛(mon-ey guards)；小組儲蓄(group saving)；輪流儲蓄與信貸協會(RoSCAs：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聚會(ASCrAs：accumulating savings andcredit associations)等。
由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金融結構與金融抑制，即使非正式金融市場廣泛存在，也可能存在資金供給不足。因此，如何構建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是實踐中已然產生也是具有典型研究意義的問題。當前存在的主要連接形式有：小額信貸中的小組聯保貸款、放貸者與銀行機構的連接、農業相關產業與農戶的信貸。
不少學者對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進行了研究。Tsai(2004)在比較中印非正式金融與小額信貸時指出，自組織的目的是幫助成員有規律地小額儲蓄，在成員間創立內部保險基金以便應付急需，通過集體決策增強成員權利，為集體成員擴展無擔保貸款。Seibel(1985)則以西非農村金融自組織為例，分別就儲貸協會與銀行機構實行連接的原則做了詳細闡述。以儲貸協會特別是以農戶小組、手工業小組、商人小組為基礎的聯保貸款可以有效地解決信息不對稱、監控與還款激勵問題，為儲貸協會設置的會計賬戶也有利于資金的安全與管理的便利。Floro和Ray(1997)以菲律賓的情形為例，考察了放貸者與銀行機構的連接在配置效率與小農福利的潛在影響。通過與農業密切相關的產業對難以獲得信貸的小規模農戶進行借款，增強了貧困農戶的信貸能力。事實上，一些非正式貸款者起著銀行資金的輸送管道作用，如谷物收購者對谷物種植者，奶制品公司對奶牛放養農戶，農用生產資料經營公司對農戶等。政策的制訂者們也會思考這個問題，即增加正式金融資金的供給是否能夠增加放貸者的競爭數量，從而降低小農獲取貸款的利率，改善貸款獲得者的福利呢?Floro和Ray通過建立博弈模型分析說明，由于一個地方很難會產生幾個同類的放貸者，而且由于壓低產出價格或抬高投入品價格因素的存在，使顯性利率無法顯示實際利率水平，重復博弈下放貸者的共謀可能只是增加放貸者從中獲取租金的能力。劉峰、許永輝、何田以黑龍江個案為例，對農戶聯保貸款制度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黃良赳對社會信用合作組織在農戶貸款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并提出分別以政府、民間、企業信用資源為平臺，以增加農戶貸款資金可得性。
小農經濟的認識范文5
直接導致了教育產業發展受到制約。除公立學校外，各類民辦學校、職業技術院校、培訓機構等都難以在該地區立足。教育產業的不發達，制約了當地民眾的經濟思維，無法拓寬視野，跳出小農經濟模式，走向多層次、多元化的經濟結構。總結循化縣目前的困境，即是民眾的思想禁錮了教育的發展，教育的缺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經濟的貧困又使得改變民眾觀念和大力發展教育處處掣肘，這些問題形成了一個難以打破的惡性怪圈。
二、加強循化縣民族教育的對策
從循化縣的現狀來看，傳統的幫扶措施，只能暫時性地給予當地民眾生活水平上的提高，卻無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而要想真正使經濟得到發展，必須要大幅提高當地民眾的教育水平;而要提高民眾的教育水平，關鍵在于徹底改變當地人的思想觀念，從意識上認識到教育的作用，認識到文化和科技能帶給大家的種種好處。只有這樣，才能讓人們形成教育改變命運的觀念，自覺讓孩子接受教育，提高當地的教育水平，也才能最終推動該地區的經濟發展。
1、加大民族地區的教育宣傳力度，以活生生的例子說明教育的積極作用。由于撒拉族對教育不重視的觀念根深蒂固，僅僅簡單的政策宣傳是難以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的，因此必須要將人們心目中的成功形象與知識分子成功地聯系到一起。
1)大量引進大學生村官，并對有才能的年輕知識分子干部做破格提拔。在循化撒拉族人心目中，成為國家公務員是一種成功的標志，而大學生村官恰恰是知識分子與成功標志結合的一個良好榜樣，通過大量引進大學生村官，就能在當地民眾心目中的成功定義與受教育學知識的途徑結合起來，增強受教育在人們心目中的重要性。同時，年輕有為的知識分子干部能得到快速晉升，也能讓大家深刻意識到，有識有才才是晉升的捷徑，以此調動民眾學習的意愿。
2)引進農林畜牧方面的專業人才，帶動當地的農業發展。撒拉族人長期以小農經濟為生，但技術落后，基本是靠天吃飯、自給自足，大部分人不會使用農業機械，連化肥農藥也少有人用，因此產量低下。
3)通過新聞媒體關注、宣傳從事科教、文化、工程方面的優秀人才。長期以來，撒拉族人對從事上述工作的人缺乏足夠的重視，也意識不到他們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為循化縣和撒拉族人所做出的貢獻。而現今正是需要通過新聞媒體對這些人才的優秀事跡大量關注和報道，讓民眾充分認識到，目前家鄉的父母官和眾多人才是某位默默無聞的老教師啟蒙的，家鄉的高樓橋梁是某位工程師設計的，家鄉的巨大變化離不開科教文工人才，從而提高科教文工人才在民眾心中的地位。
2、加強民族教育法制建設，從法律上保證對民族教育的投入。針對目前循化縣教育投入不足的現狀，必須依靠立法來保證政府對教育專項資金的投入，同時，對于家庭貧困的家庭，要讓他們享受到更多政策上的優惠，降低教育成本對家庭的壓力。通過法制建設保證民族地區的學齡兒童充分入學，讓成績優秀的學生都有機會深造，并在學成后服務于家鄉，促進家鄉教育事業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高財政收入，形成良性循環。
3、要堅決打破民族教育的封閉狀態，堅持開放性原則。應該充分鼓勵各類民間辦學機構、職業培訓機構到西部民族地區辦學，把國內外最先進的教育思想、教育手段、教改經驗、教學方法吸收進來，并注意把教育的共性和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有機地結合起來。
小農經濟的認識范文6
對農民、農村和農業這“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是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體制矛盾——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矛盾。正是受制于這兩個愈演愈烈的基本矛盾，我國農業因小農經濟嚴重不規模化，土地隨人口增加愈益分割細碎而無法與市場經濟接軌的問題，才在市場經濟作為改革方向確立之后，越發受到改革者的關注。
第一個國情矛盾造成農業的主要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之間的關系嚴重扭曲，以至于中國不僅過去、現在也不得不長期作為“農民國家”（而并非農業國家），自立于現代市場經濟之外。這是自從清康熙年間以“新增人丁永不納稅”為開疆拓土的后續政策，導致人口百年翻兩番，以及五十年代的人口政策導致半個世紀翻兩番的歷史留下的。近中期看，這一基本矛盾只可能相對緩解而不可能根本消除。
第二個體制矛盾則進一步加劇了第一個矛盾的作用；是故在研究和調整上仍有可為之處。人們已經認識到城鄉分割二元結構導致城市化大大滯后于工業化；大包干后恢復的小農村社經濟無力抗拒城市壟斷資本集團的進一步剝奪，因而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但現在還幾乎沒能采取有效政策加以解決。
在這兩個矛盾制約下，農民是“三個月種田，九個月過年(賦閑)”，農村人口過剩壓力很大。按現行人地比例，到本世紀末農業勞動力將過剩2.4億，農村人口過剩5億多。另有研究報告顯示，到下世紀初即使決策足夠理性并且不出現大的反復，城市化率能達到60%，在人口增長到16億時仍將有6億人口留在農村；因此，人地關系仍然不可能根本改觀；更何況假設條件很難滿足。
其二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大批農民勞動力做為“糧食高消費人口”進城打工，會直接影響需求，拉動糧價上漲。1992年以后的投資導致基建項目大上,勞動力需求上升,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流入城市，有統計說6000萬人，也有說8000萬人。這些人由非商品糧消費者變為商品糧消費者；而他們的人均消費量又是城市居民的兩倍甚至三倍以上(前者每月20多斤,后者要達到60多斤)。如果是8000萬人，新增糧食需求量(主要是計劃外部分)約為500-600億斤每年。由此分析1993年在全國糧食增產的同時廣東卻出現大米、主要是劣質米開始搶購的現象，進而造成全國性的米價上漲，農民進城打工新增加的需求拉動至少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