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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特征范文1
【摘要】為了提高我國企業的經營管理效率，對我國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問題進行研究，并針對我國企業融資決策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探討，尋求相應的解決措施便具有了重要的現實意義。依據MM定理，在完美的資本市場上，企業的價值創造取決于其生產經營活動創造現金流量的能力，完全不受其所需資本的融資方式的影響。然而，在現實的資本市場條件下，企業的融資決策對其投資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關系。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企業對融資方式的選擇及選擇不同方式進行融資所形成的資本結構對企業的市場價值、經營效率、治理結構以及穩定性都有著重大而直接的影響。
【關鍵詞】內部融資；直接融資；優序融資
一、前言
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傳統公司財務理論認為，在完美的資本市場上，企業的價值創造取決于其生產經營活動創造現金流量的能力。企業可以通過科學的投資決策，創造出理想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結合合理的風險控制，從而實現其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理財目標。關于企業的融資決策，在不考慮公司所得稅的條件下，公司的財務結構與其投資決策無關，這意味著外部資金和內部資金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然而，完美資本市場假設條件雖然有利于降低理論分析的復雜性，但也削弱了理論對現實的解釋能力。在現實的資本市場條件下，企業的融資決策對其投資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①合作發表了“融資約束與公司投資”一文，在文中，他們用股利的支付率來度量企業所受的融資約束程度，并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企業的融資約束與其投資－現金流敏感性之間呈正向關系。之后，許多理財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經驗證明，并得出了相似的企業投資具有融資約束②的結論。后來，大量實證研究又表明企業對融資方式的選擇及選擇不同方式進行融資所形成的資本結構對企業的市場價值、經營效率、治理結構以及企業的穩定性都有著重大而直接的影響，而且，不同的融資方式選擇與組合所體現的融資效率的差異是可以比較的③。既然選擇不同的融資方式具有效率上的差異，為了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對我國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問題進行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我國企業融資方式選擇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即外部籌資方式和內部籌資方式。所謂內部籌資是指從企業內部開辟資金來源，籌措生產經營所需的資金，主要有企業的折舊和留存盈余；它的優勢主要表現在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的影響，節省交易費用，可以避免同外部投資者的交涉及簽署相應的條款。所謂外部籌資，是指從企業本身以外的對象籌集資金，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通過金融市場來實現的④。我國企業外部融資的主要方式有兩種：一是債務融資，即通過銀行或者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從投資者那里籌集資金；二是發行股票進行融資。其中，債務融資還可以分為間接債務融資和直接債務融資。間接債務融資是指通過銀行進行貸款融資；而直接債務融資一般是指通過證券市場發行債券來進行融資。外部籌資中的直接債務融資與發行股票融資又統稱為直接融資。外部融資既是企業融資的一種途徑，也是公司所有者向外轉移風險的一種途徑。
可見，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特別是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各種直接融資工具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使得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資方式為企業自主融資提供了條件。然而，在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信息傳遞效率、市場競爭結構、社會大眾的成熟度等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下，我國企業對不同融資方式的選擇和組合方面存在一定的低效率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在對內部融資方式和外部融資方式的選擇上，我國企業比較依賴內部融資，但是缺乏對資本成本的正確理解，普遍存在過度投資的偏好
在我國，自1993年稅收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國有企業很長時間都沒有向國家股東進行過紅利分配⑤。國企將大量的利潤予以留存，國有企業即使已成為上市公司也大多選擇不支付或少支付現金股利而將大量現金予以留存。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國現階段資本市場的發展遠遠落后于企業的需求，出于減輕外部融資約束的考慮，企業傾向于不支付或少支付現金股利。同時，由于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尚不穩固，對外部的融資規模和融資渠道還沒有充分的選擇權。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講，如果企業的內部資金來源不足以滿足公司的發展需要，而實際上資本市場對他們并不開放，申請上市發行股票或債券進行直接融資的難度很大，這就直接導致了我國企業比較依賴內部融資方式的現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對資本成本的理解往往只是基于表面的觀察。即借來的債務是有資本成本的，借款利率是資本成本的典型代表；而不分派現金股利形成的留存收益是自有資金，是沒有成本的。這是對資本成本概念的錯誤理解，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國企業普遍存在過度投資的偏好，資產負債率低，資本使用效率低。
（二）在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中，直接融資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未來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在我國，企業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的間接融資仍舊是企業最重要的外部融資途徑。嚴格來講，銀行貸款屬于“私募”融資方式，是企業與銀行之間經過一對一的談判而達成的信貸協議。對于我國的企業而言，銀行貸款不僅在企業發展的歷史上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即使是現在，銀行貸款仍是最為主要的融資方式之一。
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在1993年至2004年，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情況為：境內股票融資額為8983.46億元，占境內股票、銀行貸款、企業債券三者的比重為5.21％；銀行貸款融資額為161299.98億元，占三者的比重為93.59％；企業債券融資額為2063.49億元，占三者的比重為1.20％⑥。
雖然，在我國企業可以采用通過證券市場直接向投資者發行證券，比如發行股票、公司債等來獲得資金的直接融資。即采用通常情況下所謂的“公募”形式⑦，面向公眾發行證券。但是，由于我國目前資本市場尚處于發育階段，這種直接融資方式的融資成本很高。例如：我國企業如果選擇直接融資，不僅需要達到一個上市公司的門檻，還需要在融資時支付昂貴的手續費用等酬資成本。另外，為了獲得較高的公信度，從而便于證券的發行，還要求：1.準備直接融資的企業要向社會公眾公布企業的財務信息，以便讓潛在的投資者對于企業發展的戰略、發展的前景有一個概括的了解。2.企業必須經過政府有關部門的資格驗證，確認其可以負擔必要責任的能力等等。因此，目前，大多數企業外部融資可能更多的還是通過間接融資的途徑，對銀行貸款的依賴很大，直接融資尚不能成為我國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我國企業外部融資的模式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
（三）外部股權融資偏好現象已經成為我國企業上市融資行為的一大特征
我國企業債券的出現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我國開始正式批準發行企業債券，隨著金融市場的出現和發展，股票和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在我國得到穩步發展。然而，就目前情況看，我國企業選擇的外部融資方式順序是：銀行貸款、發行股票、債券融資，外部股權融資偏好現象已經成為我國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一大特征。造成我國企業關于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的優序與國外存在如此明顯差異的原因如下：一是我國企業債券的計劃管理體制約束了債券的發行。債券市場不發達，債務融資工具單一，市場化創新不足，以及社會信用水平較低，債權人企業申請發債的審批程序比申請上市發行股票還要復雜、條件更加嚴格。二是市場基礎不完備，當前股票融資非正常的低成本，使不得不還本付息的股票融資相對于既要還本又要付息的債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三、關于我國企業融資方式選擇的幾點建議
關于我國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問題，關鍵在于如何安排內部融資、外部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得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最低，企業價值最大。
（一）在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理財目標下，按照剩余股利原則確定企業的股利支付率，按自由現金流原則來確定企業內部融資的比重
由于企業的留存盈余內部融資事實上是企業股利政策的另外一種表述形式，因此，按照現代股利理論，基于股東財富最大化理財目標的企業股利政策應該依據剩余股利原則來制定。所謂的剩余股利原則，是指企業制定股利政策時，首先必須依據資本預算決定企業的目標資本結構，然后按照目標資本結構來安排股利政策和融資活動。在此原則指導下，只有企業所有凈現值大于零的投資項目均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時，企業才會發放現金股利。企業應該把稅后凈利潤首先用來滿足那些收益率高于股東最低要求報酬率的投資項目，然后將剩余的現金流發放給股東。而這所謂的“剩余的現金流”也稱為自由現金流量。
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沖突的時候，首次對自由現金流量進行了定義。他認為：自由現金流量是指企業在滿足了凈現值為正的投資項目資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自由現金流量的所謂“自由”，即體現為管理當局可以在不影響企業持續增長的前提下，將這部分現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給企業的所有投資者，既可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給債權人，以滿足債權人的報酬率要求，也可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給股東，保證股東財富最大化的實現。
因此，依據剩余股利原則與自由現金流量原則，為了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理財目標，保障股東要求報酬率的實現，最大程度地減少企業的沖突，防止經理人員不經濟地運用現金流量（比如投放到凈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上）甚至是非法地挪用現金流量，一方面，企業必須依據資本預算決定的目標資本結構來安排企業的內部融資比重；另一方面，企業必須將自由現金流量完全地分派給股東。
（二）依據直接、間接融資效率的實證研究結果，積極發展我國企業的直接融資能力
在對不同國家企業的融資結構比較時，許多學者以直接和間接融資方式所占比重的不同，將不同的市場經濟國家企業融資模式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市場導向型融資模式，主要以美國為代表；另一類是銀行導向型融資模式，主要以日本、德國為代表。根據測算，美國的融資效率平均高于日本和德國1/3。雖然美國的儲蓄率一直不高，但其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發達，直接與間接金融相互競爭，資本的積累、形成、再生和重組水平很高，因而把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較高。而日、德兩國過分倚重間接融資，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接融資的發展，沒有形成兩種融資方式的合理配置和組合。
在我國，由于目前資本市場尚處于發育階段，直接融資尚不能成為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我國企業融資的模式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但是，從長遠來看，為了加強社會盈余資金的使用效率，我國應當加強資本市場的發展，通過發展直接融資，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減輕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壓力，增強融資工具的流通性。
（三）以優序融資理論為指導，借助我國不斷完善的債券市場，積極擴大我國企業的債券融資比重
按照優序融資理論以及發達資本市場國家的經驗，我國企業應該更加重視企業的債券融資方式，在我國證券市場不斷發展完善的前提下，不斷提高債券融資的比重。
關于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問題，梅耶斯教授的優序融資理論在西方資本市場的實證中已經得到了有效的驗證。即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公司按照如下的優先次序選擇融資方式，形成自身的資本結構：1.公司首先偏好于內源性融資；2.由于公司股利政策具有剛性，分紅比率很少變動，而公司投資收益具有不確定性，因而經常會出現公司內源性融資無法滿足投資支出的情況，公司由此產生了外部融資的需求；3.在外部融資方式中，公司往往又選擇安全性較高的證券，即首先從公司債開始，其次選擇可轉債等混合型債券，最后才選擇股權性融資。可見，依賴內部融資與債務融資已經成為西方現代企業融資行為的一個基本特征?！坝匈Y料顯示，全球債券市場在2001年上半年共集資9240億美元，而同期通過發行股票和可轉換債券只籌集了1027億美元，債券市場融資的規模約為股市融資的9倍?！雹嗾^，公司債券是成熟證券市場的“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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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特征范文2
（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并求得發展，需要不斷地籌集到資金。從企業資金來源的構成來看，企業成長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兩方面：內部資金積累和外部資金投入。
內部資金是指企業留利和折舊資金，由于現階段我國企業的留利水平低，企業發展主要依靠外部資金，而外部資金需要從金融市場上籌集，其中短期資本通過貨幣市場籌集，長期資本則通過資本市場籌集，按照資金是否在供求雙方調劑，可以把長期資金的籌集方式劃分為兩種方式，即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所謂直接融資，是指不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由資金供求雙方直接協商進行的資金融通。通過商業信用、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方式進行的融資均屬于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則是由企業通過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間接地向資本的最初所有者籌資，它的基本形式是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零散儲戶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來的資本以貸款、購買企業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業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方式的優劣如何，長期以來在理論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學者認為銀行的信貸范圍比較廣泛，使得融資具有相對集中性，從而可以調節資金的供求與運轉，開發多種金融商品與融資渠道，使融資成本相對降低、金融風險減小。同時，由于金融機構掌握融資的主動權，能對企業構成信貸約束，有利于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向與配置。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間接融資具有相對優勢。而有的學者從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出發，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銀行對企業的低息貸款往往以銀行虧損為代價，使企業的融資成本較淡薄，企業對資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銀行呆帳、壞帳大量增加，由此來看間接融資的成本從總體上并不比直接融資低。其次，銀行對企業的信貸約束，在發達國家里是“硬約束”，然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經常干預銀行信貸計劃，使銀行信貸約束趨于“軟化”，容易產生拖欠貸款現象，使銀行信貸資金不能有效運轉，從而加大了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由此他們認為，間接金融優勢論只適用于發達國家，而在發展中國家，直接融資方式則具有相對優勢。
從實踐中看，各國在融資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舉的。不過，不同國家往往由于歷史傳統和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各有側重。美國和英國等老牌市場經濟國家由于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接近完全競爭，往往形成以資本體系為基礎的直接融資方式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產業發展受政府指導性計劃干預，金融與產業間建立起政府參與的風險共擔機制，銀行在企業參股，積極參與企業經營，銀企之間是一種生死攸關的鏈條式傳遞關系。這樣其融資模式只能是以信用體系為基礎的間接融資，非金融企業很少有機會利用資本市場來籌資，只能轉向通過商業銀行這種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紀70年代，英美等國通過企業債券和股權進行的直接融資約占企業外部融資的55.60%，通過銀行中介的間接融資占40--—50%，而日本等亞洲國家則相反，日本的間接融資在外部融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80—95%，直接融資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況才發生了緩慢的反向變化：英美企業增加了間接融資比重，日本企業則增加了直接融資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歷史條件下，在市場機制逐步完善的過程中，企業融資方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財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資主導國民經濟運行，并通過各種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著社會資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場化性質被否定，完全成了計劃經濟的附庸工具，這時，根本談不上企業自主地選擇市場化融資方式。
隨著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國民經濟的流程和運行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1）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家財政參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從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從生產建設型財政逐步轉變為舉債和吃飯型財政，而同時國民收入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的趨勢不斷加強，導致財政配置資源的能力下降。（見表1）（2）在金融與企業的關系中，金融由原先作為財政的“出納”轉向逐漸獨立，并擔當企業融資中介，通過“居民儲蓄存款ü銀行貸款給企業ü形成企業的負債資產”這樣的間接融資方式成為社會投融資的主渠道，政府則從過去的對信貸規模和利率的嚴格控制轉到現在的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桿來調節社會資金配置。由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企業資產負債結構的固定資本投資來源結構來看，銀行貸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別是1985年“撥改貸”全面推開后，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固定資產投資和幾乎所有流動資金都依靠信貸資金。（見表2）從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貸資金占企業固定投資來源的比重始終在23%以上，而自籌資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實上來源于信貸資金。這樣，在經濟運行中便形成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導的融資方式，而成為一種以社會資金為支撐、國家銀行集中借貸、國家辦企業的“借貸型經濟”，表現出貨幣計劃經濟的特征。
隨體制改革的深化，這種以銀行為主渠道的融資體制產生出新的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分析：其一，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逐年上升，目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負債率平均為70%，流動資金負債率已達到平均80%，從總體上看將變成風險極高的全負債運行企業，甚至是資不抵債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企業融資幾乎只有通過銀行，其資產的資本金部分沒有資金來源和注資渠道而無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這種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體系并非建立在如發達國家一樣的理性約束的基礎上，與融資體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經濟運行機制尚未建立。十幾年來，以放權讓利為主的國有企業改革在發揮企業主觀能動性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國有企業吃銀行信貸資金的“大鍋飯”的不良傾向，造成國有企業大量舉債經營，不重視資金使用效益，形成資金負債結構的失衡，加大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困難。其二，由于體制原因，銀行必須保證國有企業重點資金的需要，而國有企業借款不負經濟責任，甚至只借不還、負盈不負虧，使銀行的信貸約束逐漸軟化，企業的低效益與高負債經營引起的嚴重的虧損，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銀行的呆帳壞帳。據測算，目前不良貸款占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余額的25—30%，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逾期、呆帳、壞帳貸款占全部貸款的20%，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改善，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將消耗殆盡。同時，行業和企業結構調整中的死帳亂帳問題，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現的“泡沫”經濟破碎后的沉淀問題（如高檔房地產積壓），都集中反映到了銀行，貨幣銀行體系中積累了愈來愈多的不良資產，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脹壓力，銀行貨幣體系內長期、潛在的系統風險越來越大，導致社會資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觀經濟經濟運行的極不穩定?，F在，我們實際靠政權威信、政府信譽使國有商業銀行具有較強的資金吸納能力，如果某些客觀條件發生變化，商業銀行系統風險及其經濟社會后果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問題從深層次看，實質是市場經濟與國有制經濟實現形式之間的矛盾，出路只能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由計劃融資向市場融資的轉變，發揮市場機制在貨幣資金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
(三)
在市場化的融資體系中，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兩種方式各有長短，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互平衡。要解決目前國有企業和銀行面臨的問題，最佳選擇就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將國有企業的資本化籌資活動徹底推向市場。
一、國有企業改革需要發展直接融資
企業融資渠道的拓寬、企業負債結構的優化、投資項目資本金的實行都有利于直接融資規模的擴大。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資本金嚴重缺乏，已成為影響改革大局的嚴重問題。目前三分之一以上的國有企業資本金比率低于10%，有些企業甚至是全負債經營。國有企業資本金嚴重缺乏，已愈來愈影響到企業的發展、金融系統的正常運作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目前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針對國有企業的增資減債、兼并破產、抓大放小等政策措施，但由于國有企業資本金缺口太大，這些措施都一時難以奏效。而可用于補充國有企業資本金的社會資金來源應該是比較充足的，具體來說：一是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刻變化，我國居民的收入呈現出明顯的資本化趨勢，居民個人已日益成為儲蓄和投資的主體，（見表3）到1998年末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包括外幣）已超過50000億元；二是國際資本市場資金充足，而中國廣大的市場對國際資本仍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但是，由于投資方式單一，我國居民的金融資產的約85%都形成了銀行存款，通過銀行又貸給企業形成企業債務，這也是企業高負債、低資本的歷史原因。同時，國有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也受到發展條件和高融資成本的限制。因此，只有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在企業融資中的比重，才能更有效地把居民手中的金融資產和國際資本轉化為企業的資本金。
二、我國金融結構的實質性改善要求擴大直接融資
從金融體制改革的方面看，深化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構造合理的融資結構，是分散銀行風險、改善銀企關系，從而推動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要一環。如本文前面所述，由于國有企業的信貸資金主要來源于國有銀行，使企業的低效益與高負債引起的嚴重虧損，不可避免的轉嫁給銀行，形成銀行的不良資產。而增加直接融資，減少企業資金中信貸資金的比重，從而提高企業經營效益、改善企業資產負債結構，是改善銀企關系的根本出路。在這個問題上，有的學者認為直接融資成本要高于間接融成本，因此目前應以深化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為重點來推動金融改革，不應過分強調直接金融的籌資作用，對此我們應認識到，國有銀行的改革關系到全國無數高負債國有企業的生存問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而在這個漸進的過程中，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可以使社會資金分流，減輕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的資金供應壓力，國有銀行面臨的系統風險也會隨之降低。一般來說，直接融資中的社會成本是個別金融風險，而在體制轉軌尚未完成、政企銀企關系尚無根本轉變時，銀行間接融資難以擺脫的更大的是系統風險，二者相比，風險成本大小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說，要從根本上消除金融體系風險出現的溫床，改善我國金融結構，拓寬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渠道，提高資本形成的效率，促進資源配置優化與資本流動，就必須發展直接融資，這不僅關系企業自身存亡，也直接影響到金融體制改革能否成功。當然，我們應當注意，一方面在強調加快發展直接融資的同時，必須認識到我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尚處于起飛階段，間接融資方式仍需在融資體系中占主要地位，如果一味強調直接融資，忽視銀行應有的間接融資作用，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面臨更大的風險；另一方面，發展直接融資是同完善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應當認清深化資本市場不僅是為了改變我國企業資本的注入方式，更重要的在于通過資本來源的改變，可以有效地改變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提高企業的資本運營效率，逐步消除金融體系累積性風險形成的體制根源，所以不能僅僅把到證券市場“圈錢”等同于發展直接融資，而要配合以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在發展直接融資的同時不斷發掘資本市場的深層次功能，共同促進我國經濟市場化的進程。總之，在正確認識的基礎上堅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不斷改進間接融資，以建立適合我國企業發展和經濟運行的新型融資體制，我們就會看到：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將下降，資本金將會得到充實；風險社會化會使社會投資者關注和監督企業的經濟效率，并逐步在提高效率的基礎上化解銀行體系中的不良資產，避免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從“貨幣計劃經濟”向“資本運營經濟”的戰略性轉變，使國民經濟走上良性運行的軌道。
直接融資特征范文3
融資是企業資本運動的起點,也是企業收益分配賴以遵循的基礎。足夠的資本規模,可以保證企業投資的需要,合理的資本結構,可以降低和規避融資風險,融資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資本成本。因此,就融資本身來說,它只是企業資本運動的一個環節。但融資活動,決定和影響企業整個資本運動的始終。融資機制的形成,直接決定和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以及企業財務目標的實現。
一改革開放以來,企業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表現在:
1.企業資本由供給制轉變為以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
改革以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均在國家計劃下進行,企業是否需要資本,需要多少,長期資本或是短期資本,均由國家通過財政或銀行予以供應。這種體制下,企業不需要研究融資渠道、融資方式和融資成本,更不用研究企業資本結構問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企業自的擴大,特別是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建立以后,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代替了原來的供給制。企業根據市場狀況和前景,進行投資計劃,并努力為實現投資計劃融資。這一變化表明,融資活動由宏觀性計劃分配轉變為微觀性融資。
2.由縱向融資為主向橫向融資為主轉變。
供給制條件下,企業資本均由國家限額、限用途供應,資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動。隨著改革的不斷進行,為了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企業與企業間的橫向融資活動日益增加,存量流動提高了資本運營效率。
3.融資形式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
計劃分配資本體制下,企業融資形式單一,財政分配形式或銀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業信用的確立,資本市場的建立,企業內部積累機制的形成,企業融資形式呈現多元化,形成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股本融資與債務融資等多種形式(見表1)。
上述變化,最本質的在于融資體制正在實現計劃分配向市場引導融資的轉變。過去,財政、銀行作為國家總資金分配的兩個手段,不斷進行著總資金量的分割。盡管后來銀行分割總資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絕對比例,但與現在資本市場融資相比是不同的,這是一個質的變化。伴隨這一變化,各種融資工具職能回歸并日益得以體現。對財政投資與銀行貸款的認識,也不只限于有償和無償的劃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點,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雖然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企業融資機制并未形成。
以企業為主體的投融資活動,還沒有真正的以市場為主導,理性地根據資本成本、風險和收益對稱原理選擇融資方式,確定資本結構。因此,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還需要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行。
存量調整是基礎,它是針對過去融資行為及其形成結果進行的處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資活動在增量方面的規范性和規律性,則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關鍵。存量調整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過高,而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的。據統計,1980年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18.7%,1993年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7.5%,1994年為79%。如此巨大變化,不是非體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國8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固定資產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即所謂的“撥改貸”,從1998年開始銀行統管流動資金。這一改革的初衷是國家試圖通過銀企債務關系來硬化對企業的約束。但實踐結果事與愿違,由于銀行體制本身的嚴重缺陷,借貸雙方因產權不清而形成信貸軟約束。盡管1993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貸款約束規則,延緩了國有企業“完全債務化”的速度,但負債增長速度仍遠遠超過資本增長速度。
企業與銀行關系不順、不清,他們之間不僅僅是債務關系,而且存在著在這種關系表面掩蓋下的所有者與經營者關系。而且,銀行還承擔有政府的職能,企業依附于銀行,銀行貸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原則,有時不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業嚴重虧損或停產、半停產而不能破產情況下,銀行仍不得不發放違背市場規則的貸款。因此,當國有銀行實行商業化改革時,國有企業高負債率問題,已經造成了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同時也加重了企業的支出負擔。為了減輕企業利息支出負擔,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業減負效果并不明顯。其實,企業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貸款數額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況下的高負債形成,是典型的計劃分配結果。降低利率不僅沒有減輕企業利息負擔,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進一步刺激貸款需求,國家不得不進一步強化行政干預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時,仍輔以貸款規模限制,抑制貸款需求。
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有企業貸款是計劃分配結果,而非市場引導的資源配置,因此,貸款數量并非企業所能左右。由于貸款數額過多造成高負債率,從而加重企業負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股權融資(或自有資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資形成效益以后,而債務融資在投資活動開始就支付利息,在國有企業投資缺乏資本金的基本上,貸款包攬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業巨大的利息負擔。另一方面,由于貸款關系模糊不清,特別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謂“稅前還貸”,使得貸款關系更加復雜化。在后來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中,將“撥改貸”投資形成的資產界定為國有資產,意味著企業貸款面臨兩次分配,一是支付貸款利息回報債權人,二是支付股利回報所有者。
公司融資理論認為,增加負債可以取得財務杠桿收益,由于企業支付的債務利息可以計入成本而免交企業所得稅,債權資本成本低于股權資本成本,因此,資產負債率似乎越高越好,因為負債率提高時,企業價值會增加,但負債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時,企業價值因破產風險和成本的增加反而會下降。這樣,由于企業負債率增高會令企業價值增加,同時也會引起企業破產風險和成本上升而使企業價值下降,當兩者引起的企業價值變動額在邊際上相等時,企業的資本結構最優,負債率最佳。
上述討論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企業必須要用較高的銷售利潤率來彌補負債經營帶來的風險,企業的盈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只有超過銀行貸款的資本成本時,企業負債經營所體現的財務杠桿效應才是正效應,否則為負效應。也就是說,只要一個企業運行良好,盈利能力強,負債再高也是可以良好運轉的。從這一角度分析,負債率高低只是說明了企業融資結構,而不能以此作為衡量企業負擔高低的標準。我國理論界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造成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是過高的負債率造成的,這是值得商榷的。
我國近幾年致力于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高負債率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必然應從體制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高負債率治理過程,不只是企業負債多少的量的治理過程,而是企業融資渠道、融資方式等選擇和形成的過程,需要綜合配套措施才能解決。例如1998年開始推行的“債轉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債權轉成股權,降低負債率從而減少企業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這一改革最終是要失敗的。因為體制不改變,企業治理結構不改變,降低了的資產負債率還會再提高,債權和股權的性質仍會被扭曲。因此,債轉股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債權轉股權,形成企業新的治理結構,使得股權所有者通過改造企業制度,實現融資結構最優。我國第一家實行債轉股的企業———北京水泥廠,債轉股以后,資產管理公司持有股份達到70%以上,從而為通過債轉股實現企業轉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計劃分配資本的體制引致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改革正是應從體制入手,改變國家計劃分配資本從而決定企業融資結構的做法,形成企業在市場條件作用下自主決定融資結構的體制。
三現代公司融資理論認為,融資機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資形式的選擇,實際上是企業通過決策融資結構,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過程。
所有這些,都是由融資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決定的。
融資方式的選擇,是企業融資機制的重要內容。融資方式多種多樣,按照不同標準,可以劃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等。
企業融資是一個隨經濟發展由內源融資到外源融資再到內源融資的交替變遷的過程。一個新的企業建立,主要應依靠內源融資。當企業得以生存并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利用外源融資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競爭能力。當企業資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往往會從融資成本的比較中選擇一種更高層次的內源融資方式。實際上,就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關系來說,內源融資是最基本的融資方式,沒有內源融資,也就無法進行外源融資。從國外資料分析,在發達市場國家中,企業內源融資占有相當高的比重。
內源融資獲得權益資本,企業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資,首先取決于企業內源融資的規模和比重。內源融資規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同樣的,也才能獲得借入資本。從融資原理分析,企業負債經營,首先是企業自有資本實力的體現,自有資本為企業負債融資提供了信譽保證。而且,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投資回報率高,股東收益好,更應注重內源融資。如果增發股票,無異是增加更多的股東,良好的投資回報會被新的投資者分享,這是得不償失的做法。
與發達經濟國家不同的是,我國企業主要依賴于外源融資,內源融資比例很低,這說明:(1)體制決定了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2)企業缺乏自我積累的動力和約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較便宜地通過股票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式的選擇,是外源融資決策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國改革開放以前,企業只允許間接融資,而否定直接融資。實際上,能否直接融資,主要是取決于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業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國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會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積累主體單一化,直接融資是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分配結構變化后才出現和可以利用的。從1978年開始到90年代初,通過擴大企業自方式實現了政府向國有企業分權,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僅占全部金融資產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為7%;1995年上述兩個比重分別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選擇,還與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育和金融體制有密切關系。目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究竟以誰為主,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方式(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德為代表的以銀行融資方式(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十分發達,企業行為完全是在市場引導下進行。在美國,曾任美國金融學會會長的著名學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優序融資理論(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實證,企業融資的選擇,先依靠內源融資,然后才外源融資。外源融資中,主要是通過(1)發行企業債券,(2)發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上籌措長期資本。由于法律上嚴格禁止銀行成為工業公司的股東,英美企業與銀行之間只是松散的聯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間接融資為主,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產融結合。資本市場發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銀企關系有著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銀行制度。主銀行是指對于某企業來說在資本籌措和運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銀行。這一銀企關系的特征表現在:(1)主銀行是企業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個主銀行,每個銀行都是某些企業的主銀行;(2)銀行與企業交叉持股。(3)主銀行參與企業發行債務相關業務,是債務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國實行主持銀行制度,特征與日本主銀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資本市場不發達,產權制約較弱,銀行在金融體制和企業治理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說明,試圖確定一個所謂的以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似乎沒有必要。典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融資結構構成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是一個隨機變量,根據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條件,成本和效率的變化,由企業自身決定。我國長時期形成了企業對銀行的依附關系。90年代也曾實行了主銀行制度,但這一制度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與日本等國家都有重要差異。盡管我國不可能達到美英那樣直接融資比例,也很難確定最佳的融資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必然的。發展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形式,改善企業融資結構,將是我國企業融資結構方面的方向性選擇。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發展,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成為企業的重要外源融資方式。但如何決策股票融資或是債券融資,現代公司融資理論已有明確的結論:融資成本決定融資方式,股票融資成本高于債券融資成本?，F實卻與經典理論相背,我國目前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具有三個明顯特征:一是內外源融資比例失調,外源融資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資中偏好于股權融資,債券融資比例低;三是資產負債率較低。由于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資,對企業來說可以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以至于企業還來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資的特點,就不遺余力地積極爭取股票融資了。由于中國資本市場規模的限制,能夠成為上市公司的數量很少,而通過重組、改制,按市場經濟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經營性資產、無效資產可以剝離,可以取得優惠融資權,緊缺的殼資源成為企業爭寵的對象。在這種狀況下,公司通過股票融資的成本遠遠低于債務融資成本,這是因為:(1)理論上說,股權融資成本最高,這是以企業正常的運營,即生存和發展為前提的。如果企業經營不善,甚至虧損企業仍可以發行股票的話,那么這種股票的融資成本很低,甚至趨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權占有絕對比重,由于國有股權所有者虛位,對投資分紅的要求呈軟性,而中小股東要么無權或難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關注利潤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較少發放現金股利,權益融資能避免債務融資造成的現金流壓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資成本低于債務融資成本(債轉股也有這種嫌疑),以至于一些企業不惜一切手段成為上市公司,實現股票融資。一旦融資成功,似乎萬事大吉,許多公司通過股票募集資金后無法落實投資項目,不得不存放銀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過發行股票融資償還債務,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東權益比上年增長了36.66%,負債增長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體負債率下降了5.26%,說明上市公司通過發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資金的相當一部分用于償還了債務。另外,一些經營效率指標均保持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卻較低。據對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調查分析,在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凈利潤率高達24.1%,而其資產負債率卻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開宣稱“不缺錢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銀行借款,通過負債實行財務杠桿的效應沒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現象可以說明企業通過上市進行股票融資,增資減債,存在數量上的矯枉過正,本質上的問題依然是體制原因造成企業尚未能就融資方式等問題做出合理的、科學的決策。
四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結論性意見是:
1.體制決定政策。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創造有效地市場經濟環境,在此基礎上,企業財務政策決定企業融資方式、融資結構。
2.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依賴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制度創新。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結構,使融資活動融于企業產權運營和變革中。
3.培養和發展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結構。在完善主板市場的同時,推動二板市場的設立,以滿足各類企業融資需要。
4.只有當資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資本都必須支付其真實的社會成本,從而不存在免費成本時,企業的資本結構選擇才有意義。
5.企業根據收益與風險,自主選擇融資方式,合理確定融資結構,以資本成本最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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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特征范文4
[關鍵詞]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方式；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4-0035-02
外源融資包括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個方面。其中，直接融資主要指不借助銀行等金融機構，直接與資本所有者協商融通資金的融資方式。根據各發達國家的經驗，創業板市場、風險投資市場、私募股權基金和天使投資是中小企業在直接融資中最重要的幾種直接融資方式。但我國在這些領域的發展相對較為落后。因此，本文首先闡述各直接融資方式在我國的發展狀況并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完善我國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建議。
1 我國直接融資方式中存在的問題
1.1 創業板市場尚未成熟
創業板市場是指專門協助高成長的新興創新公司特別是高科技公司籌資并進行資本運作的市場。創業板市場能夠為中小企業提供新的直接融資渠道，同時也為風險投資提供了退出渠道，促進風險投資的發展。從國際范圍來看，美國納斯達克市場屬于最成功的創業板市場之一。我國創業板市場起始于2009年10月30日，至2011年上市中小企業數量達到200家，募集資金總額超過10000億元。創業板一年多的發展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便利途徑，同時也帶動了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和民間資本的活躍。但是，由于發展歷史較短，我國創業板市場仍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一方面表現為制度設計方面；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定位方面。
制度設計方面，我國的創業板市場存在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就在于入市和退市機制的不完善，以及由此導致的資金利用效率不高等問題。目前，我國企業在創業板上市要得到監管層的層層審批，這是人為選擇的結果，而不是由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結果。[1]與此同時，中小企業的退市制度卻遲遲未建立。兩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很多企業募集到的資金利用效率不高。據統計，創業板募集資金的使用率僅為21.85%，大量閑置資金被存放在銀行或用于其他投資，真正有資金需求的企業卻因為資金缺乏而得不到發展。相較之下，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納斯達克之所以取得成功與其富有彈性的入市標準有關，這個入市標準包括可以選擇的三套標準，為各種類型企業上市提供可能。[2]而且，在納斯達克，創業板市場退市是十分普遍的，平均每年有8%退市率。
定位方面，創業板成立之初，中國對創業板市場抱有極高的期望，并認為它將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上，起到基礎性作用。但創業板市場參與數量200多個，中小企業規模卻達到1000萬以上。因此，創業板市場不可能是我國大部分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主要形式。
1.2 風險投資市場發展極為落后
根據美國全美風險投資協會的定義，風險投資是由職業金融家投入到新興的、發展迅速的、有巨大競爭潛力的企業中的一種權益資本。[3]風險投資的期限一般是3～5年，投資方式為股權投資，目的是通過投資和提供增值服務把企業做大，再通過IPO等方式退出，在產權流動中實現資本回報。
我國的風險投資產業起始于1985年，至今仍處于初級孕育階段。從目前來看，我國風險投資產業中存在的一些特征特別值得我們留意。例如：在風險投資主體方面，目前我國風險投資的資金來源大部分是財政撥款，這種模式抑制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不利于資金數量和規模的增長；在法律法規和配套措施方面，我國目前雖然對風險投資的高科技企業有一定的稅率優惠，但相關的風險投資產業法一直未出臺，且風險投資在市場進入、稅收優惠、投融資管理等方面沒有成文的扶持性政策法規。
從國際范圍內看，美國的風險投資成果有目共睹，研究其發展過程對我國有借鑒意義。美國政府于1958年推出“小型企業投資公司計劃”，允許私營投資公司向政府貸款相當于自身3倍的款項，并同時享受利率和稅率方面的優惠來。1978年，美國將對風險投資企業的稅率從49%下調到28%，1981年將稅率調整到20%。在法律體系方面，美國通過立法加強風險投資的管理和監督，如《小企業發展法》、《銀行法》等。在上述一系列財政、稅收和立法的優惠政策下，越來越多的資金進入風險投資。同時，完善的證券市場提供了風險資本增值后的安全出口，解決了風險資本的退出問題。
如果說上述問題還可以在服務性政府的建設過程中不斷得以完善，風險資本退出機制的問題帶來的影響則可能是深遠而持久的。
1.3 私募股權基金亟待規范
私募股權基金（PE）是指通過私募形式對非上市企業進行的權益性投資，在交易實施過程中附帶考慮了將來的退出機制，即通過上市、并購或管理層回購等方式，出售持股獲利。
我國國內私募股權基金每年的交易額現在僅占GDP滲透率的千分之三，但是在美國和印度這一比率高達百分之一，這其中的比率差額預示著我國私募股權基金仍然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但我們在觀察到成長空間巨大的同時，也應關注我國私募股權基金運作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基礎性偏誤。
近年來，我國私募股權基金出現了火熱發展的趨勢，在深交所上市的創業板企業有超過65%的部分在上市前都獲得了PE融資，PE融資成為資本市場上的熱門詞匯。但這種繁榮背后，私募股權基金已經從一種長期投資手段蛻變為短期投機行為了。究其本質來說，私募股權基金應該是一種長期的投資，投資對象是基金公司看好的行業和企業，但在當前我國大量的基金公司并不是在充分了解被投資企業的發展潛力后對其進行長期的投資，而只是在其即將上市前投入資本，通過資本市場的炒作賺取差價獲得短期利益。
1.4 天使投資幾乎處于空白狀態
天使投資是指富有的個人出資協助具有專門技術或獨特概念的原創項目或小型初創企業，進行一次性的前期投資。在美國，天使投資是早期創業創新的主要支柱。2008年，美國共有26萬多個活躍的天使投資人，他們為創業企業提供了192億美元的投資。
目前，我國居民儲蓄總額高達30萬億人民幣，這表明我國存在大量潛在的天使投資人，天使投資的發展空間極為寬闊。但未來天使投資的發展可能會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可能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天使投資文化氛圍的缺失，大量潛在的天使投資人不愿意投資“高風險，高收益”的中小企業，而且也很少有人熟悉天使投資的運作模式；二是創業者誠信的缺失，擅自調整資金用途、隱瞞公司利潤以及減少分紅等問題的客觀存在都將影響投資的積極性；三是投資市場政策法規的不完善，我國至今也沒有專門建立關于私人風險投資的法律法規。
2 完善我國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建議
未來我國的中小企業直接融資體系一定是多方位的，它不應僅僅包括成熟的中小板市場，還應包括多元的風險投資市場、規范的私募股權基金以及豐富的天使投資。在完善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過程中，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2.1 擺脫過度關注創業板市場的思維定勢
創業板市場是指專門協助高成長的新興創新公司，特別是高科技公司籌資并進行資本運作的市場?？梢哉f是中小企業直接融資體系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從國際范圍來看，作為最成功的創業板市場，納斯達克市場培養了一大批像微軟、因特爾、思科一樣成功的高科技企業。
但即便是像納斯達克市場這樣的創業板市場，其上市公司的數量也極為有限。我國創業板市場的規模就更小。相較于我國的以千萬計的中小企業規模，創業板絕不可能是我國大部分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主要形式。
2.2 培育多元化的風險投資市場
從目前來看，我國風險投資產業中存在的一些實踐抑制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不利于資金數量和規模的增長；對風險投資的高科技企業有一定的稅率優惠，但相關的風險投資產業法一直未出臺，且風險投資在市場進入、稅收優惠、投融資管理等方面沒有成文的扶持性政策法規。
此外，風險資本退出機制也存在問題。風險投資的本質是資本流動，有效的退出機制涉及最終利潤的實現，具有關鍵性作用。一般來說，風險資本退出機制有公開上市、出售、場外市場退出、產權轉讓和破產清算，但在中國，退出機制以公開上市為主。但正如前文所述，上市不可能是規模眾多的中小企業的主要選擇，這種風險投資退出機制將極大限制我國風險投資的發展壯大。因此，我國應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退出機制。
2.3 加大對天使投資市場的培育力度
天使投資是指“富人”投資，對具有專門技術或獨特概念的原創項目或小型初創企業，進行一次性的前期投資。從國際范圍來看，天使投資是一種較為成熟的融資方式。在美國，它甚至是創新型中小企業創業初期最主要支柱。
目前，我國居民儲蓄總額高達30萬億人民幣，這表明我國存在大量潛在的天使投資人。但未來天使投資的發展，可能會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直接融資的本質是企業與資金持有者直接協商的結果，因而融資的效率高，且融資風險較小。而我國目前的直接融資體系仍處于起步階段，創業板市場剛起步，風險投資等因缺少完善的政策、法律支持發展也很落后，天使投資的發展幾乎是一片空白。為提高直接融資效率，應該積極從創業板市場、風險投資市場和天使投資三個方面加強直接融資渠道的建設，為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提供更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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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特征范文5
最近，鳳凰衛視《一周財經新趨勢》提到當前中國經濟“泡沫三劍客”，即產能泡沫、房地產泡沫和地方政府債泡沫。由此聯想到“三期疊加”，即經濟增速換檔期、經濟結構調整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實際上，這個三期疊加就是應對泡沫三劍客的時期，也是應對泡沫三劍客的有力武器。再聯想到股市，這也正是當前股市所面對的大背景，這個大背景對股市的起伏波動有很大的影響。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新國九條出臺，再次明確了股市的功能和發展方向。
股市的首要功能，或者說最基礎性的功能，就是直接融資，為實體經濟服務。最近幾年，我國A股市場已進行了大量的直接融資，但由于市場基礎性制度建設不匹配，市場長時間處于疲弱、不堪重負的狀態，因而不得不幾度暫停新股發行。這同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相比，顯然是不夠的。另一方面，近幾年國家間接融資的比例非常大，已接近“天花板”，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又顯得不足。當前，國家要穩增長，需要錢，要調整經濟結構，也需要錢，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要融資，銀行要再融資，都把希望寄托在股市擴大直接融資規模上。所以新國九條在提出綜合治理和發展資本市場的九條措施中，最核心的是治理，重點是實行新股發行注冊制，擴大直接融資規模，為實體經濟服務。而對于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保護仍顯得不足。
在當前的大背景下，股市究竟能為實體經濟做些什么？從已經顯露出來的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擴大IPO規模，不僅是主板、創業板和中小板，更大量的是新三板，為發展新興產業和消費類企業服務；為上市公司的技術創新、轉型升級等提供再融資服務；為上市公司兼并、重組和整體上市等提供融資服務；以優先股的形式為銀行、能源、電力、交通等大型企業提供再融資服務；為房企再融資服務，這方面比較復雜，都知道房地產有泡沫，但從中央到地方又都不愿意捅破，擔心會引起連鎖反應，危及整個經濟，所以股市在房企再融資方面仍留有余地；推行上市企業退市常態化和制度化，以利于股市汰弱留強，保持對投資者的吸引力，現在就看如何落實。
最近，國家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又有新舉措，即在信息安全和軟件服務方面實行國產化，如政府機關將禁裝WIN8軟件、銀行系統不再采用IBM高端服務器等，以保障國家安全、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這件事是國家的大事，國家已經而且還會持續努力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成為股市提供融資和再融資服務的一個重要方面。
長期來看，新國九條對股市的健康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但貫徹落實新國九條有一個過程，而在此期間，國家會出臺各種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的具體政策措施，還會出臺促進不同區域發展的政策措施，因而在股市短期內難有大行情的情況下，結構性行情會接連不斷，如近期的信息安全和軟件服務業行情、新疆板塊行情、京津冀一體化行情、長江經濟帶行情等。以上證綜指2000點為例，政策底的特征十分明顯。為了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完成新股發行任務，服務實體經濟，管理層一定會在這個政策底附近做足功夫。
直接融資特征范文6
（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并求得發展，需要不斷地籌集到資金。從企業資金來源的構成來看，企業成長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兩方面：內部資金積累和外部資金投入。內部資金是指企業留利和折舊資金，由于現階段我國企業的留利水平低，企業發展主要依靠外部資金，而外部資金需要從金融市場上籌集，其中短期資本通過貨幣市場籌集，長期資本則通過資本市場籌集，按照資金是否在供求雙方調劑，可以把長期資金的籌集方式劃分為兩種方式，即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所謂直接融資，是指不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由資金供求雙方直接協商進行的資金融通。通過商業信用、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方式進行的融資均屬于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則是由企業通過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間接地向資本的最初所有者籌資，它的基本形式是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零散儲戶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來的資本以貸款、購買企業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業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方式的優劣如何，長期以來在理論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學者認為銀行的信貸范圍比較廣泛，使得融資具有相對集中性，從而可以調節資金的供求與運轉，開發多種金融商品與融資渠道，使融資成本相對降低、金融風險減小。同時，由于金融機構掌握融資的主動權，能對企業構成信貸約束，有利于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向與配置。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間接融資具有相對優勢。而有的學者從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出發，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銀行對企業的低息貸款往往以銀行虧損為代價，使企業的融資成本較淡薄，企業對資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銀行呆帳、壞帳大量增加，由此來看間接融資的成本從總體上并不比直接融資低。其次，銀行對企業的信貸約束，在發達國家里是“硬約束”，然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經常干預銀行信貸計劃，使銀行信貸約束趨于“軟化”，容易產生拖欠貸款現象，使銀行信貸資金不能有效運轉，從而加大了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由此他們認為，間接金融優勢論只適用于發達國家，而在發展中國家，直接融資方式則具有相對優勢。
從實踐中看，各國在融資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舉的。不過，不同國家往往由于歷史傳統和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各有側重。美國和英國等老牌市場經濟國家由于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接近完全競爭，往往形成以資本體系為基礎的直接融資方式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產業發展受政府指導性計劃干預，金融與產業間建立起政府參與的風險共擔機制，銀行在企業參股，積極參與企業經營，銀企之間是一種生死攸關的鏈條式傳遞關系。這樣其融資模式只能是以信用體系為基礎的間接融資，非金融企業很少有機會利用資本市場來籌資，只能轉向通過商業銀行這種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紀70年代，英美等國通過企業債券和股權進行的直接融資約占企業外部融資的55.60%，通過銀行中介的間接融資占40--—50%，而日本等亞洲國家則相反，日本的間接融資在外部融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80—95%，直接融資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況才發生了緩慢的反向變化：英美企業增加了間接融資比重，日本企業則增加了直接融資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歷史條件下，在市場機制逐步完善的過程中，企業融資方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財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資主導國民經濟運行，并通過各種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著社會資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場化性質被否定，完全成了計劃經濟的附庸工具，這時，根本談不上企業自主地選擇市場化融資方式。
隨著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國民經濟的流程和運行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1）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家財政參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從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從生產建設型財政逐步轉變為舉債和吃飯型財政，而同時國民收入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的趨勢不斷加強，導致財政配置資源的能力下降。（見表1） （2）在金融與企業的關系中，金融由原先作為財政的“出納”轉向逐漸獨立，并擔當企業融資中介，通過“居民儲蓄存款ü銀行貸款給企業ü形成企業的負債資產”這樣的間接融資方式成為社會投融資的主渠道，政府則從過去的對信貸規模和利率的嚴格控制轉到現在的通過存款準備金率 、再貼現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桿來調節社會資金配置。由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企業資產負債結構的固定資本投資來源結構來看，銀行貸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別是1985年“撥改貸”全面推開后，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固定資產投資和幾乎所有流動資金都依靠信貸資金。（見表2）從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貸資金占企業固定投資來源的比重始終在23%以上，而自籌資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實上來源于信貸資金。這樣，在經濟運行中便形成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導的融資方式，而成為一種以社會資金為支撐、國家銀行集中借貸、國家辦企業的“借貸型經濟”，表現出貨幣計劃經濟的特征。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轉變（%）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政府 29 27 23 11 10 企業 6 7 8 28 29 居民 65 66 69 61 61 摘自 “1997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表2 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來源（%）
1981年 1985年 1990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投資總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國家預算收入 38. 6 23. 98 13. 20 4.93 5.00 4.62 國內貸款 13.6 23.04 23.62 25.46 23.66 23.65 利用外資 5. 4 5.27 9. 11 7.11 7.89 6.73 自籌資金及其他 42.4 47.71 54.06 62.51 63.45 6 65.00 摘自1997年＂中國統計年鑒＂
隨體制改革的深化，這種以銀行為主渠道的融資體制產生出新的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分析：其一，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逐年上升，目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負債率平均為70%，流動資金負債率已達到平均80%，從總體上看將變成風險極高的全負債運行企業，甚至是資不抵債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企業融資幾乎只有通過銀行，其資產的資本金部分沒有資金來源和注資渠道而無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這種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體系并非建立在如發達國家一樣的理性約束的基礎上，與融資體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經濟運行機制尚未建立。十幾年來，以放權讓利為主的國有企業改革在發揮企業主觀能動性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國有企業吃銀行信貸資金的“大鍋飯”的不良傾向，造成國有企業大量舉債經營，不重視資金使用效益，形成資金負債結構的失衡，加大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困難。其二，由于體制原因，銀行必須保證國有企業重點資金的需要，而國有企業借款不負經濟責任，甚至只借不還、負盈不負虧，使銀行的信貸約束逐漸軟化，企業的低效益與高負債經營引起的嚴重的虧損，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銀行的呆帳壞帳。據測算，目前不良貸款占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余額的25—30%，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逾期、呆帳、壞帳貸款占全部貸款的20%，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改善，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將消耗殆盡。同時，行業和企業結構調整中的死帳亂帳問題，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現的“泡沫”經濟破碎后的沉淀問題（如高檔房地產積壓），都集中反映到了銀行，貨幣銀行體系中積累了愈來愈多的不良資產，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脹壓力，銀行貨幣體系內長期、潛在的系統風險越來越大，導致社會資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觀經濟經濟運行的極不穩定。現在，我們實際靠政權威信、政府信譽使國有商業銀行具有較強的資金吸納能力，如果某些客觀條件發生變化，商業銀行系統風險及其經濟社會后果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問題從深層次看，實質是市場經濟與國有制經濟實現形式之間的矛盾，出路只能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由計劃融資向市場融資的轉變，發揮市場機制在貨幣資金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
(三 )
在市場化的融資體系中，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兩種方式各有長短，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互平衡。要解決目前國有企業和銀行面臨的問題，最佳選擇就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將國有企業的資本化籌資活動徹底推向市場。
一、國有企業改革需要發展直接融資
企業融資渠道的拓寬、企業負債結構的優化、投資項目資本金的實行都有利于直接融資規模的擴大。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資本金嚴重缺乏，已成為影響改革大局的嚴重問題。目前三分之一以上的國有企業資本金比率低于10%，有些企業甚至是全負債經營。國有企業資本金嚴重缺乏，已愈來愈影響到企業的發展、金融系統的正常運作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