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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總體經濟形勢范文1
調查表明，受國內通貨膨脹壓力較大、國際經濟形勢趨于惡化及中國出口需求明顯下滑等因素影響，經濟學家對經濟走勢的擔憂明顯增加（圖1）。
經濟學家信心指數為即期經濟景氣指數與預期經濟景氣指數的算術平均數。即期景氣指數為經濟學家對當前總體經濟形勢的判斷得分，預期景氣指數為經濟學家對未來六個月總體經濟發展趨勢的判斷得分。大于5分表明經濟學家對經濟形勢的評價是積極的、樂觀的，分值越高說明越充滿信心；小于5分表明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消極的、悲觀的，分值越低說明越缺乏信心。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經濟運行偏熱跡象趨于緩解，投資、貨幣信貸增長趨于穩定，資產價格趨于平穩；出口需求增長減弱趨勢明顯，經濟增長預期持續趨緩；糧價、油價預期走高，通貨膨脹壓力仍然較大；人民幣升值預期緩解，應適當關注“熱錢”流出風險；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
調查顯示，這次經濟學家信心指數的下滑，既來自經濟學家對當前經濟運行狀況的不滿，也源于其對未來經濟走勢的擔憂。
從指數構成看，即期景氣指數為4.80，比一季度低0.2點；預期景氣指數為4.30，比一季度低0.87點，自2004年以來首次出現即期與預期景氣指數雙雙落入不景氣區間的情況。
去年年底以來，中央提出將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調查表明，經濟學家認為，在控制經濟過熱方面的調控目標趨于實現；經濟學家信心指數特別是預期景氣指數回落的原因，主要集中于對經濟下行與通脹上行并存趨勢的擔憂。
投資信貸穩定增長
房價漲幅趨于平穩
調查顯示，經濟運行偏熱跡象緩解。
46％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經濟運行“正?！?，比一季度高9個百分點；而認為“過熱”和“偏熱”的經濟學家分別為3％和34％，比一季度分別低2個和15個百分點；11％認為“偏冷”，比一季度高10個百分點；另有6％認為“尚難判斷”（圖2）。
經濟偏熱跡象緩解，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投資、貨幣信貸增長趨于穩定。
調查顯示，56％的經濟學家認為目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正常”，比一季度高1個百分點；39％認為“過快”，比一季度低2個百分點；另有5％認為“過慢”（圖3）。
對于貨幣信貸增長，53％的經濟學家認為“正?！保纫患径仍黾?1個百分點；認為“過快”的則從一季度的57％降低到43％（圖4）。
第二，資產價格趨于平穩。
調查顯示，認為未來六個月國內股市價格“穩定（或小幅波動）”和“下降”的經濟學家分別為53％和25％，比一季度分別高2和5個百分點；22％認為將會“上升”（圖5）。
認為目前平均房價水平“過高”和“較高”的經濟學家分別占31％和52％，比一季度分別低15個百分點和基本持平；認為“正常”的為16％，比一季度高11個百分點；只有1％的經濟學家認為房價“較低”（圖6）。
認為目前房價上漲“過快”、“較快”的經濟學家分別為24％和44％，比一季度分別低11個和7個百分點；另有31％和1％認為“正?！薄ⅰ拜^慢”。
相應地，57％的經濟學家認為2009年房地產價格相對2008年的上漲幅度將低于5％，其中22％認為將“下降”，15％認為“持平”，20％認為“上漲5％以內”；34％的經濟學家認為明年價格將“上漲5％－10％”，9％認為“上漲10％以上”（圖7）。
外需動力有所減弱
通脹壓力仍然較大
由于國內外諸多不穩定因素，2008年下半年中國經濟或面臨“硬著陸”的潛在風險。這反映在出口需求增長減弱趨勢明顯，經濟增長預期持續趨緩，以及糧價、油價預期走高，通貨膨脹壓力仍然較大。
調查顯示，僅15％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出口需求“旺盛”，比一季度低16個百分點；27％認為“不足”，比一季度高15個百分點。同時，78％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出口會“減慢”，比一季度高7個百分點。
相應地，盡管仍有64％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外貿順差“過大”，但是比一季度低14個百分點。而且，73％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順差會“減少”，比一季度高18個百分點；認為順差將“不變”和“增加”的則分別為18％和9％（圖8）。
另一方面，物價持續上漲的態勢有所緩解，但受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位攀升的影響，經濟學家認為通貨膨脹壓力仍然較大。
8％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會“大幅上漲”，61％認為會“小幅上漲”，認為會“平穩”和“下降”的分別為20％和11％（圖9）。
13％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國際市場石油價格會“大幅上漲”，55％認為會“小幅上漲”，認為會“平穩”和“下降”的分別為7％和25％（圖10）。
調查顯示，36％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中國通貨膨脹率將比上半年“上升”，比一季度低43個百分點；認為將“持平”和“下降”的分別為24％和40％（圖11）。
經濟學家預計2008年CPI同比增長的平均值達7.2％，比一季度高1.4個百分點，比2008年4.8％的宏觀調控目標高2.4個百分點。同時，雖然認為2008年會出現“結構性通貨膨脹”的經濟學家仍占多數（56％），但認為會出現“全面通貨膨脹”的比重則由一季度的18％上升到32％，提高了14個百分點。
總體而言，調查顯示，只有9％的經濟學家預測2008年中國GDP增長達到或超過11％，比一季度低了6個百分點；預測10％及以下的則達到64％。平均預測值為10.0％，比2007年三四季度和2008年一季度的預測值分別低0.8個、0.5個和0.2個百分點（圖12）。
人民幣升值預期緩解
世界經濟形勢嚴峻
根據此次調查，預期未來六個月人民幣匯率（兌美元）升值3％以上的經濟學家為44％，比一季度低16個百分點；其中11％預期“升值5％以上”，比一季度低10個百分點；33％預期“升值3％－5％”。此外，預期“升值3％以內”的為39％，比一季度高7個百分點；17％預期“基本穩定”（圖13）。
人民幣升值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元的壓力明顯緩解。調查顯示，僅有36％的經濟學家認為美元“高估”，不僅比一季度低18個百分點，而且比認為“低估”的還低1個百分點；還有28％認為“合適”。而認為英鎊和歐元“高估”的經濟學家分別為44％和45％，比一季度分別低8和2個百分點。認為日元“高估”的僅為28％，比認為“合適”的低28個百分點。
順差的減少、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緩解以及從緊的宏觀調控措施，可望緩解流動性過剩壓力。調查顯示，認為2008年下半年流動性過剩壓力比上半年將“緩解”的經濟學家為34％，比認為會“加劇”的高11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部分經濟學家擔心，一段時間以來不斷涌入的境外“熱錢”存在突然流出的可能性。調查顯示，對未來一年內“熱錢”的大規模突然流出，18％的經濟學家認為“很有可能”，36％認為“有一半可能”；認為“不可能”和“無法判斷”的分別為26％和20％（圖14）。
從外部環境看，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調查顯示，69％的經濟學家認為與2007年相比，2008年世界經濟總體趨于“惡化”，比2008年一季度和2007年四季度的判斷分別高9和31個百分點；比認為“好轉”和“持平”的分別高65個和42個百分點（圖15）。
不過，對于本輪世界經濟震蕩下行的核心震源――美國次貸危機，48％的經濟學家認為下半年會“逐步緩解”，比一季度提高11個百分點；35％認為會“延續目前狀況”，比一季度提高3個百分點；13％認為會“繼續惡化”，比一季度降低8個百分點；4％認為“難以判斷”（圖16）。
國內總體經濟形勢范文2
2011年歐洲債務危機的蔓延和美國經濟陷入高失業、高負債的困境，世界經濟前景低迷。國內中小企業經營出現困難，經濟增速逐季回落，還出現了溫州的民間借貸崩盤、企業家出逃等負面事件。
在歲末時期，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透出了2012年的發展新信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在復雜的經濟形勢中，2012年的總體經濟目標是“穩中求進”。 如此復雜的形勢下，要努力保持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良好態勢，所以要‘穩’。同時，也要利用環境變化帶來的倒逼機制推動結構調整、深化改革，最終讓百姓享受到更多發展實惠，這就是‘進’。
近年來，實體經濟受到了較大的沖擊，不少資本轉向民間借貸、房地產等市場，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虛擬經濟火爆，實體經濟艱難”的局面。訂單大幅下滑、原材料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資金成本增加等等都致使做實業更加艱難。然而，脫離實體經濟，過度炒作資產，不僅會影響經濟發展，擴大社會貧富差距，還會增加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所以，對于民營企業來講，明年要著力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要堅持創新驅動，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
奧信集團定位為做政府的大孵化器和中小企業發展的加速器，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直積極倡導和踐行發展實體經濟，在仙洪試驗區內的洪湖投資了農業產業園，以“公司+基地+農戶”的模式帶動農民致富和大學生創業。在咸寧投資開發了醫療器械產業園，打造中高端醫療器械產業集群，力圖改變我國高端醫療器械大部分依靠進口的現狀，緩解看病貴、看病難。
奧信所投資的任何一個產業園區，都是希望能通過引導和帶動關聯企業一起發展，在打造產業集群的基礎上，發展產業綜合體，最終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
湖北已跨入發展的快車道，我們相信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下，2012年湖北會更好。發展實體經濟是我們每一個民營企業家的責任，我們也堅信發展實體經濟就是給湖北插上騰飛的翅膀。
最后，我也代表湖北省中小企業投資促進會，代表湖北奧信集團全體員工向湖北人民拜年，向湖北的民營企業家們致敬，祝愿大家新年吉祥，事業興旺發達！
2011年12月29日
國內總體經濟形勢范文3
一、“新經濟”與經濟擴張
根據標準的經濟理論，不論短期或長期，總產出都是就業量的函數，而且在達到充分就業的最大產出之前，總產出都是就業量的增函數，即總產出隨就業量的增加而逐步遞增。因此，從理論上看，在達到充分就業的最大產出之前，經濟增長與失業是負相關的，經濟增長越快，失業率就越低，反之則反是。但是，和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不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如果出現需求沖擊，則高增長伴隨高通脹；如果出現供給沖擊，則低增長伴隨高通脹。因為失業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關系不確定，所以，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同樣是不確定的。這樣，在經濟增長、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就可能出現三種不同的組合。第一種組合：高增長，低失業，高通脹；第二種組合：低增長，高失業，低通脹；第三種組合：低增長，高失業，高通脹。其中，前兩種組合比較常見，而且一般說來，第一種組合出現于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第二種組合出現于經濟周期的衰退階段。第三種組合則極為罕見，只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滯脹”時期。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從1991年3月走出戰后第九次衰退期到2000年12月，已持續增長了117個月，成為1854年以來美國經濟史上持續增長時期中最長的一個。而且，20世紀60年代以來，只要美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2.25%~2.5%，其自然失業率就會維持在5.5%~6%的水平。但在最近一輪經濟增長中，1992~1999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高達3.6%，1996~1999年更是高達4.1%，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則持續走低。1992年美國的失業率為7.5%，之后就逐年下降，1999年全年只有4.1%，2000年1~9月進一步下降為4.02%，創1969年以來的最低記錄。通貨膨脹率在1990年為5.4%，而1991~1999年平均僅為2.6%。美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一高兩低”的良性運行態勢，標志著在經濟增長、失業和通貨膨脹的關系中出現了第四種組合，即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的同時并存。這種組合是經濟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標準的經濟理論所不曾分析過的。
美國新一輪經濟擴張階段中呈現出的“一高兩低”的運行態勢，與“新經濟”的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如前所述，“新經濟”是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知識經濟不同于物質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知識產品的生產呈現出成本遞減的特點。眾所周知，任何產品的生產都離不開知識。因此，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的差別，不在于產品中知識與物質成分的有無，而在于產品中知識與物質成分的比重不同。物質產品的物質含量相對較高，知識含量相對較低，而知識產品的物質含量相對較低，知識含量相對較高。知識產品的知識含量相對較高這一事實，說明知識要素的投入在知識產品的生產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知識要素的投入主要發生在知識產品的研制和開發階段，知識產品一旦研發成功，就可用很少的可變投入生產出來。因此，知識產品生產中固定成本的比重相對較大，可變成本的比重相對較小。因為單位產品的固定成本是隨產量的增加而不斷降低的，而知識產品生產中固定成本所占的比重大，其推動平均總成本下降的影響超過了報酬遞減規律推動平均總成本上升的影響，所以，知識產品的生產呈現出平均總成本一直遞減的特點。反映信息技術功能價格比的摩爾定律表明，計算機硅芯片的功能每18個月翻一番，而價格則以減半的速度下降。1991~1996年，計算機微處理器的生產成本從每秒百萬條指令（MIPS）230美元下降到342美元，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是任何傳統產業所無法比擬的。導致知識產品生產成本降低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工人實際工資的提高相對緩慢。信息產業是勞動生產率極高的一個產業。從1995年以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平均增幅高達2.8%，其中一半以上要歸功于信息技術產業。信息產業不僅自身勞動生產率高，而且信息技術在其他產業的廣泛運用，還提高了傳統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如大量使用計算機的制造業，其勞動生產率的增幅由20世紀80年代的3.2%提高到90年代的5.7%。在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的同時，美國工人實際工資的增長卻比較緩慢。而實際工資的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必然導致知識產品生產成本的降低。
知識產品生產成本的下降對總體經濟運行的影響，可用標準的宏觀經濟模型來說明。在價格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生產成本的下降意味著生產者的利潤增加，因此，生產成本下降會使生產者在每一個價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給數量增加。換句話說，生產成本的不斷下降會導致短期總供給曲線不斷向右移動。另一方面，總供給的增加意味著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國民收入的增加又會導致總需求的增加，所以，短期總供給曲線的不斷右移又會導致總需求曲線的適應性右移。短期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同時不斷右移，從長期來看，就意味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失業率下降，通貨膨脹率下降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短期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同時右移導致“新經濟”擴張階段出現的機制，還可更方便地用菲利普斯曲線的移動來說明。眾所周知，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是負傾的，反映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因此，短期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同時右移的過程，也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線不斷左移的過程。因為失業率和通脹率長期同時下降，所以，作為短期菲利普斯曲線移動軌跡的長期菲利普斯曲線是正傾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沿長期菲利普斯曲線不斷左移，說明總體經濟持續保持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的運行態勢。因此，美國“新經濟”的發展不是說明菲利普斯曲線失效，而是說明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具有罕見的特殊形狀。
二、“新經濟”與經濟衰退
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經濟”出現以后，學術界普遍彌漫著一種樂觀情緒，有人甚至斷言“新經濟”的發展標志著經濟周期的終結。然而，正當經濟學者為“新經濟”的發展而喝彩之時，美國經濟傳來了令人沮喪的消息：美國GDP的增長率從今年開始出現了持續下滑的趨勢。2000第四季度，美國GDP的增長率還保持在1.9%的水平，而2001年前三個季度，這一增長率已分別下降為0.5%、0.3%和-0.4%。與此同時，美國的失業率也逐步攀升，9月份美國的失業率已上升到4.9%，與失業率最低的月份（2000年4月）相比，上升了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持續三個季度大幅下滑，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已是確定無疑。
如果說美國“新經濟”擴張階段的出現主要是由供給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新經濟”衰退階段的出現則主要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首先是消費需求不振。消費需求是支撐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3。美國歷來是個高消費的國家，其消費傾向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一直是最高的。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新經濟”的刺激下，美國的股票指數一路上揚。在股市財富效應的支撐下，美國消費者的消費傾向節節攀升。1997年美國的個人儲蓄率下降為3.1%，1999年個人儲蓄率進一步下降為負數，消費傾向已超過極限。2000年3~4月間，美國主要股票指數在達到歷史最高點后，走勢突然急轉直下。納斯達克指數一路狂瀉，從去年4的5132點，下跌到今年3月的1700點以下，不到一年就跌去了70%左右。道—瓊斯工業指數也持續下滑，從去年3月的13000多點，下降到今年3月的9820.76點，一年之內下跌了24%以上。按市值計算，美國股票投資者的損失高達6.8萬億美元。股票市場下跌產生財富負效應，使消費者的帳面財富大幅蒸發，以致近50年來美國家庭財富凈值首度出現下降。財富縮水使消費者的信心受到重大打擊，到今年9月初，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已連續12個月下降，從去年9月的142.5點下降到100點以下，為最近5年以來的最低點。財富減少和消費者信心指數的持續大幅度下降，導致占美國GDP三分之二的消費支出萎縮。其次是國外需求疲軟。美國自從1971年出現戰后第一次對外貿易逆差后，其貿易逆差的總趨勢是不斷擴大。近年來，隨著“新經濟”的發展，美國的貿易逆差急劇增加。按1996年可比美元計算，1992年美國實際貿易逆差為187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0.27%，1999年實際貿易逆差增加到3229億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64%。短短7年間，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加了16倍以上，貿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37個百分點。外貿逆差的持續快速上升意味著美國的國外需求急劇萎縮。當美國股市飆升，財富效應明顯，消費需求旺盛之時，國外需求的萎縮被國內消費需求的膨脹所抵消，其對美國經濟的負面效應被掩蓋起來。一旦美國股市急轉直下，財富效應發生逆轉，導致消費需求疲軟，國外需求的急劇萎縮對美國的負面影響就日益凸顯出來。最后，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的同時萎縮，勢必影響企業的盈利空間。2000年美國公司的總體利潤狀況不佳，第二季度的利潤增幅僅為2.9%，第三季度更是下滑到0.7%，自1999年第四季度以來，企業利潤已持續4個季度下降。企業利潤的持續下降必然影響企業對經濟前景的預期，導致資本邊際效率發生嚴重動搖，使作為引致需求的投資需求急劇下降。2000年，盡管美國國內私人總投資增長10.3%，高于1999年6.6%的增長幅度，但按季度來看，四個季度國內私人總投資的增長率分別為5.1%、21.7%、1.8%和-2.6%，全年國內私人總投資總的趨勢是急劇下降。
國內總體經濟形勢范文4
關鍵詞：宏觀調控 貨幣政策 調控目標 政策選擇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06)09-020-04
目前我國正處于金融業對外開放、金融機構健全性改革以及匯率、利率和資本市場等市場化改革齊頭并進的特殊歷史時期，金融經濟運行的總體態勢是好的，但是有些不良因素和傾向也值得警惕，包括國際熱錢大量流入、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流動性過剩、貸款增長偏快以及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等。貨幣政策面臨著巨大挑戰和嚴峻考驗。本文主要探討當前貨幣政策的目標定位和政策選擇。
一、當前貨幣政策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存在沖突
一方面，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央行試圖使人民幣與美元利率之間保持一定的差距，這樣不但可以減小“熱錢”的套利空間，還可以鼓勵國內資金外流，進而減輕本幣升值壓力；另一方面，國內流動性過剩，信貸增速偏快，直接導致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房地產、部分能源和原材料市場價格偏高。經濟形勢本身要求提高利率，緊縮流動性。當前這種格局符合“蒙代爾三角”的描述：一個國家在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只能三取其二。就國內已經大量涌入的熱錢數量來看，資本管制的效力有限，我國存在實際上的資本自由流動，因此，匯率穩定和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者從理論上講不能同時作為貨幣政策目標，但實際上央行卻一直在努力三者兼得，這使貨幣政策回旋空間十分狹窄。上半年央行的貨幣政策思路是在盡量不提高利率（特別是存款利率）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窗口指導來緊縮流動性，以達到同時穩定利率和匯率的目的。
從上半年的形勢來看，穩定匯率和緊縮流動性這兩個政策目標實施效果并不理想。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驟增。上半年，新增貿易順差614億美元，其中6月當月順差為145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截至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9411億美元，比年初增加1222億美元，同比增長32.37％。6月末外匯占款達82874.24億元，占資金運用總額的24.63%，較年初上漲了1.05個百分點；流動性過剩局面依然持續。截至6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為32.28萬億元，同比增長18.43%，狹義貨幣（M1）余額為11.23萬億元，同比增長13.94%；信貸增長偏快。上半年金融機構貸款同比增長15.24%。前6個月人民幣貸款增加了2.18萬億元，同比多增7233億元，已經完成央行全年新增貸款目標的87%。
（二）多重因素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
在匯率和利率這一對矛盾中，匯率處于主導地位。對人民幣升值原因的深入探討應該作為對當前貨幣政策進行深入研究的邏輯起點。歸納起來，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轉移。目前我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地區）是美國、中國香港和歐盟，最大的貿易逆差國是中國臺灣、韓國、東盟和日本。這種分工格局的安排是基于國際資源稟賦比較優勢，主要考慮的是我國低廉的勞動力、土地和能源等生產成本。2000年以來，我國的外貿順差中有89％來自于加工貿易，而在加工貿易順差中有74.8％來自于外貿企業，由此可以推算出，67％的進出口總順差是由外資企業的加工貿易順差形成的。加工貿易的發展速度取決于經濟全球化的深化水平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速度和規模，簡單地調整人民幣匯率對其影響不大，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不一定會減少順差。
第二，國內資金缺少國際投資出口。按照資產市場理論，由于各幣種存在利率差異，出于逐利的目的，資本會從利率較低的國家流向利率較高國家，由市場供求自由決定匯率。但是對我國而言，由于存在資本管制和本外幣市場分割，國內資本無法通過正式的渠道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套利，最終導致資金只進不出的局面，這也是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積累的主要原因之一。實際上，國際市場的固定收益產品收益率水平比國內高出很多。就國債而言，今年4月底，國內1年期國債收益率為2%以下，同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為4.5%以上;國內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2.9-3.2%，同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為5%左右。此外，國內的固定收益產品結構簡單，而國際市場的固定收益產品品種齊全。當前央行正在大力推進這方面的工作，鼓勵資金進行國際投資。截至目前QDII的總額度迅速攀升至83億美元，超過了目前QFII額度總量（72.45億美元）。但是這里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維持一個較低的人民幣利率水平，否則，政策意愿就會落空，從這個角度看下一步加息的空間也是有限的。理論上這個空間取決于三點：一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未來利率水平；二是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三是國內資本品市場泡沫的嚴重程度。如果主要經濟體加息幅度較大，我國利率水平可以在維持固定利差的前提下進行相應的適度提升；但是，如果投資和經濟泡沫化形勢緊張，我們應暫時放棄鼓勵資本流出的努力，提高利率，大幅緊縮流動性。
第三，多種預期因素導致熱錢涌入。投機性的逐利資本流入國內，其收益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人民幣升值收益，二是人民幣加息收益，三是股市、房地產、資源性產品等資本品市場泡沫化所帶來的收益。這三項收益從本質上講都源于對當前經濟形勢判斷的所謂“理性預期”。而預期是一個主觀性的東西，它直接取決于央行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態度、貨幣政策的導向性和力度。值得注意的是，這三者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越高，投機資金流入的規模就越大，國內流動性的過剩程度就越大，資本品市場產生經濟泡沫的概率也就越高，為了控制局面，貨幣政策當局被動性升值的壓力越大。這樣投機性資金幾乎可以從這個邏輯鏈條中的每個環節都能夠獲得不菲的收益，因此，當前的貨幣政策選擇和實施路徑非常關鍵。
二、貨幣政策應防止的三種后果
（一）防止泡沫經濟
由于流動性長期過剩，資金過多地集中到房地產、股市和資源性產品等市場領域，可能導致泡沫經濟。在流動性充裕時期，企業就會對“更為長期的生產過程”進行投資，特別是那些遠離消費者的投資領域和資本市場，導致不當投資增多。當信貸擴張停止（這種停止可能是產能過剩后導致的市場嚴重供求失衡），同時人們發現了明顯的不當投資，經濟就會出現深幅的調整。上半年我國部分過剩行業的投資增速不降反升，房地產價格和一些資源性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實際上都反映了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不良影響。可以預見，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面對流動性過剩的問題。當對部分行業的過度投資持續攀升到一定水平，最終消費無法承接巨大產能所釋放的巨大供給，由于供求關系的改變，不當投資領域價格下滑，資金鏈斷裂，經濟衰退就會開始。經濟衰退的實質是生產資料、原材料和資本市場領域的價格下滑速度遠遠超過一般消費品的價格下滑速度，當它們之間的比價重新回到合理的比例時，經濟衰退便會自行結束，新一輪的經濟增長隨之開始。
當前對投資是否過熱的判斷標準是一種很籠統的說法：如果在某個特定的投資率下經濟能以較快速度增長，又未發生較高通貨膨脹，那么這個投資率就是合意投資率。按照這種觀點，我們可以很容易得出在1％左右的CPI增速下，即使是30％以上的投資也可以被看做是“既快又好”。無庸諱言，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充斥著大量的不當投資，包括部分生產資料和原材料領域投資的嚴重過剩、房地產價格的虛高以及股票市場的虛火（如果沒有體制性原因，當前的股市價格應該遠遠高于目前水平），很明顯，這些因素光看CPI是看不出來的。單純依靠CPI來判斷最優投資率會大大淡化危機意識。
（二）防止國際資本大進大出
我國的投資高增長是在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形成的，城市化和重工業化需要大量的投資，長期處于低利率環境及儲蓄的持續高增長也給投資高增長創造了條件，但是在經濟增長較大程度依賴外資、國際經濟環境又面臨較大不確定性的條件下，一旦這種不斷自我強化的投資循環出現停滯，投資增速會明顯減緩。在投資效益下降、市場需求不振的情況下，實體經濟的波動將引發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瓦解，外資很可能會集中、大規模撤離國內市場，屆時輕微的經濟調整就有可能被強化為嚴重的經濟衰退。因此，對于當前的“高增長、低通漲”的宏觀經濟形勢應居安思危，應高度重視投資過快、信貸偏快、流動性泛濫對中期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影響。
（三）防止金融機構先于實體經濟出問題
1990年第四季度，美國經濟在經歷了一系列的金融機構倒閉后，進入了經濟蕭條期，接著日本經濟也在經濟泡沫崩潰以后，從1991年第四季度起經濟開始出現負增長。兩者有一個共同特點：一是與80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浪潮有關；二是在表現形式上為“復合蕭條”，即虛擬經濟先于實體經濟出現問題，信貸收縮并直接導致經濟衰退。就我國的情況而言，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改革的順序和金融開放的速度，決不能在銀行、證券及保險公司的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就貿然加快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當前，允許外資參股中資金融機構和拓寬業務范圍，確實可以達到加強競爭、引入先進管理經驗和促進金融創新的目的。但是，其危害性也不容忽視。一方面，與國際金融機構的競爭勢必會大大壓縮國內金融機構的利潤空間，另一方面，在本輪經濟增長熱潮中，金融系統投入了大量的信貸資金。在當前部分行業產能過剩風險不斷積累的情況下，金融風險值得警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對城市建設投資的主導作用，相當一部分信貸資金直接通過打捆項目融資的形式貸給了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舉債并不合法，這部分信貸（大部分是長期貸款）資金實際上相當危險。一旦經濟運行出現波動，金融系統為回避市場風險會大幅度緊縮信貸資金，在這種情況下，產能過剩和信貸緊縮就會形成惡性循環，輪回影響，最終導致經濟蕭條。
三、貨幣政策的目標定位和政策選擇
（一）穩住匯率
如果單從國別上看，貿易順差大量留在了中國，但是如果從資本歸屬上看，這些加工業所獲得的利潤最終要匯回投資母國。由于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和人民幣升值階段，外資企業把投資利潤繼續留在中國不但可以坐擁實體經濟投資和資本品投資的高額回報，并且可以兼得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因此盡管我們從一般帳戶上看到大量順差，但從資本帳戶上并沒有看到相應的逆差（外資企業利潤匯出），換句話說，這些錢留在了中國。然而，這些資本在某些方面與國際游資（套利熱錢）有著相同的秉性，從本質上屬于我國的外債，一旦在國內經濟形勢出現逆轉時，最有可能第一時間撤離中國市場，進一步加劇國內經濟形勢的動蕩，這一點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泰國等許多亞洲國家都曾有過慘痛的教訓。因此，用本幣升值來改變國際市場分工格局的想法是欠考慮的。應該從政策上弱化人民幣升值預期，借世界主要經濟體進入加息周期的有利時機，持續保持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利率差距，把國內的資金引導到國際市場。同時建立戰略物資儲備制度，主動把手中的美元花出去。反過來，如果直接進行政策性大幅度加息，其后果不僅是主動削弱了本國出口產品競爭力，而且在目前消費不振、出口本身就拉動一部分投資的情況下，打壓出口很可能會同時打壓投資，引起經濟大幅波動。
提高匯率是一項長期政策，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全面而深遠，但經濟增長的波動是一種常態，在經濟形勢處于波峰期的時候，大幅提高匯率，無疑縮減了應對經濟衰退的調控政策回旋空間。一旦本輪經濟景氣周期結束，經濟運行轉入深度調整，匯率政策將會非常被動。從長遠看，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經濟的高速增長必將使不動產租金和價格、勞動力工資和消費品價格全面上揚，這本身就會逐步增加生產成本，削弱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進而緩解國際收支失衡局面，削減本幣升值壓力，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短期內自我大幅升值的做法不可取。
（二）當前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
我認為，當前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在穩定匯率的前提下，著力疏導升值壓力，與此同時，在不影響匯率穩定政策效果的前提下，運用央行票據對沖、提高存款準備金、加息和窗口指導等手段從總量和結構上大力緊縮流動性。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如果投資增長過快，經濟泡沫使經濟形勢更加嚴峻，則暫時擱置疏導升值壓力目標，不惜大幅加息。換句話說，在貨幣政策相機抉擇的著力點上，如果總體經濟形勢平穩，則以疏導人民幣升值壓力為主，緊縮流動性為輔；如果經濟形勢嚴峻，則以緊縮流動性為主，疏導升值壓力為輔，但是兩者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在中短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在表現形式上可以是盯住貨幣籃子加大雙向浮動幅度，但不是單向大幅升值。
1、穩定人民幣升值預期。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對金融穩定會造成較大的沖擊，不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當前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應該是在穩定人民幣幣值的前提下緩解升值壓力。如果市場對升值預期過高，大量的投機性熱錢流入本身就是導致升值壓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須穩定幣值，減少市場遐想空間。如果大幅升值，那么一次升多少合適，這恐怕難以計算。如果升值幅度不夠，那么就存在進一步升值的必要，這必將在客觀上強化升值預期，投機資金更會大量涌入；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過大，國內經濟形勢急轉直下，那么升值結束之時就是人民幣貶值開始之日，匯率會掉頭向下走，因此在升值問題上一動不如一靜。
2、著力疏導升值壓力。當前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表現在我國的巨額外匯儲備上，因此，除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以外，疏導人民幣升值壓力應主要從減少外匯儲備的角度入手：
首先，加快建立戰略性物資儲備制度。近年來，美元持續貶值，黃金、石油、銅等大宗商品的價格一再飆升，中國的外匯儲備正面臨著不斷縮水的風險?？煽紤]在適當時機，適量購入黃金、石油、白銀和銅等戰略性儲備物資，以有效化解外匯儲備縮水風險：如果美元貶值，以美元標價的主要戰略物資的價格會上漲；如果美元升值，主要戰略物資的價格會下降。這樣，無論美國的貨幣政策走向如何，我國的外匯儲備不至于成為犧牲品，最主要的是把手中的美元花出去以后，本幣升值壓力會立刻減小。
其次是小幅適度加息，鼓勵資本流出。當前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進入了升息周期，中國可以跟進，但必須是小幅多次加息。因為我國現在面臨著流動性過剩的問題，維持一個相對較低的利率水平，同時放松對資本流出的管制力度，逐利的資本在利差的誘惑下會大量出境投資，屆時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也會得到緩解。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有較深的體制性原因，從上半年的貨幣政策操作效果來看，市場投資主體對資金運用成本不是很敏感，大幅加息對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和自有資金實力雄厚的壟斷行業企業（這兩者在當前的全社會投資比重中占大頭）的融資成本影響不大，但是，眾多的民營中小企業卻很可能因為資金鏈條的斷裂而被市場淘汰出局，這樣會造成“逆向淘汰”的結果。因此，對投資的調控應主要著力于能耗、環境、土地和產業政策等方面，不能過高地估計加息的作用。此外，大幅加息對吸引國際游資的效果比較明顯，會進一步加大本幣升值壓力。因此，是否加息要看世界其它主要經濟體的加息程度。當前美聯儲自2004年6月至今已連續17次加息，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由首次加息前的1%提高到目前的5.25%，歐洲央行自2005年末至今連續加息3次，再貸款利率由加息前的2%提高到目前的2.75%，日本央行于2006年7月14日采取了六年來首度加息行動，將隔夜拆借利率目標從零調高至0.25%。鑒于這種情況，應在保持一定的利率差距的前提下，采取小幅、多次的加息形式。
3、全面緊縮國內市場流動性。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為了阻止大量跨境資金流入和日元的進一步升值，曾經采取低利率、寬財政的政策，結果導致信貸過于膨脹，資金大規模流入房地產和股市。從1985至1990年，日本平均住宅價格攀升了40%，日經指數更從13000點急升至39915點，為1990年代初經濟泡沫的破裂埋下了禍根。在我國過渡期貨幣政策目標的框架下，匯率和利率應該以穩定為主，但是緊縮流動性的貨幣政策力度卻絲毫不能動搖。
首先，可考慮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盡管央行已經連續兩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累計1個百分點），但是下一步仍有提高空間。截至6月末，全部金融機構超額儲備率為3.1％，雖然比去年同期低0.65個百分點，但比5月高出0.58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流動性較好的銀行只需進行微幅的資產匹配調整--減少1個百分點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增加1百分點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即可。從理論上講，即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一次上調1個百分點可以收縮3000億的流動性，但是8、9兩月資金到期量分別達2100億元和3300億元，主要是到期票據釋放資金，因此緊縮力度有限，下一步仍有較大的緊縮空間。
其次，應繼續加大發行定向央行票據的力度。如果按照上半年單月外匯儲備增加200億美元的速度看，下半年每月會增加1600億人民幣的外匯占款貨幣投放。當然如果升值和加息預期被減弱，再考慮到世界主要經濟體加息的影響，下半年外匯儲備增加速度可能會逐步減小。但即使這樣，可以預測，我國將長期面對流動性相對寬松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應進一步加大央行定向票據的發行力度，當然，這樣會增加發行成本，但是比起直接升值后導致外匯儲備縮水和出口大幅下挫的巨額損失，這個損失微不足道。并且從上半年的政策執行效果看，發行定向央票不但有總量緊縮功能，還有定向打擊、結構調控的優點。建議下半年適當延長票據發行期限，并照顧商業銀行利潤因素，適度提高票據利率。
4、進一步加大央行窗口指導的作用。本輪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沖動，其外在表現形式是城市化速度加快導致的巨大市場需求引領房地產、重化工、能源和原材料行業快速投資，因此從源頭上講，本輪經濟增長過快既有市場原因也有較深的體制性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宏觀調控訴諸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是明智的。如果不顧我國實際的體制環境和市場發育程度，而一味追求純市場手段調控，政策效果會大打折扣。從這個角度講，中央銀行的窗口指導作用十分重要。當前窗口指導的主要著力點可集中于三個方面：首先，高度重視貸款過快增長可能產生的風險，合理控制貸款投放；其次要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及產業政策的要求，優化貸款結構，合理控制中長期貸款比例。既要嚴格控制對過度投資行業的貸款，又要加強對經濟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此外要強化資本約束機制，防范票據融資風險，實現穩健經營。
國內總體經濟形勢范文5
李勇武說，2012年是實施“十二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重要一年。做好2012年的工作，首先必須把握好國際國內的總體經濟形勢。具體到石油和化工行業，2012年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同樣嚴峻復雜，這對行業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另一方面，行業發展也存在著有利條件，聯合會機關以及各事業單位、各專業協會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和機遇意識，進一步增強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變挑戰為機遇，努力打開新的局面，為行業實現“穩中求進”做出新的貢獻。為此，聯合會系統將“把握一個工作總基調、突出三項重點工作、抓好三個重大活動、進一步加強‘四個力’建設”定為2012年的工作思路。
第一，全面把握“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強化經濟運行分析監測，引導行業平穩較快發展。李勇武指出，要把解決行業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有效防范經濟運行中的潛在風險放在全年工作的突出位置。聯合會機關要積極拓寬快速反應機制的工作基礎，繼續加強與國家有關部門、專業協會、地方行業協會以及地方重點企業合作，提高運行分析質量，要做好油、氣、肥等重點產品的監測，做好先行指標預測試點，跟蹤研究資源稅、環境稅改革、天然氣價改、產能過剩、自貿區進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等熱點問題，關注國內市場需求的動向與變化，及時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第二，突出結構調整、科技創新、節能減排三項重點工作，推進行業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李勇武說，聯合會機關、各專業協會和規劃院等事業單位都要把“結構調整”作為加快“轉方式”的主攻方向，根據各自的業務分工大力推進；要把“科技創新”作為加快“轉方式”的重要支撐，加強協調配合，引導企業加強技術創新，突破一批制約行業發展的關鍵共性技術；要把“節能減排”作為加快“轉方式”的重要著力點，選好重點領域和重點產品扎實推進。
第三，要重點抓好“調結構、轉方式”典型經驗總結、勞模評選表彰和中國國際石油化工大會三項重大活動，進一步提高聯合會的影響力。“調結構、轉方式”典型經驗總結活動是聯合會系統2012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傾全力確保完成。
第四，要圍繞提高“四個力”，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一是各專業協會要按照國資委、民政部的部署，加強品牌協會和人才隊伍建設，通過建章立制，加強規范化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積極參加民政部評估。二是各事業單位要按照中央的有關要求，穩步推進改制與改革，要結合改制與改革謀大局、求發展。三是各單位要繼續深入開展爭先創優活動，組織好學習貫徹十精神的系列活動，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構建防腐倡廉的懲防體系。四是要緊緊圍繞提高“四個力”，開展聯合會文化創建活動，為聯合會系統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李勇武對如何做好2012年的各項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說，一是要全面把握和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對形勢的科學判斷上來，統一到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特別是要把握好“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對于石油和化工行業，“穩”就是要求聯合會機關和各專業協會進一步強化經濟運行監測，提出保持經濟平穩運行、行業出口穩定、油氣肥等重要戰略物資供應平穩的政策建議，通過服務、咨詢、預警等手段，加強對行業、對企業的引導和指導，防止行業經濟運行大起大落；“進”就是要求聯合會機關與各專業協會各自結合行業發展的實際，不斷創新工作方式，持續開拓工作領域，在“調結構、轉方式”上取得新進展，在引導技術創新和節能減排上取得新突破，在促進安全環保上取得新成效，推動聯合會系統工作整體上一個新的臺階。
二是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發揮系統合力。聯合會機關要充分考慮不同行業的情況，加強與專業協會以及事業單位的溝通合作，提高服務意識和服務水平，為專業協會做好工作提供支持與幫助。
國內總體經濟形勢范文6
新疆經濟回暖說法并不科學
記者：陸續公布的國家一季度經濟數據似乎顯示，全國經濟形勢出現回暖跡象。您認為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開始回暖?
彭成武(新疆財經學院教授、自治區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我注意到，國家公布的部分一季度經濟數據包括發電量、房地產和汽車銷售量等，在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看待這些數據，市場出現積極跡象，無疑是令人樂觀的。
本次金融危機受到沖擊最嚴重的是歐美國家，相比較而言，中國受到的沖擊較小。
雖然，中國內地沿海地區的出口產業受到了影響，但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它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于歐美國家還比較薄弱，所以在內需環節上，中國經濟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我個人對中國經濟走向很樂觀。
目前，部分經濟界人士歡呼，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反彈，但在我看來，中國經濟本身就沒走入低谷，哪里來的反彈之說?
記者：新疆一季度經濟運行分析會透過4項主要指標數據，即投資、貿易、信貸、用電量來反映新疆經濟的復蘇態勢。我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新疆目前經濟形勢的。
彭成武：盡管新疆經濟這些年取得了可喜成績，但基礎設施的狀況仍在全國處于低位。
在金融危機下，新疆受到的沖擊和中國受到的影響意義是一樣的，都是不明顯的。通俗一點說，正因為新疆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所以，這決定了新疆經濟未來有更多的上漲空間。
記者：您這樣認為的理由是什么?
彭成武：新疆是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結構，投資拉動占GDP增長60％以上。今年一季度，新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7248億元，增長32.8％，同比提高12.4個百分點。這與國家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等政策有直接關系，但前提是，你必須有可以投資的地方。
和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鐵路、公路、電力等基礎設施水平相比，新疆需要更多的建設，這就是新疆經濟上漲的土壤。
而新疆基礎設施狀況和特殊的經濟結構，讓其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影響很小，所以，所謂新疆經濟回暖的說法本身就不科學，因為新疆本身就沒有真正遭遇這次金融危機。
國家的相關刺激政策對新疆而言則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追趕內地發達城市的機會，就看新疆能否把握住。
記者：我區外貿企業該如何應對外需疲軟的影響?
彭成武：單就新疆這一范圍來說，外貿企業是受金融危機沖擊較大的，主要表現在外貿萎縮上。
一季度，新疆進出口貿易總額27.05億美元，同比下降21.8％，增速同比回落112.2個百分點。其中，出口總額22.74億美元，下降24.2％。
雖然新疆出口市場萎縮、訂單下降，但企業并未因此出現大批倒閉的現象。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新疆外貿企業主要面對中亞等市場，這部分市場的消費能力下降沒有歐美市場那么明顯；另一個原因是新疆外貿企業多數是出口低附加值的生活必需品，自己直接生產產品并出口的企業極少，所以，企業所受沖擊較小。
事實上，這次危機對新疆外貿企業是一次機遇。一些因政策實施帶來的問題在危機中得以化解，同時也促進了行業洗牌、企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能撐下去的企業將來會更健康地發展，而撐不下去的，多數是競爭力差、規模小、產品附加值低的企業。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來看，新疆出口受困的現狀不會對新疆總體經濟走勢產生大的影響。
記者：石油產業是我區工業的命脈，受金融危機影響，目前，新疆石油產業出現“高庫存、低生產”的狀況，您對此如何看待?
彭成武：在國際、國內成品油市場疲軟的情況下，新疆的石油生產的確面臨困境。據不完全統計，全疆原油庫存超過200萬噸，成品油庫存接近150萬噸，油田和煉油廠庫存達到歷史較高水平，造成油田減產、煉油廠低負荷運行。
油田減產、油企虧損，這單由誰來買?目前是國家和全體國民，不但要繼續買單，還要繼續維持油企職工高薪高福利的待遇，這是目前中國石油石化產業的現狀。
我對石油企業“高庫存”有兩種解釋一是國家近年來正在實施的“石油儲備計劃”，導致庫存升高；還有一種可能是，前期延續很久的國際油價低迷，讓中石油、中石化不愿將手中的資源出手，只能庫存等待油價回升。
令人不解的是，國際油價低迷時，我國成品油價格居高不下；國際油價稍微一漲，國內成品油價格就馬上漲，名曰“與國際接軌”，為什么低價不接軌，一漲價就接軌?我想，這就是石油的產業壟斷。
資金要進入實體經濟
記者：今年一季度，新疆GDP增長6.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投資拉動占GDP增長的60％以上。有人提出這是我國乃至新疆經濟出現回暖的征兆，您如何看待?
湯一溉(自治區黨委黨史研究室主任、自治區專家顧問團成員)一季度，我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2.8％，這是我區向國家要資金、要項目、投入大量基礎建設所得到的結果，也是國家投放4萬億資金進行經濟刺激所取得的效果，這種方式很重要。但我認為擴大內需，靠消費拉動才是根本之道。
現在，各大金融機構信貸量投放非常大，但多數是短期貸款。企業存款量沒上去。比如，今年1月份，國家信貸增加1.6萬億元，企業存款才增加了700億元，這說明大量信貸資金還沒有流到生產性企業里。
也就是說，國家的流動性資金雖然充沛，但大部分都在股市、金融領域流動，還沒到實體經濟，問題還是很嚴重的。國家做好投資的同時，應該讓資金進入實體，進入中小企業，進入消費領域，才能讓經濟更快發展。
記者：您認為接下來的二季度、三季度新疆及全國經濟會如何走?
湯一溉：我談一下全國經濟的情況，不一定準確。因為美國的經濟危機還沒見底，要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來判斷。
經濟危機的實質就是金融產能過剩，必須要通過淘汰一批企業、減少產能才能解決。所以，我們看到美國雷曼兄弟等一批金融機構破產、倒閉。國內也是這種情況，需要暫時破產、關閉部分金融企業，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但企業破產又會帶來就業等新的問題。
從目前我國沿海城市企業的現狀和周邊國家的經濟形勢來看，我認為，未來幾個月的經濟形勢不是很樂觀。
新疆的GDP是否增長還要看國際石油、棉紡織產品等價格走勢，如果國際油價能漲到每桶70美元，中石油、中石化在疆企業的收入可增加300億元，新疆的財政收入也會增加。
因此，未來經濟走勢主要看兩個指標一是國際金融危機是否見底：二
是我國能否出臺更多刺激消費的政策。我認為，如果到下半年經濟還走不出困境，有可能會有其他政策出臺。
記者：您認為出臺哪些政策可有效調控?
湯一溉：比如，金融體制改革、中小企業發展制度、信用制度、產權制度、醫療社保等方面需要用錢的地方非常多，拿出一定比例的錢用于這些方面。對拉動居民消費是非常有效的。
據國家宏觀研究院測算，國內投資每增長1％，將拉動GDP增長0.22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每增加1％，則拉動GDP增長0.87個百分點。
而新疆的總投資每增加1億元，GDP增長0.28億元，如果總消費每增加1億元，GDP增長1.53億元?？梢?，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擴大消費，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比增加投資有效得多。
開局蠻好保九增十有信心
記者：今年一季度，新疆GDP增速同比回落4.8個百分點，創近10年來單季度增速新低，您怎么看這一結果?
王躍(自治區統計局總統計師)我的評價是：開局好于預期，成績來之不易。這主要基于兩點一是該成績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和拖累下取得的：二是本輪經濟周期從2003年開始，至今有7個年頭，其自身也有調整的要求。這兩個因素疊加在一起，能取得現在這個成績，算是不錯的開局。
記者：一季度經濟保持增長的因素是哪些?影響我區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王躍：一季度，除了我區進出口貿易連續3個月出現兩位數的負增長外，投資、消費這兩駕馬車增長動力都比較強勁。
投資增長強勁的原因主要是國家出臺一系列加大投資力度的政策。而我區一季度消費也比較活躍，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71.12億元，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17.4％，實際增速高于全國實際增速1.5個百分點。這主要是因為今年我區調整消費市場，尤其在“家電下鄉”和“振興乳業”等政策措施的助推下，我區農村消費零售額增幅首次超過城市。未來，我區消費仍會保持穩定增長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