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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濟與管理就業前景范文1
一、考研專業準確定位 近年來，由于受社會供求的影響，文科類的法律、工商管理、金融經濟、MBA、會計，理工科類的醫學、電子信息類、計算機類，社會需求量比較大，找工作普遍比較容易，待遇薪水也比較高，屬于當前比較熱門的專業。通過最近幾年的報考情況分析，可以看到這些專業報考的考生往往很多，競爭十分激烈。
考生在報考專業時應該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準確地為自己定位。部分專業總體的報考人數很多，但并非所有學校的競爭都很激烈，考生應該全面分析，不宜僅以報考人數來判斷專業的冷熱程度和競爭激烈程度。而且我們不應該盲目地跟從大眾的潮流，報考所謂的熱門專業，應該從自己的實際出發，量體裁衣，選擇合適自己的專業。
二、專業前景分析 許多考生在考研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后的就業問題，專業未來發展方向自然也是考研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因為研究生專業可能就是未來要伴隨一生的工作領域。當前，就業形勢比較嚴峻，毋庸置疑，比較迎合社會需求的專業，就業前景要好些。
三、專業選擇要滿足自身興趣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興趣是學習的最大動力，有了興趣就有了努力的原動力，因此對于考研專業選擇要以興趣為導向。如果不喜歡某個專業，即使考取了研究生，不僅學習無味，畢業后從事這方面工作，也很難有所成就。
教育經濟與管理就業前景范文2
關鍵詞：專業；教育經濟學；分析
一、高校專業“冷”“熱”分析
“熱門”專業不僅僅是一個時髦的詞匯，它更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對大學畢業生需求現狀的一種體現。專業的“冷”與“熱”是以專業人才的供給與社會對這一專業人才的需求關系為依據進行評價的。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由社會需求來決定，人才市場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了市場活動的冷和熱。市場需求旺盛的專業，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多，學生畢業后就業就相對容易，工作待遇相對較好，收入也相對高。這就反過來刺激人們的關注度，高考時報考的人就多，就成了熱門專業，反之為冷門。二是專業“冷”與“熱”具有一定的相對性，衡量一個專業是否“熱門”，主要是看社會對它的需求程度及用人單位對它培養出來的人才的歡迎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對專業人才需求程度的變化，一些專業在某一段時間社會需求較旺，專業培養人才數量大為增加，但由于市場總容量的限制，當社會對人才需求的緊缺狀況逐漸緩和之后，需求量趨淡、熱度就會漸減。社會對專業人才需求的變化還表現為，有一些專業眼前看不是太熱，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在未來一段時間里，需求量可能漸漸增加前景看好。三是盲目性，我國的高考填報專業志愿制度，都要求考生在入學之前進行專業選擇，由于對高等學校專業信息了解不多，對專業所要求學習內容認識不足，對專業的未來職業定向不太清楚，大部分考生和家長在選擇專業時，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追逐所謂的熱門專業。
二、影響專業“冷”與“熱”的教育經濟學理論
從教育經濟學視角來看，對選擇專業產生影響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高等教育投資專業風險
高等教育個人投資由成本和收益構成。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接受高等教育而發生的各種直接費用。間接成本，又稱為機會成本，是指因上學而放棄的可能的工資收入。收益包括經濟收益和非經濟收益，經濟收益指上大學的未來經濟收益中超出不上大學可能收益的那部分。另外，還有非經濟收益。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到收費普遍化的階段，個人在進行高等教育投資決策時，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不會與其他可行性投資收益進行對比，普遍認為高等教育投資是必要投資。由于個人高等教育投資收益是一個預期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投資可以增大收益，高等教育投資收益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非經濟收益（獲取社會身份，形成完整的人格，改善心理健康水平等）與經濟收益（得到更高的勞動收益，更易獲得機會， 面臨更優越的勞動環境等）。同時，高等教育投資也存在一定的風險性，即投資也可能減小收益，甚至導致損失。高等教育投資不同于其他項目的投資就在：其他項目投資失敗可以重來，而高等教育投資失敗是徹底的失敗，高等教育投資失敗意味著高等教育投資的預期收益歸零。
高等教育投資可能因受產業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一些生產領域存在著結構性失業，這對于高等教育個人投資來說是最大的風險。我們把這種風險稱為專業風險，即高等教育投資者個人所選擇的專業不能適應市場需求的風險。目前高等教育的專業基本是按行業、職業進行設置，專業類型決定職業類型，而各類職業類型的市場需求在未來某時期內是不確定的，因而進行高等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的個體在自己所選擇專業，無法預期未來市場需求，因此所選擇專業能否適應市場需求存在風險。于是人人都想選擇預期市場需求大的專業，而市場需求又無法預期，多數人的做法是隨大流、跟風，在專業招生的名額有限的情況下，選擇的人越多，專業的熱度就會越高。對于那些已經選擇熱門專業的學生來說，也面臨專業風險，因為今日的熱門專業在經過四年的市場的不確定性必然會有風險。這就需要投資者能夠把握信息，主動尋求信息，在信息對稱的條件下選擇專業和找工作。
2.人力資本理論的投資回報
人力資本理論由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 T. W. Schultz提出，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力資本投資而形成的凝聚在人體之中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和健康等質量因素之和。而健康狀況的信度和效度在調查中難以保證，在此忽略，因此，經濟學家雅各布?明賽爾認為：所謂人力資本指的是蘊含于人自身中的各種生產知識與技能的存量總和。人力資本的形成，最主要的是教育方面的人力資本投資。通過高等院校對大學生的培養和教育，使其人力資本存量增加，成為復雜人力資本。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有著更寬的就業空間，更多的就業機會，待遇也相對較高。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最主要的是為了未來能夠獲得理想的回報。雖然目前高等教育收取學費對于大多數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但大部分的中國家庭都堅信人力資本投資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都愿意投資高等教育，以此增加學生人力資本存量，從而在幾年后獲得良好的回報。因此，在決定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時，即選擇專業時，就要考慮就業預期收益。能否獲得回報，取決于畢業后能否盡快就業，以此，預期就業前景好的專業也就成為熱門專業。
3.人力資本的通用性與專用性
根據人力資本轉移成本的大小和對企業的依賴程度可以把人力資本劃分為通用性人力資本和專用性人力資本。通用性人力資本一般指在廣泛的應用和活動中具有價值的那些能力和素質，它不專用于某項任務或企業，在企業或行業之間轉移的成本較低。專用性人力資本一般來講，它專用于某個企業（例如關于某個企業的非正式組織知識、人際關系等），這種人力資本一旦離開其專用的企業，其市場價值不大或者根本沒有價值，因而其轉移的成本相對來說較大。人力資本專用性人才是具有特定專業技能的人力資源，由于具備特定的專業技能，能適應社會的某種特定需要，具有“非他莫屬”的優勢。即當人力資本所有者將自己的勞動技能與某一特定的工作職務相結合，并按職務要求發展自己的技能時，才能實現人力資本的價值。這種專業技能只有與某種特定的職業或組織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取得一定的投資回報。金融專業之所以成為熱門專業，在于我國金融業近些年的迅猛發展，民營銀行的興起和國外銀行的進入，對金融專業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而金融專業人才所具備的專業技能是與銀行緊密相結合的。會計專業也是持續升溫，十幾年前就是熱門專業，曾經有許多人預言，會計專業人才將飽和，但時至今日，各高校會計專業仍然十分火爆，是因為會計專業人才也具有專用性人力資本的特征。
人力資本通用型人才具有通用性的基本素質，具備學習和發展更復雜、更專門化勞動技能的能力和水平。以較小的代價及時調整自己的專業技能或以較高的學習能力學習新的知識和勞動技能以適應社會發展變化或個人發展方向變化的需要。近些年來，許多高校認識到學生基本素質與基本能力的重要性，進行教育教學改革，在大學一、二年級打通學科專業的壁壘，力圖打破以“專業”為單位構建課程體系的傳統，將跨學科的課程提供給學生，將各個學科的知識體系向更大的范圍輻射，共同構建跨學科課程體系，讓學生開闊視野，打好寬厚的知識基礎。
4.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許多制度性因素（如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工會）和社會性因素（如社會地位、歧視、社會習俗及習慣等）都會分割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可以分割為不同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就業條件，并雇傭不同的勞動力。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一些學者開始涉足勞動力市場分割領域，分別從理論應用和實證分析兩方面進行了研究。賴德勝提出轉軌中國存在明顯的制度性勞動力市場分割，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和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之間構成的勞動力市場是非一體化的，是被分割的。勞動力市場被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在主要勞動力市場能夠獲得相對較高的“分割性收益”。這種分割性收益是以貨幣收入或非貨幣化的福利待遇和社會地位形式存在的，一旦大學生進入次要勞動力市場，則各種分割性收益就無法獲得。而且，在人力資本與壟斷因素的雙重作用下，我國明顯存在著勞動力市場的行業分割。這種分割不僅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且導致不同市場區間人力資本回報的差異。因此，大學生在選擇專業時，都要考慮其所學專業在勞動力市場的位置，是在主要勞動力市場，還是在次要勞動力市場，是在被勞動力市場中被分割的那個行業，那些處于主要勞動力市場的、與優勢行業相對應的專業就會成為大家熱捧的熱門專業。
三、理性對待高校專業的“冷熱更迭”現象
從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制度以來，我國高校專業設置一直處于“計劃模式”，各高等院校的專業設置與否，都要通過教育部審批與備案。這期間，教育部于1987年、1993年、1998年和2012年共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學科目錄和專業設置調整工作。雖然教育部在第四次專業設置與調整中，專業分為基本專業和特設專業兩大部分，但高等院校仍然沒有設置專業的“權力”與“自由”。這將導致兩方面的問題。其一，高校專業無法較好地適應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節奏。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與社會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節奏之間產生錯位，即高校專業人才的培養與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快與慢很難合拍。其二，高校設置專業，不是從自身學科發展優劣，自身所具備條件考慮問題，而是盲目跟風，搶辦“熱門專業”，從而導致違背教育規律現象的出現。
理性對待高校專業的“冷熱更迭”，作為高等學校，應適度把握專業設置與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既要準確預測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也要全面考慮自身辦學條件，充分有效發揮學科專業優勢。首先，高校專業設置不能一味地跟著社會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變化走，若專業總是在產業結構的屁股后面進行不斷調整，高校在專業設置上就會喪失獨立性與自主性，高等教育就只能越來越被動，完全違背了高等教育自身發展規律。其次，“熱門專業”的社會認可度較高，生源較為充足，并且學費相對比“冷門專業”也高。一些高校只注重短期市場效應的影響，出于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設置專業爭相趨“熱”避“冷”。只追求當下的就業率，盲目“搶灘設點”，從而可能出現一段時間內某專業人才驟然飽和現象。在市場需求已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高校盲目設置專業，擴大招生人數和考生填報志愿時不夠理性等因素，都會造成曾經的“熱門專業”就業難現象。第三，高校不考慮自身優長學科，不去辦所謂的“冷門”專業，從而導致各高等學校趨同現象的出現，即專業設置趨同，人才規格雷同。由此可能產生一系列惡性循環，從而導致高校喪失特色，教育機制創新能力降低，教育資源浪費，最終導致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徹底脫離，人才培養無法適應市場需求和經濟發展速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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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教育經濟與管理就業前景范文3
【摘要題】考試與就業
【英文摘要】Therelationbetweenthe&nb
現代社會教育與個人就業之間的關系正由過去的確定性走向不確定性。當前我國大學畢業生就業時不斷遭遇“困難”，正是這種轉變的一種反映。社會轉型、經濟結構調整、技術進步等因素是促使教育與個人就業關系走向不確定的外在根源；而個人對教育的選擇、學校辦學以及勞動力市場工作搜尋的特征等是其內在根源。限于篇幅，本文只對其內在根源作些分析。
一、個人的教育選擇導致的不確定
按照經濟學的一般解釋，個人進行教育投資的根本動機在于經濟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即個人期圖通過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最佳位置；而社會根據生產需要，期圖通過使用教育提供的人才達到社會生產成本最小，利潤最大。這樣，社會將會把各種熟練勞動力和高級人才的需求信息輸入勞動力市場，個人則根據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信息，調整自己對教育的選擇，與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達到一致，最終實現個人的經濟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同時社會生產部門也在一定程度上根據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況，調整需求。亦即個人與社會以勞動力市場為中介，各自不斷調整需求，使二者達到基本一致。但是事實并非如此，正是個人對教育進行選擇時的一些特征，導致了教育與就業之間的關系的不確定性。
1.個人選擇動機的多樣性
把個人對教育的選擇僅僅看成是他出于理性，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行為，無疑將人的行為決策過于簡單化了。首先，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個人不具有搜集和整理其對教育選擇的所有信息的能力，不可能作出使自己接受的教育對將來就業產生最大化收益的決策。因此，西蒙認為個人只能以“滿意”的收益或效用作為自己決策的目標。[1]其次，個人的教育選擇受教育資源、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抑制。無論個人擁有的教育資源，還是社會分配的教育資源，相對于個人的選擇而言都是有限的，個人不可能完全出于自己的愿望對教育進行任意選擇。第三，真實的個人在進行教育選擇時，除了自利的特征以外，還具有其他多種特征。一是容易情緒化。個人不可能是一個刻板的“計算器”，不斷地對自己的教育選擇進行利益或效用等方面的計算。事實上，個人往往是出于對某種教育的喜好、對自己的自負，甚至是為了躲避恐懼等沖動，而作出對教育的選擇。二是受知識的限制。個人在進行教育選擇時是以一定的知識為基礎的，不同知識背景的人所得出的結論是很不相同的，如對教育成本和將來就業收益的估算與比較等。三是初始條件不對稱。個人進行教育選擇時在經濟條件、風險態度、學習偏好等方面存在差異，即使個人行為是理性的，其行為之間也缺乏可預測性。
現代社會的教育具有多種功能。面對多種教育功能，個人在對教育進行選擇的時候，其內部動機往往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這構成了內在的矛盾和沖突。一般來說，隨著自我意識的增強，對自己認識的不斷加深，個人可能需求教育為他的才能的發展提供機會。而現實社會中勞動力市場可能更多地需求應用型人才，迫于現實，個人可能對教育提出更為功利性或實用性的需求。人文的需求與功利的需求在一個人身上難以一致起來，甚至會產生沖突，沖突的結果可能是個人追求教育的功利價值，而放棄對人文價值的需求。但也有可能是相反。這種個人教育需求之間不一致的情況，在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社會中也是常見的。這也說明個人在進行教育選擇時可能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并不一致，其結果就是個人所接受的教育與將來的就業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讓人無法確知。
社會學研究表明，商品不僅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具有符號價值，即商品本身顯示了與其他商品的不同，具有社會表現力。[2]教育，特別是正規的學校教育更是具有這種符號性，受教育者可以借接受某種教育來表現其個性、品位、社會地位、社會認同和未來價值等。實際上，對某些個人來說，選擇接受教育如其說是考慮到教育與將來勞動就業的關系，還不如說就是凡勃倫所言的“炫耀性消費”[3]。
2.個人選擇的博弈性
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曾經提出“合成推理的謬誤”[4]，即對于個人來說是對的，但對于總體或整個社會來說未必總是對的。（注：薩繆爾森以球迷看球為例，球迷為了看得更清楚而站起來看，可是當所有的人都站起來的時候，大家都不能夠看得更清楚，認為“由于某一原因而對個體來說是對的，便據此而認為對整體說來也是對的，這就是合成推理的謬誤”。）當勞動力市場某一規格或類型的勞動力供不應求時，個人的反應往往就是大量涌向這一專業或類型的教育。個人的這種反應是其理性所為，應該說也是符合勞動力市場需求的，無可厚非。但個人是有限的，他無法知道別人，特別是和他一樣年齡和處境的人，會作出什么樣的選擇，個人也無法在整體上去規劃或控制這種選擇。這樣，當個人接受了某種教育之后，即使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不發生變化，也會發現其供求矛盾已經面目全非。曾經熱門火爆的專業，現在卻嚴重供過于求，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個人選擇教育的專業類型與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供求之間存在著時差。個人在對教育作出選擇時，無法知道將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狀況。譬如，現在假定個人面對A、B兩個專業，A專業是一個新興的專業，當前勞動力市場需求旺盛，報酬較高；B專業是一個常規專業，市場對這類勞動力的供求基本保持不變，但報酬一般（如圖1）。根據“合成推理的謬誤”，個人如果選擇A專業，那么他無法確知自己畢業后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況，可能是供求基本平衡，也可能是供過于求。當勞動力市場對這類人才供不應求或供求基本平衡時，其就業收益是4；當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時，其就業收益是1（或更低）。個人如果選擇B專業，由于這是一個常規專業，就業收益基本保持在恒定的水平2。這樣，個人在進行選擇時有兩種策略，即選擇A專業或B專業，但結果卻有四種可能。個人究竟該如何決策，最后教育對其就業收益影響的結果又如何呢？實際上最終的結果無法預先確定。
附圖
圖1個人不同專業選擇的得益
退一步說，假定個人知道自己選擇接受某種專業教育后，在勞動力市場上得到一個報酬較高且自己滿意的工作的概率為90%；自己順利完成學業，拿到教育證書的概率也是90%；而事實也是如此。那么個人往往就會有足夠的根據，滿懷希望地選擇這種教育，因為失敗的概率為19%，對個人來講實在是不高。但對整體而言，卻意味著100名受教育者當中就有19名將不能從這種教育中獲益，并存在失業的可能，教育與個人就業的關系勢必難以確定。
3.個人選擇的不可逆性
與其他投資相比，教育投資的不可逆性更為明顯。即教育投資在時間上有著嚴格的先后順序，是單維度的，個人在進行教育選擇時，不能跳躍式前進，也不大可能停滯不前或后退。一方面，個人一旦選擇接受了某種教育之后，往往不大可能再來選擇退出，轉而選擇其他類型的教育。例如，“一個學生即使在看到中等教育比較欠有利，他也不可能再返回初等教育并在那里耗費更多的時間”[5]。另一方面，個人的教育選擇受制于一定的先后順序，個人不可能因為知道博士學位具有較高的就業價值，而跳過中等教育去直接攻讀博士學位。
假定持有較高教育證書的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才會有較大的優勢，個人教育選擇的這種不可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旦個人在階梯結構的教育層級之間前進時受阻，即不能升入高一級學校，那么個人先前的教育投入就形成了“沉沒成本”（注：經濟學認為，如果一筆已經付出的開支，無論個人或組織作出何種選擇都不能被收回，這種成本就被稱為“沉沒成本”。），其先前所接受教育的就業價值就只能是忽略不計了。因此，個人對教育進行選擇，就如同進入了迷宮（如圖2）。在中考與高考兩個節點上，個人都有成功和失敗兩種可能，結果會有三種，而獲得就業收益只是其中的一種。個人無法確知自己將會是什么樣的結果。事實上，當個人進了學校的大門，沒有人知道結果將會是什么，不可預見性是顯然的。
附圖
圖2個人教育選擇的迷宮
二、學校辦學特征導致的不確定
當個人的教育選擇無法導引出教育與就業之間的某種確定性的關系時，傳統理論往往寄希望于學校教育根據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通過自身的變革，調整教育結構，使勞動力供給在結構上適應經濟結構的需求，從而使得教育能夠解決人們的就業問題，改善個人的就業狀況。然而問題是，學校能夠這樣去做嗎？學校真的愿意這樣去做嗎？答案是否定的。
1.多元投資的異質性
教育投資的主體主要是政府和個人，而政府的教育投資與個人的教育投資是存在較大差別的。在物質表現形態上，政府的教育投資主要表現為學校建筑、教學設備等費用和教職員工的工資；個人的教育投資主要表現為學費以及放棄的收入。在行為動機上，政府進行教育投資是為了提供教育服務，其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對教育的“公共需要”，促進社會公平，彌補個人投資不足，協調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個人對自己進行教育投資是為了獲得教育服務，其目的在于獲得心理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滿足，以及將來的經濟收益。[6][7]不同主體的教育投資，聚集到學校辦學上來，構成了教育投資的異質性。
教育投資的這種異質性，使得學校的辦學不可能以單一的受教育者將來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作為終極目標，政府所委托的政治價值與人文道德價值常常是學校辦學的重要宗旨。在更多的情況下，即使學校知道教育規模的擴張，可能導致“教育性失業”，即不利于個人就業問題的解決，但對于社會來說仍然有著正的經濟或非經濟效益。譬如，政府可能為了協調社會經濟發展，防止出現勞動力市場某種類型的勞動力短缺，而寧愿擴大這種類型的勞動力供給，寧愿接受勞動力市場出現一定數量的人才失業，所以愿意擴大教育規模。有時則相反，對于個人來說，即使不得不承擔一定的投資風險，個人也不得不通過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就業收益；而政府則可能從整體利益出發，不愿意看到受過教育的人畢業后出現失業的現象，為了防止失業而不主張擴大教育規模。又譬如，假定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是真實有效的，那么根據勞動力市場信息，就比較容易確定“多少人”接受某一級別的教育，因而每個人（包括政府）可能都同意對進入該級別教育的入學人數加以限制，但問題是誰應該享有接受該級別教育的權利？由于畢業后個人可以從事勞動報酬較高的工作，政府有時不得不迫于社會公平的壓力，而主張擴大該級別的教育規模，最終導致個人接受該級別教育后的就業前景并不樂觀。
反過來說，如果學校辦學純粹按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信息來決定，那將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首先，教育活動將全面商品化，學校將成為市場的附庸，教育質量的衡量勢必以物質和金錢為尺度；其次，有可能導致教育質量的全面下降，學校辦學不得不向學生提供具有市場價值的課程，而人文道德教育將大大縮減，學生只關注就業前景，結果知識面勢必非常偏狹。這與政府投資教育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此，學校辦學不可能完全根據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學生將來的就業前景不是學校辦學的惟一目標。
2.收益遞增性
如果把教育過程看成是一個生產過程，那么學校辦學存在著明顯的收益遞增性質，即生產過程的平均成本逐漸下降，收益呈遞增趨勢。（注：在教育體制改革過程中，各級各類學校獲得了一定的相對獨立的法人實體地位，在經濟方面也具有了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這既是事實，也應該得到保障。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假設學校辦學也有著利己動機。）這主要是由教育生產過程的一些特點決定的。首先，大量的初始投資，小額的生產成本。由于教育生產過程是一個異常復雜的過程，學校辦學往往需要巨大的初始投資，如教學設備、學校建筑、師資配置等。但隨著初期辦學的確立，其后的辦學就類似復制，成本很低，往往僅限于教師工資。譬如，學校新開設一個專業往往要投資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如果接受該專業教育的學生人數不是足夠的多，那么平均成本將會很高。其次，隨著學習曲線的作用，學校辦學質量的進一步鞏固和提高所需的費用，以及生產成本都將下降。第三，辦學經驗的積累和名譽的獲得，有利于學校辦學向相關學科專業領域的延伸，而且初始投資越來越少，進入更加容易。
這種收益遞增的性質使得學校缺少進行專業調整的動力，因為開設新的專業，從專業設計、論證到教學設備的購置、師資的引進等，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資，而且缺乏一定的經驗，因此在更多的情況下，學校辦學寧愿“固守傳統”?？紤]到教育需求的無彈性，只要有固定的生源，學校更愿意繼續原有的辦學模式，獲得遞增的收益。即使迫于市場的壓力，學校有時不得不開設一些新的專業或新的課程，但不難看出基本上是“換湯不換藥”。
3.信息的私有性
按照委托——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學校、政府、求學者之間的關系就是委托人與人的關系，政府和求學者是委托人，學校是人，兩者同為懷有利己動機的經濟人，其行為目標都是為了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但作為人的學校與作為委托人的政府與求學者的目標函數是不一致的。一般來說，學校不可能無條件地將委托人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學校辦學的真實情況，如教學設備、師資狀況、專業設置、課程設置，甚至勞動力供求狀況等，往往構成學校的私有信息，而作為委托人的政府與求學者并不完全清楚。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性和學校利己動機的共同作用，使得關系中容易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前者是指在委托——關系形成之前，作為人的學校可能借助媒體等手段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如夸大自身的教學質量、畢業生實際就業率、勞動力市場實際需求等，來吸引求學者。當作為委托人的政府或求學者不具備識別潛在人稟賦信息時，越是劣質的人越容易成為現實的人，最終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后果，如求學者可能更愿意去追求時髦的專業，較少考慮或根本不知道某學校教育的實際效果；政府可能更愿意對一些具有市場實用價值的學科專業進行投資，而對其實際質量水平知之甚少等?！暗赖嘛L險”是指在委托——關系形成之后，作為人的學?？梢岳米约旱男畔瀯?，通過減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為自己最大限度地增進利益或效用，其結果是損害了求學者的利益，降低了教育質量，影響了求學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委托人的政府一般會派遣專門機構或專人對學校的辦學進行評估和監督，并把結果向社會公布，以防止“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現象的出現。因而以上分析是建立在缺少這種評估和監督制度，或這種制度不完善的基礎上的。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受政府委托的評估和監督機構或專人也是具有利己動機的經濟人，對政府和求學者而言，他們也具有信息上的優勢，即擁有私人信息。這樣，這種評估和監督機構或專人與學校之間具有“合謀行動”的可能，即評估和監督機構或專人接受賄賂，并向政府和求學者報告有利于學校的信息。特別是如果這種評估和監督屬于內部評估和監督（注：所謂內部評估和監督是指組成評估和監督機構的成員都是來自學校自身或教育系統內部。我國目前對學校辦學的評估和監督基本上是采取這種模式。），“合謀行動”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評估與監督機構或專人與學校聯手欺騙求學者，并非聳人聽聞，至少具有這種可能性。此時學校即使不根據勞動力市場的信息調整自己的辦學，對自己不但沒有多大損失，相反還會獲得遞增的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教育與個人就業之間有著某種確定性的關系是難以指望的。
學校做不到也不愿意自覺地根據勞動力市場供求的真實信息來辦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學校搜集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學校為確保畢業生順利就業也是要付出代價的，而學校的經費主要來源于政府和求學者，政府的投資是根據入學人數來分配的，這樣學校缺少搜集勞動力市場信息、確保畢業生順利就業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盡管畢業生的就業率關系到學校形象，但在短期內學校往往只注重學生的入學人數，而不顧及學生將來的就業前景，并且學校無須為此承擔責任。此外，與個人進行教育選擇時一樣，“合成推理的謬誤”在學校之間也是存在的。
三、勞動力市場工作搜尋特征導致的不確定
按照人們的一般認識，勞動者接受的教育培訓越多，學歷越高，就越容易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不過，當勞動者手持學歷文憑進入勞動力市場尋找工作時，卻可能感覺到并不那么容易，遇到的情形也有別于上述認識。
1.求職者的工作搜尋
在更多情況下，求職者在勞動力市場上搜尋職業一開始時，就會對工作環境、工資水平有一個起碼的“心理價位”。即至少必須找到一個工資不能低于某個基數、環境不能差于某個標準的工作，同時對搜尋職業所花費的時間和成本也會有一個心理上的準備。因此，當用人單位開出的工資水平和工作環境超過求職者預定的“價位”時，求職者就會接受這個工作，否則就可能拒絕接受，寧愿暫時失業，繼續尋找工作，直至找到理想的工作為止。于是，如果工作環境也可以折合成貨幣工資的話，這個“心理價位”就被稱為“保留工資”(reservedwage)，[8]它主要由三個基本因素決定：一是學歷程度，學歷越高這個保留工資水平就越高，這是由于為獲得高學歷而預付的直接貨幣成本和間接機會成本高；二是求職者所觀察到的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的分布情況，比如從親戚朋友、師兄師姐那里或其他途徑知道的某些單位的工作環境和工資狀況；三是尋找到超過保留工資水平的職業所需花費的成本，工作搜尋是有成本的，如交通費、郵費、電話費、化妝費等。
這樣，假定求職者的保留工資是月薪兩千元，現在有單位愿意月薪三千元聘用碩士學位持有者，在信息充分的情況下，作為碩士學位持有者的求職者自然一開始就選擇該單位，而沒有必要進行工作搜尋。但現實中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是不充分的，求職者不可能或很難知道究竟是哪一個單位的工資率高于自己的保留工資水平，因而遇見第一個有意接收的單位就馬上簽約顯然被認為是不明智的，明智的行為是繼續進行工作搜尋。這意味著如果求職者接受的教育越多，手中的學歷越高，預先設定的保留工資就可能越高，從而自己愿意接受的職業或用人單位就可能變得十分有限，選擇的范圍并沒有因接受的教育多、學歷高而變得十分廣闊，相反無形中變得十分狹小，找到滿意工作的可能性也隨之變小。在這種情況下，求職者的最佳選擇是先暫時委身于一個低于自己保留工資的工作單位，但邊工作邊搜尋合意的工作，一旦找到理想工作就馬上離開原單位而跳槽到新的單位去。不過這是沒有考慮工作轉換成本的。事實上低薪單位招聘錄用到一個高學歷者是很不容易的，往往會規定服務期，不準報考更高學歷等，否則要交一定的違約金，造成工作轉換時的交易成本很高，因而可能是得不償失的選擇。于是求職者可能也會選擇忍受失業但全力以赴地搜尋滿意職業，或被迫降低保留工資水平?？傊?，即使求職者擁有高學歷，在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
2.雇主的員工搜尋
與求職者在勞動力市場上搜尋用人單位一樣，用人單位也在搜尋自己將來的雇員。在一個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的就業市場上，特別是在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明顯的情況下，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得高學歷持有者越來越多，用人單位對求職者的學歷要求也隨之“水漲船高”，求職者不得不面對勞動力市場上高學歷的優勢逐漸減弱的現實。因為假定相同學歷持有者的生產能力也相同，用人單位越來越不需要提高雇傭工資或延長搜尋時間來選擇具有一定學歷的求職者。另一方面，用人單位調換已經就業的原有員工和招聘錄用新生勞動力，都是要花費成本的：一是支付被解雇員工的補償工資；二是招聘錄用新員工的搜尋成本，包括時間、選擇和考核等費用；三是培訓成本，原有員工通過在崗位上的“干中學”(learningbydoing)，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職業技能和知識，要想使新員工與原有員工一樣有效率地工作，就必須先投入大量的培訓成本。如果還考慮到用人單位，特別是國有用人單位在解聘員工時不得不面對的巨大社會壓力和政治壓力，那么即使原有員工的學歷要遠遠低于求職者手中的學歷文憑，隨時解聘原有低學歷的員工而招聘錄用高學歷的新生雇員也是不明智的行為。于是，擁有高學歷求職者的職業搜尋范圍，實際上被擠壓到或者用人單位員工自然新陳代謝而產生的勞動力需求，或者生產規模擴大而產生的勞動力需求，或者新興行業和新技術的應用而產生的勞動力需求等范圍內。就是這樣狹小的范圍有時也是要打折扣的。由于我國大多數用人單位具有解聘成本高的特點，如果沒有制度約束，除非特別急需而又無法替代，一般不會輕易聘用高學歷者，即使有勞動力需求也會選擇搜尋成本和解聘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低學歷的臨時工，甚至是民工。[9]
以上分析表明，教育對個人就業的積極影響只是“存在”而已，它并不是確定性地展示給每個人，無數的偶然，無數的可能，無數的作用方式，都有可能改變這種樂觀的積極影響?？紤]到教育發展和社會就業狀況還要受到其他多種不確定因素的制約，教育與個人就業之間的關系就更加復雜而不確定。不過教育與個人就業關系走向不確定，本質上是中性的。它可能帶來損失，也可能帶來收益，因為對有些人來說就意味著機會。雖然人們行為的目的性和對象性決定了人們不希望生活在不確定的世界，但不確定不等于不可知。認識到教育與個人就業關系的不確定性，并非意味著教育與就業之間的關系不可捉摸，人們對之無能為力。關鍵是要把這種不確定控制在適度、合理的水平，不能使其泛濫成災。當前對教育與個人就業關系之間的不確定性實施控制，應該是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轉移和分散不確定性，防止出現較大規模的教育與個人就業之間的不協調。循此思路，應當注意以下幾點。首先要引導和尊重個人的教育選擇，改變依靠國家計劃替代個人教育選擇的手段。引導是為了避免個人教育選擇的盲目性，降低個人教育選擇導致的不確定性；尊重個人的教育選擇是為了分散教育與個人就業之間關系的不確定性。其次要進一步深化學校教育改革，增強學校辦學的開放性，努力形成辦學特色，增強學校對于勞動力市場自我適應的能力。第三要放松和改進政府的教育管制，建立激勵機制，提高政府教育管理的民主化，增強政府教育決策的透明度，以促使個人、學校、勞動力市場對教育和就業形成準確而穩定的預期，避免產生過高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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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濟與管理就業前景范文4
關鍵詞：獨立院校 校企合作 財務管理 專業認同 問題提出
專業認同實際上就是學生對專業內在價值的一種肯定，進而在認識和立場上接受本專業。研究財務管理專業認同的情況，可以針對專業教育提出有戰略性的意見，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升財務管理人才的培養質量、加強培養效果。因此，本論文以財務管理專業本科學生的專業認同的研究為論題，研究以下幾個問題：財務管理專業本科學生的總體專業認同水平；專業身份認同、專業培養認同、專業發展認同這三個維度的滿意程度；學生的家庭來源、錄取志愿的方式、年級、性別在專業認同上的差異及原因分析；如何提高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專業認同。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取分層抽樣法：選取我院財務管理專業大二、大三、大四的學生共300名。發放問卷300份，回收276份，其中有效問卷276份，回收率90.2%，有效率100%。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編問卷。根據相關文獻的查找和相關量表的參照，編制的問卷有33個單選題。問卷共設專業身份認同（1-12）、專業培養認同（13-23）及專業發展認同（24-33）三個維度。本問卷選用Likerts五點量表法，除了l項（18題）為反向記分，其余問題全部為正向記分。正向記分方法為：選A記5分，選B記4分，選C記3分，選D記2分，選E記1分。（問卷見附錄一）。經檢測，其Cronbach Alpha系數為0.888，問卷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三）實施程序和數據統計
小組成員到浙江某學院財務管理專業大四的男女生宿舍以及大二、大三課堂教室發放問卷，并當場回收。對調查問卷的總質量審核后，去掉無效問卷。本研究的數據采用SPSS19.0 for Windows統計軟件進行處理，從頻次、獨立樣本T檢驗以及單因素方差對數據進行分析。
二、研究結果
根據調查結果可以看出，財務管理專業學生的專業認可程度總體處于中等偏上的狀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專業總均分和各維度的均分都較高，可見專業認同水平普遍較高；從年級這塊來看，唯有專業發展認同具有明顯差別；且大四學生的認可程度明顯高于大二學生；就性別而言，總體及各個維度上的專業認可程度無明顯差異，但女生的專業認可程度要高于男生；在學生家庭來源方面，城市學生專業認可水平最高；在錄取志愿方面，選擇第一志愿的學生對專業的認可水平最高，選擇調配的學生則是最低的。
三、討論
（一）財務管理專業認同情況分析
在專業身份認同方面，多數學生表示對自己所學的專業比較了解，對于財務管理方面的知識和信息較感興趣。但是對于本專業其他同學的看法，學生多數都認為他人專業認同程度并不高。
在專業培養認同方面，學生重視本專業的學習，但是對于所開設的課程，有相當多的同學表示并不符合自己的期望，對于專業的核心課程也并不是特別了解。這說明本專業的學生對于課程并沒有形成科學體系，不了解關于財務管理專業本科學生的培養模式和課程設置。
在專業發展認同方面，學生對于財務管理專業未來的前景比較滿意。而且浙江某學院對財務管理專業學生的就業提供了定點實習等大量機會。大多數同學都愿意在財務管理有關的領域繼續從事相關的工作，而關于繼續在財務管理領域深造方面，過半數學生愿意繼續再教育。學生普遍認為社會對會計的認同程度較高，公司的管理理念較為先進，但多數學生認為會計或出納的工資待遇比較低。這三個因素中，首先公司的管理理念對自己是否從事財務管理工作影響最大；其次是工資待遇；最后是社會認同。從這可以看出，學生普遍比較注重公司的管理理念是否科學，比較重視工作環境和氛圍。
認可水平在專業身份認同、專業培養認同以及專業發展認同三個維度上略有差別：第一，專業身份認同的均值高于專業培養認同；第二，為專業發展認同。總體來說，浙江某學院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對財務管理的專業認同處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從平均數看，每個維度上均>3，表明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對自己專業較為認可，但認可程度不是非常高，僅維持在一個中等水平。
（二）不同年級、性別、家庭來源的學生的差異分析
（1）財務管理專業認同在年級上的差異原因分析。一般來說，大四學生通過三年的通識課、專業課的學習和一年的實習，比大二大三的學生更加了解財務管理專業，對專業身份及發展也更加認可。通過調查研究結果符合這一現象，結合實際采訪得出以下幾點原因：
一是學校專業思想教育的原因。學校對于專業思想教育比較重視，大四學生經過三年的培養教育已經把專業思想深深印在腦海里，而大二大三對這些接觸的較少，專業思想還比較淡薄。
二是遇到的現實問題。大四的學生經過系統的學習，對專業的意義及其發展前景有自己的看法，也有更多地參加實踐和實習的機會，面對現實社會中的問題也越多。畢業班的學生，對于自己的發展比大二大三的學生有更明確地定位，所以大四學生對專業認同水平更高。
（2）財務管理專業認同在性別上的差異原因分析。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在性別方面的總體及各個維度上的情況雖然沒有明顯的差異，但女生的專業認可程度的均值普遍比男生的高。造成這一現象可能有如下原因：首先，我國傳統觀念中“男外女內”的思想影響男女對于職業的要求。在我國傳統觀念中，會計或出納比較安穩，往往能滿足家庭和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其次，在男女性格方面，女性做事比較細膩和細心，男性的性格特點則傾向于獨立、粗心等。在人們的潛意識里都認為女性具有做會計或出納的得天獨厚的優勢，與生俱來的細心，讓女性在會計等財務工作中占據了多半天地。由于財務管理本科專業中男女比例較不平均，樣本量差異較大對于研究結果有一定的影響。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女生在選擇專業時，比男生更傾向于就讀財務管理專業。
（3）財務管理專業認同在家庭來源上的差異原因分析。學習動機是激勉、維護和調節每個人學習行為的內在動力。城市的學生一般對于自己的未來發展有比較明確的目標，而且對于財務管理專業近年來的迅速發展有一定的信心，所以專業身份認同、專業培養認同和專業發展認同都會較高。而對于專業發展來說，來自邊遠山區的學生的基礎教育并不是很好，所以對于能夠上大學接受本科教育城市學生比農村學生有較高的認同。對于畢業后的去向，他們渴望尋找條件好、收入高、發展前途遠大的工作，但是會計或出納的工資待遇可能并不能滿足他們對于工作的期待。盡管如此，他們依然對財務管理專業的發展認同度較高，大部分學生都有樹立專業生涯規劃的意識，對自己的未來都充滿了信心。
四、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不僅是明確對財務管理專業學生的現狀及原因的分析，更是要提出獨立院校校企合作對財務管理本科專業的建設和發展以及本專業學生專業認同的合理的、可行的建議，增強本專業學生對該專業的喜愛程度，進一步提高對其的認可程度，也讓院校與企業資源互補達到共贏。
（一）調整培養目標，促進專業熱愛
根據我國財務管理事業的發展現狀及世界財務管理的發展趨勢，要求財務管理人員不僅具有專業理論知識還必須具有相應的實踐經驗，也就說學歷和實際操作能力并重。從數據的分析來看，在專業認同中錄取志愿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財務管理專業招生的第一志愿率在進一步提高，但是生源質量仍然不容輕視。某學院實行的工商管理專業在大二進行分流對于學生的二次選擇具有良好效應。經過一年的專業基礎課程和通識課程的熏陶，學生對于自己人生發展和學習目標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也能有效提升專業認同度。
財務管理本科專業的專業思想教育對于培養學生熱愛財務管理事業、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提升自身修養有著深遠的影響。除了在新生入學時集中對該專業學生進行專業教育外，在平時的教學生活中也應該注重開展就業指導教育。首先，讓學生養成學習專業基礎知識的習慣，提升對專業的認知程度；其次，激發學生熱愛財務管理職業的情感；最后，把專業思想教育與實際教學有效結合起來。尤其是財務管理專業的核心科目，以掌握學生現有思想作為前提，將專業教育思想滲透到每個教學環節中。
（二）提升培養認同，完善培養模式
獨立學院能夠將學校的網絡資源及同企業建立合作關系這兩大優勢與自身的辦學特色相結合，深入到企業中去，對行業發展及相關領域的就業前景做出詳細分析，制定出適合財務管理專業發展的教學體系。首先，應重視會計基礎課的教學。這為學生學習財務管理專業知識進行認知提供良好的基礎；其次，可以通過開設相關技能課程來激發學生的專業興趣；最后，應加強對實踐課程學習的培養。一是要在課堂教學中加強綜合實踐課程；二是要拓寬實踐視野，引導學生在各個方面開展研究性學習；三是要勇于探索，使實踐課程更具創新特色。
學校應拿出強有力的政策來保障專業的師資團隊。鼓勵教師踴躍參與各種學術會議，加強交流及相關研究，并大力提高教師的發展水平；踴躍進行課題研究；促進教師與企業的合作配合，參與實際調研活動，豐富教師的實踐經驗；為教師的進修、深造提供大量的機會，意在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獨立學院可以采取“請進來”和“派出去”的方式，從企業聘用高級財務管理技術人員或邀請行業專家到學校對師生進行培訓，這樣能夠有效的提高教師的實踐能力。
通過各種方式來開展專業宣傳的活動。以“招生宣傳”作為校企互動的契機，校企多贏的碩果則體現在“學生就業”這方面上。在招生時，結合財務管理專業的特色，有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加強對專業培養目標、特點、就業選擇方向的宣傳工作，讓大家對財務管理專業更加了解；第二，與學生實際情況相結合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考生也能根據個人自身情況和對未來的期望報考；第三，加強校企合作，通過實踐基地開展宣傳，從與實踐基地相關人員的溝通著手，激發學生對該專業的興趣。一定程度上要加強學生的專業素質培養，提升企業對該專業學生的接納程度；另一方面要通過實踐基地來增大學校及其專業的影響，提高專業的社會知名度及認可程度。
（三）激勵發展認同，加速職業發展
一要充分利用好實踐教育這一主戰場。在已有的課程基礎上應該更加注重知識的實用性，適當減少理論教學的內容，增加實踐的內容；二是通過假期的實踐機會增強自身能力。財務管理專業的同學可以到小型企業進行見習增加實踐機會，初步了解到崗位性質，工作范圍；三是培養實踐能力。這其中的課外實踐就起著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學校應該讓學生積極參加各種比賽，提高他們對專業學習的信心，為自己將來的就業增加籌碼；四是注重對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實踐意識的增強，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其中。
指引學生建立合理的人生定位和打算應從就業指導培訓入手。第一，就業指導的過程要有長期性，開展培訓教育要從新生入學的第一天開始。讓大學生在剛開始就意識到未來就業形勢的嚴峻。在學習上不僅要注重扎實的基礎、專業以及社會常識，還要注重外語和計算機能力的培養，鍛煉自己的創新思維。大二及大三的學生主要針對專業特性，開展一系列實踐活動。即將畢業的學生應針對確定就業的方向和技巧等，注重自己未來職業的規劃；第二，就業指導的過程要有針對性。因為就業指導的教育是未來讓更多的學生得到就業，并在自己從事的職業中得到良好發展。學生能夠拿到就業協議并不足夠，應幫助學生根據用人單位的特殊性來確定合理的人生目標，把專業和自己現在和未來的發展聯系起來，以此提高其專業認同；②第三，就業指導的過程要體現預測性。對有想要繼續深造的學生，應積極鼓勵他們考研繼續強化自己。
注釋：
① 教育部.教育部關于加快研究型大學建設、增強高等學校自主創新能力的若干意見[Z].2007-07-10.
② 彭艷紅.高師小學教育本科專業學生專業認同的研究[D].西南大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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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濟與管理就業前景范文5
一、成本補償機制
(一)成本補償機制的提出。
1986年，美國紐約大學校長、經濟學家布魯斯·約翰斯頓出版了《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擔：英國、聯邦德國、法國、瑞典和美國的學生財政資助》一書，提出了著名的成本分擔理論，即應由納稅人(政府)、學生、學生家長和社會人士(捐贈)共同分擔高等教育的成本。此后，“成本分擔”論逐漸成為世界各國制定高等教育學費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具體講，高等教育成本分擔主要指中央與地方政府根據各自的財力狀況對高等教育費用進行合理分擔。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則是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根據各自收益高低及支付能力大小對高等教育費用進行補償。有時把高等教育成本分擔與補償統稱為高等教育成本分擔。
約翰斯頓還認為，教育活動的運行，必須投入一定的社會勞動，耗費一定的人力和財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用于教育的人力與物力資源便構成了一定的教育成本。高等教育成本至少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教學成本，諸如教師和行政人員工資、設備、圖書、行政活動等支出。二是研究支出，由于各校對于研究重視程度的差異，這項支出差異比較大。三是學生生活支出，諸如莊房、飲食、服裝等方面的費用。這些支出盡管與學校財政支出關系不大，但學生和家庭必須支出，這是他們接受高等教育所付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關注高等教育成本上升的重要方面。四是放棄的收益，從理論上講，它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組成，無論對于勞動力短缺的社會來說還是對于學生個人來說，都是不可忽視的成本。
(二)成本補償的原則。
高等教育成本在社會(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進行分擔與補償，應遵循以下原則：
1．收益結構原則。收益結構原則，即根據社會和個人收益的大小來確定各自分擔的成本份額。誰收益、誰承擔，收益多、多承擔，收益少、少承擔，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公平的內在客觀要求。
高等教育作為一種準公共物品，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能給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帶來較大的預期收益。這種個人收益是指人們由于受到了更高更優秀的教育，增長了知識，提高了能力，能為個人帶來比其他類教育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更多的收入，即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他的收益存在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一個人受教育越多，收益一般就越大。這部分收益是內在化的，屬于個人收益，是決定個人對高等教育產生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時，高等教育還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提供這種服務還會給社會帶來較大的收益，這部分收益是外在化的，是決定社會對高等教育產生需求的另一主要因素。因而政府、企業與個人在負擔教育成本時應依據各自的收益來決定，不同的個人在負擔教育成本時也應依據收益而定。
在確定高等教育成本分擔與補償標準時，必須符合經濟公平的要求。經濟公平強調的是投入與收入相對稱，它是在平等競爭的環境下由等價交換來實現的。所以，以投入與收入相對稱而言，社會必須承擔一部分成本，受教育者個人也必須承擔一部分成本，混合提供是最符合經濟公平要求的。但是，無論是社會收益還是個人收益，在高等教育所具有的收益中，只有經濟收益能夠用貨幣計量，而非經濟收益則很難用貨幣進行計量。所以，高等教育收益分配存在著相對模糊性，這就使得按收益結構原則確定成本補償標準變得有些困難。
2．能力結構原則。能力結構原則，即以補償能力作為確定高等教育成本補償標準的依據，誰的能力大，多分擔一點，誰的能力小，少分擔一點，這是社會公平的內在客觀要求。
制約社會和個人補償能力大小的因素是各自所掌握的財力。社會的補償能力取決于作為社會代表者的政府所掌握的財力，即通過征稅等多種方式取得的財政收入，這是社會補償教育成本的經濟基礎。個人的補償能力取決于個人所掌握的財力，即通過合法經營和勞動所取得的報酬，一般為稅后可支配收入，這是個人補償高等教育成本的經濟基礎。在經濟發展的一定時期，整個社會的財力是有限的。所以，社會和個人的補償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兩者存在著此增彼減的關系。
在依據能力結構原則確定成本補償標準時，首先應該考慮社會和個人的平均補償能力，即成本補償水平的確定應該符合社會大多數人的普遍補償能力，使補償標準能為大多數人接受。其次，還要參考成本補償能力的差異，即能力強者多補償一點，能力弱者少補償一點。再次，還要考慮社會和個人收入的增長潛力，這是對未來的成本補償能力的一種預測，這種增長潛力是適當提高成本補償水平的基本依據。最后，還可適當參考社會和個人的融資能力?？傊?，社會和個人真正的補償能力才是提出和確定教育成本補償標準的因素。上述兩條原則相互關聯，缺一不可。如果說收益決定了對教育的需求，能力原則就決定了教育供給的可能。但第一條原則無疑是根本的，它集中體現了市場經濟中等價交換的原則。
(三)成本補償的主體。
由于國家、企業、團體和個人均從教育中獲得了好處和利益，根據利益獲得原則和高等教育“準公共物品”的屬性，獲益各方均應分擔相應的教育成本。
第一，個人應成為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補償者之一。由于高等教育總體上可視為一種收益內在化的“私人物品或服務”，這種服務不僅能給學生帶來一定的預期經濟利潤，而且還能夠使他們得到某些非經濟利益。此外，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失業機會比一般人小得多。即使當他們面臨失業時也能迅速地轉換工作崗位，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保持穩定。因此從權益與義務對等這一公平角度看，個人應負擔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或者說，學生個人原則上至少應按教育的成本價格交納部分學費。
第二，政府仍應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補償者。如前所述，高等教育盡管從總體上可視為一種收益內在化的“私人物品或服務”，但它的外部效應十分顯著，因此仍然可視為公共物品。政府對它的投資能夠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當今，發展高等教育已成為增強綜合國力的基本途徑，國家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等，都離不開高等教育的發展。高等教育具有準公共物品性質和較大的社會收益，這就決定了作為這種收益代表的政府，自然應分擔與補償其成本。也就是說，國家和社會肯定應該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最大受益者，高等教育對于社會的外部效應是巨大的。正是基于這一發展事實和基本認同，各國在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承擔了主要的責任。
第三，企業也應分擔和補償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據統計，美國20世紀初工程師和工人的比例為 0．4∶100；60年代上升為2∶100；80年代則達到33∶ 100。在高度現代化生產條件下，普通教育、專業技術教育及中等教育只能培養普通勞動力從事一般的生產勞動，而現代企業需要的從事高科技的復雜勞動者只能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企業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資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從利益獲得原則出發，企業也應參與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擔與補償。這種補償可以通過依法納稅、設立專項獎學金和定向獎學金，幫助償還畢業生在就學期間所借貸學金等途徑來進行。
第四，高校自身也應該分擔和補償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高等學校通過教育活動、附屬企業及醫院向社會提供服務，還將其所擁有的知識優勢、科研設施作為特殊商品，與企業進行交換，推動教育更好地面對經濟建設的主戰場，促進教育改革、改變教育觀念、提高人才素質，也為高校自我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經費。高校同企業結合，企業可以給高校提供生產實踐的園地，提供社會信息，提供用人的位置，而且可以鍛煉和提高高校的科研隊伍，促進高校的教學和科研發展，更重要的是，高?？色@得可觀的經濟收入，利用這些收入又可以購買先進的儀器和設備，高薪聘請著名教授，提高高校的辦學水平。這就直接支持了高校教育事業的發展?？傊咝７謸脱a償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是理所當然的。
第五，社會人士也間接成為高等教育成本的補償者。雖然社會人士從高等教育中沒有直接獲得收益，但是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利于國家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等，因此社會人士從社會收益上講，也能獲得較高的回報。而且通過對高等教育的成本補償，可以獲得很高的聲望，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因此，社會人士也間接成為高等教育成本的補償者。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對高等教育實施成本補償，從20世紀以來各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看，其補償更多的是個體昕應承擔責任的“象征”意義上的經濟補償。從受益的角度分析，由于個體在接受高等教育后無論從經濟收益上，還是從社會收益上講，都能獲得較高的回報。各國在個體承擔培養成本補償額度的確定時，總是將個人和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作為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本部分中的高等教育成本補償，主要是指從受高等教育者個人或其家庭分擔的一部分高等教育培養成本的角度來說明。
(四)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回收)對社會公平的影響。
教育經濟學對社會公平一般考察三個方面的指標：第一，公共教育資源在全體社會成員中的分布狀況，即考慮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具體又包括公共教育資源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和公共教育資源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第二，社會成員收入分配結構的公平。第三，整個教育系統中公共資源在不同教育層次之間配置的結構公平問題。
1．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回收)對社會公平的積極影響。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實現教育公平、機會均等與提高高等教育系統資源配置效率都有積極的意義。適度的收取學費，可在一定程度上舒緩公共財政壓力，增加高校收入，擴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規模，更大限度地滿足社會與個體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成本回收應該成為高等教育的一個長期策略。
(1)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促進高等教育機會均等。公共教育資源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是考察教育資源配置結構性公平的一個指標。在高等教育公共投資呈不變或遞增情況下，實行成本分擔，每個大學生的培養費的一部分由學生自己或其家庭來承擔，這樣每個大學生所消耗的公共教育資源就相對少一些，從而可使高教資源總量增加。
公共教育資源在不同收入水平社會成員中的分配，是考察教育資源配置結構性公平的另一個指標。世界銀行兩份研究報告顯示，盡管社會中的中高收入者和白領階層僅占總人口的少數，但是他們的子女卻占有了公共高等教育資源的大多數。這方面的研究發現：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是免費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實行高等教育成本補償政策，可以使有限的公共高等教育資源向不同收入水平的社會成員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高收入學生需要為他們的高等教育承擔更大比例的私人成本，可以因此“釋放”出一部分公共資源，若把它們用于設立獎學金等以資助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則可以部分地糾正窮人通過稅收機制為中上收入家庭學生支付高等教育費用的不公平現象。
(2)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大學收取一定的學費，可以使高等教育經費供給的總量有所增加，因此也就可以為更多的人提供上大學的機會，從而使受高等教育的社會群體擴大。從長遠觀點看，這將會導致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結構發生變化。在比較規范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由于擁有較多的人力資本，因而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當通過大學收費的成本補償政策，使得更多的人能夠上大學，導致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在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大大增加，從而使其競爭優勢相對減少時，相對的收入水平就會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社會群體縮小了，其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也相對減少了，從而使競爭優勢得到相對加強，相對的收入水平也就會相應提高。這就說明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可以促進收入分配公平。
(3)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促進公共資源在不同教育層次之間配置的結構公平。在政府特定的教育投資下，通過成本補償，同樣可以節省政府的公共高等教育資源。在公共教育資源總額不減或遞增情況下，公共負擔的高等教育資源減少，意味著可以通過轉移支付方法將因實施高等教育成本補償政策所節約的公共教育資源，轉移支付到初、中等教育上去。從有關教育回報率的角度看，社會用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上的投資，回報率要高于高等教育。因此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把公共資源重新配置到初、中等教育上，將會增強資源配置的效率。
2．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回收)對社會公平的消極影響。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在對社會公平起積極的影響作用時，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1)成本回收對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一般說來，實行成本回收對低收入家庭學生產生的消極影響更為嚴重。在實行成本回收后，一些付費能力低的人卻可能因此喪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將導致學生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發生結構性變化，從而對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產生負面影響。
(2)成本回收對收入分配公平的影響。評估公共高等教育資源分配效應的一種最佳的方法是比較不同收入組別學生獲得的凈收益。美國一些學者得出的結論是，公共資助使高收入水平家庭的收入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水平家庭轉移。最為顯著的是最高收入水平家庭向年收入在40000美元以下家庭的收入轉移(陸根書、鐘宇平， 2002)。在這種情形下，實行成本回收顯然會使高等教育系統中公共資源的分配向更不公平的方向發展。綜上可見，高等教育系統中公共資源的分配效應是非常復雜的，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對高等教育的公共資助是把窮人的收入再分配給富人，還是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給窮人，并沒有得到實證研究的充分說明。
(3)成本回收對整個教育系統公共資源分配結構的影響。僅僅考察高等教育系統內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學生所分享的公共資源是否公平還不夠，還必須考察整個教育系統中不同教育水平學生所分享的公共資源是否公平。如果整個教育系統中公共資源的配置偏向于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系統內部公共教育資源的配置又偏向于富裕家庭出生的學生，則公共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公平程度就可能會進一步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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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高等教育的成本補償機制
美國高等教育成本補償模式最大的特點在于它的形式多樣性。從形式上講，其采用的成本補償模式幾乎囊括了前面提到的所有已知的成本補償形式(除畢業生稅以外)，而且即使從一種具體補償形式來看措施也不盡相同。
在美國，為了確保學校的經費來源，通常采用實時付費制。但由于不同學校的性質、聲譽、校址以及學科和專業不同，學生的培養成本和就業前景、未來收入會有一定的區別，高校對學生的收費標準也就有所差別?？傮w趨勢是學費占據高等教育經費的份額越來越大，且隨著生均培養成本的提高而呈現增長趨勢。
在美國，預付學費制包括學費儲蓄計劃和州學費預付計劃。學費儲蓄計劃又分為州儲蓄、國家儲蓄和商業儲蓄計劃等。由于州儲蓄計劃一般只限于州內實行，如果高中畢業生要進入其他州的大學，州儲蓄計劃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這是該計劃最致命的缺陷。國家儲蓄計劃使用全國通用的儲蓄債券很好地避免了州儲蓄計劃的缺陷，但是由于這種債券的回報率無法與學費的上漲同步，因此也不是很有吸引力。商業儲蓄計劃由大學儲蓄銀行進行業務操作，其優點是風險由投資者、銀行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共同分擔。州學費預付計劃，即預先按照現行價格付清學雜費，以后無論學雜費上漲到何種水平都只按現行價格收費，這樣既解決了高等學校的財政緊張問題，又能使居民家庭不必擔心學雜費上漲得太離譜。
美國政府還采取延遲付費制，通過低息貸款、獎學金、貸學金等盡可能地擴大和保證平行的入學機會，幫助學生上大學。20世紀60年代以來，聯邦政府實行的眾多高等教育法案，其中包括《高等教育機會法案》，使聯邦政府撥出大量經費，以設置獎學金、貸學金等方法，直接發給學生，支持青年進入高等學校學習。90年代，為了減少壞賬風險，克林頓政府創造性地提出“國家服務”計劃：如果學生畢業后的收入不足以償還貸款，可以做兩年的社會服務工作來抵債。這樣，一方面使所有想上大學的青年不必顧慮日后償還債務，另一方面也為社區提供了一支素質較高的社會工作隊伍。
三、日本高等教育的成本補償機制
日本高等教育成本補償模式采用實時收費與延遲收費相結合的補償模式，具體特點主要有兩個：
(一)國、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學費差距懸殊，家庭負擔比例大。
國、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一個根本性的區別是，國、公立大學的日常經費主要來自中央、地方政府，私立大學的日常經費主要由學生的學費來解決。根據日本文部省的調查結果，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費包括聽課費、入學注冊費和檢定費三項。所有國立大學不分地區、學科專業實行相同的收費標準。私立大學的學費除包括同國立大學相同的以上三項費用外，還有設施、設備使用費，所以私立大學學費遠遠高于國立大學。隨著日本國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國立、私立大學之間懸殊的學費差距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日本教育上一個重要問題是家庭負擔的教育費過重。從20世紀60年代起，日本就采取了“保持國、公立大學和高中的學費穩定、擴大公共教育費支出、減少以義務教育為中心的各級公立學校教育費家庭負擔”的政策。公共財政負擔的比率占總教育費的66％左右，私費負擔約占34％。從總的趨勢看，盡管日本政府采取積極鼓勵私人辦學和國家補助的政策，為振興私立學校、減輕學生家庭負擔采取了一些措施，公共財政負擔的比率有逐年上升的勢頭。但實際上學生家長對教育費的負擔仍然較重，每個家庭都將工資的相當大的一部分用在子女教育費上，這對工薪階層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負擔。
(二)學生貸款及成本補償相關輔助制度完善。
從成本補償形式來看，日本一般只采用延遲付費制中的學生貸款方式。具體實施方法有日本育英會獎學金制度。此獎學金實際上是一種貸學金，貸款形式主要以商業抵押貸款為主，需要學生畢業后定期定額償還，具體分為無息、有息兩種。該獎學金由國家財政補貼，還款期限長達20年。為了減輕學費對學生及其家庭帶來的壓力，日本政府還采用學費減免制度。學費減免制度只針對國立大學學生，私立大學學生無權享受此待遇，除以上兩種配套政策以外，日本的勤工儉學制度也相當完善。日本大學生收入的1／5是來自于本人的打工。
四、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的成本補償機制
1989年澳大利亞開始實行高等教育貢獻計劃，以征收畢業稅而非立即繳納學費的方式向學生收取一定的教育成本，學生按學科和學習負荷繳納相當于成本20％的學費。一方面避免抑制高等教育入學意愿，另一方面又可以促使高等教育受益者適度分擔高等教育成本。這種制度是修改后的實時付費制與延遲付費制的學生貸款的結合，體現了高度的靈活性。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成本補償繳費方式有三種：一次性繳納HECS規定所應承擔的教育成本，給予25％的折扣；先繳納 500澳元或以上的教育成本，其余的延期支付，所繳納的部分給予25％的折扣；全部所應承擔的教育成本延期支付。
(一)學費的專業差異。
按照學生專業不同，學費分為三類：對于藝術、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行為科學、教育、視覺／表演藝術、護理、司法與法學研究等學科專業，收費級別為第一級，收費標準為3521澳元；數學、計算科學、健康科學、農業／再生資源、建筑環境／建筑學、自然科學、工程／加工、行政管理、商業與經濟等學科專業，收費級別為第二級，收費標準為 5015澳元；法律、醫藥學、醫學、牙醫、牙科學與獸醫學等學科專業，收費級別為第三級，收費標準為5870澳元。這表明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具有很強的針對性，適應了不同學生的需求。
(二)學費折扣。
學生在開學時，如果一次性繳納學費，將享受折扣。1989年實施的HECS計劃，在學生選擇一次性繳納所應負擔的高等教育成本后，給予15％的折扣，后來聯邦政府為鼓勵更多的學生選擇一次付費方式，將折扣增加到25％。
(三)收入掛鉤的貸款。
HECS計劃在1989年實施時每年的償還比例是債務人工資收入的2％。1994年改為按工資收入高低將償還比例分成四個等級，從2％到5％。 20世紀90年代后期償還比例分為七個等級，從 3％到6％不等。這表明比例劃分等級的增加體現了公平的原則。償還比例的提高也有利于縮短還貸年限，使政府盡早地收回貸款。
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學生貸款的管理由澳大利亞稅務署負責，解釋與延期償還債務有關的事宜，如HECS償還債務的計算方法和物價指數的變更。同時，為了盡快收回HECS的債務，對于自愿提前償付債務達500澳元的，給予25％的獎勵。
五、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回收)機制的經驗與啟示
1．成本補償形式多樣化。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形式可以分為實時收費制、預付學費制和延遲付費制三種。實時付費制是一種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都較為流行的成本補償形式。大多數國家成本補償都采用多種形式，相互補充，以適應不同學生群體的需要，確保了學校的經費來源。如美國成本補償形式中的預付學費制就包括學費儲蓄計劃和州學費預付計劃，同時美國政府還采取延遲付費制，通過低息貸款、獎學金、貸學金等盡可能地擴大和保證平行的入學機會，幫助學生上大學。澳大利亞則實行高等教育貢獻計劃，一方面可以避免抑制高等教育入學意愿，另一方面又可以促使高等教育受益者適度分擔高等教育成本。除此之外，相關的輔助制度也比較完善，如日本的學費減免制度和勤工儉學制度等，都對高等教育成本回收起了重要作用。
2．學費呈不斷上升趨勢。實踐表明，世界性的無限制增加公共高等教育資源的做法，逐漸轉為在繼續增加高等教育的公共資源的同時，由受益者分擔高等教育成本的思路。而且收費比例和標準因國別而不同。但總的趨勢是學費占據高等教育經費的份額卻越來越大，且隨著生均培養成本的提高而呈現增長趨勢。
3．收費標準差異化。多數國家的經驗表明，高校實行收費政策是大勢所趨。根據成本分擔原則，高校對學生的收費標準將表現為學校、學科和專業差別。比如，學費與國民收入的比例、學費與高校的比例和學費與培養成本的比例等，由于各國的財政模式、教育管理政策等的不同，各國之間仍將保持較大的差異性。
4．合理核算教育成本，確定適度的成本補償率。由于教育成本核算是確定學費的基礎，學生交費就要擁有對教育成本的知情權，自然也就會對教育成本的合理性、可靠性提出質疑。因此，進行教育成本研究和分析，不僅對確定學校的經費開支標準與學費標準是必要的，而且對加強教育管理、提高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也具有重要意義。盡管高等教育成本補償是世界各國普遍的做法，但對成本補償率也無統一的標準。從國際經驗來看，公立高校一般在20％左右，私立高校則更高。
5．適度收費與完善的助學制度相結合。完善困難學生資助體系是實施教育成本補償政策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是教育公平得以實現的必要保證，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和機構有義務通過各種方式來幫助完善困難學生資助體系。世界各國的資助范圍、資助的幅度各不相同，資助的方式一般包括勤工儉學、無償援助等。如美國約有40％的大學生接受各種形式的經濟資助，每年來自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學校自身和企事業團體個人的經濟援助有幾百億美元，其中政府和學校的援助占 70％，其資助形式有助學金、輔助金、半工半讀、貸學金；大學資助項目有給優秀生提供獎學金、聘請為助教或實驗員、假期開設的課程收半價等。
6．引入延期支付措施，減小實施成本回收的阻力。為減小實施成本回收的阻力，引入延期支付措施，是一條成功的國際經驗。從實踐看，延期支付措施主要有兩種：視收入償付的貸款(in-come-contingent)和抵押貸款。第一種形式的貸款，學生可用來支付學費或生活維持費用或兩者均可。償付可按一個較優惠的利率通過稅收或全國的保險系統或一個獨立的自主社團進行，償付期限比較靈活，主要根據薪金水平及年薪中應該償付的最高限額確定。抵押貸款的償付則要在一個相對較短的特定期限內完成。現在還有一種方式正引起越來越多的討論，即畢業稅，是讓大學畢業生通過全國征稅系統終生支付一個高于非大學畢業生的稅率。
